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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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一

宋代名物考据辩证类笔记，8卷。南宋赵令畤撰。赵令畤(1051—1134)，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字景贶，又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又号藏六居士。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后。哲宗元祐六年(1091)签书颍州公事。苏轼知颍州，与他共治颍州西湖，并荐之于朝;因此与苏轼、陈师道等来往甚密，日相唱和。后被人告发与苏轼交通，罚金，入党籍。不久依附内侍以求晋升，颇被清议所非。高宗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亦赵令畤能文，但文集已佚。他所作的咏张生崔莺莺故事的12首《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是研究宋元说唱文学与戏剧文学的重要资料，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块里程碑。

但所记故实，多为习见者，而且以讹传讹。有些条目，即采自唐宋人笔记，如《封氏闻见录》、《唐国史补》、《刊误》、《江邻几杂志》等。其考辨之语，亦无新异，唯谈诗文者，颇有可取。由于作者在元祐年间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交游，故所记诸人轶事、议论，多得之见闻，较为可信，如卷七记王安石对当时填词的另一种见解：“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此外，像卷四记苏轼在韩子华家即席赋诗，因韩子华的舞姬鲁生为游蜂所蛰，故有“窗摇细浪鱼吹目，舞罢花枝蜂绕衣”，上句用典故点破“鲁姓，下句言蜂蛰事。虽是叙席间谈笑，则可为苏诗作注。卷中记黄庭坚父黄庶的《怪石》诗句：“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禄辟邪眠碧苔”就很怪诞恣肆，可见江西派的家学渊源。又如记苏轼长子苏迈少年时所作诗句：“叶随流水知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苏轼笑为“村长官诗”，这类零章断句当代辑录，亦有助于研究宋诗，考证宋人轶事。

《侯鲭录》通行本有《稗海》本，《知不足斋》本。

今有：《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版;《侯鲭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版，;《侯鲭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版。

《曲洧旧闻》。

追述北宋历史轶事以及诗文评的笔记，十卷。南宋朱弁撰。朱弁(1085～1144)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叔祖，太学生出身。建炎元年自荐为通问副使赴金，为金所拘，不肯屈服，拘留十六年始得放归，高宗诏为“忠义守节”，有司提议论朱弁之功应晋升数级，因曾劝宋高宗恢复中原，得罪秦桧，仅授奉议郎。绍兴十四年四月病逝。其侄孙朱熹写有《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宋史》即据此立传。他在留金期间写下了不少怀念故国的诗作，深切婉转，是南宋初期的重要诗人。元好问《中州集》收入38首。另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传世。还著有《杂书》一卷，《骫骳说》一卷，《聘游集》四十二卷、《书解》十卷、事迹见《宋史》本传。

《曲洧旧闻》写于留金期间，主要记述北宋太祖以来诸帝及名臣遗闻轶事，无一语及金，显然寓有怀念故君与家国之思。其中保存了大量的文人逸事，对宋代文学的研究很有价值。书中对蔡京等有所揭露，推崇司马光而对王安石不满，对名臣言行记述得甚为详细，兼有诗文与考证，亦有神怪谐谑之谈。《四库全书》将该书四卷全部收录，称朱弁写《曲洧旧闻》“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书中还不时回忆故国家乡景物，寄托自己对遥远的家乡的思念。他写道：“新安郡婺源境中产一种草茎，叶柔弱而不长，叶类似甘菊叶，俗呼‘蔗’，今讹为‘遮’字。吃起来有苦又有甘甜味。性温、行血，尤宜产妇。煮熟揉去苦汁，产后多服之无害。因此，又叫‘苦益茶’。这里的医家无一人知道。”

《文献通考》载弁《曲洧旧闻》一卷，但宋刻本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本已明十卷，《文献通考》可能是将“十”误记为“一”。通行本有《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四部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稗海》本，《知不足斋》本等。

今有：《曲洧旧闻》中华书局1985年版;《曲洧旧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版;《曲洧旧闻》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版。

《闻见前录闻见后录》。

追述北宋代历史轶事类笔记，20卷。邵伯温撰。该书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或《邵氏闻见前录》，“前”字乃是后人所加，为的是有别于邵伯温之子邵博所撰《邵氏闻见后录》。邵伯温(1037—1134)，字子文，北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元祐中，以荐授大名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徽宗即位，上书数千言，欲“复祖宗制度”。知果州，请罢发输沪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后擢提点成都，弟子赵鼎评其一生为谓“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宋史·邵伯温传》)。邵也是理学家，丰富了理学”穷理尽性”的命题。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

《邵氏闻见录》全书20卷。主要辑北宋轶闻，大都信实。作者早年逢王安石变法，中年经过元祐党争，晚年遭遇靖康之祸，故其见闻极为丰富。本书对王安石变法所记颇多，还记载了一些北宋初年的朝章制度及逸闻趣事。本书的内容大体有这样几类：一、记录王安石变法中变法者与反对变法者的言行、思想、逸事，甚至连一些家庭琐事也不厌其烦地记入卷中，为后世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资料。邵伯温对双方代表人物如王安石、司马光等各有褒贬，但总的来说，他盛赞的还是那些反对变法的人物，对他们思想道德、政治立场的肯定程度要远远大于变法者。二、记载了北宋时期朝廷和宫廷中的一些典章制度、轶闻趣事。本书对邵雍的描述含有一些虚诞文字，但也可以使后人从其日常起居、过从交游等方面了解这位大学问家的道德文章。前16卷记宋太祖以来故事，其中杂及北宋著名文人王禹偁、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等，有助于了解北宋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本书也有很多纪事不实甚至是恶意诽谤之处，原因在于邵伯温对于变法的政治偏见和党争之见。但总括来看，《邵氏闻见录》是一部研究北宋历史尤其是熙宁变法的十分有价值的史料笔记。

《邵氏闻见后录》30卷，邵博撰。邵博(?—1158)字公济，洛阳人，邵伯温之次子。生平事迹不详。只知绍兴八年(1138)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九年除秘书监校书郎，不久知果州。

《邵氏闻见后录》虽亦辑北宋轶闻，但参以经义诗话，论古事较多，内容不免芜杂，但关于诗文的评论比《邵氏闻见录》丰富。其中卷十四至卷二十七，比较集中地记述宋代著名文人轶事，以苏轼为详，王禹偁、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曾巩、苏辙等次之。书中所记轶事往往得之亲闻，比较可靠，保存了不少文学史资料。其谈诗，上起楚辞、乐府，中有唐之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下及北宋各大家，其中不乏卓见。如认为杜甫诗“所以独立千载之上”，不在于字字句句“有所本”，其功夫在诗之外。其论文，涉及司马迁、曹植、王勃、韩愈、柳宗元、樊宗师、李商隐及北宋欧、王、曾、苏诸大家与李格非。书中认为韩文“自经中来”，柳文“自史中来”，欧文“和气多英气少”，苏(轼)文“英气多和气少”，亦可备一说。

《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通行本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容斋随笔》。

宋代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的文史笔记，74卷，南宋洪迈撰。洪迈(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洪皓、哥哥洪适，都是著名的学者、官员，洪适官至宰相。父亲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迈时年仅七岁，随兄适、遵攻读。他天资聪颖，“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绍兴十五年(1145)洪迈中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因受秦桧排挤，出为福州教授。其时洪皓已自金返国，正出知饶州。洪迈便不赴福州任而至饶州侍奉父母，至绍兴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归葬父后，召为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馆编修官、吏部员外郎。三十一年，授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颜雍遣使议和，洪迈为接伴使，力主“土疆实利不可与”。朝廷欲遣使赴金报聘，迈慨然请行。于是以翰林学名义充贺金国主登位使。至金国燕京，金人要迈行陪臣礼。迈初执不可，既而金锁使馆，自旦及暮不给饮食，三日乃得见。金大都督怀中提议将迈扣留，因左丞相张浩认为不可，乃遣还。洪迈回朝后，殿中御史张震弹劾迈“使金辱命”，论罢之。乾道二年(1166)，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历知赣州婺州。后因孝宗召对，力主抗战得到嘉许，提举佑神观兼侍讲，同修国史，又进敷文阁直学士，直学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学士。光宗绍熙元年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二年上章告老，进龙图阁学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除《容斋随笔》外，今尚存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

《容斋随笔》共《五笔》，74卷，1220则。其中，《容斋随笔》16卷，329则;《容斋续笔》16卷，249则;《容斋三笔》16卷，248则;《容斋四笔》16卷，259则;《容斋五笔》10卷，135则。据作者自述，该书写作时间历经近三十年。该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考察、宋代专著评介、天文、历算、星相等几个方面，以考证、议论、记事为中心内容。《容斋随笔》不但涉猎广泛，而且考证辨析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皆倍受称道。其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亦颇有见地，许多资料为官方史志所不载。该书以资料丰富、格调高雅、议论精彩、考证确切等特点，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之上，与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明人李翰说：洪迈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将其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容斋随笔》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书。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将该书赠给谢觉哉阅读。1972年又将此书送给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1959年10月30日，毛泽东出京巡视，指名要带的有限书籍中，就有《容斋随笔》。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病情开始恶化。仍索要《容斋随笔》。9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还由别人为他代读《容斋随笔》37分钟。

《容斋随笔》通行本有《洪氏晦木斋丛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等。

今有：《容斋随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版;《容斋随笔》北京燕山出版社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版。

《高斋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一卷。南宋曾慥撰。曾慥(?—1155)，两宋之际道者、诗人。字端伯，号至游子，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北宋大臣曾公亮四世孙。北宋靖康(1126)初，任仓部员外郎。金人陷京师后，曾随其岳父翰林学士吴幷降金，充事务官，并助纣为虐：“金人限三日立张邦昌，慥挟势督促，都人震恐累日”。南宋绍兴元年，曾慥因降金并协立张邦昌，被罢官，寓居银峰。《类说》和《高斋漫录》即写于此间。绍兴九年(1139)，秦桧当权，曾慥又投靠秦桧，起为户部员外郎，十一年(1141)曾慥为擢大府正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京湖军马钱粮，置司鄂州，诸军并听节制，不独职馈粮饷也，总领官正名由此始”。曾慥正当权利高峰时，不知何故，也许是看到秦桧不会长久得势，不久，以疾请祠，除秘阁修撰，提举洪州玉隆观。曾慥晚年隐居银峰，潜心修道，学养生，成为道教学者，编成《道枢》四十二卷。另著有《类说》六十卷，《高斋漫录》一卷，《集仙传》一卷，《乐府杂雅》三卷，《拾遗》二卷。

曾慥在《类说》序中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同期创作的《高斋漫录》的创作动机也与此相类。全书一卷，书中上自朝廷典章，下及士大夫事迹，以至诗文评，诙谐嘲笑之属，随听见闻，皆纪闻其中，如：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加上爹和娘，恰是九个。”、书中记王安石退居钟山后的平易与低调，很有意思：“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亭，每出跨驴，从二村仆。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编户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药，公随行偶有药，取以遗之。姥酬以麻线一缕云：‘相公可将归与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高斋漫录》有：清光绪(1889)上海鸿文书局版;《后山丛谈高斋漫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版;《高斋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高斋漫录》，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高斋漫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二编，20版。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二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其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驰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从文献来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的。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几句话是根据《吕氏春秋?淫辞篇》来的，“邪许”本作“舆謼”。所谓“举重劝力之歌”，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倡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舂碓时也是这样。《礼记》的《曲礼》和《檀弓》二篇都说：“邻有丧，舂不相。”“相”是送杵声，其作用与举大木者的呼“邪许”正复相同。再从现实生活来看，水手的摇橹和拉纤，建筑工人的打夯，码头工人的搬运，都可以听到集体的、个人的或彼此互相唱和的歌声，音调和谐而有节奏。从这些地方我们极其明显地看到劳动和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而且那种节奏是在劳动时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规定的。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定论断的正确性。

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没有任何歌词，但那种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也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关于这，鲁迅更说得很明白：

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但虽然如此，那种有声无义的韵律究竟不是诗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逐渐产生了思维和语言。当然语言在最初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发展为音节分明、以至于能够作为人类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这时候如果在呼声的间歇中随意添上一些语言，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如《候人歌》那样：“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只是在“兮”、“猗”的呼声上添了两个词。然而这种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时，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当然，这仅仅是原始的诗歌形式。后来还有不少民歌保存这种形式，句末常常带有呼叹作用的声符，如“兮”、“猗”之类。但这个声符的作用已经不如原始诗歌组成部分那么重要。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语言日益发展，这种诗歌形式，特别是文人作品中作为语助词的呼叹词，其作用几乎降到可有可无的地位。间有保留这种原始性的，有如梁鸿的《五噫歌》，每句末都用一个感叹词——“噫”字，那是很少的。这样的结尾形式，如果我们不从原始诗歌的发展上去探讨，那就不好理解。它并不是一种新形式，而是原始形式的遗留，作者有意识地加强诗歌句尾的节奏性的呼叹作用而已。《诗经》中的《麟之趾》、《驺虞》等篇以及曹丕的《上留田行》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不可想象，原始人刚刚学会说话，或者还没有创造任何记录语言的简单符号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单纯的文学作品。因此歌舞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就成为原始人艺术活动的一般形式。例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的一段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的歌舞是互相结合的。“投足”是一种舞的姿态。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巴，投足而歌，和三个人吹着竹筒，被发而舞，这正是歌舞和音乐相结合的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最朴素的集体文艺活动中，并没有某种单纯的文学独立存在着。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因为其中显然包含着功利的目的，表示热烈的愿望。因此，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指禽兽)。

从前有人认为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的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回忆了几乎全部的狩猎过程，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弹歌》如此，即如上文所提到的葛天氏之乐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唱歌跳舞一定要拿着牛尾巴呢?显然因为野牛或家畜都是那时的人们所最珍贵的东西。为了表示它和生产劳动有密切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生活的需要，这种歌舞的表现形式在他们看来，自然是最恰当的。可以联想到，这和印第安人的“野牛舞”有点类似。(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第90页，鲁迅译)。再看那葛天氏的八阕，其歌名虽或于后人的追述，但其中如“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等名称，也显然符合古代劳动人民的狩猎、牧畜和耕种几个阶段的生活内容。而所谓“敬天常”、“依地德”等歌，可能就是反映人们对于生产有关的气候和土壤的重视。总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而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他们的集体生产劳动分不开的。

原始人不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认为周围的世界可以用自己主观的意志随便改变。他们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企图用它来“控制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甚至企图用它去影响神，以达到某种愿望;于是常常把诗歌当作“咒语”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满足对现实的要求，而方法则是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这是属于艺术的创作。例如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虽然是以祝词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实具有“咒语”的作用。因为从词句上看，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命令。这里，作者在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他如相传为舜的《祠田辞》(《文心雕龙?祝盟》)，以及淳于髡所述的《田者祝》(《史记?滑稽列传》)等，都是想通过诗歌形式的语言来达到某种幻想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所以说，诗歌的发展，又与原始宗教的“咒语”有密切关系。

散文。

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促进了散文的发展。散文本来不用韵，但它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也要求简短、精炼，便于记诵，所以往往有节奏、有韵调而富于诗的味道。先秦散文中常杂有大量韵语，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例如：

无偏无颇(古本作“颇”，今本作“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又如：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同上。

凡韵语部分，大抵也就是语言的旋律最自然、音乐性最强烈、词意最精粹的部分。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散文发展最初阶段的特点。

什么是神话?根据马克思的科学的概括，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我们可以引伸地说，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神话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限制了人们的知识水平，当他们同自然(指一切对象言，也包括社会在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可能了解并掌握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无能。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力都归之于神的意志和权力。他们认为这些变化莫测的现象都有一个神在指挥着、控制着。于是在他们心目中，一切自然力都被他们的想象形象化、人格化了。随后他们又在生产劳动中依照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创造了许多神的故事，在口头流传，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神话虽由于人们的幻想所构成，但这种幻想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它的种种解释和描述虽不免荒唐可笑，但决不是纯意识和心理的活动，而是客观现实和生活斗争的反映。比如《山海经》所载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神话(见《北山经》、《海外经》、《大荒北经》)，就明显地反映原始人在实际生活中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决意志。他们在劳动的经验中坚信人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抱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又如羽民国的人身上生羽翼，驩头国的人有翼、鸟喙，在海中捕鱼，杖翼崦行(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这一类的想象，显然也是生活斗争的反映。因为原始人尚未发明网罟等工具，他们看见水鸟捕鱼，非常便利，不禁发生羡慕之心。于是设想人也可能有长翅膀的，嘴也可能同鸟喙一样，在海上以捕鱼为生，何等灵活、轻便。在生产中减少困难，减轻劳动，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和要求，所以这些幻想的产生是极其自然的。幻想是人类社会生产进步的一大推动力。为了突破种种限制，增加走路的速度，缩短走路的时间，原始人很早就幻想飞。《博物志》载奇肱国的人“能为飞车，从风远行”(见《博物志》，但《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国下郭璞注亦有此文。又郭璞《山海经图赞》“奇肱国赞”云：“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风构思，制为车轮。”是《博物志》本据《山海经》，而今本经文逸之)，便是这种幻想的具体化。飞在原始人看来，是认为最能解决问题的。人最初的飞的幻想意识到“飞车”的具体概念，是人类思维进一步的发展。人类的智力水平发展到同一阶段时，有许多想法往往会不约而同，所以我们的“飞车”也就同西方神话的“飞毯”和“快靴”等等的性质差不多，都反映了原始人对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至于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所发明、制造的许多器物，如网罟、竹弹、弓箭、耒耜、车船等，又如发现五谷和药草，驯养牲畜，制作衣裳，建筑房屋，创制文字等，都是千百万人在生产劳动中长期努力的结果。而在神话传说中却把无数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总结、集中，创造了不少伟大的英雄人物形象，如伏羲、神农、黄帝、嫘祖、仓颉等，把各种创造发明都归功于他们身上，再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使社会不断地向前推进，向前发展，这就是神话的积极意义。

现在举出几个著名的古代神话简述如下：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这是我国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它反映了我国原始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无比伟大的力量。显然，神话的创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起源是这样想象的：最初的时候，天地不知为什么经过一度大破坏，洪水暴发了，火也焚烧起来了，人类和一切生物都毁灭了。后来女娲这个女神想尽了方法，才把天地重新创造起来。她扑灭了炎火，弄干了洪水，树立了四极，然后慢慢地造出生物和人类来，才有今天的世界。所以女娲不但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人类万物的始祖。但《淮南子》这一片段的记载不完全，必须参考其他文献，上述意义才更明显。例如《风俗通义》引俗说，谓“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纟恒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纟恒人也”(《太平御览》七十八引)。又如《荆楚岁时记》及董勋《问礼俗》都说阴历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这些都是有关女娲创造人类万物神话的部分残馀。不过上述“俗说”中的解释部分渗入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它把被剥削阶级的“贫贱凡庸”说成是先天注定的，同时为剥削阶级的特殊地位找到了理由。

(二)后羿射日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也是《淮南子》记得最详细：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犭俞、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犭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本经训》。

这大概是我国氏族社会后期的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神话。这个神话之所以产生，大概是由于远古时代发生过一次或数次大旱，如古书所谓汤有七年的大旱灾。人民群众度过这场灾难之后，久而久之，幻想出一个善射的神弓手后羿曾经射去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从此以后，才减轻了旱灾的威胁。同时又射死了许多毒蛇猛兽，使大家能够安心生产。这里含有歌颂劳动英雄的意义，也有赞扬优良的劳动工具和巧妙的劳动技术的意义。看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武器同许多害人的东西作斗争，替人民做了无数的好事，可见原始人是在塑造一个自己的英雄形象，描绘一个一切自然灾难的战胜者。当然，这个神话通过后人的传说，把反映氏族部落集体抗旱、除害的行动归功于什么尧天子，显然是阶级社会的意识。

(三)鲧、禹治洪水关于鲧、禹治洪水的神话故事，《山海经?海内经》有如下的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大概也是上古时代某一地区曾发生过大水灾，由于人民群众不断努力，长期同洪水博斗，终于达到胜利，恢复了正常生产，于是就产生了鲧、禹治水的神话。鲧是为人民而牺牲的英雄形象。但他的儿子禹终能继父之志，战胜洪水，所以也就成为人民拥戴的英雄的首领。鲧、禹父子两代治洪水，是我国古代流传最广、内容最丰富的神话，《山海经?海内经》这段记载实在过于简单，不能看到它的全貌，例如鲧、禹化熊等。又同书《海外北经》、《北荒北经》都说禹杀共工臣相柳(繇)，共工是水神，曾“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训》)。祝融又是火神，杀鲧于羽郊。不难想象，这个神话必包括丰富曲折、极为动人的斗争内容。不过这个神话，也掺杂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因为鲧之被杀，正是最高统治者同人民对立以及地上王权——奴隶主的权威日益提高的反映。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据《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相传蚩尤是古代黎族的首领，那时黎族很多，号称九黎。“九”可能是表示多数。每族包括九个兄弟氏族，共有八十一个氏族。可见蚩尤是古代一个强大的部族联盟的代表。黄帝擒杀蚩尤的神话故事是我国氏族社会部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反映。传说中的蚩尤都好像妖怪，而黄帝就像一个降魔大将军，所以把这场战争描写得十分惊心动魄，富于艺术想象。又据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可见我国古代北方是有过这种族间的激烈斗争的。

此外还有很多神话在今天看来极有意义。例如《述异记》谓盘古死后“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等传说，表现原始人的朴素唯物思想，这表明了他们从事物变化的初步认识中产生了简单的进化观念，那就是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物质变化而来的。又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表现了阶级社会奴隶反抗奴隶主的叛逆精神。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劳动人民对于象征绝对权威的天帝的反抗，这是一种极为大胆的革命思想。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流传的神话故事是丰富多采的。

原始人在强大的自然力支配下，有时不免会惊恐、赞叹，当斗争失败时，又不免懊恼、怀疑，甚至感到自己渺小和软弱无力。为了了解一些问题，例如对死后的推想及如何战胜敌人等，他们把企图克服一切自然力的要求变为类人的神道——上帝的形象，于是在创造神话的同时，也创造了原始宗教。这本是使自己的经验、情感和幻想化为形象，同样属于艺术的创造，没有丝毫恐吓意义(参看高尔基《说文化》和《答复》，见《高尔基论文选集》)。但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统治者就利用它麻醉人民，统治人民，把原始人所创造的“类人的神道”改变为一个抽象的上帝来主宰一切，这样，宗教就为剥削阶级服务，愈来愈带有迷信的性质。所以神话和后世的宗教迷信根本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因为神话是要同自然作斗争的，要想战胜自然的，而宗教迷信的神则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人类万物的主宰。因此，后世宗教不但要求人们崇拜神，向神伸手乞求，而且对神屈服、投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神。例如后羿敢于射日，而迷信者则拜太阳神，这就说明神话和宗教迷信的根本区别。所以神话对世界采取积极态度，敢于反抗神的权威，富于革命性;宗教迷信总是消极的，它宣传人对神的无力和无能，必须做神的牺牲品。因此，神话是现实生活斗争的反映，而宗教迷信则是脱离现实的纯心理活动的表现。

由于年代久远而逐渐失传，由于古代文字繁难，书写工具不便，史前神话完整流传下来的较少。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历史家和哲学家的曲解，以致不少丰富美丽的神话故事逐渐变质，逐渐僵化。例如“黄帝三百年”(见《大戴礼记?五帝德》)、“黄帝有四面”(见《尸子》)以及“夔一足”(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传说，《诗经?商颂》“玄鸟生商”的神话，春秋战国时尚在口头流传，而或被歪曲，或被斥为齐东野人之语，极力设法改变它们的真相，加以所谓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古代的“五帝”，秦汉以前，本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中心，而司马迁认为那些百家之说，“其文不雅驯”，删去许多材料，组成《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因而许多神话都被历史化了。这是很可惜的。

古代神话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一般说，神话的创作基础是现实的，神话的创作方法是浪漫的。而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那种新奇奔放的幻想，启发作家的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例如屈原的楚辞，庄子的散文，阮籍、陶渊明、李白、李贺、苏轼等的诗歌，特别是小说戏剧如《柳毅传书》、《张生煮海》、《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鲁迅的《故事新编》等，或采用其故事，或学习其作风，或改编其原作，因而创作出许多更完整、更美丽、更提高、更惊心动魄，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新作品来。有的辞赋家、诗家、散文家往往把神话故事载入篇章，形诸歌咏，或用作典故，以充实作品的内容;或借为讽刺，以抒写作者的情绪;或炼成词藻，变为精粹的、形象的文学语言。尤其重要的是神话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对现实的积极态度，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鼓舞人们的革命精神，对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起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三

《西厢记》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录鬼簿》及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都记录在王实甫的剧目里;而且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和《太和正音谱》的引文看来，文字同今本《西厢记》基本相同。有关王实甫生平的资料很少，《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人”，并记录了他十三种杂剧。从他在《破窑记》中流露的“世间人休把儒相弃，守寒窗终有峥嵘日”的思想和在《丽春堂》中抒发的宦海升沉的感叹看来，他可能是一个在仕途失意的文人。明初贾仲名吊王实甫的〈凌波仙〉词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风风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显然他也是一个熟悉当时勾栏生活的剧作家。王实甫的戏剧除《西厢记》外，现在流传的还有《丽春堂》、《破窑记》两种，以及《芙蓉亭》、《贩茶船》的各一折曲文，成就都不很高。《破窑记》写吕蒙正与刘月娥的爱情故事，影响比较大。《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当时就深受读者欢迎。因此，贾仲名的〈凌波仙〉词又说他“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宋金时期，说唱崔、张故事的作品，有赵令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等。戏曲方面有宋官本杂剧的《莺莺六么》、金院本的《红娘子》、南戏的《张珙西厢记》等。到了元代，这些各自在南北流行的唱本、剧本，又重新在大都、杭州等戏剧发展的中心都市汇合，南北戏曲得到交流。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王实甫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改写为戏曲，虽故事基本相同，题材却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也更鲜明了;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上也有所提高。《西厢记》第五本的情节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就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西厢记》里更明确地体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第五本没有前四本写得好，主要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没有为剧中提出的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办法;当时的现实社会还没有为剧中人物的美满结局提供丰富的素材，而并非由于它们出于不同作家的手笔。在《西厢记》的长期传刻过程中，文字上又经过后人的修改，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即在同一个版本里，也存在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但不能根据这些表面现象得出第五本不是王实甫的作品的结论。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根本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歌颂了莺莺和张生为自由结合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并明确提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南吕宫·瑶台月〉)的要求，以反对从封建家族利益出发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王实甫《西厢记》更以同情封建叛逆者的态度，写崔、张的爱情多次遭到老夫人的阻挠和破坏，从而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自由幸福的摧残，并通过他们的美满结合，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要求以及他们的斗争和胜利。虽然爱情故事的主人公莺莺与张生是出身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对佳人才子，但在故事的长期流传过程中，人民突出了他们的热情、勇敢等等新的品格，并在他们的美满结合中寄托了自己的希望。王实甫的《西厢记》正是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感情和愿望，使它成为数百年来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赞歌。

崔莺莺是个深沉、幽静的少女，她有着美丽的容貌，又“咸黹女工、

诗词。

书算”无所不能，却被深深地闭锁在寂寞的闺中，并由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终身早就许给了“花花公子”郑恒。她无法驱遣自己青春的苦闷，因此在遇到青年书生张珙时，就一见锺情。到“隔墙酬韵”和“佛寺闹斋”之后，她对张生的感情更深了一层。随着她身上爱情萌芽的滋长，她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下书、老夫人许婚之后，莺莺满心欢喜，以为幸福在望;哪知老夫人食言，一场喜事化成无穷苦恼，从而激起了她对老夫人更大的反感，也提高了她对那“口不应心的狠毒娘”的认识：

……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第二本第四折〈离亭宴带歇指煞〉。

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要红娘带信，口说是叫张生“下次休是这般”，但寄去的却是约张生月夜私会的诗简。当张生应约而来时，她又翻脸不认帐，把张生教训了一顿。经过几次波折之后，她终于与张生私下成亲。莺莺是个相国小姐，她的家庭教育和贵族身分，使她在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时候，不能不产生一些怀疑与顾虑，从而不断加深了她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闷。同时由于封建家庭防范的严密，一个少女在封建社会轻易向人表示爱情时所可能遇到的风险，使她不能不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作者通过一连串的戏剧冲突，既善意地嘲笑她与封建礼教斗争中所流露的弱点，同时细致地描绘了她性格里深沉、谨慎的一面，显示了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致、深刻，体现了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达到的高度。

剧中男主人公张生，在作品里实际是以一个穷书生的身分出现。作者洗刷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过多的轻狂、庸俗的表现，突出了他对爱情的执着和专一。他一见莺莺便深深地爱上了她，并通过联吟、请兵、琴挑等多种方式的真诚努力以获得莺莺的爱情。他为了莺莺而宁愿抛弃功名、废寝忘餐，甚至身染沉疴，对莺莺的爱情一直没有改变。

作为一个书生，作者也写出了他在斗争中软弱的一面。老夫人赖婚之后，他竟要“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莺莺赖简之后，他也说：“此一念小生再不敢举……眼见休也。”但作者更主要的是突出了他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让他和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取得了爱情的胜利。另外，张生身上某些近于轻狂的表现，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而加以渲染的，并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主要倾向。

红娘是剧中另一主要人物。她是崔家的婢女，有着一种受压迫受奴役者的是非标准和从这种是非标准出发的正义感。她性格爽朗、乐观、聪明而勇敢，而熟悉这封建家庭内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弱点，因此不论和莺莺的冲突，或和老夫人、郑恒的斗争，都显得特别机警和老练。她是帮助崔、张克服自身弱点和对老夫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是作品里对封建礼教最具有冲击力量的光辉形象。

红娘最初对崔张的结合并不想有什么帮助。张生第一次遇见她并作一番。

自我介绍。

时，她以“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抢白了他。对于崔张的隔墙酬韵，红娘的态度也是比较冷淡的。但在逐渐看到崔张间的真挚爱情和老夫人的背信弃义之后，便由对崔张的同情进而积极帮助他们的斗争，为他们出谋划策、递简传书，并率直而善意地嘲讽他们的弱点，促进他们的结合。她常常不满张生的书呆子气，俏皮地说他是“傻角”，是“文魔秀士，风欠酸丁”，有时“酸溜溜螫得人牙疼”。在莺莺赖简之后，张生不知所措，红娘就责备他“没人处则会闲磕牙”，在《拷红》一折里(注：明清人依照传奇的体裁，替《西厢记》每一折都安了个题目。《拷红》是第四本第二折的题目。)，还说他是个“银样鼠枪头”。对莺莺也是这样。莺莺看到红娘带来的张生的简帖，假意发怒，红娘立即指责她“不肯搜自己狂为，则待要觅别人破绽”，并进一步揭露她内心的秘密：“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红娘对她的批评是如此尖锐：

——第三本第四折〈紫花儿序〉。

在老夫人发觉莺莺与张生的私情之后，莺莺与张生惊慌失措，她从容镇静，勇敢地在老夫人面前为他们辩理：

——第四本第二折。

她巧妙地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搬出老夫人百般回护的“家谱”进行反击，说得老夫人无言可对，不得不应允了崔张的婚事。《拷红》一折实际上成了红娘对老夫人的审问和指责，集中地体现了正义对虚伪、爱情对礼教的胜利。

红娘是出于对受封建势力迫害者的同情来为崔张奔走出力的。张生曾许她以金帛拜谢，她立即生气地责备了他，这就突出了她热心为人的高贵品质。作者把这种品质集中体现在一个婢女身上，为崔张故事增添了新的民主思想内容。

老夫人是莺莺、张生、红娘等人物斗争的主要对象，代表剧中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封建礼教势力。她是治家严肃的相国夫人，一心守着“相国家谱”。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莺莺有被“贼汉”抢走的危险时，她曾将莺莺许嫁与任何能够退兵解围的人。但在张生献策、兵退身安之后，便马上变卦，著莺莺对张生以兄妹之礼相见，并打算以金帛来打发张生，坚持她不招白衣秀士的家谱，充分表现了她的阴险和狡猾。

老夫人表现上是爱女儿的，但她爱的具体内容就是严厉的管教与防范，实际上爱的是“相国家谱”。因为她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怕辱没了家谱，才舍不得将莺莺献与“贼汉”。一当莺莺违背“相国夫人”的道路而追求真正的幸福时，却硬要拆散他们的姻缘。她好象处处为莺莺着想，却处处给莺莺带来痛苦，这更显示了封建礼教残酷的本质，同时也塑造了以“慈母”面目出现的封建家长的典型。

作品中的惠明送书，表现了一个火头僧人的豪侠性格，讽刺了僧侣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在基本主题之外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同时塑造了一个佛门叛逆者的形象。

作者在张生、莺莺、红娘对老夫人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让张生听老夫人安排上京应试，并一举及第，回来与莺莺团圆，一方面表达了作者“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封建势力的让步。

《西厢记》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它成为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为明清以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西厢记》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崔张故事里的人物虽不多，但揭示的比较深刻。不仅在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而且由于阶级地位、社会环境、生活经历的不同，莺莺、张生、红娘之间也不时引起误会性的冲突。张生一见倾心地爱上了莺莺，但在封建礼教壁垒森严的社会里，一个青年书生要和相国小姐接近是非常困难的，作为相国小姐自然也不容易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自由地处理自己的爱情，所以他们只能用“酬韵”、“听琴”等隐蔽的方式来相互倾吐彼此的爱恋;而在遭到重大阻力彼此隔绝时，便只有各自抒发自己的苦闷和相思。作者在这些描绘里充分表现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共同愿望和追求。但由于封建社会中男女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也不可能一样。张生是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书生，在追求莺莺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态度，他的深情和弱点都呈露在外面;而莺莺却尽可能地把追求幸福的热情埋藏在内心的深处，表面上显得十分矜持。张生和红娘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张生在红娘面前可以更坦率地表示自己的爱情，要求红娘的帮助;但红娘开始并不了解他，而张生身上某些软弱、轻狂等书生气，红娘又看不惯，因此在他第一次遇到红娘时就招致了她的抢白，以后还时常被她嘲弄，张生的那些弱点就在红娘面前表现得更加突出。老夫人是张生获得爱情的主要障碍，在和老夫人的斗争中表现了他对爱情的执着，也表现了他的软弱。张生的形象就在这些人物关系中完整而丰满地表现出来。作者也用同样的方法塑造了莺莺的形象。莺莺热恋着张生，但张生某些近乎轻狂的表现又不能不使她谨慎自己的行动;红娘是莺莺身边唯一可以替她传书递简的人，但在莺莺还没有了解红娘的态度之前，也不能不提防三分。作品的第三本就以红娘为中心，展开她与张生、莺莺之间一连串的戏剧冲突，充分揭示了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如何克服封建礼教加在她身上的枷锁的过程。作者用这样的方法描写人物，既可以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而且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适合舞台演出的要求。

其次，人物性格和情节开展得到了高度的结合，成功地表现了事件曲折复杂的过程。在情节上，就全部剧情发展看，一方面是波澜壮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方面五本二十一折，一气呵成，结构相当完整。崔张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有两条互相关联的情节线索，一是崔、张、红对老夫人的矛盾斗争;一是崔、张、红三人之间的误会性冲突。崔张爱情的产生不能不冲击着封建礼教的壁垒，随着崔张爱情的发展，不但崔、张、红与老夫人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同时也引起了他们三人之间的误会性冲突。作者掌握了现实生活中人物的不同性格，合理地安排了事件的主次矛盾，展开故事情节;同时又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突出了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第一本写崔张爱情的发生;第二本写崔张爱情的趋向成熟，并由于老夫人的赖婚，展开了他们和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第一次激烈的冲突;第三本写崔、张、红三人之间的误会性冲突，并在冲突的展开中克服崔张性格上的弱点，进一步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第四本写莺莺和张生最后获得了自由的爱情，并在和老夫人第二次激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第五本写崔张的最后团圆。第一本、第三本里所描写的是崔张爱情的主线，它们的展开又为第二本、第四本的情节发展作了准备，从而进一步完成崔张的爱情故事。另外，在全剧主要矛盾斗争的前前后后又交织着不同性质、时起时伏的矛盾冲突，例如在老夫人赖婚之后，莺莺和张生几遭扼杀的爱情由于红娘的帮助又进一步成熟。莺莺主动请红娘去问张生的病，送去了约张生月夜相会的简帖，张生满心欢喜，但又意外地出现了莺莺的“赖简”。作品就这样根据人物的不同性格展开戏剧冲突，展现了崔张争取爱情自由的曲折复杂的过程，使《赖简》、《拷红》等场面，具有很强的舞台生命力，获得观众的长期喜爱。

第三，作者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多数场次饶有诗情画意，形成作品独特的优美风格。

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另，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第一本第三折〈拙鲁速〉。

人间看波，玉容深锁绣帏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有谁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

——第二本第五折〈小桃红〉。

前一支曲子很好地衬托了张生“坐不安，睡不宁”的初恋心情。后一支曲子写赖婚之后，莺莺看月时的情景。作品在许多与此类似的描写里，为全剧酝酿了爱情剧的气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第四，选择和融化古代诗词里优美的词句和提炼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容铸成自然而华美的曲词。《长亭送别》一折里莺莺的一段唱词最能集中体现《西厢记》在这方面的成就：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正宫·端正好〉。

——〈滚绣球〉。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温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西西惶惶的寄。

——〈叨叨令〉。

在〈端正好〉一曲里，作者用几个带有季节性特征的景物，衬托出离人的情绪，把读者引向那富有诗情画意的情境里。〈滚绣球〉和〈叨叨令〉两支曲子是朴素自然而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口语，但一经排比、重叠，又显得流转如珠，倾泻出莺莺与张生分别时的复杂心情。

另外，《西厢记》在主唱脚色的分配和结构的扩大上，对杂剧体制也有所革新和创造。元杂剧的通例是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独唱到底。《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而且部分地打破了一折由一人主唱的限制。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现实主义的杰作，它对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热情歌颂特别获得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的喜爱。这样，它必然要招来封建统治者的排斥，指为“诲淫”。明代中叶以后，更有人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只到《草桥惊梦》为止，以下是关汉卿的续作，加以丑诋;到后来金圣叹批本流行，影响更大。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确实材料作根据，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第五本的团圆结局同《莺莺传》的“始乱终弃”不合，也就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反封建思想同《莺莺传》以张生的“始乱终弃”为“善于补过”的思想不同。卓人月《新西厢》自序说得最明显不过了：

清初沈谦也从“维世风”的目的出发，编写《美唐风》传奇，“用反崔张之案”。明清的卫道者又假造一些郑恒与崔莺莺的墓志铭，说崔莺莺原来就是郑恒的妻子，企图以此抵消《西厢记》的思想影响。到清代有的地方当局更把它列入禁毁淫书目录里。可是由于《西厢记》思想与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元明以来，它一直是最受群众欢迎、流传最广的剧本。从陆天池以及李日华的《南西厢》以来，还不断地出现各种改编本。它在戏剧创作上的影响很大，与它同时的作品如《东墙记》、《刍梅香》等，都从多方面向它学习。明清以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戏剧也很少没有受到它的影响的。不仅《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曾为崔张的“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见《牡丹亭·惊梦》)所感动，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极口称赞它的“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见《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这实际表现了曹雪芹本身对它的感受。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四

元末明初，在过去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长篇章回小说，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作品，在思想、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中国小说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是由宋元讲史话本发展起来的。这种形式由萌芽到成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讲史说的是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如前面已经谈到的《全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讲史不能把一段历史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续讲若干次，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以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回目的起源。从章回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说”和“看官”等字样，也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经过宋元两代长期的孕育，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平妖传》、《水浒传》等。这些小说都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说话和戏曲艺人补充内容，逐渐丰富，最后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的。它们比起讲史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人物和故事的核心虽是历史的，但更多内容是后人(包括作家)所创造的。它们的篇幅比讲史更长，主要是供读者阅览的，而且明确分为若干卷，每卷又分若干节，在每节前面有一个单句的目录，如“刘玄德斩寇立功”。

到了明中叶后，章回小说的发展更加成熟，出现了《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由于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这些章回小说的故事情节更趋复杂，描写也更为细腻，它们在内容上和“讲史”已没有一定联系，只是在体裁上保持着“讲史”的痕迹。这时章回小说已不分节了，而明确地分成多少回，回目也由单句发展成为参差不齐的双句，最后成为工整的对句。如明嘉靖后出现的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它们把嘉靖本《三国演义》的两节合并成一回，两节的节目即作为回目的两句，起初两句是不对偶的，到了毛宗岗修改《三国志演义》的时候，为了“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就把“参差不对，错乱无章”的回目改为对偶整齐的二句。

第二节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小说的产生，有它自己的历史过程。从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来看，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在民间流传。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根据《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时已出现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又据《东坡志林》载，王彭尝云：“徐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民间说三国故事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宋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大量地搬上舞台。《宋史·范纯礼传》及南宋姜白石《观灯口号》等诗歌中都有演出三国戏的记载。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至少有《三战吕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在这些剧本中，继续表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三国故事流传既有那么长的历史，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小说，可能很早就产生了，但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三国志平话》是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书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它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两栏，上栏图相，下栏正文。从评话的内容和结构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不仅拥刘反曹的倾向极为鲜明，而且刘、关、张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气息，张飞的形象最活跃、最有生气，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也写得很突出。全书内容大半是不同于正史的附会和传说，像司马仲相断狱的因果报应故事，张飞殴打常侍段珪、杀定州太守，以及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情节都很离奇。而且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从上述的记载和残留的作品看，可知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间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了这部影响深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的很少。贾仲名《录鬼簿续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贾仲名记载的推测，罗贯中的生卒年大约在1310至1385之间(注：贾仲名《书录鬼簿后》写于明成祖永乐二十年(1422)，时八十岁。所以知道元至正甲辰(1364)时，贾应为二十二岁，由此可推测与贾为“忘年交”的罗贯中的生年。)。明王圻《稗史汇编》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清徐渭仁、徐钠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张士诚有关系。根据这些片段材料和他作品中对圣君贤相的推崇和所反映出来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可以推想罗贯中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并有一定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物。罗氏的创作才能也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陷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但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三遂平妖传》。而且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嘉靖本，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它集中并充实了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和戏曲中的精彩部分，把《三国志平话》的故事作了全部改写，删去了像司马仲相断狱、孙秀才发现天书和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荒诞的故事，增加了许多史实，扩充了篇幅，从而成为一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长篇巨著。

继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新刊本大量出现，它们都以嘉靖本为主，只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和文字的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辨正史事，增删文字，更换论赞，改回目为对偶，至于内容无甚改动。经过毛宗岗一番加工之后，全书又有所提高，但同时封建思想也有所增加。从此他的修改本也就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

第三节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故事，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它集中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斗争的方式有公开的，有隐蔽的。通过这些斗争，作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人民在**时代的灾难和痛苦，也表现了他们对统治集团的爱憎和向背，以及他们反对战争分袭，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全书的内容倾向，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三国演义》继承了《平话》“拥刘反曹”的传统，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诸葛亮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园结义至诸葛亮死五丈原这五十一年间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后四十六年的事只用十六回就草草收束。“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有比较长远、复杂的历史和思想的背景。从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宋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清史学家章学诚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文史通义·文德》)由此看来，历代史家拥曹拥刘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拥刘反曹思想之流行，确有为偏安的汉族王朝争统地位的历史思想背景。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中的“拥刘反曹”倾向和上述的习凿齿、朱熹的罗汉正统观念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从《平话》和《演义》的内容倾向来看，决不能把它们“拥刘反曹”的内容简单地归纳为封建正统观念的表现。书中曹、刘对比的描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刘备以宽仁待民，曹操以残暴害民;刘备待士以诚心和义气，曹操则全用权术和机诈。刘备从桃园结义时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并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远得人心，近得居望”。他的言行和曹操恰恰是鲜明的对比。他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为也。”他初作安喜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时，老百姓又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撤退时，十几万百姓跟随他渡江，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决不弃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军队“秋毫无犯，受到焚香礼拜”的欢迎。他的善于知人，对士能推心置腹，始终信任，给人印象也很深，他一见赵云，就“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在长坂坡，糜芳、张飞都以为赵云去投奔曹操，刘备却毫不怀疑地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至于他对待诸葛亮，从三顾茅户到白帝托孤，始终敬爱信任，则更为人所共知。和刘备相对立的奸雄曹操，其残酷、欺诈的性格和刘备也正是鲜明的对照。他杀吕伯奢全家时说的“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是他一生行动的哲学。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对待部下的奸诈、残酷更是无所不至。他军中缺粮，先命令粮官王垕用小斛发军粮，然后又借王垕的“头”来平息众怒。他为了追查在许都纵火的耿纪的馀党，竟用讹诈手段把站在红旗下面的三百多人全部斩杀。其他如痛恨祢衡而假手黄祖杀之;忌恨杨脩而加以扰乱军心的死罪;为防范行刺而“梦中杀人”，都给读者极为深刻的恶劣印象。从这些对比描写中，可以看出《演义》中“拥刘反曹”的观念，也是表现封建时代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书中许田射猎、董承奉诏、曹丕废帝、刘备正位等章节中流露了相当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强调正统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支持深得人心的刘备，而不是支持行将溃灭的汉献帝、刘表、刘璋等人物，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只是可怜，并不可爱。

《演义》中极力宣扬了刘、关、张的义气。小说第一回桃园三结义就写这三个异姓兄弟发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人盟誓就决定了三人名为君臣、情同骨肉的关系。从历史传统来看，义气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是封建时代小私有者道德观念的反映。它一方面表现了小私有者在受剥削压迫下救困扶危、互相支援、见义勇为、自发反抗的积极品德。历代游侠之士那种讲义气、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的壮烈行动，都是义气的表现。历代农民起义，也往往以义气为号召。《言和遗事》写宋江起事，前后经过三度“结义”，并非毫无现实根据的虚构。《续通鉴》记元至正十一年刘福通、韩山童等领导红巾起义，也“宰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平话》到《演义》中所极力渲染的“桃园结义”的传说，显然和这个历史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但是，由于“义气”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往往以个人恩怨行为行动的根据，所以这种道德观念常常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在《演义》里，关羽正是被作者当作义气的化身的英雄人物。许田射猎时，他拍马提刀而出，“要斩曹操”，是激于忠义之气。从“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到“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以及斩蔡阳、古城会等一系列行动中，更突出他忠于桃园盟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义气。华容道释曹操，在作者看来也是“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的“壮举”。在关羽的行动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义气”的团结鼓舞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明显地看到“义气”的局限。他“约三事”时虽然自称“降汉不降曹”，结果还是替曹操斩了颜良、文丑，而华容道释曹操，更是认敌为友，把个人恩怨放在整体利益之上。关羽被害后，刘备、张飞旦夕号泣，誓死复仇的行动，也表现出他们重义气、轻富贵的态度。所以伐吴之役，连诸葛亮、赵云等心腹之臣也无力劝阻。实际上，这也是把个人情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也正是由于这种义气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所以义气化身的关羽，后来就为清代统治者所利用，并附会种种迷信色彩，称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而“桃园结义”的形式，也往往被各种封建的江湖帮会用作欺骗的手段。

在《演义》里，作者还善于通过三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的种种事件，把历史上各种斗争的经验和智慧，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而诸葛亮这个光照全书的人物，正集中地表现这种惊人的智慧，绝世的才能。《演义》的作者一反正史所谓“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看法，把他描写成为政治、军事、外交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人物。他隐居隆中时，对天下大势已了如指掌，初见刘备就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博望坡出奇制胜就奠定了他在刘备集团内部的威信。赤壁之战，他孤身到吴国，不仅在身临危境中舌战群儒，和东吴上下各方进行了复杂曲折的斗争，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贯彻了联吴抗曹的战略，而且在战役部署的各个关键环节上表现了超过曹操和周瑜的见识和才能。在三气周瑜、夺取荆州过程中，更逼得周瑜咬牙切齿地说：“既生瑜，何生亮!”后来庞统死于落凤坡，关羽失荆州，身死麦城，刘备征吴失败，病死白帝城，都是由于不听他的劝告。刘备死后，蜀中元气大伤，他却独力支持了这个困难的局面。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稳定局势，平定后方，打击敌人。那种排除万难的才能、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结合在一起，就成为封建时代人民所幻想的“贤相”的典型，他和那些“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书生是完全不同的。除诸葛亮外，周瑜和曹操两人也是富有斗争经验、善于应付各种事变的人物。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分析曹军的虚实，谈笑自若地部署这场大战，两度愚弄蒋干，并通过蒋干以愚弄曹操，都表现了出色的战略才能。曹操虽然被作者写成反面人物，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简单化，因此在写他奸诈时，也表现了他“豪爽而多智”的一面。例如在青梅煮酒的谈话中他笑袁术是“塚中枯骨”，袁绍是“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对当代人物分析得很精辟。官渡之战，他在和袁绍军力相悬十倍的条件下，善于听取许攸的建议，劫烧乌巢军粮，终于取得胜利，打垮了他在中原的劲敌。其他和蜀国的庞统、姜维，吴国的吕蒙、陆逊，魏国的司马懿等，也是长于谋略的人物。以上这些人物层出不穷的奇谋胜算，不仅使这部书吸引人心，而且教育人民认识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的尖锐，获得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才能，突破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积极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但是《演义》的思想内容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作者从封建立场出发，诬蔑黄巾起义军是“劫惊良民”的“盗贼”，尽管这只是全书的引子，而且在具体描写中，作者也指出朝政种种黑暗腐败是起义的原因，写出“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客观上反映了起义领袖在人民中的威望，但这并不能掩盖作者对农民起义的阶级偏见。书中一开头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认为三国鼎立、西晋统一是先天命定，完全是一种传统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庞统死前有童谣预言，上方谷司马懿父子不死，是出于天意，也充满宿命论色彩。孔明火烧藤甲要“损寿”，是因果报应观点。至于孔明借东风，摆八阵图，五丈原禳星，关羽玉泉山显圣，以及于吉、左慈兴妖作法等故事，更充满了神怪迷信色彩。

第四节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它既以民间传说为基础，又尽量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为依据。章学诚说它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丙辰札记》)，民间也是“真三国，假封神”的说法。从全书史事纲目、人物事迹轮廓来看，这些评论大体是合乎实际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三国志》及裴注和《演义》再作一些具体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不仅在思想倾向上有尊曹尊刘之分，而且在内容比重上也各有轻重。《三国志》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而《演义》里则有将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有关蜀国及其人物的故事的。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也有很大的出入。凡是《演义》中精彩丰富的故事，生龙活虎的人物，往往是虚多于实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这部历史小说看成艺术作品，即使它客观上起着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我们也必须把它和历史书区别开来。章学诚因为它“七实三虚”而批评它“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淆乱”，就是因为把它当成历史书的缘故。谢肇淛从文学的角度批评它“太实则近腐”，又是因为没有充分估计那些虚多于实的情节和人物创造的成就。几百年来，曹操、诸葛亮等人物成为奸诈和智慧的代名词，是和《演义》的深入人心分不开的。

一般历史演义往往是在排比正史材料之外，穿插铺叙一些野史逸闻，在故事情节上可能收到一些曲折离奇的效果，但人物的精神性格却很空洞平板。《三国演义》的作者显然是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创作道路。作者的创作方法基本是现实主义的，他根据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加以扩展，估计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语行动，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并剔除了传说中一些过于离奇的成分。但是由于许多人物的故事千百年来在群众中流传，经过不断的加工创造，因此，这些人物的性格、品德和才能已经不同程度地超越了特定历史人物。作者又在这些传说上加以想象发挥，他们在性格也就更完整、更充实、更鲜明了。像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等事件中料事如神的智慧，关羽在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中威风凛凛的英雄气概，以及张飞喝退百万曹兵，赵云单骑救主等情节，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尽管有些事迹或多或少有历史根据，但把它生发开来，使之丰富、鲜明、扩大，仍然是人民和作家的功绩。这许多地方往往体现着现实和理想的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演义》的艺术结构，既宏伟壮阔，又不失严密的精巧。全书时间漫长，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既要照顾历史事实的基础，又要适应艺术情节的连贯，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不少困难。但作者却能以蜀汉为中心，抓住三国矛盾斗争的主线，井然有序地展开故事情节。既曲折变化，又前后贯串，宾主照应，脉络分明，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较少琐碎支离的情况。这在古典小说中是少有的。

《演义》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巧妙地表现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以及各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尤其善于描写各种战争。作者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的对比，地位的转化，使大小战役各具特色，千变万化，并善于揭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不同，七擒孟获和六出祁山不同。赤壁之战表现尤为精彩。《三国志》记载赤壁之战非常简略，《演义》却以长达八回的篇幅，把故事渲染得波澜壮阔，淋漓尽致。在决策阶段写孙、刘联盟的形成以及孙吴内部和战之争，处处强调了孔明的作用。在双方备战阶段中，作者紧紧抓住曹军不习水战的问题，写周瑜和曹操之间来回隔江斗智，曹操两次派蒋干过江以及遣蔡中、蔡和诈降，都被周瑜识破并巧妙地加以利用。但是周瑜这些妙计每次都不出孔明的意料。周瑜忌妒孔明，想用断粮道、造箭杀孔明，计谋也被孔明识破。这样作者便很自然地写出孔明的才能、气度处处高过周瑜。在写交战双方敌我矛盾上，作者较多地是依据史实加以铺张，在写周瑜、孔明的内部矛盾上，作者几乎是全凭虚构。作者不仅善于错综交织地表现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而且善于在紧张斗争中，用抒情的笔调点染孔明饮酒借箭，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的悠闲插曲。这样山里套山，戏中有戏，推波助澜，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处处都表现出作者杰出的艺术匠心。官渡之战，作者虽然占明了袁曹兵力相差十倍的客观情况，但在描写上却抓住军粮问题，大作文章。曹操和许攸的对话，是决定战略的关键，渲染得尤其有声有色，人物的性格也非常鲜明突出。七擒孟获，作者又突出孔明七纵七擒，恩威并用的政策观众，同时也就突出了这次战争的新特点。作者叙述战争还善于运用实写和虚写结合的手法，对战争的胜利者，往往不惜详尽描写，另一方只作简要叙述。赤壁之战中详尽描写的是孙刘一方。“安居平五路”，只有一路是实写。这样既重点突出，又省去许多笔墨。

《演义》通过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幅绚烂多彩的图卷，丰富了我国艺术的宝库。在赤壁之战的尖锐矛盾冲突中，作者不仅写出周瑜、孔明的英雄才略，而且写出鲁肃的诚恳忠厚，黄盖的赤胆忠心，阚泽的机智大胆，蒋干的愚而自用。作者刻划人物，往往是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反复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例如张飞嫉恶如仇、粗豪爽直的性格，就是通过怒鞭督邮、古城会拒关羽以及责问刘备迟不发兵为关羽复仇等等情节突出表现的。但是，这并不使人物性格简单化，张飞虽然粗豪，却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他初见孔明作军师不服气，等到旗开得胜就立刻下马拜伏。初到丰阳县见庞统怠职，他勃然大怒，等看了庞统判案，立刻就称赞他的“天才”。作者把这两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就使张飞那“快人”的性格写得分外令人可爱。又如写关羽义勇的性格，并不忽视他刚愎自用的缺点，“量大失荆州”的错误。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对比、烘托的手法描绘人物，如关羽斩华雄，作者只是预先极力描写华雄的猛勇，一出场就连斩了四员大将，关羽出战后，也不具体描写其交战经过，只写关外鼓声喊声如地塌山崩，正当人们为关羽耽心的时候，他已提华雄的头掷于地上，出战前酾下的那杯热酒尚有馀温。又如写孔明的出场，也是先写司马徽、徐庶的谈论和推荐;写三顾茅庐，也是着重写前两次的不遇，借崔州平等人的言论风采，借卧龙岗的山林景色重重烘托;又以张飞的粗暴和急躁来衬托刘备求贤的真诚和谦恭。这样就使孔明的高洁品格和绝世才能在读者眼中无比地鲜明突出。《演义》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新发展。

《演义》吸收了传记文学的语言成就，并加以适当的通俗化，“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具有简洁、明快而又生动的特色。叙述描写，不以细腻见长，而以粗笔勾勒见工，但许多生动片段，也写得粗中有细，例如：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里写孔明死前最后一次巡视军营，着黑虽不多，却把他“鞠躬尽瘁”的耿耿忠心刻画出来了。至于写人物对话，更往往是个性鲜明，有声有色。张飞的话，多半快人快语，一针见血;曹操的话，多半豪爽机诈，变化莫测;关羽的话，往往心高气盛，目中无人。张松见曹操，数曹操的败绩，痛快淋漓，嘲讽尽致。而孔明的对话，则往往从容不迫，应对自如。例如“舌战群儒”中的两段：

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孔明视之，乃陆绩也。孔明笑曰：“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这些对答，处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语气口吻，充满轻蔑的讥刺。比之后来的一些小说，虽然不够口语化，但用来表达三国的历史人物，仍然是适宜的。

但是，《演义》在艺术上也有比较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人物性格缺少发展，好像曹操生来就奸诈，孔明生来就聪明。这种缺点的产生，可能是受中传材料的局限，同时也受某些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特点的影响。同时在运用想象夸张手法上，有时不免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鲁迅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正是最明显的例子。民间谚语说：“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也正和鲁迅的批评相似。也说明作品的客观效果和作者本来的主观愿望还颇有不一致的地方。

第五节三国演义的影响。

《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它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和他们的阴险本质。通过三国纷争的生动描写，把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历史演变的状况介绍给广大的人民。但由于《三国演义》中封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描写交织在一起，所以它起的作用也是复杂的。黄人《小说小话》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这些传说虽未必完全可靠，但《演义》在民间广泛流传，对农民革命的战略战术起过一定作用，则是可以断言的。《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所反映出来的刘、关、张之间同生共死和相互信赖的关系在群众中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人民往往仿效小说中的“结义”方式组成各种秘密组织进行反抗斗争，他们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斗争需要去理解它和利用它的。但“忠义”思想本身包含着君臣之间片面的道德关系即主仆关系和封建报恩思想，这就正好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宣传忠君报国，士为知己者死，以模糊人民的阶级意识，削弱他们的斗志。例如清代统治者就抓住关羽身上的“忠义”所表现的落后、消极的一面，大加利用，屡次给关羽褒封，到处为他建立庙宇，以达到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目的。

《三国演义》在宋元讲史的基础上，大大迈开一步，它标志着历史小说的辉煌成就。从此以后，历史小说开始大量兴起，从《开辟演义》一直到《清宫演义》，中国各个历史时代在小说中都有反映。不过这些小说，无论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都远不能与《三国演义》相比。在戏曲中也出现了大批三国剧目，这些剧目至今大都还活在舞台上，并深受群众的喜爱。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五

1、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思念。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是一致的;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3、乡国的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1、爱情。可分为来自民间和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和文人作品的一系。

性色彩。

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

2、友情。视朋友如兄弟，这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

三.我国文学中的人生感悟主题。

为突出。

重与外物的描写。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诗歌的发展。

2、我国各体文学虽式样各异，但有一点相通，那就是重视意境的创造。《牡丹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篇，似这般都付予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心境与物镜融合无间。

第一章上古歌谣和神话传说。

神话的基本特征：

一.神话都是想象或幻想的;。

三.神话反映着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

四.神话只能产生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时代的产物。

简述我国古代神话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一.神话的产生要比传说早;。

二.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三.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则内含着人间的行为原则。

象、富于想象的特征，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记》《封神演义》等。

第二章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的依据及其各自的含义是什么?

一.是依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

祭祀用的舞曲。

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一.《七月》这首诗叙说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的辛苦劳作。

反映了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

一.表达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治国政策的批评，形象生动，情感浓郁。

1、揭露宫闱丑行，如《邶风•新台》。

2、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人民极度愤慨，予以严厉批评，如《墉风•相鼠》。

三.对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b.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如《邶风•北门》。

c.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如《王风•黍离》。

d.称颂执政者的诗。

情爱诗的内容：

a.歌咏美丽的爱情，反映出周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如《郑风•溱洧》写男女自由表达爱情;《邶风•静女》诗风温文典雅。

b.《诗经》中还有许多抒写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

分析《诗经》史诗重要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要内容)。

《大雅》五篇史诗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一.叙述了周人之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迹和传说。

二.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件，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了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三.周人史诗还有先祖神话的记述，如《生民》写始祖后稷的出生。

四.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思想，也是周人史诗的主要内容。

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六

1、了解辽代诗歌(耶律倍、辽圣宗、萧观音)等，基本不可能会考到。

2、名词解释：借代异才。p417。

3、了解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诗人。

4、名词解释：国朝文派。p419。

5、名词解释：诸宫调。p420。

6、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一是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唱词优美。

二是对西厢故事的情节内容作了创造性的改造。

三是唱白结合，故事抒情相融。

7、金代文章：了解一下赵秉文、王若虚两人。

8、金代文坛巨擘元好问。

一是最杰出的大家，一代人杰。其论诗诗、丧乱诗及清雄顿挫的词作，标志着金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与独特价值。

二是有着明确的创作追求与理论主张。《论诗三十首》。

三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丧乱诗情调悲凉、骨力苍劲。豪放词风，也含有深婉之致。

9、元杂剧。

a、名词解释：元杂剧p428。

b、名词解释：《录鬼簿》p476。

名词解释：元曲四大家(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具有争议)。

c、白朴。

《梧桐雨》《墙头马上》均取材于白居易的诗歌，而命意、风格不同。

《梧桐雨》把李杨故事放在历史背景上来表现，并不为了歌颂两人情爱。

《墙头马上》带有喜剧色彩的爱情剧。争取婚姻自由，讽刺封建家长。活泼轻松。

d、马致远(名词解释：曲状元p432)。

历史剧《汉宫秋》与历史出入较大，经改编而显示出个人的、民族的悲剧性。王昭君悲剧形象;汉元帝美化处理;声情并茂等。

e、王实甫《西厢记》。

一是本于《董西厢》，而进行匠心独运的改编。

二是主线是自由恋爱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副线是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

三是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巧妙合理。塑造心理丰富的人物形象。

四是突破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打破一人独唱的通例等。

五是关目设置、语言运用上达到较高水平。抒情诗、潜台词丰富。

六是情采并茂的诗剧，“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

f、了解纪君祥《赵氏孤儿》、尚仲贤《柳毅传书》、李好古《张生煮海》、高文秀《双献功》、康进之《李逵负荆》、石君宝《秋胡戏妻》等元杂剧作品。

g、关汉卿。

一是元杂剧最优秀的代表作家。编剧、演员。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辞，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

二是存目六十多种，现存十八种。可分为历史剧、爱情风月剧、社会公案剧。

三是《窦娥冤》好人蒙冤受难的苦情戏。“孝女”“节妇”原型。

了解戏剧中心的南移，杂剧成为全国流行的戏曲样式。

h、郑光祖：善写思想内容不出正统，表现才子佳人的旦角戏。《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下层知识分子的困苦与孤傲)。

宫天挺《范张鸡黍》《七里滩》。

乔吉《两世姻缘》《扬州梦》《金钱记》。

秦简夫《东堂老》《赵礼让肥》。

了解一下南方土生土长的杂剧创作。

i、名词解释：周德清《中原音韵》(古代曲学的开山之作，p474)。

10、元散曲。

a、名词解释：散曲(p480,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音乐文学)。

b、前期代表作家马致远。

一是带有恋世与愤世的旷放意气。

二是善于将超旷情怀、人生感悟与苍凉意境融为一体。

三是少了市井气息。文采。提高境界，扩大了表现领域。

四是《天净沙·秋思》景中含情，蕴藉隽永，“秋思之祖”

c、了解刘秉忠、卢挚、姚燧的散曲创作。

d、元后期散曲作家(乔、张可久成就最高，清丽见长)。

张养浩(元曲豪放派大家)：山水佳作、咏史怀古、反映现实。抒情言志;以诗入曲，具有奔放浩荡的气势，如《潼关怀古》;注重立意与构思，于格调不甚重视。

贯云石：隐逸山水与声色恋情两类。却写得慷慨豪放，也质朴自然。

乔吉(元散曲清丽派宗师)主要表现淡泊名利、不同流合污的情怀。

诗词。

用典;意境近于诗;炼字讲究音律。是清丽派散曲的特点。

睢景臣：散曲套数《高祖还乡》以古讽今。

刘时中：《上高监司》元代散曲中少见的长套，针砭时弊，口语入曲，较为罕见。

11、元代诗文。

a、元初。

耶律楚才：中国诗史上正面表现西域生活。元初一枝独秀的诗人，

刘因：程朱理学北方传人。推崇元好问。

姚燧、虞集：元文两大家。姚文继承韩愈碑文墓志传统，简约严谨、刚劲古奥。

由宋入元的有。

方回《瀛奎律髓》(诗话兼诗论)，倡导“一祖三宗”，格高等。

戴表元：主张宗唐得古，多佳句少佳篇。

赵孟頫：清邃奇逸。

b、名词解释：元诗四家p494：提倡诗学汉魏、盛唐，而不同于宋诗。

虞集：正统儒家文学思想的鼓吹者.文道并重，理论实践。

杨载：重视诗法，学李白。

范偁：好长篇歌行，《木天禁语》《诗法禁脔》。

揭傒斯：诗歌内容最为丰富，题材、风格、体裁多样，但难脱于模仿。

c、后期诗人。

萨都剌：南北交融，清新俊逸;还写了艳体诗;“元代诗人之冠”

杨维桢：铁崖体(名词解释p500),。

12、宋元话本小说(名词解释p504)说话四家(名词解释p504)。

一是一般反映市民生活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市民文学。

二是其体制形式迎合了听众需要。(名词解释：得胜头回p506)三是叙述方式符合大众口味，连贯性、故事性强、情节曲折生动，悬念、巧合。

四是话本小说是语体文。是小说文体上的重大发展。

五是宋元讲史话本。《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等，后世长篇白话章回小说的滥觞。

13、名词解释：南戏(p510)。

a、简答:南戏杂剧之不同：

一是形成时间早于杂剧。

二是声腔不同。南曲出自里巷歌谣、村坊之音;杂剧杀伐之音，壮伟雄豪。

三是体制差异：南戏灵活，杂剧“四折一楔子”

b、现存早期南戏《张协状元》(今存南戏最早剧本)《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

14、名词解释：传奇p512。

15、名词解释：“四大传奇”(“荆刘拜杀”)p513。多以爱情婚姻与家庭伦理为题材，有宣扬道德教化的倾向。曲文通俗、口语为主;具有生活气息。

16、高明《琵琶记》(神品、绝唱)。

一是标志着南戏的成熟，对南戏诸腔发展有深远影响，“南曲之祖”(名词解释)。

二是内容上提倡风化、宣扬贤孝。

三是结构上“三不从”的情节。

四是人物形象上的矛盾，蔡伯喈双重性格，反映时代士人的复杂心态。

五是曲辞出色，纯是本色语。

1、《录鬼簿》名词解释20xx、20xx、20xx、20xx，重复率非常高。

2、名词解释：科介(对戏剧动作、表情作得简要说明)9。

3、名词解释：套数(跟戏剧有关的名词解释，希望加以整理，联系记忆)。

4、南开简答：马致远散曲的特色。

一是内容上对现实黑暗的认识、人生的幻灭感与历史的虚无感。

二是套数善于将哲理、意境、情感、胸怀融为一体。语言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对仗妥帖工稳，元散曲豪放派代表作家。

三是小令俊逸疏宕，别具情致。《天净沙·秋思》“秋思之祖”

5、南开简答：元诗四家的创作情况64。

6、北大：关汉卿的喜剧创作。64。

7、简述散曲的体制。

8、南开20xx：元杂剧体制特点82。

9、南戏与传奇、元杂剧与明杂剧、宋元话本与明代拟话本的异同区别。

10、《西厢记》的语言特征88。

11、南开：马致远神仙道话剧的思想倾向101。

12、《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13、《窦娥冤》三桩誓愿，有何作用。

14、元杂剧繁荣的原因：经济发展、针砭时弊、科举中断。

15、南开大学：元代神仙道话剧与全真教的关系144。

16、分析窦娥、《西厢记》人物形象;崔莺莺杜丽娘人物比较等170。

17、南开：元代公案剧中的清官形象172。

18、《西厢记》题材的流变。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七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风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思想界玄学成为主流，这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及文学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谈乎寡味。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等。(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琨、郭璞)。

宫体诗：产生于梁陈时代的宫廷，多是描写女性和宫廷享乐生活的，风格绮艳浮靡，追求形式，雕琢，格调柔弱，内容平泛，题材狭窄，把形式主义诗风推向极致。代表人物是萧纲、萧绎、徐陵父子等。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出现于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音韵上做出贡献，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把这种音韵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诗歌中，提出了自觉运用声律来写诗的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这个新诗体。诗歌的声律和诗句的对仗加以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最优秀的“永明体”诗人是谢朓.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山水诗：真正以自然山水景物为独立的、客观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山水诗对自然景物的精细描绘，对永明新体诗和后世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家是‘谢灵运’。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文章四友指继上官仪之后，武后时代的四个宫廷诗人，即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

吴中四士：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津、夏侯审，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戴叔伦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八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录了历史、传承了文化、传达了思想。在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学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下面我将针对几个方面，谈一谈我的心得体会。

一、文学与历史。

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古人们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将历史事件、神话传说转化为诗歌，形成了最早的诗歌，也为后来的文学奠定了基础。在阅读《诗经》时，我不仅能够看到祖先们的生活、思想和价值观，更能够体会到文学与历史的密切联系，文学所记录的历史事件是我们学史的重要资料，而历史也为文学提供了灵感和素材。

二、文学与关怀。

除了记录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中还充满了文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在唐代，为了表达对青春年华的留恋和社会现实的批判，出现了以诗歌形式为主的“长安新乐府”，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这些作品中，充满着关怀、思索和情感，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和温度。

三、文学与美学。

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承。唐代的诗词和宋代的词曲尤其具有代表性。韩愈在文学上追求的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语义通顺而辞达”的“文”学，而李白则在文学上突出了“道”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文章中的“理”，更注重思想和意境。至于宋代的词和曲，《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具有强烈的审美价值。

四、文学与文化。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在诸多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阅读《孟子》可知，孟子一贯主张“仁爱万物”，积极倡导仁爱之道，反对战争和压迫，终以其精神影响了中国后世。《红楼梦》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绝世之作，其对封建社会的描绘、对人性的剖析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五、文学与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不仅是一种文艺形式，更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在书法、诗歌和绘画中体现的真、善、美思想受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高度重视。比如，唐代杜甫，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歌风格，既坚持了真实，也彰显了人性的善良。张九龄更是在他的诗中表现了人性和善良，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和高妙的艺术性，让人们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涵盖着历史、思想、美学、文化和精神等多个领域，其中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还有文学与精神的联系最为紧密。只有通过不断地阅读和理解，才能真正豁然开朗，让我们在文学中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我将继续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坚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九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使将军王贲攻齐，得齐王建，最后灭了齐，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束了二百年七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是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随着统一帝国的形成，秦王朝统治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一系列的改革。废除西周以来分封侯王的旧制度，统一行政区划和组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使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统一;简省“史籀大篆”为小篆，又作便于狱务、更趋简化的隶书，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统一;此外，法令、历法等等，也得到了统一。这些改革，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无疑是有进步的作用的。

同时为了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秦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它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更有甚者，是企图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翻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奔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它不仅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也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馀人。

在箝制思想、摧残文化和刑法统治之下，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完成于公元前二三九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这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

散文。

统一后，秦始皇巡狩封禅，产生了不少石刻文，其中也有李斯的作品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由于秦始皇和二世滥用民力，筑长城、治驰道、修骊山墓等等，暴虐无比，赋税无度，奢侈无穷，阶级矛盾迅速尖锐化，不到十五年，秦王朝便被六国残余贵族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所推翻。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统一的汉封建王朝。

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一方面恢复分封侯王的旧制度，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一方面“约法省禁，轻田租”，对广大人民放松了压迫，减轻了剥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会安定、有利生产的局面。“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食货志上》)文、景时代，统治者不断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汉书?景帝纪》)，进一步减轻劳役、赋税，恢复农业生产。这时土地尚比较平均，“未有并兼之害”(《汉书?食货志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活跃了工商业。在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国侯王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统治。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同时由于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汉初统治者也注意到制礼作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的传统作用，统治者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在作乐的要求下，产生了相应的舞和歌诗，同时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乐(当然包括歌舞)的“乐府”机关。《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庙的歌诗，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颂，很少现实内容。

汉初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承战国游士的馀风，一般积极参加现实政治生活，并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围绕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促使封建政权迅速巩固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等问题，发抒所见，解决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阶级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统治阶级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唯一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经济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汉初的政治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基础上，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经营;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据东南沿海的东瓯闽越等地;凿山通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集中豪强于茂陵，削弱他们在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坚决实行盐铁国有的政策，更打击强豪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同时大力抗击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击了匈奴的侵犯，也扩展了帝国的边疆。正是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以及统治阶级无穷的奢侈浪费，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为了镇压贵族、豪强的叛乱和广大人民的起义反抗，汉武帝极端信任酷吏，不断加强严酷的刑法统治。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渊。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这对伟大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是有促进的作用的。但从此也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都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武帝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随着伟大帝国的出现和百家论急的最后结束，以及物质条件的日益具备，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就成为统治阶级迫切的现实要求。伟大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这种要求最充分的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司马迁不是从阴阳家的神学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在家世史官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以五种不同的体例，“略推三代，录秦汉”，全面反映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完成空前的一部历史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而且其中许多篇人物传记又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因而也开创了传记文学。这是历史散文的重要发展。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庭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武帝时代的辞赋同样有很大的发展。武帝好辞赋;他的“言语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等，“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臣”，如儿宽、孔臧、董仲舒等，亦“时时间作”。司马相如则是这个时期最大的辞赋家。他的作品歌颂了统一帝国伟大的气魄和声威，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比的骄奢和荒乐，有一定时代意义。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体赋发展的成熟阶段。

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并诏令“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昭、宣承之，不断减免赋税，并选用“良吏”，使“政平讼理”，社会安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因而出现了宣帝的“中兴”局面。但土地日益集中，大地主、大官僚与广大农民的深刻矛盾，根本不可能解决。哀帝时的限田之议，既无法实行;王莽改制，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这样，西汉封建王朝便不得不在农民大起义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学已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到了西汉后期，它自然更加兴盛和深入人心。荣显一时的今文经学家，大抵受董仲舒的影响，以阴阳、灾异说政治时事，日益荒诞迷信;而家法森严，章句烦琐，更多的士人皓首穷经，则越来越变得空疏无用：这样便严重地窒息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今文经学家用的经书是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本;但自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了用汉以前文字(古籀文)写的“古文经传”，经学已有今古文之分。到西汉末，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开始揭穿了今文学派的盲目性和偏私的内幕，这在学术思想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唯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是扬雄。他的赋初以模拟司马相如为贵，曾不断作赋以讽;后来始悟辞赋的讽谏作用实在微弱无力，“劝而不止”，遂不再作。扬雄对辞赋的批判的观点较之他的模拟作品要有意义得多。倒是他的杂文如《解嘲》，虽形式上也多少出于模拟，但它指出封建取士制度对士人的束缚，有一定现实意义。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八百二十九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汉光武帝刘秀利用西汉末农民起义军，并依靠豪强势力，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东汉封建王朝。光武即位后，屡次释放官私奴婢，并减轻田租，兴修水利，实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因此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但东汉豪强势力很盛，西汉遗留下来土地高度集中的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建武十五、六年的“度田”，由于不敢触动豪强，终于宣告失败。但光武“颇以严猛为政”，信任酷吏，也打击了一些豪强。明帝效法光武的统治，曾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的年代。东汉初期，封建王朝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的控制力量。所谓豪强，就是上层的地主阶级和商人，他们的政治代表，就是大贵族和大官僚。中叶和、安以后，皇帝都幼年即位，不能掌握权力，于是开始了外戚和宦官争夺王朝统治的混乱局面。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都要依靠豪强的支持，因此豪强势力遂得不断地扩张。外戚或宦官与豪强势力相勾结，就形成牢不可破的王朝黑暗统治。他们援引子弟徒党或门生故吏，把持官僚系统，胡作非为，毫无忌惮。外戚梁冀伏诛，除诸梁及妻孙氏中外宗亲一网打尽外，“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馀人，朝廷为空”。“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馀万万”(《后汉书?梁冀传》)。宦官专权，则“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搆害明贤，专树党类。……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敢单书”(《后汉书?宦者列传序》)。在外戚或宦官勾结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广大人民既遭受无穷的灾难，社会到处呈现饥饿、流亡的惨状;而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也仕进无门，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或周游郡国，逐渐形成了士人集团。桓、灵之世，在宦官专权的压迫下，士人集团便与一部分正直的官僚结合，“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成为广泛的“清议”力量，一时影响很大。因而引起宦官的恐惧和仇恨，终于酿成两次“党锢之祸”。这些“党人”代表广大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要求政治上的出路，一方面要求罢逐宦官，改良朝政，挽救统治阶级的严重危机。但接着而来的是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豪强统治集团迫于情势危急，解除了党禁，转而镇压黄巾，并开始了豪强集团之间的大混战和社会的大动乱，终于覆灭了东汉王朝，形成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大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三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明、章承之，于是“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统治者利用谶纬迷信来欺骗人民和束缚干人的头脑，反映统治思想的遇昧和无力，东汉一朝政治不得不越来越黑暗。但从东汉初年以来，也不断地产生反谶纬的科学思想，桓谭、王充、张衡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王充，他的《论衡》，举起鲜明的“疾虚妄”的旗帜，对一切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界最有进步意义。同时，古文经学也继续和今文经学展开了斗争，今文经学终因附会谶纬的愚妄和章句的烦琐，力量越来越虚弱，而古文经学的影响则越来越扩大，终于压倒了今文经学。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目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共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走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东汉的赋不如西汉的兴盛。司马相如的影响还存在，如班固的《两都赋》。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亦开始转变。张衡《两京赋》在夸张铺叙中引入针砭现实的议论，《归田赋》则突破了旧传统，抒发抑郁的感情，有一定的开创意义。桓、灵之世，更出现一些强烈挟击社会黑暗的抒情小赋，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赵壹是汉末名士，其作品愤世疾俗，完全是“党人”精神的体现。

东汉“乐府”继承西汉的传统，也采集民间声乐与歌谣。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形式，现实主义的方法，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特别是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在外戚、宦官、地主豪强的残酷压榨下，人民饥饿贫困、流亡漂泊的痛苦生活。东汉末年，还有不少谣谚，揭露政治社会的黑暗腐败，直接痛快，简短有力。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正是在活跃的民间故事、民间歌唱的基础上的产物。它创造了一个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典型妇女形象。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民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的文人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基本内容反映了没落时期剥削阶级的思想情绪。它们是汉末黑暗动乱社会中一般下层文士毫无出路的痛苦呻吟，反映了汉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它们以“比兴”的方法，谐和而鲜明的语言，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怎么写篇十

一.我国文学中的乡国情怀：

1、在我国的诗文里，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思念。君与国家，在古代文人那里，是一致的;至近代，此种精神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

3、乡国的情怀的泛化，是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1、爱情。可分为来自民间和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和文人作品的一系。

性色彩。

董解元《西厢记》、王实甫《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红楼梦》)。

2、友情。视朋友如兄弟，这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

三.我国文学中的人生感悟主题。

为突出。

重与外物的描写。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诗歌的发展。

2、我国各体文学虽式样各异，但有一点相通，那就是重视意境的创造。《牡丹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篇，似这般都付予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心境与物镜融合无间。

第一编先秦文学。

第一章上古歌谣和神话传说。

神话的基本特征：

一.神话都是想象或幻想的;。

三.神话反映着远古人类解释自然(或社会)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

四.神话只能产生在史前的远古时代，它是人类还没有能力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时代的产物。

简述我国古代神话神话与传说的区别：

一.神话的产生要比传说早;。

二.神话是传说的故事原型，传说是神话的社会历史化;。

三.神话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的神异色彩，而传说则内含着人间的行为原则。

象、富于想象的特征，也极大地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发展。

记》《封神演义》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的依据及其各自的含义是什么?

一.是依据音乐的不同来分类。

祭祀用的舞曲。

简述《七月》的内容梗概。

一.《七月》这首诗叙说农夫一年四季无休无止的辛苦劳作。

反映了农夫在衣、食、住等方面的情况，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试述《诗经》最具影响的两类作品——情爱诗和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社会政治诗的内容：

a.下层人民抨击政治的诗：

一.表达下层人民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治国政策的批评，形象生动，情感浓郁。

1、揭露宫闱丑行，如《邶风•新台》。

2、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人民极度愤慨，予以严厉批评，如《墉风•相鼠》。

三.对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b.官吏对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如《邶风•北门》。

c.抒发生活郁懑和人生忧伤的诗。如《王风•黍离》。

d.称颂执政者的诗。

a.歌咏美丽的爱情，反映出周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如《郑风•溱洧》写男女自由表达爱情;《邶风•静女》诗风温文典雅。

b.《诗经》中还有许多抒写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

分析《诗经》史诗重要篇章的艺术特色。(即《大雅》五篇史诗的主要内容)。

《大雅》五篇史诗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一.叙述了周人之始祖后稷出世直到武王灭商的一些史迹和传说。

二.有选择地描绘具体的事件，从而歌颂先祖的功勋，抒发了周民对先王的崇敬和爱戴之情。

三.周人史诗还有先祖神话的记述，如《生民》写始祖后稷的出生。

四.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治国思想，也是周人史诗的主要内容。

论述《诗经》的主要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