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优秀17篇)

总结是我们进步的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尽早改正错误。梳理思路是写总结的关键，要有清晰的主线和分支。请参考以下总结范文，了解不同领域的经验和经验分享。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一

摘要：简述了园林设计风格与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分别就城市规划建设中园林景观的设计风格及意境构建进行详细分析，旨在通过对园林景观设计风格与意境的探讨，对城市规划建设提出相应的方案及思路参考。

关键词：城市规划建设；园林景观设计；风格与意境。

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使城市居民对市政建设不再满足于基本城市功能需求，而对城市生态环境与生活意境提出了要求。园林景观设计作为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城市发展的体现，也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园林景观的设计风格与意境则直接决定了园林城市与绿色城市的发展质量，对优化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居住舒适性与城市发展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1园林景观设计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意义。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在持续增加，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建设，导致许多城市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甚至超出了环境承载力的调节范围。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首要需求就是实现发展和环境的平衡，使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实现有机结合。园林城市理念的形成，正是在这一理念下发展而来，而构建园林城市的过程，也是城市环境复原的必经渠道。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二

[摘要]当代的小学美术教学具有启蒙性、趣味性、游戏性和审美创造性并行的特点。在传统美术教学中，中国画教学往往以传统方法为主，主要是临摹和仿照名家或教师的作品，学习内容较单一，较枯燥，绘画技法既单纯也复杂，绘画过程要求学生心平气和，耐住心性，但是这种纯粹模仿式的教学不利于发展和提高学生自身的艺术天性。

当代的小学美术教学具有启蒙性、趣味性、游戏性和审美创造性并行的特点。在传统美术教学中，中国画教学往往以传统方法为主，主要是临摹和仿照名家或教师的作品，学习内容较单一，较枯燥，绘画技法既单纯也复杂，绘画过程要求学生心平气和，耐住心性，但是这种纯粹模仿式的教学不利于发展和提高学生自身的艺术天性。并且由于课堂教学中不注意联系现实生活进行创造性发挥，不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很容易将中国画美术课落入单一化、程式化、成人化的误区，丧失了小学生自我创造和发挥的烂漫天性。教师在美术教学中所运用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在儿童有限的学习生活中全部讲授，太多的专业概念和技法内容全部灌输到儿童稚嫩的头脑中，儿童难以掌握，不容易消化吸收，在学习中注意力又常常容易分散，这种吃得太饱、太撑的教学方法不利于培养他们对中国画产生持久强烈持久的兴趣。

真正有效的小学生中国画学习应当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开发其潜能，发展和张扬他们的个性，画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画，从而让学生更广泛的了解美术，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

在实际创作中要善于引导，让学生结合自身的心理和生理实际，针对小学生中国画教学中大部分的知识内容，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用幽默风趣、平俗易懂的语言来组织教学，进行新授示范展示和评价。一则，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比较接近学生的平时说话的语境。二则，大部分中国画的绘画形式和效果本身就趣味十足，小学生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几经尝试，足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几分奥妙。

小学阶段的中国画教学，就是一个启蒙教学，益智教学，让学生体会真善美的教学，它着重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在这个阶段让小学生对于中国画有个形象直观的大体了解即可，以培养兴趣，树立良好习惯为主要目的。

二期课改后，在倡导三维目标的学科理念下，教学不再是教师单方面的教授知识，而更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研究性的学习。艺术学习的进步也是教和学双方共同促进和激励的结果。学生对绘画产生兴趣了，老师更容易教授相关绘画知识。小学阶段的学生想像力丰富，活泼好动，创造性强，但是这个阶段的学生的绘画基本功又极为薄弱。结合学科目标，教和学在实际教学中能否做到两全其美，既照顾到发展儿童天性又同时兼顾中国画学科要求的方法呢？根据很长一段时间的小学美术教学的实践经历，我认为，初学中国画，在题材的选择上要选择学生最容易上手的题材作为他们的入门练习（如图），让学生一学就会，画出了好作品，有了成就感，立马就产生了学习兴趣，树立了学好中国画的'信心。同小学阶段学习绘画的其他课程一样，必须找到学生的兴趣点，兴奋点，在与小学生心灵共通的地方来教授学习中国画。

就此，我建议初学中国画的小学生应当先学一学小写意，因为它形象、直观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象，可以先求形体结构相似，从小写意中学习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技巧。小写意的绘画方法从小学生接受和掌握的难易程度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它常采用“没骨法”作画，不需要勾画物体的轮廓线，用毛笔调好墨色或颜色，然后一笔或几笔直接在纸上画出具体形态或神态。拘谨细致的工笔画或过于繁琐的绘画形式会很快消磨掉小学生宝贵的兴趣，而太过松散放得开的大写意国画又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物象展开较为细致的观察和比较具体的描绘。在明确了小学生初学中国画的目标（学习小写意）后，老师应参考整个小学生阶段，学生活泼好动、烂漫天真的身心发展特点，寓教于乐，结合中国画的知识点进行强化和补充。

在此诚恳地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在中国画艺术的道路上多多学习，刻苦努力，用自己的双手体验收获成功地快乐！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华大地上，孕育出更多齐白石和徐悲鸿那样的求真、求实、求善、求美，为人民服务的大艺术家！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三

在中国画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中反映出这样的问题：其一，把对中国画的“教”和“学”局限在单纯的技法训练与照本临摹之中，去枝存叶，去本求末，让学生只在“笔法”与“墨海”中绕圈子；其二，缺乏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正确引导与培养，从而无法把握中国画造型法则的实践和应用；其三，对中国画概念的误导和忽视，造成学生对中国画的本质与内涵的模糊，从而使教学目的得不到良好的贯彻落实。这些问题的继续存在，必将使中国画教育与教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

探讨之一：中国画的概念及其本质的再认识。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之一，经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面貌与艺术风采，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熏陶下成就的“意象”思维方式与“写意”的造型观。这种思维方式与造型观，是中国画及其技法形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源泉。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绘画史，从战国帛画到敦煌壁画；从唐代的鞍马人物到宋元的山水花鸟；从徐渭、石涛到现代的齐白石与张大千，众多作品不单纯显露了“笔墨”技法的熟练与高超，更重要的是无一不闪烁着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意象”思维的智慧之光和对“写意”艺术性的创造。这些突破客观物象的明暗、体积和写实手法的作品，将人对事物的认识提到“神会意通”的理念高度，从而使中国画创立了自己“意在笔先”“不求形似”“以形写神”的特殊画风。这种更富于“情”“理”“性”以及艺术愿望的表现法则，构成中国画以“写意”为核心的独特与伟大。

探讨之二：对“意象”思维方式和“写意”造型观的基础性思考。

作为民族艺术的中国画，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意象”思维正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思考与实践所创建的一种了解世界、创造文明的认识观与方法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大观。这种思维是以我国古代老庄哲学思想为核心建立的一种辩证思维观。它不同于西方的“具象”思维，又有别于“抽象”思维，是处于二者之间的独特思维方式。

“意象”思维把“意”（即人的意识，意志、意念、主观）与“象”（即客观物象，宇宙万物）看成是一个互通共识的有机体，将“事物”“人格”化，寻求人与事物“感应”式的认识法则。“黑白成象”“阴阳相生”，倡导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共存性和可知性，视认识的完美为“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思维方式与认识观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式的理想认识观，也突出了中国文化强调主观意识的特性。这种“特性”是孕育“创造”性的先决条件。中国画的“写意”式造型观正是依此而创立的。

以“写意”为宗旨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它不注重物象的明暗体积；不追寻物象的写实关系，而是确立了“墨线”―――这一古老又纯朴的“意象”符号，并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情感内涵，形成中国画与西洋画从形式到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体现了不同的思维观念。中国画受特定思维影响所造就的“写意”式造型表现，正是中华民族的理想、愿望以及“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探讨之三：培养“意象”思维，掌握“写意”造型，是贯彻实施中国画教学目的之关键。

在此倡导中国画教学以引导学生的“意象”思维及“写意”造型为主，并不是不学技法、脱离技法，而是依此指导技法的正确运用。技法作为中国画学习的基础之一，有其不可轻视的价值。但技法形式如脱离了思维观的指导及其造型的功用，则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在中国画这一特定性的教学活动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让学生掌握“写意”的造型观，并依此去指导技法，驾御技法，才能使中国画教学的目的得以正确的贯彻。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四

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而中国画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有其几千年的文明脉络和人文认知，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国画（宣画）是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它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强调骨法用笔、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

中国画有着完整审美体系并具独特的审美内涵，它的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只有坚持这种认识并指导艺术实践，我们的中国画创作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的支柱，中国文化中有一条未形成理论文字的精神文脉,蕴含于大量存在的远古艺术,民间艺术等作品中,中国画的墨，包涵着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哲学理念，以墨色为易象达到静境，这是儒、释、道皆倡导的境界。道家提倡恬淡的修养，由彩色的绚烂之极归于墨色的平淡，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的阴阳交替为宇宙的根本规律，黑为阴，白为阳，墨色的两极正合自然之性。中国画由汉唐发展至宋元，文人画的形成使得笔墨达到极高之境界。文人画之高妙正在于此，笔墨的高妙全在善用画中之虚白处，画面空灵境界的营造，又全在于精湛的笔墨运用。

中国画是意象艺术，是用不是写实也不是抽象的“似与不似”、“不似之似”高度的内涵和丰富的笔墨结构塑造出来的。过去，对中国画笔墨传统的认识主要是从笔墨形态要服从表现对象的刻画，笔法用于体现对象的形廓、质感、定向感或笔墨的形态具有审美价值，而对强烈反映主体审美意识的笔墨结构缺乏深入的认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和“气韵”是主体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它们的形成和创造有赖于笔墨结构和形态的运用和创造。唐代王昌龄首先提出“意境”的概念。其后“意境”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成了中国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就人文精神而言,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根源在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无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情于理,心与物,超越与内在的和谐统一,因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敬天爱人”教育人们具有“悲悯之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而“天”又是“理”,是“道德”,是“心性”。所以崇尚“和谐”,“中庸”之道。中国画在视觉艺术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又是中国得以长存的精神支柱。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五

格式塔心理学诞生于1912年，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认为，艺术作品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经过作者准确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与暗示，却能与读者的心理结构形成某种微妙的联系，从而让读者看到整座冰山的真实面目，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留白是中国画中最常用的技法之一，也是中国画的一大特色。中国画不像西方的油画强调色彩的冲击，它用淡淡的墨迹给我们描绘出一个个充满想象空间的世界，而这个空间很大程度上是留白的作用。中国画中的留白与西方格式塔心理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下面我将浅谈两者之间的联系。

格式塔研究的出发点是“完形”，而完形有三个特点：1、它反对元素分析， 强调整体组织。认为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综合，并不是由若干元素所组合而成的。反之，整体乃是先于部分而存在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2、在其大小、方位等发生改变的时候， 仍然保持整体性和功能不变，具有变调性。3、完形是客体经过知觉活动组织成的整体，是客观的刺激物在主体知觉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式样。

总之，人们在观看的时候，物体内在的物理结构使人通过视觉形成了一种和谐一体的心理结构。即异质同构。其次，格式塔是一个力的结构。有中心，有边缘，有重心，有倾向，有主次，有虚实，有对比，完形自发组织地追求着一种平衡，力的蕴涵、运动都围绕着平衡进行。这种平衡，是力的平衡、动态的平衡。再次，格式塔从客体方面讲，是结构；从主体方面讲，是组织。格式塔的活动原则有两个：简化与张力。简化就是以尽量少的特征、样式把复杂材料组织成有秩序的力的骨架。简化以分层、分类、忽略等多种方式，走向知觉上的动态平衡。动态平衡的基础在于张力。点、线、面的结合， 色彩的对比、过渡，其中蕴涵着内在的倾向性的张力。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不仅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意义，同时对整个艺术领域尤其对设计艺术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画中的“留白”有着深远的历史，并且是在画家们的创作中自觉形成的一种技法。对于画面上有意识的“留白”并作深入研究的时代当为宋代，这个时期是中国画之“留白”造美的兴盛时期。如赵佶的《池塘晚秋图》 ；马麟的《层叠并绡图》 ；以及北宋文同的《墨竹图》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文同的《墨竹图》 。文同至于画竹，他曾对好友苏轼有过表露，说：“吾乃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以遣之，故一发于墨竹”，可见画竹是他渲泄情感，遣发胸怀的手段。

这幅《墨竹图》本幅墨竹纵131.6厘米，横105.4厘米，双拼绢本，现在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创的是用墨画竹的先河，此图竹竿用笔自然圆浑，墨色偏淡，节与节之间虽断离而有连属意。画小枝行笔疾速，柔和而婉顺，枝与枝间横斜曲直顾盼有情。竹是气节之意象，用墨迹来表现它更是想显出它的苍劲有力。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此幅画作亦有大面积的留白存在。留白，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这一株竹子，我们看到的是竹子的品性。这里也可以用以小见大的思想去理解 。竹子的高洁，竹子的骨气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当视觉分化但图形的外轮廓线不明晰时，在某些条件下知觉有着使轮廓线弥合而形成完整的图形知觉的趋势。这是一种将空间上有间隙的图形组合的更加紧密或单个图形单元更加完整的倾向，是完形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从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角度来看，《墨竹图》的留白艺术表述，恰恰就给予视觉组成了一个完形结构，建立起一个有机的格式塔。

到了近代，齐白石先生的画作中更是把用“留白”把画中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先生作品《蛙声十里出山泉》 ，画中借用青蛙初生时的蝌蚪形态来表达诗中的意境，使诗意达到完美的传达——远处黑色的岩缝中汩汩流着泉水，幾只小蝌蚪顺势而下，穿过石隙，没有蛙声胜过蛙声，把一句诗用绘画语言进行了形象的诠释。岩石故意用厚实的浓墨，黑白相对的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着墨方式和泉水的`大面积留白处理在此处用得恰到好处，让观者仿佛真正身临其境，听到那涓涓的泉水，听到小蝌蚪快乐的跳出水面的声音。

通过对以上两组国画作品的留白分析，我们再来探讨一下留白的内涵与格式塔心理学之间的联系。

国画留白，独特而深远。让人们烦躁的心得以安静，也让人们禁锢的思维得以发散，我们在观看画作的同时心中构建起格式塔，填补了画面中的“白”，完形在每个个体的知觉活动中。

作者简介：李奂达（1991-），男，汉族，天津人，现为天津工业大学艺术与服装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自幼喜好美术，本科学习设计，作品曾获得天津市首届青年水彩画大赛入选奖，第二届青年美术节优秀奖等。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六

中国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一是因为两者在使用得工具和材料上相同，特别是毛笔这一工具，其执笔、运笔的方法也是大致相同，另一方面是用笔的要求，中锋为上是书法和中国画书写规则。唐代张彦远说“书画异名而同体”。书画自古就是相通，古人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画家作书多将其绘画之笔墨意趣之于书，故书有画意；书家作画，擅长将书法的笔法气韵用之以画，故画有书味。无论是画家之书还是书家之画，其法与理都是相通的。

我们强调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主要着重于书法用笔对中国画的影响。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书法用笔是一种融形式和内容为一体的兼有时空两维特性的情感表现体系。因此，我们重新整理“书法入画”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形式自身的表现和自然物象在现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画发展历史中所激起的波澜。我们的视点将集中在宋、元、明、清这一段代上。

严格地讲，“书法入画”现象不仅仅限于宋、元、明、清这四个时代，即使上溯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可以看到书画之间的渗透迹象。战国帛画，西汉帛画已具有用笔勾取的意味。而西汉、东汉魏晋时期的木板画、木案画、砖画、纸画，就更具有书写的意味了。至于晋、隋、唐、五代时期诸名画家，用笔的书法意趣就越来越强烈了。

但是，宋代之前，书法本身尚处在一个发展是过程中，书法中的表现意识尚在萌醒，因此，中国画从书法中得到的好处，仅仅属于一种技术借鉴，而在艺术观念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从宋代开始，各种书体都已健全，特别是行草的盛行意味着书法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成熟是纯形式艺术，书法线条已经蕴育着强烈的表现意识。因此，在宋代以后，书法对中国画的影响，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原有“精神”意味是“入侵“了。于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具有绘画观念的动摇，对”形“的鄙视，对”全对象之形骨“的怀疑。

在宋代，苏东坡提出著名是论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虽然在此之前，欧阳修也声称“古画画意不画形”，但是，把“轻形”的思想推到极致的却是苏东坡。苏东坡作为一位有相当书法造诣的人，自然对书法纯形式的情感表现有精深的体悟，他自己所具有的表现意识使作品《树石图》中物象的形体作出让步。

到了元代，便有赵孟頫那首无人不晓的“书法入画“的宣言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在赵孟頫眼中，自然对象的形体无处不存在着书法用笔的迹象。这种书法意识向自然界是自觉投射，使整个自然都有可能进入一个艺术表现的世界。然而，事实上，一旦用一个有书法意味的形式框架去理解自然的时候那么外界物象就有一个经过解体，并以书法用笔的形式特征重新构合的可能，这种重新构合的形式，就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

此外，元人钱舜举把隶书入画作为有无士气的标准，而倪高士大呼“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在整个元代花坛，书法用笔意识基本和具象表现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但是，观念是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书法致使中国画艺术观念的根本改变起码以宋元两代作为铺垫。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在批评“以形论画”的同时，却赞扬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旁见侧出，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而赵孟頫一边大呼书法入画，一边又说“然观之王维、李成、徐熙、李伯时，皆士夫之高尚，所画善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画者，其缪甚亦。”或许在赵子昂看来，士夫画之妙在于“与物传神”，而“近世”的士夫画其缪甚者，是由于绘画承受了过大的书法集大成者，书法意识十分强烈，然而在表现和“物传神”二者的关系上却保持了中和态度。这一切，如果放在整个“书法入画”的渐次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进入明代，书法的表现意识对中国画坛的冲击日盛一日，在戴进、吴小仙、林良、吕纪、陈白阳诸名家的某些作品中，激荡是笔触已咄咄逼人。当发展到徐渭手里，强烈的表现心理致使狂草笔法大刀阔斧地引入绘画，雄悍磅礴，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在徐渭看来，绘画不能和“造化”比，也不应该去和“造化”比。在他的作品中事物的物质浓度淡化了，物象被类似张旭笔下的狂草一样的点线面解构和重构，什么山石、什么梅、竹、蕉叶，统统是一堆狂放的用笔。无怪翁方纲说，在徐渭眼中，“世间无物非狂草”。

徐渭开创大写意派，将狂草的精神注入中国画领域，意味着书法中表现意识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取得压倒的优势；而董其昌则把书法表现的审美原则灌输到整个笔墨形式世界，使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从客观形象中分离出来，趋向于独立欣赏。他们二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明末清初中国画坛笔墨表现之风的兴起。

既然笔墨形式成了中国画的中心问题，那么清代以降的画家们务必在笔墨形式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我们看到，首先有石涛和尚对笔墨形式问题做的广搏深邃的思索。他把“一画”作为宇宙万物构成的基础，“太古无法，太补不散，太补一散，而法立亦。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画者，众有之本，万物之根„„”他从形式的角度讨论了点苔等问题，他的某些作品中，具有强烈的书法意趣，纯粹的形式节律，点线面的交织完全趋向一种抽象的形式构合。如《为苍公作山水卷》，直接以用笔、用墨表现出惊心动魄的气势。此类的作品还有《万点恶墨》山水横卷。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中国画艺术从呱呱堕地之时，就是一种表现艺术，中国画从来不追求逼真的写实效果，因此，它无疑不属于再现性艺术。就现在的中国早期的绘画作品来看，上述的观点似乎无可置疑。但是从逻辑上讲，一种非写实性的艺术未必必然属于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因为非写实性并非不可能是由于技术上限制而违背了写实的本意。在古人眼里，绘画不过是“存形”、“写真”的手段。譬如，晋代陆机有言：“存形莫善于画。”另外，中国画向来被当作理论教化的工具，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写道：“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因此，形象首先是一个具体所指，在具体指向的基础上，方可展开教育的功能。可见，形象的描述旨在一个伦理的意义，而目的不在形象本身。围绕如何理想地刻画形象，中国画论中最激烈的讨论是“写形”与“写神”孰为根本的问题。然而，“神”寓于“形”，离“形”“神”不能独存，“写神”不过是对“形”进行了特征性的把握。

笔墨是构成中国水墨画现代形式美的艺术语言，“笔墨”是中国水墨画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认识“书法入画”中，我们体验到中国水墨画传统中继承和开发“书法入画”这一命题，是中国水墨画走向现代形式的必由之路。我们能从书法的“点”、“划”构成，达到“四维空间”的视觉效果。有如“音乐”和“舞蹈”一样，在“点”与“划”中能感受到节奏、旋律，可以讲是在可视性二维静态平面上是维一的艺术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水墨要从传统中走出来，不仅不能丢失“笔墨”，而且正待于中国水墨画艺术家进一步地开发展。

因此中国水墨画既要画又要写，只有“画”才能在形象上具有充分的自由度；只有“写”才能使作品的味道纯正。“写”、“画”结合才能达到中国水墨画的最高境界。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七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的员工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在充分注意员工行为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充分注意对员工的头脑管理，也就是思想管理，或者还可以称之为文化管理。因为今天的员工思想意识活跃，我们更多的是要求员工用头脑去工作，创造性地工作，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有强大的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除了不断优化的组织结构，不断完善的各种规章制度外，良好的企业文化也是营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从事商品经营活动中所共同具有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外显于厂风厂貌、内显于员工心灵中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一种意识形态。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1、导向作用，即把企业员工引导到确定的目标上来；

3、凝聚作用，即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念使用权整个企业上下团结；

4、融合作用，即对员工潜移默化，使之自然地融合到群体中去；

5、辐射作用，指企业文化不但对本企业，还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我国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只能说尚处于较底层次，“企业文化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文化的培养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企业文化大多是传统文化在企业中的缩影，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文化存在较多缺陷与错误现象，我国企业文化常见错误有：

（1）无文化现象。通常表现为企业有十分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员工必须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但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疏于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此类现象多产生于工业制造企业，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本身素质不高，或对企业文化缺乏认识。这样的企业通常活力不够，死气沉沉，缺乏优患意识，严重者可能离心现象严重。

（2）文化愚民现象。此类现象常见于那些领导人专权或者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表现为领导人极端强调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推广教育手段过激。它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希望在企业内部实现个人崇拜或者希望掩盖某种事实真相。该类企业通常易产生盲目崇拜或者对领导人的噤若寒蝉的情况。

（3）文化理想现象。它常见于那些有年轻人作为创业主体力量的新兴企业。表现症状为这些企业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远大抱负和文化理想，其倡导的理念中会有种超出企业范围、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大而空”的口号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宏伟、统一的崇高目标往往缺乏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具有过于远大的人生理想和缺乏笾的工作精神。该类企业员工表现多数都激昂澎湃，但可能忽略了眼前的险恶形势和今天该干什么。

另外，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抑制了人的个性，在企业中只重视人的“集体性”，抹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生产观念下产生的“集体主义”，难以形成企业的内聚力。

现在的竞争异常激烈，优胜劣汰成为游戏的新规则，我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较美国。

[1][2][3]。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八

摘要:京剧优秀剧目中的人物形象能够在舞台上立起来、传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些人物形象都凝聚着前辈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感受。青年演员在传承这些优秀剧目，学演剧中的角色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的模仿。如王瑶卿所言:“你即使学别人学得再像，人家是真的，你还是假的。”真正要演好优秀传统剧目中的主要角色，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如果缺乏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把握，缺乏对生活现象的深入了解，即使将老师传授的一招一式模仿得再好，表演上也很难有光彩。

关键词:京剧剧目；角色造型；创造性学习。

近年来，我相继扮演了一些传统剧目中的主要角色，如《望江亭》中的谭记儿，《状元媒》中的柴郡主，昆剧《百花赠剑》中的百花公主。这些剧目都是前辈京剧艺术家呕心沥血的精品之作，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和深厚的艺术内涵。因此，对优秀传统剧目的传承，需要创造性地学习，要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样，人物的形象才会丰满和生动。

一、把握个性，塑造形象。

戏剧要表现人生，塑造人物。许多京剧传统剧目，都因为再现了绚丽多姿的人生，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才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才能够流传于世，久演不衰。许多表现爱情主题的京剧传统剧目，其中的女性形象往往都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扮演这些角色，就要细心把握人物的共性和个性，抓住这一个人物和另一个同类人物的不同之处，把人物演活。京剧《望江亭》《状元媒》、昆剧《百花赠剑》都有着近似的主题，都是表现封建社会中的年轻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勇敢追求。剧中的年轻女性形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她们同处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之下，封闭的社会形态，使她们无法自由地寻求自己的所爱。她们同样怀有对美好爱情的热切向往，不屈从旧势力的压迫。一旦出现机遇，她们便以极大的勇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去拥抱自己的幸福。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生活经历的不同，以及个人性格特征的不同，使她们在面对爱情时，会表现出许多差异，呈现出斑斓的个性色彩来。《状元媒》中的柴郡主和《百花赠剑》中的百花公主同为王室公主，同为待字闺中的少女，但个性迥异，在争取爱情的过程中，表现也各不相同。《状元媒》中的柴郡主更多地带有宫中淑女的特质。皇家礼仪的熏陶，塑就了她端庄典雅的仪态。优越环境的娇宠，一呼百诺的地位，又使她养成了有些任性，敢说敢为的个性。“帝王家深宫院似水流年”，深宫高墙的封闭，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压抑她天性的同时，又在她的心底积蓄着对爱情的渴求。她与叔王外出狩猎，潼台被擒，身陷险境，幸得杨延昭相救脱险。当得知相救的恩人是“宫中久仰”的杨家将杨延昭时，柴郡主激情涌动。没有作更多的情感交流，就送上定情之物“珍珠衫”，果断作出了爱的抉择。这一过程虽然短暂，但人物内心的情感却步步推进、层层发展。险境中得相救先是一喜，看少年将军仪表堂堂又是一喜，得知救难英雄是名扬天下的杨家将时再是一喜。到这一步，率性的柴郡主果断送上定情之物已是顺理成章。待到回宫之后，得知救驾的小将被误作了他人，柴郡主自然也就顾不得少女的矜持，顾不得“抛头露面”，要为自己的幸福而去据理力争。因此，扮演这一人物，着重是把握她的淑女气质和率性特点。《百花赠剑》中的百花公主是一位蒙族贵戚的后代。

多年跟随父亲征战沙场，成长为一名统领三军的巾帼英雄，也塑就了她高傲、刚强、豪迈的的性格。作为妙龄少女，在戎马倥偬的严酷生活中，对爱的'渴望也不时袭上心头。因此，表演中既要着力表现她的英武之气，也要体现她的女儿柔肠，多侧面地刻画这位青年女将的个性风采。作为女将，面对自己闺房里突然冒出的陌生男子海俊，她虽然吃惊，但绝不慌张。抽出青锋剑，两眼逼视对方，厉声喝问身份，这一连串的举动，机敏、利索而又镇定，体现出她的威严。在问明海俊既非盗贼，也非刺客后，百花公主与海俊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作为少女，她有着丰富而又细腻的情感。当她为海俊出色的才华、儒雅的仪表所打动，萌生爱慕之情后，女儿的娇羞和妩媚便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但在表现百花公主女儿柔情一面时，仍要落落大方，避免一般待字闺中少女的忸怩之态，不失女将军的英武之气。《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则是另一类女性形象。她虽为学士夫人，但丈夫早逝，守寡三载，不时受到恶霸的欺侮，饱尝生活的辛酸。艰难的生活景况，迫使她要靠智慧求生存，塑就了她坚忍、机智的个性。正当无依无靠之际，她遇到了与早逝的丈夫十分相象的白士中，萌生爱慕之情。谭记儿内心的爱炽热、深沉，但却表现得含蓄和克制。她面对冒冒失失、信誓旦旦跪地盟誓的白士中，尽管内心情感奔涌，“有心要允婚事穿红举案”，可又犹犹豫豫，欲说还休，“羞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谭记儿又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同旧势力抗争的女性。她与白士中结合后，面对恶势力的迫害毫不退缩，勇敢地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聪敏和机智化解了危机和灾难。扮演这样一个人物，要从角色特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来把握其形象定位，着力展示她外柔内刚、机智勇敢的个性魅力。

二、以形传神，表现人物。

京剧艺术非常重视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塑造人物，强调“唱、做、念、打”各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在人物的表现上，讲求“唱、做并重”。京剧的做功有一套经过长期积累和提炼所形成的独具艺术之美的表演程式。在舞台上，要使这些程式鲜活起来，富于美感，关键是要恰如其分地传递出人物的情感，做到以形传神。人物形象要形神兼备，首先演员的内心要有真情实感。《状元媒》中的柴郡主形象端庄美艳，仪态万千。她的美，不仅体现在扮相上，更要随着剧情的推进，在各种特定的场合充分予以展露。在她被掳后与杨延昭相遇、回宫后婚事发生波折、同八贤王论及杨延昭、向吕蒙正和八贤王表露心迹等场合，都不时流露出女儿家的惊喜娇羞之态，同时又不失其金枝玉叶的端庄风度。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美，发乎内心，溢于言表。要让观众感到她的无限惊喜，看到她的无限娇羞，也要让观众看到她的着意压抑。而这种压抑也要表现得含蓄、自然，不能有丝毫勉强之迹。比如，柴郡主与叔王遇险获救一场戏，在历经被擒、押解、遇救的巨大波澜，乍然得知救难恩人就是杨家将后，柴郡主内心极度惊喜，而举止神态仍要不失端庄。她请杨延昭为自己摘除锁住双手的铁链，全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纲常，向单膝跪地的杨延昭伸出双手。这段表演无声无息，却有着丰富的心理内涵和姿体语言，传递出柴郡主对杨延昭的信赖与好感。伸手大方、热切，而又含蓄。而害羞地侧转到一旁的面庞，却抑制不住无限的娇羞和喜悦，将一个情窦初开少女激动的心情展露无遗。又如，吕蒙正和八贤王来到公主府，与柴郡主商议她的婚嫁事。得知叔王错把救驾的小将误作了傅丁奎，柴郡主从座椅上愕然起身，双手向下甩袖，随即又缓缓坐下。这一起一甩一坐，先遽后缓，着力表达人物内心的焦虑，但又尽力克制着自己，不失庄重之态。

接下来，柴郡主顾不得害羞，一吐衷肠。当唱到“救驾的小将并无两员”时，八贤王一旁帮衬:“看起来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啊。”柴郡主被一语点中心弦，娇嗔地瞪了八贤王一眼，又用兰花指朝着他轻轻一点，禁不住露出羞涩的容颜。这些细微之处，都是一位少女真情的流露。一颦一笑都是戏，人物才能丰满起来。以形传神，还要注意掌握好表演的尺度。托尔斯泰说:“艺术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分寸感。”表现中的一招一式要恰到好处，不能太过，也不能不足。我在《望江亭》中扮演谭记儿，有一段初会白士中一见钟情的表演。剧中，白道姑为白士中说亲，谭记儿误以为是为恶霸杨衙内提亲，气恼得要拂袖而去。躲在隔壁的白士中，错把白道姑的咳嗽当成了提亲成功的暗号，冒冒失失地出来，跪地对天盟誓，自报身世，发誓“与学士夫人谭记儿永订百年之好，日后我若负心，天诛地灭”。我演此时的谭记儿，下意识地站起身来，要上前搀扶他。又碍于男女有别，不敢上前，闪在一旁，偷眼观察。这一连串的举止，都要交代清楚，又不能过于张扬。当白士中盟誓说到天诛地灭时，谭记儿忍不住“扑吃”一笑，眼光闪出无奈而又惊喜的神情。这个眼神，是向观众打开的谭记儿内心世界的一扇窗户。不再需要更多的渲染，就已经将人物内心的转折交代清楚，为此后人物情感的发展作了充分铺垫。

三、声情并茂，抒发情感。

唱腔是京剧最富于表现力的一个艺术手段，对于戏剧人物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望江亭》《状元媒》都是张派的代表剧目，也是唱腔份量很重的唱功戏。张派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唱腔绚丽华美、甜润流畅、婉转缠绵，极具声腔之美。然而，以“娇、媚、脆、水”嗓音条件为基础形成的张派唱腔，非常重视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情感，把剧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内在情感视为唱腔富有生命力的内在依据，以此去调动和驾驭那些京剧音乐语汇，抒发情怀，塑造形象。《望江亭》《状元媒》中的经典唱段，艺术水准很高，演唱时尤其要注意防止单纯显示技巧，忽略表现人物的倾向。要象王瑶卿所说:“台上无论是唱，还是念，都得心里有。”心里有真情实感，唱腔才能动人。唱腔要做到声情并茂，必须紧扣人物情感发展变化的脉络，使声腔曲调与内心情感合拍。《望江亭》中谭记儿有一段极富张派神韵的［南梆子］唱段。她先是误会了白道姑的说亲，心生气恼;又突然面对白士中的唐突盟誓，举止无措;随后经过细细观察，心有所动，于是，徐徐唱出内心的思量:“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扰乱，却原来竟是这翩翩少年。”开头缓慢深沉，带着伤感。“又来”二字，稍稍迟疑，表现出谭记儿对辛酸生活境遇的不堪回首。唱到“翩翩少年”时，音调陡然翻高，蓦然间现出亮色，旋律明亮的走向与人物心境的豁然开朗相互呼应。随即，她偷眼细看，怦然心动:“观此人容貌像似曾相见，好一似我的夫死后生还。”“好一似”三字，音调激扬跳跃，透露出谭记儿将白士中比作前夫时惊喜和激动的心情。至此，谭记儿心绪万千:“我本当允婚事穿红举案，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允婚事”三字唱得迂回婉转，将此刻谭记儿愿意以身相许，又不好当面吐露衷肠的复杂情感和矛盾心态细腻地表现出来。最后，定下主意，唱道:“我何不用诗词表白心愿，且看他可领会这诗内的隐言。”整个唱段随着人物情感的层层递进而跌宕回旋，凸显出谭记儿丰富的内心世界。

以唱腔倾吐人物的情感，还要注意运用好各种变化和对比手法，增强艺术的感染力。在《状元媒》中，柴郡主战场被擒获救后的一段唱“天波府忠良将宫中久仰”，除首句前六字“天波府忠良将”外，全部用［南梆子］曲调。开头六字不用较为舒缓的南梆子导板，而罕见地采用了抒展的西皮导板，演唱时一上来就要激越明亮，表现柴郡主得知对方是杨家将时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随后，曲调变化为中速的［南梆子］，心境也由激越转为深情，唱出对杨延昭的赞叹:“怪不得使花枪蛟龙一样，喜爱他重礼节并不轻狂，将门子无弱兵古语常讲，细看他一表人才相貌堂堂。”曲调的变化映照情感的深化，使感情的表达更富张力。唱到“我终生”三字，先突然停顿，柔声羞涩地以念白吐出“应托在呀”四个字，再接唱“他身上”，尾部拖腔在低声部委婉流转，绵延不尽。此处先顿后放，欲罢不能，倾述出柴郡主情窦初开时的缠绵情感。柴郡主回到宫中，想起遇险的经历，思绪万千，唱出一段［二黄原板］“自那日与六郎姻缘想见”。表现她自从遇见杨延昭后，一见钟情，急切盼望这一姻缘能够尽早成功。这段唱突破了［二黄原板］通常的中速和平稳节奏。特别是几个“但愿得”排比句唱腔，节奏逐渐紧缩。演唱时就要仔细调控这些节奏上的变化，将人物急切的期盼之情和内心的感情波澜步步推向顶点。到“保叔王锦绣江山”，节奏重又拉开，旋律音区逐步提高，形成一个优美、激荡的长拖腔。这时，人物内在情绪要达到高峰，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柴郡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以上所述，仅是初步思考。传统剧目角色的塑造，涉及的方面很多，很值得作深入的探索。青年演员在扮演传统剧目中的角色时，尤其要注意深入发掘人物的内涵，不断充实生活积累，使表演达到形、声、神、情的统一。这样，才能再现出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九

中国画从古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审美特点和形式风格等方面都最具典型意义。它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源远流长。作为一种传统技艺，它在古代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文入画”的兴起使那幕辉煌永远地成为了历史，“文入画”的传统则成为中国画的主体精神。对于“形”“境”的追求是中国画家几千年来的心愿，它是以特有的形式来反映自然界花草树木的。因此中国画的创作造境也就自然会涉及传统、自然，以及如何用绘画语言体现自己的艺术理想，针对中国画的创作，本文对其艺术语言、艺术形式简述自己的粗浅见解。

在这里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画的影响归纳为“形”和“意”两个方面进行浅显分析，“形”者为外在之表现，“意”者乃“形”之所隐含。

绘画艺术是客观现实与画家主体情思相结合的产物，艺术需要形象来表现。艺术形象是指能渗透艺术家思想情感和审美意念的具有一定形式的事物形状和相貌。中国画审美意识受中国哲学的思辨影响，在创作中画家先与外物接触，引发思维，在画这些形象时，并不全然依物照搬，而是“师心”、笔随心意，提倡“意象造型”的原则，这种意象造型强调主观表现。可见艺术“形象”是区别于客观现实的，是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加工提炼，它不仅是对事物外在描绘，最重要的是表现事物的精神，也就是形与神的和谐统一。一幅好的中国画作品，应该给观众以联想，如果我们的造型与真实事物一般无二，没有差别，那么这种造型是低级的，黄宾虹曾说过“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对此观点中外艺术家是一致的。罗丹常告诫青年“世间有一种低级的精确，那就是照相机和翻模的精确”，这种“绝似”的“形”只能是称之为“形”而绝不是艺术，无论是西方艺术还是东方艺术、古代艺术还是现代艺术，只要是艺术就有别于现实生活。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每个人先天禀赋、客观环境影响不同，接受教育后的内化过程等方面千差万别，所以在对事物形象的认识塑造，对美的感受也必然有很大的差异。艺术家用自己的感知能力把联想带入意识，然后把生活中的事物化为艺术形象，从而找到一种巧妙的表现方式，来作为画家个性体现和抒发情感的手段，它决定一个画家的艺术风格。如吴道子的飘逸、李公麟的流畅和浑厚、虚谷的含蓄、赵之谦的丰满、吴昌硕的古朴等都是以线来表现自己心中的形象。形象是艺术家在个性思维和真情实感的支配下观察理解的独特所在，并以中国画特有的一种造型方式表达出来，这种造型既不失客观物象的自然属性，又不失客观事物的真实再现，把自然物象巧妙地转化成画面语言的和谐因素，变成表达自己造型审美感觉的一种符号。

线是中国画的基础、中国画的立形手段、中国画的主要表现方法，更是中国画最重要的特点。用线造型的艺术特点折射出中国人观察事物的独特眼光，以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线造型作为中华民族绘画的重要表现手段，体现我们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及情感表达的最佳载体；线作为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源远流长，同时也是我们的先辈从复杂的自然物象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语言符号，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艺术形式，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精髓，也融入了我们民族对宇宙自然的感知认识和向往。然而线造型的观察、提取和纵深感的空间意识，是通过线条的线势、线性、笔触等微妙变化而达到，并体现出中国画造型特有的气质与风格。所以，以线造型体现出中国画强大的视觉表现力，同时又易于客观对象的提炼与概括，使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超越自然的绘画形式，从而达到所创造的理想境界，这就是线造型所产生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和美学特征。中国画家如何才能从大自然中寻找表现自然形态的灵感，以不同的视觉角度选择与心灵感悟去追求别具新意的艺术形态？历史上成功的画家无不借助所描绘物象形态的特征来实现，而这种艺术表现则以线造型的形式展现在画面上，只有这样，才能透出对自然物象规律特征而表现出线性、线势的个性特征，并赋予自然形态无穷的力量与生机，使作品的画境产生出超越时空的艺术张力。在两宋的绘画中得到验证，也使元、明、清以后的绘画得到大肆发展。

既然中国画的造型方式是用线条造型，以中国画的用线来说，线造型的表现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最重要的遗址是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画有相互追逐的鱼，跳跃的鹿，他们的造型方法都是以线条为基础物象的；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发现的舞蹈彩盆，绘有三组五人携手踏歌图，表现青春活力，它是研究中国画的根源：新石器时代晚期，辛店和龙山诸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青铜器，上刻有晏吞纹、云雷纹、龙纹、虎纹等；夏商时期的各种花纹、几何图形和动物纹样，以美妙的线条表现出来，手法的多样或写意、或抽象、或粗壮、或简单、或实，将线条的造型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汉代画在缣帛上的绘画作品颇多，70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3号墓的内棺棺盖上，均覆盖着旌幡帛画，墓主形象或正或侧，或画成五分之三的半侧面，形貌服饰皆刻画得惟妙惟肖，各种神禽异兽，姿态矫健活泼，线条流畅挺拔，展示了古代绘画的卓越艺术水平。这些艺术作品对中国画的造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很明显是集中于“形”的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韵味与意象形态的“线”与其谨密的造型相协调构成完整的“形”对把握“形”似的“度”起到最直接的作用。唐代周唠《挥扇仕女图》长卷描绘了宫廷嫔妃生活的哀怨，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周日方不但刻画人物形象准确，而且能通过画笔揭示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情。全图13人，情节分为：独坐、抚琴、对镜、刺绣、倚桐等。画中的器物、环境如纨扇、素琴、铜镜等线条组织疏密有致。人物面部神态生动，低垂的眉梢、灰暗的双唇使面部显现出愁苦哀伤的表情。呈现着庄重、凝静的特征。中国画是写意的艺术，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写实”艺术，虽然有水墨写意与重彩工笔之分，但不能由此而认为写意是意象造型，而工笔则是具象造型。意象造型是中国画的造型观，这种意象造型强调主观表现。南宋梁楷人物、山水、花鸟并精，既能作精妙严谨的绘画，又擅绘洗练放逸的减笔画，特别是后者在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其所画《六祖图》则以顿挫富有节奏感的线条表现禅宗六祖慧能砍竹及撕经的情态，草草数笔神气迥出；《布袋和尚》只作半身，以水墨粗笔涂写袍服，而以细部勾画出笑容可掬的形象，颇为有趣；《泼墨仙人图》也用酣畅的泼墨画法，给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用简括细笔夸张地画出带有幽默感的沉醉神情。梁楷作品中也有兼工带写，比较严谨工致的一体，《释迦出山图》表现释迦清癯而坚定的苦行形象，衣纹飘逸、气象肃穆，与一般流行的释迦像不大相同。中国艺术旨在表现人的主体精神，中国绘画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意”或“心”，故有“写意”“写心”之说。对这种主体精神而言，中国画的“意象”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的，是综合主观与客观的意象。从主观“意”到自然“形”相感相融而获得万物之神的“意象”。这是中国画在表现上的主观原则，“尚意重形”“应物象形”是注重作为视觉艺术语言的特性，不谈“形”无以从绘画的本体上去认识中国画的造型原则。

中国历史进入唐代“意”及“境界”之说盛行起来，它不要求感觉的真实，而是通过想象的真实追求一种人生的领悟。意境这是一个意义广泛的词，在字典中的解释是“文学艺术作者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与情调”，意与境是分开的，意是心愿、愿望、情感，境是地方、区域的意思。意与境又是结合的，艺术家将自己的感情与自己的作品相结合来表达某种境界。如文学家将意赋诗词来达到一种境界，歌唱家通过歌喉来表达一种境界，而画家则是通过画笔颜料等工具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在画面上来达到某种境界，意境是中国美学中极其重要的理论之一。中国画很讲求意境，这里的“意境”，不是指画家心中的构思活动，而是指作品完成之后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境界，不是简单的指线条色彩的外在美，更要看它后面的神、韵、情、景即所在的内在意境。但是，构思、构图、颜色对中国意境的传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构思，构思是指对创作中意境的构想，它是创作的灵魂。中国画的创作，大多表现了画家对自然美的感受，通过这些美好的形象，构想出更多的内涵和诗意化的情趣，从而形成一种意境。绘画中的意境就是心与物、意与境的交融结合。为了表达某一主题思想把生活中感受到的事物或不可能连在一起的事物，通过艺术手段将其按照自己的想法连接起来，这就是构图。现代的绘画构图常常由于构成的需要而改变事物的基本造型特点，构图的本质，就是意境的确立与诗境的表现，并由意境而创立不同的时空。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色彩，对画面意境传达所起到的渲染作用，画面的色彩都有一个大体的设计，中国画的设色有着很大的作用，可以对现实事物进行夸张、改变，同时还要注意画面整体颜色的搭配要和谐。更要兼顾色彩的.微妙变化以达到色彩统一和对整幅画的烘托。画面所指描绘生动自然形象其堰仰曲直均在由外向内的写景造意，它既合乎自然规律和对生活的真切感悟，又是个人主观追求的理想。它既合乎自然又能真臻理想的境界，恰是中国画艺术所追求的意境。气韵生动、情景合一，诗情画意，妙合无垠等。如果不是画家深入地体察对象而发现微妙的细节和把握瞬间的感受，创造这样的诗境是不可能的，画家是抱着怎样的心境，怀着怎样的情感，把这种情境移入所表现的自然形象，这直接关系到画中的意境。因此中国画家往往喜欢在纷纭的社会生活和妙不可言的大自然中，进行美学散步，在观赏、感叹大自然的同时，把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对大自然的艺术概括，都融入审美之中，取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妙趣横生、神韵意境俱佳的中国画特有的审美特性，这种物我精神的契合是一种生命状态。画岂能无情、无意、无诗的境界，诗境由物境中来，由心造所得。故画境非画景，“境由心造”“境生象外”，这种象外之境是神驰意表而心造的。既然所谓的诗境由心造而生，那么离开主观想象，幻想的作用，就只能永远是自然主义。所以只有中国才有“无丝之弦、无声之乐”这种虚空与静默，用语言等方式无以表达那种心灵的生命状态，此时语言显得苍白无力。可以看出，中国画是“会意”的，苏轼诗中有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空”与“静”是容纳一切的。由此可知，诗意性的境界是中国画的灵魂，中国画家始终只把审美实践和艺术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然进入理想的创作境界，在苦心经营和妙手偶得中，创作出意蕴无穷、风格独特的绘画精品。中国画的这一创作构思过程，亦往往不是语言文字能如实表达的，它只能由画家个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通过直觉在意合或顿悟中去获得。

部分有创造能力的画家远离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作品乏味的最根本原因，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与一般绘画术语所言的写生不同，它不单是要描绘自然结构的一面，更关键的是要表现自然的生命神韵与作者精神境界。而精神生活则是一种思想的修炼，它需要在时代意识的前提下完美自我、表现自我，否则作品的表现只有停留在绘画技能上，而无法形成艺术创造的魅力，无法将生活中自然结构规律演化成艺术表现规律，使作品的精神得以传播。总之，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继承传统的目的就是获得辉煌的创造。

“尚意重形，境由心造”只有真正意义上理解“意”与“形”、“境”与“心”，将时代精神与个人胸怀、个人修养融于笔墨之中，才能把我们绘画创作推向新的更加绚丽的艺术高峰。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

内容摘要：艺术的情怀和哲学智慧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画的精神。在纷繁复杂的现代，我们追寻探索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从“和”“道”虚实变化、淡泊致远中，探求中国艺术中反映民族与文化精髓的艺术表现语言。

关键词：中国哲学和道笔墨意象虚实。

艺术的使命就在于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适合的艺术表现。而人的心灵意志和高远旨趣，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都要表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以诗书礼乐作为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浑然天成的大和谐。古典和谐美作为古代艺术的理想，它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流动，把自然作为最高的精神田园，从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将心中的意向等处理和组织为一个平衡、和谐、有序的统一体。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代许多的杰作都是山水花鸟、树木青竹，山涧溪畔往往能见一人或两人，或对饮成趣，或静坐沉浸在天地的美妙之中，从中领会超越自然与人生的妙道，无不体现了“和”之“道”。

何谓“和”？中国哲学“以和为贵”，认为“和”是世界万物最本真、最具创生性的状态。和即是谐和、统一，是艺术最基本的性格。一切矛盾得到调和的世界才是最高的美，一切艺术作品，也正是世界调和的反复。所以才有庄子以和注释德，即是指人的本质就是和，正所谓“德者成和之修也”。人和上升为天和，庄子是以天和为道，和就是天的本质，只有和才能生道，才能生万物，“生生不已”；但它不同于“同”。“同”是缺乏生命力的，它意味着单调一律；而“和”是能化异为同，化矛盾为统一，却又允许异物的存在，逍遥出尘世，驰骋于艺术的大美世界中。在此状态中，精神是大超脱、大自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是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和”的思想渗透在中国画艺术中,使得中国画艺术在笔墨表现上讲“两和”。一是笔墨技巧之和。在用笔与用墨上讲求相反相成之理，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形象地比喻道：“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可谓用笔单有力不够,还应刚中带柔；而墨法之妙又全在笔出，清代画家方薰说道：“墨法，浓淡精神，变化飞动而已。用墨，浓不可痴钝，淡不可模糊，湿不可混浊，燥不可涩滞。”笔、墨依照一定程式在纸、绢、壁上作画时产生的点、线、面、团、叠加、渗透、摩擦、转折，行笔徐疾、轻重、粗细，用墨运水多少所产生的光涩、枯润、曲直、方圆、厚薄，齐乱种种效果，这些效果引出的刚柔、道媚、老嫩、苍秀、生熟、巧拙、雅俗种种感受，以及技巧上的虚与实、巧与拙、繁与简、疏与密等矛盾双方达到了和谐统一,对立的概念成为相反相成的统一体，合乎天之造物,自无轻佻浑浊之病；另一是讲求笔墨精神之和。画由心生，笔为骨，墨为魂，“笔墨相为表里,笔为墨之经,墨为笔之纬,经纬联络,则皮燥肉温,筋骨健,而笔之四势矣。”中国绘画认为笔墨二者要互生、互动,和谐统一,才能“画以笔取气,以墨取韵”,这样才能达到如王维所言：“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南西北，宛而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

“和”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意象之和。中国画最大的特征就是以有限的笔墨空间表达无限的“意”，无限的“象”。中国画的意境是什么？翟墨在他的《审美意境的构成》中这样说道：“意境，也可称为有情之境，因为它是由审美主体和客体各种矛盾的复杂关系所构成，它属于比形象更为丰富的美学范畴。画家按照自己的理想将生活中的实景用美的形式在作品中表达出来，形成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艺术境界。”这种意境，文学上是所谓的“言外之意”，而绘画中往往是“象外之境”，虚实相间，重在自身的体会与研修，强调内心的主观情思与自然物象的交融、浑化。它所呈现出的独特的空间包容了人类心灵与自然宇宙最深处的生命境象。

意境的创造最重要的是画家必须有一颗能体悟宇宙本原的诗心。现实世界中的人物鸣禽、虫鱼走兽、山川草木、江海湖泊、流云烟霞等自然物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蓬勃无尽的创作源泉。

中国哲学重视自然，对宇宙人生之道的把握，实际上是凭一种浸透着主体生命意识的诗性直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带有浓厚的诗人、艺术家素质，而中国诗人的灵性从来就蕴含着一种悠悠的形上情怀。中国哲学是诗性的，中国艺术是高妙的。在世人看来，国画作品所表现的是一种飘飘欲仙的理想王国与人类的不受世俗污染的真性情，仿佛是艺术家追求的一种出世情怀。作为中国哲学而言，它本身很难界定，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它关心的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天地未画前”。这是透着理想主义情怀的追求，体现在哲学家和艺术家心中，便成为对人生理想不断的追求，正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不断地操练自己，生活在哲学体验中，超越自私与自我中心，以求天地合一。这种操练一旦停止，自我就会抬头，内心的宇宙意识就会丧失，所以，为了达到圣人的理想，他们是永远不会懈怠的。

这种情怀自然体现在画家的笔墨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即富于暗示但却不是一泄无余。这也是中国绘画所追求的艺术目标。暗示的语言是如此的不明晰，但是所蕴含的几乎是无限的。在《庄子》的《外物》篇中这样说道：“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按照道家的思想，道不可道，只能暗示。笔墨的作用，好比语言，不在于它的.固定形态或是含义，而在于它的暗示，引发人们去悟道，引发人们去分享个人的所得，个人对待整个世界大美的态度。局限笔墨的所谓线条技法、浓淡干湿，其实都应该在完成它们的暗示作用后忘记，不要让人被并非必要的形式语言所拖累。近些年来，对笔墨的争论喧闹如此，其实不过是闹剧一场，我们所关心的不是笔墨本身的状态，而是讨论其真正的内心世界，外部状态不过是内心宇宙的反映。虚与实就是一个宇宙观的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认为:“宇宙空间是个太虚之境。太虚凝而成气,气聚而成物,物散而为气,气复散而为太虚。自然宇宙是气与太虚的统一,即物与空间的统一。”我们知道虚与实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有形与无形，主观与客观，直接与间接，有限与无限，思想与意象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我们读古诗词，比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或是“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体会到的往往是言外之境，弦外之音，让人如入一个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画诗同理，所谓境生于象外，艺术意境具有“象”与“境”两个不同层次，由实入虚、由虚悟实，虚实相对，有者为实，无者为虚；有据为实，假托为虚；客观为实，主观为虚；具体为实，隐者为虚；有行为实，徒言为虚；当前为实，未来是虚；已知为实，未知为虚等等。直觉中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从画墨与空白中体味出那些虚像和空灵的境界，点点墨迹，和那画家苦心经营的看似不经意的空白，淡淡的几缕云烟，疏疏的几尾秋苇，或为江湖，或为深水，天地一体，渐入渐出，空灵之气跃然纸上。这正是“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则愈出。”“橐”即风箱，天地犹如一个巨大的风箱，充满了“气”，能使万物流动，生命不竭。车轮中心孔是空，车轮方能转动；杯子中间空，方能盛物；“气”是表现物体以外的“虚”，没有“气”，作品就没有生命。在中国画的意象结构中，没有虚空、空白，其意境就难以体现。中国画以线造型，取的就是线与线之间空白的含与意味，线为实，其为虚，体为空，其为实。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重视空白。如马远就因常常只画一个角落而得名‘马一角’,剩下的空白并不填实,是海，是天空，却并不感到空。空白处更有意味。”可谓实得“逼真而神境生”、虚得“空灵皆成妙境”的宇宙生命的空间。

如此“妙境”与“空灵”，追根溯源可以称之为“道”。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被视为生命最终极的本源，它也是中国古典美学观念的原型。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是天地产生之先的原始混沌，它是万物形成之母，无从命名，我们称“道”为“道”时，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指称，正所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的这一倾向，他所讲的“气”与“象”之间才能产生紧密关系。审美是对有限的“象”的观照，进而实现对“道”的观照。庄子说的“心斋”“坐忘”，都说明先要做到“澄怀”才能“味象”。“澄怀”就是“坐忘”，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会有虚静空明之心境，才能实现对宇宙本体和生命的审美观照，即对道的观照。画家往往很注重自身的“虚静”之天性，很似孔子所谓的“乃凝于神”，因为“凝于神”，他所创造的作品，就不在外而在于他的精神之内，此时再“加手”去创造，不是以主观去追求客观的形态，而是以自己的手、自己的笔墨实现自己精神中的形与意，这样才能毫不歪曲地进入虚静之心的“表象”，主客观合一的创造也就无怪乎可以“惊扰鬼神”了。宋代郭熙将画家这样一个审美的胸怀称之为“林泉之心”，所谓“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正是此意。唐代美学家提出“境生于象外”，进一步地道出了“境”作为审美客体，比“象”更能体“道”。意象必须表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作品才有生命力；南齐谢赫提出“气韵生动”的命题，就是这一思想的概括，它成为几千年来中国画的最高美学法则。

当一切喧嚣归于沉静，自然之心则归于淡泊。老庄皆以自然为道的特质，以为自然脱俗方能悟道。道是平淡天真的，只有去除一整套繁缛因明，才能外静内净，方能直指人心。万物以自然为性，至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正因为如此，虽然艺术必然要求变化，虽然凡是生命的东西必然有自然变化，但是没有淡泊的心灵，就无法窥视到对象的精神，画的再是尽诙诡怪异之变，也是死物而已。苏东坡所以知画，所以能创作有飞扬生命力的作品，就是因为他懂得保持一颗淡泊的心灵，“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为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所以体悟“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这成为中国画基本性格的归结。

王国维在分析古典艺术成就时说：“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是纯粹之哲学也”，唯以其纯粹，故哲学与艺术通而为一，纯粹乃指哲学与美术为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因为“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是做人，认为人类本真生命不应该受到外界的干扰和扭曲，突破世俗的利益去追求人生的价值，回归生命的本然；可见，中国古代哲学精神是以道德为精神，以内在真实为鹄，寻找生命的真实就必然要回归本来的心灵。这样的哲学价值一旦被艺术化，被艺术所吸收，艺术也就不仅仅是现实之外所构成的幻象，而是深化展开为生命构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

[2]张世英.程朱陆王之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史哲．1992年第5期。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

[5]云雪梅.黄宾虹画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6]老子.老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7]俞建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8]何智明.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一

摘要：传统的中国绘画自发生就与传统诗词结缘，在发展的过程中互相交融，有“诗画本一律”之论。诗画都属于艺术范畴，诗和画相结合，并不是两种独立形式的交融，它也不能统辖于形式范畴之内，而是艺术精神的一个十分明亮的折射。在文中首先对诗画的关系进行概述，然后详细论述诗画交融的过程。从题画诗的出现到把诗来作为画的题材再到以作诗的方法来作画，以及诗画除精神、意境的交融外，在形式上的真正融和。最后做总结性的阐述道出中国诗画艺术精神交融的本来。

关键词：中国画；诗；交融。

我们在欣赏中国画的的时候，经常看到在中国画的空白处，有画家本人或他人在上面题的诗，而诗的内容多是感叹诗的意境，有的诗写的位置在画面上，所以也就成了画的一部分，而与画完整统一起来。

对于诗画问题的研究，是中西方艺术家所共同感兴趣的。但是对诗画问题的理解却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艺术家是在尽心竭力地为诗、画寻找界限，和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如黑格尔认为诗有音乐的一面，也有绘画的一面；西蒙尼底斯已经说过“画是静默的诗，诗是语言的画”。而在中国艺术家看来，观照宇宙，提高和净化人格与实现艺术境界是同步的。真正的宇宙，不是人们可以用感观感受到的层面，而是不可言说的精神——“道”的世界。“道”是无形无色、无声寂寥的，宇宙的本源就是如此，真正、永恒的美也就是如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要真实地表现大美，要让艺术创作者用虚静的胸襟去容纳宇宙精神。所以中国艺术精神相融思想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画和诗两种不同形式艺术在表现宇宙精神时，自觉的交融在一起。所谓“诗画体一律”正是鲜明的.表现出这种审美心态。

诗与画的交融，不是突然出现，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是题画诗的出现。王渔洋《蚕尾集》说“六朝以来，题画诗绝罕见。盛唐如李白辈，间一为之，拙劣不工……杜子美始创为画松、画马、画鹰、画山水诸大篇，搜奇抉奥，笔补造化……子美创始之功伟矣。”

王维早于杜甫十三年出生。在他以前的画家，诗画兼工的极少。而王维则诗画兼工，且两者都对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自为诗“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是画与诗，已经融合于他一人之身了。但从他上面的两句诗看，他只意识到自己兼备这两种艺术，并不曾把自己的诗写在自己的画面上，并且除十五岁时有一首《题友人云母障子》的五绝，及另有《崔兴宗写真咏》的五绝一首外，就没有其他的题画诗。

交融过程的第二步，是把诗来作为画的题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有晋明帝有《毛诗图幽诗七月图》，是把诗作画题的，可说起源甚早。但对绘画自身，没有太大的影响。唐代的时侯诗歌盛行，在唐末时，可能已有域家以诗为画题的情形出现了。由此再前进一步，是以作诗的方法来作画。《宣和画谱》记有李公麟作画，“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如甫作《缚鸡行》，不在鸡虫之得失，乃在于‘注目寒江倚山阁’之时。伯时(公麟之字)……画《阳关图》，以离别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美其意。其他种种类此。”按李公麟在时代上稍后于郭熙。从上面一段材料看，当时的大画家，不仅在诗里找题材，而且以大诗人写诗的手法来写画，因此而提高了画的意境；这便是在精神上进一步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后来王渔洋却又以李伯时所画《阳关图》，来说明诗的“远”的意境(《自题丙申诗序》)。反映出诗与画的互相启发，相互交融。画与诗在精神上的交融，把握得最清楚的，在当时应首推苏东坡。东坡的《韩斡画马诗》有“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由他“无形画”“不语诗”的说法，而把诗与画的对极性完全打破了，使两者达到了可以互相换位的程度。诗和画内在精神的交融和逻辑选择的一致，决定了它们外化形式的必然性渗透。

因为在北宋时代诗画的交融，在事实和观念上已经成熟；所以在宋太宗雍熙元年(九八四)所设立的画院，至徽宗时，“如进土科下题取士”，即以诗为试题。《画继》中记有徽宗皇帝曾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及“乱山藏古寺”的试题。由当时取舍的标准看，所重者乃在画家对诗的体认是否真切，及由体认而来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意境。至此而可以说画与诗的融合，已达到了公认的程度。龚贤《春泉图轴》是有题诗；“静壁春泉一道飞，白龙藏彩见斜晕晖。谁家草阁虚无际，半醉诗窗下以微。”李晴江画梅，疏影横斜，画中题有“挥毫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一种贯注于诗、画底层的宇宙、人生、艺术精神，使诗画构成一个有机冥合的艺术世界。

诗画的交融，当然是以画为主，画因诗的感动力与想象力，而可以将其意境加深加远，这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种交融，不是单纯的两种艺术形式在形式围墙某一点上，相互突破后的某种程度的融合，也不是象西方艺术家所理解的那种，借助人们的想象，把两种原先是独立的形式联系起来。中国艺术的诗画融合问题，其意义远要超过形式的疆域，它是中国人的宇宙一一艺术精神的一个十分明亮的折身，是中国艺术家对宇宙、人生理解后产物。也可以说，是精神与精神的交融，心灵与心灵的撞击。

在美术史上，自古以来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是以再现客观世界为主的写实型艺术，它以西方古典油画为代表。一种是以表现主观心绪与情感为主的浪漫、表现型艺术。中国画就是以此为其基本特征的。浪漫、表现性绘画思潮，早在战国时代的楚墓帛画《人物夔凤图》及西汉马王堆幡画中就已初露端倪，自唐际文人画初创以来，中国绘画则更加注重托物抒情，以画寄乐的表达方式的运用。而“绘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也正是苏子对先贤们艺术实践的理论总结，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一直被文人们捧为绘画的至理，离不开在中国哲学虚空的宇宙观(老子“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影响下艺术家对诗化的精神内质与诗意的形式外观的永恒追求。的确，中国绘画的这种观念也正是把握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实质、把握了中国艺术诗性的品质特点，才经受住了时间风雨的考验，并一直影响至今。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二

通过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造型元素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新的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的冲击下而不断的发生阐变，而其中的内涵与精神则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中国所独自拥有的，也是中华民族形式的灵魂之所在。

延其“意”，中国传统造型元素背后的“意”是人们遵循其造型的关键，不论前人还是后代人，都对所有美好的事物存在着向往，因而传统造型元素背后所表达的吉祥情味同样适合运用在现代当代设计中来，适用于传达当代人的审美理念。传其“神”对于“形”和“意”的沿用，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的一种浅层次的创造和升华，而一种新的民族传统造型方式的创造，是需要我们去摆脱客观的束缚，进入深层次的精神领域去探寻的。我们只有在深入吸收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的'精华、充分理解当代西方的各种造型元素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兼收并蓄，寻找传统与当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具有当代语境的中国造型风格，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国本民族的，同时又能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同的造型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当代社会的进步对于传统造型元素再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这也同样给中国的传统造型元素带来了新的发展的契机。因为，新的观念思维方式，为我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的空间，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我们传统造型元素的再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意象相生的审美意境。

意境概念是我国传统艺术特有的一种理论，它蕴含着中国的古典哲学，它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将抽象的理论转换为一种可视的视觉符号，反映在画面上的一种折射。早期的意境主要出现在山水画中，早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道家思想与玄学思想的影响，山水画从开始的制图阶段发展到对景抒情的阶段，面对着客观物象画家们开始了对实景的写生与描绘，并提出了“澄怀味象”、“得意忘象”的理论和艺术创作旨在“畅神”、“怡情”的思想。这种理论和实践是俊来传统绘画强调意境构成的先导，唐朝美术理论家美术张彦远提出了“立意”，五代山水画家荆浩提出了“真景”说，宋代画家郭熙提出了山水画创作“重意”问题，认为创作应当“意造”、鉴赏应当“以意穷之”，并第一次使用了与“意境”内涵相近的“境界”概念。宋、元时期随着文人画的兴起与发展，意境在画面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出来。文人画家特有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使传统绘画的表现重心由侧重客观物象的写生转向对主观精神的重视。文人画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创作倾向促进了意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意境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使中国传统画的创作在心理认知上具备了二重结构，一个是对客观物体的如实再现，一个是对主观感情的表达。二者的结合构成予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之美。这是“外师造化，中的心源”，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完美体现，它将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完美的结合起来。意境的构成是整个审美活动的基础，古代艺术家在空间景象的基础之上，将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完美结合起来。创作出的作品不但是艺术家本人才气悟性修养的体现，同时他给同样具有相同的民族认知心理结构的观赏者以感情上的共鸣。为了克服造型艺术具有瞬间性和静态感带来的局限，中国传统画家在构图、透视等方面的天才性发挥使画面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而对疏密、虚实、黑白、强弱的精心运用，不光使观众在视觉上得到愉悦，同时在心理上也给了欣赏者丰富的想象空间。就这个层面而言，意境的形成是由艺术创造者及欣赏者共同产生作用，上是由创作和欣赏共同发生作用产生的。创作者在画面中将无限转会为无限，而欣赏者面对有限的画面可以产生无限的艺术表现空间。这种通过形象与想象相结合产生的意境，成为中国传统绘画不同于西方绘画的一个显著标志。

意境通俗来讲就是画家面对着客观物象进行写生，来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感，使后世欣赏者能够体会到他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真情实感是通过画面的构图与笔墨的变化而实现的。意境的结构特征是虚实相生。其中的“实”指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象，“虚”指的是画家的主观情感，虚境与实境的相结合就是虚实相生的结构原理。意境的本质特征是“生命律动”，在我国古典哲学中被称作是“天人合一”，它讲求人的内心，与大自然是同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讲艺术意境是一种心理遐想，这种心理遐想具有表真挚之情，状飞动之趣，传万物之灵的特点。

因此，要使中国的传统造型元素在现代当设计当中得以延伸发展，打造当代新的传统造型方式，我们应该在理解其根源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意”，从而传其“神”。取其“形”取其“形”自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对传统造型元素的再升华，再创造。这种在再创造的过程是在理解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理念的基础上，以当代的审美观念对传统造型元素中的一些特点加以修造、提纯和升华，使其具有当代特色。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三

中国画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浅谈中国画教学。中国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艺苑中独树一帜。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内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和骄傲。

通过中国画教学，使学生认识中国画、了解中国画、喜欢中国画、会画中国画，产生美的悟性和创造力，是中国画教学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画欣赏课教学中，利用作品的创作背景、反映的内容以及作者的爱国名言和爱国事迹，来教育学生、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风雨鸡鸣》图是徐悲鸿１９３７年创作的，画面表现了一只站在岩石上的雄鸡，激昂地高声鸣叫，画家喻意唤起人民赶快觉醒，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表达了画家对祖国的深情，对正义的伸张，对光明的向往。徐悲鸿１９４３年创作的《会狮东京》一画，表现群狮将富士山踏于足下，期望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使学生加深对画的理解和印象，再衬以徐悲鸿事迹简介，徐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以自己的画作在国外展售，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济祖国受苦受难人民，使学生看其画、闻其人，倍感亲切，倍受鼓舞。李可染、林风眠创作的《万山红遍》、《秋》以中国画不同的表现形式，鲜明地再现出秋色之美，浓郁醇厚、明艳诱人。画家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赞美家乡的可爱，祖国山河之壮美，美术论文《浅谈中国画教学》。通过欣赏画使学生对中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迸发出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家乡一草一木的情感。

在中国画笔墨练习教学中，墨色的交融，干、湿、浓、淡、清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笔墨的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既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也是一种国画技法训练。通过教师在宣纸上演示以墨撞水、以水撞墨、以色冲墨、以墨冲色、泼墨、甩色、点色、吹色等用笔用色技法，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学生开始练习时，教师要巡视指导，不要求具体绘画内容，只是随意画，用毛笔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纸上自然交融，再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笔触，产生奇特的韵味，使学生在无意之中学到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待学生对用笔、用墨、用色有了初步的`掌握之后，再画简单的藤蔓植物，如：葡萄、黄瓜、丝瓜等。因为藤蔓植物的叶子、藤都有相似之处，只在果实上改动一下即可，有利于学生掌握。

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方法是成功完成国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画教学不仅局限于课堂内，也可以课内课外相结合。例如：定期举办学生的美术作品展览和开展美术第二课堂活动。因为在此类美展中，作者是学生本人或自己的同学，同学们看了倍感亲切。通过美展互相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交流感受，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自信心和成功意识，反馈教学信息都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画博大精深，是我们美术教学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怎样更进一步的搞好中国画教学，使我们的民族艺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还有待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研究，并为之不懈地努力。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四

造型设计需要考虑各种形态与色彩，更应考虑各种形体的比例与尺度，并与空间结构有机配合。比例是指空间要素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架构，实现整体与局部的协调统一，造型设计与空间的和谐相融。尺度则是人对于造型设计以及空间关系产生的心理感受。设计者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和尺度尝试各种造型设计，让造型空间更合理，又能兼顾空间层次关系，给人良好的视觉感受。如果各种造型设计空间过于紧密，就会给人一种明显的压迫感，造成空间的紧张度，设计者应适当调整空间比例、样式和尺度，最大限度地降低压迫感与紧张度。造型设计需要考虑空间的利用，更需要考虑空间的尺度与比例，把握好各种实体的远近距离、大小尺寸以及造型结构，更好地给人以美感。合理有效地把握好尺度比例，既能利用好空间，又能更好地装饰空间。

二、空间利用与造型设计的创新体现。

造型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各种空间因素与实物元素，注重点、线、面与色、质、光的完美融合，每一位设计者在造型设计中都需要充分考虑这两方面的关系，将空间利用与造型设计有机统一，表现出不同的主题和新意，带来更好的视觉效果与实用价值。

1.点、线、面的空间因素是造型设计的重要构成元素。

空间既有整体观，更有具体的点、线、面。点是最基本的`几何形态，也是设计者必须充分考虑和应用的基础元素。点在整个造型设计中可以突出节奏感，不同的点的排列能够产生极强的视觉效果，甚至能够成为造型设计的点睛之笔，提升艺术层次。线是点的轨迹组合，又是面的边界，更是造型的形体转折，也是充分利用空间的重要元素。线的移动形成面，面具有长与宽的二维空间结构，是造型设计重要的构建元素，是造型成型的基本体现，也是影响空间利用的重要因素。造型设计中，充分考虑面的应用，能够给人更强的整体感、范围感，加以不同的色彩、光泽与质感，让造型更显稳定感与重量感，直接影响造型的整体效果。在造型设计中，应立足空间结构，选择面的形体与衔接，让空间更显大方实用。

2.色、质是构建空间造型的直观体现。

首先，在造型设计中必须考虑色彩。线面展现造型的形体美，色彩则能给人以更强的视觉美。在合理利用空间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色彩的应用，不同的色彩给人不同的感受，色彩能够让造型设计更具内涵，凸显造型的灵魂。其次，在材料的选取上，应充分考虑材料的质感。造型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质，不同的材质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在利用空间时，必须注重材料的选择。不同的材料在造线、构面、成型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效果。各种材料有着不同的纹理、颜色、光泽以及冷暖膨胀系数，恰当运用材料，能够让造型得到很好的升华，又能够让空间感得以展现。

3.注重光的优化应用。

造型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光的效果，自然光与人造光的合理应用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强艺术效果，为空间利用提供较好的辅助作用。空间造型设计既要充分利用空间，又要考虑明暗度与照明的需求，利用自然光源和人工光源，结合空间结构，产生光与影的和谐旋律，让造型设计更具灵性。总之，造型设计与空间利用关系密切，必须充分考虑设计元素与空间结构的有机融合，从而既合理利用空间，又凸显艺术效果，提高使用价值，增强艺术魅力，使人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实用与艺术兼备的设计境界。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五

我們在欣賞中國畫的的時候，經常看到有畫家本人或他人在上面題的詩，而詩的內容多是感歎詩的意境，有的詩寫的位置在畫面上，所以也就成了畫的一部分，而與畫完整統一起來。中國詩書畫自古是相輔相成的，詩有“題畫詩”，畫也有“詩畫譜”，筆者藏有一部明代“集雅齋”雕版《唐詩畫譜》，都是依照詩境而作的畫，其中不乏名家手筆，但幾乎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太過於寫實，纖毫絲縷都要表現到，其結果是破壞了詩的意境之美，少了深幽，遼遠，剝奪了讀者想像的空間。

對於詩畫問題的研究，是中西方藝術家所共同感興趣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便是詩畫相生的論斷。中國詩與畫皆重寫意，而不求一筆一畫的寫實。中國畫追求的是“傳神”與“意似”而在中國畫眾多的表現“意”的手法，有一種最為常見的方法，我們稱它為“詩境入畫”通過表現畫中的某一特定的景象，創造一種富有詩情的境界，這種以詩境入畫的表意，在人物、山水、花鳥畫中，都可以看到。另外，還有一種表“意”，畫家是運用了象徵、借喻、擬人等等方法，所以這類表意其寄寓性和曲折性是很強的。六朝時王微在他的《敘畫》中所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就是強調繪畫應該以詩情為境，而在北宋晚期的蘇軾更提出“詩畫本一律。”他認為詩和畫在藝術表現上都具有這種共性，也就是都具有表“意”的共性。但要認識本質則必須從區別入手，我們寫詩，必須要知道詩的本質，這可以通過詩與近鄰的藝術形式作比較方能表現出來。那麼詩和畫在意境上有何共性呢？首先是“意境”上的相同。畫要注重“虛與實”的結合，詩也不例外。我們這裏舉個例子：這原是一則笑話段子，說某地社區舉辦了一個由家庭婦女參與的業餘詩歌創作班，老師出了一道題，要求每個學員寫段文字，表現一種十分浪漫的情境。許多學員都寫了燈光搖曳的晚會，華麗絕倫的服裝，優美的音樂，美酒佳餚……而只有一位學員寫道：星期天的清晨，丈夫出差了，孩子們去了姥姥家……。乍一看，這段文字沒什麼特別之處，但仔細一回味，我們發現，裏面有令人驚奇的想像的空間--意境。我們設想一下，假如是週一的早晨，做母親的還不為孩子上學，丈夫上班忙得不亦樂乎？而此時不同，清晨，獨自一人，少了家務的煩惱和凌亂，心可以靜靜地想自己的心事，那或許是很久以前的一次邂逅？抑或是一次讓人措手不及的一見鍾情？清晨的陽光溫暖而清新，空氣中似有似無地飄著淡淡的薄荷的味道？總之，這段文字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是十分值得回味的。要說這段文字的成功之處，那就是想像的空間十分廣闊。相比之下，那些描寫燈紅酒綠，燭光搖曳的文字就遜色了。

中國畫作為繪畫藝術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把它的最高追求理解為，是讓觀者在畫面中體味出，作者想要表達的故事和內涵。要知道，繪畫不是說話，它是一門藝術，同時它也是一門技術，而在中國，除去那些匠人，作畫的幾乎就是那些從小以“琴棋書畫”為必修科目的文人了，古書有雲“書之不盡則歌，歌之不盡則舞。”我們可以理解為，說話表達不了的意思，我們就用歌唱來表達，如果唱歌也不能完全表達的意思，我們就再加上肢體語言。這段話告訴了我們，藝術的發展是從單一的藝術門類向複合型藝術發展的，而推動這個發展的就是越來越強烈的表現要求。所以這群我們前文提過的“欲有所為而又不能”和“好名、負氣”的畫家們就把它們寫不出，也畫不出的“意”用“詩境入畫”來表現。這樣的中國畫不再是一門單一的視覺藝術了，在無形中它已經成為了一種追求和表現“意”的最好手段。

但是對詩畫問題的理解卻有著根本的差異。西方藝術家是在盡心竭力地為詩、畫尋找界限，和二者結合的可能性。如黑格爾認為詩有音樂的一面，也有繪畫的一面；西蒙尼底斯已經說過“畫是靜默的詩，詩是語言的畫”。而在中國藝術家看來，觀照宇宙，提高和淨化人格與實現藝術境界是同步的。真正的宇宙，不是人們可以用感觀感受到的層面，而是不可言說的精神——“道”的世界。“道”是無形無色、無聲寂寥的，宇宙的本源就是如此，真正、永恆的美也就是如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要真實地表現大美，要讓藝術創作者用虛靜的胸襟去容納宇宙精神。所以中國藝術精神相融思想的存在，決定了中國畫和詩兩種不同形式藝術在表現宇宙精神時，自覺的交融在一起。所謂“詩畫體一律”正是鮮明的表現出這種審美心態。

詩與畫的交融，不是突然出現，而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是題畫詩的出現。王漁洋《蠶尾集》說“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白輩，間一為之，拙劣不工……杜子美始創為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掘奧，筆補造化……子美創始之功偉矣。”

王維早於杜甫十三年出生。在他以前的畫家，詩畫兼工的極少。而王維則詩畫兼工，且兩者都對後來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曾自為詩“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是畫與詩，已經融合於他一人之身了。但從他上面的兩句詩看，他只意識到自己兼備這兩種藝術，並不曾把自己的詩寫在自己的畫面上，並且除十五歲時有一首《題友人雲母障子》的五絕，及另有《崔興宗寫真詠》的五絕一首外，就沒有其他的題畫詩。

以詩為畫題的情形出現了。近代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有專篇討論了這個關係，錢鍾書先生《談藝錄》也有專論，可見，中國詩與中國畫是一對分不開的孿生姊妹。

由此再前進一步，是以作詩的方法來作畫，“觀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情洪於海”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即是作詩，也是作畫。《宣和畫譜》記有李公麟作畫，“蓋深得杜甫作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雞行》，不在雞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伯時(公麟之字)……畫《陽關圖》，以離別慘恨，為人之常情；而設釣者于水濱，忘形塊坐，哀樂不美其意。其他種種類此。”按李公麟在時代上稍後於郭熙。從上面一段材料看，當時的大畫家，不僅在詩裏找題材，而且以大詩人寫詩的手法來寫畫，因此而提高了畫的意境；這便是在精神上進一步將二者融合在一起。後來王漁洋卻又以李伯時所畫《陽關圖》，來說明詩的“遠”的意境(《自題丙申詩序》)。反映出詩與畫的互相啟發，相互交融。畫與詩在精神上的交融，把握得最清楚的，在當時應首推蘇東坡。東坡的《韓斡畫馬詩》有“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由他“無形畫”“不語詩”的說法，而把詩與畫的對極性完全打破了，使兩者達到了可以互相換位的程度。詩和畫內在精神的交融和邏輯選擇的一致，決定了它們外化形式的必然性滲透。

因為在北宋時代詩畫的交融，在事實和觀念上已經成熟；所以在宋太宗雍熙元年(九八四)所設立的畫院，至徽宗時，“如進土科下題取士”，即以詩為試題。《畫繼》中記有徽宗皇帝曾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及“亂山藏古寺”的試題。由當時取舍的標準看，所重者乃在畫家對詩的體認是否真切，及由體認而來的想像力所能達到的意境。至此而可以說畫與詩的融合，已達到了公認的程度。龔賢《春泉圖軸》是有題詩；“靜壁春泉一道飛，白龍藏彩見斜暈暉。誰家草閣虛無際，半醉詩窗下以微。”李晴江畫梅，疏影橫斜，畫中題有“揮毫落紙墨痕新，幾點梅花最可人，願借天風吹得遠，家家門巷盡成春。”一種貫注於詩、畫底層的宇宙、人生、藝術精神，使詩畫構成一個有機冥合的藝術世界。不論是蘇軾還是王維都在詩詞中融入了畫的元素，尤其是畫面構圖及色彩搭配。虛與實的關係等。我們且看“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在空間上的佈局，開闊，雄宏。而“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色彩對比與襯托又是如此鮮明，清新！

詩畫的交融，當然是以畫為主，畫因詩的感動力與想像力，而可以將其意境加深加遠，這並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意境幽遠，耐人尋味，韻味悠長，主要得於神韻二字。

這種交融，不是單純的兩種藝術形式在形式圍牆某一點上，相互突破後的某種程度的融合，也不是像西方藝術家所理解的那種，借助人們的想像，把兩種原先是獨立的形式聯繫起來。中國藝術的詩畫融合問題，其意義遠要超過形式的疆域，它是中國人的宇宙一一藝術精神的一個十分明亮的折身，是中國藝術家對宇宙、人生理解後產物。也可以說，是精神與精神的交融，心靈與心靈的撞擊。到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中國畫在藝術上走向了成熟，如“八大山人”（朱耷），徐渭等，他們的畫作徹底擺脫了寫實主義的窠臼，是畫境和心境的高度融合。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近幾年各大拍賣行的記錄就不難體會得到。

在美術史上，自古以來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表現方式，一種是以再現客觀世界為主的寫實型藝術，它以西方古典油畫為代表。一種是以表現主觀心緒與情感為主的浪漫、表現型藝術。中國畫就是以此為其基本特徵的。浪漫、表現性繪畫思潮，早在戰國時代的楚墓帛畫《人物夔鳳圖》及西漢馬王堆幡畫中就已初露端倪，自唐際文人畫初創以來，中國繪畫則更加注重托物抒情，以畫寄樂的表達方式的運用。而“繪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也正是蘇子對先賢們藝術實踐的理論總結，它之所以能夠存在、並且具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一直被文人們捧為繪畫的至理，離不開在中國哲學虛空的宇宙觀(老子“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影響下藝術家對詩化的精神內質與詩意的形式外觀的永恆追求。的確，中國繪畫的這種觀念也正是把握了中國藝術的精神實質、把握了中國藝術詩性的品質特點，才經受住了時間風雨的考驗，並一直影響至今。最後，還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就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而言，中國詩究竟和中國畫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搞清楚這個問題，可以解決我們文學創作中的諸多難題。筆者認為還是形象思維的問題。我們有的老師往往利用空余時間帶領學生出去遠足，待回來要求每人寫篇觀察日記，我想這樣的做法到底有多少收穫，不得而知。形象思維固然要有現實觀察作為基礎，但詩性的啟迪還在於悟性，否則，便是枉費心機。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六

从那些优秀的国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绘画是十分重视空白表现的，中国画并不同西方绘画那样用颜色把所有的空间都填满，而是在画面中留有足够的空白。以下就是。

所谓的这些空白，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有象征性地指某些事物，它可以指水面、天空、烟霞、云雾等等，只是没有用笔墨将它们的形状具体地描绘出来。画面中虽然缺少了这些实景的描绘，但那种云烟缭绕、雾霭蒙蒙的虚幻美却带给了人们更加强烈地心灵震撼。由此可见，留有空白，对构图和情景塑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南宋著名画家马远最善长截景式构图，他在画面中常对一些复杂的自然景象进行高度概括，剪裁大胆，取舍也非常得当。他在画面上常表现出山之一角或水之一涯的局部，其他的自然景物大多都省略不画。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提到：“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望直下而不见其脚，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在这种边角之景的画面中，留有大面积的空白来凸显他所描绘的实景，实景与空白处的对比使画面的意境也更为深远。正如他的代表作：《寒江独钓图》，由于画家的精心安排，画面中空白的运用恰到好处地突出了老翁的孤独与寂寞，使整幅画面笼罩在萧条、孤冷的氛围中，使画面的意境与题目达到合二为一的境界。这幅作品恰到好处地说明了空白的存在可以更好地突出你所要表达的主体。

回想一下我们欣赏过的西洋画，它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写实，西洋画的整幅画面都被色彩填满，描绘的景物也是所取范围之内的实景，西方绘画的这一特点与他们思想理念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对“虚”和“实”的理解就是：“虚”就是虚，是完完全全的虚;“实”就是实，是实实在在的实。而中国太极思想认识的“实”不是绝对的实，“虚”也不是绝对的虚，而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从这一理念认识的不同就可看出，中西绘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绘画体系。中国画注重画面要有虚实，这样才有意境，这也是受我们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影响。画面中的实处与虚处相互呼应相互结合，方显笔墨的婉转与灵动，此时的虚处早已不是单纯的空白，而是实处。画面中有被遮挡的部分虽然没有显现出来但并不是说不存在，而是跟显现出的部分一样内容丰富，与实处的笔墨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绘画艺术一直都在追求意境的传达，而最能体现画面意境的应当就是虚实在绘画作品中的体现。

浅谈中国画与中国诗的关系论文篇十七

线是中国绘画独特的艺术语言，能够勾勒出客观物象的形体和质感，在中国画艺术中，线可以表现运动，表现形态，更能体现艺术家的生命意识，而后成为艺术家表达情思和艺术思维的重要手段，所以线是艺术家抒发情感的载体。相比较线在中国山水画和和花鸟画中的地位而言，线在中国传统人物画中的意义更加深远。

线，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表现方式，线，不仅可以表现人物的外形特征，同时也可以表达画家的内在心灵。石壶先生说：“画有两种境界，一是‘画’，一是‘写’，‘画’是描写，‘写’是表现，写胸中逸气”。艺术家根据自己对客观物象的感受，将个人感受通过不同的线条表现出来：曲线流畅自如，直线劲拔刚直…心之使然，线成为艺术家心情的轨迹，在这一过程中，线的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以线造型

西方绘画主要强调画面的体积感和空间感，中国传统绘画则较多强调以线造型，通过线条的提按、轻重缓急、欲扬顿挫，来传达形象的虚实关系。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具有多重的审美指向意义，而其审美意义的实现也需要线的造型性特征来实现，因此，运用线的造型性，通过不同形象和样式的线来塑造形象，便成为传统绘画独有的特殊言说方式。

从中国现存可见的最早的帛画作品《人物御龙帛画》和《人物龙凤帛画》来看，以线造型的表现方式在中国传统绘画形成之初就已初见端倪，画中仅以线勾勒来描绘人物形象，画法古朴，造型夸张，具有一定的装饰风格，线条劲挺优美流畅，在表现人物神态上具有重要作用。至唐代，吴道子将线条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他独创的“莼菜条”，能体现出人物的卷褶飘带，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被称为“吴带当风”，线条以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强调的是线条的独立功能，线条成为塑造形象的首要因素。

2.以线传神

中国传统绘画中注重对生命本体的关注，必然使传统绘画注重对神韵的表达，注重对人物情感世界的揣摩和精神风貌的展示。 “一幅画不但要描写外形，而且要表现出内在神情，……然后把客观对象的内在精神世界表现出来”。“神”和“形”作为一对对立的美学范畴，提到“神”，必然关乎“形”，然而“形”是可视的，艺术家在观察客观物象时首先看到的就是可视的外形，而“神”是看不见的，是形而上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意象表达。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通过对物象的观察和提炼，借助形体的线条来表现生命本体的力量。

据记载，顾恺之“画人曾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媸，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其运用线条的方法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巧妙融入精神内容，然后吸取了张芝的一笔草书的用笔方法，“其用线遒劲连绵，线条自然流畅，富有节奏感，如‘春蚕吐丝’，似‘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可见艺术家已清楚地感觉到，客观物象眼睛的描绘，对人物性格特征的表现具有重要作用。客观物象的内在世界和精神面貌，总是要通过可视的外形特征表现出来，其精神世界的表现依托于外形，而形依附于神，神通过形来传达，二者缺一不可。

3.以线缘情

情，是艺术家的情感所在，是艺术家的情思。线条作为中国传统人物画的主要表现方式，作为艺术家情感的创造物，能够表现出艺术创作者的人生观和情感意趣，是一种精神的产物。由于艺术家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性，不同的生活体验和阅历，这就势必将艺术家的主观精神感受和自我生活体验导向朦胧之境。

由于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的成长环境和阅历，对生活的感受和领悟也不尽相同，所以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思维方式也多种多样，而这些不同之处正是艺术家的个性所在，线条作为一种绘画表现方式，它不仅能表现艺术家对客观物象的感受，而且能表现艺术家的精神世界。著名画家吕凤子说：“凡是属于愉快情感的线条，总是一往流利…凡是属于表现不愉快情感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一种艰涩状态”艺术家的性格绝大部分可以决定线条的韵味表达，有怎样的性格，也会有相应线条的表达。即使同一个人，在他的各个人生阶段，经历不一样，便会有不一样的人生感悟。

克莱夫·贝尔曾在《艺术》中提到，色彩和线条在人的主观意识下形成一定的形式组合，而后引起人们的视觉美感，这种美感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线条的形式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组合，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于其融入了社会中的一些自然形式美，诚然，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线”经过艺术家的再创造后，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意味形式的美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时代性

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所属的时代的精神”所以，当我们研究传统绘画中线的特性时，有必要将它与所属的时代氛围相联系，在不同的时代中，去研究线条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特有的时代面貌。

线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载体，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从最早出现在岩画上的稚拙的线条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优美的几何纹饰，已经能够看到线条的发展变化，线条的主观性和装饰性表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到春秋战国时期，帛画上的线条简约、流利、挺拔、飘逸，表现出一种神秘和浪漫的气息;梁楷以减笔描绘形象，用笔洒脱，形象传神;吴昌硕的绘画线条质朴生辣、色彩浓郁、情趣盎然，他将金石和篆书的书法笔意融入绘画之中，诗书画印完美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由幼稚到逐渐成熟，由粗糙到精致细腻，而伴随这一变化发展的是艺术家的阅历和主观情感的不断升华过程。

2.形式性

中国传统绘画十分注重对形式的表现，形式是指绘画语言、工具等的有规律的组合，绘画形式不是单一的排列组合，而是经过多方面推敲，反复揣摩出的最具表现力的形象。每个艺术家都要创造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中国传统绘画并不刻意描绘物象的真实性，而是通过线的有规律的组合来流露情感，线条的形式美则主要通过线的粗细、长短、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等特征，通过节奏的体现来表达人物特有的状态和情绪。

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画面中有 300 多位神像，场面宏大，人物组织有条不紊，线条紧密相见而又富有变化。线条采用圆润浑厚的中锋用笔，运用铁线描、兰叶描和游丝描，其线条富有节奏感，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线条的形式美不仅体现在线的轻重、疏密、曲直的变化上，而且在用笔的力度也表现的十分明显，笔力是指用笔的轻重、刚柔，力度不同，线条在纸上呈现出的效果也不一样，例如顾恺之在画面中所运用的“游丝描”，我们感受到的是轻盈婉转的美，而吴道子在画面中所运用的“莼菜描”，我们感受到的是圆润飘逸的美。

3.装饰性

纵观自古至今线在中国画中的审美功能，线首先具有装饰性美感，满足观者视觉上的需要，将线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来评析欣赏，线自然而然就具有了装饰功能。

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审美功能，早在原始时期中国的岩画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线，细腻的、粗犷的`、稚拙的线条体现出人们当时的审美倾向，对原始动物形象的模仿，算是最早的具有装饰美的线。线的装饰性的成熟时期应是陶器几何纹饰，新石器时期青海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上画着原始人舞蹈的图像，人物形象由粗细变化不同的线条组成，表现当时人们在河边舞蹈的形象，动作整体和谐、动态鲜明，装饰性极强，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和审美倾向。到了两周青铜器纹饰，线的装饰效果越来越明显，此外在丝绸、兵器、漆器、玉器等艺术形式中，线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实用到审美，线的装饰性无处不在。

4.韵律性

线条的节奏韵律能够体现出艺术作品的生命力和节奏感，中国传统绘画是由各种线条组成的艺术，“线”的韵律美主要是由毛笔的轻重缓急体现出的节奏感，洋洋洒洒，将艺术家的情思倾注于笔墨间，组成形象丰富，错落有致的如生命般舞蹈的线条。

东晋时期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图描绘的是洛神及曹植之间的爱情故事，线条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画面上产生一种有节奏的流动感，顾恺之运用线条的粗细、刚柔、疏密、轻重等变化来描绘形象，赋予其活力，传达其意志。究其原因，出现如此富有生命和韵律感的线条，是有一定的社会因素的，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富自由和解放的时代，受当时审美思潮的影响，顾恺之的绘画也呈现出极度的飘逸和自由，其线条不仅描绘出人物的形体、结构、质感、量感和运动变化，而且注重人物神情的表达。

中国画用线造型的艺术可谓源远流长，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今日，线作为表现物象的基本方式，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线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内涵，以其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将艺术家的情感溶于笔墨之中，同时将自身的作用和美感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当下研习中国传统绘画的后生之辈，我们一方面要汲取民族传统的精华，领略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又要传达出心灵的真实感受，以现代人的心情和观念，传达出当代人的时代精神，对线条的表现潜力和艺术活力深入挖掘，构造出能诉说心灵独白的语言系统和具有现代意味的意象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