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工业化简史心得体会总结 新中国工业化感悟(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简史心得体会总结一

今年7月，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党史，了解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通过深入学习领悟，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做到知史爱党，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今天我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学习交流：

一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挣救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二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三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治理中国，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四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新中国取得巨大成就。

一、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挣救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侵略，割地赔款无数，不断丧失国家主权，使中国最终沦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伟大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先后进行了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爱国运动、辛亥革命等抗争。然而，均以失败告终。

1919年5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由爱国学生运动逐步转变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人阶级大罢工，工人阶级走上了斗争的前列。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从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五四运动后，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于1920年8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此后，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谭平山、陈公博，在日本、法国的周佛海、施存统、张申府、周恩来等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由于特务的破坏，最后一天是在加兴南湖游船上开完。出席会议共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我们党今天有9000多万党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党，就是从50多个党员发展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救国救民，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

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拯救广大同胞于水火之中，以南昌起义为起点，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

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为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进行了解放战争。有人说，我们为什么用这样武装暴力的方式获得民族解放？为什么不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命运问题？我刚才说过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场革命只能是彻底的革命，只能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就不可能走向民族复兴。这段历史充分证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心声，顺应了历史的规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这是被革命斗争实践所证明事实与真理。

1949年10月1日，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庄严的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伟大的事实。从此，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之林，在维护世界和平中，中国举足轻重。

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做了很多工作，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通过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带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伟大胜利，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这一过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曲折与失误，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都得以确立，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起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都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和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的结果。

党的历史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摧不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治理中国，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施治国理政，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内治理稳定有序，国际上更加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得到丰富发展。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写入党章。全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全党的行动指南。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新中国取得巨大成就

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顽强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建国7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别人的恩赐施舍，更不是靠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中国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千辛万苦干出来的，也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结果。

在这仅列举十一大成就，说明中国从山河破碎到寸土必保,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从世界边缘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从封闭守旧到改革开放,从求索问计到中国方案……国家的巨变,世界的惊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形象、创新形象、自强形象、开放形象、大国形象,既高耸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也树立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清晰而富有特色,自信而富有朝气。“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个“起来”极大地唤起了最深沉、最昂扬的国家自信、民族自信,激荡起了身为中国人的浓浓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两弹一星、恢复联合国席位、上天潜海、港澳回归、青藏铁路、加入世贸组织、北京奥运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产航空母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建立，等等等等，这些伟大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人民就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稳步发展，可以说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百业兴盛。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同志们，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人代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领航中国号巨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正在向着中国梦的彼岸高质前进。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牢记初心使命，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推进自我革命。面对挑战,我们有迎接挑战的勇气;面对困难,我们有战胜困难的信心;面对困惑,我们有走出困惑的追求;面对风险,我们有防范风险的能力。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激发出的正能量和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磅礴力量，引擎中国号巨轮驶向世界舞台中央，以优异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简史心得体会总结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八周年了，我重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我们了解党在这近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经历中，也能够说是在必须程度上了解近百年中国历史。

说到党史，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是明白一些的，只是在认识程度或认识角度上有着差异的因素。比如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在对党史的认识上还停留在“文革”那个学生时期，只明白我们的党是在不断地同“左”倾、右倾路线斗争中发展过来的，留给我影响最深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取得了成功，遵义会议确立共产党走向了正确道路。其实中共的诞生与发展，这一路与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能够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此刻的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姿态应对现实，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强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必然政党。清王朝后期，制度的腐败、科技的后落、外帝国侵略，人民生活在贫困、后落、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对西方侵略的主张，对内侧提出振奋民气，兴利除弊的改革设想；

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提出的“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求福”为口号，都不是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制度上的空想言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以英国为标准，效法、日、俄，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样是不能动摇封建王朝政府的没有实际基础设想。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透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构成一个能够顺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最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的社会仍处在封建官僚与帝国主义等欺压之下，人民百姓同样过着受苦受难的生活。

中国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家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不仅仅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且传播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中国开辟道路，个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与劳农专政制的先进理念和思想传播于国民；

同样李大钊介绍和讲评十月革命，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用心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也受到民众的相应和拥护。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举着反帝反封建反土豪劣绅旗帜，从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到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彻底性。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第一枪，但是南昌起义、武汉起义相继的失败。然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却取得胜利，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军民平等，同甘共苦，消灭剥削制度，走出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合成功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地纠正自我错误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不断地纠正自我错误中提速发展的，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合道路，把十年动乱摧垮的国民经济夺了回来，向国强民富前进。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来没有先例，是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和不断地学习国外先进国家长处中思考。中国共产党敢于应对现状，在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不护短，有错必究，知错必改，在重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政府体制的完善工作，让广大人民生活更有幸福感。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简史心得体会总结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40余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什么？在当时，“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专政的对象，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协商建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一个过渡时期，通过实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一化三改”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采取让资本家从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办法逐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合作化采取由低级到高级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

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总结自己的经验。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确立的党的正确路线展现了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做的探索，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向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任务，而且强调走这条道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这段简短精辟的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

经过改革开放40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充满了自信。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科学的、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

新中国70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完善和发展，我个人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定义，纠正了我们以往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

第二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种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这两种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那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之后，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充分强调了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014年12月4日是中国首个国家宪法日。2018年3月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这是宪法宣誓制度实行以来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的宪法宣誓活动。

第三点，“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

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祖国大陆对台湾人民的思念之情，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提出了九条方针（叶九条），这九条方针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慈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这六条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运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就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和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2008年12月，两岸海、空直航和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开了历史性步伐。为了坚持“九二共识”，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同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这是1949年之后两岸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

“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是付诸实践首先是被用来解决香港、澳门问题。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成了生动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两国政府举行香港交接仪式，英国政府把香港交还中国。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香港和澳门回归，标志着外国列强占领中国国土的时代彻底结束，开创了港澳两地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通过外交谈判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各国国情不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国家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二者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同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另一个“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中国70年，中国人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这些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坚持制度自信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不能自我满足，更不能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能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由两句话组成的，前一句话“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后一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丰富了现代化概念的内涵。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手，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有可借鉴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出了重要的世界意义。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简史心得体会总结四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有关新中国工业化简史心得体会总结五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翻开中国共产党98年的历史画卷，是风雨兼程的98年，是波澜壮阔的98年，是自强奋进的98年，是积极进取、不断自我完善并逐步走向成熟的98年。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走向富裕安康，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繁荣昌盛的中流砥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心声，顺应了历史的规律。路走对了,结束百年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顺理成章了。尽管有曲折、有困难，尽管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充满着探索和艰辛，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建设好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和回答了这个重大课题。

党的成立之日起就已改造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发展为己任，以星星之火为燎原之势，带领人民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党的成立之日起就已改造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发展为己任，以星星之火为燎原之势，带领人民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近百年气势磅礴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中蕴涵着党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承载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涌现出令人敬仰的英雄模范人物。习近平在系列讲话中也曾多次讲到学习历史，学习党史的重要性，用生动语言把历史称之为最好的教科书，将中国革命历史比喻为最好的营养剂，强调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心中就会增加更多正能量，通过学习党史，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段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历程和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以下是学习党史的几点心得体会。

一、学习党史是党一贯性的要求，学习党史不是现在提出来的，从党成立到现在，我们有好多次学习党史的高潮。尤其是从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提出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这个任务提出来以后，学习党史变成了全党的一件大事。

二、学习党史尤为重要。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是正确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对于党员而言，学习党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一一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是每名党员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加强党的历史知识教育，是促使党员从思想上真正入党的必要途径。尤其对于我们担负特殊职责使命的而言意义更不止于此，只有勤学常温党史，对党的历史了然于心，才能深刻体会我们党奋斗历程的艰辛，才能深刻理解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才能不断从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得到启迪和警醒，才能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去克服前进路上遇到的各种迷惑和艰难险阻，维护肩负的神圣使命，圆满完成职责任务。

三、学习党史，关键是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通过学习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真学才能真懂，真懂才能真信，真信才能真用。要积极主动地学，而不是”用时翻书”;要全面系统地学，而不是寻章摘句;要带着问题学，而不是死记硬背。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对党的历史了解得多了，自然会增强对党的归属感。要善于透过历史进程把握历史规律，通过学习进一步把握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理性地看待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不因现实不完美而对未来失去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努力奋斗，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相信党、拥护党、依靠党捍卫党。

四、学习党史，重点是学习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不少弯路，有过惨痛的教训。纵观党的历史，党执政形成的规律性认识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助更生，艰苦创业必须坚持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必须坚持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必须坚持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要对这些命题提出的背景、结论形成的过程及中途曾出现的曲折等进行认真学习和把握，反复研读，细心领会，深入思考，融会贯通,不断提高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增强贯彻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自己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五、学习党史，根本目的在于以史鉴今、以史促今。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学习的效果要用实践的成果来检验。要把学习党史的心得体会，转化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实际行动。一是要结合学习党史不断增强党员意识。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性质、纲领、章程、宗旨、历史使命和路线方针政策,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党性分析，查缺补漏，改进不足，不断强化自己的党员意识，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党员身份，时刻不忘党的历史使命，时刻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险关头豁得出来。一是要结合学习党史模范实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主要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等等。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的“传家宝”和政治优势所在，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过程、历史意义，仔细思考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现实意义及如何去继承和发扬，立足本职工作，找准实践的切入点，努力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三是要结合学习党史扎实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党员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是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作为党员不仅要认真学习党的历史上关于群众路线的著名论断，还要认真学习党实行群众路线所取得的丰功伟绩、不实行群众路线的惨痛教训，认真学习为人民服务先进历史人物的感人事迹，更加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更加积极地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以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各类主题实践活动，立足实际扎实做好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

总而言之，通过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明确努力学习提高的向，感受到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重任。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围绕学校中心工作，以实施素质教育为宗旨，以推进课程改革为载体，端正教育思想，丰富专业知识，提高教学技能，做到教好书，育好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通过认真地学习与反思，我深知自己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作为一线教师，工作压力没有合理地调节，这些都是自己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时刻反思自己的不足，加强学习，认真履行好岗位职责，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用工作成绩回报党的关怀，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