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实用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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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一

宋代名物考据辩证类笔记，8卷。南宋赵令畤撰。赵令畤(1051—1134)，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景贶，又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又号藏六居士。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后。哲宗元祐六年(1091)签书颍州公事。苏轼知颍州，与他共治颍州西湖，并荐之于朝;因此与苏轼、陈师道等来往甚密，日相唱和。后被人告发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不久依附内侍以求晋升，颇被清议所非。高宗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亦赵令畤能文，但文集已佚。他所作的咏张生崔莺莺故事的12首《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是研究宋元说唱文学与戏剧文学的重要资料，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块里程碑。

但所记故实，多为习见者，而且以讹传讹。有些条目，即采自唐宋人笔记，如《封氏闻见录》、《唐国史补》、《刊误》、《江邻几杂志》等。其考辨之语，亦无新异，唯谈诗文者，颇有可取。由于作者在元祐年间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交游，故所记诸人轶事、议论，多得之见闻，较为可信，如卷七记王安石对当时填词的另一种见解：“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此外，像卷四记苏轼在韩子华家即席赋诗，因韩子华的舞姬鲁生为游蜂所蛰，故有“窗摇细浪鱼吹目，舞罢花枝蜂绕衣”，上句用典故点破“鲁姓，下句言蜂蛰事。虽是叙席间谈笑，则可为苏诗作注。卷中记黄庭坚父黄庶的《怪石》诗句：“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碧苔”就很怪诞恣肆，可见江西派的家学渊源。又如记苏轼长子苏迈少年时所作诗句：“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苏轼笑为“村长官诗”，这类零章断句当代辑录，亦有助于研究宋诗，考证宋人轶事。

《侯鲭录》通行本有《稗海》本，《知不足斋》本。

今有：《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版;《侯鲭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版，;《侯鲭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版。

《曲洧旧闻》。

追述北宋历史轶事以及诗文评的笔记，十卷。南宋朱弁撰。朱弁(1085～1144)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叔祖，太学生出身。建炎元年自荐为通问副使赴金，为金所拘，不肯屈服，拘留十六年始得放归，高宗诏为“忠义守节”，有司提议论朱弁之功应晋升数级，因曾劝宋高宗恢复中原，得罪秦桧，仅授奉议郎。绍兴十四年四月病逝。其侄孙朱熹写有《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宋史》即据此立传。他在留金期间写下了不少怀念故国的诗作，深切婉转，是南宋初期的重要诗人。元好问《中州集》收入38首。另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传世。还著有《杂书》一卷，《骫骳说》一卷，《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事迹见《宋史》本传。

《曲洧旧闻》写于留金期间，主要记述北宋太祖以来诸帝及名臣遗闻轶事，无一语及金，显然寓有怀念故君与家国之思。其中保存了大量的文人逸事，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很有价值。书中对蔡京等有所揭露，推崇司马光而对王安石不满，对名臣言行记述得甚为详细，兼有诗文与考证，亦有神怪谐谑之谈。《四库全书》将该书四卷全部收录，称朱弁写《曲洧旧闻》“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书中还不时回忆故国家乡景物，寄托自己对遥远的家乡的思念。他写道：“新安郡婺源境中产一种草茎，叶柔弱而不长，叶类似甘菊叶，俗呼‘蔗’，今讹为‘遮’字。吃起来有苦又有甘甜味。性温、行血，尤宜产妇。煮熟揉去苦汁，产后多服之无害。因此，又叫‘苦益茶’。这里的医家无一人知道。”

《文献通考》载弁《曲洧旧闻》一卷，但宋刻本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本已明十卷，《文献通考》可能是将“十”误记为“一”。通行本有《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四部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稗海》本，《知不足斋》本等。

今有：《曲洧旧闻》中华书局1985年版;《曲洧旧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版;《曲洧旧闻》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版。

《闻见前录闻见后录》。

追述北宋代历史轶事类笔记，20卷。邵伯温撰。该书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邵氏闻见前录》，“前”字乃是后人所加，为的是有别于邵伯温之子邵博所撰《邵氏闻见后录》。邵伯温(1037—1134)，字子文，北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元祐中，以荐授大名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徽宗即位，上书数千言，欲“复祖宗制度”。知果州，请罢发输沪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后擢提点成都，弟子赵鼎评其一生为谓“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宋史·邵伯温传》)。邵也是理学家，丰富了理学”穷理尽性”的命题。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

《邵氏闻见录》全书20卷。主要辑北宋轶闻，大都信实。作者早年逢王安石变法，中年经过元祐党争，晚年遭遇靖康之祸，故其见闻极为丰富。本书对王安石变法所记颇多，还记载了一些北宋初年的朝章制度及逸闻趣事。本书的内容大体有这样几类：一、记录王安石变法中变法者与反对变法者的言行、思想、逸事，甚至连一些家庭琐事也不厌其烦地记入卷中，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资料。邵伯温对双方代表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等各有褒贬，但总的来说，他盛赞的还是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物，对他们思想道德、政治立场的肯定程度要远远大于变法者。二、记载了北宋时期朝廷和宫廷中的一些典章制度、轶闻趣事。本书对邵雍的描述含有一些虚诞文字，但也可以使后人从其日常起居、过从交游等方面了解这位大学问家的道德文章。前16卷记宋太祖以来故事，其中杂及北宋著名文人王禹偁、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等，有助于了解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本书也有很多纪事不实甚至是恶意诽谤之处，原因在于邵伯温对于变法的政治偏见和党争之见。但总括来看，《邵氏闻见录》是一部研究北宋历史尤其是熙宁变法的十分有价值的史料笔记。

《邵氏闻见后录》30卷，邵博撰。邵博(?—1158)字公济，洛阳人，邵伯温之次子。生平事迹不详。只知绍兴八年(1138)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九年除秘书监校书郎，不久知果州。

《邵氏闻见后录》虽亦辑北宋轶闻，但参以经义诗话，论古事较多，内容不免芜杂，但关于诗文的评论比《邵氏闻见录》丰富。其中卷十四至卷二十七，比较集中地记述宋代著名文人轶事，以苏轼为详，王禹偁、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曾巩、苏辙等次之。书中所记轶事往往得之亲闻，比较可靠，保存了不少文学史资料。其谈诗，上起楚辞、乐府，中有唐之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下及北宋各大家，其中不乏卓见。如认为杜甫诗“所以独立千载之上”，不在于字字句句“有所本”，其功夫在诗之外。其论文，涉及司马迁、曹植、王勃、韩愈、柳宗元、樊宗师、李商隐及北宋欧、王、曾、苏诸大家与李格非。书中认为韩文“自经中来”，柳文“自史中来”，欧文“和气多英气少”，苏(轼)文“英气多和气少”，亦可备一说。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通行本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容斋随笔》。

宋代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的文史笔记，74卷，南宋洪迈撰。洪迈(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哥哥洪适，都是著名的学者、官员，洪适官至宰相。父亲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他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福州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至金国燕京，金人要迈行陪臣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还。洪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乾道二年(1166)，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历知赣州婺州。后因孝宗召对，力主抗战得到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除《容斋随笔》外，今尚存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

《容斋随笔》共《五笔》，74卷，1220则。其中，《容斋随笔》16卷，329则;《容斋续笔》16卷，249则;《容斋三笔》16卷，248则;《容斋四笔》16卷，259则;《容斋五笔》10卷，135则。据作者自述，该书写作时间历经近三十年。该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考察、宋代专著评介、天文、历算、星相等几个方面，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容斋随笔》不但涉猎广泛，而且考证辨析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皆倍受称道。其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亦颇有见地，许多资料为官方史志所不载。该书以资料丰富、格调高雅、议论精彩、考证确切等特点，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之上，与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明人李翰说：洪迈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将其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容斋随笔》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书。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将该书赠给谢觉哉阅读。1972年又将此书送给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1959年10月30日，毛泽东出京巡视，指名要带的有限书籍中，就有《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病情开始恶化。仍索要《容斋随笔》。9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由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

《容斋随笔》通行本有《洪氏晦木斋丛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等。

今有：《容斋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版;《容斋随笔》北京燕山出版社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版。

《高斋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一卷。南宋曾慥撰。曾慥(?—1155)，两宋之际道者、诗人。字端伯，号至游子，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北宋大臣曾公亮四世孙。北宋靖康(1126)初，任仓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后，曾随其岳父翰林学士吴幷降金，充事务官，并助纣为虐：“金人限三日立张邦昌，慥挟势督促，都人震恐累日”。南宋绍兴元年，曾慥因降金并协立张邦昌，被罢官，寓居银峰。《类说》和《高斋漫录》即写于此间。绍兴九年(1139)，秦桧当权，曾慥又投靠秦桧，起为户部员外郎，十一年(1141)曾慥为擢大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京湖军马钱粮，置司鄂州，诸军并听节制，不独职馈粮饷也，总领官正名由此始”。曾慥正当权利高峰时，不知何故，也许是看到秦桧不会长久得势，不久，以疾请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洪州玉隆观。曾慥晚年隐居银峰，潜心修道，学养生，成为道教学者，编成《道枢》四十二卷。另著有《类说》六十卷，《高斋漫录》一卷，《集仙传》一卷，《乐府杂雅》三卷，《拾遗》二卷。

曾慥在《类说》序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同期创作的《高斋漫录》的创作动机也与此相类。全书一卷，书中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诗文评，诙谐嘲笑之属，随听见闻，皆纪闻其中，如：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爹和娘，恰是九个。”、书中记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平易与低调，很有意思：“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亭，每出跨驴，从二村仆。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编户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药，公随行偶有药，取以遗之。姥酬以麻线一缕云：‘相公可将归与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高斋漫录》有：清光绪(1889)上海鸿文书局版;《后山丛谈高斋漫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版;《高斋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高斋漫录》，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高斋漫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20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二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的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

国学。

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閤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狭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和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

散文。

《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最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谚语。

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传记文学名著。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尽管封建统治阶级把司马迁看成是离经叛道的人物，把《史记》看成是“谤书”，但他们都不能阻止《史记》的流传，取消《史记》的影响。尽管班固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对司马迁有不少贬词，但他也不能不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即“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不能不赞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班氏以下的史学家和散文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中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侯赢、鲁仲连、蔺相如等对后代人民特别是封建文士精神上也有影响。他们仰慕历史上这些英雄人物，并受到鼓舞和激励，如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地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和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从《汉书》起，所谓“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的。在文学创作方面如唐以后传奇文以至《聊斋志异》等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受《史记》的影响。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把《史记》的文章看成为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散文的简练流畅，纡徐唱汉的特点，深得《史记》的神韵，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的格调，与《史记?伯夷列传》十分相似。而当古文家们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史记》常常成为他们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明代归有光都是这样。

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方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都为后来优秀的小说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格中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至于小说或戏剧取材于《史记》的也很多，如《窃符救赵》、《楚汉春秋》、《琴心记》等，这些故事一直到今天还流传不衰，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三

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期，我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字——甲骨文。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出自《吕氏春秋·古乐》。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出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出自《礼记·效特性》。

《诗经》婚恋诗的基本内容：抒发恋爱和相思的甜蜜，表现恋爱的曲折，写夫妇间深挚情爱，弃妇诗。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出自《关雎》。

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尚书》，它以记言为主。《逸周书》，本命《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

《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经西汉刘向整理编订，成33篇。

诸子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

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

2、战国时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赡，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的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

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议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第二编秦汉文学。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纂的。秦代散文，多出于李斯。

学到了一个知识点，“互见法”。

互见法：《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事年代起自高祖元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其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又取消“世家”，并入“传”。全书100篇，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传。

《古诗十九首》的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评论《古诗十九首》说：“五言之冠冕也”。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行，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所写的归途情景，与家人团聚的情景以及来年春耕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词，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由向往。文中不乏华采的段落，跌宕的节奏，轻快的行文，将作者摆脱官场回归田园的欣喜之情表现得极为生动。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散文的一部分。

骈文的主要特征：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隋统一全国后，融合南北文学之长，探索创造新文学。其中有一股力量就是北齐、北周的旧臣，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

初唐四杰：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

文章四友：杜审言、苏味道、李峤、崔融。

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平淡自然，不求工为自工。自然平淡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尽管他的诗中也有刻画细致，用字精审的工整偶句，如“无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但非有意模山范水，只是一时兴到之语。观其全诗，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一气浑成，无刻画之迹，妙在自然流走、冲淡闲远，不求工而自工。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出自《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影响：

1、李白诗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色彩，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

2、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杜甫诗：一是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二是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化;三是功力深厚，能自铸伟辞。杜甫于各种诗歌体裁都很擅长，并能推陈出新。他的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古诗、七言律诗都很擅长，形成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和含蓄委婉等诸多变化。

第五编大历诗坛。

韦应物和刘长卿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中的佼佼者。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居易的讽喻诗在思想内容上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在形式上追求“其辞质而往，其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的形式。在诗中充分暴露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具有不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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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山石》如何体现“以文为诗”的特点?

《山石》是有独创性，将散文句法引进诗歌，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体现出其“以文为诗的特点。

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按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全诗单行顺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在结构安排上，以浓丽的色彩来点染景物，以清淡的笔触来抒发情怀;在表现手法上，较为自由的散文笔调，极富诗意。《山石》“以文为诗”的特点表现在：

1、谋篇上：它是一般山水游记的顺序，再加上后几句的议论。通读全诗，我们不难发现它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宿寺”到“天明辞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2、语言上：语句清新自然，特别是在炼字方面，非常新颖。如：“大”和“肥”，虽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蕉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蕉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3、取景上：选取的画面具有独到性，构成独特的意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综上：

《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身历其境。

全诗以时间为序写游踪，以移步换形法写见闻，以议论突出主题，正体现出韩诗的散文化倾向;而诗境如画，语言平易，风格清新。

李贺《李凭箜篌引》如何表现音乐?

李贺的《李凭箜篌引》被誉为唐诗中描写音乐题材的名篇。此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奇特，形象鲜明，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纵观全篇，此诗寄托着诗人的情思，曲折而又明朗地表达出他对乐曲的感受和评价。

诗的起句开门见山，把人们带入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音乐世界。“吴丝蜀桐”写箜篌的构造精良，借以衬托演奏者技艺的高超。二、三两句写乐声，诗人从客体(“空山凝云”之类)落笔，以实写虚，把本来诉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转变成具体可见的生动形象。移情于物，把云彩写成具有人的听觉功能和思想感情，空山凝云和湘娥素女互相补充，极力烘托出箜篌声响的神奇美妙，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魅力。前四句，诗人先写琴，再写声，后写人，有先声夺人的艺术力量。

接着诗人从更多的侧面描摹箜篌奇异变幻乐声。五、六句正面写乐声。“昆山”句以声写声，着重表现乐声的起伏变化。“芙蓉”句则以形写声，刻意渲染乐声的优美动听。诗人用“芙蓉泣露”摹写琴声的悲抑，而“香兰笑”显示琴声的欢快。从第七句起到篇终，都是写音响效果。其中，“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个“逗”字把乐声强大的艺术魅力和奇幻瑰丽的景象紧紧联系起来。后几句运还用神话传说的形象，进一步烘托出李凭演奏技巧的高超和乐声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课堂补充】。

1、异于常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幻想。

2、侧面烘托的手法。

3、浪漫主义的手法。

4、运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音乐。

5、运用典故来表现音乐之美。例如：“女娲补天”的典故。

6、衬托的手法，运用“石破天惊”、“秋雨”衬托音乐的优美。

7、动静结合的手法。例如“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运用了动静结合的手法，作出进一步的烘托。

8、将抽象感转化为形象感。诗人将自己对于箜篌声响的抽象感觉、感情与思想借助联想和想象转化成清晰可见的鲜明的具体形象。诗人取譬设喻意象，如昆山之玉、高贵的凤凰、俏丽的芙蓉、幽兰的香花，都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美感。

综上：

李贺用大胆的夸张、神奇的想象、瑰丽的比喻，鬼泣神惊，极其浪漫。李贺此诗运用瑰丽的想象，新颖的比喻，奇特的夸张，把诉之于听觉的音乐声响表现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出飘逸隽永的诗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是什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都有爱情说、讽喻说、两者兼有的争论。我持爱情说的观点。我觉得通篇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诗人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向我们呈现了所谓的“长恨”。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

《长恨歌》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爱情故事。而“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捉弄，是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四

唐代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轶闻的笔记，1卷。崔令钦撰。崔令钦，生卒年不详，唐博陵(今定州)人。玄宗开元年间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官终国子司业。

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代开始设置，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它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教坊乐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教坊记》系撰者为左金吾(掌东城戒备防务的主官)仓曹参军时，教坊中下属官吏为其所述的教坊故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记述了开元年间教坊制度、有关轶事及乐曲的内容和起源。开始部分记述乐伎日常生活以及学艺和演出情况，中间列出325首曲名，包括《献天花》、《和风柳》、《美唐风》等大曲46个，一般曲目278个，最后还说明若干乐曲和歌舞的来源，是研究盛唐音乐、诗歌的重要资料。宋代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开元中教坊特盛，令钦记之，率皆鄙俗，非有益于正乐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有同感，却又看到本书后记谆谆于声色之亡国，意在示戒，其风旨有中取者，同时特别指出书中所列曲调名足为词家考证。

《教坊记》最早刻本为南宋《类说》本，曾慥编。另有《说郛》百卷本，元陶宗仪编;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俨山书院及青藜馆原刻本;明嘉靖间(1522—1566)陆楫本;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古今逸史》收录本明弘治间(1488一1505)郁文博补足百卷本;明末陶珽校订一百二十卷抄本;明崇祯间(1628—1644);《续百川学海》本清顺治三年(1646)重印121卷本;《唐人说荟》本，清陈莲塘编，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刻本，清嘉庆、光绪间(1796—1908)重刻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道光元年(1821)酉山堂复明刻本;民国四年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涵芬楼据明本排印本;《古今说海》本;《五朝小说大观》收录本;《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收录本;《香艳丛书》收录本，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图书公司铅印。今存较早善本为明钞《说郛》本与《古今说海》本。

今有：《教坊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用宋刻补足明刻景印本;《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收录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刊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本，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教坊记笺订》，任半塘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亦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教坊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20--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五

隋朝之诗，都还是处于南北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

1.初唐。

a.上官体(贞观、龙朔之间，由作家上官仪形成一种诗风，工五言诗，其诗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和声辞之美，体现出较为健康开朗的创作形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题材狭窄，上承杨、李、虞，下开“文章四友”(名词解释)和沈宋)。

b.王绩(诗风独特，以平淡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隐逸生活，创造出宁静淡泊、朴厚疏野的诗歌境界。但并不构成初唐诗歌发展的重要环节)。

c.初唐四杰。

一是卢、骆约早王、杨十岁，四人创作个性不同，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律诗。但都确有文才自负很高，希望博取功名，不甘人下。

二是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针对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

三是重视抒发一己情怀，作不平之鸣，诗中开始出现一种壮大的气势和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在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充分。

卢骆七言歌行(名词解释：七言古诗与骈赋，吸收南朝乐府、近体诗;题材转变，气势壮大，七言为主，杂有三五，流动感，四杰作用，适合刚健骨气的抒情诗体)气势宏大，视野开阔，跌宕流畅，神采飞扬，开启新诗风。如卢照邻《行路难》、《长安古意》(至此，宫廷诗风转变)。

四杰的五言律诗主要是在羁旅送别诗和边塞诗中，在伤别之外，更有抱负气概，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言律诗更是在题材上从台阁转向江山塞漠，如杨炯《从军行》。

“初唐四杰”的影响：一是改变诗风，革除宫廷诗风的颓靡绮艳;二是扩大题材，将诗笔写向江山与塞漠。写向广泛的社会生活;三是为唐诗体裁的发展奠定基础;四是为树立风格典范。

d.宋之问、沈佺期。

具有代表型的馆阁诗人，点缀升平，标榜风雅，辞藻文饰，内容缺乏。

沈宋，是律诗定型的标志。律诗定型的意义在于：其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不仅完成了永明四声律到唐诗平仄律的转变，而且是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声律法则。

沈宋作品如宋《度大庾岭》《渡汉江》、沈之《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最早七言律的成熟之作，初唐七律之样版)。

e.陈子昂，张若虚、刘希夷。

陈子昂：一是与沈宋同时却不同调，其诗歌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复古实为新变);他的风骨、兴寄、诗美，有明确的理论表述，还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对唐诗变革具有关键意义。二是复归风雅是其振起诗风的起点，《感遇》三十八首，与政治有关，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三是陈是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借《感遇》恢复风雅比兴传统，使诗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但也容易使形象空洞，缺乏艺术感染力。四是陈子昂诗中体现出一种壮伟豪侠之气，唐诗之风骨在陈处，正是唐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最初体现。

名词解释：吴中四士(贺知章、张旭、包融、张若虚)。

纯美诗境的创造：张若虚、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春江花月夜》：长篇歌行，用乐府旧题，赋全新内容，将画意、诗情及对宇宙人生的观察融为一体，创造出情景交融、玲珑剔透而无迹可寻的诗境。

张、刘二人主要是意境的创造：生命体验、诗情画意、情思氛围、空明意象，兴像玲珑、不可凑泊。

2.盛唐。

a.王孟。

王维：早年也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其边塞之作以英豪之气融于出色的景物描写，诗境雄浑壮阔，如《使至塞上》;奠定地位：山水田园诗创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自然美与心境融为一体);空明境界与宁静之美：声光色、禅意、独坐感悟。

孟浩然：终身不仕，但也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但性格孤高;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玲珑兴象，有单纯明净之美;与王维相比，孟诗更加生活化：“余”“我”，景物描写即兴而发、不假雕琢。如《春晓》;语言自然纯净，较王诗更显淳朴，接近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诗境明秀，自然清淡，多以单行之气运笔，不求工而自工。

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王孟之外成就最高)。

b.高岑：慷慨悲壮。

高适：唯一高官封侯者，但早年也伤不遇之悲慨，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曾是不得意，适来兼别离。如何一尊酒，翻作满堂悲”。非常自负，功名心极强之人，性情狂放，交结游侠。艺术上：一是诗句虽多用律句骈语，但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纵横跌宕，以沉雄质朴与浑厚骨力取胜。如《燕歌行》。二是除七言歌行外，题材上多用长篇咏怀的五言古诗，如《塞下曲》。三是虽以质实古体见长，但其边塞从军绝句也显得气质沉雄，境界壮阔。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岑参：两次出塞，热衷于功名，强烈的入世精神，第二次出塞使其成为边塞诗大师。艺术上，其具有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将大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表现出来，显示出慷慨豪迈的语调与奇特的艺术手法，具有奇伟壮丽之美，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作品意奇、语奇、调奇。擅长于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七绝如边塞生活为主题的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反映了诗人细腻的一面。边塞诗留存最多。七十余首，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高适。(注意高岑对比)。

其他诗人：王之涣《凉州词》、陶翰《古塞下曲》等。

c.边塞诗，豪侠诗人(豪爽俊丽、风骨凛然、清刚劲健)。

王翰：赤裸直接地追去功名，及时富贵行乐的思想。其诗多一气流转的壮丽俊爽之语，如《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昌龄(总有一种清刚之美在)：以七绝闻名，是个慕侠尚气的性情中人。但气质深沉，观察敏锐，有历史的厚重感。其诗也讲究立意构思，绪密思情,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其七绝思致深刻，讲究作法，创造出著名的连章组诗《从军行》七首。送别诗与女性题材诗，清逸明丽，请刚爽朗。

其他诗人：崔颢《黄鹤楼》(变体，却是唐人七律压卷之作;留意其其他风格与体裁的作品，边塞诗具凛然风骨);李颀《古从军行》，玄幽刚健，《别梁锽》;祖咏《望蓟门》。

d.李白。

青少年隐居读书，漫游求仙任侠之中度过。后仗剑远游，入京供奉翰林为一生得意时期，此后开始十年漂泊，六十二岁时离世。思想上：儒兼善天下、道遗世独立、游侠思想，故呈现出一种狂的人格膨胀状态，强烈的自我意识、天真的自命不凡、与众不同的个性，对后来中国士大夫影响甚深。

乐府(名词解释)：大量沿用乐府古题、用本意、翻新意，尽拟古之妙：一是古题现事，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二是古题己怀(重主观抒情，更体现李白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寄托、感慨、神奇。如《蜀道难》;拟古中“我”的出现，呈现出无法模拟的个性特色，如《将进酒》《梁甫吟》。总的来说，李白善于发现乐府古题中的本意与自己内心情感的契合之处，进行创造性的生发联想，运用夸张与比喻突出主观感受，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将浪漫气质，将乐府诗带入了新的高峰，注意其对后来乐府诗的影响);三是在艺术上，抒情行云流水，奔腾回旋，表现为层次错落的句式与韵律的跌宕舒展，杂言乐府中由为明显，体制格调上与盛唐歌行无实质性的差别，完成汉魏古体到唐代歌行的根本性转变)。

歌行(名词解释)：李白歌行成就高于乐府，歌、行、吟、谣为其纵情长歌歌行的代表作，如《古朗月行》《梦游天姥吟留别》，抒情意味浓，以情感为轴展开，不讲平仄、对偶，又如《登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歌行创作完全打破一切固格，笔法多变，变幻莫测，摇曳多姿;句式变化，音节错落，造成力度气势，豪迈飘逸，体现出盛唐诗歌气来、情来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绝句：李白近体诗中绝句成就最高，了解一下李白的写诗路程(p60),李白风格多样，自然明快体现在随口而发、神来之笔的绝句之中，如《独坐敬亭山》《劳劳亭》，语言明白晓畅，景物简单，情思一闪，蕴含深长：五言绝句的最高境界。.一、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风神潇洒飘逸，情思清新俊逸，境界皎洁明净，如“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二、李白七绝以山水、送别诗最为出色，天地自然人心的融合，风神情韵，如《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等;三、其七言绝以古入律、自由发挥，受乐府民歌影响，具有民间气息、民歌情调，总之，李白绝句成就无人可比。

简述：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是气势奔放，纵横驰骋，一气呵成。

二是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强烈奔放的感情，是抒情方式的特点。如《行路难》。

三是想象。

四是意象壮美，吞吐山河、包孕日月。语言清新明快，人格魅力。

e.杜甫：盛唐(前半生)到中唐(后半生历经沧桑)的集大成、承前启后，安史之乱，“诗圣”“诗史”;杜甫带有浓厚儒家忠君思想，并与爱国爱民情怀交织在一起，诗中对政治无情的诅咒，歌颂尧舜的词句。带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引发共鸣，伟大的人民诗人。佛学思想中杜甫思想中是次要的，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兼济独善均未成的人生悲剧。

艺术上采用纪实描写的手法，如《丽人行》，但饱含着泪水深情(《诗经》《古诗》叙事中也很有感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次善于记事以抒情，记事叙事结合，具有“诗史”性质：首先是诗，但其兴味远胜过读史，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历史画面，以情动人。如“三吏”“三别”。再者其写实性还体现在杜甫之家事、自传与纪行诗中。如开创了以家庭细事、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家事诗”写作，如《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传诗如《壮游》;其纪行与山水相融合，意绪为先，寄托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区别于一般的游山玩水，如《旅夜书怀》。同时也极大地开创了山水诗的境界，包括宇内，成为后世风格流派的源头。总的来说，杜以叙事手法写社会生活，情感动人真实;以纪行方式描绘山水，拓展诗歌写实手法，为其重要艺术特征之一。

沉郁顿挫(名词解释)：是杜甫早年对自己创作风格的概括，出自于《进雕赋表》，初期指的是学养深厚、写作技巧娴熟;后来在其经历了离乱悲苦之后才具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波澜老成的含义。代表作《秋兴八首》(有可能诗词鉴赏，须作整体观)。

论述：杜甫的律师成就。

一是把律诗的题材范围扩大了，是七律第一位大家，打破体式，连章组诗，拗体，二是七律在杜甫手中境界始大，气势磅礴，感情深厚，诗律精严，如《登高》(古今七言律第一，崔颢《黄鹤楼》被誉为唐人七律压卷之作，对比)。

三是杜甫对律诗创作技巧的灵活运用，随心所欲，已入化境。

四在于题材短小者则为绝句，论诗诗，开文学批评新方式。

论述：杜诗之成就。

集大成者，表现在：

一是虚心学习，平视今古;(写实受《诗经》、汉乐府影响，精神则是《离骚》;体式、语言上力崇古调，兼取新声)。

二是转益多师，兼备众体;(五古《北征》、五排、七古、歌行、七绝、七律。风格多样，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

三是功力深厚，自铸伟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色彩词句首，善用动词、副词，举例;)。

四是精神昂扬，格调崇高。(人格，文格：下开元白、韩孟、江西诗派等等等等)。

3.中唐。

简述大历年间的唐诗发展。(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气骨顿衰)a.韦应物、刘长卿简单了解一下;顾况、李益简单了解一下;大历十才子(名词解释：诗人群体，大历年间，人物，与时代关联，作品的风格以及影响)。

b.韩孟诗派：尚怪奇、重主观。

孟郊：尚奇峭，但出于苦吟，不同于韩愈之出于学力、才气。诗中多患难感、忧郁感、幻灭感，如《叹命》。写了许多描写饥寒交迫的诗，是自己生活的写照《病客吟》。艺术上：惯用白描，比拟形象，苦吟精警字句，夸张表现对象;有侠气，但诗经幽僻，风格峭硬，作不平之鸣，有透骨寒气，如《秋怀》;诗重主观，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不平而鸣，散文化，议论倾向。

c.元白诗派：写实尚俗。

元稹：最先注意到李绅《新题乐府》，大量运用古题或另拟新题作新乐府，内容涉及社会时政，《田家词》《上阳白发人》;真正代表元稹成就的是其艳情诗与悼亡诗，如《行宫》、《离思》其四;元白酬唱(名词解释)、元和体(名词解释p105，有广义、狭义之分)。

張籍、王建(宫词之祖)。

d.李贺：奇幻。

早期气势高扬，《雁门太守行》，也采用各种题材，揭示悲惨命运，如《公无出门》，较多个人被压抑的不满，如《南园》十三首。

短命、才华、失志、体弱、性僻:空虚、幻灭、敏感而向仙鬼世界寻找安慰，有病态美、颓废倾向。

沉醉于阴森和死亡，营造怪诞境界，过分伤感，描写天仙地鬼，被称为“诗鬼”，如《天上谣》《苏小小墓》，着意于吟咏失意的感伤、死的悲哀以及对幻美的追寻。

论述：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及成就。

一是苦吟，情感较孟深;。

二是创新出奇，构思奇特，想象诡奇，意象带有主观幻梦色彩：

五是冷艳怪丽的风格，自成一家，喜用冷色调的字眼，表现悲哀的美。如《长平箭头歌》：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

六是继承韩孟之险怪苦吟，而成为晚唐唯美主义的先导。由于生活狭窄等原因，有些作品奇僻晦涩，低沉阴郁。

刘禹锡、柳宗元：

刘禹锡：一是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白居易誉为“诗豪”，七百余首，讽喻、感遇、咏史与民歌体诗，并称刘白。

二是其诗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辞采丰美，境界明丽清远，气度恢宏，骨力豪劲，如《九华山歌》。

三是讽喻诗多作于贬谪期间，针砭时弊，比兴美刺，寓意深刻，如《聚蚊谣》。四是感遇诗受阮籍影响明显，寄慨遥深，正气凛然，如《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浪淘沙》。

五是咏史虽少，但却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多登临怀古，采用五七律绝，抒发千古兴亡之感，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

六是以七绝写民歌体竹枝词、杨枝词。吸收民间口语，学习民歌风格，情调、生活气息、地方特色。总的来讲，刘诗明快，刚健爽朗，积极向上。

柳宗元：存诗百余首，贬官之作，抒写被贬谪的抑郁悲伤与思乡之情，忧愤深广，风格清冷峭拔，如“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此外也写了山水田园诗，以图净化心灵，消解困扰，境界常空旷孤寂，如《江雪》。山水诗，韦柳并称，苏轼称“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4.晚唐(言情写意的近体律绝的天下)。

a.苦吟(名词解释p139)。

贾岛、姚合:贾岛推敲“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清寂、幽冷、奇峭，“郊寒岛瘦”(名词解释，实则岛不如郊)。贾岛多寄赠酬唱，极少反应社会生活，局独狭窄，五律精深，如《题李凝幽居》。整体上，有好句无佳篇。

姚合：“武功体”(p142)。

b.杜牧。

纪行、写景颇多佳作，如《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七律情意深切，如《早雁》。“小李杜”(名词解释)。

c.李商隐。

早期模仿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写了许多爱情诗，后来经历变故，思想转变，批判有力，如《哭刘蕡》。

五七言律技巧精进，情思悲愤哀婉，表现凄艳朦胧，其地位主要由无题诗与咏史诗奠定。

咏史诗：

一是从政治着眼，也与帝王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如《隋官》。

二是注意构思凝练与取材精当，借史托事，吊古伤今，具有讽刺意义，如《贾生》《马嵬》。

三是感情、议论、形象相融。

无题及准无题诗：

写得是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与思想情感，情思朦胧，旨意精密。寄托说、爱情说。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运用比兴象征手法，如《无题》二首其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境界惝恍迷离的朦胧美。

简述：李商隐诗的艺术成就：

一是灵心善感，伤感哀苦、追求爱情，开创新风格、新境界。

二是成就最高为七绝、七律。七言律第二座里程碑，承杜谨严顿挫，融齐梁浓艳，学李贺奇幻想象，风格深情绵邈、富丽精工。

三是语言绮丽、音律婉转、典故冷僻、意象美丽、旨意隐晦。“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

四是诗歌是心灵的象征，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

五是对后代晚唐韩偓、宋初西昆·，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都有影响。另外，婉约词家、爱情戏曲作家亦多学习，诗而词化。

d.皮陆、司空图：了解一下即可。

唐诗补充：

1、名词解释：律诗。

唐代、近体诗体裁、格律规范、五律、七律、代表作家及作品。

2、简述：韩孟诗派的基本创作特征。

一是不平而鸣的主张。二是推崇雄奇怪异。三是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四是融抒情、叙述、议论为一体。

3、简述李商隐无题诗的表现特征。

一是情调的幽深朦胧，具有不可解性：通过迷离的意象与非逻辑的结构布局。如《锦瑟》。

二是诗歌内涵的多义性：用典冷僻、非现实意象，扩大了诗歌的空间感。

三是形成了凄艳绮丽的风格，晚唐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提升了无题诗的审美高度。

4、简述李白绝句的表现特征。

自然明快：语言简洁、情感洒脱。

清新俊逸：兴到神会、“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5、分析杜甫的叙事诗。(对乐府创作的突破)。

多用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精神上与《诗经》、汉乐府一脉相承，为“新题乐府”，即为叙事诗。

学习民间乐府表现手法，对话描写、细节描写，采用民间俗语，内容生动亲切。如《新婚别》以新娘独白表现矜持羞涩。

再者其“三吏三别”有史诗的悲壮气氛。

再就是善于在叙事中融入对时事的感慨，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与议论性。笔法纵横交错，突破了汉乐府主体线条单一的叙事方法与结构。

6、十年长安生活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安史之乱、题材的扩大：战乱、民生、代表作品、诗史、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

7、请分析李白诗歌中强烈的主观色彩。

表现自己，外物只是凭借，在于自我情绪的宣泄。

高于生活的新奇想象，善于夸张、长于设喻、善用对比，讲情感具象化。

8、简析王昌龄《从军行》的主要思想内涵。

边塞、七绝、连章组诗。第二次出塞的经历，写战场黄沙、写战士乡愁，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讽刺，悲中含豪，风格雄浑。(例举诗句加以分析)。

9、论述元白之异同。

同：写实尚俗，源出杜甫。一是承古乐府之形式，自拟新题;二是语言简朴，口语入诗，求通俗浅显。三是自觉向民歌学习。四是元白唱和对两人创作的影响。

异：一是写作手法上，白较元丰富;题材上，元的讽喻诗偏重于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较少，白居易题材更加广阔;人物选择上，白居易涉及社会各阶层，元稹单一;主题上，白居易有明确的主张，元稹较为模糊。

10、杜甫人民性体现在?

一是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二是提供了比历史事件更为广阔生动的生活画面。

三是沉郁顿挫的风格。

四是杜甫忧国忧民、仁民爱物的人格。

11、论述：建安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一是对诗歌内容与诗歌体裁的开拓。

二是建安风骨的美学风格影响到了唐代文学。(政治理想的高昂、人生短暂的慨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为唐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文辞、情感、声色、语言)。

11、试谈李白其人及其诗歌的理解。

一是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二是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三是情感浓烈，想象、夸张、比喻、象征，意象的奇丽惊人。

四是体裁多样，七古七绝。

五是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六是地位。

12、结合具体诗人的作品，谈谈你对“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理解。

一是简单介绍诗歌发展的大趋势，这一时期主要有韩孟元白刘柳贺。

二是分别介绍这几个作家的主张、作品及风格。

13、论述禅宗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一是个性恬淡，深受禅宗影响，被誉为“诗佛”。

二是对山居寂寞的歌咏。

三是摒除情绪，物我两忘，与万物冥合的境界。“空”《竹里馆》《辛夷坞》。

四是感情平静，很少表现内心的矛盾与苦闷，很少有激烈的感情冲突。

五是艺术技巧上情思、感受、景物、形象混融一体。

六是风格清淡(境界)丰腴(文辞色泽)。

14、高岑诗风之比较。

一是两者风格上都悲壮雄浑，但岑参也活泼奔放、雄奇瑰丽、飘逸峭拔。

二是高适境界阔大、形象鲜明，主观情感色彩较浓，能够感受到诗人的精神气质。岑参则显得较为细腻：独特的生活感受、敏锐的观察能力、语言瑰丽、想象夸张、比喻新奇。高适质朴，主观;岑参注重艺术技巧，以物象传情。

三是体裁上，高适善于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受汉乐府文人诗影响，受近体诗影响，风格质朴，却显精炼，律诗特色。岑之七言歌行纵横跌宕，灵活奔放。

四是意象上，高适主观，个人见闻、功名志向融合于一体，苍凉悲慨，冷静色彩却基调昂扬;岑参感性色彩，讲究感觉印象，想象浪漫，描写飘逸，奇伟壮美。

15、李杜对中晚唐诗歌发展的影响。

李白——韩孟——李贺——李商隐。

杜甫——元白之写实尚俗——李商隐律诗。

16、苏轼评价中唐诗人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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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六

记载杭州古东城的名胜、古迹、琐闻轶事以及。

诗词。

文献等笔记，两卷，厉鹗撰。厉鹗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三)词曲别集《樊榭山房词》。

杭州城东有个地方叫“东园”，是宋代的故园，厉鹗就住在那里。《东城杂记》就是考证一些方志所未记载的里中的旧闻遗事，一共八十五条，分为上下两卷，略于古而详于今。书成于雍正六年(1728)春。作者自序云：“每欲考里中旧闻遗事，而志乘所述寥寥无几，邻翁野叟拙朴无可与语者。因从故籍叅稽每有所得，辄掌録之。又于交朋质问，复得一二。虽见闻陿隘，或遇嘉客见临，聊举为茗椀间谈资尔”。书中所记的所记的南宋御花园“富景園”，“宋畫院”“海神壇”等均有史料价值;“髙云阁”、“兰菊草堂”、“竹深亭”、“慈云寺宋刻剑石铭”诸旧迹名胜和金石刻，皆是《浙江通志》以及及武林各旧志所未载，可补方志之阙。“九宫贵神坛”、“红亭醋库”诸条考据又颇为典核;“灌园生”以下记人诸条皆系以小传，使后来修志乗者有所征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鹗素博览，并工于诗词，故是书虽偏隅小记，而叙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风焉”。

辑录广西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资料的笔记，三十卷，汪森撰。汪森，字晋贤，浙江桐庐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桂林通判，三十九年改任太平府通判。公余之暇，博览群书。康熙四十一年(1700)母逝离职还乡，专心整理广西史料，花费20xx年时间，辑成《粤西通载》。《粤西通载》包括三部著作，《粤西丛载》是其中之一。

《粤西丛载》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光绪年间石印本、上海进步书局本。今有：《粤西丛载校注》梁超然校注(三册)，广西民族出版社20xx年版;《粤西丛载》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辑录四川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资料，四卷，陈祥裔撰。陈祥裔，字耦渔，原姓乔氏，顺天人。康熙中，曾官成都府督捕通判，搜罗蜀中故实，撰《蜀都碎事》一书，别有《艺文补遗》二卷，《凝香集》四卷行世。

《蜀都碎事》杂记四川的地方掌故、风俗、文物等方面情况，较为广博，可作为地方志的补充，如记梓潼县境内七曲山附近“郎当驿”的来历：““上亭驿，在梓潼，唐玄宗幸蜀至此，闻铃声，左右云：‘似言三郎琅当。’又名琅当驿。今存清光绪碑刻一通，高2.6米，正中阴刻‘唐明皇幸蜀闻铃处’”。记《巴渝竹枝词》：“梅子初黄落雨天，插秧妇女满山田。山歌唱出《巴渝曲》，交易工夫不用钱。花布春衫白布裙，斜阳牛背醉醺醺”。可供文学、民俗学参考。

同《粤西丛载》一样，《蜀都碎事》亦多采掇旧闻，缺乏当时社会情况的叙述。而且相比之下，内容更为芜杂、琐碎，体例也不够完善。

《蜀都碎事》有清康熙漱雪軒刻本。今有：《蜀都碎事》齐鲁书社，1997影印本。

记载福建掌故、物产的笔记，四卷，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字元亮，又有陶庵、减斋、缄斋、适园、栎园等别号，学者称栎园先生、栎下先生。江西省金溪县合市乡人，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出身书香门第，父周文炜，国子监监生，曾任浙江诸暨县主簿。周亮工年少随父出游，广交朋友。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次年进入仕途，为山东潍县令，守城有功，崇祯十七年(1644)，迁浙江道监察御史。李自成破京师，投缳自杀，为家人所救。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亮工诣军门降。”以御史职为清军招抚两淮，后改任两淮盐运使。入清后历仕盐法道、兵备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一生饱经宦海沉浮，曾两次下狱，被劾论死，后遇赦免。《闽小记》本矣收入文津阁《四库全书》。乾隆五十三年覆勘四库全书时，详校官祝坤因周亮工所著《读画录》中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违碍之句，特行签出，后经纪昀裁定，遂将《四库全书》著录的周亮工著述五种、存目三种内容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中有亮工名者亦一律抽改。所以周亮工晚年有焚书之举。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南京。《清史》列入“贰臣传”。著有《读画录》、《因树屋书影》、《印人传》、《赖古堂文选》、《赖古堂印谱》等，凤凰出版社20xx年汇编成《赖古堂全集》。

周亮工任福建部政使在闽生活前后长达20xx年之久，对闽风土人情极为熟悉。《闽小记》对福建各地的风土民情、物产习俗、人文景观、遗闻轶事都有详细记载。间有考证和议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盖兴到即书，偶然未检，然在近代说部之中固为雅驯，可观矣。书中所记，不名一格，而自始至末，皆谈闽事。”如记中对福建莆田的几种著名海鲜，如蚌、牡蛎、江瑶柱等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先记总体印象：“画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闽中海错，西施舌当列神品，蛎房能品，江瑶柱逸品”。然后分论：

“西施舌”是一种海蚌。据说唐玄宗食海蚌时，觉其味美，不禁联想到绝代美人西施来，就赐它名为“西施舌”。《闽小记》中云：“西施舌以色胜、香胜，当并昌国海棠。”;莆田称牡蛎叫“虫代”。因其壳块垒相粘如房，故名“蛎房”。宋高宗问新科状元莆人黄公度说：“卿土何奇?”公度答：“子鱼紫菜，荔枝蛎房。”可见“虫代”在宋代已是莆田海珍之一了。《闽小记》云：“蛎房以丰姿胜，并牡丹。”又云：“西施舌既是西施之舌，蛎房其太真之乳乎?圆真鸡头，嫩涓欲过塞上酥。”江瑶柱莆田俗称“江瑶钮”。《闽小记》中对此记载特别详细：“江瑶柱出兴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双甲薄而脆，界画如瓦楞，向日映之，丝丝绿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过之，文采灿熳，不忝瑶名。……肉不堪食，美只双柱。所谓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则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与蛤中丁不少异，蛤之美实亦在丁，人以其小，多不审察，故独让江瑶擅自嘉名耳。”又云：“江瑶柱产涵江，癖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莆田这些著名海鲜，在周亮工的笔下，或记实，或传说，或喻物，或拟人，文采风流，跃然纸上。既有历史传承，又有自己的进一步想象，文笔很美。此外，如“蛏苗”、“土笋冻”及“乌贼”等也有风趣的记述。史称周亮工生平博极群书，爱好绘画篆刻，尤工诗文，信乎!

今有：《闽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闽小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闽小记》凤凰出版社20xx年版。

《清嘉录桐桥倚棹录》。

两书是专记以苏杭为主的江南岁时、风俗，名胜、人物笔记，顾禄撰。顾禄(1793—1843)，字总之，一字铁卿，自署茶蘑山人，清道光咸丰年间苏州吴县人。生年月不详。家境富裕，尽能供他长年挟资出游，观山揽胜，出席文酒诗会。袁学澜在《重过抱绿渔庄感旧记》中如是写道：“我与顾禄相识于青溪邀月榭。顾君正当意气风发、豪气干云、志向清狂之时。游方各地，寻访才俊。当地名贤、势族豪杰，皆在交往之列。日日驰骋在酒会文社之间，以豪侠自命。”嘉庆二十三年(1818)，母亲去世.，顾禄在家守孝，他不再出游或参加乡试，闭门无事，开始写他的苏州风土记――《清嘉录》。名字取自陆士衡的“土风清且嘉”之意。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桥倚棹录》亦刊刻完成，而顾禄的人生也走过了鼎盛的正午。他被友人陈某人诱惑拉拢，觑觎一位富族的家财，诉讼到官府，顾禄因此受杖刑，并且打入牢狱。道光二十三年(1843)，顾禄不堪打击，悄然去世。著作甚富，有《雕虫集》、《紫荆花院排律》、《骈香俪艳》、《酒春秋》、《看枫约》、《壶中揽胜》等十种，辑成《颐素堂丛书》刊刻出版。还撰有《羽族棋谱》，与友人合辑《烟草绿》一卷。

《清嘉录》和《桐桥倚棹录》是顾禄一生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顾颉刚曾评说：“顾铁卿以详记苏州岁时风俗，并加考订，著《清嘉录》成名”。《清嘉录》以十二月为序，记述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大量引证古今地志、诗文、经史，并逐条考订，文笔优美，叙事详实，是研究明清时代苏州地方史、社会史的重要资料。《桐桥倚棹录》则以苏州一带风景佳地、古今名人遗迹为纲，集建筑、掌故、诗文为一编，与《清嘉录》角度不同互为补充：“清嘉录以时间为经，桐桥以空间为纬”。两书虽然着眼于苏州的风土人情，但涉及整个江南地区。顾禄在《清嘉录》例言中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次及辇下，若他省别府，偶一援之，以证异同而已”。两书的特点是：“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此类著述或随笔札录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记述城坊建置，或发之于吟咏;或以之为导游。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桐桥倚棹录》为最。”(来新夏《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前言)。

两书记述清代江南的民俗风情，保存了不少可贵史料，如记“守岁”：“家人围炉围坐，小儿嬉戏，通夕不眠，谓之守岁”，并引周处《风土记》、周密《武林旧事》和吴自牧《梦粱录》关于守岁的记述;记“灯市”：“自腊后春前……至十八日始歇，谓之灯市”书中将灯形分为人物、花果、百族、奇巧诸类分别叙述，在它们的取名和描绘上颇化功夫。江南民间过元宵以“闹灯”为重头戏;谢灶《清嘉录》卷六《谢灶》条说：“初四、十四、二十四，比户祀司灶，谓之‘谢灶’。谚云：‘三番谢灶，胜做一坛清醮’”;养蚕：“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三四月为蚕月，红纸粘门，不相往来”，“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笼采叶，至村中茧煮，分箔缫丝，历一月，而后弛诸禁”顾铁卿《清嘉录》记苏州一地之习俗礼尚游览胜境，为晚近几士岁时地志之翘楚。王伯祥认为此书之趣，算是《荆楚岁时记》加《聊斋志异》，“读之如谏果回味，历久弥甘。”

道光十年(1830)，《清嘉录》付梓;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桥倚棹录》刊刻完成。《清嘉录》作为《颐素堂诗钞》之附书，一并流入日本。道光十七年(1837)日本出翻刻本。日人推崇其诗为：“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赞《清嘉录》则是：“慎而不漏，诙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日本学者朝川鼎为之序，视为方志邑乘之重要补充。日人甚至到苏州寻他，封他作才子，面陈仰慕之情。

今有：《清嘉录》，王迈校点，凤凰出版社1999年版;《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清嘉录·桐桥倚棹录》来新夏、王稼句点校，清代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20xx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七

1、《诗三百》：即《诗经》。《诗经》在先秦时不称“经”，而是称“诗”或“诗三百”，如《论语》引《诗》评《诗》即是如此。《诗经》本有305篇，举其整数，故称“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有沿称“诗三百”的。

2、风雅颂：是《诗经》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共有十五国风，160篇，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

3、四家诗：指汉初出现的传授《诗经》的齐、鲁、韩、毛四家诗。前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分别亡于三国、西晋和宋时。《毛诗》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流传至今。

4、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5、赋比兴：《诗经》常用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赋指的是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比即比喻或比拟。兴即托物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一.是依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

二.“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雅又分为小雅、大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一.《七月》这首诗叙说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的辛苦劳作。

二.全诗八章，大体依照春耕、蚕桑、收割、打猎、修缮房屋和年关祭祀的次第，按月歌唱，平铺直叙一年四季适应不同节候的各种劳作，也反映了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

一.表达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治国政策的批评，形象生动，情感浓郁。

1、揭露宫闱丑行，如《邶风•新台》。

2、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人民极度愤慨，予以严厉批评，如《墉风•相鼠》。

三.对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b.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如《邶风•北门》。

c.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如《王风•黍离》。

d.称颂执政者的诗。

情爱诗的内容：

a.歌咏美丽的爱情，反映出周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如《郑风•溱洧》写男女自由表达爱情;《邶风•静女》诗风温文典雅。

b.《诗经》中还有许多抒写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

分析《诗经》史诗重要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要内容)。

《大雅》五篇史诗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一.叙述了周人之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迹和传说。

二.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件，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了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三.周人史诗还有先祖神话的记述，如《生民》写始祖后稷的出生。

四.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思想，也是周人史诗的主要内容。

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

一.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首先，作者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如：《伐檀》、《硕鼠》一类地位不平等和不劳而获现象表示不满的诗;又如情爱诗《氓》。

其次，作者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的。如《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再次，叙事诗的诗作中也包含著作者的情感。如《七月》叙述农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的劳作，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浓郁的不平之气。

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式。

1.赋是《诗经》运用最多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

a.直接叙事的如：《七月》。

b.直接刻画描写如：《溱洧》以春日为背景，继而特写一对恋人相约游玩的对话，最后又转向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热闹场面的描写。

c.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社会政治诗、情爱诗都是如此。

2.比，一般说就是比喻。

a.修辞意义的手法，诗经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如《卫风•硕人》中连用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

b.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等。

3.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兴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起到起韵的作用。

a.兴与诗歌情思相关，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起彼伏的水鸟和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

b.兴与诗歌情思不相关的，如《唐风•山有枢》。

三.形式和语言方面的几个特点。

1.重复复沓的结构形式。

a.字词随变而意义相同，如《关雎》。《诗经》中这类同义复沓的重章之歌较多，其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效果。

b.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如《黍离》。

2.语言上，《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但又参差变化，比较灵活，如《伐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节奏鲜明，音韵谐恰，有天然的音乐美感。词汇丰富、大量的双声迭韵的连绵词和迭字，增加了诗歌的韵律美。

结合具体作品说明赋、比、兴的含义。

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为“六诗”或“六义。

1.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方式。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

a.直接叙事的如：《七月》。

b.直接刻画描写如：《溱洧》以春日为背景，继而特写一对恋人相约游玩的对话，最后又转向青年男女踏春游戏热闹场面的描写。

c.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社会政治诗、情爱诗都是如此。

2.比，一般说就是比喻。

a.修辞意义的手法，诗经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如《卫风•硕人》中连用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

b.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等。

3.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兴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起到起韵的作用。

a.兴与诗歌情思相关，如《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起彼伏的水鸟和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

b.兴与诗歌情思不相关的，如《唐风•山有枢》。

参考答案：《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汉乐府民歌作家、建安诗人、陈子昂、杜甫、新乐府运动诸诗人等的乐府作品，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泳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1、谈谈先秦历史。

散文。

的发展及特点。

参考答案：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祥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都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划，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记事记言声情并茂。

2、简述《春秋》的写作特点。

参考答案：(1)《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它强调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定名分和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2)它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按事件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系统。(3)它的语言简炼含蓄，准确谨严，选词炼句，十分仔细，一字之中常“寓褒贬，别善恶”，被后世尊为具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

3、简述《左传》的进步思想倾向。

参考答案：《左传》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1)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2)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地频繁战争;(3)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1、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2、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称为“至圣”，《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著作。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后世称为“亚圣”，《孟子》是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

3、老庄：老子和庄子的合称。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道家后学对他思想的记载和发挥。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代表，《庄子》是他与其后学的著作的合辑。

4、《韩非子》：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书融合并发展前人之说，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的法制学说体系。其文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

《论语》中的《季氏将伐颛臾》、《墨子》中的《兼爱》、《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齐人有一妻一妾》、《民为贵》、《庄子》中的《秋水》、《荀子》中的《天论》。

1、谈谈先秦诸子的发展概况及特点。

参考答案：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与之相应，文风上也各具个性和风格。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2、简述《论语》的文学价值.

参考答案：《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对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等性格形象的塑造上。其塑造绝大部分并非有意，真实反映了说话人原始的性格和风貌。如孔子的思想深沉、举止端方、平易温和及愤怒状、狼狈态。也有少数篇章是经过作者的加工来表现人物性格形象，如《侍坐》。其次，《论语》言简意赅，朴素生动，富有哲理和情感色彩，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地语言风格。有不少警句成为后人生活、学习、工作的。

座右铭。

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等等另外《论语》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浅显。

3、谈谈《孟子》的文学价值。

参考答案：《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其次，《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或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妙设机巧，引人入嗀，层层紧逼，步步追问，势不可当，如“齐桓晋文之事”。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让对方摆出论点，树起批驳的靶子，然后因势利导，层层推进，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或用比喻和寓言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鱼我所欲也”章。再次，《孟子》词彩华赡，痛快流利，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不少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都成为。

成语。

至今流传。

4、《庄子》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什么地方?

参考答案：《庄子》在诸子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首先，它善于通过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强的寓言故事说理，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炉，使深邃的哲理形象生动，充满情趣。《庄子》自言寓言占十分之九，现在统计有180余则。这些寓言想象丰富，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和说服力、感染力。其次，《庄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选象组象，大胆夸张，波诡云谲，意境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逍遥游》中的大鹏展翅图景写来异常雄阔。再次，《庄子》的语言，在诸子中成就也最高，不仅嘻笑怒骂，激情澎湃，气势磅礴，而且语汇丰富，造语新词，如“逍遥”、“浑沌”、“造化”、“志怪”、“小说”、“寓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至今还广为运用。

5、简述《荀子》散文的写作特点。

参考答案：《荀子》文章主要是长篇专题性论说文，全书体例完整，表现出较高的组织和分析能力，其写作特点主要有三点：(1)善于围绕题目或一定的中心，反复说理，层层展开论述，结构绵密严谨，说理透辟，发挥尽致。(2)比喻繁富精当，既能生动形象地阐明道理，又朴素简赅，富于启发性。(3)风格沉着深厚，语言朴素简洁而词彩缤纷，句法整练而富于气势。

一.形象化的说理。即通过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

二.语句上的韵散结合。《老子》的语句简短而比较整齐，有的整章用韵，有的韵散相间。

简述《论语》的文学特色。

一.《论语》多为简短语录，词约义丰。

二.有的章节能够通过言谈举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

简述《墨子》的文章特点。

一.有小到大，连类比喻，逐层推理。

二.质朴无华，遣词造句口语化。

简述《荀子》说理文特色。

一.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辟，淋漓尽致。

二.长于比喻而少用寓言的特色。《荀子》中寓言极少，而他为了说理所使用的比喻，却丰富多彩，层出不穷。

简述《韩非子》说理文的特点极其寓言的特点。

一.明切犀利，冷峻峭拔，而极善分析，条理严密，议论透彻。揭破世间实情毫不掩饰，能道他人所不敢道，词锋锐利。明切和犀利，造成了作者散文冷峻峭拔的风格。

二.韩非子最具文学色彩的是他的寓言。《韩非子》中共有寓言300多则。如“买椟还珠”、“狗恶酒酸”等。

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如，《郑伯克段于鄢》，记叙春秋初期郑国王室内部兄弟、母子之间一场争夺王位的残酷斗争。

这一场历时长久的劝争，《左传》作者仅用了500余字，就把时间的起因、发展、结尾叙述的得明白生动。

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如，《晋公子重耳之亡》叙述重耳历经20xx年的流亡生涯，从一个贪图安逸的贵公子，最终成长为一位心胸宽阔、胆识具备的政治家。

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左传》擅长写战争著称，它记叙了春秋时期许多场大大小小的战役，往往注重对双方战前谋划的叙述。

四.善于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简述《战国策》的思想内容。

参考答案：《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得斗争及其有关谋议或说辞。在对列国统治集团间那些权谋、谲诈、角逐、战争、残杀活动的记述中，揭露和批判统治者的腐败与残忍，也表现了作者对权谋的推崇。在对诸国频繁的战争、苛重徭役及草菅人命的描述中，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苦难。此外，还记载了许多政治开明、坚持正义、反抗强暴的君主、卿相、士人、下吏的事迹，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贵士倾向及对勇敢、正义和进步意识的歌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的人生观。

一.铺张辩丽，夸饰恣肆的风格。如苏秦说秦惠王连横以争天下的说辞，排比夸饰，气势丰沛。

二.把握对方心理，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如《触龙说赵太后》。

三.摹绘人物，形貌毕肖。如，《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说秦王失败而归的形象，回家后“妻不下纴，嫂不为炊”。当苏秦游说成功后“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效迎三十里”。

四.引譬设喻，善用寓言。比喻如，“狡兔三窟”、“抱薪救火”，寓言：“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惊弓之鸟”等。

一.雄辩色彩。

a.把握对方心理，循循诱导，引导对方不知不觉地投入到自己设置的机关中，使对方心悦诚服。

b.气势丰沛，是非鲜明，一旦对方被纳入，便铺张扬厉，纵横恣肆，步步逼近，不给对方辩驳的机会。(例《许行》)。

二.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说理。

典型事例如，《齐恒晋文之事章》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实。

比喻如，为了说明“不能”与“不为”，以“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这折枝”。

寓言故事，著名的如《梁惠王》“五十步笑百步”、《公孙丑上》“揠苗助长”等。

试论《庄子》寓言特色。(即《庄子》的文学特色)。

一.奇幻诡的想象，如《逍遥游》。

二.人物形象的出神刻画，如《逍遥游》。

三.细腻逼真的描写。

四.偕趣和讥刺横生。如《秋水》。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八

撑起两根穷骨头是指人要有骨气，曾国藩一生以穷为荣以穷为本，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他绝不把当官所赚的钱留给后人，这就有疑问了。自从曾国藩发迹后湘乡出来很多人，因为曾国藩喜欢用乡人。曾府也成为湘乡第一府第，曾家也一度成为湖南首富。难道建曾府或是湖南首富的曾家就没有曾国藩一分钱?其实这里面还真没有曾国藩什么事。曾国藩确实很节俭，但他的几个兄弟却是一个比一个贪。他自己兄弟五个，最贪的是五弟也就是在家族里排行第九的曾国荃。曾家兄弟打仗都特别狠，除了曾国藩外打了胜仗后都喜欢屠城，然后把所得的金银财宝据为己有。老九曾国荃就这样敛财无数。曾国藩对大家庭的兄弟们无可奈何，但他对自己子女确实很严格。两个儿子都非常节俭，一直都过得很清贫。曾国藩是死在两江总督的任上，难道他真没有留一点钱给他两个儿子吗?有个小小的例子可以反证：曾国藩死后他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为官了。老大曾纪泽比较有名，曾经是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当时国家比较穷，曾纪泽在驻英、法大使期间甚至把自己的薪俸贴补到建使馆或是外事活动中去了，而他节俭得衣服都舍不得买。老二纪鸿则是北京一名低级的官吏，比他哥哥还穷。有次纪鸿生了一场大病，看了病后竟然拿不出钱去抓药，想向哥哥借钱，但一是哥哥不在国内，二是想到哥哥也不宽裕。这时曾国藩才离世不久，如果留了钱的话两个儿子不可能会过得那么的拮据。在万般无奈之下还是左宗常知道了这件事后出手相助。当时左宗常热泪盈眶，说平时最不服曾国藩，但现在不服也不行，两个孩子身为名门之后，清廉自省到这个地步，老曾真是教子有方啊!

曾国藩平时就穿家里老妻织的布衣。一生只做过一件高档衣服，那还是他金榜题名时做的一件高档料子的长袍，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在大场面时才会穿出去，回来就赶紧脱下收好。这件衣服穿了三十年，一直到曾国藩去世时还是崭新崭新的。

曾国藩在南京任两江总督时把家眷都接过来了，有一次李鸿章请曾家的女眷吃饭，这时曾家两个女儿还没出嫁，听到请客的消息都很高兴，但发愁的是两人只有一条绸缎裤子，这条裤子还是大嫂留下来的。那谁穿这条裤子去赴宴呢?姐妹俩为此吵了一架，小妹妹没争羸就大哭起来。于是曾国藩就做小女儿的工作，说等明年如果我还做两江总督的话我就给你做一条更漂亮的裤子，小妹听了才破泣为笑。

曾国藩名言：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九

唐代反映京城歌妓生活的笔记。孙棨撰。孙棨，字文威，自号无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唐昭宗龙纪中和(889)前后在世。曾官侍御史及中书舍人。一说曾为翰林学士，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以为此说不可信。著有《北里志》一卷，写成于中和四年(884)。

《北里志》记载中和以前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北平康里的歌妓生活，故名《北里志》。记大中进士游侠平康事。孙光宪以为棨意在讥当时宰相卢杞。书中反映了当时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少数条目也反映了歌妓们的痛苦和对爱情的追求，并保存了一些文士和歌妓的诗歌作品，为后来编集唐诗者所采录。

《北里志》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载娼妓的专著。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市井妓女这一历史群体发展的整体特点，以及市井妓业逐渐成为一门行业所反映出的历史内涵，以及它在整个唐代社会及由唐入宋的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如“东回三曲”一则所记妓女的级别、来源、老鸨与妓女的关系、妓女的生活起居等，可供“中国娼妓史”和“中国社会史”提供原始资料：“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筋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益有期于诸妓也”。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十

唐代历史琐闻类笔记，赵璘著。赵璘，字泽章。平原(今属山东)人生卒年不详。大和八年(834)进士及第。开成三年(838)博学鸿词登科，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后官衢州刺史。由于赵璘是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贵族柳氏的外孙，家世显赫，多识朝廷典故，故所记多为第一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

《因话录》共6卷，分为5部，所记皆唐代事。以音乐“宫商角徵羽”分卷：卷一“宫部“为君，记帝王;卷二、卷三“商部”为臣，记公卿;卷四“角部”为人，记不仕者，并附以谐戏;卷五“徵部”为事，多记典故;卷六“羽部”为物，记无所归附的见闻杂事。在唐人笔记中，《因话录》涉及的方面较广。如卷五谈御史台故实，极为详细，又叙高宗时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称号，均可以印证《唐书》中有关官制的记载。书中叙及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三)以及文淑僧讲经(卷四)、女优弄假官戏(卷一)等事，都可供治文学史、戏曲史者参考。该书文字比较浅近通俗，也是一大特点。但其中也有失实之处，如卷一记刘禹锡除播州刺史一条，其细节就与当时事实有出入，为司马光《通鉴考异》所指摘。

今有：《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十一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一句话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样表明了对劳动的尊重和对劳动成果的珍惜啊，浪费无疑是可耻的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也许有人会说未雨绸缪未免操之过急，而世事变化无常，不可能找到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啊，可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临渴掘井是行不通的啊，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可能是饮鸩止渴，使得问题变得更糟啊。这句话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啊。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饭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作者喜欢这种平淡、朴素、简单的生活，几只青瓦和陶土做的器具摆放在桌上，投下了一片阴影，而在碗里盛着赏心悦目的绿色，那蔬菜还滴着露的时候就从菜园里采摘下来了，新鲜极了，比油腻的鱼肉更美味。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一方面，不可否认，欲望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它就像一株生命旺盛的草，只要有适宜的条件，便会恣意生长。也许我们会为了华屋良田，为了美人而不择手段，再也无法做到“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毒害，家有华屋、良田、娇妻又有什么不好，只要通过正当手段得来的就好，否则奋斗的动力和意义就不存在了啊。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这几句都表明对子孙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用好的教育方法才有用，不光要让子孙读好书，好读书，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淳朴的品质教化子孙才行，这样后代才能长盛不衰啊，否则只会使三代而衰这句话应验啊。

《朱子家训》俨然是一部家庭教育的典范。“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作者仿佛在我们的耳边呢喃低语，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希望我们子孙后代能理解作为一个称职父亲对家庭的操劳，他希望家庭永远是那么的和睦，这样社会安定，人人安居乐业是多么美好的景致啊。

但文中最吸引人的还是为人处事的智慧，就是时间流逝，岁月如梭也掩盖不了文字的光彩，当真是字字珠玑，这些文字仿佛是古琴流出的音符不经意间紧紧地围绕在我耳边迟迟不散，在荒烟蔓草的年头，这些质朴的格言早已超越了文字，幻化为贤者心灵的法则。“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这是作者的悲悯之心在不甘的呐喊;“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作者在用自己的语言阐述着“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屈”这一永不褪色的至理名言。而“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交友要考虑的第一要素，谁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辨识朋友是多么重要啊!“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意味着宁静致远才是真理，用平静的心来看待事物才有正确对待事物的可能啊。“施惠无念，受恩莫忘。”是感恩的芽在心中萌发，是乐于助人的心在风中自由地飞扬，只有舒展翅膀才能飞的更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是在我们的视线被迷雾遮蔽时的一缕阳光、一阵微风，虽然力量有限，却能驱散迷雾，带给人温暖。

古代文学史读书笔记篇十二

世人都知道做事之前要立志，立志是成事的根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能坚持走下去的却很少。立志不光是青少年的志向，也是作为人生各个时期、不同年龄段的主导方向。前一段时间看了百家讲坛郦波教授讲的曾国藩家训。曾国藩是晚清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是无论是欣赏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都对他所撰写的《曾国藩家书》推崇备至。像主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平生最佩服也是曾国藩，据说蒋介石床头只放《圣经》和《曾国藩家书》两本书。

曾国藩的家境虽然不太富足，但也不是一贫如洗，他在家中是老大，所以无论家中再穷，也让曾国藩上了私塾，尽管曾国藩很努力，但是他实在“太笨了”，背诗文词句总是说了上句记不起下句，为此气的老师指着就骂他，天生的蠢货。在公元1820年，一个腊月里头数九寒天的夜晚，在湖南湘乡的一户人家的一个屋子里，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正在点灯苦读。此时这户人家的房梁上趴着一个贼，他就打算等这户人家的灯都熄了，趁着黑灯瞎火他好下来偷东西。这应该是富人家，也少有吃苦的后代。这小偷主意是没错，这想法也没错，这孩子也正读一篇普通的文章。可问题是底下读书这孩子他特别的笨。他在底下背这篇《岳阳楼记》，磕磕巴巴地就是背不下来，半天才吭哧一句下来。倒腾来一遍倒腾去一遍，弄了十几遍下来小偷都基本上会背了。这个小偷到后来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看着天就要亮了必须得有所行动。所以他极其恼火，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蹭的一下从房梁上就跳下去了，满肚子怒火上前一步，劈手把他手里的书夺过来，往那个桌上啪的一扔：“瞧你个笨样，你说这文章有什么难背的?”说着小偷一张口，就把《岳阳楼记》背了一遍。他被背诵背顺了，再指着他骂他，“瞧你笨的，还读什么书呀?”说完了袖子一甩满脸激愤地扬长而去，东西也不偷了。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贼叫什么名字，但是有幸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笨小孩他叫什么名字，他当时名字叫曾子城，这个名字大概我们都不熟，但他后来改了个我们都特熟的名字，就是曾国藩。

就是这样一个笨小孩，凭着自己的立志，凭着自己坚忍不拔的毅力，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实人不在聪明笨拙，而在与人的立志、专一。曾国藩曾说过：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在曾国藩家训中，分门别类的涉及了养心、求学、居家、交往接待等方面。细细读起来，他的每一篇“家书”，都有一个哲理，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交往都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