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优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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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一

武王伐纣后不久，周武王去世传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辅政。之后n多历史证明，相对战争善后工作而言，战争本身反而是简单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烫手的山芋一脚踢给了自己的弟弟。当时，摆在周公面前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释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辙，保证天下长治久安，政权千秋万代的问题。周公创造性地设立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将两大难题合二为一，一并解决。这就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论从讲开始，故事大概是这样。

上有天，下有地，天圆地方。圆的天犹如锅盖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为四海，所以整个世界称为“天下”，也可称为“四海之内”。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块巨石称为“地胆”，与天上的“天星”遥相呼应。据说周公亲自做过试验，从地胆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到天边的距离完全一样。哈哈。。。，小朋友，你们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当时的人们可都相信了。

接下来，天下是谁的'？天的。咦，被商人统治多年的民众貌似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看来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够直接统治和管理天下吗？不能，因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测的。那么天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长子。天授权自己的嫡长子代为行使天下的管理权，称为“天命”。所谓“天命难违”，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觉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呢？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原来的天子商纣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权、革除了天命吗？革除天命简称“革命”，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纣王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践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为。商纣王失德被革命，让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就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

接着来，天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长子，而不是授予别的儿子？周公创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父权制”一整套理论支撑他的说法。贵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侧室——称为“妾”。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嫡长子，其他儿子为次子，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例如，无论从相貌、学问、能力各方面，袁绍都要比袁术出色，年龄也要大一些，但袁术却十分瞧不起袁绍，就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长子具有权力和财富的继承权，然后再将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嫡长子，以此类推形成的系统，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将最亲密的、最忠诚的队伍叫做“嫡系部队”，就是源自于此。当然，之前所讲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会主导权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长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办呢？封为诸侯。所谓“诸侯”，就是诸多的侯。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次子和庶子则可能有一大堆。根据这套理论，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拥有天下，诸侯建国，士大夫立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也都享有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直到士大夫往下已无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贵族中最末阶层——士族阶层。士族阶层作为贵族中唯一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和其他资产可以管理，只能修炼完善自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此而来。这样以来，相邻的国或者相邻的家，其所有人和统治者都是哥们弟兄或父子叔侄，一来相互之间相安无事，二来一旦有外敌入侵，便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这就是周公的伟大创举——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主要体现“礼”的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创建了社会体系、明确了社会阶层、分配了社会资源，将权力层层分包下去，落了个皆大欢喜。

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乐。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认为世界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则看破此事，你商人对上天和鬼神毕恭毕敬，请了那么多大餐（参照之前《细说“牺牲”》），上天还不是让我们周人取而代之了吗？可见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进行祭祀活动了？不是。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发挥着聚集人心、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虽然对鬼神嗤之以鼻，却并不反对祭祀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发展到几乎任何活动都得配以相应的音乐。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种活动中，人们按照礼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庄严肃穆、或轻松欢快的音乐，气势雄伟而不失格调，尊卑有序而不失尊严。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音乐又给人同样的快乐。拉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层也不低人一头。不平等的社会又好像无比的和谐。

这就是“乐”的作用。“礼”将权力分下去，“乐”将人心聚集起来，二者对立又统一。“礼”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乐”是形式、是表现、是可以亲身感受的东西，二者相辅又相成。

请关注明天《何为“礼坏乐崩”？》。

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二

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

为了彻底搞清楚礼乐及礼乐制度的相关问题，小编拜读了项阳老师的《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和大家分享一下。

礼制体系的整体，凡在国家礼制规定性中所用的乐，都应称之为礼乐，国家礼乐显现出丰富性的内涵。

如果说，中国礼乐制度确立之后有着三千载的贯穿，而不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亡，那么，就应该审视礼乐制度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厘清其发展演化的脉络。

在这种意义上，项阳老师将两周定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经历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谓“礼崩乐坏”似乎使礼乐制度消解，其实这只不过是显示了礼乐制度第一个“周期”的变化，诸侯以降各等级所偕越的是“周之礼”，坏掉的是“周之乐”，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非但没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统治者不断加人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有制度和音乐本体实践上加以保障，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礼乐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种转型包括理念上的变化，诸如国家祭祀中所用的礼乐“六代乐舞”不再相沿、也不相传，是随朝代更替而改变，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

从乐队组合上也显示这种转型的意义。两周时期由于金石乐悬作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阶层中虽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异、数量多寡不同、却可以普遍拥有，所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这就造成乐悬拥有者无论哪一种样式的礼乐、甚至俗乐都会使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形式。

项阳老师将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定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转型的特征，没有定型而为后世全盘接受和效法的整体把握。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宫廷太常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对礼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类项”的意义，在反复与游移中逐渐向五礼归拢，换言之，即是将两周时期所用更多礼的类型归至五礼类下。（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

从用乐的角度讲来，更是可以显现这一时期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与两周最大的差异在于鼓吹乐的出现。以及，秦汉以降那种金石乐悬作为士以上社会人士普遍拥有的制度规定性不再，这大概是那些视拥有乐悬为礼乐标志物的研究者认为礼乐制度消解的一个动因。然而，这种“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乐队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两周时期被广泛运用的普适性意义，这种乐队组合更多用于宫廷和王府一级，这就显得越来越小众化，虽然至高无上，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王堆、南越王、洛庄等汉墓中出土的乐悬可以明确反映这一点，这是我们所讲从乐本体上认知礼制变化处于演化期的道理。

从乐的视角认知并从礼制上综合考量，项阳老师认为隋唐可视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称之为成熟期。这样认知出于以下考量。我们看到，《隋书》记载时人理念对礼乐之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是隋人在承继南朝旧乐时认定了“华夏正声”的存在，敏锐地提到了清商曲为“汉来旧曲”，无论乐曲还是乐器都是为“华夏正声”。这种理念的出现对后世无论乐调的承继、乐曲的创制以及乐器的使用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隋书》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雅乐为国乐”。究竟礼乐与雅乐的概念哪一个为大呢？显然应该是礼乐概念为大，即礼乐涵盖了雅乐，雅乐是为礼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将礼乐与雅乐的概念混用，更多还在于讲话与认知时的语境，即在某种本来就是礼的场合，独有雅乐在场，如此说法不为错，但从整体说来，辨清礼乐与雅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

《隋书》中的认定使得一个上千载没有说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国乐”的概念。所谓国乐，应该是在国家重要的仪式场合代表国家形象而以乐的形式存在者，诸如我们现在的国歌具有同样的含义。

有了汉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认知，从理念上对于“华夏正声”和“国乐以雅为称”有精到的把握，进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实践，最终形成《大唐开元礼》中的用乐样态：专门为此设置乐署归之两种不同乐队组合并负责管理演练，以及创制相关礼仪中所用乐曲，使之服务于国家所需功能性礼仪的状况。至此，五礼及其用乐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这是我们将隋唐时期视为礼乐定型阶段的根本理由。

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三

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

为了彻底搞清楚礼乐及礼乐制度的相关问题，小编拜读了项阳老师的《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和大家分享一下。

礼制体系的整体，凡在国家礼制规定性中所用的乐，都应称之为礼乐，国家礼乐显现出丰富性的内涵。

如果说，中国礼乐制度确立之后有着三千载的贯穿，而不是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亡，那么，就应该审视礼乐制度有着怎样的起伏变化，厘清其发展演化的脉络。

在这种意义上，项阳老师将两周定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虽然周公制礼作乐使礼乐制度彰显，经历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谓“礼崩乐坏”似乎使礼乐制度消解，其实这只不过是显示了礼乐制度第一个“周期”的变化，诸侯以降各等级所偕越的是“周之礼”，坏掉的是“周之乐”，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非但没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统治者不断加人新的理解与诠释，并有制度和音乐本体实践上加以保障，因此，从整体意义上讲，礼乐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一次转型。

这种转型包括理念上的变化，诸如国家祭祀中所用的礼乐“六代乐舞”不再相沿、也不相传，是随朝代更替而改变，所谓“秦、汉、魏、晋代有加减……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魏书》）。

从乐队组合上也显示这种转型的意义。两周时期由于金石乐悬作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阶层中虽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异、数量多寡不同、却可以普遍拥有，所谓“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这就造成乐悬拥有者无论哪一种样式的礼乐、甚至俗乐都会使用这样的乐队组合形式。

项阳老师将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定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这样讲是因为这一时期有转型的特征，没有定型而为后世全盘接受和效法的整体把握。秦汉到南北朝时期，宫廷太常系统实际上一直在对礼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类项”的意义，在反复与游移中逐渐向五礼归拢，换言之，即是将两周时期所用更多礼的类型归至五礼类下。（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合称五礼。）。

从用乐的`角度讲来，更是可以显现这一时期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这一时期与两周最大的差异在于鼓吹乐的出现。以及，秦汉以降那种金石乐悬作为士以上社会人士普遍拥有的制度规定性不再，这大概是那些视拥有乐悬为礼乐标志物的研究者认为礼乐制度消解的一个动因。然而，这种“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乐队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两周时期被广泛运用的普适性意义，这种乐队组合更多用于宫廷和王府一级，这就显得越来越小众化，虽然至高无上，却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马王堆、南越王、洛庄等汉墓中出土的乐悬可以明确反映这一点，这是我们所讲从乐本体上认知礼制变化处于演化期的道理。

从乐的视角认知并从礼制上综合考量，项阳老师认为隋唐可视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称之为成熟期。这样认知出于以下考量。我们看到，《隋书》记载时人理念对礼乐之定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是隋人在承继南朝旧乐时认定了“华夏正声”的存在，敏锐地提到了清商曲为“汉来旧曲”，无论乐曲还是乐器都是为“华夏正声”。这种理念的出现对后世无论乐调的承继、乐曲的创制以及乐器的使用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隋书》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念“雅乐为国乐”。究竟礼乐与雅乐的概念哪一个为大呢？显然应该是礼乐概念为大，即礼乐涵盖了雅乐，雅乐是为礼乐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将礼乐与雅乐的概念混用，更多还在于讲话与认知时的语境，即在某种本来就是礼的场合，独有雅乐在场，如此说法不为错，但从整体说来，辨清礼乐与雅乐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

《隋书》中的认定使得一个上千载没有说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国乐”的概念。所谓国乐，应该是在国家重要的仪式场合代表国家形象而以乐的形式存在者，诸如我们现在的国歌具有同样的含义。

有了汉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认知，从理念上对于“华夏正声”和“国乐以雅为称”有精到的把握，进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实践，最终形成《大唐开元礼》中的用乐样态：专门为此设置乐署归之两种不同乐队组合并负责管理演练，以及创制相关礼仪中所用乐曲，使之服务于国家所需功能性礼仪的状况。至此，五礼及其用乐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这是我们将隋唐时期视为礼乐定型阶段的根本理由。

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四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促进了饮食文化的繁荣。在皇权高度集中的统治下，各种维护封建统治的典章礼仪制度严谨完备。宫廷筵礼仪理所当然地突出皇帝的尊严，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

清代初年，宴无定制。后妃、皇子、亲王、郡王及文武廷臣一经皇帝“钦定”，即可入宴。康熙年间，清代宫廷增设专门管理饮膳的机构和人员，不仅对皇帝饮膳、筵宴设立专档，还将重要的筵宴定为制度，如除夕、元旦、上元、端阳、中秋、七夕、重阳、冬至、万寿、大婚等宴载入《大清会典》，编入《大清通礼》，列为法定宴日，对与宴进酒事宜也都有专门记载。

六、七点左右进膳，下午一点半左右进“晚膳”，晚上六点左右进晚点。每一餐如何预备，都一一开列清单，呈报内务府大臣画行照办。

除夕、元旦是皇帝家宴的日子。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十二月三十日除夕，是乾隆继位以来首次筵宴。自下午两点开始摆设宴度。乾清宫正中地平南向面北摆皇帝金龙大宴桌，左侧地平上面西座东摆皇后金龙宴桌。乾清宫地平下，东西一字排开摆设内廷主位宴桌。西边头桌：贵妃，二桌纯妃，三桌海贵人，裕常在;东边二桌林妃，三桌嘉妃、陈贵人。另设陪宴若干桌。下午3点半左右，乾清宫两廊下奏中和韶乐，乾隆帝弘历御殿升座。乐上，后妃入座，筵宴开始。先进热膳。接着送皇后汤饭一对盒。最后送地平下内庭主位汤饭一盒，各用份位碗。再进奶茶。后妃，太监总管向皇帝进奶茶。皇帝饮后，才送皇后奶茶及内庭主位奶茶。第三进酒馔。总管太监跪进“万岁爷酒”，皇帝饮尽后，就送皇后酒，妃嫔等位酒。最后进果桌。先呈进皇帝，再送皇后、妃嫔等。宴毕，皇帝离座，女乐起，后妃出座跪送皇帝还宫后，才各回住处。

簪花礼仪。

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非常重要的礼仪，可分为赐花、簪花、谢花三个环节。通常情况下，簪花在御宴进行至一半时进行，“酒五行，正安之乐作。……赐花有差。少顷，戴花讫，……谢花再拜，分东西升阶就座。”随着“正安之乐”的响起，整个宴会已达高潮，这时皇帝宣布赐花，“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内侍将事先准备好的宫花捧送于各位官员。皇帝、亲王、重臣由内侍簪戴，其他官员则自己簪花。有时皇帝还会亲自为某位官员簪花，以示恩宠，前文提到的陈尧叟、寇准就曾获得这一殊荣。群臣簪花完毕后要向皇帝谢恩，最初官员在谢恩时不需离开自己的座位，天禧四年后，朝廷采纳直集贤院祖士衡的建议改为在殿庭中间集体跪谢，成为定制。宴会结束后，预宴官员要簪花而归，不戴归私第或由仆从持戴的行为则视为对皇帝不敬，“违者纠举”，并要受到惩罚。

宋代宫廷宴会中所簪之花可分为鲜花与人工花两种。百花之中，宋人最爱牡丹，其中又以千叶牡丹最为珍贵，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簪戴。不过，真花在簪戴时极易受损，官员往往不免忙于收拾凋落花瓣，狼狈不堪，因此宋代宫廷宴会中的御花大多是人工制作的布花。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记载了徽宗朝的三种人工花，最华丽的是“滴粉缕金花”，以金丝镶嵌制成，“极其珍藿”。其次是罗帛花，用于春秋大宴，“甚美丽”。再次是绢帛花，材质最为普通，只在接待辽使时使用，目的是“示之以礼俭”。南渡以后，由于财政拮据，御花多以普通的罗、绢为主，远不能与“滴粉缕金花”相媲美。

随着簪花成为一种正式的礼仪，它也不可避免地附加了一些政治色彩。例如最初御宴官员在谢花时可以不离开座位，真宗时期改为集体于殿庭中跪谢，意图明显在于强调君恩浩荡。再如高宗对赐花数目的繁琐规定，显然是借此来强化现实权力结构。南宋以后，簪花逐渐淡出宫廷，至明清时期男子已不再簪花，“俗惟妇女簪花”，大致已与今日无异。

座次讲究。

古时座次有着严格的尊卑之分。在筵席上，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向西。

《史记?项羽本纪》中载有：“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其中，项王的座次最尊，而张良的座次最卑。

在举行朝会的时候，则是背北面南为尊，

所以称帝叫作“南面”，而为臣则叫作“北面”。另外，通常的看法是，右者为尊，因此遭受贬谪称为“左迁”，而在座次的排定上，地位次尊的人则居于最尊者的右边。

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五

事件：汉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长公主密告栗姬“挟邪媚道”，于是景帝日渐疏远。

施展“媚道”却被打入冷宫的阿娇。

为求皇帝专宠宫廷密修“相爱术”埋头发吃怪药既要治失宠也要治得宠。

古代女子“媚道”对付爱情转移。

“媚道”是古代妇人所用的一种方法，使用这种方术可以化解失宠和困境，这里的“失宠”和“困境”主要是指夫妻关系而言。“媚道”在古代的宫廷和上流社会中很流行。它与美人计不同，美人计是把女人当成商品送出去，一般不是为了女人自己的幸福，而“媚道”则是女人自身发挥，目的是获得爱情和婚姻的美满。

媚道・根源。

为求皇帝专宠“媚道”流行宫廷。

其实她们主要是嫉妒丈夫纳妾，或者是丈夫移情别恋。这类女性在封建社会就被称为“妒妇”，当然这种称谓对古代女性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而“媚道”实际上就是“妒妇”抗议丈夫不忠之术。

古代的“媚道”主要在宫廷和上流社会中流行。史料记载，宫妃们的竞争以“争宠”和“求子”最激烈。一位女子进宫后，当然希望得到皇帝的宠爱，更希望得到皇帝的专宠，另外就是期盼自己给皇帝生个儿子，进一步设法让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可是在当时的后妃制度下，能受到皇帝的宠幸已非易事，更何况是皇帝的专宠。由于皇帝的后宫太大，于是皇帝的感情容易转移，而生儿子更非人力所能决定的。于是为求主人专宠，宫中女子便流行“媚道”之术。

媚道・方法。

媚术与媚药既要治失宠又要治得宠。

“媚道”具体来说包括媚术与媚药两部分。《医心方・相爱方》记载了如何让夫妇相爱、家庭和睦的秘方。这些秘方大致可分为三类，“相爱术”、“相憎术”和“止妒术”。

死去活来之“相爱术”

主治人群：“嫁妇不为夫所爱”者，即失宠的妇人。

秘方：1．《龙树方》记载：取鸳鸯心，阴干百日，系左臂，勿令人知，即相爱。

2．《如意方》记载：戊子日（干支纪日），取鹊巢屋下土，烧作屑，以酒共服，使终身欢喜相爱敬。

相爱程度：效果极其明显，夫妇之间“一日不见如三月”，可以白头偕老。

可信度：百分之零点零一。

天崩地裂之“相憎术”

主治人群：被丈夫专宠的妇人。

秘方：1．《如意方》记载：取马发、犬毛，置夫妇床中，即相憎。

2．《灵奇方》记载：以桃枝三寸，书其姓名埋四会道中，即相憎。

相憎程度：双方互不理睬，继而怒目相视，从而可以“借以夺爱”。

可信度：百分之零点一。

心如止水之“止妒术”

主治人群：心胸狭窄，妒火中烧的妇人。

秘方：1．《灵奇方》记载：解怒，埋其人发于灶前，入土三尺，令不怒。

2．《延龄经》记载：疗恶妒方，取夫脚下土，烧，安酒中与服之，娶百女亦无言。

治妒程度：心中妒火消失，即使丈夫娶了一百个女子，也毫无怨言，心甘情愿。

可信度：百分之一。

媚道・人物。

“媚道”多用“相憎术”

人物：栗姬，汉景帝的妃子。

原因：据《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栗姬给汉景帝生了个儿子，叫刘荣，并被立为太子。于是，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想把自己的女儿阿娇许配给太子为妃。长公主很得景帝和老太后喜欢，这引起了栗姬的嫉妒，因此栗姬没同意。长公主和其他妃子便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栗姬逐渐失宠。

招数：相憎术。栗姬失宠，妒火中烧，“栗姬长使侍者祝唾其背，挟持媚道”。

结局：栗姬被长公主告发，太子刘荣被废，栗姬郁郁而终。

人物：陈娇（阿娇），长公主女儿。

原因：汉武帝因得到了长公主的帮助被立为太子，武帝即位后，立阿娇为皇后，十分宠爱她。可两人结婚十余年，阿娇却不能生育。汉武帝于是开始宠幸卫子夫，卫子夫给汉武帝生了三女一男四个孩子，这对无子的阿娇构成了很大威胁，失宠、无子，阿娇终于走上了使用“媚道”的道路。

招数：相憎术。阿娇请来了南方楚地的女巫师，“祝诅”（诅咒）卫子夫。

结局：此事被汉武帝得知，女巫师被砍头，阿娇被打入冷宫。

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六

宋至清近千年，是为礼乐制度的持续发展直至随封建社会解体而或称消亡、或称被民间礼俗变化接衍的时期。

首先，从宋至清一直延续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礼及其用乐制度，而且不断有人对此进行新的诊释，诸如《五礼通考》等著述的存在，显示对既有理念的认同。

第二点是为鼓吹乐在发展中的变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属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乐，在宋代曾一度归至教坊，一段时间之后又将教坊回归太常管理，这是管理机构所产生的变化，但最终还是回到太常，则说明对于鼓吹乐的性质还是被认同为礼乐者。

第三点是关于鼓吹乐自身的变化，宋金时期，从西域传人一种新的吹奏乐器开始广泛应用于鼓吹乐队中，这就是在史书中被称之为“金口角”、“苏尔奈”、“喇叭”的唢呐。这种乐器的出，丰富了鼓吹乐队领奏乐器，在既有笙管笛组合的基础上延展出唢呐、笙、笛领衔之乐队多种样态与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云：“喇叭，锁那，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尽鹅飞罢！”这是对唢呐进人鼓吹乐队主流的生动写照。

持续发展中的第四点亦非常重要，那就是从明代《太常续考》中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吉礼用乐的乐曲全貌，以乐谱记录的形式而存在，这在既有礼书中如此全面记录吉礼乐曲尚属首次。

随着大清帝国的解体，历经三千余载、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乐制度在国家意义上得以寿终正寝。这种礼制下的礼乐经历了确立、演化、定型、持续发展直至消解四个阶段，在成就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见证了传统中华文明的兴衰演化，但不管怎样讲，毕竟礼乐文明的丰富内涵已经深深融人中华文明之中。

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七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促进了饮食文化的繁荣。在皇权高度集中的统治下，各种维护封建统治的典章礼仪制度严谨完备。宫廷筵礼仪理所当然地突出皇帝的尊严，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

清代初年，宴无定制。后妃、皇子、亲王、郡王及文武廷臣一经皇帝“钦定”，即可入宴。康熙年间，清代宫廷增设专门管理饮膳的机构和人员，不仅对皇帝饮膳、筵宴设立专档，还将重要的筵宴定为制度，如除夕、元旦、上元、端阳、中秋、七夕、重阳、冬至、万寿、大婚等宴载入《大清会典》，编入《大清通礼》，列为法定宴日，对与宴进酒事宜也都有专门记载。

六、七点左右进膳，下午一点半左右进“晚膳”，晚上六点左右进晚点。每一餐如何预备，都一一开列清单，呈报内务府大臣画行照办。

除夕、元旦是皇帝家宴的日子。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十二月三十日除夕，是乾隆继位以来首次筵宴。自下午两点开始摆设宴度。乾清宫正中地平南向面北摆皇帝金龙大宴桌，左侧地平上面西座东摆皇后金龙宴桌。乾清宫地平下，东西一字排开摆设内廷主位宴桌。西边头桌：贵妃，二桌纯妃，三桌海贵人，裕常在;东边二桌林妃，三桌嘉妃、陈贵人。另设陪宴若干桌。下午3点半左右，乾清宫两廊下奏中和韶乐，乾隆帝弘历御殿升座。乐上，后妃入座，筵宴开始。先进热膳。接着送皇后汤饭一对盒。最后送地平下内庭主位汤饭一盒，各用份位碗。再进奶茶。后妃，太监总管向皇帝进奶茶。皇帝饮后，才送皇后奶茶及内庭主位奶茶。第三进酒馔。总管太监跪进“万岁爷酒”，皇帝饮尽后，就送皇后酒，妃嫔等位酒。最后进果桌。先呈进皇帝，再送皇后、妃嫔等。宴毕，皇帝离座，女乐起，后妃出座跪送皇帝还宫后，才各回住处。

宫廷饮食文化知识。

史料显示，先秦时期中国的饮食礼政已经相当完备了。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等等，都对等级之别有着严格的规定。周代盛行的青铜饮食器具——鼎便是衡量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国君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一鼎或三鼎。豆也是如此，《礼记.礼运》载天子之豆三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食品的消费十有严格限制的，《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语：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这种等分出自古代的记载。《尚书.洪范》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礼记.王制》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直至清代，这种等级上的饮食规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皇家宴为例，皇帝宴桌有菜肴40品;皇后的头等宴桌膳品减少为32品;妃嫔的二等宴桌每桌2人，三等宴桌每桌3人，每桌菜肴则递减为15品。而皇帝皇后吃不完的菜则往往赐给大臣们吃。礼仪虽在不断改变，但总的精神是不变的：我的官做得比你大，我的权力比你大，吃得也要比你好。中国的食文化悠久与精美也在皇帝那张嘴巴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年齐桓公吃厌了珍馐美食，就想换个口味——直接说吧，他齐桓公想吃人肉了。他手下有个臣子叫易牙，此人的厨艺非常出色，齐桓公就把自己的这个意思对易牙说了，易牙就马上回家把自己的儿子给杀了，做成婴儿汤给齐桓公喝了。在饮食发展史上，帝王与权臣贵族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而最好的美食总是首先出现在帝王与贵族的豪华筵席上。中国的宫廷御膳，称为天厨，代表了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高峰。

任何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统治阶级，封建帝王不仅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其统治下的臣民，以示自己的至高无上，而且同时还要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标新立异，以示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样作为饮食行为，也就无不渗透着统治者的思想和意识，表现出其修养和爱好，这样，就形成了具有独特特点的宫廷饮食。首先，宫廷饮食的特点是选料严格，用料严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权力的无限扩大，使其荟萃了天下技艺高超的厨师，也拥有了人间所有的珍稀原料。如早在周代，帝王宫廷就已有职责分得细密而又繁琐的专人负责皇帝的饮食，《周礼注疏·天官冢宰》中主有“膳夫、庖人、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腊人、食医、疾医、疡医、酒正、酒人、凌人、笾人、醯人、盐人”等条目，目下分述职掌范围。这么多的专职人员，可以想见当时饮食选材备料的严格。不仅选料严格，而且用料精细。早在周代，统治者就食用“八珍”，而越到后来，统治者的饮食越精细、珍贵。如信修明在《宫廷琐记》中记录的慈禧太后的一个食单，其中仅燕窝的菜肴就有六味：燕窝鸡皮鱼丸子、燕窝万字全银鸭子、燕窝寿字五柳鸡丝、燕窝无字白鸭丝、燕窝疆字口蘑鸭汤、燕窝炒炉鸡丝。其次，烹饪精细。一统天下的政治势力，为统治者提供了享用各种珍美饮食的可能性，也要求宫廷饮食在烹饪上要尽量精细;而单调无聊的宫廷生活，又使历代帝王多数都比较体弱，这就又要求其在饮食的加工制作上更加精细。如清宫中的“清汤虎丹”一个菜，原料要求选用小兴安岭雄虎的睾丸，其状有小碗口大小，制作时先在微开不沸的鸡汤中煮三个小时，然后小心地剥皮去膜，将其放入调有佐料的汁水中腌渍透彻，再用专门特制的钢刀、银刀平片成纸一样的薄片，在盘中摆成牡丹花的形状，佐以蒜泥、香菜末而食。由此可见烹饪的精细。再次，花色品种繁杂多样。慈禧的“女官”德龄所著的《御香飘渺录》中说，慈禧仅在从北京至奉天的火车上，临时的“御膳房”就占四节车箱，上有“炉灶五十座”，“厨子下手五十人”，每餐总“共备正菜一百种”，同时还要供“糕点、水果、粮食、干果等亦一百种”，因为“太后或皇后每一次正餐必须齐齐整整的端上一百碗不同的菜来”。除了正餐，“还有两次小吃”，“每次小吃，至少也有二十碗菜，平常总在四五十碗左右”，而所有这些菜肴，都是不能重复的，由此可以想象宫廷饮食花色品种的繁多。宫廷饮食规模的庞大、种类的繁杂、选料的珍贵及厨役的众多，必然带来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极大的铺张浪费。官府贵族饮食，虽没有宫廷饮食的铺张、刻板和奢侈，但也是竞相斗富，多有讲究“芳饪标奇”，“庖膳穷水陆之珍”的特点。贵族饮食以孔府菜和谭家菜最为著名。孔府历代都设有专门的内厨和外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形成了饮食精美、注重营养、风味独特的饮食菜肴。这无异是孔老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祖训的影响。孔府宴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菜名，还是食器，都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如“玉带虾仁”表明了孔府地位的尊荣。在食器上，除了特意制作了一些富于艺术造型的食具外，还镌刻了与器形相应的古诗句，如在琵琶形碗上镌有“碧纱待月春调珍，红袖添香夜读书”。所有这些，都传达了天下第一食府饮食的文化品位。另一久负盛名、保存完整的贵族饮食，当属谭家菜。谭家祖籍广东，又久居北京，故其肴馔集南北烹饪之大成，既属广东系列，又有浓郁的北京风味，在清末民初的北京享有很高声誉。谭家菜的主要特点是选材用料范围广泛，制作技艺奇异巧妙，而尤以烹饪各种海味为著。谭家菜的主要制作要领是调味讲究原料的原汁原味，以甜提鲜，以咸引香;讲究下料狠，火候足，故菜肴烹时易于软烂，入口口感好，易于消化;选料加工比较精细，烹饪方法上常用烧、火靠、烩、焖、蒸、扒、煎、烤诸法。贵族饮食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和极具个性化的制作方法。

古代礼乐制度的作用篇八

礼乐制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纣后不久，周武王去世传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辅政。之后n多历史证明，相对战争善后工作而言，战争本身反而是简单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烫手的山芋一脚踢给了自己的弟弟。当时，摆在周公面前有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释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辙，保证天下长治久安，政权千秋万代的问题。周公创造性地设立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将两大难题合二为一，一并解决。这就是“礼乐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论从讲故事开始，故事大概是这样。

上有天，下有地，天圆地方。圆的天犹如锅盖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为四海，所以整个世界称为“天下”，也可称为“四海之内”。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块巨石称为“地胆”，与天上的“天星”遥相呼应。据说周公亲自做过试验，从地胆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到天边的距离完全一样。哈哈，小朋友，你们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当时的人们可都相信了。

接下来，天下是谁的？天的。咦，被商人统治多年的民众貌似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看来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够直接统治和管理天下吗？不能，因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测的。那么天下由谁来统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长子。天授权自己的嫡长子代为行使天下的管理权，称为“天命”。所谓“天命难违”，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觉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呢？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原来的天子商纣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权、革除了天命吗？革除天命简称“革命”，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纣王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践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为。商纣王失德被革命，让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就得到圆满的回答和解决。

接着来，天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长子，而不是授予别的儿子？周公创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长子继承制”“父权制”一整套理论支撑他的说法。贵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侧室——称为“妾”。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为嫡长子，其他儿子为次子，妾所生的儿子为庶子。例如，无论从相貌、学问、能力各方面，袁绍都要比袁术出色，年龄也要大一些，但袁术却十分瞧不起袁绍，就因为袁术是嫡子，而袁绍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长子具有权力和财富的继承权，然后再将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嫡长子，以此类推形成的系统，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将最亲密的、最忠诚的队伍叫做“嫡系部队”，就是源自于此。当然，之前所讲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会主导权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长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办呢？封为诸侯。所谓“诸侯”，就是诸多的侯。因为嫡长子只有一个，次子和庶子则可能有一大堆。根据这套理论，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拥有天下，诸侯建国，士大夫立家，都拥有自己的领地，也都享有领地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直到士大夫往下已无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贵族中最末阶层——士族阶层。士族阶层作为贵族中唯一的无产阶级，没有土地和其他资产可以管理，只能修炼完善自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此而来。这样以来，相邻的国或者相邻的家，其所有人和统治者都是哥们弟兄或父子叔侄，一来相互之间相安无事，二来一旦有外敌入侵，便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

这就是周公的伟大创举——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主要体现“礼”的部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创建了社会体系、明确了社会阶层、分配了社会资源，将权力层层分包下去，落了个皆大欢喜。

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乐。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认为世界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则看破此事，你商人对上天和鬼神毕恭毕敬，请了那么多大餐（参照之前《细说“牺牲”》），上天还不是让我们周人取而代之了吗？可见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进行祭祀活动了？不是。祭祀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活动，发挥着聚集人心、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虽然对鬼神嗤之以鼻，却并不反对祭祀活动。而在祭祀活动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后来发展到几乎任何活动都得配以相应的音乐。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种活动中，人们按照礼法制的要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庄严肃穆、或轻松欢快的音乐，气势雄伟而不失格调，尊卑有序而不失尊严。不同阶层的人享受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音乐又给人同样的快乐。拉近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层也不低人一头。不平等的社会又好像无比的和谐。

这就是“乐”的作用。“礼”将权力分下去，“乐”将人心聚集起来，二者对立又统一。“礼”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乐”是形式、是表现、是可以亲身感受的东西，二者相辅又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