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实用11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我们应该践行绿色生活。要突出重点，将重要的事项和成果放在总结的核心部分。以下是专家总结的一些保持健康的小窍门，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一

治先秦史的人，除了必须有古文献的修养外，还要懂得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否则难以胜任。而治先秦考古的人也必须懂得古文字和古文献。李先登先生长期从事先秦考古学研究，论著不少。先登是个勤快人，又是考古专业科班出身。从早年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师范大学，到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长期工作，数十年中，始终不忘田野考古，尽可能找机会参加一些田野考古工作，同时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博物馆藏品和古文字与古文献的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最近，他将过去发表的论文辑成一书，名曰《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夏商周青铜文明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研究领域，先登的研究比较重视这个文明的起源，包括城市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和青铜器的起源，以及这个文明的某些重要内容。这些都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近年来研究者甚多。从表象上来看，各家的观点颇不一致，实际上差别并不很大。就进入文明的时间来说，目前主要有夏代说和龙山说，也有把时间定得更早或更晚的，乍看起来相差很远。但实际上，龙山说者并不认为当时已有成熟的又明，只不过是说当时的社会有了明显的分化，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机构也就是国家的雏形，从而区别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或原始共产制社会。而夏代说者并不认为夏代的文明是一个早上突然出现的，在夏代之前还有一个长期酝酿、转变的`过程，龙山时代则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时期。主张文明起源更早或更晚的也并不否认这些基本事实。这里固然有对文明概念的理解问题，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考古资料的揭示、评价与解释的问题。先登基本上是夏代说者，但是他对龙山时代和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实际情况，而不至于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

由于对文明起源时间早晚的认识不同，从而对文明的地区与模式的看法也不相同。夏代说者强调中原的突出作用，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基本上是一元的，但并不否认它的起源除中原以外还有其他地区的多方面的影响。龙山说者强调起源的多地区性和文化多元的特点，同时指出多元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有显著的相互作用和逐步趋同的倾向，只是在进入夏代以后中原的中心作用才逐渐形成，因而主张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

文明起源有一个过程，经历的时间相当长，可划分为若干阶段，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文明究竟有没有一个标准，进入文明社会是不是应该有个标志，是不是可以根据某些标志的出现来确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则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就中国而言，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的出现似乎就是这样的标志，所以一些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有意义的。鉴于目前考古资料还不能说是很充分的情况下，有些研究还属于探索性质，这是大家都容易理解的。相信今后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会日益明朗起来，那时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也必然比现在深入得多，必然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

先登治学态度谨严，他认为有把握的问题便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就设法向有关人士请教。例如三星堆青铜器的年代问题，除了注意从形制和花纹的比较研究以外，还特别注意到制作技术的特点。前者是自己熟悉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当然是比较有把握的，但他觉得还不够，还必须从制作技术方面进行观察，必须虚心向有关专家求教。他是这样做的，从而得出了单是从类型学角度所得出的不尽相同的结论。不管这一结论是不是还有商榷的余地，这种治学的态度和精神却是值得大为提倡的。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本质是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依最高人民法院于6月2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和赔偿主体。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对当事人主体范围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例如，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被害人是指直接的受害人，还是间接的受害人？被告人是否包括未犯罪或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笔者就附带民事诉讼主体问题略表管见。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依照《解释》第84条、第85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以下几种：

1.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被害人能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从《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又有《解释》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这里的犯罪行为是指可能被追诉的行为而不应确指为法院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遭受物质损失是由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犯罪事实造成的，就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限于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犯罪对象，也不管被告人侵害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受该犯罪事实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的罪数和罪名的限制＆1。

《解释》规定被害人的范围中的“公民”值得探讨，本人认为凡是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均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应不以公民为限，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符合入世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国际条约的信守。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民事活动是通过法人来进行的，因此法人是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一般来说，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应均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其主管组织或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提起。被害人在附带了事诉讼中享有原告人的地位。

2.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被害人已死亡后，其近亲属以自己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对于近亲属的范围，《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范围较《刑诉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大，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近亲属的范围如何确定？从《婚姻法》第28条的规定与最高院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下称民通意见)第147条的规定来看，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的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较合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已死亡被人的近亲属可以作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并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应符合以下条件：（1）近亲属对于已死亡的被害人生前存在着抚养关系的，(2)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被害人确已死亡情况下进行；(3)被害人的近亲属能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实际的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3.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依《解释》第84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这法定代理人的诉讼地位不同于被害人及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此时其身份是诉讼代理人而不是原告人。理由是：(1)《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依照《民法通则》第12条、第13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是作为诉讼代理人身份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定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直接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指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能力人)的利益而不是本人的利益。(2)《刑诉法》第40条、第82条第2项、第3项、第5项的规定了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从而，法定代理人与当事人的内涵不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法定代理人不能列作当事人。虽然，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其并非是附带民事诉讼标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全部诉讼活动只能以被害人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2。

4.人民检察院。《刑诉法》第77条第。

[1][2][3][4]。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三

传统的体育史学研究模式主要传承古代史学模式，以“寻根史学”为重点，研究范围停留在体育制度史、体育思想史、体育运动史以及精英人物的体育实践活动的狭窄领域内。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史学的崛起，成为影响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学术界变革的重要学科领域，对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体育运动史、新民主主义体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的研究都有大的突破。可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体育史学遇到了学术危机。有的称之为“低谷期”，有的称之为“衰落期”，有的称之为“转型期”，北京体育大学谷世权先生则称之为“间歇期”［2］。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里，体育史学经过对史学危机的深刻反思，认定了“参与史学”“史学为现实服务”是体育史学今后发展的主线。有论者指出:“20世纪到21世纪之交，中国的体育史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其实质是，中国的体育史学开始由传统的‘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的变革”［3］。在“参与史学”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主题的体育史论著。这也为体育史学视野下移、学术转向做好了准备。当前，视野下移、微观史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其总的趋势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随着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化的发展，为社会、为民众服务意识加强造成的，与传统史学不一样的是，它一改过去只注重上层社会、聚焦官方活动、关注精英人物的研究取向，将视野转向下层、着眼民间，这一学术趋向在体育史学术界也得到一定的反响，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体育断代史的研究，无疑是体育微观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朝代体育史、断代体育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育整体史学的研究范围的拓展，要在一个朝代中拓展内容，除了在原有主体取向精英研究、官方研究的基础上，要将视野更多地投向下层，视线移向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生活方面，使之在体育史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研究局面，从而给读者提供更广阔的体育文化空间，可以说体育断代史研究，也是将民众体育生活史入主体育文化主流，是文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体育断代史不同于体育通史，体育通史不局限于一朝一代，分纪传体和编年体，按各个朝代列出框架，在各个朝代中再按项目进行章节写作。通常体育通史的各个朝代列出的内容基本相同，长期以来盛行的是编年体的写法，大多按年、时、月、日记载的排序。断代史也可以是纪传体的形式，可以继承“纪”的体例和“表”的体例，但又不受原有内容的束缚，扩大一些文献记载的范围，如某朝代体育与地理、某朝代体育与绘画、某朝代体育民俗、某朝代的骑射武艺、某朝代的球类运动等等，将体育通史每一个章节、每一项内容再一次划分和细化。

断代史可以对某个朝代最出色、最有特点的地方作重点研究，深挖史料、全面分析。可以弥补体育通史内容不够详尽之处。诸如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圈的问题，从空间和某种体育文化因素上看，晋南北朝最重要的体育文化圈主要有居住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匈奴、鲜卑、羌族以及汉族文化圈。南北朝主要有北方地区体育文化圈和南方体育文化圈。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圈，其体育特点是善骑射、摔跤、举重等项目。中原汉族体育文化圈，主要开展围棋、投壶、导引养生，魏晋南北朝，社会**造成文化的震荡、迁移、传播的加速，所以在历史上形成过多个体育文化圈［4］。此外，还有晋南北朝体育“边缘化”的问题，胡汉体育跨文化传播问题，地理环境与游牧民族射猎文化形成的问题，晋南北朝庞大家族体系形成与体育的关系问题。唐代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体育文化，可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博大精深，堪称中国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精粹。笔者于撰写出版了第一部古代体育断代史《中国唐宋体育史》。又在原书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唐代体育文化史》，并增加了不少内容，如地理环境与唐代体育文化、从唐代市民生活看唐代社会的体育消费、唐代的民俗体育文化、唐代体育文化传播、唐代绘画叙事中的民俗体育功能及其人文精神等，还专门对唐朝少数民族(突厥、吐蕃、鲜卑)的体育进行了比较研究;又对长安体育与地理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唐代长安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为唐长安民俗体育、端午赛龙舟、街巷蹴鞠创造了地理条件。唐长安是一个文化之都，文人墨客云集，他们用精彩的诗句描绘了当时各种体育活动，产生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5］。

体育断代史还扩大了对少数民族体育历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写到“射“文化时，指出:北朝少数民族地区是强弓大弩，驰马射箭，目的是求实用，而中原地区(南人)却完全相反，射的目的是“揖让升降，以行礼焉”，是礼教的需要。《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一书着重研究辽、夏、金、元各少数民族的体育，勾画出它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脉络，探明辽夏金元体育在中华民族体育中的地位和影响。该书还有辽夏金元狩猎文化、宗教与辽夏金元体育文化、辽夏金元的骑射文化、辽夏金元的武术、辽夏金元文学与体育、地理与辽夏金元体育、辽夏金元体育与服饰、辽夏金元民俗体育等章节，是一般体育通史很少有涉及的［6］。可以说，仅写一部体育断代史，就比一般体育通史相关内容增加数十倍的史料。

二、体育思想需要从断代史中挖掘资源。

体育思想史是中国体育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漫长的中国古代体育实践过程中，许多政治家、养生家、医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和哲学家，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了理性的认识，提出了各种的主张，这就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形成的很重要的理论基础［7］。各个朝代的体育思想又各有侧重，用断代史开辟一章或二章来讨论一个朝代的体育思想，可以更系统、详细、深入考释与阐述一种体育观念在一定时间段上的表现。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时期，在长达3中，兵连祸结、战乱频繁是最大的特点。西晋末年，西北一带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生活和文化逐渐与汉族融合，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时，从平城迁都洛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封建的政治经济改革，完成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治恐怖，士大夫普遍追求清净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加之汉时盛极一时的儒学由于汉末农民起义的猛烈冲击，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大大减弱，崇尚老庄虚无思想的玄学乘机而起。其后玄学又与讲求长生的道教、讲神不灭的轮回报应的佛教调和混杂，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这种情况在体育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对于魏晋南北朝复杂的历史状态下多端绪繁的体育史事，在一般体育通史中，只能作大略的描述。而且对其中不少史事则因为“通史”有限的篇幅而被忽略。《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详尽地论述魏晋南北朝体育思想，如:晋南北朝体育与宗教文化;魏晋家教文化与体育;魏晋南北朝体育的文化内涵;南北朝围棋与清谈玄学;南北对峙时期玄、道、医、佛与体育的关系;两晋南北朝的养生及其特点;晋南北朝体育与哲学。在一部书里用占1/4的篇幅内容来论述一个朝代的体育思想，这是一般通史不可能办到的，这正是体育断代史的优势所在。

(2)唐宋体育思想发达程度也是空前的，尤其是养生思想在唐宋两朝达到高峰，唐人在创造体育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精神生产活动，创造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物质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直接产物，如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理论、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都是精神文化的内容。列宁把这种精神活动的社会关系称为“思想关系”，人们正是在这种由物质关系决定的思想关系中创造精神文化的。唐代体育思想之所以绚丽多彩，正说明唐人在体育文化活动中思想十分活跃。在宋代文化特点中，学风丕变、儒学复兴与新儒学(即理学)的产生，是其特点之一。对于宋代理学与体育的关系，应当站在历史的角度，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分析。虽然宋代理学主“敬”与“静”的思想，对以外表动作为表现形式的体育活动是不利的，但其静坐养心、保养真气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保健身心是有积极作用的［8］。

(3)众所周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明末出现非儒非孔、非圣非君。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曙光。清代对西学的态度，最为流行的是代表大部分士人与清政府倾向的选择性价值认同“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神学)”的主张，这一主张发展成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中体西用”将文化体系分割为“道”和“器”、本和末、礼与艺，强调变器、末、艺而留道、本、礼。思想、文化界的剧烈变化对体育思想也有直接的影响。明清是我国古代养生学发展达到完善和系统的'时期，许多养生学家对古代养生书籍作了研究和整治，发扬精华，淘汰糟粕。荒诞不经者，皆略而不载。清代流行的太极拳，从形式上来说，是属于武术的养生，具有技击的特色。但从其主旨来说，则是属于养生类的体育，是我国古代导引术发展的结晶［9］。明清时开始用被视为宇宙本源的“气”来说明武术本体，从而成了传统武术“内功外拳”的技术结构。就连明清文化思想界重要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对体育也提出独到的见解和理性的提升。在清末体育思想近代发展中，洋务派、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生力军。严复认为:要与世界各国争强斗盛，最理想的国民应该是“力、智、德”三者具备［10］。这里的“力”指体力，“力、智、德”的排序，把体育抬得很高。康有为在《清开学校折》和《大同书》中提出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等诸方面的教育。他建议学校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且都应注重体操。梁启超也提出:“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今用之，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体操之学采用一、二。”［11］。还有谭嗣同、孙中山、杨昌济、陈独秀、蔡元培等一大批精英对体育都有论述。总之，明清不少上流人物对近现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体育思想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是他们的著述、体育主张与实践却研究得不多，尤其是这些体育思想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受众情况、传播情况探讨就更少，而要将明清广袤的体育思想进行详尽、有体系的整理，仅靠体育通史是难以做到的，这也需要由断代史来扩充。

三、体育断代史和体育通史的互补和兼容关系。

体育断代史描述的是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没有对历朝历代的体育运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因而会出现朝代与朝代之间有脱节，不相连贯的现象，甚至易出现缺漏和内容上的混乱，诸如唐代与隋朝、唐代与五代十国的连贯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往往在断代体育史中，上部写了《魏晋南北朝体育史》，一般接下来就写《唐代体育史》接着是写《宋代体育史》，这样就把隋朝、五代十国体育史遗漏了。宋朝与辽夏金元的体育断代史也是如此。而体育通史却能将相近、时间短的朝代贯通在一起。一般体育通史把“隋唐时期的体育”辟为一章节，把“宋辽金元时期的体育”放在一个章节，如1990年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而出版的作为教材的《体育史》则采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古代体育”“晋唐时期体育”“宋元明清体育”的划分［12］，使许多体育内容的发展沿革以及前因后果较完整地呈现给读者。通史中“先秦两汉时期体育”合为一章，使得原始社会至汉代体育的历史脉络一线贯通。但是先秦至两汉有原始社会、夏、殷商、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等时代的更替，仅用千余字来叙述这么长的历史，显然远远不够，就必须用断代史来弥补其中的不足。体育断代史在写作过程中，也往往遇到追溯前代与连续后代的问题，如追叙前代不足就会让人感到源委不清。因此，在撰写体育断代史时，有时不得不突破断代的界限，比如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得到快速发展。在撰写魏晋道教就必须论及其源，甚至更早的黄老思想。写唐朝百戏必须谈其源汉代西域百戏，写唐代体育中的社会规范必须论及儒学至汉代以来的发展。换句话说，写汉三国就要把秦贯通起来，写南北朝体育史，也不只是以南北朝为断限，可能要上溯至三国，写唐代体育史，也要把隋朝和南北朝涉及到，完全不涉及前代后朝的断代史几乎是很少见的，也是不可取的。中国历史上，有些史书是断代与通史并存兼修的，如唐朝李延寿修撰的《南史》《北史》中则有断代史，也有通史体例，还有《金史》《元史》均有这种兼容的情况。我国的体育史中大多是以相近几个朝代贯穿在一起，如1990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编写的《中国古代体育史》，又如崔乐泉主编的《中国古代体育通史》［13］。也有以社会历史进程划分章节的，如20版《体育史》教材［14］。实际上也存在通史、断代史并存兼容的，如1990年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该书以相近几个朝代为章，而节上却采用单个朝代叙述的写法，如第七章宋、辽、金、元时期的体育，节分两宋体育、辽金元体育等。其实，体育断代史也可以采用通史的体例，诸如秦汉三国体育史，在部分章节中，秦汉三国几个朝代是贯通的，《魏晋南北朝体育文化史》一书也都采用不以一个朝代为限，章节多以几个朝代上下承接。《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一书，虽以辽夏金元为主体，却也追溯唐宋，甚至上溯到匈奴的时代。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体育史书主要有通史和断代史两种体例。我国断代史体例的体育史书约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一般从史学角度说，应先断代后通史，但我国体育史则是先通史后断代史，因此体育断代史的体例规范大多受体育通史的启发。然而，无论是体育通史，还是体育断代史，都有优点和缺点。通史承接性好，一脉贯穿，使读者一目了然。但体育断代史对一个朝代的研究更为独立、完整和系统。目前从我国出版的体育史著看，有些是采用通史和断代史兼容并包的方法。这样可以使两者互相弥补不足，也足以说明通史和断代史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关系。体育通史和体育断代史共同表达出中国古代体育多姿多彩的历史，共同推进了当代体育史学的发展，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体育史作出了贡献。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四

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不利于统战，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2002年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00年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三、“高科技”基础质疑。

“多学科结合”“高科技”是它的两大宣传点。“高科技”集中体现在碳十四测年，其实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数据所依据的oxcal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获得公认的14c树轮校正方法，“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蒋祖棣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又怎么根据一个没有标准的方法，得出足以获得公认的科学结论呢？就14c树轮校正的算法而言，还是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的，例如国华盛顿大学的calib程序，全世界两千多个考古单位、实验室和专业人员为其注册用户。采用该程序进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国际考古界内无法尽数。“工程”采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国际14c专家已经指出它包含了人为加工的成分。“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发表时，作者是维也纳大学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竟成了学术争论中“值得指出”的论据！我们无意在学术讨论中重复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谈，不过这种对“小人物”的轻蔑居然从私下议论直登大雅之堂确实不太妥当。远的不说，人们能否用同样逻辑，根据工程14c专家中有几位博士、有几位算得上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来对工程14c研究加以评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具有68%的置信度，怎能以此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尺度？再说，工程的系列样品算法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有争议的、甚至明显错误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结论作为评判历代诸家历史年代研究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很危险的。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五

电子信息工程是一门应用现代化技术进行电子信息控制和信息管理的学科，主要研究信息的获取与处理，电子设备与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和集成。现今，电子信息工程应用于多方面，应用范围广。下文将对电子信息工程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

一、电子信息工程的概述。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信息技术逐渐诱发出一个单独的社会产业，而21世纪又是依靠网络信息技术来推动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电子信息工程及电子信息产业对于人们的影响必将是与日俱增的。因此，必须加强对于电子信息工程的研究，推动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的现代化进程，以便于及时良好地应对国际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带给我国的挑战。

电子信息工程作为一门学科，它是通过使用网络等现代的信息技术达到对电子信息的控制及处理的一种科学。电子信息工程主要是用来研究信息的获得与处理，以及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相关设计、开发与应用、集成等。现阶段社会上的各种生产生活都离不开信息技术，通过对电子信息工程知识的学习以及应用，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研发新产品为经济发展增值的进程。而电子信息产业则是由电子信息工程带动的一种新兴产业，这种产业主要以经营电子产品及信息产品为主。就目前来看，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业务融合状态以及产业链分化与整合的趋势都日益明显，这种产业作为目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带动力量，其行业的发展壮大，以及行业界限的消泯，都急需我们对其行业管理模式进行一定地探索与创新。

21世纪作为一个信息经济时代，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以及信息高速融合的情况下，电子信息工程在我国得到了极其快速的发展。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新经济类型，极大的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并为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贡献了力量，它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头戏。我国的各种政策有意识地向电子信息产业倾斜，为其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而在各种事物都飞速发展的现代，传统的信息模式已经开始被淘汰在历史舞台中，这更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一个契机。综合各种情况来看，电子信息工程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取代的趋势。

二、电子信息工程在各领域的应用。

1.电子信息工程在工程造价管理领域的'应用。

目前造价行业信息技术的运用有几个部分：以internet/intranet为内部、外部和内外通讯的网络平台，通过实施办公自动化和运用管理信息系统加强管理，提高办公效率;采用工程量计算软件、钢筋软件进行工程量和钢筋用量的计算，运用套价软件编制工程预决算;利用数据库技术建立指标收集和分析系统，用于已完工程的积累;利用信息网发布和获取信息，用于工程预决算的编制和造价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其在建筑行业的推广发展，我国信息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方面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人们在制定定额、编制标底、投标报价、造价控制等方面已经摆脱了手工劳动，实现了电子化、信息化管理，且各类工程造价管理相关软件的广泛应用就是最好的说明。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我国出现了大批为工程造价及相关管理活动提供信息和服务的网站。这些网站不同程度的提供了政策法规、理论文章，有些涉及项目信息、造价指标和材料价格信息等，它们为进一步建设全国规模的工程造价管理专项系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些网站没有统一的规划，有些提供的信息不够严谨、内容更新不及时，从专业角度来讲，还属于比较浅层的信息服务，难以满足深层次造价管理工作的需要。

2.电子信息工程在公路领域的应用。

分析高等级公路信息数据结构，可发现大量的信息是建立在相同数据库上的，不同的参建的人员对数据有不同的要求。建立在有纸办公的基础上的相同数据的查询、整理和使用不仅会造成的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还在管理中出现数据的更新不能及时反映到施工当中去。如公路工程中的计量支付，一些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工程计量中对工程进度、质量、费用的数据“描述”，还随时取算各种工程量数据书录指标，是工程信息管理的集中体现，计量数据的积累和发布还是工程信息管理的保证。计量时对照合同和工期，完成它对工程投资、进度的宏观调控功能。但目前人为的讲计量过程效率太低，数据发布缓慢，工程进度控制只能停留在宏观层次上，甚至只是为了达到支付的目的，同时人工计量中监理、业主方没有一套完善的“动态造价”(合同变更)来配合，建立起数字上宏观调控的体系。当然，关于工作效率和管理手段的其他三个重要方面：文件、质量管理和通讯联络，相对来讲也亟待改善的薄弱环节。解决目前管理现状的有效手段就是建立公路工程现代化计算机管理。

3.电子信息工程在农业机械领域的应用。

拖拉机与自走式农业机械电子化正向网络化、智能化、分布式控制技术方向发展。一台大型拖拉机和复杂农业机械，已装置了若干个标准的电子控制单元(ecu)，它实际上已是一个带有独立处理信息与控制功能的计算机智能控制终端，是针对农业机械使用环境专门设计的通用微型作业计算机，具有统一标准设计的接口5采用了控制局域网络(简称can)技术及其网络通信协议。

4.电子信息工程在日常设备中的应用。

随着人们对生活信息化的渴求，越来越多的日常设备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信息技术。如冰箱的恒温控制系统、彩电的数字网络功能等等。而日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汽车更是将信息技术在日常设备中应用发挥到了极点。

新的汽车电子系统由各个电子控制单元(ecu)组成，可以独立操控，同时又能协调到整体运行的最佳状态。举一个安全驾驶方面的例子，出于平稳、安全驾驶的需要，对四个轮子的操控，除了应用大量压力传感器并普遍安装了刹车防抱死装置(abs)外，许多轿车，包括国产车，已增设了电子动力分配系统(ebd)。abs+ebd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雨雪天气驾驶时的稳定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电子信息工程是集电子、通讯、信息技术为一体的专业，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或是产业，它已经与其他产业紧密的连接起来，是一门在任何领域都有所涉猎的学科，如今这个社会已经不能缺少电子信息工程的支撑和协助，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子信息在信息的传播、存储和应用等领域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由纸质载体储存和传播信息的一统天下，代表了信息业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使我国的信息化社会的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钧荣.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新趋势与科学发展规律[j].电子世界，20xx(6)。

[2]马贵忠.浅谈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新趋势及科学发展规律[j].无线互联科技，20xx(1)。

[3]冷爽.浅谈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科技信息，20xx(9)。

[4]赵升，朱翔鸥.电子信息类本科生培养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xx(23)。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六

目前学术界已开始更多地关注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南方青铜器研究也因此成为探索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南方青铜器的年代问题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着分歧，其原因不仅在于南方铜器多缺乏地层关系或共存陶器、铜器多不带铭文、铜器本身因具有地方性而不能直接与中原铜器进行比较等，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者所采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比如有的学者主要就各个铜器群进行个案研究，强调共出的陶器在铜器年代研究中的作用，而有的则是将南方出土的青铜器作广泛的比较；有的学者在将南方铜器同中原青铜器进行对比时注重铜器组合和器物整体风格的比较，有的则注重一类器物或铜器上一类特征的比较。此外，有的学者相信南北方具有相同或相近风格的铜器年代相近，有的则认为南方铜器在年代上存在着滞后。

二

首先应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入手进行断代研究。南方青铜器的出土范围广，相互间的年代和文化面貌差距大，所以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断代标尺以前，我们不宜将这些铜器进行泛泛的比较，更要避免在以一群铜器去说明另一群铜器的年代时陷入一种相互推断的循环论证之中。我认为在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尺的情况下，应首先对各地出土的铜器进行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进行进一步的横向比较。

但如何来选定个案呢？我认为首先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的个案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铜器群中的铜器自身就含有可用于断代的信息，如其中有的铜器带铭文，或者有的铜器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二是铜器群具有较为明确的地层关系和其他共出关系。具备这两个条件的铜器群，如新干、三星堆和屯溪铜器群都是理想的首选研究对象。

而对一个个案进行考察，至少应包括几个步骤。首先是对个案中存在的地层关系和各种共存关系进行研究。比如与新干铜器伴出的`有大量吴城文化的陶器，三星堆铜器不仅具有比较清楚的地层关系，并且出自一个时代明确的遗址。这些都是确定铜器的年代下限和进行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其次是对青铜器本身加以考察。考察时，我认为铜器的组合关系更能体现时代的特点，相对于器形和纹饰而言更为重要。同样地，一组铜器在器形和纹饰上的整体风格比某些单件铜器的风格更为重要，而一件铜器的总体特点又比铜器上的局部特点重要。一些南方铜器上的局部的地方特点所含有的可供断代用的信息并不多，依靠这类特点来推断各地出土铜器的年代的方法是缺乏有效性的。第三是可以就一些个案中的重要器类进行专门研究。但这种研究常常超出了个案的范围，如对长江流域出土的铙、尊和卣的分析等。这类研究有助于说明这些器类的发展演变和南方各地青铜器之间的关系，但仅是对个案研究的重要补充，而不应成为整个南方铜器断代研究的基础。最后，我们还需要将南方青铜器与中原出土的相关青铜器进行比较。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南方青铜器与中原铜器进行的比较研究。考虑到南方青铜器自身缺乏一个有效的断代标尺、出土单位的年代和铜器本身的年代可能存在差距、以及同一个单位中出土铜器的年代可能也不完全相同等因素，对南方青铜器进行断代研究还需要利用中原青铜器年代学研究的成果。

要进行这种对比研究并要确保对比的有效性，首先就得确定什么类型的铜器是具有可比性的，这就涉及到要将南方青铜器从文化属性上加以界定、以及如何进行界定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南方出土的青铜器大概有两种类型，一是中原型，主要指那些在中原地区铸造后流入南方地区，或者是器形、纹饰和铸造技术等均与中原铜器相同的器物；二是地方型铜器，主要指那些在上述方面与中原铜器有所不同的器物，它们或者是在当地铸造的，或者是用中原铜器改造而成的。地方型铜器的情况比较复杂，若加以归纳总结，那么大概会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只见于一个地区并在该地区具有普遍性的铜器，比如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它们不见于其他地区，而在三星堆也不只是个例，就属于地方型铜器。第二种情况是那些有可能起源于当地的铜器，比如新干的扁足鼎和长江中下游出土的铜铙，它们也属于地方型铜器。第三种情况是如果铜器具有某种特点，这种特点与中原铜器相比具有特殊性，并且在当地也具有普遍性，那么凡带这一特点的器物就可以归为地方型铜器。比如新干带燕尾纹的铜器，以及长江中下游出土的带蛙纹、蛇纹等的铜器。第四种情况是如果铜器带有某种特点，这种特点尽管在当地不具有普遍性，但如果它与从中原铜器中归纳出的特点完全不相符时，那么带这一特点的器物也就应该是地方型铜器，比如新干的足断面呈半环形的鼎。最后一种情况是与当地的陶器具有相似之处的铜器，比如新干的折肩鬲以及长江下游出土的带棘刺纹的铜器。目前的许多研究还划分出融合型，但一件铜器上的地方特点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方是地方型或融合型，这是很难界定的。

在利用中原铜器的年代标尺进行比较时，对于以上不同类型的铜器对比的有效性是不同的。对于中原型铜器，可直接加以对比。对于中原型和地方型共存的铜器，应首先比较中原型铜器，然后再以此推断共出的地方型铜器。对于具有可比性的地方型铜器，应首先比较器物的组合关系和总体风格，而不是单件的器物或一些局部的特点。在比较一些有可能是起源于当地的铜器时，我们可以参考中原同类器物的年代，但却不能视中原铜器的年代为南方铜器的年代上限。对于那些不具有可比性的地方型铜器，就往往很难直接用中原铜器的年代标尺来推断它们的年代。

四

在同中原青铜器进行比较时，还需要合理地理解和运用文化传播和文化滞后的理论。我认为，对于那些在中原铸造后又传入南方的中原型铜器，滞后论并不适用。对于那些只见于当地的地方型铜器，因为它们同中原铜器不具有共性，因而很难说是否存在滞后现象。而那些起源于当地的地方型铜器当然更不会滞后于中原的同类器。可见，只有针对那些既与中原铜器具有可比性，同时又不是只见于当地或者是起源于当地的地方型铜器，滞后论才可能有效。但在滞后论适用的范围内，仍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南方铜器滞后的时段不能超出由地层关系和伴出陶器所推定的年代下限；二是铜器组合和铜器群整体风格滞后的可能性要小于某一类器形的滞后；三是在中原型铜器和地方型铜器共出的情况下，地方型铜器滞后的可能性也不大；四是文化滞后和文化的历史沉淀性是有区别的，在具体分析时应对这两种情况加以辨别。

五

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注意南方青铜器中存在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在南方不同时期的铜器共出的情况比较常见，对此就不能简单地以时代最晚的器物去衡量其余的器物。又比如，一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较大距离的南方铜器常带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如新干大墓和长沙、资兴的越墓出土的铜器上都带有燕尾纹，新干和长江下游的屯溪、丹阳等地出土鼎形器的足断面都为半环形等。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得出这些具有部分共同特点但在时空上又明显存在距离的铜器都是同时代器物的结论，而是要看看这些特点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比如燕尾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纹饰在长江流域从商代晚期到春秋一直被用来装饰青铜器。但另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燕尾纹只是一种简单的几何纹样，它们很可能来源于对南方地区常见的编织物的模仿，作为铜器纹饰它们彼此间可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对这些特殊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定南方青铜器的年代。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七

我国每年应届毕业生总人数多达500万人，除少数（约占10%）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外，大多数毕业生就业并非易事。一方面企业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学生找工作费尽周折。表面上“人才”过剩，实质上是培养质量达不到企业的要求。

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放缓，建筑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规模膨胀，利润降低。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国内各大承包商纷纷走向海外，并把开拓海外市场做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在中央“走出去”的战略方针的有利引导下，企业需要适合国际土木工程的复合型人才。

一、涉外土木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在工程建设方面已经有了很强的技术积累和人才沉淀。然而懂技术的语言交流弱；擅长外语的又不懂工程。经验表明：让国际管理及外语专业的学生去学习土木工程的专业知识具有太大的难度。土木专业的学生在外语交流能力与国际法律法规、管理方法方面的知识是可以通过强化培训取得成效的。所以要培养国际型复合型土木人才，只能从土木工程师中培养。目前大部分高校土木专业开设的与涉外工程相关的课程仅限于“专业英语”，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此课程存在课时量少、教材落后、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培养出的学生远远达不到企业对涉外人才的要求。

社会需求直接影响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发展，尤其对以输出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独立学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培养方向。

二、涉外人才培養的可操作性。

（一）专业课程国际化。

所谓“国际化”即针对国际工程，以土木工程专业技术知识为基础，同时要求掌握基本的涉外设计、施工标准（英标、欧标）；普及以fidic条款为基础的涉外合同管理、融资、索赔等方面的知识。

日常教学中，可采取“校企合作”合理分工，学院专业教师侧重土木理论知识的讲授，而相关企业一线人员侧重讲解实际工程中常见的一些管理和施工技术问题及涉外知识。如涉外合同、海外工程承包知识等，将海外工程状况、管理制度与工程管理、施工技术等课程教学相互融合，渗透海外文化的同时，学生对实际涉外工程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从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

（二）双语教学普遍化。

在培养标准、原有学时学分分配比例以及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不变的前提下，主要专业课程采用双语教学，这些课程包括：结构力学、土木工程材料、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基本原理、钢筋混凝土房屋结构与砌体结构、钢结构、土木工程施工、工程项目管理等。中学生用英文完成有关作业，期末考试用英文出题、答题；对关键课程，特别是实战性技术或文件，聘请有关企业经验丰富的专家前来授课；工程英语写作、口语听力课程由外语系优秀教师及外籍教师承担；双语教学专业课程设计全部采用英文完成，最后一学期毕业设计设英文选题供学生自愿选择。

笔者20xx年开始对大一新生采用双语授课方式讲授“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在专业英语学习方面采取了多项有力举措，如：教材段落翻译、bbc工程纪录片欣赏、每课记忆30个专业词汇、英语提问对话等，学生反应热烈，学习热情高涨。

三、独立学院实施的局限性。

（一）师资力量薄弱，双语人才稀缺。

师资是人才培养的根本所在。目前大部分独立学院任课教师为新聘任的年轻教师、返聘的老教师和母体高校少部分教师。年轻教师在理论教学以及英语授课方面水平尚可，但实践教学缺乏经验，有的教师一毕业就进了高校，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而老教师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却缺乏英语表达能力。

因此需要学院管理层重视此方向年轻教师的实践能力培养，积极建立“双师结构”教师队伍，从而保障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质量。选派本专业年轻教师亲赴工地一线，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用于教学，使教学与实践紧密贴合。一方面有助于涉外专业课教学，另一方面也锻炼了任课教师，促进有志于双语教学的年轻教师水平的提高。

（二）学生重视不够，课堂教学受限。

笔者曾经就“开展双语教学以及是否有必要开设专业英语课”对土木工程专业20xx级60名学生做过问卷调查，2/3以上的学生认为用处不大。理由基本为：原本英语水平有限，以后工作也用不上。

学生对以后工作的估计不足造成了对涉外语言能力训练的不积极。有些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误认为涉外英语就是多懂些专业词汇，通过专业英语的课堂学习，应该就能够达到熟练阅读和翻译的水平，殊不知达不到很多企业对涉外人才的'要求。

涉外英语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以英语为工具，吸纳和输出专业技术信息。课程一开始就要让学生清楚学习目的及就业优势，从而有效调动学习积极性。另外，教师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应试英语教学模式，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课堂中多采用互动式讨论式学习。

四、结语。

如何开展好独立学院的涉外英语教学，需要从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从与相关企业的交流讨论中继续总结调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高质量、复合型的涉外土木工程人才，顺应市场要求，从而根本提升独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徐辉.开展“四双”管理培养订制海外建筑人才--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海外班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建设教育，20xx，（03）.

[2]汪明栋，杨尚明.“涉外土木工程”专业方向创办实践与成果[j].中国科技创新导刊，20xx，（23）.

[4]张雅洁.高职计算机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方法探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xx，（28）：193.

[5]曹红根.独立学院非计算机专业vb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j].科技信息，20xx，（35）：804，705.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八

初，我即仔细研读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当时即发现该书多处结论过于武断，而对于有争议之处，却不加论述，给读者感觉就是为了拼凑1046年！然因当时公务繁忙，未加以评论。今再读该文，觉得有必要一驳以正视听！

一、厉王在位年数。

《史记周本纪》未明言周厉王在位37年，后人根据前后文意统计为37年。这个37年是周厉王的在位年数吗？答案是否定的！已有多位学者指出根据《史记卫世家》、《陈杞世家》得证周厉王在位应在13－25年之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推算），《周本纪》此处的记载已被其他多处记载证伪。所以仅此一条即可推翻断代工程周代王年的结论！所以铭文记载有25年以上的必非厉王器也！

二、关于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数。

三、关于周穆王在位年数。

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铭文记年37年以上的铜器，如果穆王在位55年，剩下的难道竟没有留下一件铜器？所以《史记》载穆王在位55年必谬！

四、关于历谱。

西周的真实历法是否能复原？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不能完全准确的复原！《报告》承认“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主要有三条：一是西周历法岁首是建子还是建丑？二是如何置闰？三是当时所用历法是否连续准确？前两条已有多家评论甚至怀疑，后一条质疑的不多。西周的历法还属于观天授时的阶段，在西周近300年的时间里，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当时铭文所记的一切历日都是连续准确的？如果不能，那么即使今天编制的历谱是准确的，那也不能把3000年前的铜器铭文历日与今天的准确历谱对号入座。

另外，《报告》为了迎合自己制定的.历谱，西周十王皆即位次年改元，独独共王和共和是即位当年改元，实在是工程的一大败笔！

五、关于铜器铭文。

近代研究金文者，多喜欢对铜器断代，根据排定历谱和金文推出王年，结果是五花八门。那么出土的青铜器是否可以准确断代？应当说大多数不能准确断代！我们知道铜器断代主要依据出土情况、型制、纹饰、内容等。其中内容应是决定性因素，如果铭文记载“穆王五又五年六月初吉戊寅，王在周”，那可以断定穆王在位55年以上。但遗憾的是，西周没有一件铜器这样记载。那是否可以根据型制、纹饰断代呢？答案不言而喻！即使今天我们也可以铸成和晋侯苏钟一样型制、纹饰但内容不同的编钟。所以根据铜器断代不应是主要途径，更何况西周的历谱我们无法准确复原！

六、小结。

综上所述，西周断代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历谱，而应该对古籍记载去伪存真，再辅以天文、考古研究的成果。对于能够证伪的资料，就不要再迷信，如周厉王、周穆王的年数；对于不能证伪的资料，就不能随意抛弃，如周成王、周康王的年数以及“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一语等。也许在未得到更多资料以前，我们无法制定出准确的西周年代，但我们应该能够给出一份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周王在位年数。最近我将把我与同仁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汇报给大家。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九

初，我即仔细研读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当时即发现该书多处结论过于武断，而对于有争议之处，却不加论述，给读者感觉就是为了拼凑1046年！然因当时公务繁忙，未加以评论。今再读该文，觉得有必要一驳以正视听！

一、厉王在位年数。

《史记周本纪》未明言周厉王在位37年，后人根据前后文意统计为37年。这个37年是周厉王的在位年数吗？答案是否定的！已有多位学者指出根据《史记卫世家》、《陈杞世家》得证周厉王在位应在13－25年之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推算），《周本纪》此处的记载已被其他多处记载证伪。所以仅此一条即可推翻断代工程周代王年的结论！所以铭文记载有25年以上的必非厉王器也！

二、关于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数。

三、关于周穆王在位年数。

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铭文记年37年以上的铜器，如果穆王在位55年，剩下的难道竟没有留下一件铜器？所以《史记》载穆王在位55年必谬！

四、关于历谱。

西周的真实历法是否能复原？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不能完全准确的复原！《报告》承认“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主要有三条：一是西周历法岁首是建子还是建丑？二是如何置闰？三是当时所用历法是否连续准确？前两条已有多家评论甚至怀疑，后一条质疑的不多。西周的历法还属于观天授时的阶段，在西周近300年的时间里，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当时铭文所记的一切历日都是连续准确的？如果不能，那么即使今天编制的历谱是准确的，那也不能把3000年前的铜器铭文历日与今天的准确历谱对号入座。

另外，《报告》为了迎合自己制定的.历谱，西周十王皆即位次年改元，独独共王和共和是即位当年改元，实在是工程的一大败笔！

五、关于铜器铭文。

近代研究金文者，多喜欢对铜器断代，根据排定历谱和金文推出王年，结果是五花八门。那么出土的青铜器是否可以准确断代？应当说大多数不能准确断代！我们知道铜器断代主要依据出土情况、型制、纹饰、内容等。其中内容应是决定性因素，如果铭文记载“穆王五又五年六月初吉戊寅，王在周”，那可以断定穆王在位55年以上。但遗憾的是，西周没有一件铜器这样记载。那是否可以根据型制、纹饰断代呢？答案不言而喻！即使今天我们也可以铸成和晋侯苏钟一样型制、纹饰但内容不同的编钟。所以根据铜器断代不应是主要途径，更何况西周的历谱我们无法准确复原！

六、小结。

综上所述，西周断代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历谱，而应该对古籍记载去伪存真，再辅以天文、考古研究的成果。对于能够证伪的资料，就不要再迷信，如周厉王、周穆王的年数；对于不能证伪的资料，就不能随意抛弃，如周成王、周康王的年数以及“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一语等。也许在未得到更多资料以前，我们无法制定出准确的西周年代，但我们应该能够给出一份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周王在位年数。最近我将把我与同仁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汇报给大家。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十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应该运用课题质疑引领教学，进而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发散思维能力。分析了课题质疑引领教学的重要性，通过两大案例对课题质疑引领教学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课题质疑；引领教学；案例。

课题质疑不但能够让教师充分有效地引领教学，还能够激发小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小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

一、课题质疑引领教学的重要性。

课题质疑引领教学能够培养小学生的主动性与独立性。小学生正处于求知阶段，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其主动性和独立性都表现得明显不高。而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充分运用课题质疑，便能够引发小学生的好奇心，他们就会想“为什么这篇课文会取这个题目？”这样便在无形之中培养了小学生的主动性。进而带着疑问，小学生便会主动地去阅读课文，这样便又培养了小学生的独立性。下面就从人教版小学语文中的两个实质性案例进行分析。

二、课题质疑引领教学案例。

案例一：在《可爱的草塘》一课中，教师便可以围绕课题“可爱的草塘”对学生提出疑问，如，“作者为什么把文章的题目取为《可爱的'草塘》？”“草塘到底可爱在哪些地方？”“你们见过草塘吗？如果见过，阅读这篇课文后进行比较，看看你们见过的草塘可爱，还是作者描写的草塘可爱？”之所以对《可爱的草塘》提出多方面的课题质疑，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发散思维能力。在此课题质疑提出之后很明显能够引发学生思考，并主动积极地参与进课堂学习当中去。

案例二：在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下册《丰碑》一课中，教师可以结合本课题的图案，对学生提出这样的质疑“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中出现了五个军人，其中一个倚靠在光秃秃的大树下，大雪飘洒在他单薄的军衣上，其余四个军人向他敬礼的时候，他微微地扬起了左手……那么这篇课文为什么取名为‘丰碑’，这和图片中的人物动作与形象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在《丰碑》一课中之所以结合文中的图片对课题提出质疑，是因为图片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丰碑》故事的主要内容，但学生还没学习到这篇课文的时候，便不知道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因此提出质疑能够非常快速地使学生进入课堂，引导学生去领略军需处长无比崇高的精神，去发现他为什么成为一座晶莹的丰碑，去认识文章为什么会呼吁“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的激昂心声。

本课题用小学语文中《可爱的草塘》和《丰碑》两篇课文作为案例，对课题质疑引领教学进行了分析与探究。充分认识到在小学教学课堂当中运用课题质疑引领教学能够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并且为小学教师提供了全新的教学方法，让小学语文教学更具实效性和创新性。

话说夏商周断代工程论文通用篇十一

19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了几千万元的资金，让一向经费少得可怜的社科界瞠目结舌。5月16日在该“工程”启动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政府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提倡者抓紧机会，马不停蹄地接待媒体采访，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这显然是在说：一贯鼓吹“东周以上无史”的“疑古派”推翻战国以来三代同源、黄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不利于统战，副作用更加明显。“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领导。这还是预备性研究，真要研究起来，还不知是何等规模。由于事态还在发展，“走出疑古”的发展趋势还无法预料。

学者纷纷指出，“走出疑古时代”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是两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论实际主持的学者与这两件事息息相关，即使单就理念论，二者也是共通的。因此，根据“工程”的成败来检验“走出疑古”论，无疑是最恰当的。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汇集国内外经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54年间中国古典学的重大进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点的纯学术著作，《人民日报》（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标志着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大讨论由2000的网上落实到纸上。本文主要是围绕这一卷来讨论。

一、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错误。

假如现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个沙锅，在没有文字等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断定这个沙锅是生产的或者2003年生产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从时间上断开。令人吃惊的是，“工程”就是按断沙锅的思路确立夏－商界标、商－周界标的。

二、四大文明古国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国人有一种“五千年情结”，即坚信中华民族有比别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虽列其中，并宣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凑够五千年谈何容易！特别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么办？为了凑够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当老大，大家真是费尽了心机。“走出疑古时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五千年情结”，一再诉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他指责“疑古派”鼓吹“东周以上无史”，抹杀炎帝、黄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谈道，在相当多的西方书籍中，中国古代文明被列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个。中国人自己讲起50历史也总有点小心翼翼，不敢笃定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一个“凝聚力工程”，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因而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帝离现在约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明确把传说中的燧人氏与陕西蓝田猿人并列为距今100万年的时代，伏羲的时代被定为距今10万年，神农被定为公元前7000年前，黄帝被定为公元前3000年，并说“前2697为黄帝纪元元年。”这似乎反映了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落实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年，李学勤先生等亮相中央电视台，就“断代工程”接受了记者采访。被采访者中有位女学者，在发言中介绍了西方媒体有一种意见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女学者即席作了批驳，说，西方也有媒体指责我们搞民族主义。搞沙文主义不对，但搞点民族主义有什么错？美国也搞民族主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民族主义？“我可以肯定地说，民族主义是个褒义词。”可见“工程”成员大有“文不在兹乎”的使命。

三、“高科技”基础质疑。

“多学科结合”“高科技”是它的两大宣传点。“高科技”集中体现在碳十四测年，其实碳十四也只能测定相对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数据所依据的oxcal系列样品算法不能代表获得公认的14c树轮校正方法，“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国际标准”。蒋祖棣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这种说法出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又怎么根据一个没有标准的方法，得出足以获得公认的科学结论呢？就14c树轮校正的算法而言，还是存在国际公认的标准的，例如国华盛顿大学的calib程序，全世界两千多个考古单位、实验室和专业人员为其注册用户。采用该程序进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国际考古界内无法尽数。“工程”采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算法，国际14c专家已经指出它包含了人为加工的成分。“工程”专家的解释是：“值得指出的是，该文发表时，作者是维也纳大学物理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这又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还未跻身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竟成了学术争论中“值得指出”的论据！我们无意在学术讨论中重复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谈，不过这种对“小人物”的轻蔑居然从私下议论直登大雅之堂确实不太妥当。远的不说，人们能否用同样逻辑，根据工程14c专家中有几位博士、有几位算得上国际14c界的知名专家来对工程14c研究加以评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只具有68%的置信度，怎能以此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尺度？再说，工程的系列样品算法还包含了来自考古的有争议的、甚至明显错误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结论作为评判历代诸家历史年代研究对与错的标准，也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