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范文(优秀14篇)

在工作中总结是提高工作效率、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和追求卓越。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是提高写作效率和质量的关键，下面给出一些建议供参考。接下来是一些总结写作的范文，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一

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同学们多感慨此书行文散漫，思想飘忽，理解起来似乎总在得与不得之间。读过第二遍以后，这本书给我留下了远好过初读时的印象。《万历十五年》的文章叙述看似漫无边际，却是形散神不散。

再看作者使用的史料类型，本书多引《明史》、《明实录》、《皇明经世文编》等正史典籍，虽然书中许多场景（如第一章开头）皆存在着作者的想象，但对本书的严谨度影响不大。

此外，本书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第七章对李贽哲学的论述，可惜笔者也是门外汉，不能参透其中奥妙。但分析过多种不同的观点后，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存在一些海外学者共有的态度，即中国这样的社会，很难自发产生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最可能的情况是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了他对相关史料的取舍。

总的来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通过对晚明一个年份的深度聚焦，使我体会到了明代中国官僚阶级的运作方式，也意识到了技术与制度在现代国家中扮演的不亚于道德礼仪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黄仁宇先生对明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但为了贴合主题，在对史料的取舍方面作为史家有失偏颇，不够公正，难免引人诟病。此为美玉之暇，亦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xp的点评：邱壑同学的小传用简洁的语言勾勒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其对历史学界贡献的重要理论。黄仁宇本人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历史学家，写有自传《黄河青山》，可供大家了解其人。了解作者很重要，所谓知人论世。就书评部分来讲，大部分同学的书评写的非常散漫无逻辑，而邱壑的书评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不仅概括了书的作者主要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论证了观点，也代入了自己的思考。就这一点而言，是值得很多初学写书评的同学们学习的。当然，对于邱壑在书评部分提出的很多观点，应该是见之于其他人已有的观察，但未能注明详细的出处。《万历十五年》是史学名著，评论者众多，在写书评时必不可少是要梳理已有的评论，尽量做到不重复前人的观察，这虽然对高中生而言要求太高，但不妨值得努力，就此点而言，又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二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庞大的帝国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孔孟之道。但孔夫子的道德是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实际润滑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秩序。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经过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到了明代已经越发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万历年间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作为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要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 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如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

万历皇帝曾力图励精图治，希望通过努力实践”礼”来增强文官集团乃至全体人民对经典道德的信心，但当他经过张居正以及选太子的风波之后，他彻底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这时他自己首先对这套道德体制丧失了信心。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消极抵抗是是针对这一整套道德体系。

此时，道德和”礼”已经发展到相当畸形的地步。表面上官方倡导的道德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脱节，“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儒家的观念里，根本没有私德和公德之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

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是典型的人治。儒家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而在于其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即把政治道德化，这就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 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我国解放后的诸多悲剧，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法律判决，而是道德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比法律更高一等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从礼仪之争开始。“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 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由于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被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一副道德高尚的面目，然而私欲并非所能压制了的，相反它作为”阴”的一面更加膨胀。从而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所有人都显示出犬儒主义的姿态，追求道德是人人挂在嘴上的口号，私下里大家都彼此心照不宣。偶尔出上一个清官——老百姓让他名垂千古。大家都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仰望海瑞，然而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 就是中国从古至今政界的现状，也是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仁义道德是件漂亮的衣服，穿上它，然后好做苟且之事。

我还是觉得，儒家的道德力量在人们信仰它的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毕竟从古至今，杀身成仁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当文官集团的所有人以及下层民众再也不再相信道德时，政权的统治就岌岌可危。随着形势恶化，人们不再对道德和”礼”抱有丝毫信心，连接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的锁链变得松 动不堪。战乱四起，王朝更迭的序幕开始了。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三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四

《万历十五年》本以为是一本描述这一年的故事的书，但却是一本精细的历史读物。读来历史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人物画像如同vr的影像般清晰。

故事中的主人公万历和几个重要的配角，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在历史中都听过的英雄故事，部分被编排成了影视剧。其中最喜欢的应该是戚继光系列的故事剧。但《万历十五年》并不是在讲爱国含义的一本书，而是一本明朝亡国的丧书。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已经是明朝指数级下滑的重要标志了，以致于30年后被满清所替代的初始。

立国之本在于人，人之管理在于体制，体制的建立在于国君及高级行政管理层，在朱元璋（洪武）建立明朝后的200年，文臣管理朝政的.体系已经变得异常成熟，几乎很难有武将的立足之地，更别说对于兴武的期盼，以致于戚继光的故事看起来激励人心，但背后的政治和管理格局注定有悲催的解决，正如他人生的结尾过的并不如意。

而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则各有特色，在异常敏感的君主时代，位极人臣时的权术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是中国政治形态的最好体现，以致于在清建立后在政治形态影子依然摆脱不出这种政治影响。重要的故事环节都的要围绕着万历皇帝的意思做事情。当然不可避免的，在组织管理越高的层位越需要这样的官场技巧来让政令得以实施，并且不可避免的出现各种政治团体，正如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中所说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重视其中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所谓的非正式组织便是官员私下里的同僚集结。也可以理解为阳与阴。

李贽的出现让这本本来是政治故事的书增添了些许哲学意味，一谈到哲学便离不开孔孟哲学及易学，及在明朝发展至盛的心学，只是本场的主角是李贽，而非王阳明。李贽在生命的最后解读《易经》，也算是中国哲学家在生命最后对于哲学的贡献，无一不是想用自己的人生去体会《易经》的奥秘。而本书的作家黄仁宇先生，也在字里行间表现了一阴一阳的关系，包括对于万历朝政的点评，也包括清朝对于明朝的取代，极阴而阳，阳极而阴的规律的认可。也是本书中哲学意味深长的一点。

万历的第十五年走在了太极阴阳鱼的中心点，万历在位48年中明朝最后的气数逐渐走向消亡，充满了无奈与叹息。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五

《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是黄仁宇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读《万历十五年》首先读的大概应该是位于附录二后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明白著者大历史观的概要，否则，读完全文也是不甚明白何以起这个题目。但倘若如作者所述，“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当在历史的'大轮廓中，见微知著，选一起承转折的关键点，更如标本的切片样，才是书的题解。

其次是道德观念和制度在书中哪一种，影响历史的程度在作者看来较重?在这里，制度所指的概念是钱穆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称的政治制度。而这前后两本书对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比较也是有意思的，《中》成书于1955年，《万》成书于1979年。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关于改革的政治书，也是一本关于记录改革的历史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致力与改革和创造。然而，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六

最初，是对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感兴趣，所以抱着强烈的好奇心翻开了《万历十五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记得大概从去年九月开始读，断断续续读了很久，读到今年七月，竟已刷了三遍，有种上瘾的感觉，而且每遍都有新的收获。黄先生的书让我从新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历史，感觉耳目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开，回味无穷，而这远远比单单了解历史事件来得有趣和重要的多。

《万历十五年》，正如它的书名一样——1587，这一年没啥特别的事发生。是的，就在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在大洋上开疆扩土的时候，对于世界另一端古老王朝的帝王、首辅、谏臣、将领、大儒而言，1587这一年却是极为稀疏平常的一年,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悄然有序地进行着。然而正如静水流深，表面的不动声色之下，谁也不知有多少的劲流在涌动、狂澜那样，大明皇朝在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末路穷途的伏笔：一位当初雄心壮志、克己守礼的帝王在受到亲侍近臣欺骗后对朝政心生失望厌倦;一位有心辅助君主、温和谦让的首辅深陷党派之争、疲于应付;一位早已离世的重臣仍释放着他的政治影响力、引发朝局动荡;一位铁面无私、忧心天下的清官却屡遭排挤、孤独终老……其实每个人的初衷都希望这个王朝能走向世界之巅，然而在实现家国理想的道路上，他们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是的，有时候，当你满心以为你能够左右世界的时候，历史总会给你当头一棒，最后你只能大失所望、哀叹无力回天，不得不妥协求饶，成为历史的`附庸者，随波逐流。

为什么帝国的梦想总是破灭，黄先生在书中给出了答案。一直以来，作为稻作文明的典范，我们的国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仁政”、“德治”才是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使政策在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上及下全面推行?我们的先祖们显然很有智慧，他们认为“礼治”才是唯一符合正解的选项，于是他们制定出一系列简单粗狂的道德标准来规避复杂的政治架构(对的，这也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天子的一言一行既是万民的遵守范本，也受众人的监视督促。从一方面来说，“礼治”使朝政简化，臣民们不一定要明白施政者的用意，只需埋头遵守，即可达到政通人和、相安无事的效果;从另一方面，这样“礼治”又极其脆弱，因为把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完全地交托到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品德之上其实是非常危险，毕竟天子不是真正的神明(他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大臣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自身局限，这种看似坚不可破、高效便捷的制度其实自带bug，又何以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呀，一味追求虚无缥缈的道德至上，而又在法律上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同样加速帝国灭亡的是明朝的文官集团、文官文化。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青年的申时行就曾对文官当政有所疑惑，但是这就是当时明朝的政治生态。文官集团既支撑着帝国的运行，又是帝国的毒瘤(做事缺乏条理、庸政懒政、表里不一，拔与不拔，都是悬在整个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整个文官集团是依附中央集权、道德管理而产生的，而在道德管理的社会里，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天底下的大道理都可以常情来度量，即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这就加深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一面要标榜着、维护着世人公认的政治理想，一面又有着各自的七情六欲、暗箱操作，这就是这个阶级失败的原因，这也就是整个帝国失败的原因。

《万历十五年》，一本优秀的书籍，但由于我见识粗浅，不足以囊括书中精华，只能谈谈个人感受。对明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七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八

申时行画像，下面这幅比较合乎我眼中的他——温和谦让，宽厚待人，上下游走，调济折衷，一派和事老的气象。所以我想，他应该脸上经常带着些笑意吧！

和张居正一样，申时行也是个聪明极了的人，当年以殿试第一名的成绩得中状元，随后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七个月后，即被命为大学士。

申时行也是张居正提拔上来的官员，但他并不是继张居正之后马上就担任首辅之人，可巧的是，张居正之后，内阁排在申时行前面的几个人不是老的老，就是病的病，死的死，很快，他就以排名最末轮到了首辅之职。

申时行和张居正的作派截然不同。张居正大刀阔斧敢想敢干，申时行步步谨慎以守为攻，张居正以个人威权凌驾于百官之上，申时行用手中职权调和文官们的“阴阳”之气，以作平衡。

申时行最大的功绩，据说是平息了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无休止的追索。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官场争斗的登峰造极之作，不妨看一看此书是怎么描绘的。

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于是下一步。有人建议：以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躺枪）

再接着弹劾：礼部尚书杨巍，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是首辅申时行专权跋扈）

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他们却成功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的表面理由是徐学谟在选择皇帝陵寝时没有广泛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至于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这皇帝自然不高兴。但真正原因是，徐学谟是张居正的人，而他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被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均有此嗅觉，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到大风暴的来临。

至此，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官场的血腥恐怖？

面对这些，申时行险些垮台，可大招还在后面哪。

接下来是所谓高启愚一案。

高启愚由于申时行的推荐，做了皇上的经筵讲官，官运亨通，来日做首辅也是极为可能之事，但此时忽然被检举，说他几年前主持应天府乡试时，出了一道题，“舜亦以命禹”，这话出自《论语》，意思是皇位应该给有德之人，大禹治水有功，舜就把位置禅让给了禹，后世也应效仿。

你高启愚那时候出这种题是什么意思呢？明显是在恭维张居正有神禹疏凿之功，是想让张取皇位而代之嘛！这一攻击正中皇帝心理要害，既阴险又毒辣。攻击者预料，高启愚是申时行提拔的，在这种严重罪状面前，申时行肯定要出面替高辩护，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把申时行搞垮了。

果然，申时行出而为高启愚辩护。于是攻击者按照原定部署参劾申时行，明朝有个规矩，官员被参，就得在家休息等着水落石出，于是申时行离职，二辅许国代理阁务。许国又为申时行辩护，也被参劾，同样在家听候处理。

只是攻击者绝然没想到，万历此时发挥了明君的作用。他把这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明白了参劾者的真实用意。

为什么这帮人在高启愚当年出题时一声不吭，现在振振有辞？他们好几个组织者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如果搞垮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就轮到三辅王锡爵上位了。可惜王锡爵明智而冷静，他不接受这样的拥戴，反而向万历上书说，首辅申时行”泊然处中，重国体，惜人才“。文官”阳“的一面发挥了作用。

于是申时行和许国都被挽留，攻击者只能作罢。

不过为了保持文官之间的平衡，继续鼓励监察官尽忠报国，对攻击首辅的人也不便过重处罚。万历过了几个月之后，把其中最激烈的几个官降三级，首先弹劾高启愚的御史被调往外省，而高启愚也被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褫夺文官身分和以前恩赐的祖先诰命。

至此，张居正余波全然告终。申时行保住了地位和皇帝的信任。

申时行深得万历的信任，大概有一点是，他很能替皇帝着想。因为国本之争，万历和百官有隔阂，心灰意冷，对上朝啊各种皇上该出席的礼仪活动啊都懒得去，一次不上朝，万历的理由是“脚痒”，而且颇费周折地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脚痒，为什么脚痒不能上朝：因为近日心中火气过旺（都是这帮大臣不让我省心），就服用了一些凉药，可是凉药吃下去把火气压到了脚底板，所以脚就很痒，脚痒就得挠啊，一挠两挠三挠就挠破了，挠破了就不方便行走了，不方便行走了当然就没办法临朝啦！

申时行的做法呢，是顺着皇帝来：皇上说脚痒不能上朝，那肯定就是因为脚痒才不能上朝的。更应该庆幸的是，皇上竟然这么大费周章地细诉不能上朝的原因，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这么说，皇上没什么大病，早朝和经筵不至于耽搁太长时间，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经派定，只要皇上能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如果皇帝觉得早朝太早起不来呢，我们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一下哦！这些，都是可以通融的。

瞧瞧，这么会替皇上着想，万历怎么会不喜欢他呢？但皇上和百官不对付，讨好一端，势必会得罪另一端。

比如有一次，大臣们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申时行刚好休假不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大臣们就把他的名字也写上去了，而且写在第一个，他是首辅嘛。结果当然是万历震怒，皇上生气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平时听话的申时行也来捣乱。申时行听说这件事，就偷偷的自己上了个折子，告诉皇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在休假，根本没人告诉我他们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皇上怒气稍减。

可文官们不答应了：这不是我们文官集团的叛徒吗？于是把申时行辩解的折子也传抄出去，广而告之：瞧瞧瞧瞧啊，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这么和大家伙儿不一心的！

就这样，申时行步履艰难地腾挪于万历和百官之间，直至最后被弹劾，不得不辞官回家。他家居二十三年，还写了一部《赐闲堂集》，活到八十岁去世。

王世贞对申时行的评价是“蕴藉不立崖异”，即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但他的温和谦让，也并没有让他置身事外，最终还是被卷入事端，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温文尔雅地当官也不一定能保得周全啊，官场真是险恶。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九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十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技术之不及。”这是书中最后说的一段话。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看似平静的一年，却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发生。正是这些末端小节，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本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的一生，一群在历史书里熠熠生辉的名人，却有着相似的悲剧人生，具体的细节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程朱理学将儒家圣人“周孔”打造成“孔孟”，从孔子想回到过去理想状态下周公制定礼仪的社会，变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思想从汉朝独尊儒术到现在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20xx年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政治家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用的手段，程朱理学正是当时儒家的学派的顶点，而说起缘由，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考试考了。能当官才是硬道理。

而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形成了明朝最强大的集团，文官集团。

张居正在任期间大兴改革，整顿吏治，管理监控土地，让国家有了十年粮食储备，正所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查抄清算，儿子被逼自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内容和固有的政治逻辑相冲突。

戚继光大败倭寇，在任期间几乎未尝一败，但是发明的新战法武器无法执行，被文官集团在后方制肘，在万历十五年默默死去。

这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一种困境，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困境。万历皇帝死后20多年满清入关，结速了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最后，中国没有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之争，但并不代表没有宗教，实际情况是，孔孟之儒家，便是中国千百年的垄断宗教，而文官者，名位公仆，实为统治者。文官集团虽然以孔孟教条自居，但对教条从来是以工具视之，其弘扬、遵循与否，取决于与自己的利益相符。这本书深刻描写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间六位具有失败人生，且红遍历史长河的著名人物被文官集团利用孔孟之道裹挟下的无奈人生，更利用“大历史观”通过六人展现地历史的侧面，将明朝的灭亡成为了这一年“蝴蝶效应”下的必然!好书!非常值得多读、细读!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十一

万历十五年，是按阴历，若按阳历是公元1587年，但实际是1587至1588年初。

从年龄上来看，他刚登上皇位时，需要多方协助，于是引出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张居正。

张居正死于1582年，1587年时，他已经不在世5年了。他的继任者是张四维，但是很快因为患病，一病不起。而另两位资历深厚的马自强和吕调阳也相继病死，所以就把第三个人物——申时行推到了首辅的位置。虽然资格最浅，但得机会垂青，所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申时行1583年上任，到1587年时，他在任四年。1591年，他被迫离职。

第四个讲的是海瑞，他是1587年11月13日离世的，而第五个人物——戚继光虽然是1588年1月17日离开人间，但按阴历算，是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最后一位——李贽，如果我们非要和1587年进行关联的话，他是在一年后的1588年剃度为僧了。

简单说呢，这书就主要是写了一个皇帝——万历，两个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三个忠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能传位于自己最喜欢的女人生下的儿子，当然他也不能给予这个女人皇后的名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张居正有关，万历从张居正身上看到了阴阳之分，我认为就是高尚和自私吧。有时想想，这是人性，肯定每个人身上都有相应的成分，只是所占比例不同而已。由此，万历感到心灰意冷，从而消极怠工。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十二

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正是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背后，导致一个不平凡帝国的灭亡，仿佛是一般的人，对周遭无感，对未来也茫然；嗅觉灵敏的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又谈不上哪里不对。实际上已经可以预见到冰山一角，然后感觉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冰山。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论哪个角度、方方面面的停滞，都可以一叶知秋。犹如南美蝴蝶的翅膀微微煽动，就可以在非洲大陆引起一场风暴。

1587年万历十五年，无论是文人高官张居正、申时行；还是武将戚继光和官员海瑞；或者是思想家李贽；甚至是万历皇帝本人；都无一幸免成为历史的悲剧，无一幸免的悲凉而终，好像飘落的秋叶肃静，然后消失于茫茫的历史长河。

先说说单个个体，海瑞，我们的印象和教育形象里，他是一个清官，典型代表形象是《海瑞罢官》。十几年前去了淳安县的千岛湖，特意去瞻仰了一下海瑞当时的府邸，当时感觉连风都是清凉的。然而，历史给出的评价竟然是—古怪的模范官僚。可见一个人，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是如此不同的解释。而当局和后人给予的评价也是各有千秋，褒贬不一。

戚继光—勇猛将领。南肃倭寇、北驱鞑靼，留下赫赫战绩。迷信与科学相结合，改良军事设备和钻研战术，然而也会送礼献宝、养妾生儿养老、最终被文官拖累而不得善终。全书中，作者对于戚继光的描绘是唯一花了重彩的，不但描绘了戚家军的筛选原则，训练要素，以及作战技巧，还从观察气象、记录天气季节变化等等，以及兵器的研究和应用实操…。不可否认，戚继光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代，都属聪明上进、睿智勇猛的将领。

首辅张居正，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改革家。人前维护的过于完美的形象，有才华和道德准则，然而，玩弄权术、贪污受贿、沉迷美色，这种人前人后的鲜明对比，导致了生前的繁华和死后的崩塌，让人内心十分复杂。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首辅申时行，虽然中庸、协调众官，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是因为前任首辅张居正太跋扈，弄的“官不聊生”而申时行审时度势，才得以安生，但也落得个遭弹劾和辞官归田的结局。

思想家–李贽，思想特立独行，然而所属的生活时代政治凝固，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派纷争，李贽的自相冲突实质上就是理学和心学的矛盾。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导致了最后的在监狱里自杀结局。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万历皇帝。从小接受严格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孝仿祖法。后来发现了对自己严格说教，自己十分敬重的首辅张居正的虚伪面，发现了人性的伪劣，以及对整个道德体系无能为力的局面，开始了他的消极怠工，从而导致了整个决策机构的缺失和散漫。万历皇帝可以说是代表一个体系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然他有变革的激情和情怀，但是在如此的体系下，他也只能用悲观和无为来做无谓的抵抗。

单个个体的悲剧，汇集成立历史时代的悲剧。以道德为纲绳，引导一个执政党去实施政法，最高旨意是礼法，任何人逾越不过。就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灭亡了。

这本书语言平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生动的描绘，逻辑和蕴涵的寓意却不似语言那么简单，它不是精美的点心蛋糕，它是相当于咀嚼荞麦面包，原汁原味无添加，个中滋味得自己体会。诚然，道德是基础和根源但不是万能，更不是法律。一切问题首先需从法律的层面去考虑，再延伸到道德层面。所以，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的又无法固定量化的原则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和实用性，则其发展程度必定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

延伸思考：大家都一致认为的潮汕人是东方犹太人，有着积极勤劳的本质，好客豪爽讲信用。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出生入死”，被偏解成了出门才会生，而回籍则会死。也就是得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也的确见识过老一辈的前辈们都是精英，兢兢业业，成就一番事业，在家乡的却是安逸悠闲喝着功夫茶过着美滋滋的小日子。了解潮汕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讲究人情礼节的群体，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和风俗习惯，来作为生活以及处事的纲本，而在外的潮汕人，融入的是一个以法律为依据的环境，先有法律再讲人情，而不是用人情来道德绑架法律标准。所以，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离开家乡出外的人会比较成功的道理。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十三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比如下面的经典段落：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读书使人充实，思考使人深邃。每天推荐一本好书，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关于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篇十四

稀里糊涂地读完了《万历十五年》，之前对明代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和在景山公园看到的崇祯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树，而对于中间部分就一无所知了，所以在阅读时对书中内容也不是很懂，只能边读边在网上查询一些人物生平和词语含义，同时借助于其它读者的批注对内容进行理解。虽然读得不太明白，但既然读完了，还是想写下点什么记录一下理解与感受。

在此书中，黄仁宇先生选取了万历皇帝、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抗倭名将戚继光，一代清官海瑞，以及一位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哲学家李贽，这六人，从君与臣、文与武、地主与农民、政治与经济、道与儒等多个角度对明代当时的历史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表明了以道德代替法治，不求先进的经济与科技，仅追求均衡维稳与王朝的安全，是明代衰败的主要原因。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万历皇帝在10岁时便登上了皇位，在万历前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大明帝国也是励精图治，欣欣向荣。而皇帝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当，帝王与群臣之间还是存在着诸多矛盾。皇帝欲出城练兵，百官说这不合传统;皇帝想立常洵为太子，百官讲这不合规矩。九五之尊亦难逃伦理束缚，年纪轻轻便活得像个祖宗一般，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皇帝30年不早朝，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可见其对生活的厌倦。

张居正和申时行师徒二人都先后担任了万历皇帝的首辅，而他们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张居正任职期间，万历皇帝尚且年幼，他得以独掌大权，改革变法，推行新政，富国强兵，史称“万历中兴”。而张居正的强硬也为之后埋下了祸根，在其死后，他的政治对手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诏对张居正抄家，而其家中的黄金白银、名贵字画以及绝色佳人更是让万历皇帝伤心万分，不禁让人感叹人无完人。但不可否认，张居正的变法改革对国家以及后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对张居正的评价为“世间已无张居正”。而张居正的徒弟申时行在成为首辅后则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做一位“和事佬”，通过调和运维，调节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与利益，有人说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但在书中作者看来他洞悉为臣之道，认识到了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只为国家能够在君臣和谐的条件下平稳发展，只可惜最后皇帝的放弃与懈怠使他在不知不觉间用尽了作为首辅的时间。

之后，黄先生讲到了戚继光。在历史课本中曾学到过这一抗倭英雄，原以为书中会介绍他带领“戚家军”大杀四方，但作者缺却说他是一位孤独的将领。因为他处于在明朝这个文官左右朝堂，极度重文轻武的朝代，同时当时的国家后勤实力与军事制度很难让他这样一位武将有所作为，虽然他自身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武将，但是在支持他的文官张居正等人离开时，他便很难再继续绽放自己的光彩。

然后，作者讲到了一代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的模范，但黄先生却用古怪一词形容他。海瑞极遵守法律，而在法律不及之处，他主张体会法律的精神，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就像书中提到的斟酌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因为当时法律的不完善，所以海瑞便借助于情理道德。然而进行社会之治、众人之治，仍需依靠完善的规矩与制度。最终，因为海瑞极端的廉洁与诚实，众臣均不敢推举他，皇帝亦不敢任用他，他成为了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作者用海瑞的例子也证明了用道德治理国家的缺陷。

最后，作者提到了一位哲学家——李贽，并称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哪里自相冲突呢?因为他看不上这个昏暗的社会，这套乌烟瘴气的制度，但是他却无法跳出这个圈子。他渴望清静，去当和尚，但摆脱不了家族的束缚;他一边去抨击，一边却靠着自己抨击的人的接济去生活。作者认为，李贽所遇到的困难，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

在文章结尾，黄先生通过概括“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在这几个方面均未得到好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同时，作者通过此书表达了他的历史观点：能先用法律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牵扯于道德。因为道德并非万能，它不能代替先进的技术，不能代替优秀的制度，亦不能代替威严的法律。国家的治理若光靠道德的约束，而无相应发展的技术与法律，则终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