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感人小故事(实用14篇)

在生活中，总结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怎样才能在总结中准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解？以下是一些关于总结的经典案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一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大会址就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书城与其弟李汉俊的寓所。一共有15位出席者。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由于他在广州公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大会临时推选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7月24日，大会召开第二次会议。7月27日、28日、29日，大会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7月30日晚上，按原先计划，代表们仍聚集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会议。准备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宣告中共一大闭幕。但就在此时，有密探闯入，使得会议临时中断。随后，部分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进行了最后的会议决议。至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闭幕。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期望和人民解放的重托，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正式诞生了。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二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三

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只能享受一个季节的热烈的或者温柔的。

生命。

我们既到世上走了一道，就得。

珍惜生命。

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生要比死更难。下面是本站小编为您整理的地震感人小故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地震发生时，四川省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学楼坍塌。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该校教导主任谭千秋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4个学生都获救了，谭老师却不幸遇难。5月14日，张关蓉在擦拭丈夫谭千秋的遗体，她怎么也没想到，人们传说的救下四个学生的英雄竟然是她心爱的老公。

当汶川县映秀镇的群众徒手搬开垮塌的镇小学教学楼的一角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名男子跪仆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两个孩子还活着，而“雄鹰”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之锯掉才把孩子救出。

这名男子是该校29岁的老师张米亚。“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多才多艺、最爱唱歌的张米亚老师用生命诠释了这句歌词，用血肉之躯为他的学生牢牢把守住了生命之门。

“不好，地震!”苟老师脑海中出现了这个可怕的念头。

他再一次冲到三楼抱起两名孩子向楼下跑，刚到达一楼地面的最后一级楼梯时，顶楼轰然坍塌，砖块、混凝土、门窗玻璃劈头盖面向他们袭来。就在那一瞬，一块重约一吨的砖块和混凝土砸向他的小腿，他本能地将两个孩子“藏”在怀中，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挡住从天而降的砖块……他的双腿被无情地砸断，胸部、头部也受到了重创，顿时扑倒在血泊之中。

“我……恐怕……不行了，快……快……救孩子!”飞速赶来的老师和群众在搬他身上的砖块和混凝土时，他断断续续地说着，并艰难地用手指向顶楼，“上……上面……还……还有……”

下午4时20分，当他被转往县城医院抢救的途中，因伤势过重不幸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两个孩子安然无恙，但苟晓超却永远地走了。

“我们全村人都说苟老师年轻，书教得好，对学生负。

责任。

人又和气像这样的老师不多见这么大的祸怎么出在他身上哟……”一位老大娘泪流满面地说。13日一早当记者赶赴现场时坍塌的教学楼前已布置了长长警戒线一些学生仍在失声痛哭。

“我要苟老师，我要苟老师……”9岁的莘能军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四川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师生伤亡严重。二年级语文老师汤宏在生死一刻的最后选择令人感佩和动容。这是一名20出头的年轻教师，家里的孩子刚刚六七个月大。地震发生时，他所教的班级位于一楼，完全可以逃脱，但他却选择留下来救护孩子。汤老师最后的姿势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上——两个胳膊下各抓了一个孩子，身子下还护着几个孩子。被他用血肉之躯护住的孩子们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却在瓦砾中牺牲。

抢险战士从废墟中找到吴老师的遗体时，已是第二天早上7点钟。随后，吴老师转身上楼营救的两名孩子的遗体也相继从被掩埋的瓦砾中被找到。在现场的人，热泪湿了眼眶。因为吴老师被挖出来时，身体僵硬，面部一条很深的伤口，惨不忍睹。虽然当时那一幕已经没有人能够讲述，但是抢救人员根据挖出遗体的位置以及先后顺序，可以肯定地判断出，吴老师已经将两名孩子护送出了教室，并在身后守护他们。只是灾难无情，没有放过他们。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四

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在自述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焚膏油(膏油，指点灯的油)以继晷(晷：日影，比喻时光)，恒兀兀(恒兀兀：勤学不止的样子)以穷年。”他读书学习时，经常是口中不断地吟诵着《六经》，手中不停地翻阅着各种典籍，从点起油灯一直学到天亮，就这样夜以继日，一年又一年。以后，“焚膏继晷”就成了形容勤奋学习的典故。

当人们读到韩愈那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赞叹其雄健奔放、神奇生动而又充满艺术魅力的文辞时，是否会想到他焚膏继晷的日日夜夜呢。

郑板桥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他天资并不聪明，记忆力也不好。但勤能补拙，他就在“勤”字上下功夫。例如：一本书，别人只需看一、二遍，就可以记住它的内容，但郑板桥不行。于是，他就多读几遍，一些经典的书籍，他还会读上百遍，直到融会贯通，彻底弄懂才肯罢休。

他不仅勤于读书，还勤于思考和勤于练习。他常常眼望天空，一动不动地发呆，别人跟他说话，他的回答也常常是答非所问，或前言不对后语，其实他是在专注地思考问题。

正由于他勤奋努力，终于成为清代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五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六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七

曹禺真读书假洗澡。

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着书看，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匡衡借光读书。

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的，是个有钱的人，家中有很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能得到你家的书，通读一遍。”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他读。于是匡衡成了大学问家。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王亚南苦读成才。

王亚南睡三脚床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孔子韦编三绝。

孔子一生勤奋学习，到子晚年，他特别喜欢易经。易经是很难读懂的，学起来很吃力，可孔子不怕吃苦，反复诵读，一直到弄懂为止。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发明纸张，书是用竹简或木简写成的，既笨又重。把许多竹简用皮条编穿在一起，便成为了一册书。由于孔子刻苦学习，勤展书简，次数太多了，竟使皮条断了三次。后来，人们便创造出了“韦编三绝”这句成语，以传诵孔子勤奋好学的精神。

墨池由来。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自幼苦练书法。他每次写完字，都到自家门前的池塘里洗毛笔，时间长了，一池清水变成了一池墨水。后来，人们就把这个池塘称为“墨池”。王羲之通过勤学苦练，终于成为著名的书法家，被人们称为“书圣”。

头悬梁锥刺股。

战国时的苏秦，夜以继日地读书，实在太累了，就用锥子刺腿来使头脑清醒；汉代的孙敬，为了防止读书时瞌睡，便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的头发系在房梁上，只要一打瞌睡就会被扯醒。这就是历史上“刺股悬梁”的故事。

冒雪访师。

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有一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车胤囊萤夜读。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八

中共党史是政党史，是专史，它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批示，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其核心是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国家倾覆和李岩的悲剧命运，尤其是李自成及部下胜利后的骄奢。

1944年4月至5月间，毛泽东演讲中谈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王树声大将拒礼。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2、王树声大将住平房去世。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3、开国少将肖永正规定面前人人平等。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4、粟裕“走后门”

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5、傅玉和：亲自下令枪毙贪污抗日税款的堂弟。

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

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

颇有戏剧性的是，傅玉和这一招竟有奇效。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

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

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

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6、陈云的“三不准”要求。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个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10个月”。爸爸对姊姊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7、徐海东戒酒。

徐海东，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徐海东刚到革命队伍时，也带来一些旧军队中爱喝酒和打骂士兵的习气。

一次，徐海东不用菜几口喝掉了半斤白酒，醉倒后敌人打过来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后，他深刻作检查，下狠劲把酒也戒了。

8、彭德怀摘画像。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9、黄克诚不怕拉下脸。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10、陈云写信要求停发接济费。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

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2。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3。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4。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5。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6。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7。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8。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9。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0。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1。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2。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3。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4。

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5。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6。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7。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8。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19。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20。

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

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那么，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

选改革者。改革大业不半途而废，改革巨轮顺利航行，必须选坚定的改革者。其一，选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其二，选改革者是大局。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其三，不选改革者就会经常闹事，就会永无宁日。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

邓小平强调选改革者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决定改革大业的成败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大有所为。

选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邓小平强调选开放者是因为开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

选实干者。实干兴邦，威信来自干实事、干成实事。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干者，特别是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中央领导班子是邓小平一贯的用人标准。他指出：“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还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长远问题，即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在较短时间内树立威信，邓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实干”，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总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

邓小平强调选实干者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党的阶段任务、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公认，邓小平强调：“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用“诚恳”二字讲“公认”和两个“信得过”，怎样识别公认者和信得过者。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四条原则：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

邓小平强调选公认者是由党的性质、人民的愿望、社会的稳定所决定的。

选人“三要”。一是“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是“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邓小平讲的“三要”，核心是用坚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摒弃个人私见，以党的大业为重，放宽视野选人。也就是说，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选“准”人。

邓小平强调“三要”是由党的新老交替、党长期执政、执政有力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时代选党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特别强调两点：其一，“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选”。其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要搞改革开放”。

总之，选改革者、开放者、实干者、公认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用人原则和标准。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关于怎样选好中央领导人的五条标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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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甘祖昌与龚全珍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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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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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英雄母亲邓玉芬。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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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芬，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一生务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无私奉献了数位亲人的生命，被当地人民誉为“当代的佘太君”。

三千孤儿入内蒙。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九

读经典的感人故事，品味不同的人生，在别人的生活经历中，感受生活的不易。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五则感人小故事，一起看看吧!

有位绅士在花店门口停了车，他打算向花店订一束花，请他们送去给远在故乡的母亲。

绅士正要走进店门时，发现有个小女孩坐在路上哭，绅士走到小女孩面前问她说：

「孩子，为什么坐在这里哭?」

「我想买一朵玫瑰花送给妈妈，可是我的钱不够。」孩子说。绅士听了感到心疼。

「这样啊......」于是绅士牵著小女孩的手走进花店，先订了要送给母亲的花束，然后给小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走出花店时绅士向小女孩提议，要开车送她回家。

「真的要送我回家吗?」

「当然啊!」

「那你送我去妈妈那里好了。可是叔叔，我妈妈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

「早知道就不载你了。」绅士开玩笑地说。

小时车程的母亲家中，他要亲自将花献给妈妈。

一朵玫瑰花

为逝者举行盛大丧礼，

不如在他在世时，

善尽孝心。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十

爱是。

人生。

的本性，就像太阳要放射光芒;它是人类灵魂最惬意，最自然的受用;没有它，人就蒙昧而可悲。没有享受过之欢乐的人，无异于白活一辈子，空受煎熬。下面是本站小编为您整理的。

爱情。

在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女的时候，心目中的爱和婚姻是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式的。

家政课上，老师让我们设计完美的婚礼和婚庆接待会，包括婚礼最后抛撒大米，新郎新娘乘坐豪华轿车缓缓离去，就像电影中那样俊男靓女终成眷属，从此。

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立志成为一名护士。我忘记了婚姻，把它抛在脑后，因为我要救死扶伤，四处游历。然而两年后我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他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过去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不能是农民或者奶场工人。可是最终这两点我都违背了，我要嫁的这个人家不仅耕种着大片土地也饲养着大量奶牛。

我们在大雪纷飞的冬天结婚了。那时仅有的消遣就是听收音机或去观看体育比赛。丈夫是个运动迷，曾经是拳击冠军，参加过许多体育活动。

然而我是个艺术迷，演讲、戏剧和舞蹈是我的最爱。可是有这类艺术活动的城镇最近的也在四十英里以外，而高速公路在整个冬天都经常是封闭的。

在结婚仅有7个月的时候，我得到了身患癌症的母亲病危的消息。

尽管有75头奶牛和1400亩地需要照料，但丈夫一读完电报就对我说：“亲爱的，我去给你订票，你收拾好行李。你应该马上与你父母待在一起。”

我走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丈夫的一封信，在信中他会告诉我农场的情况，并关心和询问我们过得怎么样。丈夫很少流露对新婚妻子的思念。少女时代心目中的。

情书。

应该是那种倾诉着绵绵不绝的爱和相思之苦的，而丈夫的信总是用简简单单的话讲诉着生活的现实。

四个月后，我为逝世的母亲举行了葬礼，与父亲兄弟一道料理完后事后，我回到爱达荷，我知道丈夫会来机场迎接我。

在见到他的瞬间，他的眼神流露出的喜悦与温情是任何一封完美情书都无法比拟的。

在开车回家的路途中，我不停地说这说那，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并不打断我的话。

等我说累了，他终于有机会开口的时候，他让我打开汽车仪表板上的小柜，拿出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

“我想给你一些特别的东西，让你明白我有多么想你。”他静静地说。

我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装着我们那个地区这一季度所有艺术活动的门票，每张门票都是双份。

我惊呆了，因为我们的收入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我不相信，”我哭着说，“你根本不喜欢这些。”

他张开双臂，拥抱着我，温柔地说：“是的，但是你喜欢，而我也可以慢慢学着喜欢。”

那一刻我才认识到婚姻和爱情并不是50比50，真正的爱有时是100比0。爱意味着把对方放在首位。丈夫用实际行动给年轻的我上了深刻的一课，这一课促成了我们长达51年的美满婚姻。

天很黑，还下着毛毛细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只有他们的车子在开。女人还不停地提醒着男人，开慢一点，下雨天路滑，反正快到家了。

男人答应着女人，没事，开了这么多年车了，我会小心开的。

男人何尝不想早点到家，在外跑了这么多天，和女人这么急地摸黑赶回去，就是为了早点回到家，见到家里的儿子。

其实，男人对这条路很熟悉，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山坡，哪儿有急转弯，哪儿的路比较窄，男人就是闭上眼也知道。可今天男人的心里还是很紧张，下雨天路变滑了，再加上这台老爷车，已跑了好几年的运输，天知道它会不会在这个恶劣的天气里罢工。

男人也是全神贯注地开着车，眼睛盯着那用微弱的车灯照亮的路面，他不想让女人在这么黑的夜晚在这个荒郊野岭过夜，女人的胆子很小的，每天晚上睡觉都往他怀里钻。

到那个转弯处时，男人也是百倍地提高警惕，那是一个急转弯，常常有不熟悉路况的车子在那里发生车祸。男人轻踩刹车，减速，挂低挡，然后再一个急打方向盘便可以顺利地通过这里。

可男人忽然感觉车子往外轻轻地滑了一下。男人以为是路滑，便又轻踩了一下刹车，以保持车子的稳定，可一下子那车子却是急速地向外倒去，一阵沉闷的巨响后，车子里变得漆黑一团，车灯和仪表全部熄灭了。

男人知道他这次是遇到了塌方，天下雨使路基变得松软，恰好他们的车子经过便塌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的男人才感觉到自己的脚一阵剧烈地疼痛，他明白是因为自己的腿被撞得变形的驾驶室卡住了，可四周却是漆黑的一片，甚至近在咫尺的东西也看不见。

男人想去拉旁边的女人，可车子却轻微地动了起来，而且还伴着树枝“咯咯”的声音。男人明白侧翻的车子刚好被一棵树给挡住了，而这棵树又不知能。

坚持。

多久，现在在车里多待一会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男人不能动弹，只好轻声呼唤女人的名字。女人这时正是惊魂未定,听到男人的叫声,便轻轻地应了一声，声音中带着恐惧。

男人说，你车门那边是路，你快点爬出去，这车子可能马上就要掉下去。

女人没吱声，男人急了，大声地对女人喊道，你快出去啊!

女人轻轻地问，那你呢?

男人知道女人在担心他，只好实话告诉女人，他的腿被卡住了，出不去，而且这树也支持不了多久，女人早一分钟出去就多一分活的希望。

女人却是沉默，过了一会儿，女人说，我也被卡住了，动弹不得，女人还伸出手来抓住男人的手，男人感觉女人的手在轻轻地颤抖。

男人想，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先找救援了。男人从裤兜里掏出手机，还好，那信号虽然微弱，可仍打得通，于是，男人便拨打了“110”，把自己的方位告诉了他们。

打好电话后，男人也还是担心，他不知道车下面的树能坚持多久，只是车里的每一阵轻微的举动都会让下面的树轻轻地摇晃。

男人紧紧地握住女人的手，然后轻声地安慰她，没事的，救援马上会来。而女人也是握紧他的手，似乎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丝力量。

半个小时的等待让他们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毕竟这是在死亡的边缘。

救援车来了，那锃亮的车灯照到了他们的车子，救援队员大声地告诉他们别动，然后用粗缆绳拉住他们的车子，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拖回到了路上。

而一到路上，女人却是身手敏捷地从自己的座位里站了起来，急着去看他的伤势。

男人这才发现，女人并没有受伤，刚才她只是骗自己。

男人责怪女人，刚才你为什么不出去?

女人泪流满面，说，只是想再陪你半小时。

这时，一旁的救护人员却告诉他们，女人如果出去两人可能都会没命。那车碰撞树时，不知怎的转了个头，女人座位那边成了悬崖，而如果女人一开车门，下面的树可能就会断掉。

听着这些，男人和女人都惊恐未定。男人只是泪流满面地抱着女人。他明白，是那种生死相守的爱救了他们俩。

1996年，在东北一个简易的乡村秧歌队里，他们相识。不久后，两个人便成了舞台上最默契的搭档。

他们唱二人转，她是俊俏的小媳妇，他是潇洒的大丈夫。她围着他转，扇子飞舞，长辫轻摆;他跟着她唱，嗓音清朗，温柔典雅。两人目光交接，如水如电。

就那样爱上了。1997年的冬天，在东北一个小村庄，在远离村子的稻田边上，在一间临时建起的土坯房里，她做了他的新娘。

那一年，他27岁，英俊，帅气;她58岁，瘦弱，苍老。这一对在世人眼中不伦不类的夫妻，在此后的9年里，受尽了种种的非难和折磨。他们被各自的家人逐出家门，无家可归。

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是一个小收音机，每天干完活后，俩人就一起听收音机。就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也被人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但是，这一切的艰难都不能拆散他们。他把这个大他32岁的女人，当成了手心里的宝贝。

他用打工赚来的钱，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她爱吃的东西，多贵他都舍得买;她生气时，他会唱歌哄她;他甚至送她去整容，去掉她脸上沟壑般的皱纹。面对所有人的反对，他只说：只要我一个人疼你就够了。

他就这样，疼了她20xx年。20xx年，多少门当户对的婚姻破碎散场，多少才子佳人分道扬镳，可他们，在亲人反目、生存艰辛之中，仍然坚定地爱着，疼着，幸福着。

她叫马玉琴，他叫李玉成。那天，在电视直播现场，他的左臂始终揽着她瘦弱的肩，右手紧紧握着她的手，他温柔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的脸。那目光里盛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是所有爱过的人都明白的，叫爱情。

有观众提出一个很残酷的问题，说如果有一天，马玉琴老了离开人世，李玉成该怎么办?

针对这个问题，他们给彼此写了答案，主持人当场宣读了。

马玉琴说：你交给我的钱，我都给你攒起来了，等我死了你再找个老伴吧。

李玉成说：我以后不和你吵架，不惹你生气，我希望你能活一百岁，那时我已经七十岁了，就不需要找老伴儿了。

那一刻，我坚韧的心，终于被一种柔软的情愫打动了。

很多年前，莎翁曾说过：我决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一切开脱之词都会让爱情蒙羞。多年以后的今天，她和他，这一对跨越世俗隔阂的爱人，用他们坚定的深爱的心，给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解———情比金坚。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十一

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下简称党员、共产主义者或党员，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和中国共产党预备候补党员。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入党条件和程序，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2。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3。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4。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5。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6。

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7。

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8。

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感人的党史小故事9。

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喝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每当听到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瑞金的那口红井。那甘甜清澈的井水哟，至今源远流长，沁人心脾。其实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息息相关的还有两口井，同样恩泽一方，口口相传。

距江西永新县城39公里的三湾村，仅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深不过两尺，供全村人畜饮用，要是遇上干旱天，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前委书记毛泽东从文家市转兵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进了三湾村，住在协盛和杂货铺，开始着手总结秋收起义失败的教训，酝酿策划部队下一步的发展大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路上踱步思考问题时，恰巧看见伙夫挑水走过，发现桶里的水浑浊不堪，随即到井边看个究竟。只见井小人多，泉水刚流出来就被人舀走了，部队驻扎在此用水将更加困难。

“饮水问题是大事，我们不能影响群众的生活，要及时予以解决。”正筹划起义部队下步发展方向的毛泽东，对这样的小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傍晚时分，飞鸟归林，霞光四射，他带领几个战士从当地老百姓家里借来锄头、铁锹，带头卷起衣袖和裤脚，跳下井里清理淤泥，还对井进行了加深拓宽。考虑到部队人多，用水需求大，他又带领战士紧挨着老井挖了一口新井。为优先保证当地村民的用水需求，毛泽东让战士们在两口井中间用砖头石块砌了一堵墙，规定部队只能饮用右边的井水，左边的井水留给老百姓用。

这两口井紧靠山脚，为了防止山上的污水和杂物流进井中，毛泽东第二天又带人用砖头和石块在两口井的周围砌了堵墙。后来村民们称之为“红双井”。这两口井每天汩汩地冒出清澈甘甜的泉水，祖辈缺水的难题彻底解决了，村民们乐得合不拢嘴，对毛泽东和红军更是敬佩和感激，热情捐款捐粮，为部队带路送情报。

就是在这小山村水井不远处，34岁的毛泽东气宇轩昂地站在会师坪的青石台阶上挥动巨手，以叱咤风云的雄才伟略，将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师整编为团，首次提出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营、团设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这就是我军著名的“三湾改编”。

如今，90多年过去了，“红双井”的水质依然清澈，不同的是当年的鹅卵石围墙已经换成了水泥围墙。这两口井也按一比一的比例，搬进了“三湾改编纪念馆”。每天馆中的讲解员都向南来北往的游人介绍这井的来历，讲述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当年为群众办实事的感人故事。

白霜如雪，寒气逼人。1932年10月，因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的毛泽东策马简从，翻山越岭，来到福建长汀疗养，住在汀州福音医院。这一住就三四个月，他这是第7次到长汀了，也是在此停留最久的一次。

福音医院建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脚下，山腰有口年代久远的水井，毛泽东每天早上都和周围群众一起到老井里取水洗脸、洗衣服。当发现这口老井因长年没有清洗、水浑浊不堪时，刚刚被撤掉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为革职的事而郁郁寡欢，而是依然心忧百姓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当天，他就带着警卫员下井掏污泥，清除青苔，把这口老井清洗得干干净净，周边的杂草也割掉了，令老井焕然一新，群众取名为红井。

水清井净，山下来打水和洗衣的群众越来越多，毛泽东常在老古井旁和群众聊天，了解社情民意。他在社会调查中发现汀州苏维埃政府只注重扩大红军，而忽略了群众的生活疾苦等问题，便不顾身体有病，在福音医院休养所的卧室里，秉灯夜书，起草了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特意向时任福建书记叶飞打听，汀州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叶飞询问了长汀县政府后，回复毛泽东：长汀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群众还在使用这口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

井知人意，亦有灵性。岁月年轮走过80多年，这口水井今天依然清澈见底，附近的群众尽管早已用上了自来水，但每天仍有人来此挑水洗衣。

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来沙洲坝。住在农民家的毛泽东正处在一生最落寞压抑时期，信息闭塞，大事管不了，他却做了一件“小事”，让当地群众至今都记得他。

毛泽东在和村民聊天中得知，沙洲坝人一直都在饮用涝坝污水，既难以下口，又不卫生。问他们为何不挖口井，皆摇头不语。“沙洲坝，沙洲坝，无水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原来干旱的沙洲坝，被风水先生说成是条旱龙，不能打井，如果打坏了龙脉，十邻八乡都要遭殃。天生不信邪的毛泽东不相信沙洲坝挖不出水，决计给村民挖一口井，解决村里这个老大难问题。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当年从韶山冲走出的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挖井的地点是他自己选的。这天东方刚露鱼肚白，毛泽东领着警卫员来到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先用锄头刨了一个圈，定下了井位，接着便抡起锄头挖起来。他让警卫员通知驻地机关的同志一起前来挖井。毛泽东一边挖井，一边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听说有的乡亲迷信风水，不敢打井，怕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可我不怕，如果旱龙爷怪罪下来，让它来找我好了!”一席话逗得大伙都乐了起来。几天后真的挖出了水，一股泉水悄然涌出。大家高兴地下到井底，铺上一层薄薄的石子、石灰和木炭，让水变得更加清澈，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就这样挖成了。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红井。小小一口井，贮满清泉，也贮满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深情厚意。

红军撤出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几次把井填掉，群众一次又一次把井挖开，每天依然喝着这井里的水。亲人不在了，红军远走了，然而井还在，井里的水依然清澈、甘甜、旺盛，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

直到1956年，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派中央慰问团来瑞金慰问，当时的沙洲坝人为了迎接慰问团的到来，对毛泽东当年挖的这口井稍微做了修整，在边上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个故事后来收到小学课本里，亿万少年儿童通过《红井》这篇课文，深切地感受到了伟大领袖爱人民的浓浓深情。

如今，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红井水哟，甜又清……”一曲《红井水》唱遍了大江南北。甘甜的红井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儿女。这一口口红井是一座座桥，党和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这一口口红井是面明镜，映照出了党和红军与群众心心相印的优良作风;这一口口红井涌出的并非普通的泉水，而是共产党人为百姓挖的幸福之水。

王震爱才惜才。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他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

1937年11月，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他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

于是，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震求才若渴，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初、高中毕业生入伍，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王震传》的编者说：“王震像磁铁一样，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农学家涂治、水利专家王鹤亭、钢铁专家余铭钰、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6年，王震任农垦。在“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李汝庆参加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

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那么，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

选改革者。改革大业不半途而废，改革巨轮顺利航行，必须选坚定的改革者。其一，选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其二，选改革者是大局。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其三，不选改革者就会经常闹事，就会永无宁日。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

邓小平强调选改革者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决定改革大业的成败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大有所为。

选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邓小平强调选开放者是因为开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

选实干者。实干兴邦，威信来自干实事、干成实事。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干者，特别是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中央领导班子是邓小平一贯的用人标准。他指出：“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还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长远问题，即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在较短时间内树立威信，邓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实干”，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总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

邓小平强调选实干者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党的阶段任务、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公认，邓小平强调：“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用“诚恳”二字讲“公认”和两个“信得过”，怎样识别公认者和信得过者。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四条原则：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

邓小平强调选公认者是由党的性质、人民的愿望、社会的稳定所决定的。

选人“三要”。一是“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是“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邓小平讲的“三要”，核心是用坚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摒弃个人私见，以党的大业为重，放宽视野选人。也就是说，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选“准”人。

邓小平强调“三要”是由党的新老交替、党长期执政、执政有力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时代选党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特别强调两点：其一，“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选”。其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要搞改革开放”。

总之，选改革者、开放者、实干者、公认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用人原则和标准。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关于怎样选好中央领导人的五条标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半条被子”的故事。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背景故事链接：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钱学森等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周首先作了一些背景介绍。当时，我国虽然研制出了核弹，但帝国主义却攻击我们“有弹无枪”，意即我国虽然有了核弹，却没有相配套的运载工具。这次会议的目的，便是请钱学森等科学家探讨解决所谓的“有弹无枪”问题。

会上，科学家们集思广益，并与周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周听取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建议后，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

放下电话，周说：“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方案，并赠给大家16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听到周传达的指示，在场的科学家陡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有人甚至倒吸了一口气，许多人都因为这“万无一失”的标准，而感到深深的压力。毕竟，核弹的相关科学研究工作难度极大，不确定因素很多，要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

周敏锐地察觉到了科学家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心理变化，他的一席话令在场的科学家们如释重负，思想负担一扫而空。周解释说：“什么叫万无一失?把想到的、发现的，都认真解决了，就叫万无一失。没发现的、解决不了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打枪还有卡壳的时候呢，别说导弹了。放心吧，只要认真做了，出了问题，领导来负责，我周恩来负责。”

周的睿智早就在世界范围内传为美谈。这一次，周以敏锐的观察能力，捕捉到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变化，于是他巧妙地解释了“万无一失”的含义，成功化解了科学家们的压力，堪称又一次经典之语。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被水冲走了。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坚持没告诉战友们，装成没事发生一样，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让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自愿地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让我们看到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大人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可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沉默，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轻松地自己上路，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每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女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队伍的优良品质了。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翻译《共产党宣言》——编者注)。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背景故事链接：

陈望道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担任过《辞海》总主编。1920年4月底，陈望道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5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相继出版，截至1926年5月已刊印17版。

甘祖昌与龚全珍的故事。

我向大家介绍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同志，她是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江西老红军、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但他坚持回农村当农民，龚全珍同志也随甘祖昌同志一起回到农村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全珍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当选了全国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很欣慰。

背景故事链接：

1957年8月，在被授予少将军。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十二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十三

他是她的物理老师，她是他的物理课代表。

当他为她们班代第一节课，拿着物理书和练习册走上讲台的时候，她张大了嘴，被他迷住了。哪里有这么帅的物理老师!!只见他扬着帅气的脸庞，莞尔一笑：“原来的物理刘老师受伤了，我来给你们代几节课，希望大家能好好学八年级下册的物理。”说着，环顾着四周：“谁是我的课代表?”她只顾发呆，同桌轻轻地拍了她一下，她这才轻声“哦”了一下，站了起来，紧张地说道：“我，我就是物理课代表。”老师看着她，叮嘱道：“一定要每天把作业收上来，及时交给我。”她点了点头，坐下了。

此后每节课，这个“物理白痴”都认真听课，积极举手，争取被老师叫道。每次被老师叫道，她回答问题就特别干脆，总是获得老师的表扬。收作业时，原本只要老师不催就不收作业的“良心”课代表不复存在了，变成了老师说什么时候收绝对不耽误一秒的“无良”课代表。她不理会同学的怨声载道，抱着一厚摞本子、练习册，风风火火地，拖着潇洒的背影，跑向四楼的物理组。走向靠窗边的那个位置。而那个位置的主人每次看到她抱着作业上来，总会轻轻地笑一下：“谢谢。”她每天早晨送作业的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这一抹笑。

有天早上，她问道：“老师，你要给我们代几节课?”他若有所思：“不一定，大概会教到期中吧。”她听了，心一沉，但还是想争求一下：“老师，其实我们都不希望你走，偷偷告诉你，你别告诉别人哦，我们不喜欢原来的物理老师，她总是板着个脸，特别严厉的。我们都希望你不要走。”他笑了，灿烂地笑了。

终于，期中考试到了。她决心要考出个好成绩来。

但是可惜的是，她看错了。

时间。

以为是一个半小时其实答卷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最后她还剩了一点题没有答当她从考场出来时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闺蜜劝道：“别哭了下次好好考就可以了。”她没有听整整哭了一个下午。

第二天，物理课，仍然是他走上讲台。他向她问道：“物理考的怎么样?”她咬着嘴唇，没有回答。物理老师向她笑了笑：“没事，下次好好考，哭的眼睛都肿了。”同学们笑了，她也笑了。

下课了，她鼓起勇气，问道：“老师，你还教我们吗?”老师摇摇头。她没有说话，目送着他出了教室。

第二天，爆出了一个消息，刘老师伤好了，回来了。

刘老师受伤之前同时教了两个班，除了她们班还有一班。而一班呢，今天的物理课是刘老师上的。于是，当上课铃响了的时候，同学们像是接受审判似的，不吭一声。但是老师迟迟没有来。班主任便让她去请物理老师。她硬着头皮，上了四楼。她见他拿着物理练习册，要下楼的样子，就已经猜到了十之八九，于是吹着口哨下楼了。同学们在教室里大老远看到她的样子，就已经猜到了。果然，他像平时一样，潇洒地走上了讲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她的物理分数最终还是不尽如人意，只有70，老师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沉默着，就是不说话。她不想让老师伤心，但是不说，更伤老师的心。

接下来，就开始学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是她学的最不好的一章，无论怎么学都学不明白，课前小考错的一塌糊涂，老师让她上黑板画图，她居然都画错了。老师皱了皱眉，对她说：“下午休时来我办公室一趟。”她又紧张又激动地跟着老师去办公室。

老师问她：“你是不是最近。

学习。

有些心不在焉?”她摇了摇头：“不是，只是有些学不明白。”他挑起眉毛：“简单机械，这一章也不算难，告诉我，你哪里不明白?”她回答道：“我找不到支点。”于是老师就给她讲了起来。老师讲完后，问道：“明白了没?”她只顾听他的嗓音，根本就没有听他所讲的是什么，便没有点头，于是他又给他讲了一遍。他的嗓子微微发哑，但仍然。

坚持。

给她讲。第二天他来上课时，她注意到他带了很多治嗓子疼的药，突然很心疼，喉咙一哽，但是也不便多说什么。送作业时，她满脸歉疚：“老师，对不起，就是因为给我讲题，您的嗓子才变成这样。我很对不起您。”他拖着疲惫的嗓子，又是一笑：“我的嗓子没有事的，你一定要好好学这一科，答应我。”她的眼里盈满了泪水，点了点头。

她决定，一定不负老师的期望，好好学物理。她尝试了许多方法，一天晚上做十套物理题，困了就冲杯咖啡。天天如此，终于有一天，她上物理课终于忍不住困意，睡着了。当她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她发现，包括物理老师，全班同学都在看着她。她的脸红了。物理老师见她醒了，告诫她：“以后晚上不要学到那么晚，物理成绩想要提高，题海固然很重要，但是上课听讲更重要。”她羞红了脸，对老师说：“老师，我下次再也不上您的课睡觉了。”

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期末考试，物理老师特意为她总结了所有知识点，她现在已经是一个“物理学霸”了。考试了，她发现题都会，便也放下心来。成绩出来了，她99，全校第一。她特别开心，把成绩报告给了物理老师，他早已经知道了。她激动地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是浅浅地问了一句：“老师，你下学期还教么?”老师摇摇头。她原本充满光亮的眼睛突然暗淡下来。低下头去。他微笑道：“我的女朋友在上海，我要去看看她。你一定要好好听刘老师的话，争取，一定要继续保持这个成绩。”她点了点头，退出了物理组。

经过一个炽热的暑假，秋风习习，送来了九月，再次回到校园的她，仍然平静地学习着，生活着。只是，缺少了走上讲台的他。

每次，她给刘老师送作业的时候，总会偷偷望一下靠窗户的位置，但是那个位置已经换了主人，换成了另一个物理老师。她不禁一阵心酸。

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被收发室的老大爷叫走了，说是有她的信。她打开一看，果然是写给她的。

致：物理课代表。

好长时间不见了，不知道你的成绩怎样了，不知道你还习惯刘老师教的么?我现在在上海，过的很好，很。

幸福。

我和我的女朋友已经快要结婚了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还是很惦记你这位“女儿”最后还是祝愿你的学习越来越好。

你的物理老师。

她看了信，突然嗓子一哽，哭了出来，他固然可以把她当做女儿，但是她却不把他当做父亲啊!他结婚了她会有一些惆怅。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到底还是她离不开他。

不得不承认，我离不开你。

嘉玉没想到，给外甥李宇找工作的事儿，竟然被陈黎一口回绝了。陈黎说：“办不了。”继续盯着电脑继续浏览新闻，头都没有抬。

因为出乎意料，嘉玉一时有些愣怔，继而便有些恼火：“我都答应大姐了，你让我怎么跟她说?”

陈黎这才抬起头来看了嘉玉一眼：“就说我确实没那本事。”

“可我都告诉大姐那公司老总是你同学了，这事能办成。”嘉玉嘟哝。

如果不是陈黎拒绝，之前，在嘉玉看来，这的确是件小事：外甥李宇中专毕业，面临找工作难题，而陈黎的同学岳鹏经营一家贸易公司，两人关系极好，陈黎开口，岳鹏肯定不会拒绝。但是嘉玉没想到，拒绝的人是陈黎。陈黎告诉嘉玉：“我不想和岳鹏之间有这种来往，只想保持单纯的朋友关系。”

竟是这样的理由，嘉玉更来气，这年头，交朋友不能说为了互相利用，互相帮忙也是应当的。陈黎却偏就没有答应，这让嘉玉除了生气，还觉得没面子，一晚没跟陈黎说话。直到第二天早上，陈黎起床后招呼嘉玉：“做了什么好吃的?”

“吃什么吃?”嘉玉依旧气着。

陈黎笑起来：“还生气呢?生气长皱纹。”

嘉玉可没心情跟陈黎笑，但也觉得再争执不是办法，叹口气，声音软下来：“你就去找找岳鹏吧，你也知道大姐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小宇这么多年，她以前最疼我，也从来没有求过我，这一次……”嘉玉拉一下陈黎的手臂，“算我求你，成吗?”

话说到这份上，陈黎沉默了，埋头吃了两口面包，抬起头说：“那……我去问问他。”

嘉玉松了口气，以她对陈黎的了解，他答应的事，一般十拿九稳，比如两年前，嘉玉的舅舅做心脏搭桥手术，陈黎辗转找了好多熟人，联系到省城市立医院心外科最好的专家，舅舅的手术最终做得很。

成功。

;再比如表哥看中一处房子，陈黎也搭了朋友的人情，给表哥省了大笔银子;又比如嘉玉闺蜜开店，办执照的各项手续，在嘉玉的要求下，陈黎也都帮着搞定了……当然，嘉玉大体知道这些事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所以，这一次嘉玉也没有想太多，所以更不明白陈黎如何一改从前的“有求必应”。

好在，最后还是答应了。

二

大约一周，陈黎对嘉玉说：“跟大姐说，让小宇去上班吧。不过……”陈黎犹豫了一下，“你叮嘱小宇，守规矩，好好干。”

嘉玉点头：“放心吧，小宇虽然不怎么争气，连大学都没考上，但也还算懂事。”略一沉吟，又道：“老公，我替大姐谢谢你。”

陈黎笑，不语，揉揉嘉玉的头发，算是回应。

这件事，就算这样办妥了。李宇上班后，大姐执意请嘉玉和陈黎吃了顿饭。席间，大姐说现在本科生都找不到工作，李宇一个小中专生能进那家公司，多亏了陈黎。很客气。

嘉玉笑大姐一家人说两家话，陈黎则还是只笑不语——嘉玉微有不满，觉得陈黎怎么也应该说几句让大姐别见外的话，但陈黎却没有，倒让大姐有些不安，在陈黎去洗手间的空当儿问嘉玉：“这事儿是不是让陈黎为难了?”

嘉玉笑说：“你还不知道他，闷葫芦性子，不爱说话。”

大姐点点头，笑起来，便也没有再多心。

多心的是嘉玉，回去的途中，忍不住说陈黎：“办也办了，何必最后做得那么小气呢?一句话不说，都让大姐多想了。”

陈黎未接嘉玉的话，过了半天，嘉玉又说了一遍，陈黎才话不对题地说：“只怕以后，也不能跟岳鹏像以前那么随意地喝酒聊天了。”

嘉玉略有不屑：“你想多了，岳鹏不是那样的人。换了你，你会因为这点小事改变对朋友的态度吗?”

陈黎却不再回答，只专心开车。嘉玉觉得，这件事虽然办妥了，但陈黎始终是不情愿的。嘉玉的确不太明白为何，却也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没有再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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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感人小故事篇十四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

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那么，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

选改革者。改革大业不半途而废，改革巨轮顺利航行，必须选坚定的改革者。其一，选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其二，选改革者是大局。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其三，不选改革者就会经常闹事，就会永无宁日。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

邓小平强调选改革者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决定改革大业的成败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大有所为。

选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邓小平强调选开放者是因为开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

选实干者。实干兴邦，威信来自干实事、干成实事。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干者，特别是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中央领导班子是邓小平一贯的用人标准。他指出：“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还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长远问题，即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在较短时间内树立威信，邓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实干”，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总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

邓小平强调选实干者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党的阶段任务、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公认，邓小平强调：“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用“诚恳”二字讲“公认”和两个“信得过”，怎样识别公认者和信得过者。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四条原则：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

邓小平强调选公认者是由党的性质、人民的愿望、社会的稳定所决定的。

选人“三要”。一是“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是“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邓小平讲的“三要”，核心是用坚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摒弃个人私见，以党的大业为重，放宽视野选人。也就是说，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选“准”人。

邓小平强调“三要”是由党的新老交替、党长期执政、执政有力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时代选党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特别强调两点：其一，“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选”。其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要搞改革开放”。

总之，选改革者、开放者、实干者、公认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用人原则和标准。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关于怎样选好中央领导人的五条标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10、1956年，杨明松刚刚接任贺炳炎的警卫员。前任警卫员交接时告知，司令员有四个子女在成都军区八一小学寄读，每个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员子女回家度假。杨松明想，八一小学距军区大院有7里多路，难不成接几个娃娃还要去挤公共汽车?杨明松于是自作主张，向司机“发号施令”派车，“周师傅，出个车，把司令员的娃娃接回来!”当天傍晚，一辆苏制吉姆牌高级轿车从八一小学开回贺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学校憋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欢叫着冲出车门，嬉闹声惊动了正在客厅休息的贺炳炎。贺炳炎走出门外，顿时两道浓眉拧得紧紧的。他把警卫员杨明松叫进客厅，严厉地说，“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车去接。你坐公共汽车也行，喊个三轮车去接也行，这个专车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杨明松低下了头，红着脸默默地听着。从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员的专车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吴永光调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专车。但他除了外出办事，一般很少用车，上下班20多分钟的路程从来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欢的小女儿吴笑娜请老师到家里教小提琴，离开时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儿想用车送送老师，吴永光坚决不同意，说：“你送老师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最后，女儿只好打着雨伞，一步一脚泥水，送老师去坐公共汽车。后来，吴永光病重，长期在军区总医院住院，而他的汽车停在大楼门口。二女儿吴笑春在隔壁楼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赶着要去火车站买出差的火车票。吴永光的司机看不过去了，说：“我开车送你吧!”吴笑春婉言谢绝了：“爸爸都不随便用车，我办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说完，就撑伞走向了瓢泼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国民党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镇压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3、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5、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6、贺炳炎上将，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时任解放军青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一军军长的贺炳炎携妻、子回乡探亲，途经宜昌。前来码头迎接的宜昌专署专员刘真，是他的老部下。专署招待所是栋百年老屋，陈旧简陋，食宿条件差。老首长远道而来，刘专员当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点。他精心挑选，找到桃花岭专署机关接管国民党的一幢洋楼，请贺炳炎一家去住。谁知贺炳炎一口谢绝，“招待所条件再差，总比打游击时滚泥巴睡地铺好些嘛!”军区首长回乡探亲，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尽下地主之谊，想请贺炳炎和其亲属吃顿便饭，略表欢迎之意。可是，刘专员几次在贺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谢绝了。虽然如此，老部下总觉得不尽地主之谊未免失礼，还是备了一席薄酒。不料却惹得贺炳炎满脸不高兴。他绷着脸说：“现在不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能节省的要尽量节省。早就讲了，不要请客，怎么还要这样办!”刘专员只好作罢。贺炳炎临行前，刘专员又提出陪送老首长回乡。贺炳炎抿嘴一笑，诙谐地说：“我回家探亲，你去干什么?你去，我还要雇一顶八抬大轿抬你这个父母官!”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17、一日，邓可运奉师长汤慕禹、政委陈培荫的命令，率24人的运粮队，每人挑两箩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运粮到正在松口作战的红二十四团。运粮队头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时一人发的五个糠菜团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战士们都已饥饿难忍。于是，队长刘海门吩咐队员打来溪水，架锅生火，准备煮饭。“住手!”刚查看环境归来的邓可运看到一战士抱着箩筐朝锅里倒米，他大喊道：“谁让你倒这么多的米，把锅里的米捞出一多半，做成稀饭。”说罢，他又带着战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这日晚饭，大伙吃了一顿野菜稀饭。吃过晚饭，邓可运将刘海门叫到一边，耐心地给他讲粮食来之不易，讲前方战士流血流汗，对粮食如何急需，讲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说得刘海门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可运带头以野菜充饥，不吃或少吃粮食，使得运粮队战士非常感动，也纷纷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松口，只听“咚”地一声有人倒地，大伙儿循声望去，只见邓可运栽倒在地，他挑着的两箩筐米撒得满地。这时，贺龙军长正骑马经过，见状过来查看，一眼就认出了邓可运。贺龙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水壶，扶着邓可运喝了两口水后，问：“可运，你怎么啦?”还没等邓可运张口，队长刘海门抢先答道：“贺老总，邓处长是饿的，他一路为了省粮食，自己很少吃粮食，光吃野菜。头一天上路，一人发了5个菜团子，他舍不得吃，还送给别的同志两个。第二天我们做野菜稀饭，他第一个上去先给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给大家吃……”贺龙听罢，在邓可运肩上亲切地拍了拍，说：“同志哥哟，有你这样的好同志，我们红军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机关搞到一些皮袄筒子，分给地委委员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够分配。朱正传也收到一件，他问：“是否地委委员都有?”秘书长说：“还少一件，有位领导出差在外，还没有分到。”朱正传同志说：“这不好，我年轻，不怕冷，把这件给那位同志吧。”朱正传坚持不要，仍然穿着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旧长袍过冬。朱正传平时喜欢抽烟，但那时候也难得有钱。而一旦发了津贴费，碰上住在集镇附近的时候，几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传就买烟请大家抽。他买一包烟，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烟，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称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从河边散步回来，又象往常一样坐在八仙桌前点燃了那盏带罩子的煤油灯。他从案头拿过一摞稿件，聚精会神地审阅起来。过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讯员，快去把小郑找来!”小郑是宣传部干事，驻地离城南庄有七八里远，郑干事奉命赶到时，已是深夜。胡锡奎请他坐下，微笑着问：“你在这稿子里写‘边区军民一年拔掉2993个据点’有什么根据吗?”小郑听了一愣，看看自己写的那稿子忙说，数字是从一本杂志上抄来的，有根据。胡锡奎拍着他的肩头说：“小郑呀!你只要想想边区周围有多少敌伪据点，那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不大对头。我们写文章是要给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差错。不准确，那人家就会说我们说假话，不实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你说，这不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吗?”郑干事听了惭愧地说：“我…我错了。”胡锡奎又鼓励他几句，就立即打电话给聂老总询问，通过核实，“2993”原来是“293”之误。此事传开后，在宣传部和整个区党委机关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带来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家对待工作比以前更加严肃认真，办事更加扎实谨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郑，即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同志，还经常以这个数字的事来教育大家。

20、兰考县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专门劝阻外出逃荒的灾民。焦裕禄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控流沙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慢性肝病，担心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使病情加重，都劝他不要亲自参加一线调研，到时听取专门汇报就行了。但他拒绝了劝告，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去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讨教治沙经验;也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越是大风大雨的恶劣天气，越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调查队日复一日实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84个大小风口，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等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21、黄克诚下部队视察，喜欢到连队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不带警卫，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问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视察，来到第四十七军某连，正赶上连队吃午饭，他就蹲在地上边吃饭边和战士们聊家常。战士们以为他是团后勤处的处长或股长来了解伙食情况的，便七嘴八舌地讲，湖南菜辣椒太多，开始不适应，现在习惯了，有个调皮的战士向黄克诚提出，来个吃辣椒比赛。黄克诚欣然应战。笑谈间有人到连队找黄克诚回机关吃饭，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个个惊得直伸舌头。

22、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贺龙将军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五师驻扎鄂城县城关镇。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行将破裂，贺龙部队的军饷经常被国民政府扣发，使官兵的生活没有保障。一次，一个跟随贺龙多年的老兵因饥饿在永大茶叶铺拿了两吊钱买了油条充饥。群众将此事反映到贺龙那里，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立即下令将那个士兵军法从事，并亲自到茶叶铺还钱并赔理道歉。

25、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岁的刘德全对母亲说：“我们家要对佃户、长工、乡里邻舍客气些，要尊重人家。贫苦农民有困难，我们要尽量帮助，也可以拿钱拿粮周济穷人。”他还劝母亲烧掉契约，把田分给佃户。刘德全的这种行为使这个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刘稻轩大为恼火。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说：“不得了，家门不幸，竟出了个不孝子孙，这个家非给他败了不可!”他还捶胸顿足地对弟弟刘德全吼道：“我们分家算了!”刘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们：“天下是要变的，工农阶级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挡不住!”刘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据地的创建者。作为根据地最高首长，他规定，从自己开始，所有干部一律减衣缩食，每天只有四分钱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从红军在白区缴获来的物品中要了一块绒布。方志敏知道后，马上把妻子批评了一顿，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抠门”的时候。那时，部队向外购买一支枪，要花50块银元“天价”。买一批枪，花掉的钱堪称巨资，他一点不含糊，果断批准。

28、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29、在襄阳市政府机关大院，至今还流传着七十年代未的一个小故事。一天，被人们尊称为“秦老专”的襄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秦志维从外面回机关。当他推着自行车准备进行署大门时，一个门卫拦住问道：“同志，你找谁?”“我不找谁，我就是机关里人。”“你是机关哪个单位的?”门卫疑惑地打量这位脚穿草鞋，头戴草帽，身背黄挂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维……”秦专员耐心地答到。正在这时，一位机关干部碰巧路过此处，他惊讶地问到：“这不是秦专员吗，怎么被挡驾了?”值班的门卫一听傻了眼，赶忙赔礼说对不起。秦专员亲切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望着眼前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门卫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专员?我咋看他不象啊!象这样的误会，秦志维同志遇到多次。这位193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一直保持着我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平时穿着极为朴素，在机关食堂就餐时也十分节约，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经常以步代车，以自行车代小汽车。秦专员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30、1952年10月，沔阳县(现仙桃市)有一位17岁的农家女子闵全贵，深受封建婚姻压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她向沔阳、洪湖两县法院申诉离婚，没想到两县法院互不负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她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一个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给省委书记，无异于石沉大海。然而，这封信还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来，李先念不论多忙，每天仍然坚持看人民来信，看党报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了解民生疾苦。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两县法院仍互相推诿，设置各种障碍，未予解决。为此，闵全贵又给李先念写来第二封信，反映这一情况。李先念再次写出批语，批评了这种恶劣的官僚主义行为。为此，省有关部门组成一个专门承办这一案件的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迅速做出公正处理，使年仅17岁的闵全贵冲破重重阻力，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84年7月，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她满怀喜悦地报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谢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31、恽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担任中国首个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恽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坟前，悼念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后来，他与长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恽代英具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当年便有人称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的“甘地”作为他的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视为“脚夫”而拒之门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遗孀，又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能诗善文，有人请求毛泽东将她推荐到中央文史馆。1954年，毛泽东为此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文史馆选人以严而拒纳，这是严于用权，毛泽东同志“未便再荐”，没有以权压人，这更是严于用权，同样都是为了一个“公”字。

33、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50岁的生日。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刘伯承得知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的各报记者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希望他谈一下自己的经历，都被刘伯承婉拒。被泼了冷水的记者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成了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的关系后，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

35、延安时期，陈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他对铺张浪费现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评随意扔掉饭菜的恶劣现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净盘底的油渍，让盘子像镜子一样干净。陈云对待自己更加严格。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下图)举行了十分俭朴的婚礼。结婚当晚，陈云只花一元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一起工作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一直相敬如宾，感情很好，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

36、1942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过之后，热闹一天的孝感季店乡马家湾总算静下来了。这时，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支队伍悄悄地向这儿开来……一清早，年过花甲的马大爷为图吉利，特意起了个早床，抢先第一个“出行”。开门一看，皑皑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发现屋檐下，草堆旁，蹲着一尊尊雪人。马大爷一阵纳闷：“莫非是菩萨真的显灵，保佑我们这些百姓?”就在这当口，雪人纷纷站了起来，发出哔哔剥剥的炸响声。这下可把马大爷惊呆了，他木人般地站着，看着雪人朝自己走来。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过斑驳晶莹的冰层，看到了灰布军装。“啊，新四军!”马大爷大声叫起来，急忙跑过去，一把握住战士们冻僵了的大手。原来，罗厚福带领新四军分区部队执行紧急任务后路过马家湾时，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搅了乡亲们的好梦，严令战士们不得叫门进屋。马大爷看到战士们脸上乌紫，冻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气，连连责怪：“为什么不叫门，为什么不叫门啊?”战士们听了，乐得直笑：“大爷，这是纪律。”“纪律，也不能挨冷受冻啊!”马大爷越说越气：“不知老罗怎么搞的?我找老罗算帐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38、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务活动中更显示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崇高风范，获得普世尊敬。为了便于代表党的统一战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党中央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宋庆龄一生得到了很多头衔和荣誉，但宋庆龄却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光荣称号情有独钟，一生曾三次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这说明在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比任何头衔和荣誉都要光荣都要重要。不仅从宋庆龄入党的次数，而且从她知道自己入党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她对党员身份的渴望。宋庆龄1937年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当听到联络人对她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后，她表表现地特别高兴，还要请联络员吃饭。就是在她病危中，当听到中央已经批准自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眼含热泪。宋庆龄一向给人的感觉是坚毅和刚强，但当她听说自己入党后的眼泪说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动，她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称号，因为这一称号对她来说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39、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40、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到北京中国照相馆照相，准备出国时送给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让工作人员前去结账，要求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41、周恩来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用“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问题，更不允许不懂装懂。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有一次为了及时核实粮食定量，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前去送药的护士见此情景心疼地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为了保证会议安全，周恩来找来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他不仅想到敌人可能从地面上来，而且还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该怎么办。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纪60年代，为回笼货币，国家实行高价商品政策。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价买了一床毛巾被，谁知第二天就降价了。花了冤枉钱，陈云却对妻子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讲。

45、建国后，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组织上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开始，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风景宜人。老将军一眼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处民房，即问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期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王树声觉得很不错，便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又过了一阵子，规划人员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树声一看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人员说他们早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眉头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46、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