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实用11篇)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进而做出相应的改进和调整。写一篇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有详细的记录和观察能力。总结是一个全面概括和思考的过程，以下是一些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一

我们专业该课程开在第8周，若仅从课时数来说，什么时候开设并无多大影响，但若从该课程的教学要求来看，课程开设时间太迟，造成最后一次的大作业不能没能很好的完成，这无疑是一个遗憾，当然在这里面学生也有相当大的责任。

本期共做了两次应该运用到资料获取方法知识的实践课，但作为第七组的一员，我深感第二次作业完成的不足之处，没有做到全面深刻对问题进行调研与分析，但两次作业都给了我许多感触，特别是第一次实践作业――了解校信管专业学生对本专业的认知情况，下面我将从那次作业的初级资料获取上进行总结并就自己感受谈谈自己的所得。

初级资料并非原始资料，它是经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使其呈有规律排列的状态，乃至从中提取出概要性的文字描述或数据描述，可以直接为研究所利用的资料，而此次最大的收获就来源于在收集原始数据时，所采用的问卷自填法的实施过程中。

问题分析。

由于是在本校进行实地调查，所以在调查的方法上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斟酌与筛选，最终选择了结构化交流法中的问卷自填法，以下是我在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的所感与所得：

一．关于问卷设计。

对于试卷的设计工作，最初我们设想的是针对我校信管专业设计一份试卷，但在问题的设计中发现很多问题的调查对课题结论的得出很重要，但不具有通用性，即对某个年级的学生有调查的必要性，而对其他年级学生来说，这些问题没有价值，比如，如果可能，是否会转专业，比如对自己所上的专业课的看法。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信管专业学生对信管专业本身的认识和所设课程的认识两个重要方面，与调研的主题有紧密联系，但却不具备通用性，所以我们组最终决定采用针对不同的年级，设计不同的试卷这种问卷设计方法。

二．关于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考虑到我们专业的特殊性（大多数学生有电脑），以及经费有限，我们打算采用问卷邮寄法，即使用电子邮件，向每个信管班级发送试卷，请他们在回答后，将试卷发回，但发现大多数人基本都不给予理会，最后我们小组决定发送问卷的方法，将试卷交给各个大二，大三的熟人，在他们上课前发放试卷，当场回收，而大一按照同样的方法有我们组员自己负责试卷的发放，但在整理试卷时发现，部分试卷未能收回来。

三．关于问卷的整理与分析。

在整理问卷时发现，数据的结果只是对结果的反应，但试卷设计却很大程度的影响了调查的结果。由于我们小组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够，首先在选择题选项的设置上界限不明确，选项内容不够全面，影响了被调查者的选择，从而导致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再则由于我们小组的疏忽，忘了对问卷进行核对，导致错别字的出现，在给调查者造成造成理解某些问题时，造成一定的困扰，也给被调查者留下不好的影响。而在对试卷进行分析时，由于我们对所要调研的问题的相关知识的了解有限，所以并不能很好的对结果所暴露的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与研究，导致不能很好的对调查结果进行显示。

结论。

资料的获取途径有很多，在对不同的类型的资料进行采集时，我们需要学会灵活变通，采用不同的方法，保证所得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资料的获得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我们在采集资料前，对各种相关资料认真准备；采集过程中，对问卷的发放和回收认真负责；采集后，对所得数据进行仔细整理，认真分析。这写工作要做好，需要我们对与所调研问题的各方面的知识有很好的掌握程度和一颗严谨认真的心。采用问卷发放收集对数据进行收集的工作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工作，它需要小组成员间的能够很好的配合，也需要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来对小组人员与任务进行分配。不允许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和有损团队合作的行为出现，充分展现团队合作的1+12现象。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二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第三种方法是打通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需要学者有广博的知识，不仅仅是从单一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联系古今中外来研究学问。在国内，较早地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王国维和鲁迅，虽然他们的研究有很多不足之处，然而他们为以后的学者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典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正做到打通古今中外的学者有陈寅恪、钱钟书、吴宓、季羡林、刘晓峰、叶舒宪等。以陈寅恪先生为例，他对于古典文学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此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这种精密考证的方法，成就超过了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回顾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历程，我们看到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新世纪的方法论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使古典文学方法论研究向科学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三

女性主义有许多张面孔，为公众所熟悉的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席卷欧美的女性主义，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女性主义与诸如“个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强有力的”等激进口号联系在一起，并常常由女性主义联想到离婚、堕胎、性革命等词汇。然而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反映了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进行重新追问，女性主义意识到性别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构成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视角的批判意识引入了学术圈，他们主张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并且相信借助于女性主义方法论可以完成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双重挑战。因此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渗透在整个文化领域并以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开启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性别革命。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因此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想要了解社会运行的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内涵，都必须分析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因此运用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工具。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识中流行的有关性别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建构性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具有社会制度、文化和个体身份含义的性别从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知识批判和建构的概念基础。

对性别的强调还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性别因素被消隐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当中，尤其是女性和相关议题被长期贬为边缘或无形化，或者强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推而广之形成解释，因而造成女性经验和主题的忽略以及结论的扭曲。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对性别的强调，让那些隐藏的议题重新浮出地表，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这个新的视点出发，女性主义试图构造一个不同于往日图景的新的知识版画。这种知识目标应该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也就是知识的变革应该有利于改进女性自身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很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开宣称以建立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和非等级制的、解放的社会为目标。

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其方法论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对传统性别理念的批判、对已有社会理论的批判、对正统知识修辞和方法论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来自他们所依据的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库恩以后作为科学公认观点的实证主义知识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以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为基础、主客体两分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普遍主义知识目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观察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范式，范式负载着文化，文化负载着性别——依据这条线索，女性主义关于知识的性别化构成的假说显得顺理成章。主流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中对价值、文化和性别的'盲视实际上导致了在普遍性旗帜下男性权威和统治的盛行。因此通过文化建构这一媒介，女性主义方法论很自然地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知识正统的批判结合起来。

批判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的强调构成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最有建树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认定官方的所谓普遍知识其实是代表男性霸权和利益的知识，他们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这个世界的知识，应该更少偏见、更加有效。这种被称为”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摒弃了抽象的主体和僵化的两分法模式，研究者被还原为具有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感的具体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知识主体本身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强调研究者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出现等级制的控制关系，营造平等、和谐的气氛，让被研究者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保证这种民主、平等的知识模式的实现，女性主义尝试过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让女人来研究女人”，这种模式可以打破主流社会中女性经常被迫保持沉默或女性的声音经常不被重视的现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背景而容易得到沟通和相互尊重。也有人尝试用女性主义运动中“意识觉醒小组”的方法来研究，通过女性之间的诉苦、沟通和交流，把握被主流研究所忽视的女性经验和切身感受。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不懈的批评，认为这种方法集中反映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追求，容易与性别主义形成结盟。因此他们更加倡导质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克服等级制和权力控制特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参与关系。然而众多争论的结果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开放的、诉诸平等与解放的，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些方法的运用或排斥，而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情境来决定运用某种或多种方法，因而方法论的女性主义虽然是批判的，同时也是宽容的。

批判性和宽容性可视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得女性主义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同时却也很乐意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论取向。保持批判性并非象传统知识论那样，试图通过论证在理论上捍卫方法论的权威、并在实践中坚持方法论的纯洁，而是首先从根本上承认人性的弱点、人的情感意志的不可超越性，去除一切诸如中立、透明、纯粹、客观的假设，永远保持一种反身的姿态，在情境化中寻觅来自日常世界的、普通人的经验感受。因此对于女性主义自身原则的不断挑战也构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对诸如统一的女性和性别身份、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质疑，对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中“性别万能”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宽容性和多元化成为批判得以持续的活力来源之一，没有抽象的、大一统的所谓女性和性别，只有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场，性别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发生作用，并且永远与文化中诸如阶级、种族、权力等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交叉起作用。这样，女性主义从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方法论从一种性别分析方法取向扩展到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制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开放的选择。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四

近百年来，对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宗教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成为摆在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与历史学家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每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无论是规模宏大的还是范围狭小的，都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与其他不同宗教传统的交互作用。在当今人们心目中，宗教的世界不再是由种种不同宗教堆砌而成的松散组织结构，而是变成了一种具有多种框架结构的统一体。当然，就像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共同存在那样，由宗教之间的差异与排斥所导致的宗教冲突与斗争也在不断继续进行，有时甚至比以往表现得还更为激烈。当我们即将进入公元后的第三个千年之际，寻找一种能够使不同宗教系统之间和平共处、相互补充的有效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繁荣以至人类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

因为宗教世界自身中存在着差异和相互依赖，所以宗教的比较研究是必要的；由于人类表达其宗教理想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因此宗教的比较研究是可能的。对于现实世界及来世，人们持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表面上看来，这些观点互不相同，但许多学者坚信，在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同的观点下面，一定隐藏着关于世界、人生和来世的.相似憧憬。这些相似的憧憬，就为对宗教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对于人类宗教本性持积极态度的哲学看来，就像涓涓细流汇聚在一起最后形成奔腾的江河一样，不同的宗教表达也可以整合为一个综合体；每一具体的宗教都是这一综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发展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这一哲学认为，各种各样的种族、民族及人民之间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宗教结构；尽管他们关于宗教理想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精神目标却是共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正是在这种假定下，人们探索了对于世界各种不同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并宣称世界宗教的统一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现实。

另外一些学者对此持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与其说各种宗教是趋向一致的，倒不如说它们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不同的宗教之间不仅缺少相互交流的空间，它们之间更难于相互补充。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宗教比较研究持一种消极否定的态度：宗教的价值属于主观性领域，评判不同的宗教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宗教的领域，并不存在一种像运行于科学领域的规律那样的强制要求普遍一致的规律。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宗教比较研究只有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才能开花结果，而在哲学与宗教研究领域则不可能有任何收获。前者是描述性学科，后者则属于规范性的学科。作为描述性学科，宗教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肯定会增加我们有关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与传统的知识；但是，要对宗教作规范性研究，这除了增加我们的迷惑与混乱之外，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知识。他们认为，世界宗教的和谐不可能由“哲学想象”来创造，而只能来自于我们对于各种宗教本身的认知。差异是人类宗教信仰的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任何使不同信仰和谐共存或把不同信仰粘合在一起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 [2] [3] [4] [5]。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五

关于思维问题的研究，有的从归根结底的角度来看可以归结为关于思维问题的研究。

第一，从科学研究方法所研究的作为主体头脑中观念形态的认识格局来看，科学研究方法论应是一门思维科学，主体头脑中观念形态的认识格局既是主体在实践活动内化基础上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又是主体在头脑中进行思维活动的工具。

主体的实践活动布:身是一种物质活动，不是思维活动。但是，主体的实践活动内化为观念形态的认识格局的过程却是一种思维活动，认识格局的形成是这种思维活动的结果。

同时，主体一旦在自己的头脑中建构成观念形态的认识格局，他就会进而运用这些认识格局进行新的思维活动，去认识新的客体。因此，对于主体的认识格局及其运用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主体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如何正确地亦即科学地进行思维活动的研究。

例如，研究主体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怎样运用头脑中原有的认识格局即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如何运用比较和类比、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假设和理论等逻辑思维方法，如何运用像直觉、灵感和想象等非逻辑思维方法，如何运用系统方法和数学方法，对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过程进行内化并在内化的思维过程中形成新的认识格局等等，这一切都是思维科学研究的范围。所以，科学研究方法论应该是一门思维科学。

第二，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运用什么样的物质形态的工具和怎样运用这些物质形态的工具，也说明科学研究方法论应该是一门思维科学。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进行观察和实验所运用的物质形态的工具，体现了人类的`知识和自然物的结合，是认识结构物化的产物。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床、铁路、电。

报、纺织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底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底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分。科学研究活动所运用的观察和实验的工具同人类其他活动所运用的工具一样，也凝结着人类思维活动的过程、方式、因素和成分，并且是更为复杂的思维活动的过程、方式、因素和成分。

不惟如此，在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观察和实验时，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同样也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活动的过程和方式。总之，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运用什么物质形态的工具和如何运用这些物质形态的工具，是人们的认识结构或思维及其方式的物化和物化过程。

因此，研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即研究科学研究的工具及其运用方法和运用过程，归根结底也就是在研究人们的思维活动及其方式。这说明科学研究方法论也应是一门思维科学。

第三，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要运用现有的理论成果，也表明科学研究方法论是一门思维科学。理论成果即关于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人们认识结构的客观化。

它一方面是人们实践活动内化和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现实存在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进行新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的指导，指出应该怎样去进行相应的实践活动和怎样去思考相应的现实存在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因此，理论成果无论从它作为思维活动的结果来看，还是作为思维活动的指导来看，都与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活动有关。

这也说明科学研究方法论是一门思维科学。

总之，科学研究方法论所研究的对象，即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知识结构、运用什么物质工具和如何运用这些物质工具、进行科学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成果等，这一切都与人们的思维及其方式和过程有关，从而表明科学研究方法论是一门思维科学。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六

研究性学习旨在促进学生由学习科学真理的认识过程向发现科学真理的认识过程过度的学习发展环节。[2]学生参与此类活动机会的多寡及其参与质量的高低对于其能否实现顺利过度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当前高师院校学生参与研究性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并不乐观。首先，高师院校研究性学习活动数量不多。高师院校常见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包括大学生教研及科研立项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主题读书会等，占高师院校学生活动总数的10%以内。在这些活动中，研究过程相对完整，学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只有大学生教研或科研立项活动。大学生教研及科研立项活动一般定期举办，每年一次，主要面向全校全日制本科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其次，高师院校研究性学习活动的质量也不理想。高等教育阶段的研究性学习活动较之基础教育阶段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其在完整性、学术性及创新性等方面理应存在层次上的差异。然而纵观高师院校的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情况，系统性不强，学术水平较低，缺乏创新性等特点。如此少而低质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显然不利于高师院校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

这里所指的投入不是指学生报名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积极性，而是指学生对于研究性学习活动在时间、精力等各种资源的实实在在的投入状况。一般情况下，高师院校学生之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报名情况是比较乐观的，也就是说，很多学生都踊跃报名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但许多报名者常常抱着“重在参与”“试试看”的态度，对于项目申报书、计划书等审核资料的填写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而是抱着侥幸和投机心理，既无审慎的主题选择，也无严谨的研究论证，随随便便东拼西凑出一个申报书，致使申报材料无质量可言。即便是申报成功的学生，也存有对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完成过程敷衍了事的态度，仅凭较少的资源投入、粗糙的研究过程和低质的研究成果结束研究性学习活动。如此种种，导致研究性学习活动之于学生学术思维方式形成、创新能力培养以及学术水平提升价值的实现根本无法得到保证，研究性学习活动至此只能沦为形式主义的附庸。

（三）教师之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指导缺位。

从高师院校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的项目申报，到项目研究和实施，直至项目成果的审核和修正，指导教师在其中本应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但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在高师院校的大多数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指导教师的参与往往流于形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远未达到足以充分指导学生有效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程度。相较于对研究人员研究活动成果的要求而言，高校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对研究过程更为注重，特别是对于研究过程的完整性、学术性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唯有如此，才能使学生获得有关科学研究比较系统的认识和较为深刻的体会，才能使学生形成足以应对未来自身参与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能力。然而，研究逻辑的获取，研究技能的提升，研究能力的培养，仅凭学生的试误是远远不足的，需要指导教师科学的指导和启发性的导引。可以说，指导教师对于学生研究性学习活动指导的缺位或低效参与阻碍着该活动应然价值的实现。

（四）研究性学习活动成果水平偏低。

虽然相较于研究人员研究工作对创新性的热衷，研究性学习活动的旨归更侧重于学习性和过程性，但是对成果的检测和评估同样是衡量研究性学习活动有效性高低的重要指标和关键依据。

纵观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的研究成果，东拼西凑者有之，主观臆断者有之，粗制滥造者亦有之，鲜有科学性、实证性的研究成果。这些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的成果在学术性、创新性、规范化程度等方面都低于本科生应该达到的水平。据笔者了解，有些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结项方式甚至可以不需要提供成果，只需要参加答辩即可以结项，相较于完成成果而言，这种结项方式要容易得多，因此很多学生倾向于以此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研究性学习。以此种质量成果结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其活动成效可见一斑。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七

近百年来，对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宗教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工作，也成为摆在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与历史学家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每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无论是规模宏大的还是范围狭小的，都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与其他不同宗教传统的交互作用。在当今人们心目中，宗教的世界不再是由种种不同宗教堆砌而成的松散组织结构，而是变成了一种具有多种框架结构的统一体。当然，就像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互依赖、共同存在那样，由宗教之间的差异与排斥所导致的宗教冲突与斗争也在不断继续进行，有时甚至比以往表现得还更为激烈。当我们即将进入公元后的第三个千年之际，寻找一种能够使不同宗教系统之间和平共处、相互补充的有效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类繁荣以至人类生存本身的必要条件。

因为宗教世界自身中存在着差异和相互依赖，所以宗教的比较研究是必要的；由于人类表达其宗教理想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因此宗教的比较研究是可能的。对于现实世界及来世，人们持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表面上看来，这些观点互不相同，但许多学者坚信，在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同的观点下面，一定隐藏着关于世界、人生和来世的相似憧憬。这些相似的憧憬，就为对宗教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对于人类宗教本性持积极态度的哲学看来，就像涓涓细流汇聚在一起最后形成奔腾的江河一样，不同的宗教表达也可以整合为一个综合体；每一具体的宗教都是这一综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发展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这一哲学认为，各种各样的种族、民族及人民之间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宗教结构；尽管他们关于宗教理想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追求的精神目标却是共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正是在这种假定下，人们探索了对于世界各种不同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并宣称世界宗教的统一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现实。

另外一些学者对此持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与其说各种宗教是趋向一致的，倒不如说它们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不同的宗教之间不仅缺少相互交流的空间，它们之间更难于相互补充。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宗教比较研究持一种消极否定的态度：宗教的价值属于主观性领域，评判不同的宗教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宗教的领域，并不存在一种像运行于科学领域的规律那样的强制要求普遍一致的规律。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宗教比较研究只有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才能开花结果，而在哲学与宗教研究领域则不可能有任何收获。前者是描述性学科，后者则属于规范性的学科。作为描述性学科，宗教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肯定会增加我们有关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与传统的知识；但是，要对宗教作规范性研究，这除了增加我们的迷惑与混乱之外，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知识。他们认为，世界宗教的和谐不可能由“哲学想象”来创造，而只能来自于我们对于各种宗教本身的认知。差异是人类宗教信仰的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任何使不同信仰和谐共存或把不同信仰粘合在一起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概而言之，尽管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有关宗教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建树，但是两者实际上都只说出了真理的某个部分，没有道出真理的全部。一方面，并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使我们相信，人类宗教信仰的差异性本身会阻碍我们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的宗教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宗教的比较研究，不仅在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是可能的，在哲学、伦理学、宗教研究等领域也是必要的。人类大多数宗教在表达形式上虽然确实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征，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倾向作为无视其他信仰的借口，也不应该将其看成是无需对不同宗教之间的相异与相似性进行比较研究的依据。当代世界的相互作用已经打破了竖在不同传统之间的篱笆，各种宗教的史实也已经表明了不同宗教的共存只能始于人们对于其他信仰之存在的意识和认可。对于其他信仰的忽视将产生误解，误解会滋长敌意，而敌意会发展成为战争与毁灭。由信仰间的敌意所导致的这种战争与毁灭，是与宗教的本质相违背的，因为宗教的本质在于通过在不和谐的世界中创造和谐与和平找寻一条实现永恒与永远幸福的道路。要在世界中创造和平与和谐，我们就必须减少不同传统间的敌意与误解；要减少敌意与误解，就必须促使不同的信仰之间进行对话；要促使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就必须对不同宗教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

另一方面，尽管我们不同意上述认为宗教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的消极主义观点，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消极主义在认识宗教比较研究中与生俱来的困难与问题方面，确实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含有部分真理。如果我们能具有这样的见识，我们就会避免重犯那些在这一领域经常出现的错误。比如，在过分的热情驱动下，有些学者在进行比较时常常会将他们所研究的课题过分简单化。在大卫・李特尔（davidlittle）及萨母纳・b・推斯（sumner）看来，在宗教比较研究领域存在有三种主要的错误用法：第一，企图把“整个宗教传统”如基督教、佛教及伊斯兰教等等类型化，然后从宏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泛泛的比较，从而使比较研究呈现出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倾向。这样一种比较研究方法忽视与模糊了每一种传统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变化与差异，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宗教现象，与其说是澄清了错综复杂的宗教现象，还不如说是歪曲了各种不同的宗教现象。第二，宗教比较研究时常具有辩护性，无论这种辩护是以公开的方式还是以隐藏的方式进行，都会使人对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产生怀疑。第三，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企图建立用以解释宗教起源与发展为目的的理论。（参见大卫・李特尔、萨母纳・b・推斯合著的《比较宗教伦理学》，旧金山haper&row，第17―18页）。

为了防止这些误用，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人们对于宗教信仰表达的差异性，既不要为过分简单化的倾向所误导，也不要被表面上的一般看法所愚弄。对于宗教比较研究的正确态度是：在相信人类本性具有连续一贯的确定性的同时，又要注意在比较任何两种人类传统的特殊形式时采用审慎的比较研究方法。

只有我们在对宗教进行比较研究时自始至终贯彻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我们才能取得比较研究的成功。但在现实实践中，人们似乎很容易把比较研究建立在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这种倾向也没有什么错，问题是这种方法时常引导人们在他们自己喜欢的宗教背景下作出判断。在这类的比较研究中，无论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研究结论，他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宣称某一种宗教比另外一种更为杰出，或者某一种宗教才是独一无二的。以贬低其他的宗教来抬高某个宗教，或者独断地论证“其他的宗教应该向这个宗教学习”，都是危险的举动，因为它会产生与比较研究之目的相违背的后果。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降低了比较研究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其中渗透了研究者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因为它违反了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使得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让位于偏见。这种形式的比较，不仅不能产生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因为它马上会招来其他宗教传统的反对。在相信其他宗教传统的人们看来，这样的研究与其说是科学研究的结论，不如说是激起人们愤怒的挑。

衅行为。

任何合格的宗教比较研究必须以公正性原则为基础。公正性原则并不排除研究者自己的宗教信念，也不把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与比较本身的价值相分离。在宗教比较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特别追求比较研究的绝对客观性，并试图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完全分离开来。为了获取所谓的绝对正确的结论，人们不得不割裂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在孤立状态下对事物加以考察；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就不允许任何属于个人的价值进入到他们对于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解释中。这是一种机械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式早已被人们抛弃了。解释学理论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或启蒙时代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从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任何解释都是在解释者个人价值的氛围中做出的。做研究工作，就是要在被观察对象与观察者或被解释的对象与解释者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因此，任何对于宗教的解释，如要具有可信性的话，都必须以结论开放、倾听、建设性的批判以及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为基础。

如果像这样来理解，公正性的原则就是在观察与阐释的过程中实现的。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种绝对“完善”的引不起任何批评的宗教，也不存在一种完全“客观”的评价标准。公正的比较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者不应该对这个或者那个传统作任何的判断与评论，也不意味着研究者应该总是把自己放在所比较的两个传统的正中间位置。公正原则指的是研究必须从开始到结束，都对比较双方使用同样的判断标准。公正原则坚持任何宗教传统都必须获得尊重的精神，但它也允许人们拒斥任何经典著作或传统实践中的某些与人类宗教信仰的原则不相协调的东西，从而使人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根据认真的思考作出有价值的判断。没有这种正与反、有利与不利两方面的判断，比较研究将是浅薄和表面的。但是，公正原则限制研究者作出随意的、片面的以及前后不一致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本身的价值与信念也必须得到检验与考察。这是一个开放与自我评判的反思过程，而对于这一过程的理解又是实行公正原则的最重要因素，也理所当然地是任何成功的宗教比较的前提。

二、在不同的宗教之间找寻相似点。

一种恰当的宗教比较研究包括三项任务：找寻相似点，发现不同点，并且由于重叠与相互包含的原因，要从相似之中发现不同，在不同之中找寻相似。

比较研究必须首先在不同的宗教间找寻相似点，这是任何比较的起始点。有两种找寻宗教间相似点的基本方法：一是考察它们的现象学框架；另外一种则是考察它们本身的结构。

尽管宗教世界具有多样性，是由多维空间组成的，但其现象学的框架结构则非常清楚。就其空间而言，有在世界范围里被人们实践的“世界宗教”，也有在特殊区域由特定人群或民族所信奉的“地区性宗教”。就其时间而言，有主要以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历史记载为基础根据的“传统宗教”，也有通过改革旧信仰与旧仪式或者通过创造一套全新的信仰与礼仪而形成的“改革宗教”或“新宗教运动”。就宗教的本质而言，既有依附于一种单一的信仰与实践并排斥任何其他传统要素的“单一宗教”，也有通过调和不同信仰、仪式与伦理观念而形成的“合成宗教”。通过这样一种现象学的描述，我们就能够马上发现两种宗教之间是否存在有明显的相似性：例如，它们到底是世界性宗教，还是地区性的宗教；它们是具有将自己的教义普遍化的潜力，还是完全囿于自己的起源；它们是仅以传统为依归，还是能够适用于现代世界；对于其他的不同宗教传统，它们是持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还是基本上坚持它们自己的信仰，对其他的宗教传统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发现类似这样的种种相似性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但还不足以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据，它至多可以作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开端。为了在不同的宗教间找到更为基本的共同特性，我们还必须特别详细地考察我们打算比较的这些宗教传统的结构特征。

我们所说的结构特征，是指那些能够反映一个宗教内部结构及相应功能的本质特征，对于宗教结构的分析是与宗教的定义相联系的。在试图比较不同的宗教之前，对于什么是宗教有个清楚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给宗教的定义是这样的：宗教是以寻求克服生命局限的方式为内容，并以这种方式来探求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之理解的学科。要克服生命的局限性，宗教必须把它的视野由短暂扩展到永恒，必须去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必须考察人类存在与有限世界以及人类与无限的双重关系。我们在人类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同时又在人类的存在与无限的关系中才能体会到怎样克服生命的局限以达到终极或无限。所以，在宗教世界中，人类并非孤立地存在着。他们不仅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中，而且还存在于人类与超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超越、人类与自然构成宗教大厦基础结构的三块基石。

对于宗教结构内部的研究可以以极为错综复杂的方式来展开。但是，为了理解这一复杂结构，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包括a、b、c三点的三角形来表示。在这个图形中，a、b、c分别用以表示超越、人类与自然。建立了这个图形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三点的相互关系中发现宗教的结构与功能。（见图一）。

附图{图}。

任何一种成熟的宗教，都具有某种以此三点为基础的结构，而这些点所代表的东西在表现形式上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三点中的每一点与其他二点的关系，都构成宗教理论与实践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既可以清晰地相互区分，又十分紧密地相互联系。第一方面以a为中心，以起源于a然后再扩展到b与c的各种关系为内容。因为这些关系都起源于a，又因为a代表着超越，所以，它们经常以宗教的“超越”方面为世人所知。“超越理论”与神学学说有所不同，后者在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文献和习惯用语中，指的是关于上帝的研讨。但是，其他宗教并不谈论这样一个有意志的上帝或诸神。这样，宗教中关于超越的论断，指的是对“无限”、对有意志的或无意志的“无限”与人类存在和自然世界的创造关系的理论反思。宗教的超越方面以超越为中心，而超越又几乎可以表现为任何形式：它可以是一种品质（如智慧、爱）、一种关系（如和谐、统一）、一种特殊的自然实体（如太阳、大地、天、河流、动物等等）、一个特殊的人类个体或群体（如某个国王、死去的人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即大自然）、一种纯粹的形式或者纯形式领域（如善、真、全部理念）、纯存在（如一、存在自身、存在基础），或者超越的活性人格神（如安拉、耶和华、上帝）。（参见《比较宗教伦理学》，第58页）。

所以，虽然或许我们同意并不是每一种形式的世界宗教都有某种上帝的概念，但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宗教中都包括有某种超越的方面，无论其关注的是通过外在于人性力量或人格神的拯救，还是强调人类自我的超越。一般地说，世界性宗教的超越的典型形式就是一种既高于自然也高于人类的力量、能力或人格。在这样的超越形式中，人们往往相信超越的人格或力量既能够控制人类事务与命运，也能够决定自然的演化方式。根据这种超越原则，人类存在及自然在本质上是依赖于超越的。

以在广义上也可以在狭义上来使用。广义的宗教是指宗教主体与宗教客体之间的所有关系，指与超越生命局限和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有关的所有宗教理论与宗教实践。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宗教”是在其狭义意义上使用的。狭义的宗教主要是指在宗教结构中的三个方面之一，即作为宗教主体的人类与作为宗教客体的超越及自然的关系，指宗教主体通过与“无限”交流、通过使生命与自然界相和谐来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活动。在发展这些关系的过程中，人发明并提升了某种特殊的信仰、感情、崇拜、礼仪、行为与生活方式。由于这一方面集中于从作为宗教主体的人推展到作为宗教客体的超越这一关系上，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与超越方面相区别――超越方面以宗教的客体以及从宗教客体到宗教主体的关系为中心，而“宗教”方面则以宗教主体及从宗教主体到客体的关系为中心。宗教表述的典型形式是信仰。信仰是一种态度，是对超越的向往。宗教比较研究的重要问题，是关于信仰究竟能否适度地发挥其功能的问题。一个功能适当的信仰，可以建立起宗教主体与宗教客体之间的交流关系；一种功能出现故障的信仰，则会堵塞甚至完全破坏这一交流，从而使宗教主体不能够到达超越的境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宗教的“宗教”方面就会开始退化，从而为宗教的超越关系或伦理关系所遮蔽。宗教的伦理关系是我们所要论述的宗教结构的第三个方面。人类不仅存在于他们与超越的关系中，他们以此得到或者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存在于他们与自己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这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拓展生命的意义。宗教的伦理方面以b为中心，以其与自身的关系、与a及c的关系为内容。寻求生命的最终意义，必须在关于人的本质及活动的意识中才能得以展开。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的伦理方面是超越方面与宗教方面的合理延伸。在宗教结构的三角形中，伦理之所以是宗教的伦理，是因为人类本性与行为是以其与超越的关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道德之所以具有指导行为的功能，其原因不在道德自身，而在于道德所追求的是宗教的终极意义。因此，宗教伦理学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及人类学领域的伦理学不同，因为宗教伦理是以道德准则及观念的超越价值为基础。道德的权威是在人与神圣之间的交流中表现出来的，而神圣是道德权威的源泉。在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过程中，人们关于环境的伦理意识得以提升，认识到自然与人类是伙伴关系而不是竞争、敌对关系；宗教伦理学的目的，是通过道德的努力来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从而克服生命的局限性，而不是为人们自己的行为与动机提供理性的辩护。由于人与超越、人与人自己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所以宗教伦理与纯理性伦理的界线有时很难划分清楚。但是，在宗教传统的框架内，宗教伦理时常不外乎以下两个类型中的一种：或者是从属于神学的伦理，或者是等同于超越的伦理。在前者，伦理对于超越目标而言只具有次要的工具的意义；而在后者，伦理本身则被视为通向超越的唯一途径。

宗教的三个方面（超越、宗教与伦理）就是这样分别由三种关系形成的。超越关系是从超越（a）到人（b）、到自然（c）的扩展，宗教关系是从人到超越、到自然的扩展，而伦理关系则是从人到其他人、到自然的扩展。（见图二）。

附图{图}。

一般说来，任何宗教体系内部都包含有这三个方面，且任何宗教传统的核心概念也都含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恰如其分地区分这些不同的`方面，那么我们的比较研究就可以避免将两种宗教简单地混合在一起，就能够深入地比较它们的具体方面和内容。在这三种不同的方面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教的超越概念之间的相似性最小。如上所述，尽管每一种宗教都拥有超越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超越观必然地把关注点放在上帝或上帝的创造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超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而不同的宗教在探讨超越的特性上也表述各异。在宗教方面即在人类追求超越的过程中，在渴望达到永恒或对终极的崇拜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宗教之间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信仰可以指向不同的客体，不同的宗教传统在仪式与象征上也可能很不相同。但是，这些不同表述的基本原则在很多方面带有普遍性，那就是要超越短暂并达到永恒。当我们进入到伦理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同类型的宗教之间在超越原则与宗教导向上大相径庭，但还是存在着极多的相似之处。不过，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相似”理解为“相同”。不同的宗教传统，在道德学说的形式、“完善”的理念、构成完善的美德以及美德的功能上可能十分地不同，从而使它们不仅在伦理价值的实质上相互区别，而且在道德规范、规则与制度的形式和结构上也各具特色。

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似点不仅存在于它们相对应的方面（诸如此一宗教的超越理论与彼一宗教的超越理念），而且也存在于所有这三个方面的混合方式之中。宗教结构内部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是所有形式的宗教的基础，而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大体上也是相似的。在相互依赖关系中，超越方面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超越是其他两个方面的基础，而其他的两个方面则被视为超越的延伸或应用。但是，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宗教与伦理方面也不是消极的或者完全被其超越原则所先天决定的。一方面，它们可以推动对超越的探讨，加深人类对其根本原则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们还能将这一根本原则应用到实践中去，使超越原则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而是成了人们自身之中的东西。

三、不同宗教之间的区别。

在宗教比较研究中，我们必须把宗教之间的共性和差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我们必须在两种宗教传统的差异的背景中来讨论它们的共性。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于宗教比较而言，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比它们之间的共性更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两种全然不同的宗教传统。如果我们对宗教之间的这些差异没能给以足够的注意，我们的比较就会误入歧途。宗教的共性基于人类的共同本质，而宗教的差异则反映了人们对文明、文化以及传统的多样化表达。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同的语言都会加剧宗教信仰表达方式的差异，都会产生不同形式的世界观。宗教间的多样性是为什么要进行宗教比较研究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追求协调各种宗教共存这一目标的真正困难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这样一种宗教分类模型，它既能反映出不同宗教之间的本质和结构上的差异性，又能忽略不计它们在起源与地理等方面的差异。为了建构这样的模型，我们需要返回到上述三角形的宗教结构中去。每一种宗教的基本结构都是由那三点所支撑起来的，而每一个宗教的表达方式也都必然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当然，不同宗教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强调会产生不同的关系，而这些不同的关系又会反过来形成不同的宗教结构。宗教关系与宗教结构中的这些差异，促使我们把世界宗教划分为三种原型，每一种原型都通过关注于三角形中的一点而展现出其独特的特性；因为在该原型里，所有的关系，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超越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这一点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见图三）。

附图{图}。

点和终结点。作为这种宗教之中心的神，是一切富有意义的关系的源泉，更确切地说，一切关系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过是神性存在的具体化，人和自然是通过神性存在的创造和无处不在的恩赐而与神性存在发生联系的。作为宗教崇拜的超越力量，神性存在是人类达到超越的唯一启蒙者和推动者。b点（人类）和c点（自然）依赖于神的存在，并从神性存在及其创造中获得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人类达到超越的希望，只有通过占据了人们心灵的神性存在才能得以实现。人们对待彼此和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是基于人们模仿神性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不仅强调神性，而且也特别强调人们对于神的恩赐的反应的重要性，所以，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并不否认人类对于他们自己的存在与行为的责任。但是，这一类型的宗教坚持人的责任是由神性的存在而产生的，其根源在于神对人的关照。没有神的启蒙，人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来。以神为中心的宗教将自然与自然存在物看成是神的创造的标志，因此，在整个体系中自然与自然存在物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典型的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是犹太教。在犹太教中，上帝是所有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其他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具有这一宗教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许多特性。

宗教的第二种类型是人本主义的。人本主义宗教以b（人）为中心点，人的超越被视为是人性的圆满实现。由于人本主义这一概念已经获得的某种技术含义常常指的是18与19世纪产生的一种哲学学派，我们需要在这里对人本主义作出新的定义。我们这里所使用的人本主义一词，指的是一种与在神性之中寻找拯救源泉的有神论相对立的传统。因此，人本主义宗教坚持认为，人类能够并将通过在其本性与心灵中圆满实现人性的方式而达到超越。在这类传统中，人类超越的过程被看作一种通过人自己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努力而进行的自我修养过程，自我修养因此不仅具有道德意义而且具有超越的意义。人本主义宗教有时也把超越看成是来自神的权力，有时甚至会承认超越具有神的尊严和权威，应该受到尊敬。但是，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不同，人本主义宗教反对把任何关系的起源归结为神的创造，认为人类关系始于人类存在，是由圆满实现的人性所界定和设计的。人本主义宗教在b点上实现了其结构的平衡，而把超越内化为人的本性，并将人性的完满实现视为达到超越的标志。超越的内化产生了一种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类型相区别的精神性。在人本主义宗教的框架中，超越是在人类智能所建构的观念中得以解释和理解的，而不是由神的启示所给与的。人本主义宗教强调超越（无论是以人格还是以非人格的形式出现）与人类世界的统一，而不是强调它或他与人类世界的分离。在它看来，维持这种统一，与其说是具有神力的救世主的工作，还不如说是人类的责任。作为超越之神的功能更多地存在于对宇宙法则与规律的表现中，而不是存在于对于个人的意志的表达中，所以超越之神并不直接干预人类事务，而是间接地通过人的活动而发挥作用。与此相适应，人本主义宗教认为，超越更多地是一种道德活动过程而非来自于神的赐予。人本主义宗教虽然也追求超越，但它拒绝接受超越只能由神来启蒙的观点。它把人的超越看作是人的完善，在这种完善中人突破了自己的局限，发现了人类生命的终极意义。它坚持认为人性与超越的本性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生命短暂而忙碌于世俗世界的人有能力改造自身，从而将自身提升到永恒与神圣的层次。儒家，尤其是理学和心学，是这一类型宗教的典型表现。基督教也明显包含着与人本主义宗教相类似的倾向，因为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是其中心与焦点，而耶稣基督同时既是真正的神又是真正的人。一些现代的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基督教中存在着重要的人本主义因素，比如强调耶稣是位道德教化者，基督就是人类的典范，强调拯救实际上是人类对于耶稣召唤的回应等等。我们承认，这些教义确实是基督教教律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也将力图证明，这些所谓的人本主义的教义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只有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人类拯救的可能性。因此，基督教基本上并在本质上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传统而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传统。

第三种宗教类型是自然主义的宗教，在这一种宗教中，c（自然或者自然法）占据着中心地位。无论是超越还是人类存在都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自然过程的产物。只有跟随着自然，人才能达到超越。某些自然主义的宗教或许相信有一个高于万物的神的存在，但这一神的存在的功能与作用最终还是要让位于自然法则。另外一些形式的自然主义宗教或许会强调人要参与自然的进化过程，但是，这种参与并不能证明人优越于自然。相反，人的价值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够达到超越也是由于大自然的力量。道教，是这一宗教类型的典型表现。在道教中，作为自然法则的道，不仅是人类的创造者，也是人和神存在的保证。佛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自然主义的宗教，但是，在虔信阿弥陀佛的净土宗那里，佛教则可以视为一种以神为中心的宗教。

以上我们关于世界宗教的类型分类，清楚地揭示了不同宗教之间结构与关系的差异。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宗教类型之间的界限。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世界中有某种纯粹的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纯粹的人本主义宗教或者纯粹的自然主义宗教的存在。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尽管每一种类型的宗教都有它们自身的独特特性，因而理所当然地可以与其他的类型相区别，但是，这些类型中没有任何一种是绝对的、不能被其他类型所包括的。三种宗教类型时常是交相重叠。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中有人本主义的因素，人本主义宗教中有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的因素。所以，当我们比较两种不同的宗教时，我们不仅应当区分它们，把它们划分为各自不同的类型，比如这一个属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而那一个则属于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我们还应当留意到它们之间各种各样的重叠方式，比如说，我们要特别注意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中的人本主义因素以及人本主义宗教中的神性因素。以下正是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所着力强调的：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共性中的差异，也必须认真检查差异中的共性。

综上所述，不同宗教之间尽管形式不同、结构各异，但对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们对于不同宗教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必须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那就是在相信人类本性具有一贯确定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选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适合不同比较对象的比较方法。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应该确定一种自始至终得到贯彻的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虽然这种公正原则并不等于把研究者价值与比较本身的价值完全相分离的绝对客观性，但要求比较者必须去掉自己的偏见，必须确保比较在同一价值判断标准下进行。比较研究具有结论开放、尊重比较对象传统、富有建设性和以理解为目标这样一些特征。比较的目的就是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寻找出共同的相似点和二者的差异所在，注意在共性中找出差异，在差异中找到共性，在两种不同传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中，挖掘不同传统的现代价值所在。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八

摘要：隋唐以来，由于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收到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北齐根本就没有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齐文学逐步走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北齐文学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同时，北齐文学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后来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折射出南北分裂、融合时期**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九

摘要：微电影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用更加清晰、简短的语言和情节将完整的故事阐述清楚，满足当前大多数人快餐文化的需求。在电影制作中很多制作方会利用电影音乐提升影响力、创造经济利益。微电影亦是如此，本文将对微电影音乐制作进行分析。

关键词：微电影;音乐;制作。

本文将对当前国内微电影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微电影音乐的表现和类型，以研究我国微电影音乐的发展。

一、国内微电影音乐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关于微电影的研究仍然主要局限于“戏剧电影与电视技术”和“文化经济”方面。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新型文化艺术种类，微电影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是背后蕴含的巨大文化经济利益在驱动。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我们产生大量的移动媒体使用者和网络用户，再加上公共空间媒体和新型公交媒体，我国新媒体平台用户数量惊人。可见未来一段时间内电影院和电视媒体必然会受到网络和移动终端为平台基础的微电影的冲击，基于移动终端的互动性和便捷性决定了会有大量用户会在线观看微电影。所以，应当对微电影发展倾注更多关注。

二、微电影音乐的类型和表现。

很多学者认为电影音乐的本质是一种功能音乐，对于微电影亦是如此。音乐在电影中起着支撑剧情发展的作用，有时微电影音乐是作为叙事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有时作为烘托电影气氛的重要手段使用，有时则是为了表达角色的内心情感。传统的电影作品中，都是根据音乐的功能性质来划分音乐类型。我国电影音乐研究的过程中运用的是波兰音乐学家《电影音乐美学》中的“功能性分类体系”。

我国著名音乐学家于润洋就将这一部分内容写进了《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一书中，同时将其划分为四种基本功能类型，分别为背景气氛性音乐、表达作者主观态度音乐、表现角色心理体验音乐、描绘性音乐，这种分类是以电影音乐功能性和表现性为基础实现的，后来国内大部分学者也都接受了这种分类，并在电影音乐研究中广泛应用。虽然微电影与传统电影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传播途径、表现内容、制作方式，并且发展时间不长，所以不能按照分类普通电影音乐的方法进行音乐分类体系进行划分。

笔者认为微电影音乐的划分可按照以下依据进行：首先，以微电影音乐素材为依据划分。根据微电影音乐素材的来源可将微电影音乐划分为原创性音乐和非原创性音乐。直接运用于电影中的既有音乐就是非原创音乐，通常该类音乐产生于电影之前，是完成剪辑后音乐制作人为了满足电影需要而进行剪辑的。实际当中通常有两种引用非原创音乐的方式，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在直接引用中，音乐制作人将未经过任何改编音乐的内容直接应用于微电影中。例如：制作人老狼曾将崔龙阳《再见克隆人》、荷西《布拉娃》、张智的《巴克图口岸》直接运用于微电影《音乐十诫》当中，并通过在背景音乐中使用这些作品收获了良好的成效。

在间接引用中，音乐制作人为了达到更加契合电影内容和推动情绪、清洁发展的目的，会将原有音乐作品的配器、速度、力度、和声进行改变。例如：帕格尼尼的《钟》就被间接的运用于薛凌的微电影《造琴师的秘密》中，音乐制作人大胆的改变和剪辑了第三章中部分乐曲片段，使音乐更具时代感。当时微电影音乐制作的主流仍是非原创音乐，这种方式配乐目前在国内大多数微电影制作中使用，相对于原创音乐其成本、资源、操作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要使影片内容和音乐的契合度高，就必须由高水平的剪辑者完成剪辑环节，另外这种直接应用造成侵权问题也相对较多。

其次，以微电影音乐的剪辑方式来划分。根据微电影音乐的剪辑方式，可以将微电影音乐分为主题性配乐和拼贴式配乐两种。拼贴式配乐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式剪辑配乐，当前国内微电影配乐中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拼贴式配乐的剪辑采用的是音轨剪辑方式，通过拼贴或混剪若干知名乐曲达到衬托剧情和参与叙事的目的。《老男孩》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其主要内容表现为怀旧、励志、青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歌曲《粉红色的回忆》《十六岁的花季》《水手》《花仙子》都被通过混剪的方式运用到电影中。这些作品不仅将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都一一展现出来，还将观众带入到那个时代氛围，很多八零后很容易就会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三、微电影音乐的前景分析。

电影在经济学中作为一种商品存在，电影音乐在经济学中则是附属商品。很多人将电影从音乐中获取经济效益的方式归纳为三种：首先通过吸引观众的作用，带动电影票房提升。其次是电影音乐原声大碟等音乐衍生品，获取效益。最后，通过明星演唱电影歌曲，促进粉丝效应。笔者认为与电影音乐相同，微电影音乐的商业特征也是如此，这在它的应用价值上就能够体现出来。《老男孩》《一触即发》两部作品都产生于微电影元年，这也决定了微电影发展的两条路径，分别为品牌营销类、各门户网站发起并寻求广告品牌合作类。

可见微电影的经济回报机制从最初就已经建立起来：一方面广告投资方加入到微电影制作当中，并将自身的商业品牌在特定故事短片中植入，甚至一些广告界认识直接将微电影表述为新的广告形式，虽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但是从中能够窥探出微电影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微电影音乐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形势：第一种是以音乐微电影形势应用于传统唱片业市场。实际当中通常是由音乐发型公司投资拍摄音乐微电影，主角通常由歌手担任，拍摄的蓝本是新创作的单曲内容。这种作品能够为新专辑发行聚拢人气，或者帮助歌手引起关注等。第二种是，利用单曲模式宣传微电影。近年来为了使即将发行的电影内容能够为更多人所了解，经常采用提前发行电影主题曲吸引观众的方法。例如：微电影《飘香》的制作方就在播映前，将微电影主题曲发布在乐视网上，微电影主题曲收获了五十万的点击率，宣传了这部微电影。

四、结语。

本文分析了微电影音乐的创作，以求为推动微电影音乐的发展、提升微电影音乐创造价值贡献绵力。

参考文献：

[1]吴晓燕.选取电影音乐在普通高校开展音乐欣赏教学微探[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

[2]陈越红.数字时代和传统时期的电影音乐有何不同[j].电影艺术,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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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十

对于艺术史的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由于艺术最本质的价值在于它的审美价值，这就使得音乐学界研究者们除了采用一般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外，还必须借助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来充实和丰富艺术史的研究。随着艺术多元化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已成为音乐学各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当代西方音乐史学界已经把触角延伸到更多的方法中去，试图以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研究音乐的历史。

一、过去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

从80年代开始，音乐学界对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探讨了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等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单一的方法不利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并对惯常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无论是孤立叙述事件的历史还是简单地把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方法照搬到音乐史学研究的方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同时，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近年来，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趋势逐步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于润洋先生提出：“历史与逻辑是音乐理论发展的两大基石。”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对于音乐而言就是历史与美学的统一关系。其实，就音乐本身而言，作为音乐史的研究对象，作为一门听觉的艺术，它所具有的非语义性、非具象性等“抽象”的特性，使得人们对它的史学研究较之其他艺术有着更大的难度。首先，音乐是一门表演艺术，许多伟大的作品是靠表演者精湛的演绎得以表现，继而得以接受和留存。然而，在录音设备发明之前，乐谱是音乐唯一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能借助乐谱来进行音乐本体的研究。而对于过去的表演情况以及乐器的性能只能通过史书所记载的文字来得知，更多的感性细节则知之甚少。同时，由于记谱的不甚完善，又使得研究者们纠结在“文本问题”和“真伪问题”之中，这给准确地把握当时的音乐风格制造了一定的障碍：其次，作曲家本人的生活、创作经历，以及当时社会、历史的变革，主流的文化思潮等但凡能与作曲家沾边的细枝末节也是史家们在乐谱以外所热衷的考察对象。当然，这是为了能更客观地探寻到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准确地剖析出作品的内容。然而，这些考察的对象是否与作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无可否认。社会生活是能够直接引发人的感情体验。无论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一个社会事件，还是人与人交往中的方方面面，都可能引发作曲家的创作欲望。无论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肖邦的《革命练习曲》，还是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生活在作曲家心中造成的强烈的冲击。但是，还有很多音乐现象却并不容易找到它的社会原因，像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人们或许更多的只能从音乐本身来进行分析。这样看来，对于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所采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

我们知道，历史是无法穷尽的，史学家们所写下的历史不过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而已。一方面，由于人认识能力的有限，不可能洞察历史的方方面面，因此留下了历史的部分记载：而另一方面，这些“部分”同时可以视为一种选择的结果。试想，史学家们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编撰罗列的过程，不正是一个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吗?那么，他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是出于时代的需要?还是出于各自的趣味?拟或其他一些更为深层的因素。我想，原因是多样的。传统的沿承、政治的需要、审美的偏好……都可能成为选择的原因。总而言之，他们是选取了他们认为有意义的音乐来进行历史的研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杰作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所接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它所具有的审美本质，在于它所承载的普遍情感的意义，能够永载史册的音乐作品必定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

二、用美学的方法研究西方音乐史。

有学者认为：“现代音乐史学的真正目标或终级目标不是历史的音乐作品本身，而是音乐作品背后的音乐审美意识。”我想，无论现代音乐史学的真正目标是什么，美学意识在史学研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因为“音乐史光凭事件，记载是不够的，一般的史学法则也不适用。必须借助美学，音乐史家才能说明作品的意义，恢复作品在过去的样子(前史)，暗示它在今天的含义(后史)”

克罗奇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向传统的科学主义态度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就音乐而言，当音乐作品作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时，由于“现时”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此时”的特定背景因素去理解“过去时”所创造的作品，加之音乐“抽象”的特殊性，因此，研究者们对它的解释不可避免地较之其他艺术有着更多的主观色彩。伽达默尔认为音乐意义的丰富性正是通过现时与过去时之间的“时间间距”中理解者的再创造过程来实现的，据此提出了“视界融合”的观点。即要求理解者拓宽自己的视界，使自己现在的.视界与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视界相融合，从而使二者都超越自身，到达一种新的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和解释。毕竟。历史学解释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事件原因、结果的解释，对于事件特质、特性的说明也同样必要：历史学家区别于他人的并不是他的对象――过去的事件，而是他在处理自己对象时所持的态度和所采用的方法。

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美学意识，需要美学的方法，这是本文一再所强调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史学研究中，一些批评理论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机械使用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反思。比如反映论就“仅仅涉及艺术家及其作品与社会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艺术哲学的有些问题不是仅用‘存在决定意识’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音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显得更为隐蔽”。同样，进化论也并不非常适用于艺术研究。因为从总体来看，艺术的发展呈积累式而不是淘汰式，艺术样式从整体上看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而不是不断取代。因此对于音乐历史的研究要根据音乐的特殊性来进行。

本文主要是就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中有关美学的方面提出了一些感想和思考。而像社会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形态学等学科的方法对今天的史学研究同样有着深刻的启示。当然，对方法论的思考与探讨是为了开阔人的视野，使研究者能对事实的不同侧面进行强调，对历史有着更为丰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前提必定是不违背历史事实。毕竟，方法只是通向史学研究的途径，它自身并不能提供真正的史实。

量化的研究方法论文简短篇十一

3.1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进行研究。

人力资源的研究应当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而这两种研究方式应当互相借鉴、互相融合。

并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注意区分其研究对象，即人力资源政策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对人力资源实践之间横向匹配的研究首先要明确其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间的协同合作方法进行研究，如此才能够对人力资源实践管理进行有效的研究。

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应从多层次进行研究，其主要对象即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企业战略目标之间纵向匹配的研究。

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已经有所成果，但其中大多数仍属于定性研究，因而还需要国内的学者对其进一步的研究。

4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尽可能的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平和效率，以此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国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还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经验，并将之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融合，形成一套我国企业独有的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1]李秀梅.社会工作人力资源管理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15).

[2]张宇.试论新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j].民营科技，(08).

[3]宋湘.浅析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j].时代经贸(下旬刊)，(12).

[4]付荣.新要求需要新举措[j].国家电网，2010(12).

[5]陈得宽，王昌明.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