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 新中国工业化感悟(7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022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一

改革开放40余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决定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什么？在当时，“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专政的对象，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协商建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一个过渡时期，通过实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一化三改”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采取让资本家从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办法逐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农业合作化采取由低级到高级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

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也需要总结自己的经验。1956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确立的党的正确路线展现了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做的探索，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向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任务，而且强调走这条道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这段简短精辟的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

经过改革开放40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充满了自信。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科学的、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

新中国70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完善和发展，我个人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定义，纠正了我们以往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

第二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种是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这两种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那就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之后，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充分强调了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地位。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2014年12月4日是中国首个国家宪法日。2018年3月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这是宪法宣誓制度实行以来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的宪法宣誓活动。

第三点，“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

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祖国大陆对台湾人民的思念之情，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提出了九条方针（叶九条），这九条方针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慈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这六条方针集中体现了邓小平运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就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和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2008年12月，两岸海、空直航和直接通邮正式启动，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开了历史性步伐。为了坚持“九二共识”，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同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这是1949年之后两岸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

“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是付诸实践首先是被用来解决香港、澳门问题。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变成了生动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两国政府举行香港交接仪式，英国政府把香港交还中国。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香港和澳门回归，标志着外国列强占领中国国土的时代彻底结束，开创了港澳两地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通过外交谈判并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各国国情不同，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国家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到，“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二者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同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另一个“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新中国70年，中国人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这些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坚持制度自信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不能自我满足，更不能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能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由两句话组成的，前一句话“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后一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丰富了现代化概念的内涵。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手，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有可借鉴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出了重要的世界意义。

2022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二

尊敬的xxx书记、xxx局长，各位领导、同志：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xxx市委党校与在座的各位见面。首先，请允许我代表xxx市委党校诚挚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从中国和世界两个区域视角来讲解。不同的取镜，就会呈现不同的直观感受和解读。那么，中国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又会让我们产生怎样的感触与思考呢?根据xxx书记的指示，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接下来我所要授课的主题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不吝指出问题。现在，课程开始。

任何一部历史的撰写，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也有它蹒跚学步的前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百年黑暗近代史的序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恶化的过程之中，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身陷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期间，多少仁人志士慨以当慷、前赴后继，为拯救国民探索出路、四处凿壁、呼号奋战。然而，由于他们始终奔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之上，终究未能在救国之路上走通、走成、走完。

1917年十月革命为满目疮痍的中国送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麻木的广大工人、农民脱下沉睡的外衣，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发出摆脱压迫与剥削的呐喊与警醒。这个时候我们国人才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再次印证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大胆尝试与无限智慧。随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顽固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的伟大胜利。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论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插上指路牌。可以说，国人也曾在1949年10月1日前思考过诸如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应该建成什么性质国家等问题。庆幸的是，革命的成功让人们对资本主义道路报以坚定的否决。可是，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外，新中国难道要选择封建主义吗?就在国人议论纷纷、迷茫困惑之际，我们党伟大领袖毛主席大笔一挥，著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旗帜鲜明地告诉国人：“走俄国人的路。”没错，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即社会主义道路。由此，新中国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书写同步进行，开启了中国人民的新历史。

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成功搭建起社会主义发展主体框架，但还缺乏社会主义制度主心骨的支撑。因而，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新中国致力于打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心骨。

1949年至1953年，中国陆陆续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剿匪除恶霸、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事件，有力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切实恢复了残破的国民经济。

1953年至1956年，中国通过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3年，我们党适时提出渡时期总路线，指出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所谓的“一化三改”。期间，我们党依据当时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一化三改”运动之中。1956年，新中国基本完成三大改造。这标志着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新民主主义大国，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变革，更是一个国家历史基调的奠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整体上来说，在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制度转型，促进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石。

新生事物的成长难免遭遇碰壁和挫折。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两个曲折的探索阶段，虽然有所失，但也有所得。总体来说，这是一种曲折的前进。

1956年至1966年，新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十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956年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开端。不同于苏联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新中国准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状况，表明敌我矛盾并非社会主流，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确实占了主体。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起到了振聋发聩和独树一帜的作用。但是，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世界性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由此，新中国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发动进攻。进而，国内的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被当作敌我矛盾。在这样的国内外不稳定发展趋势影响下，我们党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但却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催生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我国被迫在1959年至1961年进入生产生活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好在国家领导人及时调转航舵，通过1960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1962年“七千人大会”，国民经济得到顺利恢复与发展，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至1976年，新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曲折十年。不得不承认，这十年间的探索虽然防止了像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但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我们应该看到，国家领导人发动思想文化领域革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苏东剧变便证明了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富有远见。而且，这种思想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应该给与肯定。只是，探索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和指导方略缺乏科学的分析，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理应加以抛弃。当然，在这十年间也取得不少成绩，如：三线建设、两弹一星、中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腾飞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哲理同样适用于勤劳、勇敢、奋斗的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当新中国沉浸在碰壁、迷茫、挫折的困境之中时，改革开放一声炮响，将步履蹒跚的中国推向新世纪的迎风潮头。

1978年，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扭转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进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钥匙打开了人民群众身上的教条主义枷锁，让人们的内心从曲折的过去解脱出来，重新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完善社会主义及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新动能、提供新动力，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再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

198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加上“特色”内涵。我们根据国情实际和时代特点，通过艰辛探索赋予了鲜明的中国发展特色。自此，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愈加“特色”、更加闪耀。由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道路、基本路线。在这里，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主席时期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机制，则是在邓小平同志时期完成的，两者属于前后继承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说法。

新时代，我们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在文化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红色革命文化为基因，同时吸收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积极内容的文化制度。经过实践的证明以及时间的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成熟，有力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受住了国际复杂形势的考验。因此，我们充满了新时代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段从建立到建设再到完善的历史，是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事业在探索中发展、在挫折中前进、在困难中成长。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劳动人民的汗水与心血，让我们为国人、为自己鼓掌致谢。

同志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世界上的不平凡历史。我们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经历多少坎坷磨难，才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逐步强起来;我们经历多少泪眼婆娑，才最终走向了伟大复兴。应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最后，希望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十四亿中华儿女奋力在新时代阳光普照下，继续谱写华丽新篇章。

我的授课到此结束，感谢大家!

2022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你们好!我曾在座右铭中这样写到：我不能选择出生的时代，但可以用生命的灿烂为时代增光添彩;我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用加倍的奉献拓展生命的宽度。此刻，我怀着这份对人生价值感悟的执着与信念，带着对农行事业的梦想与追求，走上这个舞台，接受大家的评判和组织的挑选。在此，我愿敞开心扉，对大家说说我要竞争某某业务部经理这个岗位的理由，能挑起这付重担的原因以及干好这份工作的思路。这个岗位，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参与竞争的自信，来源于对部门工作的驾驭力、锐意进取的创新力和以德服人的凝聚力。

我竞聘的理由及优势是：

第一，工作与管理经验丰富。

我，35岁，毕业于广西工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经济师。于20_年参加农行工作，分别从事过会计员、出纳员、统计员、电脑管理员、会计监管员、系统软件程序设计员、前台客户经理、机构业务部经理助理和副经理等岗位工作。

第二，工作业绩突出。

在某某业务部任经理助理和副经理的18个月里，积极主动配合经理的工作，并取得很好的成绩：

一是机构类存款净增14亿元，在对公存款中的占比迅速提升到42.25%;

二是机构类贷款大幅增长，贷款业务基本上覆盖了柳州的三甲医院和本科类院校;

三是代理保险业务累计实现保费收入超3.5亿、手续费收入达1545万元，两项指标连续两年在金融同业中位列首位;

四是创新的银商通系统成为全国金融系统的楷模，通过银商通系统留存存款达 6.6亿元，比未创新前多增近6亿元;

五是第三方存管实现4.3万户，托管资金近4亿，捆绑银行卡4.3万张，新增签约账户连续两年领先于同业，逐步缩小与工行的差距;

六是五险一金归集额达到35亿元，为机构类存款稳定增长做出突出贡献。

第三，荣誉颇丰。

我曾荣获总行20_-20__年度代理保险业务创利名星称号、区分行20_年度第三方存管业务营销先进个人、二级分行20_年度营销之星称号、银商通业务创新奖、计价考核办法创新奖，20_年又喜获某某大学商业新锐奖。

第四，有较高的政治素质。

通过多年的政治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助人为乐、团结同志、任劳任怨、服从安排。

第五、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及业务策划、拓展、营销能力。

一是能协调好上下级之间、机关与基层一线之间、农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二是协调好系统业务或系统客户与支行一线的关系;

三是协调好系统业务或系统客户推广、培训及维护与深挖掘的关系。

第六、有吃苦耐劳、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

一是可以利用银行与信托公司的合作关系，来创新应收账款融资理财产品，努力盘活某某企业、某某企业等企业近80亿元应付账款;

二是利用银行与租赁公司的业务合作关系，拓展银赁通业务，预计将可发放贷款近40亿元。如此多的创新项目，是他们推动着我一如继往地向前进。

金无足迹，人无完人，我对银行知识掌握得还不够，为此，我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金融知识，并于今年7月份考取了某某大学金融财务mba，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假如我竞聘成功，一是向领导多请示，勤汇报，搞好与兄弟部门的协作配合。了解领导意图和思路，把工作的主动性与针对性、实效性统一起来;虚心向兄弟部门学习，多交流，多协调，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二是搞好部门内部团结。生活上多关心同事，让同事有一种温暖感;工作上帮助同事多出成绩，让同事有一种成就感;在利益和荣誉面前多让同事，让同事有一种被承认感。

假如我竞聘成功，对待同事做到多理解，少埋怨;多尊重，少指责;多情义，少冷漠;多说服，不压服。力争在工作中显示实力，在压力中形成动力，在创新中增强活力，在与人的交往中凝聚合力。

假如我竞聘成功，树立想支行之所想，急支行之所急，全力为一线服务的经营理念。对支行或客户提出的业务要求，及时解决，落实到位，保证各主要客户的业务量稳中有升。

假如我竞聘成功，对党要忠诚、对农行要感恩，以实际行动化作对农行事业的不懈追求。

无论竞聘成功与否,我将严格按照爱学习、能创新，守规矩、愿奉献，知感恩、善协作的标准不断完善自己，用想得更大一点，做得更实一点、管得更细一点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开拓，扎实工作，努力取得更好的工作业绩。

谢谢大家!

2022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四

提要：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三是过渡性，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

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毛泽东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毛泽东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毛泽东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泽东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毛泽东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毛泽东的有关电报，民主党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周恩来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毛泽东协商的。不过周恩来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毛泽东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

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毛泽东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周恩来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周恩来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毛泽东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毛泽东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毛泽东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周恩来和林彪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毛泽东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周恩来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讲清这一点".当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毛泽东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民主党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

，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发布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泽东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周恩来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周恩来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周恩来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周恩来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

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周恩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周恩来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历史的发展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界碑，它是从革命运动外交向国家外交过渡的一次关键性转变，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最终形成。

在结束本文时有必要说明，本文的三个部分是循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别探讨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三个特性分别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它们基本是同时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过是为了论述起来更方便一些。进一步说，"新中国外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据着重要而又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尝试，希望能引起对有关问题的更深入广泛的争论和探讨。

2022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五

各位党员，下午好！

今天下午由我为大家上党课。党课的题目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就能明白，我们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是怎样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未来的昭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力量，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来源于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坚定“四个自信”，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我们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有过迷茫，也有过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觉醒，一次次实践、一次次突破，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现在，有些人议论这个道路、那个道路，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去；有的是思想认识误区，有的是别有用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我们看准了、认定了，必须坚定不移走好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持续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必须永远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紧跟时代步伐，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息，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勇于改革创新，勇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下个月，我们将开展党员民主评议活动，需要各位党员思考几个问题

（一）对党总支、党支部班子成员及个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逐一开展谈心谈话活动；

（二）每个党员进行自我剖析，找出自己的问题，拟出整改台账，我们将开展组织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

2022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六

同志们：

按照xx单位“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学习安排，今天由我围绕党史、新中国史，为大家进行专题党课授课。应该说，通过对于党史和新中国史的自学和集中学习，我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是，我们党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发展过程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就会走弯路，就会遭受重大挫折，如红军在长征前后的两次重大挫折：一个是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后只剩下3万多人；再比如，张国焘错误路线，不贯彻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方针，另立中央，执意南下，导致红四方面军遭受残重损失；同样，“文革”给中国带来的残痛教训。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推动党的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也在想，长征两万五千里是怎么走向胜利的，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理想信念，当时并不知道要走到延安，可能也不知道走到延安会是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几万人会走成什么样，但就是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红军走到延安，从延安换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到今天强起来，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更为重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力量源泉，是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总书记的新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实践证明，这个思想是非常伟大的、非常正确的，大家从十八大以来的成果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理论上、战略上、经济上、政治上、反腐倡廉上、军事外交上以及中国智慧推动世界上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瞻目的重大成就，干成了过去想干却没有干成的事，所以我们每名共产党人都要真学真信真用，入心入脑，不断增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深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作为党员就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或信仰、理想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回顾我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就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精神支柱，才激励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为全中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事业发展抛头颅洒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样的共产党人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如李大钊、王进喜、焦裕录等一大批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这些人都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复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过上了好生活，但绝对不能忘记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更不能忘记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大家都要深刻思考为什么入党、为什么当官、为什么来干工作这个问题，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了，才能干好工作。每名共产党员都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三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立身之本行动之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核心要义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最为关键的是要认同、跟随、捍卫领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写入党章，这是历史的和人民的共同选择，是全党的共同心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体现在我们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部署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凝心聚力、聚精会神深化改革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的方方面面。

以上，我粗浅地谈了几点个人的学习收获和体会，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推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走深走实学出成效。要把“四史”教育融会贯通，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来解决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以学促知，以知促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推动xx系统各项工作整体上水平。我的授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22新中国的工业之美心得体会实用七

1949年10月1日丁字形的天安门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从这天早晨6点起就已有人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千姿百态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同样的笑容。这天下午3点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亲自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一时间在场的三十万人一同脱帽肃立。

这场开国大典标志着古老中华民族迎来了新生，然而这种新生是一种持续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仍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革命战争年代的结束并不是终点，而是标志着国家建设时代的开始。1949年的开国大典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古老的中国从此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在这段新的征程岁月中华夏儿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就。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代领导人曾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和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底子几乎就是一片空白：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1%。其中近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大量工业还是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已经历长达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革命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主要工业产品和原料的产量数据上不仅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同样落后于刚独立的印度：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是43.1亿度，印度是49亿度；1949年中国的粗钢产量是15.8万吨，印度是137万吨；1949年中国的生铁产量是24.6万吨，印度是164万吨；1949年中国的煤炭产量是3243万吨，印度是3220万吨；1949年中国的原油产量是12.1万吨，印度是25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的封锁孤立迫使我们必须走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鉴于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决心建立一个绝对完整的不求外人的工业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关键时刻被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生产着全球一半的钢铁、全球60%的水泥、全球25%以上的汽车，中国制造已然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目前联合国对现代工业体系的分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而中国现有的工业体系已涵盖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因此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如今无论大到卫星、导弹、航母还是小到日用家电就没中国不能自主制造的。中国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所生产的医疗物资不仅完全能满足本国的需求，而且还曾向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在干同一件事——土改。如今看来土改实际上成为了亚洲国家的命运分水岭：土改后的中国大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土改后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得以跻身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相比之下土改不够彻底的印度、菲律宾等国则陷入了发展泥沼。亚洲各国的土改大体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而新中国的土改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村举行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中共中央公布。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为贯彻会议精神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开展工作。这样就在解放区率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从而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至此人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把过去在解放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推广到了全国范围。新中国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打破了封建小农经济的束缚，从而为国家的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的国家人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就是获得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在我国已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从而实现了农民拥有自己土地这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梦想。得到土地的农民得以翻身做主人，因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

1949年中国的5.4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以上。文盲现象成为了新中国发展建设道路上的拦路虎。1952年新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6年以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为标志又掀起了第二次扫盲运动。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所以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由此吹响了号角。

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如今中国的文盲率已降到5%以下。在新中国的社会改造过程中被消除的不只是文盲：黄、赌、毒是旧社会的三大毒瘤。新中国成立后在立法上对色情、赌博行为进行了取缔。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娼妓业、赌博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奇迹般消失了。如今尽管有些不法分子又开始从事这样的活动，然而国家在公开层面对这些行为都是严厉打击的。

旧社会的各种帮会组织也和黄、赌、毒一样是祸害人民群众的一大毒瘤。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对帮会成员进行改造，一方面对那些拒不改造罪大恶极之人重拳打击。当时的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说过：“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新中国对旧社会妓女和帮会分子并不是将其打入另册进行歧视隔离，而是通过系统化改造使其劳动群众的成员。

很多旧社会的妓女和帮会分子在经过新中国的改造之后重新成为了社会劳动者。1955年上海教养所有1000多名经改造后的妇女自愿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援建工作。这批妇女去了之后几乎都很顺利地找到对象，也有一些和当地人结婚生子并最终留在了新疆。新中国在改造旧社会人员的同时也在思想观念上移风易俗：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日益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