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工程合同纠纷案例(优秀17篇)

合同的签订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的约定，双方应当遵守合同规定。制定合同应考虑各方的权益，合同内容应明确且具体。以下是一些行业常见的合同样本，具体情况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用的范本。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一

范某某于9月23日向佛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同年9月28日立案受理。佛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认为，该劳动合同争议纠纷不属其管辖，并作出佛劳仲案字[]第220号仲裁决定书，决定撤销立案，不予受理。范某某于月4日向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已立案受理，案号为佛禅劳仲案字[2005]第213号。在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前，范某某又于2005年11月10日以邮寄方式向原审法院申请立案受理。2005年11月15日，原审法院受理了本案，范某某于同日向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撤诉申请书，并获批准撤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劳动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精神，劳动争议案件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范某某未经劳动仲裁裁决，即向法院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范某某的起诉应予以驳回，因此作出驳回范某某起诉的民事裁定。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二

为妥善解决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涉及的社会保险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___年7月31日联合召开社会保险相关问题研讨会。北京市三级法院从事劳动争议审判工作的部分庭长和法官、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研讨。与会人员就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涉及的社会保险问题进行了讨论，对部分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一致意见，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问题。

1、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农民工主张予以补缴的，一般不予受理。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应予受理。

2、因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应当自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赔偿数额的确定可参照《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京劳险发[]99号)和《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京劳社养发[20___]125号)的规定。

3、为便于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更及时准确地计算相应赔偿数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工养老保险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联合开发了计算农民工养老保险损失赔偿金的计算机程序软件，供仲裁员和法官在办案时参考使用。

1、因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劳动者缴纳医疗保险费，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相关医疗保险待遇损失，劳动仲裁部门受理后，应要求劳动者提交相关医疗单据，并委托所在区县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协助核算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医疗费数额。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在处理相应案件时，均可参照。

2、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直接起诉到法院的医保待遇损失争议案件，法院在受理后，应要求劳动者提交相关医疗单据，并可直接或通过所在区县劳动仲裁部门委托相应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协助核算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医疗费数额。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三

2004年3月，河南某高校与深圳某监理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投资监理合同》，约定某监理公司作为新校区项目的投资监理，服务范围定义为“业主的投资顾问”。签约后，某监理公司派出投资监理团队开展投资监理工作。该高校先后支付了大部分监理费，尚有余款未付。期间，新校区建设工程多次因故停工，双方亦因此发生纠纷。

2009年12月，该高校向郑州开发区法院起诉，称被告某监理公司未履行投资监理合同义务，未对工程进行有效的质量监理、监控，导致出现转包，使得工期延误、工程质量严重不合格;没有对施工合同进行有效审查，造成合同与招投标文件的实质性条款产生变更;被告承诺的监理人员与实际派驻人员不一致。原告称，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请求判决解除双方投资监理合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79.88万元、判令被告交付全部监理文件及材料。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四

今天上午9时20分，本市首例机动车车主向行人赔偿后，向保险公司理赔遭拒案宣判。朝阳法院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部赔偿车主周某4万元。

法院认定，周某所投保的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保险事故，在其投保的第三者险的承保范围之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宣判后，保险公司的应诉代表当即表示要上诉，并称人保不应成为法规冲突中的牺牲品。

今年8月6日，王某驾驶起重车在朝阳区姚家园路平房附近将骑车人廖某撞碾而亡。朝阳交通队出具责任认定书，称事故发生前双方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查证，故车祸原因无法查清。

按照新“交法”的规定，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负全责。在交通民警的主持下，车主刘某与死者家属达成损害赔偿调解书，刘某赔偿对方10万元。但此后刘某找到中国人保北京分公司要求理赔4万元保险金时，却被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没有事故责任”为由拒绝。

在此案开庭审理后的第二天，北京市人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该办法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该办法将于1月1日施行。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五

原告李向丽，女，生于1987年。

委托代理人韩旭升，禹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xx，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田广旭，该公司法律事务部职工。

委托代理人刘玉民，河南世纪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向丽诉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6月9日起诉，同日本院决定受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向丽及其委托代理人韩旭升，被告委托代理人田广旭、刘玉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6月13日，原告乘坐被告的禹州发往许昌由李xx驾驶的豫kb5769号中型普通客车，行驶途中与岳xx驾驶的豫k60379号货车相撞，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经禹州市交警大队禹公交认字[2008]第027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xx、岳xx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无责任。原告在站内购票，乘坐被告的客车，被告应保证将原告安全送达目的地，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受伤，被告应当依客运合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180000元。

被告辩称，被告万里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道路运输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之规定计算赔偿数额，最大赔偿限额应为150000元。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的身份证、家庭户口薄，证明原告的身份，以及被抚养人的情况。2、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事故的发生原告无责任。3、诊断证明、出院证明、病例、陪护证明，证明原告的伤情治疗情况及陪护情况。4、鉴定书1份，证明原告伤残为9级伤残。5、劳动合同书1份、工资表1份、办学证明，证明原告的经济状况。6、医疗费、交通费、鉴定费票据。7、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1份，证明被告适格。8、行车证、运输证、保险卡、企业登记情况、企业注销情况。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融资租赁合同书1份，证明该车为分期付款。2、禹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据的证明一份，证明该公司为原告垫付医疗费情况。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有异议认为属单方鉴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合同书存在虚假。工资卡不符合法定形式。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有异议，认为交通票据有虚假。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有异议，认为法院判决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依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合同是融资租赁合同，不是分期付款合同。

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应予采用。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5、6、7提出异议，但未提供推翻此证据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有效证据。被告提供的合同为融资租赁合同。

综上，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8月11日，张xx与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禹州分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豫kb5769号普通客车，豫kb5769号客车的行车证、运输证、保险证车主均为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营运线路为许昌—禹州，营运单位是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许昌运输经贸公司与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并于201月24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2008年6月13日7时许，司机李xx驾驶豫kb5769号客车，与岳xx驾驶豫k60379号中型普通货车，在省道豫103线72km+150km处相撞，造成豫kb5769号客车乘车人李xx、谢xx、王xx、牛xx、魏xx、楚xx、刘xx、李xx、银xx受伤。另九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禹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禹公交认字(2008)第027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xx，岳xx均有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基本相当，李xx，岳xx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原告李向丽无责任。李向丽住院治疗116天，为治疗花去医疗费53663.17元。被告万里公司等单位为原告垫付医疗费54300元，支付交通费2137元。年6月11日经许昌钧州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李向丽因车祸左上肢丧失功能25%以上，伤残程度评定为9级伤残，支付鉴定费600元。另查明，李向丽在禹州市泡泡语言中心上班，月工资1616元，其父亲李xx，生于1951年8月7日，母亲靳xx生于1952年5月1日。李向丽兄妹二人。河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3231(每天36元)。

本院认为：豫kb5769号客车的营运单位许昌运输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万里公司合并，应由被告万里公司承担责任。原告李向丽乘坐豫kb5769客车，与被告万里公司形成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被告万里公司有义务将乘客李向丽安全送达目的地。在运输途中，豫kb5769号客车与豫k60379号货车相撞，致李向丽受伤，李向丽无责任，承运人被告万里公司应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原告的损失包括：医疗费54237.67元、误工费计算至定残之日19392元(1616×12月)、护理费8352元(116×27d00uybx08"%、交通费2137元、伤残赔偿金52924元(13231×20×20%)、鉴定费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60元、营养费11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5348元(8837×2×1/2×20×20%)、二次手术费10000元，共计185310.67元，扣除被告万里公司等单位垫付治疗费54300元，下余131010.67元，应由被告万里公司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向丽各项损失131010.67元。

二、驳回原告李向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914元，由被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蒋卫华。

审判员：孟得坡。

人民陪审员：邵华敏。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六

原、被告于2月23日口头商定：由被告承运海南产之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终点站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湖路车站。商定的当天原告将3500公斤蔬菜交给被告承运，还交了7741元给被告之经办人李某。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收到该款后出示收款收据，被告也按约定将3500公斤蔬菜(油豆角)运往大庆。203月8日该批蔬菜到达终点站时，经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分局让湖路车站检查发现集装箱后面调温室无门锁，可自由开启，调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温度显示表失灵，调温机不工作;3月9日交付时开启箱内见绿水流出，竹筐装豆角96箱，全部腐烂变黑。油豆角当时在大庆市的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

年4月21日，原告以冷藏商运公司为被告，向海口市某法院提起诉讼，称：2000年2月23日，我要求被告用保温冷藏箱发运海南产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我依照约定向被告交纳310吨冷藏箱租费1500元、车费1800元、冷藏费400元、铁路运输费4041元，共计人民币7741元，而且于当日将所运蔬菜交给被告指定的冷藏仓库。后经铁路部门检验发现所运蔬菜全部腐烂。由于被告的过失，没有尽到谨慎运输之责，致使冷藏箱后面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箱内显示表失灵，调温工作机不工作，造成我的经济损失498099.2元(包括运费7741元在内)，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421582元及退回运费7741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系委托代理关系，是原告将货物交给我公司委托铁路部门运输的，原告的货物损失与我公司无关，系铁路运输部门的责任，要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审判。

海口市某法院审理认为：

2000年2月23日的运输蔬菜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在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订立的，且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约定将所运的蔬菜及租箱费、车费、预冷藏费共计7741元交给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李某的经营活动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在承运原告托运的蔬菜的过程中，造成蔬菜腐烂，被告应对承运的蔬菜腐烂承担赔偿责任。

2000年3月13日，由大庆市物价局价格管理科及大庆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商所开具的证明证实，油豆角的市价为每公斤10—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的市场价格计算”之规定，原告3500公斤油豆角，被告应承担赔偿损失42000元。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2000元，应予支持。原告要求退还运费7741元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000元人民币。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在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屡见不鲜。本案是一起关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纠纷。

一、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发生，首先要求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本案中，被告认为双方只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原告也在合同订立后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双方形成的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

二、企业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在其未履行民事义务时，必须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经营活动又是通过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的，因此，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运输作业是风险作业，同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害的发生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法律在强调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利益保护的同时，也必须对承运人的利益作适当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应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要免除赔偿责任的，就应当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作为承运方的冷藏商运公司，在承运蔬菜的过程中，没有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致使蔬菜腐烂变质，在承运方不能证明有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应当赔偿托运方的损失。

四、本案中关于货物赔偿额的计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其目的在于使托运人或者收货人获得如货物安全及时到达并按合同交付时所获得的预期利益，有利于保护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的利益。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七

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诉称并辩称：2000年4月28日，我方与旅游公司签订了“租车协议书”，约定我方租11辆汽车给对方。签约后，对方付了17.3万元，余款承诺5月5日前付清。我方同意对方在未付清余款的情况下执行协议。我方准时提供租用车辆。5月14日，我方到对方处索取余款，对方交给我方现金3.7万元及投诉信、医疗费收据，被我方拒绝。后对方以乘车途中因司机急刹车使一女乘客的手骨折及司机煽动客人为由拒付。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义务。车辆在运行中乘客擅自走动导致扭伤，后果自负。对方以种种借口拒付是违约行为。请求判令对方支付所欠的租车款4.3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并反诉称：按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约定，对方必须准时提供租用车，确保行车安全，合同约定5月1日晚上12时到达海口，可是由于租用的6号车出故障，致使车队于次日凌晨5时才到达海口。而10号车在高速行驶而前方又无障碍的情况下紧急刹车，导致一名导游右臂骨折，另有7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碰伤。在三亚市由于1号车驾驶员在索要回扣等无理要求没满足的情况下，煽动游客不按原定计划去购物点购物，并将旅游团带至不在计划之内的景点。致使我方的合作方三门峡神州旅行社拒付尚欠我方的23846元的团费。现我方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2万元，承担导游的医疗费920元，2262元的门票及23846元。

事实：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旅游公司与汽运公司于2000年4月28日签订“租车协议书”一份，约定旅游公司向汽运公司租用11辆空调大巴车，每辆2.3万元;汽运公司保证车辆行驶安全。签订协议时，旅游公司先付1万元定金，余款于4月30日上午11时起交清，否则没收定金，取消租车协议;汽运公司于5月1日12时10分在广西北海火车站接站，于晚上12时前到达海口，租车时间至5月5日;汽运公司必须遵守协议，必须配合旅游公司的安排，不得迟到，不得无理取闹，如有违反，双杯返还定金。签约后，旅游公司于4月29日交1万元的定金和8万元租车费。因旅游公司未按时付清全部款项，故致函汽运公司称，因“五一”放假，所余之款于5月5日付清。汽运公司在从北海至海口的行程中，因一辆车发生故障，致使整个团队不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海口。另有一辆车在行驶中急刹车，致使一名导游郭某受伤。行程结束后，汽运公司于5月16日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旅游公司只付3.7万元，同时交投诉信一份、医疗费单据给汽运公司，汽运公司表示拒绝。5月25日汽运公司再次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4.3万元未果的情况下，向本院起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旅游公司认为不付余款给汽运公司是因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违约行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尚欠该公司团费23846元。

判案：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协议中的“甲方在旅游购物点的停车费和购物回扣均归乙方所有”违反有关规定无效外，其余内容均合法。签约后，旅游公司致函汽运公司称5月5日付清余款，而汽运公司对此表示同意。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汽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抵达海口及造成游客损伤，属违约行为，旅游公司亦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即5月5日付清余款，其行为同样违约。因此，旅游公司亦无权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所付之定金应折抵租车款。因汽运公司的违约造成旅游公司的损失大于约定的定金，故其要求汽运公司因违约行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团费23846元和医疗费920元，共计24766元的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旅游公司请求汽运公司赔偿不按要求所去景点而增加支出2262的费用，不予支持。

解说：

1、本案表面看起来是一起汽车租用合同纠纷，其实是一起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原告汽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一份“租车协议”，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汽车按规定的路线运送客人，司机由原告所派，原告必须保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被告的乘客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因此，双方之间是一种旅客运输合同关系。

2、本案双方签订合同以后，该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了呢?从我国有关运输合同的法律、法规来看，一般都规定运输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告成立，运输行业一般也认为运输合同经协商一致即告成立，并不要求支付运费或购买客票为条件，因此，从有利于保证运输和行业的正常秩序，保护合同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一般都将运输合同视为诺成性合同。合同当然成立。

3、根据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运输费用，原告应当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运到约定地点，但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给被告造成了损失;另外原告在运输途中发生紧急刹车导致旅客受伤事件，未能为旅客提供安全保障的义务，违反了旅客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而本案被告在原告已经履行完毕运输旅客的义务后拖欠部分运输费用也是没有道理的，其行为同样违约。法院正确认定和划分了原告和被告各自的责任，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判决。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八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魏某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与孙某xx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就争议焦点问题，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两笔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魏某xx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吴某xx承认其与原告已明确约定本案债务由被告吴某xx个人偿还，只是现在苦于缺乏还债能力。结合20**年被告吴某xx、魏某xx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未提及本案借款，也没有约定双方有共同债务，可见，被告魏某xx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依法也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财产或权益。因此对该司法解释理解时，应回归立法，忠于立法，采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可见，“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为夫妻共同生活”应考虑主、客观两个标准判断：第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若不符合此两个判断标准即不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婚姻法解释二是对婚姻法第41条的解释与细化，不能脱离婚姻法第41条的基础，也就是说，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只有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不是任何性质的债务都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院吴****法官分别在《人民司法》第7期、第1期发表《有关婚姻家庭案件的问题探讨》、《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以及在其负责具体起草的婚姻法解释三中，都采用不能直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观点。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也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可见，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已是当前主流观点。

庭审中被告吴某xx与原告均已确认借条上的内容包括“魏某xx”签名均系为被告吴某xx个人所为，被告魏某xx对本案借款是毫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不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夫妻之间只能就“日常生活需要”具有代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较大，就被告魏某xx、吴某xx当时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而言，显然超出了家事代理的范畴，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吴某xx没有证据证明其有代理权，因而，本案债务对被告魏某xx不具有约束力。另外，假若本案确是被告吴某xx与魏某xx夫妻共同向原告借款，那原告本应该要求被告魏某xx在借条上签字或盖手印或有魏某xx的授权书，而不是让他人在借条上冒签，原告在明知共同举债人应在借条上共同签字，明知冒签他人名字是违反法律且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而故意为之，显然，原告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本案两张借条是在原告不在场，甚至是原告与被告吴某xx恶意串通下的举债，被告魏某xx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其一。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九

承办律师：郭行飞律师杨欣律师

争议焦点：公司《职位聘用书》上薪酬承诺是否属于“书面工作失误”

案情简介：2007年，申诉人原就职的公司被某知名跨国公司（即被诉人）收购，被诉人向申诉人寄发《职位聘用书》要约，申诉人接受要约，并与被诉人签署了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诉人认为《职位聘用书》中月薪1万多元属于工作失误，要求按照申诉人在原单位的'薪金报酬每月6千多元支付工资。为此申诉人委托我所郭行飞律师、杨欣律师向浦东新区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双方主要观点：

申诉人：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被诉人《职位聘用书》中关于薪金报酬的要约是劳动合同的重要内容，被诉人对该薪酬承诺属于“书面工作失误”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申诉人要求被诉人按照《职位聘用书》上薪酬承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被诉人：《职位聘用书》中关于岗位、月薪和年薪、相关福利与申诉人原就职公司的薪资待遇及福利有巨大差距，属于失误，非被诉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且显示公平，被诉人有权对此做出调整。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

案情简介：

林某是一个下岗在家的普通上海本地人，为维持生计，在路边商铺开设一家小饭店。这家小饭店是林某于2月花了7万元转让费从上家盘过来的。盘下饭店后，林某又斥资近10万元对饭店进行了装修。正式开业后饭店每天上午10点开业，一直营业到凌晨3点，由于林某夫妻俩勤劳肯干，生意倒也做得红红火火。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春节前，房东海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通知林某夫妻，说由于大房东浦君开发公司不同意林某在该商铺经营饭店，要求林某在202月29日合同到期后搬走。对此，林某坚决不肯搬离，原来在20签署合同时，虽然约定合同期为两年，但是合同中有续租条款，合同约定：2012年2月合同到期后，再续签两年，租金上涨10%。不过在年签署合同时，出租方并非海天公司，也非法定代表人郑某(因为其时郑某正在国外)，出租方是由郑某的姨夫刘某签字，刘某则是海天公司的负责人。林某认为，该房屋租赁合同的期限是四年而不是两年，因此才会投资近17万元来经营，现在仅两年时间，成本尚未折算完毕。其后海天公司又决定给刘某3个月的时间，该期间内仅收取1个月的房租，4月的房租由押金代替，5月的房租不收，算是对林某的补偿。

5月底，郑某和刘某再次要求林某搬出。林某在向笔者咨询后，向郑某和刘某提出，林某可以搬离，但要求海天公司支付补偿金7万余元。对此双方未能达成合意。

6月5日，郑某和刘某带人前来封铺，双方发生口角以及轻微肢体冲突，并闹到了警署。警察要求双方不得动手，关于合同纠纷可以协商，协商不成可以诉至法院。林某就此事电告笔者，笔者到达现场进行调解。不料到达现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郑某声称要求林某交纳4、5两个月的房租，另外声称合同签订与其无关，因此无效，现在可以续租，但必须与其本人签订合同。但是林某因为与郑某闹僵，情绪激动，坚持要求解除合同，并起诉对方违约。笔者看到情况有变，先告知郑某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站不住脚，林某方有足够证据证明刘某确实有资格代替郑某签署租赁合同;同时安抚林某的情绪，如果现在解除合同，反而变成自己违约，不但拿不到补偿，还得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说服了林某，并承诺第二天向郑某支付房租，同时协商续签合同的事宜。

6月6日，笔者与林某、郑某、以及刘某进行了会谈，林某补交了4、5月份的房租后，在笔者的主持下，对续租合同条款进行了商议，达成一致。

6月7日，笔者起草了合同，林某和郑某签署后，这场商铺租赁纠纷完满解决。

律师观点：

本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发生，其根源在于签订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法不够了解，对于合同中应当注意的事项不明确，导致签订的合同有很大的瑕疵，不仅无法保证双方的合法利益，即使到法院诉讼，也给法官的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

就房屋租赁合同而言，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合同签订双方的主体资格。

很多租赁合同的出租方本身也是承租者，并非产权所有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二房东”。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承租者一定要注意出租人的身份，是否有权出租，如果是“二房东”，那么大方都是否同意其转租。

2、合同期限以及续租条款。

这些条款直接关系到合同的有效期限，有效期限内无故解除合同显属违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3、解除合同以及违约事项的约定。

合同是一种契约，是双方的一种合意。在不违背我国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当对解除合同的条件，违约后果等内容详细约定，越详细越好。这样即使在合同履行中产生争议，也比较容易沟通和解决。

最后，笔者劝告广大读者，产生争议时，不要意气用事，能够协商或者通过第三方调解解决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诉至法院。现在法院的案件数量巨大，法官们都在超负荷工作，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解决问题的周期可能很长。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一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我接受本案当事人的委托，担任本案当事人贾楠的诉讼代理人。接受委托之后，本诉讼代理人进行了阅卷并进行了全面调查，今天又参加了庭审，对于该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根据法律和事实，本诉讼代理人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合议庭在合议时能予以考虑：

被告是否将借款17万还给原告是本案的存疑事实。

原告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借贷关系成立，借据合法有效，且原告就借贷关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被告主张的“收条”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后果。具体理由如下：

一、从还款能力分析伊梦云有无还款的可能性进而分析还款收据的真实性。

根据原告证据二表明，被告并无偿还能力，在短期内还款显然与事实、常识不符。既然被告主张已还款，被告却没有就还款方式、时间、地点以及还款转账单予以举证。如果以向第三人借款的方式偿还，也没有提供向第三人借还款的证据(账目明细及转账单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不能举证，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伊梦云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从收据的一般书写习惯分析“收条”欠缺客观、真实性。

本案借款数目为17万，对于原被告都是不小的数字，然而，被告主张还款证据“收条”却极其不规范，除签名为原告所写外，其余均为被告自己的笔迹，此外，不仅未写明具体的还款日期，收条上也有其他涂鸦，极其不符合一般收据的书写习惯，此外，被告与原告共同生活过，收集到带有原告签名的纸条不难，利用原告的签名伪造“收条”的条件非常便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收条”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其证明力不能与正常的收据等同，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已还款的事实，应有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

三、被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以作为认定被告已经还款的根据。即便收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因还款“收条”仅存在还款合意，不能证明还款事实的存在。被告不能提供其他还款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证人系被告的好友，在证人不能提供与被告存在借款事实相关的证据(如，被告于证人之间的借款账目明细往来)以证明被告确实还款的前提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单凭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认定被告证人存在借款事实，因此，此“收条”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告还款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

原告提供的证据相较被告提供的证据而言，更为客观、充分、确实，其证明力明显更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即：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并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并依此请求判决被告归还原告17万欠款。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恳请合议庭综合考虑以上代理意见，依法公正判决。

诉讼代理人：王艳燕。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二

仲裁经审理查明：申诉人2005年2月28日入职被申诉人公司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佣金按销售额的比例计算，工资结算至2008年12月31日，申诉人2008年的月平均工资为8458元。申诉人在职期间从未休过病假，2008年8月1日起，申诉人在医院治疗，由于所患疾病不具有传染性，因此继续在公司上班。被申诉人在2008年12月31日前未出具过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劳动合同到期后申诉人仍正常上班，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在2009年2月17日签订了《关于与王某终止劳动合同的处理意见》，被申诉人依据该《意见》向申诉人支付了8458元的终止合同补偿金、佣金8769元、终止合同通知期工资4620元、医疗期及医药补助5个月工资23100元。申诉人所在部门其他7名员工均领取了年终奖金4620元。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及考勤记录。被申诉人否认申诉人2009年1月和2月存在销售额，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另查明，被申诉人每月28日支付申诉人上月全月工资和岗位工资。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因此采信申诉人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又申诉人2月份未出勤，因此本委采信被申诉人关于申诉人该期间不存在销售额的主张，故申诉人不享受2009年1月和2月的佣金待遇，该期间工资依照4620元固定工资标准支付。

被申诉人未就其已于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通知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的主张提供证据，又未提供申诉人2009年1月、2月的考勤记录，因此，仲裁委采信申诉人关于工作至2009年1月31日，此后因被申诉人以劳动合同终止为由不让其上班的主张。由于被申诉人未于劳动合同到期之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且双方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认定2008年12月31日后，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2009年2月17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实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由于申诉人不要求恢复双方劳动关系，且提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要求，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由被申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认定被申诉人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47、97条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5条规定，向申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被申诉人此前已支付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58元和终止合同通知金4620元，应在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总额中予以扣减。

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不享受年终奖金及核算的相关规定，也未对其部门其他7名员工已领取年终奖4620元的主张提出异议，据此，本委对申诉人符合年终奖享受条件及其部门人员领取数额的主张予以采信，对申诉人提出要求支付年终奖金462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被申诉人未及时支付年终奖的行为构成拖欠，应加付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2009年9月7日，仲裁委对该劳动争议案作出如下裁决：

四、驳回王某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双方对该劳动争议仲裁结果均未提起诉讼。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只需依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在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12月31日到期，劳动者继续履行，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在2月17日直接向申诉人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通知的事由是“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合同到期之日，不再续签申诉人的劳动合同”。由此可见，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根本就没有与申诉人选择和协商的余地，是单方解除，应当认定为用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2个月经济补偿金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仲裁裁决根据劳动者已经领取了部分经济补偿金，而自认为，被诉人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只需按年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与本案实际情况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法律条文不符。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显碧，女，1954年2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建国，重庆泽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谭宁，重庆益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显碧与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7月17日作出(2014)万法民初字第05128号民事判决，吴显碧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吴显碧于1954年2月9日出生，12月到被告处从事炊事员工作时，系农村户口。206月5日，原告向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予受理后，原告诉至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认为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又变更诉讼请求，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只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等单位的男、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未规定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但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法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一条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的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尽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但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即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亦应终止。因此，原告吴显碧于2月9日年满50周岁，以后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诉讼请求的问题。

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原告吴显碧在被告处工作，被告对其工龄有异议，因工龄应由被告举证，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入职时间，故对原告主张工伤起算时间自2012月计算该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自入职以来的加班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没有举证证明其存在加班情况，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加班费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补发工资的问题。原告既没有证据证明其增加了工作量，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就增加工作量应增发工资有过约定，原告主张补发工资没有事实依据。

关于年休假工资。因《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原告主张自起计算年休假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双倍工资的问题。因《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并没有双倍工资的法律规定，原告主张201月至12月的双倍工资没有法律依据。

二、

2004年2月9日以后，原告与被告没有劳动关系，原告基于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主张的所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其中，关于违法解除赔偿金。原告在仲裁阶段提出的请求是经济补偿，理由为原告提出辞职。在诉讼中原告变更请求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理由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一请求没有经过仲裁程序，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关于加付赔偿金的问题，在程序上，该请求没有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从实体上，原告主张的拖欠工资也没有事实依据。

三、关于养老保险赔偿的问题。

《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渝办发(2007)147号)的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从207月1日起开始实施。因此2007年7月1日之前，被告未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不归责于被告。《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参加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实际缴费累计不满180个月的，由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即使被告如期及时足额为原告缴纳了养老保险费，原告达到退休年龄时也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条件，客观上不存在养老保险金的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养老保险金赔偿养老保险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九条，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法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第一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重庆市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渝办发(2007)147号)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显碧的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负担。

宣判后，吴显碧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各项费用共计1750332.70元。事实和理由：1、吴显碧至今未享受养老保险或领取退休金，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仍在提供劳动，不应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求的答复”中明确指出亦应适用。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法定退休年龄”是指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均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上诉人吴显碧于2004年2月9日年满50周岁，之后与被上诉人重庆市万州区精华山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不再具有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因此，吴显碧所主张的在劳动合同终止前或后的各项费用，均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吴显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程杨。

审判员黄“”

代理审判员李斌。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姜霞。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三

1月20日，某建筑公司向某钢铁厂购买了钢材2000吨，每吨价款1000元，并签定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由钢材厂于5月20日和10月30日分两批将2000吨钢材送到该建筑公司在甲地的施工现场，货到后一个星期之内，该建筑公司支付货款。5月20日，该钢材厂将1000吨钢材运到了该建筑公司在乙地的施工现场。建筑公司多次与该钢材厂协商，要求其将1000吨钢材按合同中的约定运到甲地的施工现场，而此时，甲地的施工现场因其未能按期送货而导致工期推迟，损失了4万元。而钢材厂认为自己已经按合同中的约定履行了交付钢材的义务，而且乙地的施工现场也属于甲建筑公司，因此不同意支付额外的运输费再将该批钢材运至甲地，并要求该建筑公司支付该批钢材的货款100万元。而建筑公司认为钢材厂不按合同履行，因此拒绝支付货款。10月30日，钢材厂将另外1000吨的刚才运送到该建筑公司在甲地的施工现场，而此时市场的钢材价格大幅降价，建筑公司以钢材厂不守信用为由拒绝受领。于是，建筑公司与钢材厂发生纠纷，双方均认为对方违约而诉至人民法院。

问题：

(1)钢材厂将第一批1000吨的钢材运到建筑公司在乙地的施工现场，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建筑公司损失的4万元应当有谁负责?请说明理由。

(1)钢材厂应当依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地履行合同义务。钢材厂无视合同关于履行地点约定，应当在甲工地交货，却在乙工地交货，属于违反合同的违约行为。

建筑公司多次与该钢材厂协商，要求其将1000吨钢材按合同中的约定运到甲地的施工现场，而钢材厂认为自己已经按合同中的约定履行了交付钢材的义务，而且乙地的施工现场也属于甲建筑公司，因此不同意支付额外的运输费再将该批钢材运至甲地，这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因此，建筑公司因为钢材厂的违约导致工期延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钢材厂承担违约责任。

(2)双方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分为两次履行，每次1000吨。违反第一次履行义务是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否构成“根本违约”，这是守约方能否拒绝受领第二次钢材的关键所在。

从案情看，第一次钢材的延迟带来4万元损失，可见，建筑公司的施工没有受到致命影响，不构成“根本违约”。

钢材公司第二次钢材在10月30日运至甲地，符合合同约定。可见，建筑公司应受领第二次的1000吨钢材。

问题还在于，10月30日，市场的钢材价格大幅下降，建筑公司能否以市场上的低价受领这1000吨钢材呢?我认为，不能。建筑公司应以合同约定的每吨1000元，支付第二次1000吨钢材的货款。

可能有人会说，钢材公司履行迟延了，合同法规定，履行迟延有一个惩罚机制，即：交货方迟延交货的，价格上涨的以原价结算，价格下跌的以市场价结算。收货方迟延受领的，价格上涨的以市场价结算，价格下跌的以原价结算。那么，钢材公司的第二次1000吨是否构成迟延交货??我认为，第二次1000吨交货完全符合合同的约定，建筑公司不应拒绝受领，否则建筑公司构成受领迟延，应承担违约责任。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第一次的1000吨没有到货，这个1000吨应该算是第一次吧?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很想当然，也不公平。因为，第一次1000吨构成违约，钢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了;再把它拿来说事，把第二次的交货作为第一次的交货的迟延，有失公平、公正。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四

(2000)民终字第 83 号 2000)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 )：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阳区朝外大街 19 号。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董葭，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葭，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宇峰，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宇峰，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 )：北京华普科技企业有限公司 阳区朝外大街 19 号华普国际大厦 l7 层。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翦英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晓，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晓，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区吉祥里 208 楼。

法定代表人：郝有诗，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郝有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巍，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巍，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治家，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治家，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国际〉、北京华普 上诉人北京华普国际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国际〉、北京华普 〉、 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科技)为与被上诉人北京住总集团 科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追索工程款纠纷一案，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公司)追索工程款纠纷一案，不服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 号民事判决 判决， 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民初字第 187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公司在合作合同上加盖了公章。 公司在合作合同上加盖了公章。

1993 年 2 月 20 日， 住总公司开发都与华普科技签订 补充 合作合同〉 《 〈合作合同〉 》 (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 以下简称补充合同)，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 )，双方对华普科技分期支付资金重新作了约定 华普科技保证按期履行， 支付罚金。 华普科技保证按期履行，若违约每日按逾期金额的 1%支付罚金。其中 第三条还约定，因房价上涨、设计变更、层高增加、建材价格调增等 第三条还约定，因房价上涨、设计变更、层高增加、 情况，致使成本增加，华普科技理解费用增加， 情况，致使成本增加，华普科技理解费用增加，原则上同意合理调增 投资(额度双方另议)。 投资(额度双方另议)。

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国际签订了《关于全部投入，华普国际同意作为合作条 件入资，并将该投资作为住总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注册资本及投资额， 件入资，并将该投资作为住总公司在合资公司中的注册资本及投资额， 不再向合资公司出资。 不再向合资公司出资。3、华普大厦工程项目已由住总公司开发部项目 转为合资项目，该项目土地出让金的交纳由华普科技和吉安公司负责。 转为合资项目，该项目土地出让金的交纳由华普科技和吉安公司负责。

年底开工， 月竣工， 华普大厦项目工程自 l993 年底开工，1996 年 6 月竣工，根据北京市朝 日作出的《 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1996 年 9 月 20 日作出的《工程质量竣工核 定证书》，大厦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为 72， 平方米。 定证书》，大厦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为 72，375 平方米。自 1992 年 》， 23， 万元; 9 月至 1995 年 11 月， 华普科技共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23， 万元; 818 由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自 1996 年 3 月至同年 7 月，由华普国际向住总公司支付工程款 2，150 万元。 万元。

1996 年 7 月 31 日，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签订《元， 集团代为向住总公司开发部支付工程及材料款 1，730 万元，共计 4， 万元。 500 万元。

1996 年 10 月 10 日，华普国际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要求公司各股东 华普国际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 迅速执行各股东方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 迅速执行各股东方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加速办理协议要求的有关事 之间签订的结算协议 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 宜。同年 11 月 13 日.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保证还款合 13， 万元， 同》，双方确认，华普科技尚欠付住总公司开发都 13，288 万元，华 》，双方确认， 双方确认 普科技以其购买的华普大厦中的部分外销商品房作为还款的保证。 普科技以其购买的华普大厦中的部分外销商品房作为还款的保证。由 于华普大厦尚未交付使用，华普科技尚未取得上述外销商品房的所有 于华普大厦尚未交付使用， 权，该项财产未在北京市房管局登记备案。 该项财产未在北京市房管局登记备案。

7 月 日住总公司就大厦项目所作的概算， 21， 9 日住总公司就大厦项目所作的概算，华普大厦建筑安装费应为 21， 501， 万元， 万元。 501，97 万元，要求住总公司返还多付出的 8，766.03 万元。

13， 万元， 日内给付住总公司工程款 13，288 万元，由华普科技承担给付的连带 责任。(二 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司以 13， 责任。(二)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司以 13， 。(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288 万元为本金计算的自 1997 年 8 月 1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上 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 述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华普科技承担 给付的连带责任。(三 驳回住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 给付的连带责任。(三)驳回住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 。( 。( 华普国际的反诉请求。 869， 华普国际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 869，645 元，由华普国际和华普科 万元， 69. 448，311. 技各负担 40 万元，由住总公司负担 69.645 元;反诉费 448，311.5 元，由华普国际负担。 由华普国际负担。

公司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 诉称：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 一审判决认定住总公司与华普国际签订的项目合同确认了住总公司与 华普科技合作合同的效力，有悖于法律的规定， 华普科技合作合同的效力，有悖于法律的规定，认定华普国际对住总 公司与华普科技结算协议予以认同，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 公司与华普科技结算协议予以认同，是导致判决错误的根本原因;一 审判决因华普科技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 审判决因华普科技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其应承担给负的连带责任 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华普大厦工程款应据实结算;请求住总公司退 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华普大厦工程款应据实结算; 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 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

普国际的股东，面临不签该协议，住总公司即不交付大厦的威胁; 普国际的股东，面临不签该协议，住总公司即不交付大厦的威胁;一 审判决华普科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审判决华普科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华普国际提交了一份筑安装协议， 15， 万元， 的建筑安装协议，工程款应为 15，000 万元，华普国际应按此支付工 程款，住总应返还华普国际多付的工程款 20，656 万元。后又提出， 程款， 20， 万元。后又提出， 结算协议中因建筑标准提高， 结算协议中因建筑标准提高，华普国际应向住总公司支付 3，909 万元 的约定，违反国家的定额标准，属无效条款;电贴、 的约定，违反国家的定额标准，属无效条款;电贴、电权调增费的余 款应由华普国际直接支付给电力部门， 华普国际代住总公司交付了 300 款应由华普国际直接支付给电力部门， 华普国际代住总公司交付了 万元的电贴费; 21，926，002. 万元的电贴费;华普国际自付设备款 21，926，002.02 元(其中包括 结算协议前和结算协议后发生的)购买国产电梯、空调、洁具等，未 结算协议前和结算协议后发生的)购买国产电梯、空调、洁具等， 计入结算范围，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由住总公司负担。 计入结算范围，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由住总公司负担。

开发后全面负责和主持大厦工程方面的具体事务，其承担工 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不违反公司法或合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 程款支付的连带责任不违反公司法或合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华普科 技作为本案的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技作为本案的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结算协议签订前的，结算协议订立时已予考虑， 结算协议签订前的，结算协议订立时已予考虑，在结算协议订立五年 后，华普国际提出设备款的问题，不但超出了诉讼时效，而且违反双 华普国际提出设备款的问题，不但超出了诉讼时效， 方的约定;结算协议订立后发生的款项，均与住总公司无关。 方的约定;结算协议订立后发生的款项，均与住总公司无关。

当事人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 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有效。合作合同和补充合同虽然是华普科技与住 总公司签订的，但华普国际成立后， 总公司签订的，但华普国际成立后，华普大厦项目转为华普国际的开 发项目，在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项目合同中， 发项目，在华普国际与住总公司开发部签订的项目合同中，明确约定 根据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签订的合作合同、补充合同及有关文件， 根据住总公司与华普科技签订的合作合同、补充合同及有关文件，在 项目建设期间以及合资合同执行过程中，华普国际对上述合作合同及 项目建设期间以及合资合同执行过程中， 补充合同和有关文件确认有效， 补充合同和有关文件确认有效，由此说明华普国际作为华普大厦项目 的所有人确认了合作合同中关于华普大厦工程具体建设条款的效力， 的所有人确认了合作合同中关于华普大厦工程具体建设条款的效力， 并承接了合作合同中华普大厦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义务， 并承接了合作合同中华普大厦工程建设中的权利义务，华普国际由此 与住总公司形成了建筑工程发承包关系， 与住总公司形成了建筑工程发承包关系，住总公司成为华普大厦工程 发承包关系 的承包人，而华普国际成为华普大厦工程的发包人，进而应是华普大 的承包人，而华普国际成为华普大厦工程的发包人， 厦工程的付款人， 厦工程的付款人，华普国际主张住总公司开发部与华普科技间的合作 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没有依据。 合同因合资合同的签订而失效，没有依据。

而有效，华普国际应按结 算协议的约定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算协议的约定住总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华普 科技与华普国际主张结算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无效， 科技与华普国际主张结算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应当无效， 没有证据，不予支持。华普国际上诉主张华普大厦工程应据实结算， 没有证据，不予支持。华普国际上诉主张华普大厦工程应据实结算， 不符合结算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对其反诉主张予以驳回，是适当的。 不符合结算协议的约定;一审判决对其反诉主张予以驳回，是适当的。

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均事后经华普国际确认， 华普科技与住总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均事后经华普国际确认，作为合 同约定权利义务的承接者及华普大厦项目的所有人，华普国际应是完 同约定权利义务的承接者及华普大厦项目的所有人， 有人 全的付款义务人; 全的付款义务人;一审判决以华普科技签署了与工程有关的合同及结 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人，且该公司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为由， 算协议，是协议约定的付款人，且该公司是华普国际的控股公司为由， 判决对华普国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判决对华普国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应予改正。但华普科技与本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本案适格的 应予改正。但华普科技与本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被告。 被告。

华普国际关于结算协议的约定显失公平， 华普国际关于结算协议的约定显失公平，有关条款应予调整或撤销的 日二审期间提出的， 请求是在 2000 年 12 月 1 日二审期间提出的，即使认定其一审反诉已 包含此意思表示，该请求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 包含此意思表示，该请求也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行〉》第 73 条与住总公司入股华普国际 18%的股份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本案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依据合资合同，住总公 全不同的概念，本案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依据合资合同， 18%的股份，住总公司据此应投入多少股本金， 司在华普国际占有 18%的股份，住总公司据此应投入多少股本金，是 合资合同所涉及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合资合同所涉及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华普大厦项目最初是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为危改项目交由住总 华普大厦项目最初是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作为危改项目交由住总 公司开发建设的，改为华普国际的项目后， 公司开发建设的，改为华普国际的项目后，华普国际与政府签订了土 地出让合同，由其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 地出让合同，由其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由此应该认定应履行向国 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义务的是华普国际。华普国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家缴纳土地出让金义务的是华普国际。华普国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合资公司内各股东间如何负担，是合资公司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合资公司内各股东间如何负担，是合资公司内部的事情，与本案无关。

证不予认可， 000kva， 62. 证不予认可，认为华普大厦的实际用电量是 5，000kva，仅占 62.5%， 但均没有提供证据。 华普国际向法院提交的付款明细表明其支付的 300 但均没有提供证据。 万元电贴费，已经在华普国际支付的工程款中冲抵。 万元电贴费，已经在华普国际支付的工程款中冲抵。

关于华普国际提出自付设备款应包

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 关于华普国际提出自付设备款应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结算协议 包含在综合造价中的主张 签订前发生的设备款，属于变更结算协议的内容，本院不予支持;结 签订前发生的设备款，属于变更结算协议的内容，本院不予支持; 算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设备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算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设备款，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华普国际可依法另 寻途径解决。 寻途径解决。

双方根据合作合同所确定的投资比例， 双方根据合作合同所确定的投资比例，在结算协议中对各自应承担的 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其中包括了工程总款、差额补偿、 工程款进行了结算，其中包括了工程总款、差额补偿、政府税费等整 个华普大厦的费用，而非仅指建筑安装费用， 个华普大厦的费用，而非仅指建筑安装费用，住总公司依据结算协议 起诉追索工程款，也是针对整个华普大厦工程而言; 起诉追索工程款，也是针对整个华普大厦工程而言;华普国际与住总 公司之间是建筑承包关系， 公司之间是建筑承包关系，住总公司与住总三公司之间是工程分包关 系，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各自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和处 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各自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和处 理。华普国际依据住总公司与住宅三公司间的合同，主张华普国际多 华普国际依据住总公司与住宅三公司间的合同， 付工程款，住总公司应予退还，本院不予支持。 付工程款，住总公司应予退还，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 二、 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1999)高民初字第 187 号民事判决第 一项、第二项为： 一项、第二项为：华普国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住总公 13， 司工程款 13， 万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自 1997 288 日起计算的利息。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的利息。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 1，739，290 元，由华普国际承担 l，217， 一审、 739， 217， 521， 896， 503 元，住总公司承担 521，787 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共计 896，623 元由华普国际负担。 元由华普国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竹梅

审判员 张 章

审判员 于晓白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五

2001年12月17日，原告黄山才在被告四川省盐业总公司成都分公司(下简称盐业公司)处购买食用精制非碘盐，而被告将堆放在盐业公司彭州支公司露天坝子里，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食盐6吨(单价825元/吨)卖给了原告，原告将其中3.45吨食盐作为封口盐加入至569桶山露中，造成该569桶山露中盐水出现大量黑褐色泡沫，盐水中有细小黑色悬浮物，不符合原告与上海浦东公司签订的山露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质量标准，该569桶山露被上海浦东公司拒收，至今仍在原告处。

另查明，每桶成品山露的重量是50公斤，569桶山露的重量为28.45吨，每吨价格为4500元，该569桶盐渍山露的价款应为128025元(569桶×50公斤×4500元)。又查明，盐渍山露主要通过外贸公司出口日本，国内无销售市场。

[裁判要旨]。

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买卖食用精制非碘盐，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原、被告之间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而被告出售的食盐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又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盐渍山露因质量不合格被上海浦东公司拒收的损失128025元以及退还尚未使用的2.55吨食盐的购盐款2103.75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已支付的违约金27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因原告在未到交货期限，也未采取补求措施的情况下，即向上海浦东公司支付违约金，并以此作为损失要求被告承担损失，于法无据，且该损失被告也无法预见，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给付27000元的违约金损失，法院不予支持。

对被告辩称未给原告的山露造成损坏结果，主张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依据不充分，因盐渍山露系主要出口日本，国内无销售市场，该569桶盐渍山露已全部损坏无残质，故被告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其主张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评析]。

由于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理应对原告所受到的损失以及预期将获得的利益承担赔偿责任。本院通过充分运用用证据规则，对原告的损失范围，损失额的大小作出正确的确定。

1、违约责任的确定。在本案中，被告辩称其是按国家计划在乐山联峰盐化有限责任公司购进的，有检验报告书证明该批盐符合gb5461―2000标准，符合合同目的。但勘验笔录反映，该批食盐兑水后，盐中有细小、黑色悬浮物。同时原告方提出的上海浦东公司出具的《02粮浦东公司第05号》中记载，浦东公司拒收原告成品山露的理由是山露盐水浑浊、有黑色漂浮物。且该食盐经成都市卫生执法监督所鉴定，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不预知而且同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

因此，《公约》衡量是否根本违反合同，有三个条件：第一，违反合同结果的严重程度，即是否在实际上剥夺了另一反给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第二，这个严重结果能否预知;第三，不能预知者的标准是处于相同情况中的同样通情达理的第三人。在大陆法系国家，合同债务人只有存在可归责于他的过错情况下，才承担违约责任。

因此，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是过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前者如《德国民法典》第276条“债务人，法无其它规定，应就其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负其责任。”后者如《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不应归其个人负责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个人方面无恶意，债务人对于其不履行或延迟履行债务，如有必要，应支付损害赔偿。”

英美法系国家不以当事人有过失作为构成违约的必要条件，而认为一切合同都是“担保”，只要债务人不能达到担保的结果，就是违约。《公约》也没有采取过失责任原则，只要一方违反合同，并给他方造成损失，他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至于他违反合同有无过失，在所不问。

根据《合同法》第107、108条和第120、121条的规定，只要违约就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都违约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仍应承担违约责任，该方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或约定解决。可见，我国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是基本一致。

由此，笔者认为，原告向被告购买食盐，其目的是用于生产食品。而被告盐业公司作为国家指定的食盐专销企业，客观上能够知道、主观上也有能力知道其所出售的食盐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能否使用，但在知悉原告购买盐用于生产的目的后，仍将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食盐出售给原告，导致原告购买合格食盐以用于生产的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其显然能够预见到原告依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的东西无法得到，已构成了根本性违约。

2、损失范围的确认。根本违约责任或补救方法主要可采取赔偿损失、解除合同、宣告合同无效等三种。关于赔偿损失的范围问题，一般应包括财产的毁损，减少和为减少或消除损失所支出的费用，以及合同履行后可能获得的利益，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就是利润。

关于赔偿限额问题，应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不得超过根本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根本违约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二，受害方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严重影响到的订约时的预期利益大小。关于解除合同的问题，解除合同即撤销合同从而使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归于消灭的行为，但是解除合同并不影响非违约方要求根本违约方赔偿损失的权利。关于宣告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本违约方应对合同无效造成另一方的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宣告合同无效、赔偿损失并不影响非违约方采取其他补救方法。

在本案中，原告方的损失以及合同履行后可能获得的利益范围的确定是裁判的关键，而矛盾主要集中在确定原告方向浦东公司所支付的违约金27000元是否属于损失的范围。对此，笔者认为本案中违约金不应属于原告方之损失。

其理由在于：原告与上海浦东公司签订的山露买卖合同约定交货期限为7月――7月，同时双方还约定若卖方未按期交货，卖方须向买方支付违约金为20%.但原告在201月15日收到向上海浦东公司发送的《(02)川粮浦东司第05号》通知，指出山露不合格时，即向上海浦东公司支付违约金，并未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扩大了损失的发生，并且对于该违约金，被告盐业公司也是无法预见。由于原告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故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负责。

3、损失大小的确定。本案中所确定的原告的损失是加入了不合格食盐的569桶盐渍山露的全部价款，根据是569桶盐渍山露中加入了不合格食盐，已被上海浦东公司拒绝收购。而这569桶盐渍山露是否具有残值，是本案确定损失大小的关键。

就一般盐渍产品而言，加入了本案中的不合格食盐(本案中的不合格食盐是食盐的颜色不符合国家食用精制非碘盐的标准，但食用没问题)，只会影响盐渍产品的等级，等级降低，只是价格降低，降低价格后可以卖掉以减少部份损失，恰好本案中的产品是盐渍山露，盐渍山露是只能出口日本、美国及欧洲等少数几个国家，在国内无销售地，所以本案中的盐渍山露无法降价处理，法院就此认定569桶山露全部损坏，损失的大小就是569桶山露的价值。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六

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式。以劳动合同作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势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由于劳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千变万化的，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合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各不相同，国家法律法规只能对共性问题做出规定，不可能对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做出规定，这就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明确权利义务。

劳动争议案例关键词：解除劳动合同纠纷经济赔偿金纠纷。

——王某与北京某地产公司劳动争议案评析。

【劳动争议案例争议焦点】。

【劳动争议案例关键词】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纠纷协商一致违法解除。

申诉人：王某。

被申诉人：北京某地产公司。

一、劳动争议案例基本案情。

王某系北京某地产公司(以下简称“地产公司”)员工，王某自2005年2月28日起与地产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2008年8月1日，王某被确诊为肺结核(无传染性)，医师开具的治疗期为9个月。2008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但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合同，王某继续在公司上班，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09年1月31日，公司以双方合同已在2008年12月31日终止为由，不让王某继续到公司上班，并在2月17日向王某发出《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提出其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原劳动合同到期日)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终止与王某的劳动关系。地产公司仅支付王某2008年12月31日前的工资，及一个月工资标准的经济补偿金。王某则认为公司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数额过低，经与公司协商不成，王某向北京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

二、审理结果。

被申诉人辩称：认可申诉人关于入职时间、岗位及工资构成的主张，但不认可申诉人主张的具体工资数额。申诉人享受佣金待遇，故不再享受年终奖。被申诉人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已经通知申诉人终止合同，且申诉人出勤至2008年12月31日，当日双方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并就有关未结算的佣金、工资及补偿金等进行了协商，签署了书面协议。因此，不同意申诉人的申诉请求。

仲裁经审理查明：申诉人2005年2月28日入职被申诉人公司任销售部管理人员，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佣金，佣金按销售额的比例计算，工资结算至2008年12月31日，申诉人2008年的月平均工资为8458元。申诉人在职期间从未休过病假，2008年8月1日起，申诉人在医院治疗，由于所患疾病不具有传染性，因此继续在公司上班。被申诉人在2008年12月31日前未出具过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劳动合同到期后申诉人仍正常上班，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双方在2009年2月17日签订了《关于与王某终止劳动合同的处理意见》，被申诉人依据该《意见》向申诉人支付了8458元的终止合同补偿金、2007年佣金8769元、终止合同通知期工资4620元、医疗期及医药补助5个月工资23100元。申诉人所在部门其他7名员工均领取了年终奖金4620元。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及考勤记录。被申诉人否认申诉人2009年1月和2月存在销售额，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另查明，被申诉人每月28日支付申诉人上月全月工资和岗位工资。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在职期间的工资支付表，因此采信申诉人关于工资标准的主张。申诉人也不知道其2009年1月销售额，且未提供其存在销售额的相关证据;又申诉人2月份未出勤，因此本委采信被申诉人关于申诉人该期间不存在销售额的主张，故申诉人不享受2009年1月和2月的佣金待遇，该期间工资依照4620元固定工资标准支付。

被申诉人未就其已于劳动合同到期前一个月通知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的主张提供证据，又未提供申诉人2009年1月、2月的考勤记录，因此，仲裁委采信申诉人关于工作至2009年1月31日，此后因被申诉人以劳动合同终止为由不让其上班的主张。由于被申诉人未于劳动合同到期之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且双方继续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认定2008年12月31日后，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2009年2月17日与申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实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由于申诉人不要求恢复双方劳动关系，且提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要求，视为双方协商一致，由被申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认定被申诉人应当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6、47、97条及《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5条规定，向申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被申诉人此前已支付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458元和终止合同通知金4620元，应在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总额中予以扣减。

被申诉人未提供申诉人不享受年终奖金及核算的相关规定，也未对其部门其他7名员工已领取年终奖4620元的主张提出异议，据此，本委对申诉人符合年终奖享受条件及其部门人员领取数额的主张予以采信，对申诉人提出要求支付年终奖金4620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被申诉人未及时支付年终奖的行为构成拖欠，应加付该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

2009年9月7日，仲裁委对该劳动争议案作出如下裁决：

四、驳回王某其他仲裁请求。

本案双方对该劳动争议仲裁结果均未提起诉讼。

三、劳动争议案例评析意见。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四十六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是用人单位提出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只需依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在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合同在2009年12月31日到期，劳动者继续履行，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被申诉人在2月17日直接向申诉人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通知的事由是“定于2008年12月31日即合同到期之日，不再续签申诉人的劳动合同”。

由此可见，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根本就没有与申诉人选择和协商的余地，是单方解除，应当认定为用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劳动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2个月经济补偿金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仲裁裁决根据劳动者已经领取了部分经济补偿金，而自认为，被诉人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只需按年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与本案实际情况及《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法律条文不符。

工程合同纠纷案例篇十七

成都公司与北京公司双方就成都公司购买北京公司“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产品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0年9月13日两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购买“卫星数字多媒体中心”共计1420台，价值总计为2485000元。合同签订后，北京公司在收到成都公司支付此份合同的全部货款后45天内提供货物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北京公司负责将产品运输到成都公司指定的地点，同时合同中还对产品包装要求、质量标准、验收、质量保证等方面作了明确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成都公司向北京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北京公司将产品发货到成都公司制定地点四川省xx市。在产品安装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后，成都公司称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出现了无法进入系统、死机、无法搜索到信号等问题，致使产品的使用者多次找到成都公司要求处理，为了解决上述产品使用问题，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截止到2012年12月15日，因维修产品成都公司额外支付了维修费用共计109469.5元。

成都公司认为是北京公司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其额外支付了维修费要求北京公司承担，但北京公司认为产品使用中出现的无法搜索到信号、无法进入系统和死机等问题并非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产品使用地四川省xx市的潮湿环境、山区内无法搜索到或接受到信号等原因所造成无法使用，不同意成都公司提出的因质量问题索赔的要求。在两公司沟通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成都公司于2013年2月17日向北京公司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牟楠、田美玉代表北京公司出庭应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