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汇总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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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一

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至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出现历经二十多年时间，国际众多经济学家将这段时间叫做大稳定时期。该时期也为难得一见经济增长高度乐观黄金阶段，除日本等为数不多国家，多种经济体经济飞速增长。该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国际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动力源泉，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虽说如此，到两千一零年以后，在诸多人眼中，金融危机迫使经济下滑也只为一个周期过度表现，各国家能够采取积极宏观调控手段，便可有效抵制下滑然后促使经济复苏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我国也意识到以前两位数增长到下滑，其实属于结构减速，当中存在很多新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就被叫做新常态，因而本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加以研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二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无疑是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本无“哲学”一词，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在当时争议颇多。例如，胡适认为，凡对人生切要问题寻求一根本解决的学问都可以叫做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冯友兰则认为，哲学本是西方名词，因此，讲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古代学问中选取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内容而叙述之。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则哲学这一名称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必须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自胡适以来，依照西方哲学来治理中国哲学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张岱年在写《大纲》时，首先分析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西方哲学只是这类学问的一个范例，而非其唯一的范例。凡是讨论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都可称作哲学。因此，中国古代的诸子之学、玄学、道学、义理之学都可归入哲学。张岱年对哲学概念的分析和厘定是深刻的，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岱年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的含义作了分析:中国哲学指中国系的哲学，也指中国人的哲学。前者是在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哲学，代表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而后者则指在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系的哲学、西洋系和印度系的哲学。由此，张岱年认为中国佛学是属于中国人的、印度系的哲学，不在他的论述之内。

《大纲》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开创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的先河。此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并不鲜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二者都是以人物的时代顺序为线索叙述的中国哲学史。而《大纲》以问题为线索，把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宇宙论又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则分为知论和方法论。而这些小的部分又包含若干“问题”，如本根论包含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和多元论，人生理想论包含仁、兼爱、诚及与天为一等；该分法按照中国哲学内含的条理，系统地把中国哲学表现出来。《大纲》以整个“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条理系统的构建，彰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及印度哲学的不同。该书虽然以为区分哲学与非哲学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叙述中国哲学却始终按照中国哲学固有的发展脉络。这正说明张岱年所作的中国哲学史是基于中国本位主义的。

张岱年虽然终生以研究中国哲学为己任，但对于中国哲学的内容，则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继承中国哲学中的精华，摈弃中国哲学中的糟粕。在《大纲》中，他以“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作为结语来总结全书，认为中国哲学中有“活的”内容，也有“死的”内容。前者是现在需要继承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抛弃的。中国哲学中“活的”内容包括: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没有西方哲学“自然之两分”之弊；承认宇宙有变易，也有条理；“反复”、“两一”的学说是非常精湛的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人生理想论，即对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注重知行合一，致知论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所谓“死的”内容指中国哲学中有害的、过时的内容。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有尚无薄有的倾向；人生理想有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忽略人群一体以及轻视知识的倾向。从张岱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态度既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文化批判继承主义，即要对中国哲学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张岱年在《大纲》的自序中曾认为其方法主要有四点: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我想这四点不仅是《大纲》的方法，也是《大纲》的宗旨、特点和贡献。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三

论文摘要：从书法艺术的历史入手,继而从中小学生在书法艺术中的审美兴趣和想象力、创造热情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书法教育的艺术价值,并提出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艺术教育的具体策略。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历经数千年的沉淀和发展,在世界艺术之林享有盛誉。中小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教育,不仅仅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客观要求,同时具有相当重要的艺术价值。

一、对中国书法艺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充分了解。

书法艺术在长远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具备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在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艺术教育的时候,就要对中国书法艺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充分了解。因为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艺术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写得一手好字,更重要的是了解书法艺术的历史发展轨迹,对其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艺术情操、艺术修养的训练与培养。

书法艺术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文字的起源。中国文字的发展,从甲骨文到后来的小篆,经研究发现象形字的比例不断降低,会意字与形声字的比例则在不断提高。这个过程中,文字纯象形的成分正不断地减弱,而符号化的成分则不断地增强;文字的形体也在不停地进行演化,书写的工具也由最初的刀刻演变为用笔写。然而有一点却是始终不变的,同时也是汉字在整个古体字阶段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即象形的特点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并且,我们不同阶段的祖先在将汉字实用价值进行充分发挥的时候,也在对其使用的汉字不间断地加工、进一步美化,使其更加规范;且主动对其形体美感方面的效果加强,令之更加具备装饰性和艺术性,提高其在艺术欣赏方面的价值。

这是书法艺术在初期阶段的发展历史。研究中可以将不同历史时期下人们所使用的文字作对比,从中了解到汉字发展演变的历程,引发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中小学生的学习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书法教育不仅是对汉字的书写结构、书写法度进行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对优秀作品的欣赏能力、以及优秀作品中精华的吸取。

二、培养中小学生书法艺术的审美兴趣,提高其艺术想象力。

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艺术教育,体味书法艺术的深厚魅力,在培养中小学生艺术审美兴趣、提高艺术想象力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是培养其艺术情操和艺术修养的'关键措施。

书法教育,指在教师的帮助下,使中小学生能够从整体上领略到各种书法艺术的样式美,即对书法线条的不同节奏和力度、质感及韵律、空间关系等美感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体验。对书法艺术而言,线条即是生命。因此,指导学生得到书法艺术中的线条具备的深厚内涵的体验,是书法教育的重要任务。

如同舞蹈艺术里的基本步法,以及音乐艺术里的基本音阶一般,书法艺术内的线条是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线条力度的刚与柔;横竖的曲与伸;笔画间的异同;笔锋的隐与显;以及运笔的疾与徐;提按和轻与重;体态的动与静等等,皆会产生出不相同的韵律感与节奏。

由于线条本身所具备的质感,以及其对空间的分割所带来的节律,都能够使欣赏者产生不同的美感。比如:楷书书法中的线条使人产生庄重沉稳的感觉,欧书的特征是严谨险峻,颜书以敦厚雍容著称,赵书则具备流畅妩媚的特点;而隶书的则是强劲方正,有些是枯涩古朴,有些是秀美高雅;行草书里的线条以变化莫测为特征,万千的仪态将线条丰富的韵律感和节奏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可以说,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其鲜明的节奏、无穷的意味,所表现出的艺术力并不低于一曲优美的音乐。

总而言之,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是由韵律和节奏两个方面所构成的,对中小学生实施书法艺术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充分自由地发挥其想象力,在指导下通过挥动其手中的笔墨,细致观察,将不同的线条加以对比,自由地理解和体验,最终达到体悟于心、提高艺术审美兴趣和艺术想象力的目的。

在理解体验的基础上,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教育,能够培养其对书法艺术的创造热情。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而言,理解体验是继承,创造即是创新;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教育,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扬光大,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中小学生的艺术情操和艺术修养。

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艺术教育,首行要培养其对书法艺术创作的自信心,以及在书法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所能够获得的自由之感与趣味性,指导者要帮助中小学生在娱乐的过程中,逐渐地掌握书法艺术的不同技法。

毛笔的灵活运用是书法艺术教育的关键,教育中需要使学生通过笔墨的自由挥动,充分领会各种不同笔法所表现出的不同效果,包括中锋、侧锋、铺毫及提按、顿挫、转折等;而运笔速度方面的差异,则可以带给学生以轻盈、快捷、沉重、缓滞等各种不同的感观。这些不同的审美体验,并不仅仅只局限于行草书等作品,而应当渗透进入各种不同书体的每一笔每一划,帮助学生们充分体验不同笔速下线条所表现出的力度、枯涩、苍润等不同质感。下一步则可以让中小学生体验在创作中灵活运用手指手腕的快乐感觉。书法艺术被誉为纸上的舞蹈,只有在对手指、手腕进行灵活运用的基础上,操作毛笔工具在纸面间翻转、顿挫,表现轻重、疾徐等不同特性,才能够创作出仪态万千、具有审美价值的书法艺术作品;而对腕力熟练的掌握运用,才能够使笔法更加灵活,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才会更加地自然生动,具备打动人心的魅力。当学生们在创作过程中体会到自由之感与趣味性,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自信心也随之越来越强,继而更加充满自信的挥运笔墨,体会到更深一步的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如今的书法是以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而存在的。对中小学生进行书法艺术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对其艺术修养和素质的培养,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技能训练。训练技能是培养艺术素质的一种措施,书法艺术教育要通过技能的训练,使中小学生获得审美兴趣,提高其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热情,才能真正体现其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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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婥琴.现代书法艺术教育的价值嬗变——以小学书法艺术教育为研究视阈[j].艺术探索,,(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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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友来.加强书法教育提高学生素质[j].吉林教育,2008,(26).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四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五

活跃于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界的食货派，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这个学派中的学人，人生轨迹或政治理念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几乎无人言及他们的学术。新时期以来，人们逐渐把食货派的政治理念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分开，重启对食货派的研究，呈现出由冷变热的趋势。但从对该学派的相关研究成果看，虽然从多个层面对食货派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缺乏对食货派的灵魂人物陶希圣学术转向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只有将陶希圣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脉络中，对其学术历程中的转向进行系统梳理，才能深刻认识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曾眷、连士升、沈巨尘等一批青年学子景然相从，迅速形成一支气象殊异、引人侧目的食货派的原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进行探讨，以期推进食货派的研究。

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史学向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转型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渐次兴起的，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国共合作破裂而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次政治大转变激发了人们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重新认识。陶希圣指出:“在今日，与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不如对中国社会加以深刻的观察。要解决问题，须先知问题之所在，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绪论但是，中国社会乃是过去社会演进的结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单观察目前社会是不够的，所以要深刻认识现实的中国就必然要求人们回顾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两个问题都是中国社会运动的苦恼期中，所引起过的。它们同时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当时学者们的一项共识就是:“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于是，各个政治派别及关心现实历史发展的人都出来发表意见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胆提出他自己的主张，并各是其是“对于这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霎时间，探讨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论著大量涌现。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创办《读书杂志》，在创刊号上特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讨论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发可贵的探寻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起了关键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被马克思应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其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马克思唯物史观经过李大钊的广泛介绍，1929年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同样是受这个规律所制约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次重大变革，开一代风气之先。唯物史观被视为科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风靡一时，成为一种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匙”。学术界普遍运用唯物辩证法，沿着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不过，对研究者来说，所面临的远非兴奋，而是混战得一团半蓦“这几年来，虽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来解剖这谜样的社会，并且曾经过了好几次的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者，但结果仍是各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觉得‘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叹!

二、学术界对社会史论战反思的特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

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

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一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芯”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一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

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迂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踩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稽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

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允‘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决算”。叫绪论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一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屏，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旧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卿》、《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7时法读本》等。

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

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

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

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而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一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

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右派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一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宇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附言》这段话明确地表明陶希圣已决意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史论战者划清界限，开始逐渐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史料收集和专题研究上来。这一丛书计划准备收罗以下的编著:通论中国社会全部或一时代的变化过程的;对中国时代或问题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附言》陶希圣先后编校组织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六部: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中国中古时期的田赋制度》、全汉异《中国行会制度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曾眷《中国古代社会》(上)、陈啸江《两汉经济史》。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论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着重通过经济要素和社会组织的深入考察来探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如果说论战中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史的叙述限于史料的不丰富而显得薄弱，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很大的加强，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为充实，更具学术价值。这套丛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渐渐跨过粗略笼统的“概说”阶段，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全貌。

为了迅速摆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陷入政论的状况，扩大史料的搜集，改变学术界忽视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拟创办一种“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了《食货》半月刊的研究旨趣与筹建食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的方法:“一、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史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或足够解答一个问题，整理成文不论宇数，都可在这里发表。二、多举事实，少发空论，不谩骂，更绝对不做政论。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或特定问题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货学会的会员。四、食货学会的会员对中国经济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进行，使工作不致重复，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会员应当随时分配工作交换成绩。”网至此，陶希圣决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货》半月刊的创办和食货学会的筹建当中去，倡导搜集史料，倡言学术的合作，培植学界新人，学术界的一场“食货运动”便由此浸浸而起。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六

5.1.2艺术品鉴定估值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

5.1.3建立相关监督机构。

5.2大力培养专业人才。

5.3逐渐培养艺术品保险业务合作伙伴。

5.4建立艺术品损失数据库。

5.5积极拓展私人艺术品保险市场，拓宽销售渠道。

6结语。

参考文献。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七

我国船公司经营现状我国船公司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目前在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本缺乏,这已成为制约公司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由于缺乏资本,导致船公司规模普遍较小,难以发挥规模优势,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国船公司欲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求生存、谋发展,必须突破资本缺乏状态以及由此造成的“瓶颈”效应,探索适合国情的'多种经营方式,而船公司联合经营的策略选择即是其中之一.

作者：张良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湖北,430063刊名：中国水运英文刊名：chinawatertransport年，卷(期)：2002“”(4)分类号：f5关键词：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八

当前，南通正值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准确理解与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找准对工业经济的新认识、新定位、新举措尤为关键。

一、“新常态”在南通工业经济中的具体表现。

“十二五”以来，南通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主要指标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好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南通工业经济运行也呈现出换挡转型期的一些“新常态”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工业运行总体平稳但增速下降。从增加值看，，南通规模工业完成增加值2583.9亿元，是“十一五”末(1722亿元)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14.5%，高于全省平均3个百分点，占全省的比重从8.1%提升到8.8%;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3%，比“十一五”末(50.4%)提高0.9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占比1.6个百分点。从产值看，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成为继苏州、无锡、南京之后，省内第四家跨进“万亿俱乐部”的城市，20达到11352亿元，是“十一五”末(7482亿元)的1.52倍。但同时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下降态势，年南通规模工业总产值的增幅(12.6%)相比“十一五”末(23.2%)回落了10.6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十一五”末的16%下降到2013年的12.6%，回落了3.4个百分点。

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转型趋缓。从主导产业看，2013年，南通纺织服装、轻工食品、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及装备、海工船舶等六大主导产业总产值达到10010亿元，是“十一五”末(6739亿元)的1.49倍，年均增长率达14.2%。但六大主导产业增速总体呈逐年回落趋势，增幅从的24.1%回落至2013年的12.4%，与规模工业增长基本保持一致。通过产业占比分析，六大主导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亦呈逐年下降态势，占比从20的90.1%下降至2013年的88.2%。从新兴产业看，2013年，全市六大制造业新兴产业实现现价产值3404.2亿元，是“十一五”末(1615.8亿元)的2.1倍，年均增长率达到28.1%，高于全市平均13.1个百分点。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30%，比“十一五”末(21.6%)提升8.4个百分点。新兴产业逐渐回归理性发展，增幅从年的31.4%逐渐回落至2013年的25%。

三是企业规模整体提升但发展受限。2013年，南通规模企业4964家，其中亿元企业2098家，比“十一五”末(1463家)增加635家，增幅达43.4%;1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173家，比“十一五”末(87家)增加86家，整整翻了一番。从工业百强企业看，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3550亿元，比“十一五”末(2291亿元)增长55%。但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融资难、用工短缺等问题有增无减，使得企业盈利空间不断收窄。具体来看，尽管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依然存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综合融资成本超过10%。受宏观调控转向影响，个别企业难以脱身，出现资金链、担保链、债务链断裂现象。

四是发展活力保持强劲但支撑不足。2013年，南通完成工业投入1856亿元，增长14.3%，总量继续保持全省前列，比“十一五”末(1530亿元)增加326亿元。其中，设备投资从“十一五”末的831亿元提升到2013年底的1269亿元，增长了1.53倍。但同时，由于国际、国内市场长时间低迷，实体经济投资意愿减弱，环境资源约束加强，项目招引难、项目源不足、项目建设周期拉长等制约工业有效投入的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新开工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21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65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发展的后劲。

二、“新常态”下工业经济面临的形势研判。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上述矛盾与问题，既是错综复杂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经济结构矛盾凸显和增长速度换挡的客观反映。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新兴经济体又遇到新的挑战，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分化，全球复苏进程缓慢艰难，增长动力微弱不足，实现经济复苏、可持续、平衡增长任重道远。7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了0.3个百分点;9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下调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预期，意味着世界经济复苏比预期艰难。在此背景下，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受各种生产成本上升、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出口面临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增长从持续高速降至中高速甚至中速已经成为发展的“新常态”。可以预见，伴随着工业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过去已经持续十年左右的工业高速增长周期将在“十二五”末期进入尾声。纵观“十三五”，工业经济发展主要面临4个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出现下降，而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将出现下滑。同时，虽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投资，但收入水平、分配结构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决定消费长期增长趋势的根本性因素并未发生变化。二是产能过剩的压力。根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其中，钢材产能过剩40%，电解铝过剩58.4%，家电过剩30%，电视机过剩90%，纺织、服装产能过剩超过100%;绝大多数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70%，有些行业利用率不到40%。三是区位吸引力下降的压力。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下降将使得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减少。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工业强国纷纷通过促进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来巩固或进一步提升其已有的生产效率优势，促进制造业回溯。东南亚和部分南美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开始显现，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增强。四是要素条件趋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4个“更加突出”：劳动人口供给下降问题更加突出。

通过分析经济形势，我们既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当前经济运行持续健康、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稳中求进仍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经济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对稳增长持续发挥作用。从南通具体情况看，通过近年来的调结构、促转型，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都在发生积极变化，加之陆海统筹配套改革的深入，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整体经济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们要积极主动适应增速换挡、经济转型这一“新常态”，努力在转型升级中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三、适应“新常态”的主要举措。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南通工业经济适应“新常态”、落实“新举措”、推动“新发展”，重点在“挖掘潜力、增添动力、形成合力、激发活力、保持定力”上下功夫、求实效。

(一)挖掘潜力，巩固“稳”的基础。

坚持“能快则快、好中求快”的目标取向，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稳住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确保工业经济在合理区间稳健运行，主要指标赶超序时。查漏补缺。逐月逐旬跟踪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密切关注减量因素，分析原因，及时应对，填补缺漏，稳住运行。放大存量。密切跟踪船舶、纺织、化工等行业走势，详实掌握应税销售200强企业以及年新增销售5000万元以上的增长点企业发展质态，加大推进和扶持力度。扩充增量。紧紧抓牢船舶海工、新材料、机械等超5亿元重大工业项目，完善重点项目挂钩服务制度，及时会办项目建设困难和问题，力促项目快竣工、早达产。

(二)增添动力，提升“投”的质态。

积极抢抓陆海统筹、长江经济带、沿海开发等发展机遇，努力化解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企业投资意愿减弱的矛盾和问题，一切以项目为核心，不断增强工业经济增长的发展后劲。抓好项目储备。围绕培育新增长点，抓紧完善超亿元工业项目计划，合理确定工业投入导向指标，细化工作思路。突出工作重点。针对工业投资增长乏力问题，引导各地进一步明确规划定位，加快推进苏通科技园、滨海园区、南通高新区等载体建设，着力招引一批重大储备项目，加快推进一批在谈前期项目，不断增强工业投资动力。优化审批服务。加强跟踪检查，定期通报各地项目审批时效情况，督促各地精通业务，努力缩短磨合期。引导审批权限承接有力、业务较为熟练的先进地区总结经验做法，在面上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典型引路，推动各地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各地承诺办理时限缩短。

(三)形成合力，加快“调”的步伐。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工业创新智造和绿色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高端化发展。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发展“310工程”，推进六大主导产业和七大新兴产业做优、做高、做强，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慧型经济”，从“要素红利”转向“创新红利”，确保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占比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不断优化。推动信息化发展。抓住“智慧城市”建设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城市经济，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园和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促进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着力培育互联网领军企业，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推进智慧融合应用。统筹把握，有序推进智慧交通、社区、卫生等民生应用项目，确保在建设中实现共享、共赢，“市民卡”项目争取年底前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服务化发展。积极向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积极推动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加速聚集。充分利用铁路、航运、空港等枢纽节点，构建集疏运体系，打造重点物流基地。推动绿色化发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经济、法律等手段，深入开展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和第三轮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推动特色化发展。强化特色打造，把做强做大特色产业板块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快特色产业基地、特色“区中园”和配套园、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充分发挥特色载体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不断壮大区域特色板块经济的规模。

(四)激发活力，创新“转”的举措。

围绕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用得起”的服务，努力构建“强市场、好政府”的新优势。加快服务转型。认真落实提升服务效能减轻企业负担意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在精政简权和服务转型的同时，更加注重搭建平台，建立服务“直通车”制度，力所能及为企业降低成本、减少行政收费，切实提升服务质态和水平。强化政策创新。在抓好现有政策及时兑现的同时，研究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产业扶持政策，注重定向发力、有的放矢，着力解决交叉重叠、使用分散，重分配、轻管理、轻绩效等问题。创新政策资金使用方式，逐步转向以补助奖励等无偿拨款为辅，创投、风投、贷款风险补偿等有偿使用为主的方式，切实发挥政策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加强要素保供。用电上，优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推进大用户直购电。总结推广重点用电企业电费预结算试点经验，力争更多企业得到实惠。资金上，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增加银行资金供给，挖掘企业有效需求;同时做好企业资金链风险的防控和化解工作，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保持定力，谋划“新”的工作。

20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要坚持谋划明年和研究“十三五”并举，一手抓好指标平稳开局，一手搞好“十三五”谋篇布局。保持发展势头。当前，南通工业经济发展仍处于扩量提质阶段。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仍需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充分认清形势，坚持工业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准确把握区域产业新特征，以稳中求进为基调，向改革创新要动力，正确处理增长与结构、增速与质态、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加快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并进、服务经济与绿色制造统筹发展，着力实施新主导产业培育、新特色载体打造、新增长点带动工程，精准发力，定向施策，不断推动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平稳开局。着手制订明年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考核导向、任务分解、体系建设等方面紧跟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及早摸排明年全市超亿元以上新开工、结转、以及达产达效的项目，梳理省、市级新增长点企业(项目)情况，为明年工业经济的发展添砝码、注活力。精心谋划明年的工作思路，力争在规模培育、项目建设、载体打造、要素保供、政策创新、融合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有所建树，引导工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确保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科学谋划“十三五”。深入开展调研，围绕船舶海工、纺织服装等重点行业，围绕技术改造、大企业培育等重点工作，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产城融合等重点领域，理清思路、及早谋划，抓紧开展“十三五”规划相关编制工作，引导南通工业经济在“新常态”下提档升级、行稳致远。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九

(一)拥有可贸易性要素优势。

首先，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成本要素。总体而言，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的人工成本、交易成本较低。同时，上海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保税物流园区(待批)开展转口贸易，在关税及其他税收上享有优惠，可大大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其次，上海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贸易中心功能要素。具体表现在：一是上海口岸外贸的增速高于上海外贸的增速，形成上海外贸与上海口岸外贸的比值自2003年以来逐步下降。二是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呈上升态势。从历史数据来看，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2000年为14.7％，从2001年起上海口岸外贸占全国外贸的比重上升到23.8％，以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06年达23.9％。这一情况表明，随着全国、长三角地区市场国际化的推进，凸现了上海城市的口岸功能作用，推动了上海的贸易中心功能的逐步提升。

上海口岸实际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其他指标，表明上海的口岸优势日益明显，其中上海转关的进出口额增长较快是重要原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日益发挥作用，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提供重要的航运功能基础。

(二)拥有可转口性要素——自然禀赋条件。

1、区位要素。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亚洲大陆东沿，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接长江入海口，长江与东海在此连接。上海正当我国南北弧形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临近国际航线的主航道，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居我国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人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2、国际中转功能。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首先，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国际航运发达，为发展国际中转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截至2007年底，上海港集装箱班轮航班达到每月两千多班。其中，远洋航线500班左右，近洋航线550班左右。截至2007年末，上海港拥有2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世界12大航区，与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建立了业务联系。远洋航线从上海始可以分别抵达香港、台湾(经第三地)、韩国、日本、东南亚、澳大利亚、以色列、地中海、西北欧、南非、南美、美国东西岸等地。近年来，洋山深水港建设增强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中转功能，上海港的集装箱国际中转量逐步上升，集装箱国际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的比重已经由历年的2％上升至2007年的49％。

(三)拥有可转口性要素——城市服务魅力。

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是形成上海口岸的可转口性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延伸了转口贸易产业链，形成了可转口性的产业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全国性商业网络平台，商业信息聚集，可获性强，市场秩序良好，交通网络发达；二是人才荟萃，专业资源密集，信息科技发达；三是跨国公司集聚，国际化程度高。201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5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金融、商贸、物流、房地产增加值达到4800亿元左右，在全市服务业的比重超过60％。信息服务、航运服务、会展旅游、中介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增加值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实现增加值达到2300亿元。上海城市的服务配套能力增强，提升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能力，提高了转口贸易的服务质量和国际竞争力，形成上海口岸可转口性的魅力。

(四)拥有可转口性的开放要素——转口贸易集聚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拥有发展转口贸易的初步条件，正在筹建中的空港保税区物流园区将在功能、结构上成为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潜在地区。这些地区具有国际上发展转口贸易地区的通行优势：一是临港区位优势，保税区、保税港区邻近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港的重要集装箱港区，能停泊第三、四代和第五、六代集装箱船舶，保税区、保税港区中的保税物流园区具备仓储物流、货物分拨、国际采购等功能，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空港枢纽功能正在逐步完善，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运输环境。二是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区内进出口货物享有免税、免证的优惠，尤其是在保税物流园区内，不仅拥有相当于“境内关外”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金融、监管等服务方面有较宽松环境，为发展转口贸易了提供较自由的环境。国内保税区利用政策优势开展转口贸易各有成功之处，例如，转口贸易方式就占了深圳保税区进出口的半壁江山，充分说明利用保税区仓储转口优势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力非常大。

上海发展转口贸易也存在一定的瓶颈。一是管理基础薄弱，上海尚未建立起转口贸易方式的统计指标体系，表明上海经济中转口贸易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对上海城市功能建设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二是发展基础较差，从事转口贸易需要强大的国际贸易基础和国际航运(特别是国际中转)为后盾，不仅要求有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联系，而且要求有大量的贸易、金融机构的集聚，就这些基础条件而言，上海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离形成转口贸易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三是政策优势不到位，保税区、保税港区虽然已经具备了准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条件，但离发展转口贸易所需的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政策环境尚有一段距离，保税区、保税港区难以形成转口贸易规模化的发展。四是发展的传导性不强，四个中心建设对发展转口贸易的传导机制、途径尚未形成。例如，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建设处于前期阶段，金融开放度尚未形成支撑转口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发展转口贸易需要的金融离岸化运作条件尚未形成。此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与转口贸易功能的互动发展不足，上海目前只是国内的贸易中心，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对外贸易功能框架。要发展转口贸易，必须形成由国内对外贸易中心向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国内(埠际)对外贸易功能向转口贸易功能的跨越式发展。

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是上海港口的国际中转功能。城市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重要标志就是其转口贸易占城市国际贸易较大的比重，而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航运国际中转的比重。从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通过发展航运中心国际中转功能推动城市的转口贸易，从而推动城市贸易中心功能的发展。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的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上海港主要以国内转运服务为主，其服务半径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约占上海港吞吐量的90％，上海港尚未离开历史上的埠际中转功能框架。上海港的国际中转率较低，香港、新加坡的港口国际中转率达50％以上。上海港要以4％的国际中转率推动规模化的转口贸易，并形成转口贸易——港口国际中转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基础。由于航线配置、监管、开放度的原因，仍然无法吸引中转、转口贸易，上海港作为国际枢纽港的功能仍不完善，缺乏保税服务、异地拼箱、多地区多国拼箱、国际联合快运、外贸公共支线的保税运输等多种功能，区港联动的低自由度限制了临港增值服务的范围，制约了国际班轮再次开展国际中转和国际转口业务。

二、发展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与可转口性要素分析。

(一)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

在商品贸易中，决定其可贸易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是内在要素，如生产成本、流通成本、销售管理成本；二是外在要素，如关税、税收、市场的可容纳性等。在服务贸易中，可贸易性的内部要素主要有服务能力、服务技术条件、服务的经济成本、服务的制度因素等；外部要素主要有外部市场的接受能力，服务的.销售收益等。

转口贸易的特点决定了其可贸易性，它首先体现在供给方的商品成本上，其中包括供给方所在的经济腹地的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销售成本。其次是经营主体的交易、服务能力，即经营主体是否能通过无形的服务将有形的商品买入和卖出，其中买入的商品包含了有形商品贸易的内在和外在要素，而售出商品则包含了附加服务的内在和外在要素。因此，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商品贸易可贸易性要素和服务贸易可贸易性要素的综合。同时，转口贸易的可贸易性要素是该城市的服务功能、贸易功能与经济腹地生产能力的总体体现，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要素的集中体现。

1、独占性条件和优势。从香港和新加坡发展转口贸易的经验分析，其转口贸易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禀赋。例如，新加坡具有地处国际航运战略要道——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区位优势，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与西方经济强国之间贸易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地，有“东方十字路口”的美称。香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要道，又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东亚经济增长成为香港发展转口贸易的重要腹地和市场，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连接亚洲与欧洲之间时差的国际时区。此外，香港、新加坡的深水港为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新加坡的良好自然禀赋成为其发展转口贸易的首要基础条件。

2、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保证，为发展转口贸易提供货物自由流动、企业自由运作、资金自由进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例如，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年年稳居《世界经济自由报告》(economicfreedomoftheworldreport)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的榜首。其开放的经济体制和自由港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商品自由进出制度、自由企业制度、资金自由流动制度、人员自由进出制度、经贸促进体制等六个方面。

3、港口和商贸的信息化建设。要建设一个拥有转口贸易功能的现代化国际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发展港口的信息化至关重要。例如，新加坡着力建设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中心信息平台，形成港口信息网与贸易信息网两大电子信息网络系统，并延展出去，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1990年，新加坡建成全国统一的贸易信息网，把全国5000多家国际贸易机构连接到同一网络中，把商贸企业、银行、运输等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贸易交易网络平台。港口信息网把航运界、政府各部门、港口用户、港务集团等7000家用户联系起来，同时向世界其他港口延伸，形成年7000万宗以上的交易量。

4、良好的服务环境。首先是良好的行政服务环境，海关等行政服务部门的高效率运作为企业提供了快速、便捷、简化的办事环境，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其次是良好的市场服务环境，发展转口贸易需要中介、金融、物流、运输等市场服务，特别需要与转口贸易相关的一些离岸操作服务，如银行离岸结算等，香港、新加坡的服务业发达，服务规则与国际接轨，为转口贸易提供了周全、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转口贸易企业的高效运作。

三、培育上海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

上海推进转口贸易功能建设的核心是针对现存的问题，进一步培育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成长，形成转口贸易的可转口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扩大上海转口贸易的规模和能级。

(一)构建国际枢纽港，促进可转口性的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推动转口贸易。

上海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就要建成国际化的枢纽港口，其关键在于促进上海国际转口的可转口性流通服务要素的成长，以促进上海向腹地市场的商品要素在中转地的自由流动，降低商品要素的国际流通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时间成本。

1、推动枢纽港货物集散政策。目前洋山港虽然定为保税港区，但与香港等中转枢纽港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货物资金还没有正常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货物的集散。对此，应探索和争取在洋山保税港区实行类似于“第二船籍登记制度”的船舶登记制度，即对于我国承运人实际经营的远洋船舶到洋山保税港区进行登记给予优惠政策，通过聚集船东吸引各种航运要素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积聚，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散功能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实施外资班轮沿海捎带重箱政策，目前国内沿海干线捎带重箱只允许国资班轮公司进行操作，对外资班轮尚没有开放，这就使得外资班轮挂靠上海港再通过支线转运至长江、沿海港口的成本增加，无法大量开展转运业务。

2、加大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力度，提高上海港的国际中转比重。运用各种优良服务和开放手段，有利于上海吸引国外著名船运公司班轮直接挂靠，有利于建立密集的航班，从而形成集装箱运输干支线网络，促进国际中转功能的形成。外商航运机构、国外著名船运公司在上海的集聚，有利于上海港吸引大量外国中转货源，大量船运公司的集聚将进一步带动贸易公司的转口贸易，提高上海的转口贸易比重，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的提升。

(二)发展保税区、保税港区国际、国内转口贸易，促进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集聚区要素的成长，关键在于提升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等集聚区内的自由化程度，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机制和管理体制，推动区内的自由贸易、离岸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形成吸引商品、信息、转口贸易商等可转口性要素集聚的软环境。

1、实施保税区、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港的转型的若干政策。一是离岸金融政策，实施区内资本自由进出，贷款利率自定，货币自由兑换等金融自由政策。进一步在保税区、保税港区内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推进转口贸易的离岸结算、结汇管理。二是自由贸易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品自由进出，免除进出口关税，简化报关手续等自由贸易政策，加快总部经济的推进，形成航运总部经济与贸易总部经济融合，推动转口贸易的发展。三是货物自由流动政策，在保税区、保税港区的保税物流园区内营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宽松、流通自由”的环境，简化转口贸易的办事环节和程序，对国际中转、转口货物监管实施舱单管理模式，拆箱理货的货物，申报后重新核销舱单、制单。

2、吸引国际企业向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聚，开展转口贸易。在保税区的基本政策的框架下，增加国际贸易、离岸金融和期货交割点的内涵，带动国际企业人驻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带动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的国际中转、转口贸易。

(三)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

上海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要素的成长是指优化转口贸易的口岸服务，形成口岸服务的透明化、创新化，推动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

1、口岸服务的透明化。推进以转口贸易统计为抓手的转口贸易管理体制、机制构建工作，形成海关、外贸、统计等部门统一的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功能开发打下体制基础。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转口贸易的市场运作机制提供导向，形成为转口贸易服务的各种咨询、信息等中介服务体系。

2、口岸服务的创新化。一是就现行政策中有关发展转口贸易的各种条文进行总结、归纳，使政策更好地为实践服务，推动上海转口贸易。二是以浦东先试先行，为优化口岸服务提供体制和制度依托，深化落实浦东外汇改革“九条措施”，营造良好的金融氛围，积极引进更多的国内外物流、贸易企业落户上海，扩大转口贸易。三是深化推进“大通关”建设，一方面加快“电子口岸”建设进程，促进货物便捷通关，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海关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改善服务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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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

我国经济基本面已表现出质的变化，走上经济发展新型轨道。面对新时期的到来，也随之表现出诸多长久性、全面化改变。经济持续发展也有赖新动力的推动，人民群众、政府与企业也务必要有新的举动与理念。如果说稳增长是立足当前，调结构是处于发展过程中，那么促改革则是放远眼光，用长远眼光审视国家的发展变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紧抓长久发展改革的大旗，所以也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动力来源，要匹配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处于经济发展大背景下，我们会更加明确感悟我国规则制度、价值选取与行为特征新常态改变。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不再单单局限于客观方面，还呈现出一种战略性心态与思维，也就是结合主观意识对经济态势予以评估。我们也仅可以说这种新常态是动态性变化的，是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变革的。

当前我国部分企业纷纷转战外国办厂，这并非是因为家乡条件不够好，原因是综合成本飞涨，迫使其不得不迁往国外。虽然这仅是个别例子，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生产成本逐渐磊高这也是事实。企业日子越发不好过，以往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是依赖我国产品成本不高，但是现在却并非如此。一边企业不得不面临各种成本增长，另一边还要面对产能过剩的尴尬局面，而这对于我国相关行业持续发展与投入能力无疑是有害无利的[1]。纵观我国发展整体与国际经验，经济增长步入到转换阶段，最大特征便是速度下降，而效益上升;新常态下则是以经济结构促进再平衡，增长动力促进转换，明显表现出：

其一，在动力结构当中资源、人力粗放减缓，重视技术革新。

其二，在需求结构方面投资变少了，而消费率升高了，消费俨然变成需求增长新主体。

其三，在收入结构方面企业收入比例下滑，但居民收入比例却是升高的。

其四，在生产结构上制造业与农业占比减少，而服务业占比增加，同时服务业大有取代工业变成经济新增长点的趋势。通过这几方面不难看出新常态下先进科学生产力不断涌现，而比较落后的传统生产力会逐渐淡化，这不但会促使生成新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但同时也在让部分行业陷入窘境，需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我们务必要把握新常态所带来的机遇，把握在新常态下那些土地、劳动力与资本潜力未被充分开发，技术革新脚步大幅迈进，庞大的消费升级市场，四化融合与城镇化发展的'巨大潜能等机遇。要使这些潜能都得到充分挖掘，就应当全力重视与做好改革工作。此外，我们还应全面促进开放式经济水平的提高，培养新竞争实力，由理论与实践双方面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二、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首先，资本市场。在《经济评论》中罗琦立足资本市场层面对新常态带来挑战进行研究。本国资本市场当前还维持在虚拟和实体发展不均衡，低效益与粗放式管理的状态，花费高收入少情况并不少见。新常态背景下，应当对投资人回报制度予以不断完善，并对投资人加强保护，以推动安全投资及利率市场式发展。

其次，国际贸易。李卓教授站在该视角下对中国向外开启经济新常态加以分析。他指出，我国具有超过二十年对外开放历史，以往对外开放严重缺少完整性与广泛性，而新常态环境中，要保持以前有利的部分，立足内部，将比较优势充分体现出来，把重心放在内源研发与技术革新上面，要从内而外创新。要对新常态特质把握有度，认清主体、可用工具与发展目标。以往是政府主导赶超型对外开放式，新常态下，外贸可仍然沿袭以往，对外输出产能。应当全面深入国际贸易之中，确保扩张式外贸，加大外部资金引入，并结合国际金融模式变革，处在新常态前提下谋取新发展。

再次，货币政策。肖卫国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

二是传统货币政策对保就业、稳增长应对能力不强，如存款的基准利率与准备金减少效率不高等。他认为新常态模式下，应重点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二是建立起货币政策的操作体系，对市场主体进行改革，促使利率步入市场发展模式，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予以规范，进而打通实体和信贷资金甬道。

综上所述，逐渐完善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框架历经超过三十年高速发展，gdp竞赛与规模扩大，已经脱离物质稀缺及缺少活力僵局，取得明显成就，当然随之而来也有些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在经历与克服一段时间时候，正式步入存在结构调整、高速发展、公平分享及创新驱动等特质的新发展时期。这也是我国努力实现国富民强过程中需要持有高度耐心与不懈努力的时代。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我国发展也会更表现出战略思维平常心，即立足长远眼光，高瞻远瞩并不懈奋斗，以及为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富足生活。

参考文献：

[2]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3]王桅.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沈阳干部学刊，2015.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一

中国经济法学是一门历史较短的学科。经济法学说史宜采用两分法和分期特例来进行分期。两分法是以1992年为界,1992年以前是中国经济法学的萌芽时期,亦称“经济法学说老诸论;”1992年以后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时期,亦称“经济法学说新诸论”。经济法学说的分期特例是“国家调节说”。

经济法在中国有着30年左右的开展历史，经济法的开展来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中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立构成的强大合力。

自政革外放以来，中国的法治进程随着国度工作的重心转移和对外开放而步入最初阶段，直到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出台。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法学说存在着几种有影响、有代表性的经济法学说，虽然这几种学说本源于传统体制下固有的观念和观念，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依然有意无意地传承着历史上经济法固有传统，断断续续地坚持着经济法的实质属性，因此它们列中国经济法的开展起过奠基性的作用。

从变革开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出台前，中国经济法学说有综合经济法学说、纵横经济法学说、经济行政法学说、纵向经济法学说、学科经济法学说五种。

综合经济法学说以为经济法作为综合的法律部门所占领的位置是重要的，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它没有本人特定的调整对象和共同的调整办法。综合经济法学说把经济法看作是由调整对等的社会经济关系、行政管理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综合构成的，这样就把经济法变成了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法律，这是不恰当的对等的礼会经济关系、行政管理性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三种详细的社会经济关系已分别由民法、行政法和劳动法加以调整，这在理论上已达成共识，在理论上已成为常规。假如综合起因由经济法调整，势必扰乱现有的法律体系。综合经济法学说，是当时中国在既没有民法，也没有行政法和劳动法，更没有经济法的特殊背景下提出的一种经济法学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构建了未来中国经济法律体系的大致轮廓和根本框架。它还对过去笼统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加以剖析，详细分为对等的社会经济关系、行政管理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并指出这三种详细的社会经济关系采用不同的法律办法加以调整。这种学说没能在上述详细剖析的根底上进一步科学地、明白地指出其中调整行政管理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可能就是经济法，但指明了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除了调整对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民法和调整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劳动法以外，还有一利调整行政管理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在当时，这种认识是富有创见的。

纵横经济法学说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并在中国有所改良和开展。纵横经济法学说把经济关系分为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但是过火夸张和强调两者存在的联络以致于要使两者到达统一，并且是把横向经济关系统一到纵向经济关系之中并最终消解于纵向经济关系之中。纵横经济法学说的本质就是：把纵向经济关系凌驾于横向经济关系之上并使之混淆；把国度管理经济的`行政办法凌驾于其他一切办法之上并使之混淆。这种观念是过去高度集权的方案体制的反映和产物，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顺应的。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是开展商品经济而不能否定商品经济，是使企业独立自主于政府而不是从属服从于政府，是减少行政管理，扩展市场调理。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市场取向而不是方案取向。因而，横向经济关系必将不时地别离、独立于纵向经济关系。纵横经济法学说看到了不同经济关系特别是纵横经济关系的联络，但过火强调了这种联络以致于舍本逐末地看待纵横经济学说。

经济行政法学说以为行政权利在经济范畴的活动集中表现为经济行政，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国民经济行政管理中所发作的各种关系，即国度行政机关在对国民经济实行方案、组织、管理、监视、调理和干预中所构成的各种联络。这种学说把国度干预同等于行政干预，视行政干预为经济法的中心，并进而把经济法归属于行政法，最终否认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行政法学说过火强调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性质和请求不尽相合。但相对其他学说来讲，经济行政法学说比其他各种经济法学说更深入、更系统。经济行政法学说抓住了经济法最中心的内容，就是把经济法与政府干预分离起来，以为经济法的实质在于运用行政法律手腕处理经济问题，经过行政权利活动调整经济管理关系，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独一需求处理的就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科学了解的问题。

纵向经济法学说以为经济法只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说只调整国度在管理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它一直坚持经济法只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这与调整横向经济体系的民法区别开来。它没有把纵向经济关系了解为行政权利管理经济关系，又有认识地试图防止同行政法的纠葛。坚持经济法只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这一点来说，纵向经济法学说比任何其他经济法学说更地道、更彻底。坚持经济法只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天文解和系统地论述和开展这种纵向经济关系。

学科经济法学说以为经济法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国度制定和公布的经济法标准，二是指在理论上构成的经济法学科。从法律标准上看，经济法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从学科上看，经济法是一门必要的学科。学科经济法学说是从历史上的经济法提炼总结出来的。学科经济法学说对经济法的了解深受历史上统制经济法的影响并囿于统制经济法之内。历史上存在的统制经济法是经济法的一种“病态现象”，井不是真正的经济法。在市场经济的垄断阶段，在市场经济自在竞争根底上构成的具有自觉无序性和垄断、不合理竞争等限制竞争性质的社会关系，提出了对社会经济停止宏观调控和维护竞争的普遍请求，要满足这种普遍请求，仅靠过去那种暂时性的、个别性的、行政性的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必需停止经常性的、普遍性的法律的调整，在这种状况下，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从行政法中别离出来，这个法律部门就是经济法。学科经济法学说以为，学科经济法的任务就是研讨经济法规运用各个根本法手腕和准绳对经济关系停止综合调整的规律。国民经济关系的确是一个范围普遍的范畴，但是在这些范畴中的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使法律的综合调整作用显得特别重要。而完成对某一些范畴综合调整的任务不是一个部门法所能承当的。经济法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劳动法这些“根本法”的详细化，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只调整国民经济的某一个方面的经济关系，所以经济法不可能是对行政法、民法和劳动法这些根本法的“兼收并用”，经济法调整也不可能发挥行政法、民法和劳动法等各个部门法的综合调整作用。

总结五种经济法学说，能够发现它们的趋同，这种趋同就是综合经济法学中的“行政管理性的经济关系”、纵横经济法学说中的“纵向经济关系”、经济行政法学说中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纵向经济法学说中的“纵向经济关系”，以及学科经济法学说所以为的经济法是“应用国度强有力的行政权利对经济实行干预的法规总称”。这种趋同成为经济法学界共同的关注焦点，后来的《民法通则》的公布更有力地促成了这种共识。五种经济法学说在变革开放初期给经济法学界提供了最初经济法建立的思想根底，对中国经济法开展的奠基作用是无须置疑的。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二

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性的,它打破了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等传统上人为的科际疆界.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不仅针对其他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他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又势必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保持距离,这注定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精英性与超前性.注定他必须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市场需求的利用.此外,他借以存身的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与市场化,以及现今学科间的壁垒,都构成了中国语境文化研究的诸多阻碍.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作者：藏策作者单位：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300073刊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huainanteacherscollege年，卷(期)：20068(1)分类号：g04关键词：文化研究中国语境学科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三

民间书法这个概念，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二者是相对而言。比如民间书法经常相对的是文人书法、官方书法和书法家书法。它们不光具有阶层色彩，还带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隔，比如官方书法常常相当于主流书法。有时候民间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太随意、太土气、不入流、不雅观、缺少传统规范和法度。也有时候官方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大路货、太正统，或一味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所以，这些概念的使用，关键是要看带入的语境，相比较的对象，价值判断的指向，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简单地说真正的书法在民间或者说在官方，其实都是错误的.、偏颇的。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然往往于排斥对立中互补共存、相互依赖。

民间书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书法历史上，有些书法类型，有些书法家，是受到官方或朝廷提倡推广的。比如“二王”，欧、颜、柳体等，它们几乎都是先由书法家书法和文人书法演变而成官方书法。而大量的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至今尚未收藏发掘完结的碑帖等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当代的“毛体”曾经风靡全国，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欣赏和模仿研习，却随着政局的变化而逐渐消退。这既是典型案例，又是特异案例。

民间书法，从表面上看，一般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然而，我倒是觉得，其实不好以地位、身份和出身高低来划分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的。一个普通平民，写得一手直逼真迹的“毛体”，他是官方书法还是民间书法？他当然是官方书法。对于书者，你可以说他是民间书法家；对于书法，你可以说他是官方书法。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往往是一个悖论的存在，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又往往有一个含混的边界，甚至交叉地存在，复合地覆盖。往往很难简单地划分论定。

在古代，官方朝廷并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它们对于民间书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往往是难以否认的。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得到了无比繁盛的发展，民间书法精品受到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并且加以推行宣传，蔚为风潮，壮观不已。在山东的邹县、莱州等地发现的摩崖作品，许多是民间书法瑰宝和艺术奇葩，对传统的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许多著名书法家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借鉴，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一个有机构成。反过来，又推动刺激了民间书法文化艺术的发展演变。

中国书法起源于民间，篆隶楷行草的形成和演变，都是极好的证明。民间是书法的来源或源泉，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碑帖资料，一直就是书法家研习的对象，它们是书法的文化宝库和丰富艺术资源所在。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都从民间书法吸收艺术丈化养料，都高度重视从民间书法矿藏得到技艺创新的借鉴。

当今书法界，加上善书者和爱好者，人群庞大，光怪陆离，林林总总，这是信息化和大众文化时代加上商业大潮搅动之下必然的现象，不足为奇。然而，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也不失为具有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可能的提议和指向。

（选自8月28日《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6．下列对“民间书法”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民间书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具有阶层色彩，属于非主流书法，常常带有贬义。

b．民间书法，相对于官方书法而言，一般表现为随意、土气、不入流、不雅观、不符合规范和法度。

c．民间书法是一个历史范畴。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的碑帖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

d．民间书法，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一旦其身份地位阶层变了，也就随之变为官方书法。

a．民间书法，有着对官方书法的补充作用。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但却常常在排斥对立中相互依赖。

b．民间书法，对官方书法起推动作用。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发展繁盛，其精品受到官方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

c．民间书法，对传统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摩崖作品中的精品，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有机构成。

d．民间书法，为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提供了技艺创新借鉴的艺术资源，让他们从中吸收艺术文化养料。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有些民间书法奇葩可以变成为官方书法，而有些官方书法也可能退变成民间书法。

b．那些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太正统，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的官方书法，不是真正的官方书法。

c．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的边界往往是含混不清，很难简单划分论定的。它们之间有时交叉存在，复合地覆盖，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

d．当今书法界存在离奇杂乱的现状，只有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才会使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成为可能。

6．c（a．“常常带有贬义”错，原文说“有时带有贬义”，“要看带入的语境”。b．“一般表现为随意、土气、不入流、不雅观、不符合规范和法度”错。d．“一旦他的身份地位阶层变化，他就随之变为官方书法”，原文无此意）。

7．b（“民间书法，对官方书法起推动作用”错，原文是说：官方朝廷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对于民间书法也起了推动作用）。

8．c（a．“有些民间书法奇葩可以变成为官方书法，而有些官方书法也可能退变成民间书法”错，原文无此意。b．这些官方书法虽有不足，但仍是官方书法。d．“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是一个可能，但不是唯一条件）。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四

摘要:本文立足于中国股市发展历程中的，来尝试说明当前股市特点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将我国的股票市场分为了四个发展阶段，然后又介绍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规模。在回顾股票短短几十年的历程中，结合新时期我们股市的问题，以及“十二五”规划，给出我国发展八点建议。

关键词:股票市场结构制度。

从改革开放思想提出到市场经济的建立，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金融市场也从没有到有，单一到多元。中国的股市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从飞乐音响到上海深圳交易所成立到股权分置改革到创业板，到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证券市场在推进我国企业改革、募集资金、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重要部分。

新中国证券市场三十几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见证中国股市一书将中国股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为探索、发展、规范与跨越。探索阶段(1978～1992)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大地上全方位的改革方针，计划经济的全面转型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在论“资”论“社”中，80年代的债券市场起步了，到柜台交易的出现，再到沪深两市的先后建立，再到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启动证券市场的第一次大发展，推动的中国证券市场的起锚。发展阶段(1993～1998)，在总结了证券市场初期监管不足、法律漏洞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国务院在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从体制保障了证券市场的基础。证券市场由区域性市场向着全国性市场迈进;证券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投资主体不断丰富;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推进了国际的发展步伐和证券市场的功。规范阶段(1999～2004)《证券法》施行，确立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总体框架;对证券市场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上升到了战略高度;探索国有股减持，为全流通做准备;股票发行制度由审批制度过渡到核准制;上市公司治理和规范成为中国证监会的工作重心;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有条件受理，司法救济大门开启;呼之欲出的问题股权分置、股市尚属单边市。跨越阶段(2005～2012)，证券市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成效;实行新老划断，证券市场融资功能快速恢复;上市公司质量得到全面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双向提速”;创业板上市、股指期货推出、融资融券开始;监管工作日趋完善，自律各方协力共赢。

截至月21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2494家，上市股票数量2580只，总股本达到31795.28亿元，股票市价总值达到亿元。沪、深两市规模如表1所示。

从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的发行，到今天上市公司达到2494家，股票市值20多万亿，中国股市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虽然中国的股市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其中也伴随的不少的问题。这里不仅有资本市场本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也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政治、经济问题。结合几个问题的阐述，具体分析一下。

(一)股票市场有没有触底。

从20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股票市场一路高歌前进，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创下了中国股市的最高点6124点。而后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大小非”的解禁，股市又掉头下行，仅在20已经就跌幅高达70%左右。经过了两年的左右的盘整，股票市场的低迷局面在今天依然持续，股市的底部依然没有清晰。虽然目前代表a股蓝筹的沪深300的平均市盈率大约是10倍，但是其并未意味股价足够便宜、估值过低。

把a股蓝筹的沪深300中，权重占比甚高的16家银行，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拿出来，其它288家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就一下子跳升到了17倍以上。再进一步看，在这沪深300只蓝筹股中，市盈率在35倍以上、盈利亏损的有80家，15～35倍的有99家，而15倍以下的为121家。也就是说，在沪深300中，这18家超级公司赚了73%的钱，却只承担了43%的市值;反过来讲，其他其他的的280多家公司只拿到总盈利的27%，却要对应57%的市值。对于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市值相对较小，同时其利润又相对较大。而其他一些业绩较差，市值又被炒作的公司，被这种市场的平均主义所掩盖。从整个市场的市盈率去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处于底部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股票市场的欺诈与投机。

回顾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其中不难找出各种投机的案例，这里不仅有钻制度漏洞，还有违法操作的事件。我们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过高，也就是交易过多。通过低吸高抛，从价格差中获取利润。从“8·10**”，为了一张“股票认购表”，排队哄抢。原本准备三天发行抽签表，结果半天就卖完了。到“3·27国债期货”事件，国债期货事件是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以至于有段时间提到期货就让人联想到欺诈、疯狂混乱，“327国债券期”货事件无疑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到“5·19”股票市场放量上涨，95%以上股票的涨幅超过50%。经证监会的同意，沪深两市限制在两市交易的股票、基金类证券类交易涨跌幅度，涨跌最高为10%。再到琼民源证券欺诈第一案;“康赛案件”发生的现实土壤和暴露出的制度缺陷;银广夏财务造假的“王牌”;苏三山的最离奇的虚假信息案;亿安科技的庄家强势操控;pt水仙的从旗帜到退市。

中国股市的这种现象不仅和股民趋利性有关，还与证券市场的只能做到的.机制相关，更于证券市场的监管有关。

(三)股票市场结构失调。

股票市场中，新股发行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虽然实行核准制，但任以实质核批为主，核准周期较长，标准不统一，发行核审效率较低，暂停融资还一度成为中国证监会调控市场的一种方式。证券公司、评级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发行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

三、发展展望。

中国的资本市场才发展20多年，对市场经济来说，我国的才刚刚起步。相比较欧美等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投资价值发现集资等功能发展并不完善，而是出现层次不协调、运行不合理、结构单一等问题。本文结构历史问题，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以及股票市场发展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规范发展主板和中小板市场，支持中小企业运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企业发展，如何让优质的中小企业也能顺利上市去融资，去探索、规范中小板市场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很有必要的，对推动股市市场功能发挥有重要意义。

第二，逐步引进创业板，提高市场效率，建设多次复合型资本市场。逐步引进创业板进入进入中国市场，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选择。

第三，扩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与美国的otc市场相比我国的otc市场不仅单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还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推动我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是适应市场的融资需求，也是构建多层次市场的必然要求。同时，去对其发展进行有效的监管，使其良性发展。

第四，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所谓国际板指境外企业在中国a股发行上市的板块。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a股上市后，因其“境外”性质将被划分为“国际板”。国际板正在成为继创业板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创新的又一个大市场。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的发展，确实体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新进展。在目前境内外投资渠道仍被隔绝，需要通过qfii和qdii作为中介来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时候，先行一步把国际上知名的企业引进来，让境内投资者可以在家门口投资于国际著名企业，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五，完善不同层次市场间的转板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各层次市场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在创业板和主板与中小板之间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对流机制，并相应更改目前主板和中小板的退市条件，特别是对于中小板企业，如果盈利能力出现大幅下滑乃至亏损，不应等到3年连亏之后才进入退市程序，而是应尽早向其他市场转板，以警醒上市公司改善业绩。与此相似，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如果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达到主板和中小板上市规则要求，就应当允许其申请转板，以最大限度发挥资本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天然效用，最终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健康运行。a股市场现行的退市制度是一个冗长而低效的过程。从企业连续两年亏损给予st警示开始，再经过半年宽限、给予*st警示到最终退市至三板市场，一个企业从不再创造价值到真正退市，中间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缓冲。即便这样，最终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也为数极少。更多的时候是垃圾公司钻规则的空子，借助真真假假的重组吸引投机资金大肆炒作，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在市场经济领域，优胜劣汰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素质的不二法门。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让市场保持长久活力。

第六，继续深化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积极探索发行方式创新，进一步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完善新股发行询价制度，提高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第七，探索建立优先股制度。优先股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化解了限售股的上市流通问题，一旦限售股成为优先股，那么证券市场成为少数人的“造富机器”和多数投资者的“财富绞肉机”这个困扰人们的难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优先股制度是一项多赢的制度，既能让市场健康走牛，也能促进上市公司融资，还能让a股市场变成投资者的福地。

第八，健全退市制度，坚持优胜劣汰，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和投资者回报机制，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增加现金分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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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五

摘要：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总额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艺术品市场交出这份可喜成绩的同时，艺术品保险却尴尬缺位。相关数据显示，艺术品收藏面临很多风险，民间收藏家由于保管不慎导致的艺术品损失的案例比比皆是。收藏者对保险的需求得天独厚。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保险对于艺术品的重要意义，接连发文推进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品保险呼之欲出。然而，在人保、平安、太平洋陆续试水艺术品保险之后，市场对于其所推出的产品保持谨慎观望态度。艺术品保险市场也没有迎来预想之中的蓬勃发展迹象。

首先，本文界定了可保艺术品的概念。可保艺术品由可保利益原则发展而来，同时结合艺术品本身属性，应具有权属清晰性、价值性、和唯一性。同时对艺术品保险市场，按照需求不同进行了细分。分为了私人收藏、企业收藏、国家收藏和展馆暂时陈列收藏。该分类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同时，本文阐述了为何艺术品保险采用定值保险形式，以及定值保险在实务中的优缺点。

本文还从产品角度，将中外艺术品保险在承包范围、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理赔方式几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对比过程中发现，我国艺术品保险主要沿用了传统财产险、货运险的相关条款规定，显然这种简单的套用是很不合理的。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应该具有一定的创新，在这方面安盛私人艺术品保险合同给我们提供了参考。本文在附录中翻译了部分安盛私人艺术品保险条款，作为未来市场产品优化升级的参考。

纵观艺术品保险发展历程，从新险种的推出到市场完全接受需要10-的时间。

我国艺术品保险起步已有7年，仍面临着诸多发展问题：保险公司的相关服务缺失，导致了除损失补偿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无法发挥；艺术品市场赝品横行、缺乏独立的估值鉴定机构，导致承保阶段，无法核实艺术品的实际价值；我国文物修复人才匮乏，受损后的艺术品不能得到修复服务；私人投保艺术品保险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如何对私人风险进行控制成为困扰保险人的一个难题；博物馆主要依靠财政收入，没有营业结余，无力购买艺术品保险。

本文在最后给出了相关建议：发展艺术品保险需要国家立法完善、保险公司发展配套服务、艺术品市场提供独立的鉴定估值服务、收藏界提高保险意识等。

关键词：艺术品保险防灾防损估值鉴定人才培养。

目录。

1导论。

1.1选题背景。

1.2研究意义。

1.2.1实践意义。

1.2.2理论意义。

1.3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创新之处与不足。

2艺术品保险的相关理论基础。

2.1可保艺术品的'界定。

2.2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划分及依据。

2.3艺术品保险与定值保险。

2.3.1定值保险的内涵。

2.3.2定值艺术品保险的优缺点。

3艺术品保险市场现状。

3.1我国艺术品保险市场现状。

3.1.1艺术品保险市场的相关政策支持。

3.1.2艺术品保险市场的经营主体。

3.1.3艺术品保险市场的外部环境。

3.2国外艺术品保险发展历程。

3.3主要艺术品保险产品对比。

4艺术品保险难以推广的原因。

4.1供给方角度分析。

4.1.1艺术品赝品泛滥、真伪难辨。

4.1.2难以有效确定艺术品价值。

4.1.3专业人才缺失业务难以开展。

4.2需求方角度分析。

4.2.1公共艺术品保险需求分析。

4.2.2私人艺术品保险需求分析。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六

摘要：在当前温室效应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简单，还需要政府、企业、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本文首先分析了低碳经济的内涵、意义及影响因素，其次就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之路进行了探究，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以供他人参考。

关键词：低碳经济；发展；温室效应；能源。

近些年来，全球变暖、能源枯竭、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情况日益严重，世界各地方政府和人民都高度重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已成当务之急。

1低碳经济的内涵、意义及影响因素。

1.1低碳经济的内涵。

随着世界工业的不断发展，对能源的消耗巨大，同时生产等活动产出的温室气体影响自然环境，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人类未来必然会面临能源枯竭以及自然环境愈演愈烈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低碳经济被提出。所谓低碳经济是一种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很大区别的经济发展模式，本着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理念进行生产活动，创新新技术、开发新兴能源，通过节能减排来遏制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恶性影响。具体是要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积极运用新兴能源，从而避免能源枯竭，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保护好人们的生活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1］。

1.2低碳经济的意义。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由传统手工生产模式转变为机械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的转变，加大了人类对地球能源的消耗。工业生产、人们生活都离不开能源，如石油、煤炭等，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用多少就少多少，并且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对地球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近些年来，“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等词汇出现的逐渐频繁［2］，温室气体带来的是天气恶劣变化、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淡水资源大量消耗，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改善，那么未来人类避免会走向灭亡。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低碳经济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发展迅速，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是对国内资源的不断索取，自然环境的不断破坏。在新时期下，只有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低碳经济，才能改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道路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1.3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

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指的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具体包含以下几点：

（一）资源禀赋。资源禀赋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生产格局的重要因素，同样也制约低碳经济的发展。如在低碳经济中，离不开那些清洁能源和新兴可再生资源，这方面资源多，那么低碳经济发展就比较快速且稳定，这方面资源少，那么低碳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同时，资源禀赋还应该包含一个国家的碳汇能力，像一些森林、绿化面积十分大的国家，就能够自己处理、过滤、消除大量温室气体［3］。

（二）低碳技术。低碳技术也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低碳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低碳经济发展速度。一方面体现在对现有能源技术的优化，降低现有能源消耗过程中产出的温室气体，或通过技术来降低消耗量，再或者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等。另一方面是对新能源的开发技术，如目前较为主流的风力、太阳能等。总之，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低碳技术的支持，只有不断的进行创新，才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引领全人类走向低碳时代。

（三）低碳产业。过去我国主要产业的生产方式都是以消耗化石能源为基础，而这种产业结构，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所以，要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目前，低碳产业和我国的生活密不可分，如太阳能产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太阳能热水器。

（四）低碳管理。低碳管理具体指的是政府对低碳经济发展做出的管理工作，如为促进低碳技术发展出台的扶持政策，如保障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应法律法规等。只有通过低碳管理，才能保证低碳经济有条不紊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全民养成低碳意识［4］。

中国司法制度研究论文篇十七

第二节文献综述。

第三节研究思路与内容。

第五节研究创新与不足。

第一编列宁民族理论的要义。

第一章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与“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理论。

第一节承认民族自决权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

第二节民族自决权的目的是促进“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

第三节民族自决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绝不是多余的。

第四节民族平等和民族联合统一而不可分割。

第二章列宁的联邦制国家理论。

第一节“自治制是我们建立民主国家的计划”

第二节联邦制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有其合理性。

第三节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走向集中制国家的“过渡性步骤”

第四节联邦制国家是苏联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的形式。

第二编列宁民族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第三章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

第一节没有东方各民族的援助,世界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

第二节民族问题的中心在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第三节苏俄是援助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和中心。

第四章中国共产党为获取民族自由接受来自苏俄的政策。

第一节只有奉行列宁的民族政策才能获取真正的民族自由。

第二节苏俄能够以诚意、热情和实力援助中国革命。

第三节苏俄对中国是“没有侵略野心”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