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过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一个好的总结应该具备全面性和准确性,不能忽略重要细节。总结范文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的方向。
危机与转机范本篇一
在美国亚拉巴马州恩特曾颖镇的公共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身正面有一行金色大字:深深感谢象鼻虫在繁荣经济方面所做的贡献。
这要从一场灾难说起。
1910年,一场特大象鼻虫灾害狂潮般席卷了亚拉巴马州的棉花田。虫子所到之处,棉花毁于一旦,棉农们欲哭无泪。灾后,世世代代种棉花的亚拉巴马州人,认识到仅仅种棉花不行了。于是,开始在棉花田里套种玉米、大豆、烟草等农作物。尽管棉花田里还有象鼻虫,但根本不足为患,少量的农药就可以消灭它们。棉花和其它农作物的长势都很好。结果,种多种农作物的经济效益比单种棉花要高4倍。亚拉巴马州的经济从此走上了繁荣之路,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亚拉巴马州的人们认为经济的繁荣应该归功于那场象鼻虫灾害,遂决定在当初象鼻虫灾害的始发地建立一座纪念碑。
由恨生爱,由危转安。
孙慧敏。
我想,这是一个由恨生爱的故事,也是一段由危转安的历程。收获了美好生活的亚拉巴马人,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自己;是不囿于困境的限定、向前探索的自己;是不馁于危机的重创、自立图强的自己。因为唯有此,对生活的热爱与渴望才能战胜对困境的成见与仇恨,让人们完成作词家荀夜羽笔下的“与天数相抗,逆转世态炎凉”的奇迹,最终转危为安。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张瑞敏在76台冰箱不合格的危局中砸下第一锤的决绝,若无这决绝,便无所谓如今海尔的过硬质量;我们也能够明了曼德拉在27年的牢狱之劫中未曾停下抗争种族隔离的脚步的坚持,若无这坚持,便无所谓后来南非的发达繁荣。
《圣经》中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生命的丰饶与醇厚,不在于一路风平浪静的绝对安逸,而恰在于时有山重水复,而终见柳暗花明的必经波折,在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尽力而为。我们往往会在危机到来之时双颊生愁,意气难平,将危机之中蕴藏的无限转机消耗成一片虚无。但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凯旋,而是战斗。被打败过,才有所谓反击;被威胁过,才有所谓坚守;被仇恨蒙蔽过,才有后来的“相逢一笑泯恩仇”;被黑暗禁锢过,才有后来的“守得云开见月明”。人生之道,大抵如此。
面对冰冷铁窗生活,王尔德自视高贵,被迫和出身低下的囚犯同吃同住,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他没有看到转机,从此一蹶不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被人从行刑架上解下来送往劳役营的,死里逃生使他的生活重现转机,他更加珍惜哪怕是充满苦难的生命,他卖力地服劳役,与那些犯人交谈,竭力发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为自己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牢狱生涯打倒了王尔德,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罪与罚》这部传世名著,就这样,由于缺少发现转机的慧眼,脆弱的灵魂被命运严厉的钟声震得粉碎。而只有在不幸中发现转机塑造坚强的灵魂,才不会被打倒,才能与之演奏出生命的强音!
是的,对苦难,我们或许曾恨之切肤,却更应以坚贞自励的姿态粉碎横亘眼前的障碍,然后才能爱之入骨;对危机,我们或许曾固步自封,却终究要以自我突破的勇气完成从平庸到伟大的蜕变,然后才能安享流年。这世事亦曲亦全,这人生亦直亦枉,既然我们再后退也不过是回到原点重新开始,为何不为自己与命运搏一场酣畅淋漓?既然我们已见识过太多转危为安、化鸱为凤的奇迹,如何不敢亲身对劫难赢一个漂漂亮亮?只要相信,只要奋力,只要坚决,只要慷慨,我们终会达到“纯则粹,阳则刚”的圆满,让一切由恨生爱,由危转安。
故曰:恨意不必徒生,此心静后终有大爱流光;危机何须自扰,此生搏过因以安然谢场。
危机左右,转机常在李晓彤。
一次重大的象鼻虫灾害来临才使得农民们认识到自己的种植结构有误,于是,科学种植,经济腾飞;一次严重的水源物质短缺才使得古人们发觉自己的生存来源单一,于是,开荒筑堤,生产进步。很多时候,上帝都喜欢以创造“危机”的方式和人们开玩笑,但无论他关闭了你人生当中的多少扇门,总有一扇窗会被他悄悄地为你敞开。
自古有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世界是平衡的,人群绝对的失望背后一定潜藏着绝对的希望,正如巨大的危机左右总伴随着重大的转机。在危机面前,我们大可不必似没头苍蝇般张皇失措,也不必调转马头落荒而逃,或许,此时的沉着冷静反而会帮助我们找寻到危机左右的转机。
当阿根廷不宣而战,“马岛问题”重又以重磅炸弹的形式对撒切尔夫人构成威胁——国民民族感激起,同僚惨遭弹劾,敌对恶意泼脏水要她下台,一切似乎都在往无法更坏的方面发展。铁娘子没有惊慌,有的只是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一副理智的头脑,于是,“福克兰岛战役”胜利,撒切尔反而成为了民族英雄,顺应民意成功三连任首相。
当彼得三世的杀机日益暴露,叶卡特琳娜既没有听天由命,亦没有茫然自失——面对彼得,她假装百依百顺,尽力讨好,以争取她在暗地里为推翻荒唐的彼得三世所做准备的时间。终于,时机成熟,俄国人民的“小妈妈”隆重践祚,带领俄国人民重新走上富强的道路。
当褚时健面临牢狱之灾的重大危机时,他没有从此沉沦。在褚时健75岁的高龄时,他在哀牢山上开始种他的橙子,十年过去后,“褚橙”行市,大获成功!所以,著名企业家王石对褚时健发出了内心的赞叹——“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是的,这是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并不代表着我们要因为脚下的荆棘而固步不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为生命中接踵而至的失望而绝望不振。危机左右,转机常在。比起前些日子因演出场地垮塌致死16人而引咎自杀的韩国负责人,我更喜欢坦坦荡荡面对“被退队”的郑秀妍,当形形色色的脏水迎面而来时,这个比男子还坚韧的女孩儿没有逃避,没有顺从,反而从容地接受了大众的目光,于是,那双在演艺事业上被人生生折断的羽翼在商业道路上得以重生,这次危机也使得她那良好信用被世人所见证。
飘摇的风雨背后是一弯绚丽的彩虹,枯败的腐叶之下是来年重生的绿意。危机中,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一颗坚定地决心,相信转机一定会在不远处出现!
直面危机,创造转机。
李鑫。
1910年,美国亚拉巴马州的棉花田曾遭遇过一场近乎于灭顶之灾的特大象鼻虫灾害。世世代代只种棉花的亚拉巴马州人,面对棉花毁于一旦的惨重损失,没有怨天尤人,亦没有在虫灾后得过且过,继续先祖留下的种植习惯,相反,他们在危机后意识到了应该有所转变,尝试了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以一场危机为契机,亚拉巴马州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出了经济的繁荣。
曾有人这样解释“危机”,即“危险与机会”,这样的解释,巧妙亦富有哲理。那些在看似安逸的环境中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在我们猝不及防时汹涌而来,随时可能将我们拉入危险的境地。但同时,它不仅蕴含着“此路不通”的提醒,更为我们提供自醒自悔的机会。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写“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活在瞬息万变的人世间,危机往往不期而遇,而面对危机的态度及方法往往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发展。其实,无论危机是以虫灾的方式出现,还是变换身份阻拦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都要明白,即使危机无可避免,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全身心奋斗的力量,如亚拉巴马州人一样,化解危机,创造转机。于困境中寻出路,在逆境中谋发展,依靠智慧与魄力为自己创造一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转机。
曾国藩面对清政府对其猜忌打压的“信任危机”,没有轻举妄动或置之不理,他依靠自己出众的能力理顺了与清廷的关系,更趁机取得了半数以上的省级地方实权,隐掌半壁江山;稻盛和夫面对日本航空公司负债累累的“经营危机”,没有坐视不管,他欣然担当大任,于危机中力挽狂澜,竟使日本航空公司再度盈利上市,拯救了日本的经济。
放眼国家,中华民族亦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再度崛起,积极改革,力主创新,终于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危”与“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若要化“危”为“机”,化“险”为“夷”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依靠冷静的头脑,发展的眼光,转变的智慧,从危机中自省,在危机中成长。
冯骥才曾说:“风可以吹起一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的确如此,面对人生中的危机,我们不能自暴自弃,我们需要放平心态,积极求索,抓住条件,创造机遇。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机窘境后绝处逢生,共同欣赏“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
危机与转机范本篇二
世界上无所谓绝对的缺陷和弱点,只要懂得扬长避短就能海阔天空。一个障碍,就是一个新的已知条件,只要愿意,任何一个障碍,都会成为一个超越自我的契机。所以,困境有时候反而是一个机遇。生活中,我只要碰上一些不顺心的事,就会习惯性地抱怨上天亏待我们,希望老天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和幸运,帮助我们度过难关。但实际上,老天是最公平的,就像它对狮子和大象,每个困境都有其存在的正面价值。
世界上无所谓绝对的缺陷和困境,只要懂得扬长避短就能海阔天空。这才是真正的取胜之道,也是智者的选择。
——打开人生的另一扇门。
人生哪里有死结,想通了才发现,人生不过就是:饥来餐,渴了饮,倦来眠。
如果你在生活中不幸遭遇了失误或者挫折,千万别“破罐子破摔”,只要你灵活运用,扬长避短,发挥你的能力,生命之花照样可以盛开。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当一条路不通的时候,你不要丧气,因为你可以尝试其他的道路。上帝总是在给我们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会为我们开启另外一扇,只要我们用心地去找寻,就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人生是一次长途施行,当一扇门关上了,你千万不要把自己也关在里面。因为世界上不止一扇门,一定还有另外一扇门,你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并打开这扇门。
——发现你人生中的“兔子”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灾难背后,往往隐藏着机会。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常常遭遇各种挫折和失败。当你一个人在人生低谷中徘徊,感觉自己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黎明的前夜。只要坚持下去,你人生的兔子,在这时候往往就会出现。
所以,很多事往往并不像当事人想像的那么悲观。灾难背后,往往隐藏着机会。关键是绝望时,你否发现给你带来机遇的“兔子”。
——缺憾也许就是幸运错过,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幸运。
说不定哪一天你会忽然发觉:错过了,反而是一种幸运,就像太阳错过乌云,换来的是光芒四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每当你遭遇缺憾的时候,请记住: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永远有路可以走,缺憾也许就是转机。
——别做无谓的坚持,要学会转弯。
当不幸降临的时候,并不是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在提醒你:你该转弯了。
常有人一方面抱怨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又因循守旧、不思改变,习惯在老路上继续走下去。
其实,当你失败时,你不一定非要做无谓的坚持,如果调整一下目标,改变一下思路,往往会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当不幸降临的时候,并不是路已经到了尽头,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
转弯不是逃避。有人做一件事失败了,就转弯做别的,就有人说这人没有毅力。其实天生我才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因循守旧地继续失败。转弯是为了寻找更好的道路而成功,并不是逃避,没有毅力。
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向,但对遭遇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法预料的。遇到挫折要学会转弯,转过这个弯,人生的风景又是另一番景致。
路在脚下,更在心中,心随路转,心路常宽。学会转弯也是人生的大智慧,挫折往往是转折,危机同时也是转机。
——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
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任何事情的好与坏总是相对的。生活的意义就是不断的品味,不断琢磨。每件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好和坏是随时可以转换的。
富足优越的生活更容易让人丧失上进心,而一贫如洗的日子更能激发人们去奋斗,所以,对于一件事,我们很难分辨究竟孰好孰坏。当一个人面对所谓的坏事时,只要你认真去发掘其中的好处,就能化险为夷,化危机为转机。
——观察力是机会的探测器。
敏锐的观察力是事业成功的起点,加上对事业的高度热情,你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成功之路,任何事情都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各种事物往往变幻莫测,难以捉摸。所以,要在波涛汹涌的成功海洋中自由遨游,就必须有发现机会的眼光——观察力。敏锐的观察力是创造思维的起步器。可以说,没有观察就没有发现,不能分辨机会或者危机,便不会有创造。
敏锐的洞察力是事业成功的起点,加上对事业的高度热情,你的成功就有了保证。有了这种眼力,如果能付诸行动并坚持不懈,再小的事情也可以做大。
很多事情的本质都是不为人见的,这样就要求人们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用自己的见识和判断力去看清本质,而不被表象所迷惑。只要你养成敏锐的观察力,用心观察生活,就能发现不为人知的良机,生活也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做到整整都能看清本质、做出准确判断,毕竟良好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需要时间和经验阅历的积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是:多增长自己的见识,凡事多思考,保持怀疑态度,多问几个为什么!
——发现机会就能改变人生。
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寻找他们想要的机会的人。如果找不到机会,他们就去创造机会。
有很多人老抱怨说,牛顿怎么就那么幸运,被那个苹果砸中之后就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而自己从未遇到那样的苹果,只能做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其实,上帝给每个人的每个苹果都是一样的,苹果的神奇与否,在于拿着它的人。不善于抓住机会的人,给他的苹果再多也是枉然;善于抓住机会的人,给他一个苹果就足够了。这就是成功者的伟大之处: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机会,挖掘机会,把握机会。
所以,不要老是抱怨没有好的机会降临在你身上,不要老想着会有兔子撞到你面前。成功的机会无处不在,关键在于你是否能紧紧地抓住。聪明的人能从一件小事中得到大启示,有所感悟,化成成功的机会。而愚笨的人即使机会放在他面前也茫然不知。
成功,似乎遥不可及,但是只要积极观察,生活总会给你回报。千万不要说:“我没有机会来创造些什么。”创造的机会其实每天都从你脑中冒出来。许多事件之中蕴含着巨大的机遇,问题是许多人熟视无睹,不予探究。机会就在身边,发现机会就能改变人生。
所以,不要因为想法与众不同而感到不安。很容易想到的事早就被其他人做过了,你所要做的就是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
世界上许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幸运之神的宠儿,反而是那些“没有机会”的苦孩子。由贫穷走向富裕需要的是把握机会,而机会是平等地铺在人们面前的,只要把握住机会,就可以成就你的卓越人生。
危机与转机范本篇三
北京地铁是北京城市交通的主力军,到目前为止,它的服务范围已基本覆盖北京主城区。北京地铁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是北京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象征,它也是中国市政轨道交通发展的先驱。今天,任何人到北京几乎都要体验一下北京地铁高效质优的服务,殊不知,北京地铁繁荣发达的背后,是其饱经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它在建设之初曾因被迫“下马”而招致危机。可以说,今天便利快捷、方兴未艾的北京地铁就是从“下马”危机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北京地铁的建设可以溯源到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人民政府为更好地规划建设这座古城,于1949年7月6日成立了城市建设领导机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其职责为办理“都市计划之调查、研究、设计、订定等工作”,并聘请了梁思成等专家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献言献策。进入“一五”计划时期,北京市委根据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的建议制定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明确提出了“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1]的计划方案。在当时的形势下,朝鲜战争没有结束,我国的空军体系远没有形成规模,防空力量极为薄弱,边境沿海、内地城市面临外敌空袭的威胁。因此,在首都进行地下铁道建设主要是为战备防空考虑的,其次是为解决城市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交通压力问题。1956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关于北京城市规划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地下铁道北京市需要,有助于解决交通繁忙问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考虑以地下铁道作为防空之用也有必要。”[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要在首都北京进行地下铁道建设。可以说,北京地铁的筹划是在城市专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之下形成的。
鉴于地铁建设工程的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技术的匮乏,北京市委上报中央请求“聘任苏联专家来协助地下铁道的建设,具体指导和部署地下铁道的收集资料及其他准备工作”。[3]1956年10月9日,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一行五人赴京,其成员有“莫斯科地下铁道设计局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总地质师米尼涅尔、地质工程师谢苗诺夫、设计总工程师马特维也夫、建筑工程师郭里可夫”。[4]这些专家的到来,为即将投入建设的北京地铁解决了技术上的阻力。随即,北京市委成立了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着手对地铁进行规划和建设。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就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的线路规划、地质勘探、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制定了初步方案,为北京地铁的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设计理念,也为我国地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然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正值筹建阶段的北京地铁被迫“下马”。1958年,中苏关系因军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等事件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故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半点让步。究其根源,这些事件只是中苏交恶的导火索,中苏关系的真正分歧实质在于意识形态之争。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会后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的前提下,私自做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苏共前领导人斯大林的功绩进行全盘否定,并在报告中提出了所谓的“和平过渡”论断,即认为有可能通过议会和平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一论断遭到了中共代表团的强烈反对,认为“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的代言词。此后中苏论战愈演愈烈,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苏共拉拢其他国家共产党,大肆围攻诬蔑中共是“战争疯子”、“假革命”、“宗派主义”,中苏关系恶化至极点。当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我国签订的600个援助合同,一个月之内撤走了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全部援华工程的图纸与资料。而中苏关系的交恶使即将开建的北京地铁面临巨大危机。在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阶段,苏联专家在华做出大量工作。在地铁远景线路问题上,他们编制了13个线路方案,并从中选择了两个较为合理实际的方案;在埋设深度方面,苏联专家根据北京的地质特征,提出了浅埋的建议;在技术资料方面,苏联专家开展了多次技术讲座,并提供了几百张工程图纸。然而,所有的前期设计成果,由于两国政治气候恶化而化归乌有。
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时值“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因“天灾人祸”而招致重创。铁路系统损失惨重,设备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混乱,虚夸瞒报的不正之风蔓延。1960年,兰州、哈尔滨、呼和浩特等铁路局先后瘫痪。北京地铁建设作为国家级的铁道工程项目,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尽管国家对北京地铁建设的投入资金较为充裕,但是由于“材料跟不上,无法满足施工要求;机具调配比材料更困难;能否进大量劳动力来北京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设计文件尚未拿出,出来之后鉴定也需要一些时间”[5]等诸多难题,1961年6月,铁道部被迫宣布原定于本年7月1日开工建设的地下铁道工程暂缓建设。1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工程“暂时下马”。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也随之被撤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科学研究所。至此,停留在筹建阶段的北京地铁建设工程被迫“下马”。
由此可见,北京地铁的“下马”是由内外两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为苏联外部援助所影响,对苏联专家和技术的过分依赖失去了自我建设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时值国内经济异常困难时期,国内缺少相应的技术、材料、劳动力等来做支撑。这两重因素使得北京地铁的建设计划“浅尝而辄止”。苏联专家在离开中国之际曾扬言,“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铁”。面对如此嘲讽,中国人民对地铁交通的渴望和设计研究的动力并没有消减。一些从外国留学归来的技术人才和我国自主培养的技术人才迅速聚集在设计研究的最前线,研究工作没有因建设工作的中断而中断。据当时技术专家周庆瑞回忆:“经长期研究,我们对地铁技术和方案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只等着一声令下。”[6]因此,面对此种情状,党中央、北京市委针对此次地铁“下马”危机的应对也随即展开。
二、奋力而起:“下马”后的建设与调整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苏边境军事对垒、中印战争爆发、台海局势紧张。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毛泽东从加强战备的层面出发,全面规划了我国一、二、三线建设。一直作为战备工程的北京地铁也被重新提上计划日程,并于1965年被列入“三五”计划之中。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副书记万里等人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报告中详细指出了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方针要以军事需要为主、市政交通为辅,采取“浅层埋设、加强防护、通向山区”的建设方针,并提出了“一环两线”分期建设的规划方案。即工程建设分三个阶段进行建设,‘一环’指沿内城墙环线建设,‘两线’指一线从东郊热电厂经北京火车站与环线相接,然后出复兴门经公主坟至石景山,另一线从西直门经颐和园通向西北山区,全长53.5公里。毛泽东主席审阅后,亲自批示地下铁道建设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此后,毛泽东提出的“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成为了北京地铁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对地铁建设提出了三原则,即“交通服从战备,地上服从地下,事件服从质量”。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支持下,北京市委、铁道部决定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以指挥北京地铁的建设。1965年2月,北京地铁领导小组宣布成立,由杨勇上将任组长,负责筹划和决策北京地铁建设。为健全领导指挥机构,铁道部上报国家经委、建委决定重新成立“地下铁道工程局”,完善和调整组织机构,“建立中共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委员会和政治部”;[7]并广泛招纳技术专家和人才,研究和解决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同年5月,铁道部地铁工程局成立。
在各方面准备之下,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举办隆重的开工典礼,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场破土奠基。根据彭真“先试点,后展开”的指示精神,1965年地铁的施工重点在于搞试点,以此来取得建设经验。试点阶段是地铁建设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为确保工程的顺利安全,地铁领导小组特意计划了500米的试验段以解决技术问题和培养施工人员,并提出“两水四练”,即攻破“降水、防水”的关键技术和开展“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练指挥”的人员培训。地铁技术专家施仲衡带领20多位技术人员,经过多次研究和试验,有效地解决了地铁施工中降水、防水等技术难题。与此同时,地铁工程局采用岗位练兵、专门培训等方法,培养了一万多名施工技术人员,有效地加快了施工进度,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66年,一期工程进山线路开始破土动工;1967年,一期工程进入施工高潮阶段,主体结构工程已完成一大半;1968年,施工继续东进,加快对前门、崇文门、北京站等地施工进度;1969年上半年,一期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在建设最后一站北京站的过程中,由于工程量浩大、结构复杂,担任此项任务的铁道兵12师59团,创新钢管柱的安装方法,使施工进度由两天装一根,提升到一天安装16根,北京车站提前100天完成任务,推动了整个工程的提前竣工。
由于地铁建设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中央积极调整和完善领导机构,以保证地铁建设的顺利完成。首先,中央明确了地铁领导机构――国家建委、地铁领导小组和铁道部之间的关系,保障决策正确、执行有力。经地铁领导机构的会议商榷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批示,北京市地下铁路的建设接受国家建委领导;地铁领导小组是领导地下铁道建设的决策机构,国家建委是中央掌管基本建设工作的职能部门,有关重大方针问题,地铁领导小组直接报中央和国家建委;地铁领导小组和国家建委对地下铁道的决议决策都通过铁道部加以具体实施贯彻;地铁建设中的具体业务工作由铁道部负责。其次,中央及时调整地铁领导机构,着意避免政治运动对地铁建设的冲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地铁领导小组因遭受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而瘫痪。但北京地铁的建设没有因此而中断,地铁领导小组机构瘫痪后,由国家建委及时兼管。1968年12月2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重新成立指定新的地铁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组长,再次加强对地铁工程的统一指挥。总之,在北京地铁的建设过程中,地铁工程始终处于国家党政部门的有力领导之下,地铁工程领导机构并没有因国内政治运动的波折而中止运行,地铁建设仍如期开展。
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四年零三个月的寒暑奋战,196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国庆典礼上,中国人自主设计、独立建设的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成功通车。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苏联专家的撤离和国内经济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不仅成功应对了地铁“下马”事件带来的危机,而且实现了中国地铁发展的巨大转机,结束了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
三、方兴未艾:事件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8]北京地铁的“下马”虽然使即将开建的北京地铁中断搁浅,但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民不惧艰难、众志成城,成功实现了地铁一期工程顺利通车。不仅如此,北京地铁“下马”事件也从反面对北京地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北京地铁的被迫“下马”,促使中国技术专家砥砺科研,成功实现了我国地铁建设中的技术突破,减少了对外部援助的依赖,真正地做到了独立自主。在地铁建设之初,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和安全,地铁工程局特地汇聚全国各地之技术人才、倾全国科研之力,着重加强对地铁建设技术的研究。当时地铁建设中各个系统的技术攻关,都是由各大科研院校和单位进行集中突破和解决。据当时地铁工程局科研所所长施仲衡回忆,“供电系统由唐山铁道学院、通风由清华大学等各单位研究”,“不能用任何国外的技术和设备”。[9]在地下铁道开挖之前,地铁工程局又成立了多个研究小组,先后召开几十次专业技术会、开展多项技术试验,建立了几十项技术管理制度。在技术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地铁建设中的相关技术,如防水降水、钢筋绑扎、钢管混凝土柱和机电设备等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新中国自主建设地铁的技术工艺日益成熟。北京地铁的技术专家们用自己的智慧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奠定了我国地铁发展的技术基础,创造了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
北京地铁“下马”事件也催生了地铁运营管理事业的诞生。1970年4月15日,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北京地下铁道运营管理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地铁运营与管理事业的正式起步。运营管理处的主要职能是,“健全组织机构、颁布规章制度”,“调配职工技术人员”和“展开试运营”。[10]运营管理处共下设三级组织机构,一级机构设办事组、生产组、后勤组和政工组四个组织,四个组织又下设若干小组;二级机构设营、连、车站、仓库等组织;三级机构设班组和工区。这些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满足了地铁运营管理的需要,可以有效地处理地铁运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充实组织机构的干部力量,运营管理处先后从水利电力部、北京电车公司和地方铁路局等部门调入了大量职工,解决了运营管理处成立初期人员不足的缺陷。组织机构的设立和职工人员的充实为地铁的试运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1年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了对地铁试运营的批示,实行“内部售票,运行一段,接待群众参观”。1月15日,北京地铁正式展开试运营。此后,北京地铁的运营规模不断扩大,从发售单程票到发售往返票、从2辆编组到4辆编组、从10站到13站,运营车站不断增加、载客数量日益上升、试营线路逐渐延伸。这不仅缓解了市民出行的交通压力,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方式,而且积累了地铁运营管理的实践经验,为以后地铁运营管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验基础。
时至今日,北京地铁已建有18条专线,年载客量高达30多亿人次,日客运量高达1000多万人次。从当初的无奈“下马”到当下的高速发展,北京地铁的光辉历程不仅铸就了我国市政交通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呈现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民族气魄。正所谓“知耻近乎勇”,北京地铁正是在“下马”的危机之中砥砺前行,实现了自己成长发展的巨大转机。这也表明,危机与转机始终并存、努力与机遇彼此相依。只要挺立潮头、不惧艰难,定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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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转机范本篇四
上网搜索一下,欧通国首创的itat模式被媒体广泛报道,并认为这种模式将使itat成为服装业的国美或苏宁。07年到2008年初,欧通国的媒体的曝光率并不亚于李彦宏和牛根生们。
itat的商业模式:爱上“三角链”
铁三角联盟和利益共同体:即“服装生产商+itat集团+商业地产商”。由服装生产厂商(供应商)负责供货;商业地产商(物业)负责物业场所的服务;而itat只负责门店的装修及经营管理,并且拥有收银控制权和人员管理权。
这种轻资产模式对投资人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可以做到“零货款、零场租、零库存”,即itat向上游的供应商进行代销,而不用提前支付货款;实行浮动场租,根据每月的销售额,按比例跟每个商场结算,而非事先签订租赁合同;由供应商承担库存压力和物流配送费用,不承担库存风险。
itat商业模式的软肋。
首先,货品缺乏吸引力。在itat链式共营模式中,货品的研发以及生产由厂家完成。而itat在货品的选择权上显得非常局限,甚至陷进了“别人给什么,我就卖什么”的困局。服装潮流对于缺乏市场经验的生产厂家来说,未必能及时捕捉到从而转化到产品上,而对于缺乏货品绝对主动权的itat来说,产品的销售策略的制定也是困难重重。
其次,非主流地段的卖场。一线地产商未必愿意承担这种风险。itat卖场普遍分布在一些非主流的商业地段。这无疑对其产品的销售以及itat的品牌形象有一定的影响。
再次,物流配送跟不上扩张速度,
许多厂家也开始埋怨itat的配送效率低,货品迟迟不能上市。
缺乏对服装行业本质的深刻理解。
无论是“货品缺乏吸引力”还是“非主流地段的卖场”或者是“物流配送跟不上扩张速度”都不是根本的原因。“行业本质对于商业模式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必须建立在对行业本质的深刻理解之上。
服装行业本质是什么?
是“时尚”、“潮流”或是“品质”、“资金实力”、“设计水平”吗?表面上是,但实际上却不见得。实际上,服装行业的品质是dd缩短前导时间!
其一,zara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吸收全球的时尚潮流信息。
其二,zara在西班牙总部拥有超过200人的设计团队,他们自己并不独立设计服装,而是迅速消化全球的时尚信息,挑选出最受顾客欢迎的服饰,经过改良与变种,迅速推出最流行的款式。
其三,zara极力缩短服装的前导时间(一件服装由设计到售卖的时间间隔)。一件zara时装从酝酿设计到产品上市,平均仅为2周,遥遥领先于gap的半年到一年。
其四,运输上,zara不惜以空运争取时间。
至此,我们不难总结出zara的商业逻辑:不去创造时尚潮流,而是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消化全球的时尚潮流信息,挑选出最受顾客欢迎的服饰,经过改良与变种,迅速推出最流行的款式。争取了时间就避免了服装的贬值,提高了毛利率;由于每年推出的款式数量巨大,可以采取款多量少的方式进行“款式限量销售”模式,无需打折即可全部消化,避免了传统款少量多所造成的后期滞销;同时服装款式的迅速更新,加强了客人对zara的新鲜感,每年消费者平均光顾其商店17次,而行业平均水平仅为3-4次。
危机与转机范本篇五
一次重大的象鼻虫灾害来临才使得农民们认识到自己的种植结构有误,于是,科学种植,经济腾飞;一次严重的水源物质短缺才使得古人们发觉自己的生存来源单一,于是,开荒筑堤,生产进步。很多时候,上帝都喜欢以创造“危机”的方式和人们开玩笑,但无论他关闭了你人生当中的多少扇门,总有一扇窗会被他悄悄地为你敞开。
自古有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世界是平衡的,人群绝对的失望背后一定潜藏着绝对的希望,正如巨大的危机左右总伴随着重大的转机。在危机面前,我们大可不必似没头苍蝇般张皇失措,也不必调转马头落荒而逃,或许,此时的沉着冷静反而会帮助我们找寻到危机左右的转机。
当阿根廷不宣而战,“马岛问题”重又以重磅炸弹的形式对撒切尔夫人构成威胁——国民民族感激起,同僚惨遭弹劾,敌对恶意泼脏水要她下台,一切似乎都在往无法更坏的方面发展。铁娘子没有惊慌,有的只是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一副理智的头脑,于是,“福克兰岛战役”胜利,撒切尔反而成为了民族英雄,顺应民意成功三连任首相。
19xx年,美国亚拉巴马州的棉花田曾遭遇过一场近乎于灭顶之灾的特大象鼻虫灾害。世世代代只种棉花的亚拉巴马州人,面对棉花毁于一旦的惨重损失,没有怨天尤人,亦没有在虫灾后得过且过,继续先祖留下的种植习惯,相反,他们在危机后意识到了应该有所转变,尝试了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以一场危机为契机,亚拉巴马州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出了经济的繁荣。
曾有人这样解释“危机”,即“危险与机会”,这样的解释,巧妙亦富有哲理。那些在看似安逸的环境中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在我们猝不及防时汹涌而来,随时可能将我们拉入危险的`境地。但同时,它不仅蕴含着“此路不通”的提醒,更为我们提供自醒自悔的机会。
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写“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活在瞬息万变的人世间,危机往往不期而遇,而面对危机的态度及方法往往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发展。其实,无论危机是以虫灾的方式出现,还是变换身份阻拦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都要明白,即使危机无可避免,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全身心奋斗的力量,如亚拉巴马州人一样,化解危机,创造转机。于困境中寻出路,在逆境中谋发展,依靠智慧与魄力为自己创造一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转机。
曾国藩面对清政府对其猜忌打压的“信任危机”,没有轻举妄动或置之不理,他依靠自己出众的能力理顺了与清廷的关系,更趁机取得了半数以上的省级地方实权,隐掌半壁江山;稻盛和夫面对日本航空公司负债累累的“经营危机”,没有坐视不管,他欣然担当大任,于危机中力挽狂澜,竟使日本航空公司再度盈利上市,拯救了日本的经济。
放眼国家,中华民族亦是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中再度崛起,积极改革,力主创新,终于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危”与“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若要化“危”为“机”,化“险”为“夷”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依靠冷静的头脑,发展的眼光,转变的智慧,从危机中自省,在危机中成长。
冯骥才曾说:“风可以吹起一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的确如此,面对人生中的危机,我们不能自暴自弃,我们需要放平心态,积极求索,抓住条件,创造机遇。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机窘境后绝处逢生,共同欣赏“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
危机与转机范本篇六
通过学习《危机与转机》,我深深地认识到:原来,危机离我们并不遥远,危机无处不在。成功的机会往往就隐藏在危机下,如果你冷静、有胆识、能够审时度势,就一定能享受成功的喜悦;如果你在危机面前心慌意乱、进退失据,危机自然就会成为致命的袭击。危机中常常蕴含着转机,关键看你能不能做到,找方法不找借口是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卓越的员工不能止步于解决问题,应对危机,而要努力化危机为转机。
对企业来说,危机一旦爆发,其破坏性的能量就会被迅速释放,并呈快速蔓延之势,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危机会急剧恶化,使企业遭受更大损失。危机事件,考验的是一个组织的智慧与文化。因为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而正确地制定策略,运用有效的对话通道和沟通手段、工具,影响关键人物的态度,改变人们的认识,绝非易事。而如果能从成因与心理认识的相关性出发,及时妥善地改变利益相关者的心态,那么在某些情况下经过恰当处理,也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变!这就是日常说的“危险中蕴藏着机遇,而机会中同样暗藏着危险”。其实危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如果把一个企业比做一个人的话,那么企业危机就象象人生病一样,体格健壮的人很少会遭到病魔的侵袭。就象病菌往往亲睐于弱不禁风的人一样,企业危机大多数的毁灭性是针对于企业危机意识淡薄,企业危机处理能力弱小的企业。一个人要想少生病,就要不但的加强锻炼,让自己养成良好的生活(包括饮食、睡眠等)习惯。只有这样才能抵抗病菌,让自己长寿。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道理完全相同,大部分的企业危机的爆发都是由于企业或者行业的不规范操作所造成的,行业猫腻现象时时发生,这就要求我们企业在日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真正站在社会共赢的角度,而不是仅仅站在个人或者行业的角度。
转机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在转变中寻找机会,在危机中寻找希望,从而帮助企业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以及在逆境中实现“涅磐重生”。“危机不是坏事”我们应该认识这一点。老子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危机之所以有时能转化为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被“逼上了梁山”,置之死地而后生。人们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远不如在危机的情况下更能发奋。人们常说要自强不息、发奋图强,解决危机不是最终的问题,避免危机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要做的。
那么,如何才能把“危机”化为“转机”呢?在任何时候,恶劣的环境都比安逸的条件更能激发人们的斗志。化危机为转机,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信念,它来自强烈的自信心、过人的勇气和胆识。化危机为转机首先就要敢想敢干。在平时,敢想敢干、坚持不懈对于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在发生危机的时候,采取勇敢的态度不但有助于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且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常常能最大限度地刺激一个人的潜能,使他做出在平常状态下做不到的事情,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
在我们煤矿企业,面对危机,我们的各级领导和管理骨干要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抓落实,跟班生产,现场指挥,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能体现领导骨干的带头作用;哪里有失误、有问题,哪里就有团队的核心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帮助解决,让大家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这次战危机,我们培养锻炼了一支有凝聚力、有向心力、有战斗力的积极进取、勇于拼搏的骨干队伍,这是我们继续前进,再创未来的坚实基础。
危机与转机范本篇七
一、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动因。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服务业国际化的重要表征。服务业的扩张既与外部环境条件相关,也与服务业自身发展有关,概括而言,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有以下几方面。
1.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需求的拉动。
由于技术进步和分工深化,引起了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张,即生产者不是内部组织生产而是在市场上去购买的被企业用作进一步生产的中间服务的增加。企业之间的中间需求的增长更多地推动了新兴专业服务业的发展,例如:管理咨询、工程服务、市场营销等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需求。
而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增加,正是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及扩张的主要原因。由于服务业的特殊性质,因此btob形式较不适用于服务业,即服务商品一般只能直接作用于消费者,而通过中间商的转接是不能或者是低效率的。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的对象――企业既可能是地方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或是多国地方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如: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集中固定生产和分散变动需求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许多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总是希望与一个服务商建立长久持续的关系,或者是希望与该企业的顾客(无论是本地还是国外的顾客)同时受到一个服务商的服务,以便于业务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有力地占领市场,获得更多的客户,就需要服务企业建立全球性的组织为其顾客提供全球的、一致性的服务。随着生产者服务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服务型跨国公司出现了。
2.技术进步和分工的挤出效应。
现代生产竞争激烈,灵活的管理和市场运作就变得十分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管理和市场运作等与生产的信息处理有关的部门的逐渐强化和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独立化,也就是说原来合在一起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和灵活性而分开甚至分离出去。这种方式使得企业的各项工作更加具有专业性。为了专注于企业自身的核心专长,企业中一部分工作将被分离出去由更加专业的服务商提供,这就是分工所产生的“挤出效应”。
目前服务部门较其他部门增长快得多,尽管服务部门中劳动生产率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依旧较低。以富克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部门生产率的比较研究发现,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几乎为零,大大低于工业甚至农业。他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农业或制造业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说明了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的日益重要性。低于平均水平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意味着服务业平均成本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如果服务需求对于上升的价格相对不敏感,那么,随着经济的扩张,总就业中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加。这就是著名的服务业增长滞后理论。可见,处于快速增长中的服务业往往能够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其对就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在创造财富方面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在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社会中,其他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要比服务部门快得多,因而劳动力的供给压力逐渐增加。这种由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突出。因此,那些人力处理和实物处理服务型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逐渐增加,因为这些服务能够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较少受到限制,因而,有人提出服务业的发展扩张不是由于需求,而是供给的推动效应。
3.服务业的竞争。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像银行、保险、医院和教育这些成熟的消费者服务业,增长速度正在减慢。而其他一些行业,像美国的航空客运业,似乎被长期的生产能力过剩困扰着。所以,公司的成长只能以从国内的竞争者那里争夺份额为基础――或者通过开拓国际市场。那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大型信用卡公司所采取的战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应该看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速度已成为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服务业中,先动优势表现尤为强烈,快速的顾客回应能力,比竞争者抢先一步占领市场,将有更多的机会建立影响巨大的声誉以及赢得顾客的忠诚度,获得大市场。而且在服务业扩张中,政府角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的管制决定了市场进入的机会,并决定了市场结构以及竞争程度,这种做法往往给先进入者以较少管制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已有竞争者先进入某个市场,许多企业仍然不惜代价进入该市场,以防止被竞争对手超过太多,这也是通常所说的“跟随竞争者”战略。服务业的对外扩张已经以势不可挡之势在全球范围展开。
4.进入壁垒降低(标准化成本、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
进入壁垒一般包括自然形成的以及人为的壁垒。自然形成的进入壁垒在服务行业中典型地表现为服务产品时间和空间上的传递障碍。然而,现代电信和传递技术使时间和距离的概念逐渐丧失了其重要性,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和运输的传统特性发生了改变。从此,许多生产和消费原需同时进行的服务现在可以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银行、保险、医疗,咨询和教育等原需供需直接接触的服务现在可以采用远距离信息传递的方式,通讯革命大大提高了服务的国际间可贸易性、生产的专业化迅速发展。
由于最新的服务业发展主要由经济网络型服务带动,使经济网络型服务与工业的发展形成互补。与此同时又由于许多服务产品无法出口,因此服务业更多地采用跨国公司形式。而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和信息上的巨大优势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经营行为,也使其在服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新兴服务业的知识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务部门跨国公司比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优势更强,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场的垄断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围网络优势。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市场的融合,信息成本降低,交易费用进一步的下降,也即在更加完全的市场中,服务业将比制造业更加具有采用跨国公司形式对外发展的倾向。
在服务行业中政府的管制是最主要的人为壁垒。由于许多服务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许多国家对服务行业实行较严格的管制,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当然在发达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对航空业实行管制,阻碍公司之间兼并联合的扩张行动。在这种状况下,使得许多服务业的跨国经营无法实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其中许多国际通行规则被普遍接受。更少的政府管制,更自由的全球经济市场大大降低了服务业对外扩张的进入壁垒。
5.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
声誉在服务业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很多情况下,由于转换成本较高,许多客户倾向于固定服务商,形成长期的互动关系。顾客在选择服务商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质量、竞争力、可靠性等。考虑到转换成本高昂,选错服务商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所以顾客总是利用各种途径去获得服务质量信息,服务企业也尽力去建立自己的声誉,并且试图区别于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服务。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顾客很难获得准确的服务质量信息,也很难对服务质量做出合理的判断。顾客往往以公司规模、公司经营的年数、以及公司主要顾客的清单来判断服务企业的服务质量,因此服务企业不断扩充规模推行国际化,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球性顾客,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声誉、赢得信赖,将自身的实力外部化表现出来,从而赢得更多的市场。
在许多情况下,获得全球网络优势是一些服务行业提升服务产品价值,赢得顾客信赖的重要渠道。
二、服务业国际化发展的特点。
1.服务业全球扩张的主导战略由追随型转为主动型。
服务业一般是跟随在制造业之后推行其跨国活动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制造业跨国公司主要以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及廉价劳动力为动机,曾带动了铁路、公用设施和基建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海外延伸,然而,从投资规模和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来看,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落后于制造业。70年代起,一方面,制造业跨国公司不断成熟,对外投资结构升级、形式多样,为发达国家经济地位日趋上升的服务业的对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产品及技术的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对为工商贸易提供服务的全球发展要求日增。80年代以后,服务业已不再单纯尾随在制造业企业之后走向海外,企业跨国化形成的国际竞争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寻求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分支网络渗入世界主要市场谋取利润的战略意识的加强。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国放松了对历来限制甚严的电信、金融等服务部门的管制,这成为服务业迅速向海外扩张的契机;它们逐渐摆脱了纯提供中间性生产投入的传统角色;也开始参与制造业活动,如:跨国银行接受跨国公司委托,承办并直接参与为跨国公司所需要的银团、企业组建和变动等有关活动。但服务业跨国公司更多的是向同行业其他部类的服务领域扩展,这种多样化扩展主要强调相互衔接的一条龙服务。
2.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实力大大提升,成为推进服务业国际化的主体。
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的评比是对跨国公司实力的一个综合考察,由近年的数据可以看出,500强中的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的'比重已超过所有其它行业跨国公司的份额加总。
服务业跨国公司实力的提升还体现在其居高不下的营业收益率上,按照这一指标选出1996年和1999年500强中表现突出的几大行业进行排序,1996年,营业收益率最高的10个行业中有4个是服务业,包括多种经营财务公司、电讯、证券和娱乐业;而至1999年,营业收益率最高的10个行业中有6个是服务业,包括计算机服务和软件、多种经营财务公司、证券、网络通讯、饮食服务和电讯。
3.服务业跨国并购活动频繁,成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随着各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放松,跨国并购可以充分发挥其投资迅捷和有效避税的优势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规模为1000亿美元,1997年为3420亿美元,1999年达到了7200亿美元;与之相应,跨国并购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由1996年的49%上升到1997年的58%,又跃升至1999年的83.2%。
跨国并购在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具体行业来讲,近年来全球并购市场的热点是金融业,欧盟国家和美国的银行业纷纷合并。最近5年中,法国和葡萄牙的银行减少了25%,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分列其后,银行数量减少幅度分别为22%、21%和16%,日本银行和保险业在金融改革的推进下不断整合,其中,保险业的合并在20达到了高峰期,一些超级保险公司相继成立。电讯业是并购浪潮中的第二个焦点。欧美同样是电讯业并购市场主力军,其中,美国电讯和传媒企业的合并以及欧洲市场上法国电讯同意收购英国第三大移动电话公司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的交易金额更是高达1470亿美元,成为并购规模最大的案例之一。
4.服务业国际化带动技术扩散,成为新技术重要的促进者。
服务业国际化的推进已成为现代技术的发源地、传播者和推动器。制造业跨国公司建立国际分支网络的目的是实施相似体系内的劳动分工,将劳动密集度相对高的那部分生产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母公司则保留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部分的生产,从而拉开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技术层次。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跨国公司用于硬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并不多,而以软技术优势见长,而且由于服务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难以分隔,从母公司生产中分离出技能相对低的那部分服务的可能性很小,因而服务业跨国公司向海外分支转移的技术更安全,更接近母公司的水平。日趋发达的跨国界信息流动降低了服务业海外活动的成本,跨国的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系统使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成为母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母公司能够更有效地组织其全球范围的活动,通过海外分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当地并不具备的现代服务,而在发达国家则提供价格更低廉、质量更优异的服务。会计、保险、租赁、跨国银行、数据处理和信息传递等现代服务领域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5.服务业国际化成为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黏合剂。
服务业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所在,作为沟通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和企业跨国生产经营的联系纽带,在构建世界统一市场的进程中,服务业有着传统制造业所根本无法比拟的特殊功能和重要地位。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成为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货物商品竞争能力的关键投入,更是企业构成产品差异和决定产品增值的基本要素。因此,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长远发展,一个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普遍增强,新型服务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部门,已经构成某种特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性因素。新型服务产业这种突飞猛进的深入拓展,一方面固然是国际间技术转让步伐加快和社会分工程度深化的集中体现,但另一方面却突出地标志着国际服务业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客观结果迅速转变为世界贸易扩张的前提条件。国际社会的这一深刻变革,被众多西方学者称誉为“服务业的革命”。其具体表征和客观趋势是,推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型服务产业的迅猛发展,进而扩大服务的可贸易性,而服务业国际化背后的根本动力,则来自于信息传输系统的全球联网,以及这种网络给长距离服务带来的现实可能,因此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促使服务业本身产生革命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服务业实际上还是信息技术的主要投资者。就发达国家而言,拓展服务贸易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跨境设立商业机构,将国际服务贸易变成外国直接投资的一种基本补充。
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必须依靠跨国投资来推进,而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国际商品贸易形式。众所周知,主要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通常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建立起垂直分工体系,由母公司控制生产工艺流程的核心技术,而子公司则负责制造标准化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经营服务业的跨国公司由于技术优势主要是现代的服务手段和管理方法,在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时无法将其(例如:信息的复制)彻底剥离,因而彼此之间多半只能构成水平分工的关系。也就是说服务贸易自由化在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还能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逐渐达到优质高效的服务水准。
美国经济学家谢尔普(1984)在《服务技术在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bricks),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mortar),”如今,服务业国际化已经超越一国经济的界限,通过技术扩散机制和制度扩散机制,在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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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转机范本篇八
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恩特曾颖镇的公共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在碑身的正面有这样一行金色的大字:深深感谢象鼻虫在繁荣经济方面所做的贡献.象鼻虫是何物?它是北美洲地区棉花田里的一种害虫。为什么亚拉巴马人要为害虫立纪念碑呢?这要从一场灾难说起。
1910年,一场特大象鼻虫灾害狂潮般地席卷了亚拉巴马州的棉花田,虫子所到之处,棉花毁于一旦。那是一幅无比惊心动魄的'惨相,棉农们欲哭无泪。灾后当然要重建。名言网 亚拉巴马州是美国主要的产棉区,那里的人们世世代代种棉花。可现在,象鼻虫灾害使人们认识到仅仅种棉花是不行了。如果仅仅种棉花,爆发了象鼻虫灾害,一年的收成就都没有了。
于是,开始在棉花田里套种玉米、大豆、烟叶等农作物。尽管棉花田里还有象鼻虫,但根本不足为患,少量的农药就可以消灭它们了。棉花和其他农作物的长势都很好,结果,收成表明,种多种农作物的经济效益比单纯种棉花要高4倍。亚拉巴马州的经济从此走上了繁荣之路,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亚拉巴马州的人们认为经济的繁荣应该归功于那场象鼻虫灾害,是象鼻虫使他们学会了在棉花田里套种别的农作物。为此,亚拉巴马州政府决定,在当初象鼻虫灾害的始发地建立一座纪念碑,以感谢象鼻虫在繁荣经济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励志感悟:没有人愿意遭遇危机,但是,危机常常是不邀而至。我们可曾想过,危机中也包含着转机。危机包含着危险和机遇,只是我们习惯性地只看到危险,而看不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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