2023年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模板11篇)

总结是一种追溯和归纳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事物。写总结时要注意掌握好篇幅和深度，既要全面而不失重要信息，又要简明扼要以节约读者的时间和精力。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结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面是一些不同领域的总结范例供大家参考。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一

2019年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名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重要文章。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的一部分。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呼格吉勒案等一批冤假错案，这些案件的存在表明目前我国的法治体系仍然存在疏漏和不科学。呼格吉勒案从案发到嫌疑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仅61天，本应起到维护司法公正作用的一道道程序防线纷纷“失守”。全面依法治国，努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全社会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吁。二是建设一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不懂法，如何执法？信念不强，如何维护公平正义？黑恶势力屡除不尽，有执法者不担当、不作为的原因，更甚者执法者充当违法者的保护伞，为其保驾护航，黑恶势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全面依法治国，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全面完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为在全社会营造法治氛围打好基础。

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指出了方向和发展道路。“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依法治国关系到社会稳定，在全面依法治国道路上，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走中国法治道路。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二

摘要：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重要布署。小康社会的标准包括法治标准，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过程。“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必然是包括“法治小康”在内的“全面小康”的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逻辑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法治军”共同推进，实现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人治；法制；人民当家作主。

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会，隆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习近平强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2014年10月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聚焦“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会中，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在党史上第一次。wen.白话文cn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十八大至今，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路，“依法治国”贯穿其中。无论是改革还是反腐，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从司法实践方面，习近平要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最近一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依宪治国是根本1.“宪法高于一切”

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同时信访制度也实行改革，涉诉涉法信访全面纳入法制轨道。这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心进一步开启法治国家进程，更加重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总书记，出席纪念宪法30周年大会时，重申宪法高于一切。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说，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要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他重申了十八大报告的提法：“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2、司法公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今年6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若干意见及方案。习近平说，试点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及时启动工作，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3.依法改革--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全面改革，正在改变“套路”。今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过去官员违纪、违法、犯罪，都是由纪委负责，等到事情都定了，构成犯罪的，就会移交给检察机关。以后如果官员贪腐构成犯罪，就会直接交给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取证。”

习近平多次强调制度对反腐的重要性。在年初召开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近平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

1、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这个总目标作出了阐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实施宪法要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次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4、完善立法体制。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5、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政府是执法主体，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6、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保障和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提出了重要改革措施。

7、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8、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9、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10、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三

自2004年国务院通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来，北京市全面贯彻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要求，已经初步形成了依法治国的“北京样本”。依法治国的“北京样本”，就是在坚持和加强党对地方法治全面领导的背景下，通过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格局不断发展地方立法体系，通过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建设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形成完备的地方立法实施体系，通过行政复议委员会改革和贯彻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形成严密的地方法治监督体系，探索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建立有力的地方法治保障体系。

高度重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地方立法工作格局，地方立法体系逐渐完备。近年来，北京市人大和政府在地方立法方面成效卓著，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首都地方立法格局，即：坚持市委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增强市人大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市政府在法规制定中的基础作用，加强市人大会和市政府内部的整体统筹，加强市人大会与市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等。同时，北京市政府法制办通过构建公开征求意见、相对独立的法律审查、公开征集立法项目等一系列制度(包括《北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法律审查要点》、《北京市政府规章立项论证办法》、《北京市制定政府规章征求意见办法》等)，以提升立法工作质量为目标，以科学化、民主化为切入点，架构了政府立法工作的制度框架体系，成为北京市地方立法体系不断健全的基础制度保障。

不断健全和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强化专家和公众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在现代国家，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制定的综合项目与长期规划，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例如设定优先次序、合理分配资源、研究、规划、确定目标、指导和策略性的执行)来进行决策、实施。在这些行政决策中，行政机关与私人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利益对立关系。对抗式程序理念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程序制度并不完全适合这种非对立利益主体的关系结构。在此背景下，北京从2011年起就开始探索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度化建设。北京市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应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性规定;明确界定重大决策事项的范围;明确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对于未履行必经程序的重大事项，不得做出决策。

通过多项机制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基本实现。北京市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管的运行体系和工作机制。整合原食品办、药监、质监、工商等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责，组建新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筑就食品药品安全的天网。同时，通过不断完善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使全市抽查案卷优秀率从2003年的53%提高到2012年的99%，不合格率从11%下降到不足1%;针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缺位”、“错位”问题，北京市政府专门制定了行政执法协调制度，并于2010年建立由市政府法制办牵头的行政执法联席会议机制，构建行政执法机关信息沟通、问题协调、执法协作的平台，及时有效地解决行政执法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程序，加强执法信息共享，有力避免了“以罚代刑”现象的发生。

推动行政复议改革和司法公开为民，法律监督体系基本建成。2007年9月，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由北京市部分高校、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推荐的专家、学者、律师担任非常任委员，专门负责审议市政府重大疑难行政复议案件和研究北京市行政复议工作重大问题，改变了以往完全由行政人员处理行政复议案件的办案模式，保证了行政复议的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同时，积极推进听证、公开审理、实地调查等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新模式，加强案前、案中的和解与调解工作，有效化解大量行政纠纷，做到“案结事了”。北京市高院开展裁判文书公开、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司法公开走在全国法院前列。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促进执法办案环节的信息公开，依法保障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得到全面落实。自2008年5月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制定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建成市政府信息公开大厅和首都之窗“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等平台。仅通过首都之窗“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就向社会公众公布各类政府信息达76.72万条。特别是从2011年起，在全国省级政府中率先公开市级部门决算、“三公”经费、行政经费和公务用车总量信息，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2012年公开预算的市政府部门达到78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2年《法治蓝皮书》中，北京市高居“中国政府部门透明度”各省级政府排名之首。

坚持系统治理，特别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北京市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重视社会的系统治理，在本市层面积极探索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北京路径。相关经验包括：首先，以辅助性原则为基础，明确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理界限。如深入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贯彻简政放权，理清国家、政府、社会之间的合理界限。其次，建立开放的信息交流机制和畅通的意见表达机制。即通过立法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实现，确保公共信息得以在不同系统自由流通，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畅通表达机制，确保不同群体的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今年出台的《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对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更充分的保障。再次，建立制度化的权力转移机制。这种转移，应既包括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与国家管理之间的转移，也包括国家不同管理方式(如行政许可与事后监管)之间的转移。最后，建立无缝隙的权益保障机制。一方面，应确保不同救济渠道的有效运行，防止将所有纠纷集中于政府、法院;另一方面，也应防止因个别救济渠道不畅而造成权益损害。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研究”(项目号：13zda05)的阶段性成果。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四

一、前言。

1982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现行宪法，为体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变了以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国家机构”之后的惯例，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这种次序的调整反映了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方法——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机构的权利，也体现了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前提。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宪法第五条第一款，将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并发布，《决定》成为一部更全面、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像以前的全面抗战一样，同样的需要全民参与，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充分相信并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让人民群众做法治的宣传者和贯彻者。那么，中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究竟碰到了哪些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应当遵循哪些方法？这些都成了我们全面推行以法治国的绊脚石，而其破解之法也就在于确定哪些方法为我们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总指导。

二、我国推进依法治国的概况。

自1999年始，我国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之后，我国先后制订了《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政府采购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引渡法》、《物权法》等一系列促进依法治国的法律，更有大量的法律修正案被先后制定以及推出了更多的司法解释；从数量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得到了空前的完备。但在司法执行的过程中，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够等等一系列的“执行难”问题。

（一）法律数量惊人、更新超速。

截止2014年12月，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基本上，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每个月都会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送达》，在时间上中国几乎达到了每七天就会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的情形。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说，于1954年制定在至今不到65年的时间里先后于1975年、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修订了七次，平均每7年修订一次，全文分为四章有138条之多；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于1787年制定，至今200多年，只是分别于1791年、1798年、1804年、1865年、1868年、1870年、1913年、1919年、1920年、1933年、1951年、1961年、1964年、1967年、1971年、1992年共修订过十六次，平均每14年修订一次，全文仅有27条，我国现行宪法的更新速度是美国宪法的二倍，而且宪法的条文数目是美国宪法的五倍之多，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数量之大，更新速度之快。

（二）司法公信力较差。

衡量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的标准有四：一是司法是否有权威；二是司法是否得到社会认同；三是裁判是否得到尊重和执行；四是司法工作是否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逐个层面来分析我国的司法公信的问题。第一，司法不够权威。自从建立起信访制度，我国公民每年都掀起“上访潮”。据统计，2004年全国受理群众行政上访1373.6人次，其中，揭发举报类占22.1%，申诉类占30.9%，求决类占36%，建议类占2.2%。群众“信访不信法”，人民群众通过行政部门上访来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虽然，上访解决问题要比法律程序来的快，效率高、见效快，因此很有“群众市场”，但是长期以来的上访使得群众对中国法律失信，司法权威被“上访”颠覆。第二，我国司法的社会认同度不够。由于“方便快捷”的“上访”，人们更愿意相信“上访”才能更加的省时省力又省钱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上访”的社会认同度就远高于司法的社会认同度。第三，司法裁判的执行力度不够，在我国内陆相当一部分的基层法院，“执行问题”是“老大难”，尤其是行政案子，在内陆地区基层法院的执行率往往达不到20%，一些象征着国家脸面的行政机关、办事机关反而成了很难执行的“钉子户”。第四，司法工作让部分社会阶层失望。“上访”易而“司法”难，加上“执行成为老大难”，往往让人民群众对司法渐渐失望，国家与公民“争”财产却得不到司法的保护，这样的行为破坏了司法公正，破坏了司法公信力，有损政府威望，也让老百姓失望。“狗头金”事件让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失望，人们通过先占取得的财产所有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而被冠之以“国家所有”，这甚至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财产不受侵犯”的相关法律的，这甚至是是对宪法和法律的一种亵渎。

（三）法治教育观念落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中国建设成文明法治、法律至上的国家是需要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全民守法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的。因此，法治教育就不同于法学教育，因而全民都需要也应该去培养自身的法治素养，从小树立起法治观念，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全民守法。在我国，法治教育没有在各阶层推广开来；尤其是在小学、中学阶段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生课堂。相对于美国法治教育从中小学就进入课堂来说是一种教育观念的落后，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国至今未能实现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全民守法的原因，同时又是我国造成我国“执行难”和“暴力执法”的诟病之一。民众不知法、不懂法，也就不会敬畏法，自然也就不会乖乖的守法，民众不知法、不懂法，面对“暴力执法”只能是束手无策的，往往放弃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就助长了“暴力执法”，才会出现“城管无敌”。因为一旦缺少了民众的执法监督，不仅浪费了监督司法的资源，也加大了民主与法治的成本。究其根源，法治教育问题才是其滋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根据前文介绍的情况来看，行政权力就像是“森林中不受约束的猛兽”，时时威胁着我国的司法审判权力，其中是以行政上访的泛滥尤为严重的。本应当由司法审判活动来解决的纠纷却通过上访来解决，这是对司法审判权的蔑视，这是对中国法治、中国法律的践踏。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行政权力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事实上，国家每宣布一项公民的权利，国家也就多一份保证这种权利实现的义务。不能只宣布公民权利而不对这种公民权利进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也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法治目的和法治效果。其次，人民法院司法活动往往受到纪检委的制约和限制。这样就出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司法审判权的独立？如何协调行政部门上访与司法审判机关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的纪律检查工作与人民法院司法审判机关的司法独立审判活动？如何针对行政腐败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合理化解决方法？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关乎着我国司法审判权真正独立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司法审判权独立的影响往往间接影响到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三）中国式法治教育。

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不同的历史渊源就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普适观念。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而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封建社会历史大概有1000多年，美洲国家则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古希腊时期的欧洲，更是出现了奴隶社会的民主政治实践，在古罗马时期的欧洲更是出现了闻名于世界的《十二铜表法》、《万民法》、《查士丁尼法典》等经典的世界性法典、法律条文。也就是说我国是一个富有封建土壤的国家，相对于民主法治的土壤相对贫瘠；而欧美这些民主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原本就有着民主建设、法治建设的历史渊源。由此可见，我国与欧洲国家以及美洲等等这些民主法治程度高的国家在法治教育的文化背景上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不能像欧美这些国家一样通过文化熏陶来搞法治教育，我们要有中国式的法治教育。但是，哪种法治教育模式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要构建什么样的中国式法治教育模式就成了重要问题，在构建这种法治教育模式需要用那些法治方法来指导，这是又一影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因素。

针对我国立法质量较差的问题，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高质量立法的方法。首先，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严格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其次，在人员配置上，吸纳更多的法学专家参与立法，广泛借鉴外国优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立法经验；再次，通过广泛的社会调研、调查取证颁布每一部法律，以提高立法质量；最后，建立立法违宪审查制度，通过设立立法违宪审查机构规范各立法机关和立法部门的立法活动，达到提高立法质量的目的。另外一方面，要树立法律权威，增强法律威望，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应当是稳定的，一部法律的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这部法律的社会适应性的强弱，必须要颁布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法律。遇到还不成熟的法律要谨慎颁行、保证法律的社会权威性。

（二）司法审判权独立的方法。

司法审判要独立，因为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重要的前提条件。具体有这么几点要求:第一，司法审判活动只服从于法律，而不受其他任何机构的制约；第二，要创立规范信访的法律制度，实现依法信访、依法上访，以解决信访制度与司法审判独立之间的相对矛盾，实现信访活动的规范化，破解“信访不信法”的依法治国难题；第三，要创立监督司法审判权的法律制度，实现依法监督审判活动，解决司法审判监督机构与司法审判机关司法独立审判活动的相对矛盾。

（三）全民式法治教育的方法。

前文中提到，我国与其他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我国应当实行相应的政策构建新的适应我国国情的法治教育模式——全民式法治教育。针对新一代的学生，还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我们可以通过增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基础法治观念的课程以树立中小学生的民主法治观念，正处于大学学习阶段的同学通过开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的必修公共课以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治观念。针对处于工作状态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领导员工，通过增强企业、事业单位定期法治观念教育的方式灌输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的目的。针对居住在农村和年纪较大的人民群众，可以借鉴2014年全国优秀法院富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说法”活动，对这部分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的教育。由此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全民学习，贯彻全民式法治教育方法。

（四）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方法。

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法治理念，抵制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法治观念的毒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旗帜。我们有必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方法，以此来保证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不偏不倚，认真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路线不动摇，朝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昂首向前！

（五）阳光司法与阳光执法的方法。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所有的“恶”暴露在阳光之下就会瞬间消失。司法权力与行政执法权力也是一样，如果在阳光下暴晒也能达到一定的防止权力腐化泛滥的效果。贯彻阳光司法方法主要要坚持并实现立法公开化、司法立案开化、司法侦察公开化、司法取证公开化、司法审判公开化等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程序公开化，可以采用同步型公开与之后型公开相结合的公开方式。对于相对可以同步公开化的内容采用同步型公开方式，而对于相对不可以公开需要一定时间作为前提的内容采用滞后型公开方式；既保障阳光司法，又保证司法质量。贯彻阳光执法方法主要要实现并坚持行政权力的公开化运行、行政经费的公开化等等，以阳光政府为外化，大力贯彻“晒账本”等阳光执法活动。通过阳光司法与阳光执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从而大力促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进程。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五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有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

1、切实推进人权和普法宣传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特权。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的法律知识教育，让公民汲取法的养分，提高法律意识，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漠视法律的民众。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尊重个性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执法情况看，可以说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非常普遍。当事人通过各方面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应当努力提高法官素质，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网。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六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是法治保障和维护下的社会，没有法治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力行法治的过程。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使整个社会具有和谐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依法治国;和谐社会;相互促进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改革和发展越来越要求法制来引导、规范和保障的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把法制建设提高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写入党的基本纲领之中。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把这一治国方略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国家也不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对于依法治国的涵义，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科学的阐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使我们党从主要依靠政策到主要依靠法律来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党在治国方式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的重大改革和完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其功能处于最大优化状态的社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紧密联系、互相协调，整个社会才能始终保持有序和谐的状态。和谐社会的理论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以下6个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范畴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主法治。那么，什么是民主法治呢?胡锦涛指出：“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由此看来，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治国的主体;二是治国的客体;三是治国的依据;四是治国的实质。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最高层次的主体。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其中国家事务是依法管理的重点。只有将国家事务纳入法律调整和控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才能真正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的实质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中国首先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治理国家的最佳选择模式。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同样证明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法治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关键。

首先，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法治起源于西方，其根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____之人性恶论。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向高层次发展，以摆脱任何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运行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顺利发展。这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须和趋向文明的表现。

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必须依靠法治建设。只有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才有真正的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说必须转变“法治工具论”的错误观念。我们必须树立法律是全民的法律，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理念，以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感。我们要提高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法律素质，在全体公民中养成自觉守法、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事实证明，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也离不开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强大力量，更离不开包括政府及普通民众在内的全社会对法律的共同认同感。因为，只有在有认同感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才会自觉遵守法律，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法治社会才能形成，社会才得以保持和谐。

其次，秩序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而法治所维护的秩序则主要就是要呈现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法治，无论是作为治国方式，还是作为依法办事的原则，最终都要表现为一种秩序。而有条不紊、充满生机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在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良好的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法律的功能和使命就是通过有效地解决纠纷、防止纠纷来形成和维持秩序，保证社会各种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

再次，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显著特点。

我们党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法治和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两项核心标志，具有独立自存的价值。”由此看来，实施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障。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建立和健全民主政治。而民主和法治又总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政治参与的广泛性离不开法治，政治决策的程序性、公开性离不开法治，政治权力的制约性、政治局势的稳定性离不开法治。民主政治一定是法治的保障和维护下的民主政治，没有法治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就不会有高度的民主政治，也谈不上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政治必须通过法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建立和健全民主政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厉行法治的过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即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仅意味着法律制度将得到全面的遵守，而且意味着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等法的“内核”将得到全面的体现。这正是从形式法治转向实质法治的根本要求。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目标是完全统一的。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法治的社会。只有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才能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使整个社会具有和谐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七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当前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志关于“四个全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现阶段事业发展，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从“四个全面”逻辑联系的高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意义。“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把握全局、深谋远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从理论创新的起点看，“四个全面”彰显了鲜明的事业导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导向;从重大主题的关系看，“四个全面”有总有分、层层深入;从逻辑演绎的过程看，“四个全面”有破有立、对立统一。“四个全面”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探索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看，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法治保障的基础地位。其他三个“全面”同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本质上是现代化与法治化、改革与法治、党和法的关系。没有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其他三个“全面”就难以落实，“四个全面”的理论架构也会出现缺陷。二是法治价值的定向作用。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综观“四个全面”，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就如镜中花、水中月;没有法治精神的引领，改革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法治信仰和法律制度，党的宗旨就难以实现。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标志着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日臻完善，国家治理的战略格局日趋定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推进每一个“全面”，都既要考虑具体情况，更要从“四个全面”的大局来统筹谋划。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深刻内涵。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八

1982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现行宪法，为体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改变了以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国家机构”之后的惯例，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这种次序的调整反映了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方法——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机构的权利，也体现了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前提。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宪法第五条第一款，将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并发布，《决定》成为一部更全面、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依法治国路径图。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像以前的全面抗战一样，同样的需要全民参与，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充分相信并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让人民群众做法治的宣传者和贯彻者。那么，中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究竟碰到了哪些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应当遵循哪些方法？这些都成了我们全面推行以法治国的绊脚石，而其破解之法也就在于确定哪些方法为我们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总指导。

二、我国推进依法治国的概况。

自1999年始，我国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之后，我国先后制订了《反垄断法》、《劳动合同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政府采购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引渡法》、《物权法》等一系列促进依法治国的法律，更有大量的法律修正案被先后制定以及推出了更多的司法解释；从数量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得到了空前的完备。但在司法执行的过程中，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够等等一系列的“执行难”问题。

（一）法律数量惊人、更新超速。

截止2014年12月，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基本上，各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每个月都会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送达》，在时间上中国几乎达到了每七天就会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的情形。就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说，于1954年制定在至今不到65年的时间里先后于1975年、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修订了七次，平均每7年修订一次，全文分为四章有138条之多；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于1787年制定，至今200多年，只是分别于1791年、1798年、1804年、1865年、1868年、1870年、1913年、1919年、1920年、1933年、1951年、1961年、1964年、1967年、1971年、1992年共修订过十六次，平均每14年修订一次，全文仅有27条，我国现行宪法的更新速度是美国宪法的二倍，而且宪法的条文数目是美国宪法的五倍之多，由此可见我国的法律数量之大，更新速度之快。

（二）司法公信力较差。

衡量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的标准有四：一是司法是否有权威；二是司法是否得到社会认同；三是裁判是否得到尊重和执行；四是司法工作是否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逐个层面来分析我国的司法公信的问题。第一，司法不够权威。自从建立起信访制度，我国公民每年都掀起“上访潮”。据统计，2004年全国受理群众行政上访1373.6人次，其中，揭发举报类占22.1%，申诉类占30.9%，求决类占36%，建议类占2.2%。群众“信访不信法”，人民群众通过行政部门上访来达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虽然，上访解决问题要比法律程序来的快，效率高、见效快，因此很有“群众市场”，但是长期以来的上访使得群众对中国法律失信，司法权威被“上访”颠覆。第二，我国司法的社会认同度不够。由于“方便快捷”的“上访”，人们更愿意相信“上访”才能更加的省时省力又省钱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上访”的社会认同度就远高于司法的社会认同度。第三，司法裁判的执行力度不够，在我国内陆相当一部分的基层法院，“执行问题”是“老大难”，尤其是行政案子，在内陆地区基层法院的执行率往往达不到20%，一些象征着国家脸面的行政机关、办事机关反而成了很难执行的“钉子户”。第四，司法工作让部分社会阶层失望。“上访”易而“司法”难，加上“执行成为老大难”，往往让人民群众对司法渐渐失望，国家与公民“争”财产却得不到司法的保护，这样的行为破坏了司法公正，破坏了司法公信力，有损政府威望，也让老百姓失望。“狗头金”事件让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失望，人们通过先占取得的财产所有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而被冠之以“国家所有”，这甚至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财产不受侵犯”的相关法律的，这甚至是是对宪法和法律的一种亵渎。

（三）法治教育观念落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中国建设成文明法治、法律至上的国家是需要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全民守法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的。因此，法治教育就不同于法学教育，因而全民都需要也应该去培养自身的法治素养，从小树立起法治观念，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全民守法。在我国，法治教育没有在各阶层推广开来；尤其是在小学、中学阶段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生课堂。相对于美国法治教育从中小学就进入课堂来说是一种教育观念的落后，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国至今未能实现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全民守法的原因，同时又是我国造成我国“执行难”和“暴力执法”的诟病之一。民众不知法、不懂法，也就不会敬畏法，自然也就不会乖乖的守法，民众不知法、不懂法，面对“暴力执法”只能是束手无策的，往往放弃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就助长了“暴力执法”，才会出现“城管无敌”。因为一旦缺少了民众的执法监督，不仅浪费了监督司法的资源，也加大了民主与法治的成本。究其根源，法治教育问题才是其滋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根据前文介绍的情况来看，行政权力就像是“森林中不受约束的猛兽”，时时威胁着我国的司法审判权力，其中是以行政上访的泛滥尤为严重的。本应当由司法审判活动来解决的纠纷却通过上访来解决，这是对司法审判权的蔑视，这是对中国法治、中国法律的践踏。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行政权力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事实上，国家每宣布一项公民的权利，国家也就多一份保证这种权利实现的义务。不能只宣布公民权利而不对这种公民权利进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也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法治目的和法治效果。其次，人民法院司法活动往往受到纪检委的制约和限制。这样就出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司法审判权的独立？如何协调行政部门上访与司法审判机关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的纪律检查工作与人民法院司法审判机关的司法独立审判活动？如何针对行政腐败的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合理化解决方法？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关乎着我国司法审判权真正独立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司法审判权独立的影响往往间接影响到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三）中国式法治教育。

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不同的历史渊源就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普适观念。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而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封建社会历史大概有1000多年，美洲国家则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古希腊时期的欧洲，更是出现了奴隶社会的民主政治实践，在古罗马时期的欧洲更是出现了闻名于世界的《十二铜表法》、《万民法》、《查士丁尼法典》等经典的世界性法典、法律条文。也就是说我国是一个富有封建土壤的国家，相对于民主法治的土壤相对贫瘠；而欧美这些民主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原本就有着民主建设、法治建设的历史渊源。由此可见，我国与欧洲国家以及美洲等等这些民主法治程度高的国家在法治教育的文化背景上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不能像欧美这些国家一样通过文化熏陶来搞法治教育，我们要有中国式的法治教育。但是，哪种法治教育模式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要构建什么样的中国式法治教育模式就成了重要问题，在构建这种法治教育模式需要用那些法治方法来指导，这是又一影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因素。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法探析。

针对我国立法质量较差的问题，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高质量立法的方法。首先，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严格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其次，在人员配置上，吸纳更多的法学专家参与立法，广泛借鉴外国优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立法经验；再次，通过广泛的社会调研、调查取证颁布每一部法律，以提高立法质量；最后，建立立法违宪审查制度，通过设立立法违宪审查机构规范各立法机关和立法部门的立法活动，达到提高立法质量的目的。另外一方面，要树立法律权威，增强法律威望，法律不能朝令夕改，应当是稳定的，一部法律的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这部法律的社会适应性的强弱，必须要颁布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法律。遇到还不成熟的法律要谨慎颁行、保证法律的社会权威性。

（二）司法审判权独立的方法。

司法审判要独立，因为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重要的前提条件。具体有这么几点要求:第一，司法审判活动只服从于法律，而不受其他任何机构的制约；第二，要创立规范信访的法律制度，实现依法信访、依法上访，以解决信访制度与司法审判独立之间的相对矛盾，实现信访活动的规范化，破解“信访不信法”的依法治国难题；第三，要创立监督司法审判权的法律制度，实现依法监督审判活动，解决司法审判监督机构与司法审判机关司法独立审判活动的相对矛盾。

（三）全民式法治教育的方法。

前文中提到，我国与其他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我国应当实行相应的政策构建新的适应我国国情的法治教育模式——全民式法治教育。针对新一代的学生，还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我们可以通过增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基础法治观念的课程以树立中小学生的民主法治观念，正处于大学学习阶段的同学通过开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的必修公共课以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治观念。针对处于工作状态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的领导员工，通过增强企业、事业单位定期法治观念教育的方式灌输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的目的。针对居住在农村和年纪较大的人民群众，可以借鉴2014年全国优秀法院富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说法”活动，对这部分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的教育。由此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全民学习，贯彻全民式法治教育方法。

（四）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方法。

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法治理念，抵制西方腐朽的资本主义法治观念的毒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旗帜。我们有必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方法，以此来保证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不偏不倚，认真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路线不动摇，朝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昂首向前！

（五）阳光司法与阳光执法的方法。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所有的“恶”暴露在阳光之下就会瞬间消失。司法权力与行政执法权力也是一样，如果在阳光下暴晒也能达到一定的防止权力腐化泛滥的效果。贯彻阳光司法方法主要要坚持并实现立法公开化、司法立案开化、司法侦察公开化、司法取证公开化、司法审判公开化等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程序公开化，可以采用同步型公开与之后型公开相结合的公开方式。对于相对可以同步公开化的内容采用同步型公开方式，而对于相对不可以公开需要一定时间作为前提的内容采用滞后型公开方式；既保障阳光司法，又保证司法质量。贯彻阳光执法方法主要要实现并坚持行政权力的公开化运行、行政经费的公开化等等，以阳光政府为外化，大力贯彻“晒账本”等阳光执法活动。通过阳光司法与阳光执法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从而大力促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进程。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九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理念载入宪法。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提出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12年11月，党的报告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党的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和要求，重点集中在两个字上，即“全”和“快”。“全”是对“依法治国”的“空间”要求;“快”是对“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全面回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成功实践，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和多发的时期，如果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很容易造成对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使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并且有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全面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法治，要靠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只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也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制度创新。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在变革的过程中容也易出现停顿、反复甚至逆转的现象。为了把我们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和基本方式，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等形式，有效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制度方面的空白、缺陷和冲突，切实把科学发展这一重要理念做到制度化、法治化，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们才有力地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要加强立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经过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使我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律的基础是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律当然也要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对科学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自觉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二)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在继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工作的同时，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着力提高在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力争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要坚持以公正树权威，以公正促和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职能作用。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级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自身的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工作，推动“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着力引导全体人民自觉遵守法律，使人们在全社会形成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十

梦想承载希望、成就未来，是一个国家、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火炬。无疑，中国梦一经提出，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激情，凝聚了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果说，中国梦是轴心，那么“四个全面”就是轴距，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站在时代和全局战略高度，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抓住发展新课题，提出并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上来，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所谓全面，就是尽快补齐短板，不让一个人掉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同时享有蓝天绿水，享有健康身心，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习曾强调：“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做一名关心社会改革发展的“积极公民”，成为改革发展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主人翁。

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在新的征程中，法治会越来越被重视，依法治国的理念亦逐步深入人心，只要全面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氛围，广大群众就能享受到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才能牢牢铸就“中国梦”的基石。总之，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已经不仅事关人民的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但只要不动摇、不折腾、不倒退，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寸接着一寸进，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人治与法治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封建专制、小农经济相联系，强调当权者个人作用与权威，“皇权至上”、“君言即法”、“口含天宪”。人治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封建思想家曾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发者弱则国弱”但那是约束普通民众的法，皇帝个人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在人治社会里，社会的稳定、进步完全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贤明。所谓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要求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治才保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尽管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封建秩序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从历史发展长过程看，法治优于人治的结论无需争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进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与人治条件下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及其多变性、随意性相反，法治则强调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作用，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进行，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和与人治的最大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者人的个人作用往往显得很突出，胜利后这些传统延续下来，没有及时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因而几乎都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从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滋长开始，发展到后来，就是人治取代法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19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痛定思痛，邓小平于1992年以质朴的语言讲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之后在认识的巨大飞跃。历史表明，一般性地承认法律重要还远远不够，只有时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树立法治的至高权威，在法治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下去。

依法治国论文最新文献篇十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高度概括了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二）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深刻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

二、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几个方面。

“依法治国”属于法治活动的范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能够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国家，是一个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国家。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实施好依法治国方略、走向法治国家，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实践问题。“依法治国”的方略自从党的十五大确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实施来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法治实际出发，探索和研究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保障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贯彻实施。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但在法治化进程中，人治的不良影响依然存在，滥用权力、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无疑会对我国法治的进程形成阻力。10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党的领导放在核心位置，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最新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消除人治的不良影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实现和我国沿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前进。

（二）提高立法工作的质量，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我国的立法工作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传统法学立法观念占主导地位，立法权限划分方面的问题（权限划分不明、立法权限分配不合理等），授权立法方面的问题（授权对象极为混乱、授权法律规范存在问题等），地方立法方面的问题（地方立法质量不高、地方立法缺乏民主性、公开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我国法律的完善，而且阻碍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决定”中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因而我们发现立法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必须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立法工作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实现科学立法，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三）依宪治国是我国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要求。

因此，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依法治国将是纸上谈兵；同时完善健全的法治体系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没有科学系统的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就失去法律依据；最后，依法治国要切实做到以宪治国，充分发挥和保障宪法的权益，这是依法治国的实质内容。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决定》，领会和掌握《决定》的内容和精神才能做到。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执政党最高政治文件和最高政治决策的形式，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引导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地深化各种体制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制度化、法治化的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规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思维，基于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新认识，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新判断，基于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的新理念，我们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到落实党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总抓手的新高度来把握，把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纳入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范畴中来展开，把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置放到维护国家治理权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大格局中来落实，把建设法治体系、发挥法治功能的基本要求贯彻到引领深化改革、促进全面发展、构建有序社会、保证长治久安的具体实践中来实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反腐治权的治本之道。权力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死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应当更加重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放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治权，切实从体制、机制和法治上遏制并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腐败现象千变万化，腐败行为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腐败，因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各法治国家要依法分权和治权。公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公权力腐败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是权力寻租，是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各类主体的腐败，而这些主体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所以各法治国家不仅要依法治权，而且要依法治官、从严治吏。在我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龙主编。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