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是思考的结果，它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如何让感悟成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指引？以下是一些网络上流传的感悟句子，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共鸣和思考。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一

中国文化有很多很多，比如：地域文化、服饰文化、美食文化，分为：书法、印章。、京剧、茶道、星罗棋布等等。现在我对于中国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参加了书法兴趣班！

去年夏天，妈妈给我报了一个书法兴趣班，我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了妈妈。上课第一天，我皱着眉头，噘着小嘴慢吞吞走进教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老师走过来，他提起笔，开始教我们写毛笔字，几个规范的汉子出现在我的眼前。随后，老师让大家自己练习。我握着笔在纸上写了起来，可是我怎么也写不好，字全部变成了歪歪扭扭的样子。“诞生”在我笔下的字和其他人写的.字比起来真是“鹤立鸡群”！我皱起眉头长叹口气。放弃的念头在脑海里越来越强烈，老师走来鼓励我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字写得不好看可以努力练习，不要灰心！”听到老师说的话，我的心平静了下来，字果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以后我每一天都会发奋图强地练字，让自己的字越来越好看，我也逐渐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相信中国文化会越来越强大。

中国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让我们一起传承和发扬！我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国文化的魅力更加强大，传播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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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二

书法，是指文字的书写方法，规律和法则。中国书法其特定含义是指具有美的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从广义上讲，世界上各民族文字的起源都可追溯到“象形文字”，都有自己的文字和书写技巧，都有自己的“书法”。但是，各国文字都从象形中断了，从“表意”走向了“表音”，只有中国的汉字从原始象形的“表意”，一直延续了下来。长期的发展使中国书法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的创立，最初都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是，纵观大千世界，在流传下来的这么多种文字当中惟有汉字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书法就是传统文化的缩影。

甲骨文是商代契刻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是中国书法史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构成相当规模的文字体系，并且具备了很强的书法艺术性。古文字学家董作宾先生曾根据甲骨文的不同风格变化，将其划分为五个时期，其风格表现为“一期书风雄伟、二期书风整饬、三期书风颓靡、四期书风劲峭，五期书风严整”。使甲骨文呈现出多种艺术风格，有的率真天成，有的严整秀丽，有的奇异险绝，有的雄浑朴茂，有的肆意放纵等。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性开启了后世书法风格变化的源头。

金文是指周朝时铸造鼎、壶、盘、簋、盂、钟等青铜器皿上的文字，因为是铸造，所以比较起甲骨文更加庄重、雄强、厚重。金文总体上体现方正，笔画布置相对匀称，从前期、中期、晚期的风格划分来看，亦是有很大区别。比如《散氏盘》的苍劲古朴、肆意天成；《墙盘铭》的厚重俊秀；《大盂鼎》刻利奇崛；《毛公鼎》严整规范等，各领风姿。小篆是大篆简化的字体，是秦朝统一六国后推行的具有一定威严的正统文字，其笔画粗细均匀一致、线条圆润、笔画对称、行笔舒缓、结构严谨，极具美观性、装饰性。后世将小篆发展到了及至，称小篆为“铁线”、“玉柱篆”。

（2）隶书隶书又在篆书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革，由篆书形体的长方变为扁方，由用笔的圆转变为方折，删繁就简，使隶书成为今文字与古文字的分水岭。隶书萌生于秦代，成熟于汉代。东汉时期遗留了下来大量的石刻，碑版铭文，可谓一碑一姿，一碑一奇，是书法史上一个辉煌顶峰时期。大抵隶书的风格可分为三个路数，以《曹全碑》为代表的一路隽永、阿娜；以《张迁》碑为代表的一路方正、奇崛；以《石门颂》为代表的一路肆意方纵、翩翩自得。隶书的简化，也萌生了隶书自身的快速写法o（3）草书汉代的竹木简就是汉人日常应用的手书草写，又在此基础上行成了当时最初的草书——章草。章草每字独立而不互相连属，保留着隶书笔法行迹。汉简、章草又是隶书向今草的过度体。今草去掉了章草的波折，使上下字之间笔画连属，字与字之间互相映带，连绵不断，线条流畅婉转，富有表现力和韵律感。按着草的程度不同，有小草、大草、狂草的区分。大草、狂草用笔更加飞动放纵，回环萦绕，跌宕起伏，龙蛇蜿蜒，气势磅礴，使书法的表现力大大的增强。草书也被誉为书法中的最高表现形式。

（4）楷书正统的碑版隶书发展了楷书，楷书发萌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早期的楷书（当时称今隶）受着隶书的影响，结构趋于扁形，用笔自然活泼，天真烂漫。北魏时期大量的碑版、墓志是这一时期楷书风格的代表，其出土的规模和水准，可与汉代的隶书相媲美，世称北碑、魏碑。楷书到了唐代，书体结构由扁形变为长方形，楷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结构端庄严谨，笔法完备。唐代以后楷书大家辈出，风格多样，著名的有欧体、颜体、柳体、赵体。唐楷一经定体既成为现行规范化通行汉字至今一千多年，中国书法的字体再未演变。（5）行书行书是在正楷的基础上，笔画借用了草书的灵活，对楷书进行了省简，笔势连贯，由折变圆，书写流畅又字型美观，书写快洁又易识易认，非常具有实用性。行书的风格亦是丰富多彩，自汉代以后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大家，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米芾、苏东坡、、赵孟俯、文征明等。

历来中国书法传统的审美观，或是结合自然，比拟自然界的山水、云雾、风雨、雷电；或比拟龙蛇、鸟兽；或比拟人文等，晋朝人放浪飘逸，崇尚清谈，对书法风气也崇尚“韵致”；唐朝人以彪炳赤诚为上，忠心耿耿，所以唐代的书风及至“法度”；宋朝人秉承晋朝遗风，崇尚书法的“意境”；元、明人更注重仪表、礼仪，其书风更崇尚字的“姿态”。就是说无论是那个书家，都很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背道而驰，只是每个人有个性差异而已。孙过庭说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形容王僧虔的书法：“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骨气”；形容卫夫人的字“若舞女插花”等是用人来形容书法的美。形容王羲之的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每作一‘点’如高山坠石”；“每作一‘横’如千里阵云”；“每作一‘撇’如陆断犀象”；“每作一‘竖’如万岁枯滕”„„事实上不同的线条却给人以不同的感受，“直线”给人以挺拔刚劲的感觉；“斜线”给人以惊险的感觉；“弧线”给人以生命力的感觉；“曲线”给人以动态的感觉；“圆线”给人以柔和的感觉；“方折线”给人以硬朗的感觉，以及粗线厚重，细线灵巧，斑驳线苍劲，飞白线苍茫等等。古人还把书法中具有自然、动感、劲健、凝重的线条，比喻成“屋漏痕”、“断墙壁”、“折钗股”、“锥划沙”、“印印泥”。

于是，无论是真、草、隶、篆、行那种字体，其自身都具有不同的风格，又都是在以上这些不同的线条组合、作用下形成的。欧阳询楷书严谨峭拔、用笔奇险、化险为夷。是用简洁、硬朗、内厌、直斜线并用，形成这样的风格；颜体楷书体势宽博、雍容大度，用笔遒劲、厚重、外拓，起止转折，圆笔居多的线条所形成的；柳公权的楷书和颜体结构大抵相似，比较之下柳体更趋于挺拔、清劲；赵孟俯的楷书隽永、抚媚、平和。用笔更采用笔势连贯，轻巧、富有动感的线条构成的风格。那么其它字体如隶书、篆书、北碑、行书都同样具有相同的线条进行组合，比如欧体对应《曹全碑》；颜体对应《石门铭》，赵体与王羲之一脉相承。至于草书的线条应用更是变化多端，丰富多彩。

2、时代背景和现时条件。

-欣赏书法对线条的认识固然是重要基础，是根本。除此而外，了解每一个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书家的师承、文学的修养和书家当时的心情的不同，环境的差异的了解，也都是作为欣赏书法所应具备的基本常识，时代背景例如：晋朝人放浪飘逸，崇尚清谈，对书法风气也崇尚“韵致”；唐朝人以彪炳赤诚为上，忠心耿耿，所以唐代的书风及至“法度”；宋朝人秉承晋朝遗风，崇尚书法的“意境”；元、明人更注重仪表、礼仪，其书风更崇尚字的“姿态”。就是说无论是那个书家，都很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背道而驰，只是每个人有个性差异而已。孙过庭说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就是这个意思。个性的差异最应当受到的制约和显现，是师承的影响、熏陶、天资、功用、性格的集中体现。比如献之学羲之，小欧学大欧，乃至初唐时的互师互学。书写作品时，书家当时心情和所处的环境也是影响作品风格的重要条件。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是王羲之和当时很有名气的四十二位文人墨客集聚在绍兴的兰亭，当时情形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又有茂林修竹，清流急湍映带左右，一殇一咏”的畅快心情下，乘着微醉，挥毫写下了千古佳作《兰亭序》。与这个心境相反，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是唐代大书家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平定叛乱时，被叛将砍了头，颜真卿在悲痛万分的心情下写完了这份《祭文草稿》的。所以《兰亭序》的风格恬静、淡雅、不激不历，反衬《祭侄文稿》的风格则是粗矿、苍郁，不计工拙，圈圈抹抹。《祭侄文稿》尽管是随意草稿，仍然体现了一代大书家的深厚功力。

3、书法艺术要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中国书画收藏在线。

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作品所写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一幅作品的灵魂。古人说“文以载道，书以换彩”，字写的再好，都要服务于文章，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无论书写的内容或格言、或警句、或文赋，都能体现一个书家文学修养。当书家要写作品时，就意味目的性和针对性。如送给朋友贺喜的，内容选择自然就要与喜庆的内容相关。要写给给老人祝寿的就要与祝寿的内容相关。送别的、勉励学习的、布置家居的、悬挂厅堂的等等都要与书者或欣赏者情景、事物相关„„反之，人家结婚了赠一幅“送别诗”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闹出笑话。除此，书法作品的风格要与书写的内容尽量协调，比如写勉励的句子“学而不厌”、“学贵有恒”、“艺无止境”等警句。那么书写的风格则适合侧重于厚重有力的，以风格显示出内容的坚定性。如布置厅堂的作品，因为空间大，最好写气势恢弘的大草，比如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等。卧室家居空间比较小的，适合写“幽静”“恬淡”或根据主人的雅趣、嗜好写“兰石之性”、“风竹成韵”、“清风入阁”等，书风采用温和、隽雅的气息为宜。如果写“苍松翠柏”、“登峰造极”字迹就要有气势。反之笔调柔和，风摆杨柳，就显得形式内容不和谐，不统一。总之，书法是综合性艺术，它要求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努力学习、修炼、积累和加强综合文化知识，才能对它达到认识、了解、掌握乃至于驾御书法艺术的目的.二、此外，意境美是书法家思想感情和修养的流露。思想感情是一切艺术的属性，如“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作者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之中。从书法的内容、线条、结构、章法、体势等体现了作者纯真、质朴的思想感情，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短暂、欢乐有尽的感慨。再如清代“杨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在当时提倡馆阁体的书风下，在书法上大胆创造、锐意革新，创造出“板桥体”。他的章法如“乱石铺街”但“乱”出法度，“乱”出神韵、风姿格调、骨力、气势、气脉相通方面，心须意合，若明若暗地从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成为书法艺术的佳作。用崭新的眼光去看，那些真正的作品中才有可能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作品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高深莫测、难以预言。因为那是作品本身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内涵。任何人都很难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待作品如果真的有了如对待人的一种心态，那么便能敏于捕捉作品的细节与内涵，洞见作品的妙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鉴赏。

综合所述，书法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从中品味欣赏可以在视觉上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就在于你是否掌握书法艺术的审美创作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书法艺术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谈”,只有书法与欣赏者心贴得紧密，艺术才能保证永恒，才有意义，学习书法鉴赏是必要性的，才能真正体现出书法艺术的博大宏深和价值所在。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三

重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精神究竟是什么?近年来，海内外的学者都在进行讨论。所谓“文化精神”，指一种文化的特有精神。人是文化行为的土体，只有人才可能具有和体现文化精神，因此，许多学者都把文化精神定位在人格精神的描述上。如贝特森认为，“一种文化精神由该文化内的平均人格类型来反映”。美国学者萨姆亦认为：“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质的总和即为文化精神。”在西方文化学中，把文化精神也称为“民族精神”或“国魂”。那么，就一个地区的文化精神而言，它主要也体现为“该文化内的平均人格类型”，即人格精神的群体特征。

基于“文化精神”的上述含义，许多学者在讨论重庆的文化精神时，常常使用“重庆精神”这一概念。而海外学者则更多地集中于讨论抗战时期的“重庆精神”。如台北师范学院的陈逢申先生在提交给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六届年会(重庆师范学院主办)的论文《抗战时期重庆的社会变迁》中就搜集了许多海内外学者关于重庆精神的观点，她本人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从“轰炸下的战志”、“轰炸后的救灾工作”、“灾后的重建”三个方面用大量材料进行分析，认为“所谓的'重庆精神'，具体而言，是指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之后，团结并容纳了国内外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的抗日团体和爱国群众，虽处于危险而且艰苦的环境中，又惨遭轰炸，但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同仇敌忾，团结御侮，民族精神空前弘扬，同时养成了刻苦、勤劳、紧张、振奋、牺牲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方式”。大陆学者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时，大体上有两种视角：一是从重庆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来总体把握其文化精神，另一种是从重庆文化的结构，即从构成重庆文化的几大板块来认识重庆文化精神。后者如邓平先生《文化资源的结构分析与文化建设的思路探讨》一文，把重庆文化的构成分成巴渝文化、红岩文化、陪都文化、三峡文化四大板块，并分别探讨了各板块之“文化精神”。[1]（第231页）邓半先生对每一板块文化的分析，有一定准确性和深刻性，但如果用它们来说明重庆文化的构成，很难显示出一个逻辑严密、层次清楚的文化结构，这是因为四大板块的划分标准是不统一的。显然，巴渝文化与三峡文化是根据地域划分出的板块，且在地域上也还有交叉；巴渝文化与陪都文化则是不同时间段上的两大板块：红岩文化与陪都文化产生形成的时间相同，主要是从文化内涵上划分。按照不同标准划分出的四大板块文化，很难显示一个统一的重庆文化结构，而从这个视角去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显然是分散的，很难从总体上去把握重庆文化精神。所以我仍采用第一种视角，即从重庆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过程来探讨其古今传承的文化精神。

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时，我以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文化精神“纵”向上的传承性，这是由文化本身的继承性所决定，重庆文化精神也是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一是从“横”的方面看，要重视形成文化精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自然环境相对社会环境有一定稳定性，但在一种文化生成之初，自然环境的作用尤为明显，这是在探讨重庆文化精神之源时特别要注意的。从这纵横两个方面考察，我以为重庆文化精神从整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刚勇坚毅，重义守信，团结协作，开放求新。这四个方而的精神并非截然分割，它们有时又交叉联系在一起。

1、刚勇坚毅。

重庆的自然环境是依山傍水，山多坡陡。自然条件有其得大独厚的一面，也有其险恶艰难的一面。在重庆文化生成之初，险恶艰难的自然环境和大山大江的磅礴气势孕育了巴渝先民刚勇坚毅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频繁的杀伐征战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常璩《华阳国志》称巴渝人“天性劲勇”，班同说“巴渝之人刚勇好斗”，芹思《蜀都赋》说巴渝大地“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商朝末年，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正义之师，是役“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2]如果说最初的“刚勇”丰要体现为尚武、勇悍、善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又不断被赋与了新的内容。“勇”的最高形式莫过于不怕牺牲，从容赴死。在重庆历史上，视死如归的勇士，代不乏人，甚全包括女性。东汉中叶，有巴女三人遭乱兵追逼，为免受辱，三女投嘉陵江而死，可谓刚烈坚贞。三国时，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甘宁为孙吴大将，合肥一战，孙权被曹军所围，甘宁自告奋勇，挺身断后，掩护突围，身中数箭，仍拼杀不止，直至敌退而血尽死于树下。在重庆历史上，这种勇于牺牲之事例，往往都与国家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实出于一种爱国爱民之大义的“义勇”之举。如东周巴蔓子为保全国家领地，自刎而死，献头颅以谢楚王。南宋钓鱼城名将王坚之子王安节交战元军，因受伤被擒，大呼：“我王坚之子，岂可降乎!”被元军乱箭射杀殉国。至于近现代，杨闇公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刑场上宁死不屈；张自忠抵御外侮沙场上慷慨赴死；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山城即将解放的前夕从容就义，无怨无悔。常言道，无私才能无畏，“勇”常常与“无私”，与“为公”联结在一起。南宋爱国状元冯时行不仅敢于直言主战，而且出知万州后敢于冒风险惩恶锄奸，解民疾苫，并勇于改革，成为勤政爱民的“贤守”。明代御史牟俸，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为政清廉，因不忍灾民之饥，以德州、临清库银买米救济灾民，然后向皇帝奏请伏自行其事之罪。冯时行、牟俸之“勇”，仍出于爱民、“为公”之大义。相对“刚勇”之刚，“坚毅”则是一种韧性，一种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忍耐力。巴渝先民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养成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与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结合在一起，更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南宋抗蒙之战，巴渝儿女英勇抗击蒙军成百上千次的进攻，在河山大半沦入敌手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战斗了几十年。明末，清军入关南进，巴渝儿女据险抗清，使清军四进四出重庆城，几十年不能占领。抗战八年，“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坚忍不拔。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刻苦克难。重庆精神，默默地表现于牺牲奋斗。”[3]（第2页）抗战时重庆“对付日本飞机的只有二三件东西：城内崖内之间的大山洞，中国人的聪明很快地掌握住的近乎拼命的防空制度，以及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意志”。[4]（第10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中，重庆铜梁籍战士邱少云，为了消火敌人，不暴露潜伏部队，在烈火焚身的情况下，纹丝不动，最后壮烈牺牲。上述种种，除了要有敢于献身的“大勇”，还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何等坚韧的毅力!勇于牺牲和坚忍不拔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重庆文化中古今传承的“刚勇峰毅”精神。

2、重义守信。

义，大至国家、民族、社会之“大义”，小至朋友之交、待人处事之原则，均可见出一个人的精神品格。巴渝儿女不仅在对待国家、民族利益上重人义、识大体，且在交友待人中也是重“义”而轻个人利害。巴渝传统中关于深明大义的最早故事，英过于大禹治水了。禹治水至江州(今重庆市)，遇涂山氏女娇，相互爱慕，结为夫妻，生子启“呱呱而泣”，禹并未留恋于美满幸福的小家，而以天下为重，离家治水，且“三过家门而不入”。武王伐纣，西晋灭吴，隋灭陈，唐灭后梁，这些为着国家统一的战争中，都有大批巴渝儿女慷慨赴战，沙场献身，这是出自结束分裂、国家统一之大义。这种深明大义，不乏女流。如秦代寡妇巴清，虽家中无丁可抽，但念及国家安危，将积蓄的几万两白银捐给朝廷以为修长城费用。更有巾帼英雄秦良玉，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率土家兵先后征讨杨应龙、奢崇明等叛逆；清军入侵，她数度举兵北上抗清，在明王朝大势已去后，她仍退守老家石柱，以70高龄而坚持囤粮练兵，继续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在一系列征战中，她虽失去了丈夫和兄长，但却义无反顾，无悔无畏，坚持国家、民族之大义。像前面提到的大义大勇之巴蔓子，这种舍生取义之士，在重庆历史上也代不乏人：严颜义不降敌，且在其主刘璋败绩后自刎而死：气战万人的钓鱼城名将张珏不幸被元军俘获，在押解途中自缢于厕，舍生取义。明清之际，农民起义军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在清兵围剿中，其将领刘体纯义不降清，同全家门缢而亡：另一将领李来亨亦全家纵身火海。清末黔江秀才温朝钟举义抗清，起义失败，为不累及乡里，温朝钟挺身而出，慷慨就义。为大义不仅可以“舍身”，大义也可“灭亲”。贺龙在讨袁军时，驻彭水，其亲表弟违反军令，捕民鸡两只，贺龙即以扰民坑民之罪将其正法，一时传为“大义灭亲”之佳话。在朋友之交中，重庆人也十分重“义”。清代壁山才子钟长春与江津才子钟云舫“以文会友”结成莫逆之交，后钟云舫因撰联嘲讽县令朱锡藩贪赃枉法被朱陷害打入大牢，钟云舫家贫，无人出面申辩，钟长春得知后，拍案而起说：“我若不管此事，天下要友何用?”于是变卖田产，筹钱营救。又如革命者邹容，与章炳麟结为忘年交，互以革命相激励，后章炳麟因《苏报》宣传邹容的《革命军》被捕入狱，邹容知后奋起投狱，与章炳麟共患难。还有一种“义”是“仁义”之义，如前面提到的秦代巴清，虽富甲一方，但不以富凌穷，而以资财扶贫济困，当为义举：隋代信州(今奉节)总管杨素伐陈，对俘获的陈兵“慰劳而遣之”，不准部下有丝毫侵凌，可谓仁义之师。“义”又常常与“信”联结在一起，所以有“信义”之说。如巴蔓子为国献身，乃人义大勇，但此举也包含了他对楚王的信守诺言，他是集信、义、勇于一身。“守信”若追溯上去，可一直追溯到巴人的先主廪君的故事。《后汉书o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口口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但他们“无有君长”，于是约定“共掷剑于石穴”，能中者即奉为君，五姓中只有巴氏子务相独中，后又约定驾船“能浮者，当以为君”，仍是务相的船“独浮”，余皆沉。于是共推巴氏子务相为部落首领，称为“廪君”，可见巴族在形成之初，就十分守信，言出必行。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直到今天，重庆人都十分推崇这种说话算话、信守诺言的品质，因此，“耿直”一词成了当今重庆人的口头禅。其实这里的“耿直”除了有直爽之义，也含有说一不二，信守诺言的意思。如说某人“不耿直”，也就含有此人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的意思。正是从这种理解出发，许多外地人也称道重庆人“耿直”。

3、团结协作。

团结协作的精神从古代巴渝艺术中就已体现出来。巴渝舞最初是从战斗中产生的，《华阳国志o巴志》上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又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见，巴渝舞其实是载歌载舞。这种在战斗中产生的歌舞是为着鼓舞士气，以排山倒海之气势压倒敌人，所以它绝非少数人可以完成，有打鼓的，打锣的，还有演奏其它乐器的，有“千人唱，万人和”的伴唱，也有成千上万人一齐起舞。不仅歌、舞、乐之间要很好协调配合，成千上万人载歌载舞，没有充分的团结协作精神是无法完成的。即使是歌唱，最初的巴歌也是在多人合唱的形式下进行，如《文选o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日《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这种反映巴人生活的民歌，是一人领唱，成千上万人合唱。巴渝文化中这种团结协作精神，跟它的自然环境是有联系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古代，面对险恶艰难的自然环境，只有靠集体的力量去战胜它。这种靠团结协作去战胜自然力的典型体现，莫过于峡江上的船工精神。行进在激流险滩中，或掌舵，或扳桡，或执篙，或拉纤，在船老大的指挥下，和着川江号子的节拍，协力齐心，敢闯敢拼，一往直前，负重奋进。这种团结协作精神发展到抗战时期，达到了高峰，重庆作为抗战中心，集中体现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精神。

4、开放求新。

开放求新的精神，很早便在巴渝文化中孕育。前面提到的秦代著名女实业家巴清，出嫁没几年就成了寡妇，她冲破世俗礼教的束缚，继承丈夫开汞炼丹的事业，大胆革新管理，加强质量检查，奖勤罚懒，医治病者，安置老者，解雇失职者，使劳工各尽职守，于是产量与销售收入倍增。重庆的开放求新，与自然环境足有关系的，得天独厚的长江水道，使之成为盆地的门户。这个优势带来的影响，开埠后就更加突出。开埠后“川江航运的繁荣始终使重庆与下江保持了开放的态势”，其结果是“尽管比上海开埠晚了近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市还是具备了若干现代性的特征”。[1]（第133页）“柏油马路，四五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壁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5]（第15页）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先是影响沿海城市，然后溯长江而上给长江沿岸城市带来冲击和影响，加快了这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对这一冲击和影响，重庆的回应是敏捷的：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多次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和其他省市考察市政，城市市政体制和建设模式均仿效沿海城市，“颇有沪汉之风”，亦“颇似香港”，“洋场十里俨然小上海也”。二三十年代重庆的开放求新精神便如此强烈，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了以卢作孚为代表的“现代化之最早呼唤者”。卢作孚不仅创建了民生公司，扩大了与“下江”、沿海的交流，他还开拓创新，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当时唯一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等等。抗战期间，担任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的包玉刚大胆尝试，把银行业、保险业、仓库业连在一起，拓展了业务，极大地提高了效益。四十年代，在渝任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组织修建了国内第一条客运缆车--望龙门缆车，开创了山城轨道客运交通的新篇章。开放精神往往总跟“包容性”联系在一起，因此除了自然环境长江水道的得天独厚之外，古代巴文化始于多民族文化的融汇，这一点似乎使重庆文化与生俱来便带有很大的“包容性”。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显得尤为鲜明。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亦有创新。如果说“模仿上海摩登是30年代重庆追求城市现代化的时尚和实际之举”[1]（第138页），那么，直到今天，对于“新潮”的接受，在内陆城市特别是西南一隅，重庆也是开风气之先的。这是因为她有着自然地理的优势和文化传承上的条件。

20世纪，在重庆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在抗战时期开始孕育的红岩精神。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团结领导各阶层人民群众同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虽然孕育形成于20世纪，但它是历代传承的重庆文化中优秀精神的积淀和升华。刚勇坚毅发展为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巴蔓子、秦良玉等的爱国大义体现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团结协作扩展为整个民族的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重庆文化精神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文化精神元素不出上述四个方而。

解放后在重庆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上述精神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今天，我们在进行重庆文化建设中，要继续发扬光大重庆文化精神，赋予刚勇坚毅、重义守信、团结协作、开放求新以新的历史内容。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四

信息传达飞速发展的时代，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已经随处可见插画的影子。由于插画所渗透的领域正不断扩展，只要存在信息交流，插画就都有用武之地，所以近几年的各大艺术设计院校都在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商业插画的内容。在现代设计领域中，商业插画可以说是最具有表现意味的，它与绘画艺术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商业插画与绘画艺术的联姻使得前者无论是在表现技法多样性的探索，或是在设计主题表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展示出更加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更具表现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绘画艺术成了基础学科，商业插画则成了应用学科。

在插画教学中，明确其审美特征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纵观商业插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虽然不可能取代绘画艺术，但是应用范围都在不断扩大，主要以四种形式出现：出版物插图、卡通吉祥物、影视与游戏美术设定、广告插画。商业插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虽然创作和表现与一般绘画规律和方法是相通的。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绘画概念。它是商品设计中的一部分，具有明确的从属性与制约性，艺术表现必须服从于图形、图表等文字以外的一切视觉化形式，以达到设计所需要的效果。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插画发展到今天，已拥有了丰富的表现表式及传播媒介，这一媒介的基本功能是将信息简洁、明确、清晰展现，让人一目了然，那么商业插画形式必须具备以下基本审美特征。

一、目的性与制约性。

是社会大众，也可以是自我。而商业插画，由于它是为一个特定的物或事服务，它的表现对象占主导地位，作者居于从属地位，目的性非常明确，使商业活动得以顺利展开，最终达到商业活动的各种目的。

二、实用性与通俗性。

实用性与通俗性是现代设计艺术的显著特征，首先，商业插画不像纯粹的艺术品，它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它是促进商业活动的催化剂，非常讲究实效。商业插画的主题是否明确，信息传递是否通畅，影响面是否广泛，引起公众的记忆是否深刻，阅读率是否高，检验商业插画是否有实效的标准。商业插画的受众是广大消费者，所以形式上要求通俗易懂，审美趣味独特，而又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

三、形象性与直观性。

作为信息的传播，图像较之于文字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它可以是写实的，抽象的，变形的。

对商业对象的内容做到形象化的处理，其效果直观，让人容易理解，另外许多人类肉眼所不能及的微观与宏观世界，以及幻想中的世界，都需要插画作形象化的处理，以达到直观的效果，让人们真切感受到虚拟的空间，侧如许多科幻题材的插画把“星球大战”渲染得淋漓尽致。

四、审美性与趣味性。

感满足人们的感情和审美需求成为一种引发注意的刺激因素，让人目识心记，欣然接受。

趣味性是商业插画常常具有的特点，它使许多枯燥呆板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颇具幽默感。这种艺术手法能够洞悉，揭示平凡事物表面所掩藏的深刻本质。使人们轻松地接受插画所传达的信息内容。

五、创造性与艺术想象。

现代生活是繁杂的、快节奏的，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信息。因此，如何让人去欣然接受商业插画所传递的信息是设计师们首要的课题。

创造性是插画需要的是精心的思考巧妙独特的创意，创意是商业插画的灵魂，没有创意的设计让人觉得无味。出色成功的创意应该是让信息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来，让受众在审美享受的过程中去发现，把握信息，使信息深入人心。

创意的产生需要充分的艺术想象。创意在忠实、准确传达信息的目标宗旨下，让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充分发挥设计师的艺术想象能力，把表现对象经过认识、理解、处理，使其脱离原来的状态，成为一种经过提炼加工的艺术形象，以新颖独特，巧妙的面貌抓住观众，既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往往会产生震憾人心的力量和感染力。例如巴赛罗那奥运会的广告插画中表现了运动员作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有鞍马、举重、马术等。运动员独特的器材不见了，背景衬托的是太空和地球。让人们看到的是：举重运动员托举的是地球，骑手跨越的是太空，守门员救球犹如九天揽月„„充分体现了“高难”二字，并展现出体育运动精心动魄，气吞山河的气势。

六、多样化、多元化。

商业插画审美标准是多样化、多元化的。因为它的媒体是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内容是多样化的，辐射面是尽可能广阔的。

随着商业插画媒体的增加、变化和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促使着商业插画形式的多样化。插画最初诞生的是单色木刻、慢慢地可以套色，随后有了照相技术，电影、电视、电脑及其他媒体。插画必须适应不同媒体的要求，同时媒体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插画有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例如木刻的手法是无法表现逼真的现实的，摄影却能将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又如图像合成技术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是难以奏效的。电脑解决这一问题却易如反掌。实践证明，在插画领域，为了达到目的和效果，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又因插画的内容是多样化的，大到整于宇宙，小到微生物，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都可以涵盖其中。它的主题视需要而定，没有哪种东西可画，哪种东西不能画的限制，可谓大千世界，无所不包。再则，商插画的诉求对象要尽可能的广泛，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的欣赏水平的人都可能是诉求对象。但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人们的审美价值标准是有差异的，丰富多样的，这种情形下，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难分高下，相互并存，就不难理解了。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的需求将不断推动着商业插画的发展，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手段、技法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一方面，它满足了现代人的审美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插画家拓宽了自由的表现空洞，能以充分认识商业插画基本审美特征，及时总结商业插画的形式、规律，将是现代设计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创作出更具实效、新颖独特的商业插画作品，服务于商品经济。

综上所述，商业插画由于媒体，内容表现手法、诉求对象的多样性，使其审美标准也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商业插画既然与商品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又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的发展前景必将是灿烂煌的。

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2004y026。

参考书目：

《商业插画》张雪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五

[摘要]中国人物画源远流长,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它在体现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特点的同时也较全面、充分地反映了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社会意识,体现出中国几千年的审美意趣。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到近现代的国画人物作品,都记录了这种审美意趣的发展历程。

[主题词]中国人物画;审美意趣;传统文化。

我国古代人物画,是传统造型艺术之一,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也是中国画中的重要画科。中国最早的人物画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装饰。其中描写历史故事与现实人物者称“人物”,描写仙、佛、僧、道者称“道释”,描写社会风俗者称“风俗”,描写妇女者称“仕女”,肖像画称“写真”。又曾因画法样式上的区别分为若干类别:刻画工细勾勒着色者名“工笔人物”,画法洗练纵逸者名“简笔人物”或“写意人物”,画风奔放水、墨淋漓者名“泼墨人物”,纯用线描或稍加墨染者名“白描人物”,以线描为主但略施淡彩于头面手足者名“吴装人物”。中国古代人物画力求将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要求形神兼备。长沙楚墓和马王堆墓出土的八幅帛画中的人物肖像部分的绘画章法和笔法,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人物画的一般创作规律,对后期颇有影响。今天看来,仍然值得研究,也是其审美价值和审美意趣之所在。

认识中国人物画审美意趣的首要条件是读懂绘画的用笔,即讲究笔法。中国绘画深受书法艺术影响,这也是中国人物画审美的关键所在。人物画的造型,主要依靠线条,画家不仅用线条去画轮廓,也用它去表现物体质感、环境明暗、周围气氛以及画家的个性和意识。中国画的线条还有相对独立的美学价值,通过细、曲、直、刚、柔、轻、重等,各种线条流露出作者的审美观念。例如《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就采用了不同的线描技法。如表现面部,就用匀细流畅的细线;表现裙袍,就用较粗的长线;飘带迎风飘动,则用变化着的曲线来表现。同时,对线条的排列、组织分布,也随着形式所需求的气势来决定位置,如表现衣领和褶的纹理,就重叠用线,以加强层次感和绢绸的柔软感。两幅作品在用笔上各有侧重。《人物龙凤帛画》中女子侧面直立画中,头上方飞翔着两只体态秀美的龙和凤;画中女子戴冠垂髻,裙裾坠地,体态婀娜,一副楚国宫中细腰美人的典型形象;线条挺拔流畅,挥洒自如,一派楚楚动人的风范。绘画技法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线条刚劲古拙。《人物御龙帛画》以浓淡和粗细相结合,线条刚柔曲折,基本上已满足工笔人物画的要求,对工具性能的掌握与运用,也都达到相当水平。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我国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绘画技法,这时已日臻成熟。人物造型虽显稚拙,却有较强的装饰性,为后来中国人物画技法的雏形。

魏晋是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发展时期。魏晋时期,思想的解放,佛教的传入,玄学的风行,“士族”文化的兴起,最早的专业画家队伍的确立,促使人物画由略而精。此时宗教画尤为兴盛,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第一批人物画大师,也出现了以《魏晋胜流画赞》、《论画》为代表的人物画论,奠定了中国人物画的重要传统。“魏晋三大家”“陆得其骨”,“张得其肉”,惟顾恺之独得其神,从此奠定了中国人物画“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审美意趣。顾恺之认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的确,即便是在今天,人物画创作也始终是围绕着象形和传神两个中心任务来进行的,缺一不可。“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正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中心问题和精髓。其代表作品《洛神赋》为后人所称道。画中景物让人感到被某种琢磨不定的气韵笼罩,洛神温婉含蓄、飘逸灵秀。画面中飞奔的怪兽、波涛中的洛神以及岸上诸君,布置得静动有致、相互呼应,形成一种超乎形质上的玄思的内容,营造出一种静谧、神秘的幻觉,使画面整体弥漫着一种淡雅朦胧的气氛和神韵。运用“游丝描”纤细圆转画出衣纹,平涂着色,含蓄地表达女性细柔的肌肤、飘舞的裙带。顾恺之还认为作画要突破“四体妍蚩”,使得有限的形象性情放达,不拘泥于理法行迹,其中充满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独到魅力。

古代人物画家在组织编排画面的视觉元素时,不以极端的超自然物象表达心迹,也不以远离人类视觉习惯的符号元素去作一种抽象的制作。它包容二者,在更高的层面上让其统一起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写真景,也写意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体现了中国人物画独到的审美意趣。

人物画至唐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唐代人物画开始注意人的形体,后来转向人的衣纹处理,影响了人物画家对线条的形式美创造。通过衣纹的艺术处理,以标志人物画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吴带当风”指线条挥洒、衣裙飘逸;“曹衣出水”指线条稠密、重叠,衣服紧窄;还有“周家样”、“张家样”等是人物画中衣纹处理的仿效对象和典范,其中尤以吴道子为最。从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地狱变相》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在造型中善于平中出奇、守中有变、变中求格,有几分现代绘画的特征。吴道子尤关注线条的形式美感,着力用线,又不离画神入形,形、线飘然一格。他早年线条工整细丽,颇具魏晋风韵,晚年线似莼菜条,放意驰骋,所创造的形象独具个人风貌,正如苏轼所赞的那样:以画工论,吴道子的人物画“如以灯取形……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从现在的角度看吴道子,其创作已攀上了令今人神往的高峰。

五代、两宋是中国人物画深入发展的时期。随着宫廷画院的兴办,工笔重彩着色人物画更趋精美。自南宋传统受禅宗思想的影响,提倡写意人物画以来,中国的人物画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从重视教育认识功能转向重视审美作用,从注重对象的传神转向更多地抒发作者情感,仕女画、高士画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随着文人画的兴起,民间稿本被李公麟开创为一种被称为白描的绘画样式。反映宋代城乡经济的发展、宋与金的斗争、社会风俗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画亦蓬勃发展。作品在体现对象的社会属性上,在表达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上,在宏伟的构图能力上,都有飞速进步。张择端的杰作《清明上河图》便产生于这一时期。人物画在造型上更为精致,写实的功夫已达登峰造极的高度。

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被后人定为画之能品,画面详尽的细节描绘,足显示画家是位写生高手。画面色彩浓而不艳,变化自然,借用屏风巧妙分隔空间,慢条斯理地细述实在的情节。画中主人公韩熙载虽纵情声色,却眉头微耸,心事重重,他情怀抑郁,与轻舞的女伎和周围投入的看客形成显明对比。此作画法精道,技巧炉火纯青,一种微妙的节律萦绕画面之中,轻扣观者心弦。

顾闳中用线老道,微含一点俏丽,衣冠文物、帐幔乐具的写照均有出处;作品色彩凝重,有温和的朴素感。画面整体安详稳定,略有一点忧郁的味道,虽描绘宴饮乐舞的场面,却毫无轻挑欢快之感。人物形态动中有静,引人玩味,但不触及人的潜意识与下意识,不会引起情绪上的激荡。后人将其列为“妙于形式,长于写貌,尽事物之情”画之能品。能品技巧高超,观之怡神养眼,又不劳人心神动荡,或不让人费力地由表及里地观察分析,在轻松自如中达到心神愉悦,也不失为神妙。

造型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体现艺术家的生命,中国画的笔法、墨法之经营,形诸天地万物,抑扬顿挫,浓淡枯润,笔操与人,以笔为质,以墨为文,质其内而文乎外,是画者的咏志抒怀。

有些中国画家作画逸笔草草,得之自然却又笔简而形具。“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话虽如是,实质上于随意中隐约遵守着相当严谨的规矩。作画非常讲究松而不浮、虚而不飘、巧不离形、拙亦存乎质,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是一种艺术家与生俱来的不可隐匿的精神气质的表现。例如宋人梁楷的人物画,画面多样,笔路宽厚,他那诙谐涩诞、惊世骇俗的人物造型显得毫不经意,实则外温内火,集不动声色与老谋深算于一体,人间万象尽收眼底。他的作品《泼墨仙人》,人物不修边幅,长袍大褂袒胸而行,有一种超然的随意徜徉之神态。简单而奔放的用笔,似乎特别适合这种萍踪不定、飘然来去的仙人。由于用笔大而急促,似笔毫在纸面上呼啸而过,墨色来不及渗透而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状;笔笔松动,人物的结构更趋于自然,隐含一种精神上的豁达与洒脱。《六祖伐竹》中那赤膊舞刀的六祖,憨憨傻傻,放荡不羁,得闲伐竹,自足自乐,形貌简约,略得其意而已。

元、明、清以来,虽较多的文人画家转而致力于山水画与花鸟画,但接触民生、关心国事、接受了具有萌芽状态反封建意识的文人或职业画家仍不乏人物画的优秀创作。明末的陈洪绶、清末的任伯年便是杰出的代表。现代的中国人物画,在深入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技巧,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

中国人物画历史源远流长。六朝人重神韵,故盛行“传神”、“气韵”的审美标准;唐人正当盛世之巅,故喜好“大气挥洒”、“金碧辉煌”的绘画风格;宋代士人心态常具迟暮落寞之状,故多“萧瑟淡泊”、“荒寒”之论;元人多逸气,故“逸气论”风行不衰;明末文人好禅说,又多宗派,故“南北宗论”成为那时人们评判绘画的重要标准;清人多倡“空寂”;近代“西风东渐”,则涌现出大量中西交汇的艺术作品。中国人物画绘画风格多样,画中人物有的精妙剔透,赏心悦目;有的温文而雅,恬淡素净;有的风流潇洒;有的落寞幽怨。乃至磅礴大气,激情喧嚣,令人坐卧不安。只要出自艺术家真诚之画笔,无孰高孰低之分。

学习与借鉴古人都是为了传承最优秀的人类文化精髓,提高自己,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审美评判的标准。欣赏别人时不迷失自己,评价作品时不盲目跟从,锻炼出一双善于发现美的慧眼,我们就可以畅游于中华千年的艺术长河中看人间万象,渐悟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的艺术与文化内涵。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六

摘要: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门类。书法艺术中的“无声之音”,“无形之相”,折射出结构、韵趣和意境等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的特征。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书法无疑是最具民族特色,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特征的一门艺术。因此,传统书法艺术关于结构、韵趣、意境等方面的审美观念。也就成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特征的缩影。

我国文字的产生,基础是“象形”。最初“写字就是画画”。人们写字,是为了用文字来记载事情,传达和交流思想,但中国文字的书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又逐渐地发展为一种艺术。“中国的笔墨、中国的书法的传统、中国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这一点就有艺术性”。书法艺术同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一样,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

这里所谈的书法艺术的美,“即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形体和动态的美在书法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这种反映的同时,书法家又表现出他们一定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当然也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其源泉的”。毛笔在以写为主的文字系统中扮演主角。而线条的书写和字形的结构是书法艺术造型的两大基本要素。也是构成书法艺术美的两大基本要素。

线条是书法的基础、灵魂,是书法赖以延续生命的重要媒介,也是书法家表情达意,精神、气质和学养得以流露的媒介。汉隶的出现是书法艺术中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没有一种书体的表现力能与它相抗衡。当然,更为直接的则是在于汉隶的主要贡献——解放线条,它对于我们研究线条美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首先被欣赏者感觉到的也是线条,所以它也是欣赏者沟通书家的桥梁。通过线条,欣赏者可以获得精神上美的享受,心灵上的慰藉、净化和震撼。中国书法的毛笔工具为线条美的高层次塑造提供了极理想的支持。欣赏者可以把线条作为审美对象,从视觉上把握作品的深层内涵,书法家们也把线条看成其作品的一种生命象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碑评第十八》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论述:“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逆,可谓美矣”。在这里,“筋”、“骨”、“血”、“肉”四者,都是针对书法线条而言。康有为认为书法线条美犹如一个人生命体的美,它体现出书法美的最高原则。在中国书法艺术领域中,书法线条的审美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力量感。

命的风采、心灵的律动。如果笔力弱薄,书法美就无法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挥。

(二)立体感。

对于书法这一平面的艺术形式而言,立体感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因为线条本身是平面化的存在,根本不可能符合三维空间的物理标准。但是一副书法作品如果缺乏立体感,线条就单薄乏味,不耐看。真正的立体感应是沉着、浑厚的并能让人感受到线条中蕴藏的丰富信息。简要地说,书法所强调的立体感是一种抽象地经过提炼的空间。在创作具体的书法作品中,又因书体不同以及书者的审美趣味各异而自具形态。强调线条要具有立体感,当然与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任何一种审美意识都离不开社会内容的制约,书法自也不例外。如女书家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指出:“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这段话的推理公式是:书法——用笔为先;用笔——中锋居重;线条——要有立体感才美。

从书法美的角度来看,中锋技巧是绝对的。而侧锋技巧是相对的,它无法独立运用,只能与中锋互相交替补充。而且不能处于主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书法讲求笔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线条美,而线条美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立体感要强,要有厚度。我们可以改造用笔的方法,但却无法跨过这个终极的书法美的目标。它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巧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美的问题。

(三)节奏感。

我们从书法作品的节奏感里可发现一种活力,然后在活力里面体验到了生命的价值。节奏的原则就是对比的交叉。落实在书法形式上,则是空白与墨迹之比,空白大小之比,空白形状之比,墨迹点线之比,乃至墨迹粗细、干湿、方圆、转折之比。大凡构成一种对比,都含有节奏的元素。“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便是节奏之本。线条在构成过程中笔的运动特征——松紧、轻重、快慢,就是线条节奏的具体内容。种种运动的性质和种类也有不同,不管是何种性质的节奏,都是对比着而存在。毛笔书法能够表现出很多书法家的个性。每位书家生命的活力都体现了线条节奏感的审美价值。如:空间节奏、用笔起伏节奏、空白节奏、方向节奏等。

节奏的原则相对于力量感、立体感的原则而言,似乎显得较为简单。因为对力度和线条的厚度,我们都能从一个实际的起点出发,在外观形态上对此作深层次的描述。但对于节奏而言,可视的形态比比皆是,不可视的深层内容又不仅仅是书法方面的内容,还牵涉到生理、心理方面的问题。立体感、力量感与节奏感基本上囊括了线条审美意识的全部内容。不仅如此,即便是在书法的运笔技巧方面,“三感”的存在也已经包括了技巧的全部空间内容。

力量感的构成是依靠提、按、顿、挫、转、折、方、圆,强调的是一种用笔的起伏——上下运动;立体感的构成,则依靠中锋为主的用笔,而笔法则落实到线条美的具体范围,追求的不只是在平的纸面上画出线,而是要塑造出立体效果;节奏感的构成是依靠速度的控制、断续连贯、轻重徐疾,有个推移过程,因此具有时间属性。立体感与力量感,平面运动与上下运动,构成了立体的动作空间,再加上一个节奏感,又构成了时空对比,三者互相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书法技巧的最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所谓结构的美,也就是字形的结构如何能反映出现实中各种事物形体结构美的问题。汉字虽然早已不是原始的象形文字了,但由“象形”发展而来的汉字形体,却仍具有造型的意义,形象的艺术。字的结构之美离不开五个方面,即平正、匀称、参差、连贯、飞动。

一要平正。它是书法形式美的一个基本要素。它能给人以稳定感,舒适感和完整感。书法与人的一般审美心理相一致,人通过社会实践,逐步形成这样的审美观念;整齐为美,芜杂为丑;秩序为美,混乱为丑;妥帖为美,不妥帖为丑等等。所以古来的书法家们都十分强调字的平正,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指出写隶书要“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

二要匀称。就是字的笔画之间,各部分之间所形成的合适感、整齐感。一般地说,字的匀称只须注意实线的疏密长短适当便能达到。但书法家还常从无实线的白处着眼来使黑白得宜,虚实相成,这叫“计白当黑”。在各体书法中,最讲匀称和黑自得宜的是篆书。

三要参差。事物还以参差错落为美。山峦的起伏,海浪的翻滚,树木的槎牙,卷云的叠秀,皆为参差之美。在书法方面,即使是法度较严的隶书、楷书,也强调结字、布白要有参差错落之美。

书法的平正、匀称与参差错落看来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平正、匀称是常。是法,讲的主要是结字的基本要求;参差错落是变是势,讲的主要是各部分的灵活奇巧之美。写字不能光讲常和法,那样得不到生动活泼的书法形象;写字还要讲奇变,那样才能得到姿态横生、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品。

四要连贯。指一字的笔画之间,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照应、映带,甚至要衔接在一起。连贯能使字的各部分更加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唐太宗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对连贯所造成的书法魅力作了这样的表述:“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这里的“若”和“似”字,就是说线条不是真断,绝对的断,而只是“若断”。王羲之善于运用创作和欣赏中的一个审美原理:艺术品在“似有若无”之间能表现出最大的美。

五要飞动。这是书法具有活泼形象的最重要方法。不但能创造出静态的美,还能生成动态的美,似乎还看到生气勃勃的有生命之物,听到旋律美妙的乐声,生成种种联想和想象。艺术动态美,往往要胜过静态美。

我们审视每一个字的结构。不论是上下式的,还是左右式的笔画搭配都应协调有序,每个字的构成都得浑然天成。同时,这种结构美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而是在统一的气氛和格调中又有变化,违而不反,和而不同,充满了率意天趣。当然不同的书法家对结构美的理解不同,作品的风格差异也很大。同是写楷书,欧体结构瘦劲险绝,中宫内敛,颜体则宽博雄浑,中宫外放。米芾和苏东坡都以行书名世,但前者结构欹侧生动,充满奇趣,后者则平和冲淡,典雅秀润。这就需要我们在审美过程中用开阔的视野去审视,去品评,切不可一概而论。

细、方圆、曲直、刚柔等。

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幅与幅之间的结构问题,是古人所谓的“章法”的问题。如清代的刘熙载说:“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唐张怀瑾在书论中称书法是“无声之音,无形之象”,他讲的是章法的对称,穿插,呼应,断连,犹如一首旋律优美、动人心魄的乐曲。

章法美之要领可以归纳为体势承接,虚实相成,错落有致。它们是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三种联络方式。有了这样的章法,一幅书法就会具有混成一体的风情和活泼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说,既有秩序感,又有节奏感,还有飞动感。当然这三种联络方式的每一种所起的上述美感效果是各不同的。

第一,体势承接。它所追求的是字与字、行与行间的贯通和秩序。如清代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所说的“古人作书,于联络处见章法,于洒落处见意境”。

第二,虚实相成。书法中的实主要指有线条、有字之处;虚,就是字间、行间的空白处。虚实相成的章法,从书写的过程来看,是临时制宜、一次完成的。治书艺者以其眼和手来掌握黑自的分布,使黑处达到如“金刀之割净”;与此同时,线条以外的白要达到如“玉尺之量齐”。书法作品一般都有题识。它既是正文的延续和发展,更是以虚实相成求得章法美的又一点睛之处。另外,题款上的字体变化也能形成虚实相成等章法之美。

第三,错落有致。这是一种在法度中求突破,于缤纷中求奇趣,于变易中求和谐的章法。主要表现在:字与字之间产生错位,字的中轴线有时与行的中线重合,有时则形成一定的角度。这些错位和斜侧有意形成字里行间的不齐整,不均衡,不协调。但是善书法者随后又用技巧来进行救正,于是作品的整体在变化中造成美感,在矛盾中显出灵性。有意识的运用错落有致章法的圣手要数唐代怀素,他的代表作《自叙贴》的章法特色就表现在参差变化,牵丝映带,欹侧救正。

体势承接,虚实相成,错落有致是书法章法美的体现。“唐人狂草恣肆纵横,貌似无法,其实无法中自有法度,纷纭狼籍的点画莫不皆中绳”。“唐人尚法”在书法史上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狂草方面表现出的突出成就,更加确立了书法章法的审美标准。书法艺术创作在结体、章法上的一个审美观念是:整齐,有序。统一,追求井然之美。正如孙过庭所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已平正,务追险绝,复归平正”。

意,但也不是不要法,而是讲求在法度范围之内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与方法,写出具有个人意趣的作品。书法意境美的创造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神采。它是对在书法创作活动中个性的强调。它的对立面,是外观的形。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早就有形神兼备的提法。在书法理论中,神作为形的对立面,是非常清晰的、不可含混的。南齐王僧虔《笔意赞》有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唐代张怀璀《评书药石论》则云:“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

此中所论的“神采”,都是作为形的对立面而言的,也是更高层次上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神采的范畴是意境、情感的笼统范畴。而当神采作为一种构成元素置于意境这个书法美感的大范畴时。它应该侧重书家的精神内容——具体到作品则指书家的个性、精神风貌等等实际内容。神采,就是书家个性美在作品中的成功表现。

二是韵趣。如果说在书法的书者与作品最基本的创造关系中,“神采”偏于精神的人的个性显示的话,那么“韵趣”则是偏于精神的作品格调的展开。它的对立面,是标准的形。韵是指比较平和、比较内含、比较蕴藉的自然形态的一种格调。最典型的如“晋人尚韵”的说法,即是指王羲之等东晋士大夫在艺术观念上的萧散、简淡、雅逸的格局。而趣,则是指比较夸张、比较外观、比较浪漫的主观外在的一种风姿。最典型的诸如“文人墨戏”,“戏”的追求结果主要是指“趣味”而不是指“韵味”。站在特定的历史立场上看,趣的表现成分更浓郁一些。

韵趣是一种作品的个性化。与人的神采的个性相协调,它以作品趣尚的个性为立足点。一般而言,作品的个性与作家的个性(神采)的趋向应该是统一的,反映在艺术形式中,则韵趣与神采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三是诗情。在诗的国度里,诗的审美决定了其他艺术的审美。书法中意境的审美内容之明显地靠向诗,是一种心甘情愿还是一种无可奈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导致艺术无论是在精神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形式上都具有极明显的渗透痕迹,当然是一种较单向的渗透:以诗去影响书法。

王羲之之所以在几千年来先是受皇帝的崇拜,后是受子孙后辈的供奉。香火旺盛,不一日稍衰,其原因即在于他那种萧散简远、淡雅柔逸的魏晋风度一无例外地符合诗的目标而已,从中可见中国艺术审美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意境观。它的基本特征则是诗的介入,和诗对书法“小道”在审美意识上的绝对控制。严格来说,前述的“神采”、“韵趣”之标准,其实都是诗的潜在统治的表象。于是,书法美的意境范畴又多了一个具体的内容:从欣赏者的审美角度上看,他们用来判断一幅作品成败的,除了形式处理之外的,还有一个诗意的标准。大凡在形式上不分上下的两幅作品,如能在“诗情”上略胜一筹,则其受青睐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凡作品能使欣赏者再造出诗的意境,就意味着作品的成功。诗的意境有多少厚度就意味着书法的意境有多少厚度。“诗情”多面多维的审美意识的结构,给我们提供了书法意境的丰富内涵。

一作品一欣赏。从一张白纸到结体、章法、用笔的呈现,是一个书法过程的完成,但还不是作品的最终完成。作品的最终完成是以美的完整性作为标志的。这似乎是一种巧合,但它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在这种似乎巧合但并非巧合的有序性中,我们发现了书法的美一意境美的无所不在。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其实书法美的表现,不外有“实”与“虚”两个方面。“实”的方面是有形的。它包括线条、结构、章法等内容;线条美、结构美、章法美结合起来便是一种和谐美,都是可见的形体美。线条美有迟急、起伏、曲折之分,笔锋有正侧、藏露之别,笔画形态有方有圆,还要讲求笔力与笔势;结构美有奇正、疏密、违和等法理;章法美有宾主、虚实、避就、气脉连贯和行列形式等表现方法,三者之间既区别又相辅相成。“虚”的方面是无形的,它包含的神采、韵趣、诗情都是无形之物,要通过有形的用笔,结构与章法加以表现。古人评论书法,早有“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的说法,指出神采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实”、“虚”两方面互相依存,相互为用,共同表现出书法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

总而言之,中国书法艺术审美,不再寻绎单一意境和风格,不再只津津乐道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趣,而是将前人的韵、法、意、趣熔为一炉,并从传统书法的境、韵、气、神、理等哲学内容本质上加以拓展和创新,以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拼搏与腾飞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书法作品风貌。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对一个日趋发展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此时，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历史抉择，即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流派，这些思想历经千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已形成了稳定的特征，其内涵体现在：

一、重视中庸之道，以调和折中的方法处世；

二、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三纲五常；

三、重视农耕文化，轻视商业；

四、专制集权，皇权至上的社会意识。这些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历史悠久、内蕴深厚、聚合力强、扩散性大的传统型的文化模式。

什么又是现代化呢？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初，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现代化科技和管理模式以振兴衰败的清廷。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主席便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到改革开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时至今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发扬时代精神，共同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

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中国传统文化正不断流失，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既不能全盘继承，也不能全盘西化，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另外，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这样才可以增强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也要吸收先进外来文化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其实，我们并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例如，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高科技的享受，比如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充分发挥所有感官功能的文化生活，但随着地球资源日益加速的耗竭和生物圈环境日益严重的破坏，它也越来越快地把人类推向了不可救药的死亡边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现代化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这不正好为现代化建设指导了一条明路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及反功利主义精神也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精神文明问题提供了一盏明灯。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对传统文化要作全面而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厚古薄今。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中创新，重在创造性转换，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而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把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一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八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甲骨文。

甲骨文——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使用的一种刻在龟壳、兽骨上的文字。古书上记载，最初人们用来记事的方法是用绳打结、用刀刻符号。

到了商周时代才出现了这种甲骨文。在可识的汉字中，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体系，最初于光绪二十五年(18)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出土。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有4500字左右，可以认识的有1700字左右。据《甲骨文编》记载，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字，还保存着鲜明的图画痕迹。商代的文字结构不严格，字形不规整，笔划复杂，不便于书写，到了西周，汉字逐渐趋于方整，表现出线条平直化，现在形成的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九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法教材分析：

中国书法是一门以文字为素材的抽象的线条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历代书法大家、名作迭出。课本以书法的发展历程为线，以历代书法名作为面，综合叙述了文字的各体发展，向学生讲授时以文字、书法发展和书作的年代发展分别向学生讲述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等字体。书法发展历经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章草）、魏碑、唐楷，至唐朝中国书法的各种字体、书体均已出现。另外，课本还对书法的表现形式有所阐释。为提高学生对书法的认识水平，特意让学生做一简单练习。教学目的：

使学生了解书法的发展史概况和特点及书法的总体情况，通过分析代表作品，获得如何欣赏书法作品的知识，并能作简单的书法练习。教学重点：

如何感受、认识书法作品中的线条美、结构美、气韵美。教具准备：

有关的文字各体作品、名家书法幻灯、书法练习的各种用具。学生用具：

毛笔、毛边纸、墨、报纸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前面的第8课我们曾经对中国画题款艺术作了介绍，了解到书法在画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这节课我们将对中国书法艺术作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二、新授：

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门线条艺术,在书写中与笔、墨、纸、砚相得益彰，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是举世公认的艺术奇葩。早在5000年以前的甲骨文就初露端倪，书法从文字产生到形成文字的书写体系，几经变革创造了多种体式的书写艺术，（提问学生：哪一件书法作品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最深？）。

1、书法文字发展简史：（1）古文字系统。

甲骨文——钟鼎文——篆书（打出古文字各体幻灯）早在5000年以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龟甲、兽骨上刻出了许多用于记载占卜、天文历法、医术的原始文字“甲骨文”；到了夏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掌握了金属的冶炼技术，便在金属器皿上铸上当时的一些天文、历法等情况这就是“钟鼎文”（又名金文）；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方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便将各国纷杂的文字统一为“秦篆”，为了有别于以前的大篆又称小篆。（请学生讨论这几种字体的特点？）古文字是一种以象形为主的字体。

（2）今文字系统。

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打出今文字各体幻灯）。

到了秦末、汉初这一时期，各地交流日见繁多而小篆书写较慢，不能满足需要，隶书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隶书另一层意思是平民使用，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草写的章草（独草），这时笔墨纸都已出现，对书法的独立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汉末时的曹操就非常欣赏当时书法家梁鹄的作品，章草兴于汉章帝年间，故名。以上所讲的几种字体均属于古文字系统，是一个以象形为主的初级的书法阶段。狂草（连绵草）魏晋出现，唐朝的张旭、怀素将它推向顶峰；行书出现于晋，是一种介于楷、行之间的字体；楷书也是魏晋出现，唐朝达到顶峰，著名的书法家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这几种是今文字系统的典范（请学生自己谈一下对今文字是怎样理解的？）。教师进行归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已经摆脱了象形走向抽象化。

2、主要书体的形式特征：

（1）古文字甲骨文，由于它处于文明的萌芽时期，故字形错落有致，纯古可爱，目前发现的总共有3000多字，可认识的约1800字。金文，处在文明的发展初期，线条朴实质感饱满而丰腴，因它多附在金属器皿上，所以保存完整。石鼓文是战国时期秦的文字，记载的是君王外出狩猎和祈祷丰年。秦篆是一种严谨刻板的纯实用性的字体，艺术价值很小。（2）今文字（在讲授之前请学生说一下自己对古文字形式特征的认识？自己都见过哪些今文字？）。

3、欣赏要点：

先找几位同学说一下自己评价书法作品的标准或原则是什么？[或如何来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学生谈完后，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然后自己再谈一下自己的观点：书法艺术的欣赏活动，有着不同于其它艺术门类的特征，欣赏书法作品不可能获得相对直接的印象、辨识与教益，也不可能单纯为了使学生辨识书写的内容，去探讨言词语汇上的优劣。进而得出：书法主要是通过对抽象的点画线条、结构形态和章法布局等有“情趣意味”的形式，从客观物象各种美的体态、姿致这些独有的特性中，使人们在欣赏时得到精神上健康闲静的愉悦和人们意念境界里的美妙享受（结合讲授出示古代书法名作的图片，并与一般的书法作品进行比较，让学生在比较中得出什么是格调高雅，什么是粗庸平常）。书法可以说是无声的音乐、抽象的绘画、线条流动的诗歌。

4、简单的点画练习：

为了使学生充分了解、认识书法名家名作的书法功底和技巧，请学生进行局部临摹练习（3字以上）。作业要求：

1、从线的力度，2、字的结体，3、墨的浓淡干湿，4、字间的位置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的临摹。练习以前请学生谈一下自己对作业要求的理解，然后教师进行当场示范演习并侧重于前两项的要求，学生明白作业要求以后再进行作业练习。

从学生中选取优秀的书法作品进行点评，点评以优点为主，适当的指出影响学生作品进一步发展不利因素（如用笔方法、用笔习惯等）。

三、小结：

根据板书简述本课内容，着重分析学生在书体形式特点和审美欣赏方面表现出的得失。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感悟篇十

“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茶能触发文人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效果。但是，茶与书法的联系，更本质的是在于两者有着共同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特性，两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将两者永远地联结了起来。

中国书法艺术，讲究的是在简单的线条中求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象茶与水那样在简明的色调对比中求得五彩缤纷的效果。它不求外表的俏丽，而注重内在的生命感，从朴实中表现出韵味。对书家来说，要以静寂的心态进入创作，去除一切杂念，意守胸中之气。

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进谏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也；皆坚，是其操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这里，苏东坡是将茶与书法两者上升到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此外，如陆游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这些词句，都是对茶与书法关系的一种认识，也体现了茶与书法的共同美。

唐代是书法艺术盛行时期，也是茶叶生产的发展时期。书法中有关茶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著名的'狂草书家怀素和尚的《苦笋贴》。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四家”。

唐宋以后，茶与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有茶叶内容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流传至今的佳品有苏东坡的《一夜帖》、米芾的《苕溪诗》、郑燮的《竹枝词》、汪巢林的《幼孚斋中试泾县茶》等等。其中有的作品是在品茶之际创作出来的。至于近代的佳品则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