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通用9篇)

成果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回顾自己的成果，激励自己继续努力。如何正确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我们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上网时间。下面是一些成功案例，通过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更好地改进自己。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一

祭祀是华夏礼典之一,是儒家礼仪的主要部分.《礼记·祭统》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对象为天神、地只、人鬼.天神称祀,地只称祭,宗庙称享.古代祭祀等级严格.“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天神地只天子祭,诸侯大夫祭山川,士庶只能祭祖先和灶神.

天地人乃自然物,祭祀的内涵为敬畏自然.

祭祀从示.示是碑牌的象形抽象符号.立于陵园门外坟茔前者叫碑,碑置赑屃背,刻尊者撰写的祭文；坟茔前碑正面刻逝者名讳,背面刻逝者简介.人弃世入棺,棺前画牌位,上书逝者名讳,宗庙祠堂内按正庶分支顺序供家族逝者牌位.

“祭”字上部左月右手.月字旁由肉字变形演化而来.古祭祀,宰杀牛羊猪等畜生,叫牺牲.毛色纯正者称牺,体全者称牲.祭字中的月即肉,即牺牲.《左传》：“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说的就是祭品.“祭”是会意字：手捧牺牲玉帛供奉碑牌前,表达敬畏之意.

牺牲即祭祀等级产物.牛羊猪各一头称太牢,羊猪各一头叫少牢.《伶官传序》：“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

《史记·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载,邺用女孩祭河伯.西门豹看出当地巫者勾结官员,借祭祀残害百姓,设计将女巫扔进河里.

祀是形声字.左形右声.左偏旁是示,意祭祀.右“巳”声旁,表音.巳是十二地支之一,排位第六,指上午九至十一时.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传统礼仪文化之一的祭祀的價值,即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

鲁迅先生的《祝福》写祥林嫂丧夫后,鲁四老爷认为她不是全人（父母公婆夫儿女俱在世者）,不让她参与祭祀.祥林嫂听从柳妈的话,花八块大洋捐了门槛,安在庙宇门口,让千人踩万人踏赎罪,想争回参与祭祀权.怎么可能呢?桑弧导演拍电影时,设计细节：祥林嫂举斧头劈门槛,表达对神的怀疑,但却没有抓住祥林嫂悲剧的肯綮.统治者用封建思想愚昧人、杀人才是根本.礼教成了封建统治者“治人”的工具.刀可切菜,也可杀人.刀本身没有对错,问题在于操刀者用刀干什么.做饭时,刀是炊具；杀人时,刀就是凶器.女巫借祭祀杀人,鲁四老爷借祭祀毒害人心灵.这并不是祭祀行为本身在杀人、害人.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二

其行为调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耻感文化。

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是在先秦时期。从《尚书》中的伊尹放太甲、《周礼》“耻诸嘉石，役诸司空”之说到《诗经》对统治者过分剥削的讽刺，说明殷周时期古人已经知道：使人知耻的心理因素对于控制人的行为有重要的作用。降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从各自的角度论述和实践着耻感文化。《管子・牧民》篇中有“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这四维即礼、义、廉、耻，管仲把耻感文化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道家学派对于耻感文化也给予充分的注意，老子《道德经》中就讲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法家也很注意耻感文化，认为它与国家安危有莫大的关系，《商君书》、《韩非子》对此多有论述。儒家学派对耻感文化的阐释和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在整理古代典籍时将耻感文化纳入到儒家学说的体系之中，《论语》中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个人的心理感受、道德修养、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评价第一文库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反映出耻感文化已经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孟子将羞耻直接和人的内省、正己联系起来，通过正己而达到自强，并从性善论的角度，以“四心说”揭示每个人只要加强自身修养，勤于内省，反求诸己，都能从内心深处发掘出这种羞耻之心。荀子则在耻与不耻之间，勾勒出了不受名誉之引诱、不为诽谤所恐惧、率道而行、端然正己的士君子形象。

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高度抽象，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它区别于西方建立于基督教基础上的罪感文化，带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综观这一耻感文化体系，它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其一是注重内省、慎独，强调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其二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三是耻感文化能激发人的奋斗精神，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其四是崇尚操守，砥励名节，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形成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五是形成了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

传统耻感文化形成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广泛地融入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的`道德践履中，成为决定人们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社会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不论是诸侯国的国君，还是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都在其立身行事中反映出耻感文化的影响。管仲辅佐齐桓公，曾引起时人对他是否知耻的争论。晋楚城濮之战时，栾贞子力谏晋文公不要“思小惠而忘大耻”，坚定打败楚国的决心。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正是不忘“会稽之耻”，终于灭掉吴国。战国中期，秦孝公深以“诸侯卑秦”为耻，于是广招贤士，从而有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战国后期，赵武灵王以“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打动公子成，遂成就胡服骑射之改革。这些事例说明，耻感文化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般士人乃至平民百姓中，耻感文化也是决定人们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晏子“二桃杀三士”的事件，《礼记》所载“不食嗟来之食”之事，就是耻感文化影响人们行为的绝好例证。

降及秦汉以至明清，耻感文化在往哲先贤的论述中、在历史事变的发展中、在志士仁人的践履中时时体现出来，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在历史巨变、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耻感文化更是撑起民族脊梁的重要支柱。苏武牧羊、党锢事件、祖逖北伐、岳飞抗金，无不反映着耻感文化的内涵。到了清代，满族统治者也全盘接受了传统耻感文化，雍正五年在考选进士时所出的考题，就有关于耻感文化的内容，雍正帝对士子们的答卷很失望，于是专门发布上谕，对耻感文化进行阐释，并对大小臣工提出要求。迨至晚清、近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屈辱，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列强的铁蹄肆意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正是这民族的苦难，使无数的志士仁人感受到了耻辱，这是国耻，是民族之耻，为了雪耻，一代代英烈们奋起抗争，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为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铺筑道路。五四运动前后，民众纷纷以耻感文化相砥砺，“勿忘国耻”成为高昂的时代主旋律，显示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坚强决心。也正是在耻感文化的激励下，无数革命先烈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在促进国家发展、推动民族振兴、维护祖国尊严、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各个方面，耻感文化仍是激励中国人奋发图强、努力进取的强劲动力。（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三

天人感应最先由西汉董仲舒系统阐述，其思想散见于先秦古迹中，《尚书》表现得比较集中，其中一文就治国之道作了细致的讲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l]将掌握自然规律与协调人事相提并论。孔子修《春秋》，讲灾异、论天道《公羊传》、董仲舒的椿秋繁露》等则是集天道与灾异之大成。如“秋，大水何以书?记灾也。”“大零。大零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零则旱见;言旱则零不见。何以书记灾也。”何以书?记灾也，出现16次;何以书，记异也，多达32次《史记·天官书》里记载了星宿对应君臣关系、地理方位、政治局势等，这也表达了上天与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后来的心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都对天人感应有记载与表述。

天人感应所涵盖的不仅仅指上天降下的灾难，也包括异常与正常的自然现象“天”可更多的以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来理解，天人感应也更多的是人类对自身与大自然的互动关系的一种概括。作为古人重要而特殊的思维方式，天人感应的出现有其社会原因。远古时代因生产力条件所限，人类思维尚处于童年时期，对各种自然现象、人事变化、历史规律等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一些偶然的同时出现的现象让人们误以为它们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巫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也会利用附会一些灾异现象;文人政治家为了规范统治者的行为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也会利用天人感应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孔子、墨子、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关系的观点更多的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如通过董仲舒的努力和汉武帝的支持，儒家思想在汉朝得以确立，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人感应对历史的影响对古人历史观念的影响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把天和人作为考察对象来看待历史兴衰变化;二十四史书虽叙事为本，但总穿插一些奇闻、灾异、祥瑞之说，更有独立篇目如《史记》里的《天官书》《封禅书》《汉书》和垢汉书》中的《五行志》，而(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设象纬考、物异考，都试图记载、探究天人关系。

《眷秋》中记录了37次日食，多次雨雪、冰雹、火灾，这些并不是为了研究天文、气象，而是为了记载人的活动、研究上天降兆而记载的。‘生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晕如齐逆女。”

古代史书受当时社会形势、史学观等局限，往往沦为帝王家书、惩恶扬善的工具。史书记载对许多就当时来说认为平常的事会闲而不录，而当一些社会、自然异象出现时则会刻意搜集、记载《春秋》中连夷狄灭华夏族如此巨大的事件都未曾记载，而陈国被楚国灭掉的史事却因一次被称为上天降兆惩罚陈国国君的火灾而得以记载。这无疑与作者的天人感应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历史编纂学角度来看，天人感应思想扩大了史书记载的选材范围。这无疑是其好的方面，但也有局限性，它会造成历史记载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有巨大的偏差。汉代纬神学极盛，人们往往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与世间每一种异常现象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时候不惜牵强附会。刘知几说:“汉代儒者，罗灾告于二百年之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他批评这类歪曲事实强解灾异的现象为:“斯皆不惩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掩耳盗钟，自云无觉。”

早期的文学很多记叙奇异荒诞的故事。上古神话、巫女神汉事、《楚辞》《山海经》、六朝志怪小说等，它们在表情达意的时候，常常流露出对上天的'敬畏、对鬼神的好奇、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灾异怪象的恐惧，这些都有着天人关系的深深烙印。

综上可知，先民在同自然界(上天)作斗争的实践中，与大自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认为自己的一切来自上天(自然)，自然中的风吹草动会引起身心的潜移默化，自己的活动又会牵动着自然(上天)情绪的起伏变化。天人感应观念产生于人类思维之中。正如刘姗所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它蕴含着人类早期思维中的种种特点:其一，人与自然是相依相惜的关系，人在看事物的时候常常会以己观物，物我交融;其二，人对自然充满敬畏、好奇、恐惧的情感，这种情感浓烈而持久，影响深远，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以己感物，触景生情;其三，天与人的关系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表征。

人类早期思维中的种种特点自然深刻影响着文学的灵魂—情感表达。如《诗经》的开篇唱道:“关关唯鸿，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述”《孔雀东南飞》开篇言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楚辞》:“鸟何萃兮蕉中，署何为兮木廿”《离骚》:“唯草木之零落，恐美人之迟暮。”古人看到两只水鸟在欢唱，会联想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孔雀在天上徘徊着等待落队的伴侣，这是夫妻间应当相傍相依的情感;山上有木，木上有枝，这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妾对君的喜爱也是多么自然合理的一件事，山有木，木有枝的事不曾被人留意，妾对君的一片痴情也不为君所知;湘君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湘夫人，于是他马上注意到自然界中悲观性的反常现象，鸟不是栖息在树上，而是羁留在萍草丛中，渔网没有撒到水中，而是被挂在树梢;屈原见草木凋零，便忧楚王大业衰败。以上这些或用起兴、或用比喻，将人类复杂抽象的感情用外在、具体、形象的事物展现出来。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那种将万物和自己相关联的思维模式，在这个关联过程中，人类的情感也与万物相关联。比兴的手法能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传达出来，让有着相似情感体验的读者产生共鸣，文学美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结语。

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远古时代就己经产生，它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始终。一方面通过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另一方面通过记录下来的文史资料得以保存并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化。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四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

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五

诗词，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诗歌。也是汉字文化圈的特色之一。

对于古诗词的发展顺序可概括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现代诗。

楚辞：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楚辞发展了诗词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汉赋：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词形式。

唐诗：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宋词：经过了唐诗不可逾越的高峰，宋诗无以为继。但是宋代诗人另辟蹊径，也走上了不逊色于唐诗的另一高峰。唐诗重在自身感情的迸发，文辞华美，故显得肥腴;而宋诗重在理趣，在平淡无华的诗句中见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故显其瘦劲。北宋大家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南宋出现了宋诗的顶尖的天才诗人陆游，酷肖李白的才华、强烈的爱国精神、多种的诗歌风格，使陆游成为宋诗第一人。同时期还有闲适自然的杨万里，后来南宋末出现松散的江湖诗人群。

元曲：在元代登坛树帜、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元曲。而人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包括剧曲与散曲。剧曲指的是杂剧的曲辞，它是戏剧这一在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散曲则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

现代诗：“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诗词介绍。

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中国诗起源于先秦，鼎盛于唐代。中国词起源于隋唐，流行于宋代。中华诗词源自民间，其实是一种草根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诗词仍然深受普通大众青睐。

基本含义。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如今诗歌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白话诗和旧体诗词，白话诗更多称为新诗或自由诗，但“诗词”连称时一般指旧体格律诗、词。

词

简述。

属于诗的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是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句子长短不一。注：“词”与“辞”在“言词”这个上是同代，一般只说“辞”，不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词”后来又逐渐按一定的曲调来填写，即词牌;如“满江红”“蝶恋花”“江城子”“西江月”“浪淘沙”等，它由曲名发展而成，例如“西江月”原本是唐朝教坊展柜唱的曲名，后来以这种形式填词，便逐渐成为一种词牌。

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词分为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大调亦称长调(91字以上)。词一般分上下两阕也称之为“片”。

诗后人奉为经典;楚辞以其忠君意志的一再表达、比兴手法的完整运用，影响后代诗歌创作，形成创作传统。《诗经》与《楚辞》因此也时常被认作古代诗歌将源头追溯到《诗经》与《楚辞》。

特点。

**62字洞仙歌83字。

更漏子46字甘草子4河传61字何满子74字。

黄河清慢98字贺新郎116字。

减字木兰花44字锦缠道66字江城子70字。

浪淘沙54字临江字满庭芳95字摸鱼儿116字迈陂塘116字。

南歌子52字南乡子56字念奴娇100字。

卜算子44字菩萨蛮44字普天乐46字。

清平乐46字鹊桥仙56字青玉案67字沁园春114字青门引42字。

如梦45字苏幕遮62字水调歌头95字。

双双浣溪沙48字太常引49字踏莎行58字。

唐多令60字天仙子68字。

乌夜啼36字望海潮107字武陵春49字。

相见欢36字西江月50字小重山58字谢池春66字。

忆江南27字忆王孙31字谒金门45字忆秦娥46字虞美人56字。

一落索46字阮郎归47字一斛珠57字玉楼春56字一剪梅60字。

诉衷情33字定西番35字。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六

椅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家具之一，其渊源及发展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坐具形式的演变，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内涵之间相互交融，是一个累积并演变的过程，因此椅子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椅”早也作“倚”，起源较早，但不是指供人坐用的椅子，是一种树木的名称，又名“山桐子”、“水冬瓜”，木材可做家具。

1.夏商周椅子的风格。

古代人们最早的坐是“席地而坐”。这个阶段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历经夏商周春秋战国。其坐姿也不似现在那样轻松。所谓“坐”即“跪”也，这种双膝着地，上身重量落在脚踵之上，在精神上是最大的自我约束，形式上也表示出最大的敬意。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发明了席子。“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芦苇席，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席子实物。”受原始社会技术水平的限制，房屋都比较简陋、低矮，室内空间狭小、昏暗。为了避免潮湿与寒冷气候，人们将茅草、树叶、树皮或兽皮之类铺在地上，最古老的坐席由此而产生。

椅子的最初形态是大自然的直接反映。在此阶段，坐具与卧具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西周是礼仪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统治者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周礼·春官·司几筵》记载：“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周朝礼制中，司几筵主管五种席垫的名称和品质，辨别用途以及陈设的位置，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席和熊席，在使用中常以席的多寡来体现等级差别。席子成为日常生活表现礼节规制的象征，一般生活起居、接待宾从都要在室内布席，“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而尝之”等礼制由此而来。渐渐地，坐具身上所承载的自然功能褪去，更多所赋予的属于文化内涵的东西呈现出来，并成为影响器物的因素。

2.春秋战国风格。

春秋战国时期坐具的风格发生重大改变，兼顾使用功能与观赏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的坐具主要以席为主，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种坐具——床，而且床的功能逐渐走向多样化，不仅用于睡眠，聚餐会友、办公议事等都在床上进行。并且这一时期商代就已出现的髹漆技术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绚丽无比的色彩加上浪漫神奇的图案，使坐具充满着浓厚的艺术感。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开始摆脱神秘主义色彩，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和人生哲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这个时期的坐具风格一改神秘和沉重，体现一定的理性以及审美情趣，出现了精雕细琢、奢侈豪华的气象，其装饰特点也有了重大改变，集绘画、雕刻于一身，在题材上一般采用自然景观、植物图案和想象吉兽为表现主题，体现出崇尚自然之美和浪漫主义的情调。

（二）早期椅子的产生。

1.秦汉时期。

秦汉是椅子风格的奠基时期，冷冰冰的、笨重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青铜器具不再像以前那么受人们欢迎了，取而代之的是方便使用的木质家具，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卧、寝，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汉代，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在床上进行。

东汉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的坐具开始传入中原地区，中国最早的高足坐具胡床由此而来。胡床对中国古代高型家具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乃至“京都贵戚皆竞为之”。除帝王以外，将令、官吏、学者甚至村妇，各种身份的人都在使用胡床。胡床的引入与椅子的形成之间关系密切，前者只要加个椅背和扶手，形制稍微改动一下，就变成一把椅子了。

2.魏晋时期。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开放，文化呈现多元性的特点，人们的坐姿比较随意，蜷腿坐、盘腿坐等大量出现，出现了扶手椅等新式坐具。由于高坐具坐着更加舒适，垂腿而坐成为了主要坐姿。人们对舒展的坐卧姿势潜移默化中也促进了高坐具的发展。高坐具的出现和流行，对传统席地而坐的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总体上这一时期还是以低矮床榻等家具占主导地位，变化在于床榻的高度有所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坐具主要有筵、席、床、榻、胡床，风格隽秀清雅，淡泊自然，受佛教文化和文人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在融入佛家元素的基础上极富山水之气，一改汉代的正气之风。

3.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的文化艺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家具的发展，使得隋唐时期处于我国家具的一个大变革时期。

“椅子”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济续庙北海坛祭器杂物铭·碑阴》记载：“绳床十，内四椅子。”由此可知，唐代已有了“椅子”这一称谓。“贞观之治”后，椅子显现出浑厚、丰满、宽大、稳重的特点，体重和气势都比较博大，注重构图的均齐对称，造型雍容大度，色彩富丽洒脱。而且，垂脚式或者高脚靠背椅都伴随佛教流行起来，加之来自波斯的影响，使得这种靠背椅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尚未取代坐榻的正统地位。唐代坐具风格受此影响也不乏雍容华贵，同时也不失清新风格，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1.宋代：人文、工艺、科学。

宋朝椅子在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思想影响下总体风格呈现出挺拔、秀丽的特点，在装饰上偏好朴素、雅致，重局部点缀以求画龙点睛的效果。而且宋式家具是真正走入百姓家中的产品，此时的家具体现出了更人文、更工艺、更科学的文化气质。其种类已经趋于齐全，造型结构及装饰工艺也已经相当的成熟。除了沿用前代式样外，还创造出了一种圈背交椅。《搜神记》曰:“胡床，戎狄之器也。”交椅较好地结合了胡床的高度、方便折叠的特性与汉族儒家文化的正襟危坐、道家文化的优雅，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成果。此外，还有靠背椅、带扶手的靠背椅、五足靠背、宝座、肩舆形椅。

2.明代：简约、朴素、雅致。

在明式椅子的风格的形成中，道家思想可以说功不可没，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利用美丽的木纹和原木色增添家具的美观，使得自然美与人造美完美结合，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体现；二是坐具构造简洁，圆柔而充满曲线美。明式坐具形成了简约、朴素、雅致的重要特点，尤其在“结构装饰”上，既是装饰又是承重部件，起到了支撑重量、使家具坚固耐用的效果，对现代家具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清代：精致、豪华与高贵。

受满清贵族文化的影响，清式风格的椅子呈现出富丽堂皇、雕刻纷繁复杂、坚固鼎立的特点。在选材上面，主要用名贵的木材彰显了家具庄严华美的气质。因此，清代的椅子多为上层贵族所使用。椅子不仅是人们日常的坐具，更成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在民间，椅子也受到了宫廷风格的影响，变得粗犷有力，但仍保持简单素雅的特点。

从明式家具的简洁明快、着重于使用功能发展到清式家具那种注重烦琐装饰、贵重材质的清式风格，中国的家具设计走向了另外的发展方向，家具设计行业只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审美需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如何，清式家具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富丽堂皇的装饰效果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视觉审美冲击。

（一）椅子与民俗。

1.椅子与起居方式。

中国古代椅子的造型经历了低矮到高足的转变，人们的坐姿由原来的席地而坐即跪坐转变成了垂足而坐，由此产生了起居方式的变化。

商周以前，人们把席作为椅子，以地面起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也就顺理成章。因此，商周时期的房屋建筑和家具设计一般都较为低矮。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席子不仅是椅子，还承担礼仪的功用。

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现代椅子较为相似的禅椅开始出现，并渐渐地出现了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中国古代椅子由低矮型到高足型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也正从由跪坐到垂足而坐的转变。宋元时期，高足型椅子已初具规模，且已入寻常百姓家，呈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风格。

2.椅子与礼仪。

礼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椅子的演变也影响着中国传统礼仪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将椅子的演变所反映出的礼仪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低矮型阶段、过渡阶段、高足型阶段。

低矮型阶段即秦汉之前的时期，人们席地而坐，由此便产生了与跪坐相对应的礼仪，主要包括跪、拜、避席、拂席，这都属于礼仪，人们必须遵守以表尊敬。当然，当时的礼仪相对简单，无论在君与臣之间、还是晚辈与长辈之间，行礼时都是相对平等的。

椅子的过渡时期也是礼仪的过渡时期，随着以胡床为代表的高足椅子传入中国，垂足而坐的坐姿开始流行此时，椅子逐渐地代替席子成为主要的坐具，因席而产生的拂席、避席这些礼仪也渐渐被废除，但是跪拜礼仪仍存留至今，这也许是因为这些礼仪在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历代皇帝坐在龙椅上接受群臣跪拜，不仅体现了君臣之礼，也体现出了等级差距。

（二）椅子与社会。

1.椅子与政治变迁。

传统中国，椅子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家具存在着，在某些场合，它往往被赋予一种政治意味。在使用跪坐这种姿势的时代，行礼者与受礼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其中也包括君臣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当时的阶级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到高足坐具已相对成熟的时期，人们习惯了垂足而坐的坐姿。这不仅是人们坐姿的变化，还有心理的变化。人们习惯于坐在椅子上接受别人的跪拜，原本平等的关系也随之改变。

2.椅子与皇权。

不同的社会阶层所配置的椅子是不同的，清代的皇帝宝座即金銮殿龙椅就是如此。皇帝的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四根支撑靠手的圆柱上蟠着金光灿灿的龙，底座不是用椅腿、椅撑，而是采用一个相当庞大的“须弥座”，通体遍布黄金显得富丽堂皇又气势威严，表现出了皇帝的独一无二和高高在上，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同样也显示了皇帝富有四海的财富。

（三）椅子与精神文化。

1.椅子与精神风貌。

椅子能够反映不同时期社会的精神面貌，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代时期最为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们放浪形骸，寄情山水，饮酒吟诗。在此社会背景下，椅子的设计风格需要传达的是清雅隽秀、洒脱不失风骨；北宋时期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思想很严重，文人风格也就表现在了椅子上，呈现出朴实无华、雅致清新等特点；然而到了南宋，人们趋于安乐，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国人渐渐淡忘了复国复都的豪迈雄心，这种心态使南宋时期的椅子风格偏柔和隽秀，带有一种江南风情。

中国古老的儒、道、法等哲学思想影响至今，相应地，也影响着椅子的设计风格。儒家文化背景下所设计的椅子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比较规整，有着整齐方正的坐面以及垂直的靠背，另一类椅子则让人在舒适的同时仍保持后背直立，衬托了坐在上面的人的君子气质；道家文化注重“天人合一”，椅子的设计注重材料的天然性；法家文化主张法治，在造型上大多庄严典雅，而功能上，人们更加注重“坐”的位置及其权力的暗示；墨家注重椅子的实用性；宋代程朱理学则倾向于设计简洁质朴的椅子。

3.椅子与宗教信仰。

南北朝时期，佛教塑像、壁画兴盛起来并广泛流传，大大推广了佛教文化，客观上带动了椅子的流传范围。佛教东渐对于椅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椅子盛行的唐代，禅椅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坐具中大量出现，其独特的造型更诠释了独特的内涵。禅椅摈弃了扶手位置，很多椅子被视为一种装饰；另外，禅椅的坐面要比其他椅子宽长，适应了僧人参禅时盘膝而坐的要求。

其实当佛教从印度刚刚传入中原时，佛门中人保留着印度原有的垂足而坐的坐姿。上层社会的非佛教信徒为了享乐的需要便借鉴了垂足而坐的坐姿，于是渐渐垂足而坐便流传开来。由此可见，佛教对椅子的影响是一个从绳床到禅椅的过程，并传承了垂足而坐这一坐姿。

中国传统椅子在设计上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优雅的装饰，简洁的造型及实用的结构，但也存在着设计思想保守、设计观念落后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一）打造优质的外部环境。

1.建立自由的文化环境。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塑造着椅子的风格，不同的文化状态下椅子的风格也不同。历史上椅子风格形态的转变都是在文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自由的文化环境有助于新文化的融入，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学习，取长补短。因此，我们为了获得更加丰富多元风格的椅子，就要发展多元文化，而这要以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为土壤。因此我们首要做的就是创设一个自由的文化发展环境。

在这个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中，我们还要增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不容置疑。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回归，是设计具有长久生命力与强大竞争力的源泉。

对广大设计师来说，这是一个可以不断学习、提升技能的机遇。设计师在这种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不断提升、发展自我。而这同时又使椅子设计更为风格多样，极大扩展了选择的范围。

2.引导建立健康积极的审美观念。

创造一个合理健康的审美环境，需要对已有的椅子进行综合分析与评定，总结出契合本时代特点的美学评价标准，引导消费者审美趋向理性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满足温饱的需求以后，讲究生活品位理所当然。“审美消费”作为一种高于纯物质消费的精神消费，伴随着此过程，“攀比”、“跟风”等不良的消费习气也随之产生了，而这就需要整个社会正确引导消费者审美趋向的合理化。

同时，一个合理健康的审美环境与消费环境，需要实现设计师与消费者的审美互动。唯有设计师理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消费者认同设计师的审美理念才能引导审美环境的合理化，构建一个健康的审美环境。

3.营造完善的家具行业环境。

要推动当代椅子文化的发展，一个完善的家具行业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它既与世界家具行业发展态势紧密联合，又具有合理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当代世界文化趋向于多元一体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趋同，这就要求我们融入世界家具行业的大环境中，加强与各个国家间的交流、学习与借鉴，打造一个与世界同步的家具行业环境，这是我国当代椅子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注重椅子的个体创新。

1.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设计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构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体系。这种思想要求我们在设计椅子的时候充分考虑椅子的舒适度，并且选择天然的材料，这有利于椅子的发展，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除了文化上的传承，我们还要学会应用中国传统手工艺。像传统竹藤编制工艺，它能让椅子更具有古典设计的神韵，同时简洁、实用，充满现代感；传统木雕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民间工艺文化；用木雕工艺设计的椅子饱含中国吉祥意蕴，又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艺术魅力。

2.实用与美观相统一。

现在很多的椅子过度注重文化情调，忽视实用性，使得椅子成为了观赏品、收藏品。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装饰和功能统一起来，在保证椅子美观的同时让人感到舒适。明式椅子符合了今天非常朴素的人机工学观念，能够达到人体与椅背弯曲的高度契合；同时明式椅子的装饰采用简洁质朴的木质纹理，给人一种亲近感，在现代椅子设计中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3.合理利用新材料。

学会合理利用高科技、新材料，设计出更舒适、轻便、美观的椅子材质是家具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椅子用材讲究、质地优美，像上等的明代椅子采用稀有的黄花梨、紫檀木等作为原料。现在这类木材资源比较稀缺，不可能大量采伐来制作椅子。我们只能通过高新技术将普通材质进行改性等等方式处理；此外，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新材料，使得椅子设计有新的特点和形式，如运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做椅面、椅背，使人坐上去很柔软，而且这种椅子轻便易拖动；运用透明的有机玻璃制作椅子，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椅子的内部构造；蓬松舒适的“纸座椅”，材质经过特殊处理，夏天通透凉快。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七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下，我国建筑工程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建筑工程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建筑工程管理作为整个工程施工的核心，对建筑工程自身发展、施工水平和工程进度等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加强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是提高工程施工质量、保证工程顺利竣工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现代建筑工程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本文主要介绍了建筑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几点对应的解决措施。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八

当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精神文明的需求就开始萌生，进而发展。而音乐教育就是随着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精神文化的产物。它作为一种艺术教育形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和规律，例如音乐教育能够传递人类思想感情、抒发人类的喜怒哀乐等情感等等。它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教育文化属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典型的文化性，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古往今来，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就不是鼓励发展的，它总是与社会文化、文学、美术等其他的意识形态产生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它也就成为了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他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音乐教育的产生是以音乐文化为基点的，而音乐文化又推动了音乐教育的发展。二者是彼此作用、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音乐教育因素对音乐文化的传承。

1、音乐教育的硬件要素促进音乐文化的传承。

音乐教育离不开老师、学生、教材等等。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音乐教育的硬件因素。其中教师是音乐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主要实施者，他们承担着通过乐理知识的讲解和音乐表演的方式来传递音乐知识。可以说，在当今社会，音乐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主要是靠音乐老师来实现的。他们能够适合学习者学习特点的音乐知识作为传授的对象和内容，能够正确地取舍音乐现象和音乐成果。因此，音乐老师一定要参与到音乐文化中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不断提升自己教学能力，不断推动音乐文化的`更新发展。学生是音乐知识的接受者，也是未来音乐文化的传承人。所以，开发学生的音乐潜能、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是音乐教育的主要责任和义务。学生需要积极地参与音乐文化生活，一方面来巩固他们在音乐课上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能够将音乐需求反馈给音乐教师，方便音乐教师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也能够使得学生紧紧地跟上时代步伐，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需求。音乐教材是直接反应音乐思想、音乐理念的重要文本载体。一般而言，在授课的过程中，音乐课堂是以音乐教材为重心而展开的。音乐教材的编写能够表现出当今社会对音乐文化的取舍和选择。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音乐教材会选择这一时代中最具有代表性和特点的音乐文化，这间接丰富了音乐文化的内容。

2、音乐教育的软件要素促进音乐文化的传承。

音乐教育的软件要素是指音乐教育的理念、方法、原则、目标、内容等。要想促进音乐教育和音乐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五个软件因素是必须要协调好的。音乐教育中的教育理念是实现教学活动的前提，是指导教学活动的线索。教育理念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它含有丰富严谨的科学原理，能够引导引导音乐实践活动。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教育应该在音乐理念的引导下与音乐文化充分结合，共同进步；音乐教育的内容主要表现在音乐教材中，音乐教材是时代的产物，是精心选择时代文化的结晶，它包含着优秀的当代音乐成果，也收录了传统的音乐精华。它的形成和改革与音乐文化息息相关。音乐教育的原则是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经过充分发酵后的成熟表现。它的实施离不开音乐教师，音乐教师可以利用音乐原则来处理师生之间的纠纷和问题，来推进教学内容的深化，来深刻理解音乐的文化。音乐教育的目标是音乐教育所要达到的标准。音乐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一些列的活动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标，最终培养出合格的音乐人才。

二、音乐文化对音乐教育的作用。

1、音乐文化走进音乐教育，丰富音乐教育的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的种类逐渐丰富起来，例如民族民乐、摇滚音乐、说唱音乐等等，这些音乐种类都是人们心声的表达、人们智慧的结晶、辛苦劳动的成果。他们的形成过程和表演方式等无不蕴含着文化的因素，充满了文化的因子。学习他们，就好像和一位伟大的人物交流。所以，在音乐教育中引入这些音乐文化，可以大大地丰富音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但是同时，有些音乐内容也含有消极的因素，例如思想颓废、拜金主义等等，所有在引入教育教育之前，音乐教师要对这些音乐种类及其内容进行把关、筛选、分析，去粗取精。此外，音乐文化还可以以讲座、沙龙等形式来走进音乐课堂，扩大学生的视野，满足学生的学习欲望。

2、民族音乐文化走进音乐教育，构造多元化的音乐教育环境。

在音乐文化的长廊中，民族音乐文化是其中最为珍贵的财富，它是音乐文化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情。它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音乐教育是它的主要传承方式。所以，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文化的结合可以说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在音乐教育中学习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仅可以重新激发学生对于民族的情感，也可以推动音乐文化的深化，构造多元化的音乐教育环境。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族音乐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凸显民族特色、传递民族情感，慢慢地，民族音乐就成了诸多音乐形式中不起眼的一种，被后人逐渐淡忘。这告诫我们，音乐教育要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凸显民族音乐文化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民族音乐文化永不退色，薪火相传。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古代祭祀文化论文范文通用篇九

摘要：文化消费观即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审美倾向、消费习惯和消费诉求的融合，其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本文着眼于文化消费观念和服装设计艺术的关系，从各方面对其的影响展开论述。

关键词：消费观念；服装设计；大众文化；影响。

服装设计是一种由社会文化形态中升华而出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新的社会维度中，服装行业竞争之激烈，使得服装厂家和设计师们迎合大众审美情趣、满足大众消费需求变得尤为重要。

一、文化消费观念转变推动服装设计风格多元化。

服装设计风格是指服装作为商品实物所呈现给消费者的包括颜色、款式、材质在内的外在视觉特征和包括时代精神和潮流元素在内的内在文化底蕴的总和。服装设计风格多样化是文化消费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四方八面的文化相互吸纳与融合，呈现出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文化大观。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思想的解放，消费者对服饰的.个性化需求显著增强，购买个性化的服饰成了个体提升自我认同感的手段，人们在服装消费时，更多考虑的是自我偏好，而不是社会的认同感和统一性。不同个性的消费者在不同成长背景和社会角色的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穿衣风格。在此影响下，服装设计领域衍生出风格迥异的不同品牌，一些大品牌还根据市场导向的不同，分化出风格、定位各异的子品牌。例如美国的服装品牌anntaylor旗下就有loft、studiond、petites、factory等四个子品牌，有着不同的品牌定位和消费群体。在中国，以美特斯邦威为例，这个以“学院派”风格为主的温州服装品牌新成立了me&city这一子品牌，品牌定位较其母品牌更为高端，以有一定购买力的25岁-35岁的城市白领作为目标消费群体，侧重于都市年轻时尚风。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服装品牌或设计师若想长期实现高市场占有率、笼络不同消费群体，就必须致力于对消费市场的细分和风格的多样化。

二、文化消费观念转变推动服装流行周期缩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服装产业发展尚缓，服装的样式、色彩统一，人们对文化消费的理解也不够深入，使得那时的服装流行周期较长。中山装作为男子标准服装流行了30年之久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基本的满足，自然对文化消费领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再加上网络的盛行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捷，人们对新信息、新文化的接受能力也普遍提高，服装消费作为一种与文化选择相关的最直观而显性的活动，自然成为当代年轻人彰显个性、追赶潮流时尚的载体。快节奏的生活和“文化速食”现象似乎也影响到了服装界，象征着潮流风向标的时装发布会从以前的每年两次到现在的每月一次。除此之外，昕薇、瑞丽、米娜等时装杂志也风靡年轻女性白领中间，人们对潮流元素的敏感度与日俱增，服装风格更新换代迅速，琳琅满目的服装品牌之间也竞争激烈。因此，厂家和设计师们必须迅速捕捉市场潮流，并且独到地应用于服装设计中，才能在众多服装品牌中脱颖而出。

三、消费者更加注重对服装内在情感因素探寻。

面对现今服装品牌的层出不穷，消费者在挑选服装时已经不仅仅把服饰商品的外在实体作为判断商品好坏的唯一标准，服饰内在的软性价值也成了服装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感情的服饰商品才能更加打动消费者，引起其内心的共鸣，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深层互动，也体现了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层次在逐步提高。在服装设计领域，不少设计师也发觉了这一现象，开始尝试着通过在服装设计中注入文化价值来吸引消费者。例如，“天意”这一品牌的设计师梁子在设计作品的过程中以环保精神为主线，以“自然、健康”作为品牌一贯坚持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巧妙地贯穿于服装设计的细节中，在材料的选取上，以对人体没有伤害的麻料、棉料、丝料为主，还别具匠心地使用了一种古代中国特有而稀少的生态环保丝织品“莨绸”作为原料，其设计出的服饰成为时装界的一股清流，广受年轻消费者喜爱。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厂商和设计师在紧跟潮流动态的同时，也应着重发掘品牌的独特性和内涵性，保留自身设计品与其他品牌的区别性，才能更好地在服装界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装消费群体的文化消费观念一直在不断地转变，这给我国服装行业带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消费者在选择服饰时的关注点由过去的仅仅关注“暖不暖和、舒不舒服、是不是耐穿易洗”，转变为更多地追求服饰的装饰性和美观性，服装不再只是位于马斯诺管理需要层次理论最底端的“生活资料”，而是愈发成为一种彰显个性、追赶潮流、展现社会地位的符号。这给了服装设计工作更多的发挥和想象的空间，服装设计更能凸显出其艺术性。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各区域之间的文化壁垒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破碎，鳞次栉比的国外品牌被引入中国，消费群体对世界名牌的认知发生了悄然转变，相对于本土服装品牌来讲，中国消费群体似乎更乐于接受国外品牌，盲目认为国外的服饰质量更好、更能凸显社会价值。这种盲目对于国内的服装品牌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中国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们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深析这一问题，借鉴“李宁”“波司登”等成功走出国门的本土品牌的成功模式，才能保证中国的服装设计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池秀莉.入世后服装消费心理变化及营销对策[j].福建轻纺,2002(08):7-10.

[2]余祖慧.“后配额时代”我国服装业面临的“苦涩”[j].商场现代化,(2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