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优秀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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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一

记录南宋遗闻轶事、典章制度，并记及都城胜迹杂录，十卷，周密撰。《武林旧事》成书於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南宋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瞭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如“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於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

今有：《武林旧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武林旧事》裴效维选注，学苑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版;《武林旧事》中华书局《中华经典随笔》版。

《东京梦华录》。

记载北宋都城开封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十卷。南宋孟元老撰。孟元老，原名孟钺，号幽兰居士，开封人。生卒年不详。据《宋会要辑稿》及苏辙等人著作，可知他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二十余年。生平事迹不见他书记载。现在仅能据其自撰的《东京梦华录》序，了解其生平大概。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

《东京梦华录》十卷，约三万言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一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如：卷一记载东京内外城的规模，河道桥梁的分布，宫内门殿阁的座落;卷二、卷三、卷四所述开封各街巷各种商店、货摊，名目繁多的的食品和酒楼、夜市;卷五、卷六记载京瓦伎艺和娶妇、育子、正月元旦朝会、立春元宵等各种节令民俗。其中“娶妇”条记述由由起草帖到婚后新女婿到女家拜门的经过;“育子”条记述孕妇临产前由娘家送衣物“催生”到来年小孩“周岁”的种种讲究，可以考证古今风俗的演变。卷六、卷七中记载的皇帝出行仪制、看百戏的情景、亦可补《宋史·礼志》之阙。

由于《东京梦华录》对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均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探索那个时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更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东京梦华录》也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为以后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东京梦华录》邓之诚注，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2年版;《东京梦华录笺注(上下)》伊永文箋注，中华书局版;《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东京梦华录》贵州人民出版社版;《东京梦华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梦梁录》。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都市面貌、市民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二十卷，南宋吴自牧撰。吴自牧，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中“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当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书中所署“甲戌岁中秋日”(即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疑是传抄有误。

该书仿效《东京梦华录》体例，记载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和寺观、学校等情况，如卷一：元旦大朝会、立春、元宵、车驾诣景灵宫孟飨;卷七杭州、大河桥道、小河桥道、西河桥道、小西河桥道、倚郭城南桥道、倚郭城北桥道、禁城九厢坊巷;卷十六：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附诸色点心)、米铺、肉铺、鲞铺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都城的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其中卷十九“瓦舍”和卷二十“百戏伎艺”记述了讲唱文学的名目、演员人名和演出场所，为文学史研究留下极为宝贵的资料，如“百戏伎艺”中写道：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份，丽正门外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杆。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至损坏。

此条所记杂技名称达数十种，还有踢瓶、弄碗、花鼓、弄熊、藏人、烧火、吃针等，可见此时已有大型魔术和驯兽等表演。另外傀儡戏又分为悬线傀儡、杖头傀儡和水傀儡等门类，极为丰富。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说郛》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梦梁录》符均张社国解说，三秦出版社“历代名家小品文集”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年版。

《游宦纪闻》。

记载宋代历史轶事、人物掌故、风土人情笔记，十卷，南宋张世南撰。张世南，《文献通考》作“士南”，字光叔，鄱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宝庆初前后(1225)在世。与刘过、高九万、赵蕃、韩淲诸人游。张世南系当时文献故家，曾随其父官于蜀，在蜀活动时间较长，自称“游蜀道，遍历四路数十郡，周旋凡二十年”，又尝官于闽之永福，游历浙闽。《游宦纪闻》就是他笔记半生游历的结晶。

《游宦纪闻》卷帙虽不多，仅十卷计一百零八条，但所包括的内容，却很广泛。举凡当代掌故，逸闻轶事，风士人情，文物鉴赏;以及艺文，小学，考古，历法，术数，医药，园艺等方面，均有所论及。而又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如：蕲春铁钱监、谒见刺字、赐绯借紫、高丽国使人状、杨临式等条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四库总目》称其为“多记杂事旧闻，为说部佳本之一”。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稗海》本，《说郛》本，

今有：《游宦纪闻》，张茂鹏等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游宦纪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1983年版;《游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版。

《枫窗小牍》。

记载宋代人物轶事、典章制度类笔记，二卷。南宋袁褧撰，子袁颐续。袁褧字尚之，吴县人(今江苏苏州)。早年为诸生，可是乡试屡试不第。晚年躬耕于谢湖，自号谢湖居士。工诗、文、书、画，与兄表、弟褒、袠及从弟砄、裘，时称袁氏六俊。书法俊迈，宗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又善画花鸟。诸生贡太学。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画山水潇洒，林丘掩映。任意写竹枝花朵，饶有生趣。卒年近八十。有《田舍集》及《奉天刑赏录》。《枫窗小牍》由其子袁颐续成，书名也由其子定名于渡江之后。其序云：“余迫猝渡江，侨寓临安山中，父书手定都为乌有，第日对窗西鸟，相省念旧，闻得数十事录之，以备遗忘。时晚秋萧瑟，喜有丹叶残霞来射几案。会录成，辄呼酒落之，名曰《枫窗小牍》”。

《枫窗小牍》多记汴京见闻，亦及临安杂事。有关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礼仪、风俗、政事、艺文等佚闻，可与史传相参较。如记张思训在仁宗时制作的浑天仪，可补中国科技史之阙：“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起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自执辰牌循环而出。余大王父赞善公尝入文明殿漏室中见之”。书中所记宋初到北宋末年徽宗朝户籍增长情况以及南渡初尚存的户籍，更为经济史中宝贵资料：“国初，杭粤蜀汉未入版图，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开宝末，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噫!可谓盛矣。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虏庭。今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视宣和已前仅减七百万耳”。

《枫窗小牍》有明万历年间刻本，《稗海》本，《知不足斋》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枫窗小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枫窗小牍》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枫窗小牍》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二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xx年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xx年版。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

诗词。

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

散文。

;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20xx年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xx年版。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xx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三

记录南宋遗闻轶事、典章制度，并记及都城胜迹杂录，十卷，周密撰。《武林旧事》成书於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南宋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瞭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如“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於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

今有：《武林旧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武林旧事》裴效维选注，学苑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小品选刊，20xx年版;《武林旧事》中华书局《中华经典随笔》20xx年版。

记载北宋都城开封都市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十卷。南宋孟元老撰。孟元老，原名孟钺，号幽兰居士，开封人。生卒年不详。据《宋会要辑稿》及苏辙等人著作，可知他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二十余年。生平事迹不见他书记载。现在仅能据其自撰的《东京梦华录》序，了解其生平大概。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

《东京梦华录》十卷，约三万言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1102一1125)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如：卷一记载东京内外城的规模，河道桥梁的分布，宫内门殿阁的座落;卷二、卷三、卷四所述开封各街巷各种商店、货摊，名目繁多的的食品和酒楼、夜市;卷五、卷六记载京瓦伎艺和娶妇、育子、正月元旦朝会、立春元宵等各种节令民俗。其中“娶妇”条记述由由起草帖到婚后新女婿到女家拜门的经过;“育子”条记述孕妇临产前由娘家送衣物“催生”到来年小孩“周岁”的种种讲究，可以考证古今风俗的演变。卷六、卷七中记载的皇帝出行仪制、看百戏的情景、亦可补《宋史·礼志》之阙。

由于《东京梦华录》对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均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探索那个时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更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东京梦华录》也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为以后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东京梦华录》邓之诚注，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2年版;《东京梦华录笺注(上下)》伊永文箋注，中华书局20xx年版;《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商务印书馆1959年初版;《东京梦华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东京梦华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记载南宋都城杭州都市面貌、市民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历史轶事类笔记，二十卷，南宋吴自牧撰。吴自牧，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中“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当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书中所署“甲戌岁中秋日”(即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疑是传抄有误。

该书仿效《东京梦华录》体例，记载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和寺观、学校等情况，如卷一：元旦大朝会、立春、元宵、车驾诣景灵宫孟飨;卷七杭州、大河桥道、小河桥道、西河桥道、小西河桥道、倚郭城南桥道、倚郭城北桥道、禁城九厢坊巷;卷十六：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附诸色点心)、米铺、肉铺、鲞铺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都城的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其中卷十九“瓦舍”和卷二十“百戏伎艺”记述了讲唱文学的名目、演员人名和演出场所，为文学史研究留下极为宝贵的资料，如“百戏伎艺”中写道：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份，丽正门外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杆。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至损坏。

此条所记杂技名称达数十种，还有踢瓶、弄碗、花鼓、弄熊、藏人、烧火、吃针等，可见此时已有大型魔术和驯兽等表演。另外傀儡戏又分为悬线傀儡、杖头傀儡和水傀儡等门类，极为丰富。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说郛》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今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梦梁录》符均张社国解说，三秦出版社“历代名家小品文集”20xx年版;《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20xx年版。

记载宋代历史轶事、人物掌故、风土人情笔记，十卷，南宋张世南撰。张世南，《文献通考》作“士南”，字光叔，鄱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宋理宗宝庆初前后(1225)在世。与刘过、高九万、赵蕃、韩淲诸人游。张世南系当时文献故家，曾随其父官于蜀，在蜀活动时间较长，自称“游蜀道，遍历四路数十郡，周旋凡二十年”，又尝官于闽之永福，游历浙闽。《游宦纪闻》就是他笔记半生游历的结晶。

《游宦纪闻》卷帙虽不多，仅十卷计一百零八条，但所包括的内容，却很广泛。举凡当代掌故，逸闻轶事，风士人情，文物鉴赏;以及艺文，小学，考古，历法，术数，医药，园艺等方面，均有所论及。而又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其中如：蕲春铁钱监、谒见刺字、赐绯借紫、高丽国使人状、杨临式等条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四库总目》称其为“多记杂事旧闻，为说部佳本之一”。

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稗海》本，《说郛》本，

今有：《游宦纪闻》，张茂鹏等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游宦纪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1983年版;《游宦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xx年版。

记载宋代人物轶事、典章制度类笔记，二卷。南宋袁褧撰，子袁颐续。袁褧字尚之，吴县人(今江苏苏州)。早年为诸生，可是乡试屡试不第。晚年躬耕于谢湖，自号谢湖居士。工诗、文、书、画，与兄表、弟褒、袠及从弟砄、裘，时称袁氏六俊。书法俊迈，宗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又善画花鸟。诸生贡太学。法米芾，与文征明齐名。画山水潇洒，林丘掩映。任意写竹枝花朵，饶有生趣。卒年近八十。有《田舍集》及《奉天刑赏录》。《枫窗小牍》由其子袁颐续成，书名也由其子定名于渡江之后。其序云：“余迫猝渡江，侨寓临安山中，父书手定都为乌有，第日对窗西鸟，相省念旧，闻得数十事录之，以备遗忘。时晚秋萧瑟，喜有丹叶残霞来射几案。会录成，辄呼酒落之，名曰《枫窗小牍》”。

《枫窗小牍》多记汴京见闻，亦及临安杂事。有关北宋后期南宋前期礼仪、风俗、政事、艺文等佚闻，可与史传相参较。如记张思训在仁宗时制作的浑天仪，可补中国科技史之阙：“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起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自执辰牌循环而出。余大王父赞善公尝入文明殿漏室中见之”。书中所记宋初到北宋末年徽宗朝户籍增长情况以及南渡初尚存的户籍，更为经济史中宝贵资料：“国初，杭粤蜀汉未入版图，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开宝末，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噫!可谓盛矣。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虏庭。今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视宣和已前仅减七百万耳”。

《枫窗小牍》有明万历年间刻本，《稗海》本，《知不足斋》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枫窗小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枫窗小牍》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xx年版;《枫窗小牍》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四

什么是“乐府”?它的涵义是有演变的。两汉所谓乐府是指的音乐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如《文选》于骚、赋、诗之外另立“乐府”一门;《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又特标《乐府》一篇，并说“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便都是这一演变的标志。六朝人虽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至唐，则已撇开音乐，而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新乐府》、皮日休《正乐府》等，都未入乐，但都自名为乐府，于是所谓乐府又一变而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则又离开了唐人所揭示出来的乐府的精神实质，而单从入乐这一点上出发，是乐府一词的滥用，徒滋混淆，不足为据。

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武帝。作为一个供统治者点缀升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关，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汉书?札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所谓采诗，即采民歌。同书《艺文志》更有明确的记载：

这件事，在文学史上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白居易说：“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采诗官》)其实，和周代一样，汉代也是采诗的。而从上引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采诗的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比周代还要广。两汉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者较能接受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也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歌民谣的作用，经常派遣使者“使行风俗”“观纳民谣”，甚至根据“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叙》)。这种政治措施，说明当时乐府采诗虽然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政治意图，即所谓观风俗，知薄厚;而在客观上也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记录、流传。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一百三十八首，这数字已接近《诗经》的“国风”，东汉尚不在内，但现存的总共不过三四十首。最早见于记录的是沈约的《宋书?乐志》，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有所增广。郭氏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下列十二类：(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这个分类很全面，也系统。汉贵族乐章载在“郊庙”一类，全是文人所作，其中惟《郊祀歌》的某些作品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如《练时日》之创为三言体，《景星》等篇之多用七言句，《日出入》之通首作杂言。汉乐府民歌则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杂曲”三类中，相和歌中尤多。在音乐上，这三类也各具特色。相和是美妙的民间音乐，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含有“丝竹更相和”和“人声相和”两种意思;鼓吹曲则是武帝时吸收的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作军乐;杂曲只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在写作年代上，郊庙歌辞中的《房中歌》最早，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作品;相和歌则大部分产生在东汉，其中题为“古辞”的，几乎全是“汉世街陌谣讴”;杂曲年代最晚，已出现不少文人的五言作品，可以看出民歌的影响。

班固虽不曾把那一百三十八首西汉乐府民歌记录在《汉书》里，但对这些民歌却也作了很好的概括，这就是他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现存不多的作品看来，包括东汉在内，这一特色确是很显著。这些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汉代土地兼并剧烈，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极惨重，农民生活异常痛苦。关于这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不能不承认：“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汉书?食货志》)，甚至与牛马同栏出卖自身及妻子作奴婢。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有不少对饥饿、贫困、受迫害的血泪控诉。如《妇病行》所反映的便是在残酷的剥削下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寒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残酷的剥削，竟使得这个做父亲的不能不违背妻子临终时的千叮万嘱，忍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汉书?贡禹传》说：“武帝征伐四夷，重敛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由此可见，当时许多贫民还有因口赋钱而杀害亲生子的，抛弃子女的惨剧也必相当普遍，是有其典型意义的，并不足为异。诗言两三孤子，到市求乞的是大孤儿，啼索母抱的是小孤儿。“塞牖舍”之“舍”即徘徊空舍之“舍”。牖舍连文，看似重复，但正是汉魏古诗朴拙处，像舟船、觞杯、餐饭、晨朝、门户等连用的例子是很多的(诗歌中的这种复词，唐以后始告绝迹)。

由于破产，大量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有的兄弟三人同在一个地主家干活，他们终岁劳动，却仍然衣不蔽体，如《艳歌行》：“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地主阶级的残酷性，也表现在对亲人的压榨、剥削上。这就是那著名的《孤儿行》所描写的。为了独占家财，兄嫂把亲骨肉看成奴隶，看成仇人，尽量役使他，折磨他，必欲置之死地。不是出外四处行贾，便是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吞、种瓜，什么都得干，而大冬天连双草鞋也穿不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是孤儿绝望的血泪控诉，也是作者和广大人民愤怒的谴责。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兄嫂的狠毒，实质上也揭露了剥削阶级凶恶的本来面目，并使我们看到私有财产制度是怎样把人变成了禽兽，这就是《孤儿行》的深刻意义。

《乌生》和《枯鱼过河泣》是两首奇特的寓言诗。通过乌鸦和枯鱼的遭遇曲折地表达了受迫害者的悲惨命运。《乌生》借中弹身死的乌鸦的自宽自解，指出即使是山中的白鹿、天上的黄鹄、深渊里的鲤鱼，也都难逃一死，不禁令人想起晚唐杜荀鹤的诗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也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阶级尖锐的实际斗争行为。在这方面，《东门行》和《陌上桑》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它们充分地体现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精神。《东门行》写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穷老汉：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首短诗形象地揭示了人民起来反抗的过程。“他家”四句是妻子的劝阻，在迷信的说法中也蕴藏着她对丈夫的爱情。“今非咄行”三句是丈夫的答辞，说是斩钉截铁。咄行，是说咄嗟之间即行，犹言“咄嗟即办”，也就是马上就走。这首民歌曾为晋乐所奏，但添上了“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一类封建说教，又抽去了“白发时下难久居”，换上“平慎行，望君归”这样一条“温柔敦厚”的尾巴，这就把一个逼上梁山的老百姓涂改成为后来一般评论家所说的“贫士”，大大地削弱了诗的意义。

《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这是一出喜剧，洋溢丰乐观主义的精神。全诗分三解，作者用别开生面的烘托手法让罗敷一出场就以她的惊人的美丽吸引着读者和观众：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写罗敷之美，不从罗敷本身实写，却从旁观者眼中、神态中虚摹，是有独创性的。这段描写，不仅造成活泼泼的喜剧气氛，同时在结构上也为那“五马立踟蹰”的“使君”作了导引。第二解是诗的主旨所在，写使君的无耻要挟和罗敷的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第三解写罗敷夸说自己的夫婿的事功和才貌，则又是一种机智的反击。这段夸说，也表现了作者的爱憎，罗敷越说越高兴，那使君自然越听越扫兴。“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喜剧便是在这种充满胜利快感的哄堂大笑中结束。汉时太守(使君)，照例要在春天循行属县，说是“观览民俗”、“劝人农桑”，实际上往往“重为烦扰”(见《汉书?韩延寿传》)、《后汉书?崔骃传》。《陌上桑》所揭露的正是当时太守行县的真像，所谓“重为烦扰”的一个丑恶方面，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它并不是什么故事诗，更不是由故事演变而来的故事诗，而是一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活生生现实作品。

(二)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在这一方面汉乐府民歌也有不少杰作。汉代自武帝后，长期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有的民歌通过战死者的现身说法揭露了战场的惨象和统治阶级的残忍与昏庸，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用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全篇都托为战死者的自诉，“为我谓乌”数句尤奇，真是想落天外。战死沙场，暴骨不葬，情本悲愤，却故作豪迈慷慨语，表情愈深刻，揭露也愈有力。“梁筑室”四句，追叙战败之因，见死得冤枉。

《十五从军征》则是通过一个老士兵的自述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兵役制度，据当时官方的规定是：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免兵役。但这首民歌却揭穿了统治阶级的欺骗，诗中的主人公足足服了六十五年的兵役，而穷老归来，仍一无抚恤，他的悲剧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八十始得归”，这并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而是客观真实。《宋书》卷一百载沈亮对宋文帝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可见这种现象，不独汉代，而是历代都有的。

我们知道，战争通常是和徭役分不开的，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流亡者的怨愤的呼声。他们有的是无家可归，如《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林何修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诗中提到“胡地”，显然与战争有关。《悲歌》更明言“欲归家无人”，只能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他们有的虽并非家中无人，却又是妻离子散。如《饮马长城窟行》便是写的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她的丈夫而辗转流徙在他乡的。“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读这些诗句，不禁令我们联想起唐人张仲素的《秋闺思》：“欲寄征人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在封建社会，人民所受的苦难往往是相近似的。

此外，《东光》一篇也是反对默武战争的，但含有游子思家的情调，士兵们并自称“游荡子”：“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由此看来，在流亡者的怀乡曲中当有不少士兵的作品，上述《古歌》等就很可能是。

(三)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抗议。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封建礼教的压迫也就随之加重。在“三从”“四德”“七去”等一系列封建条文的束缚下，妇女的命运更加可悲。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很少读到像《诗经》的“国风”所常见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只有《江南》是个例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乐府古题要解》说：“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也。”可能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古人常以莲象征爱情，以鱼比喻女性。它可能是武帝时所采《吴楚汝南歌诗》。

但是，更多的还是弃妇和怨女的悲诉与抗议。有的因无辜被弃，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此篇向来列入古诗，其实是“缘事而发”的民歌。张玉谷说：“通章问答成章，乐府中有此一体，古诗中仅见斯篇。”(《古诗赏析》卷四)可见即从表现手法上也可以看出它不会是文人的抒情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弃妇是如何冤屈：她勤劳、能干、柔顺，但她还是被弃了。作者巧妙地通过“故夫”自己的招供揭示了他的丑恶的灵魂。不难想象：那个新人的命运并不会比故人好些。

有逆来顺受的弃妇，但也有敢于反抗夫权，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女性，如《白头吟》。诗一开头就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纯洁，而对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话下。切身的痛苦使得诗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爱情理想。然而在那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这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这个倔强的女子终于不能不伤心得落泪原因就在此。

为了追求并实现“愿得一心人”的爱情理想，在这类恋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用火一般的热情和实际行动大胆地冲破礼教束缚的另一类型的女性。这就是《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和《上邪》所表现的。《有所思》的女主人公曾追叙和爱人初会时的情况：“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可见他们是自由结合，根本没理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当她听说爱人“有他心”后，便遏不住心头的怒火，我们看：“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爱是真爱，恨也就是真恨。“勿复相思”二句是转折语，想起对方平日说尽相思的话，更觉可恨，与《诗经?氓》中“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同一声口。《上邪》所表现的感情更为强烈：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是女子呼天以为誓。“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奇想，确是“短章中神品”。唐代民间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首，则连用六事，与此极相似。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自由恋爱也是说不上的，被牺牲的往往是女子。

除上述三方面的作品外，汉乐府民歌中还保存有少数讽刺统治者卖官的政治丑剧和权门豪家的荒淫生活的。前者如《长安有狭邪行》：“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便是刺的卖官鬻爵。卖官之风，西汉已有，但不如东汉之甚。《后汉书?桓帝纪》和《灵帝纪》都有公开“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的记载，灵帝并“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因而出现了无官职而有官服的所谓“衣冠仕”的怪现象。又诗言“仕洛阳”，洛阳乃东汉首都，也足证应该是东汉时作品。后者如《相逢行》，极力摹写那个少年家庭如何荣华富贵，好像是句句恭维、钦羡，其实是句句溪落，是另一种讽刺手法。对较好的官吏，民歌也有表扬，如《雁门太守行》写和帝时洛阳令王涣的政绩，表现了人民的爱憎分明。东汉乐府继续采诗，这也是一个明证。

总之，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它是两汉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它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四)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说：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这，为诗云尔。

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诗的作者和时代。这说明徐陵必有所据，才能这样言之凿凿。尽管由长期流传到最后写定，难免经过文人们的修饰，但从作品总的语言风格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尚看来，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只以太守求婚刘家一端而论，这在门第高下区分禁严的六朝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孔雀东南飞》深刻而巨大原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于：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

《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首先我们感到作者以无限同情的笔触全神贯注地从各方面来刻划刘兰芝这一正面人物。作者写她如何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特别是自始至终突出了她那当机立断、永不向压迫者向恶势力示弱的倔弱性格。在“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无理压迫下，她知道在焦家无法活下去，她起来斗争了，她主动向仲卿提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封建社会，被遣是最不体面最伤心的事情，但当兰芝“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时，却表现得那么镇定从容，没掉一滴泪，没有流露出一点可怜相。当她被遣回家，阿兄摆出封建家长的身份逼迫改嫁，阿母又不肯作主，她知道娘家也呆不下去，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内怀死志，而外示顺从，索性一口答应：“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从而摆脱了家人的提防，得以和仲卿密定死计，并最后达到誓死反抗的目的。正是这种倔强性格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其次，对另一正面人物焦仲卿，作者也作了真实的描绘。他和兰芝不同，所受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又是个府吏，因此性格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不为母亲的威迫利诱所动摇，并不顾母亲的孤单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终于走上以死殉情的彻底反抗的道路：“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仲卿和兰芝虽“同是被逼迫”，但二人处境毕竟不尽相同。兰芝一无牵挂，仲卿则思想感情上不能不发生某些矛盾，自缢前的“徘徊”是他应有的表现。

反面人物焦母和刘兄，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作者虽寥寥几笔，着墨不多，但其狰狞可恶，已跃然纸上。这些反面人物也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同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孔雀东南飞》是怎样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呢?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个性化的对话。对话，上述乐府民歌中已不少，但在《孔雀东南飞》中更有所发展，贯串全诗的大量的对话，对表现人物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兰芝和仲卿的大段对话不用说，即使是焦母、刘兄的三言两语也都非常传神。如“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便活活画出这两个封建家长的专横面目。

第二是注意人物行动的刻划。如用“捶床便大怒”写焦母的泼辣，用“大拊掌”写刘母的惊异和心灰意冷。这种刻划，在兰芝身上更加明显。特别值得我们玩索的是写兰芝“严妆”一段。被遣回家，原是极不光彩、极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做喜事一样地着意打扮自己，这就不仅巧妙地对兰芝的美丽借此作了必要的补叙，并为下文县令和太守两度求婚作张本，而且有力地突出了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但是，由于对丈夫的爱，兰芝内心是有矛盾的，所以作者写兰芝严妆时用“事事四五通”这一异乎寻常的动作来刻划她欲去而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复杂的心情。此外，如用“进退无颜仪”来写兰芝这样一人爱好爱强的女性回到娘家时的尴尬情形，用“仰头答”来写兰芝对哥哥的反抗，用“举手拍马鞍”来写兰芝最后和仲卿会面时的沉痛，所有这些，都大大地驾驶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第三是利用环境或景物描写作衬托、渲染。如写太守迎亲一段，关于太守的气派真是极铺张排比之能事。但并不是为铺张而铺张，而是为了突出这一势利环境用以反衬出兰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德和爱情。这种豪华宝贵，正是一般人，包括兰芝的母亲和哥哥在内所醉心的。关于景物描写。如用“其日牛马嘶”来渲染太守迎亲那天的热闹场面，用“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来造成一种悲剧气氛，也都能从反面或正面衬托出人物的悲哀心境。

第四个艺术特点是运用抒情性的穿插。在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里面，作者的话是很少的。但是，在关键性的地方，作者也情不自禁而又不着痕迹地插上几句。如当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又如当兰芝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写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作者已和他的主人公融成一体了，他懂得他的主人公这时的心情，因而从旁代为表白他们在彼此对话中无法表白的深恨沉冤。这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是有助于对人物的处境和心情的深入刻划的。诗的结语“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虽用了教训的口吻，明白宣布写作的目的，但并不令人起反感，也正是由于其中充满着作者的同情，带有强烈的抒情性。

前面说过，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结合。这也是《孔雀东南飞》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特点。诗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叶，鸳鸯相向，日夕和鸣，来象征焦仲卿夫妇爱情的不朽。这是对叛逆的歌颂，对斗争的鼓舞，也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从精神到表现手法，它都是浪漫主义的。我们知道，在民间流行的有关夫妻殉情的故事中，这类优美的幻想是颇不少的，如韩凭夫妇、陆东美夫妇，以及晋以后流行的梁、祝化蝶等。但见于诗歌，《孔雀东南飞》却是最早的。

此外，语言的生动活泼，剪裁的繁简得当，结构的完整紧凑，也都是这篇伟大的叙事长诗的艺术特色。由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孔雀东南飞》影响之深远也是独特的。自“五四”运动一直到解放后，它还不断地被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歌也有其更具体、更直接的巨大影响。许多作品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

这种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象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如此明晰，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线条作出如下的表述：

缘事而发”(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建安曹操诸人的古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由借用汉乐府旧题到摆脱旧题而自创新题，由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学习到成为一种创作原则，由少数人的拟作到形成一个流派、一个运动，这说明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代诗人的影响还是愈来愈显著的。

当然，事物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上升，文人们继承和发扬汉乐府的精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最初阶段他们并无认识，甚至敌视它，如哀帝时诏罢乐府，实际上便只是排斥民歌;到东汉初期，虽有所认识，却还未能将这一精神贯彻到创作中去，比如班固虽指出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特色，但他的《咏史》诗却不是这样的作品，稍后的张衡《同声歌》也一样。直到东汉后期才有个别中下层文人从事学习，如辛延年的《羽林郎》。而在建它以后，也还出现过低潮，特别是当齐梁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更是不绝如缕。但从总的趋势看来还是一直在发展。作为这一发展的高潮的，便是中唐的新乐府运动。《乐府诗集》将“新乐府辞”列为最后一类，其用意即在指明这一发展的结穴或顶点之所在。

其次，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如前所述，汉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在当时尚未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但自建安后，它的影响已日趋显著。如曹操的《气出唱》、曹丕的《陌上桑》、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便都是杂言，至鲍照《行路难》，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战城南》等歌行更是极杂言之奇观，也莫不导源于汉乐府。五言体的影响，比之杂言更早也更大。据现有文献，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诗是从东汉初就开始了的，如班固《咏史》。东汉中叶后则拟作益多，有的有主名，但更多的是无名氏的抒情诗，如《古诗十九首》等。到汉末建安，更出现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一直成为我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第三，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划，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为后代一切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仇兆鳌评杜甫“三吏”“三别”说：“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设为问答，此‘三吏’‘三别’诸篇所自来也。”这是不够正确的。因为陈琳的这种表现手法也是从汉乐府民歌学来的，而且“设为问答”，也只是一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批判现实通常是通过对现实作客观的具体的描绘，但有时也在诗的末尾揭示出写作的目的，这对于后来白居易的“卒意显其志”也有所启发。至于李白的抒情诗中那些出人意表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夸张，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它和汉乐府民歌的渊源关系。

汉代除乐府民歌外，还有不少未经当时乐府采集而不曾入乐的徒歌和谣谚。这些谣谚，是当时社会现实最尖锐、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都是有的放矢，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在这些谣谚中，有的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如《天下为卫子夫歌》：

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卫子夫是平阳公主家的歌女，后来做了汉武帝的皇后，她的弟弟卫青也做了大将军，“贵震天下”，人民因而唱出了这首歌。又如《五侯歌》：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

汉成帝封外戚王谭等五人为侯，因“同日受封，故世谓之五侯”。《汉书?王商传》说：“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这首歌谣正反映了汉代外戚骄横这一历史特点。

民谣中，也有抨击当时政治的腐败的，如《顺帝末京都童谣》：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又《桓灵时童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前一首讽刺东汉外戚权臣梁冀的作威作福，“死道边”指李固，“反封侯”指胡广等人(见《后汉书?五行志》)，但有其高度的典型性。后一首讽刺当时选举之滥，有名无实。

此外，还有控诉官吏的贪污勒索的，如《刺巴郡守歌》：

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迎，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为。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有的则揭露战争的破坏生产和兵役的不均平，如东汉桓帝时《小麦童谣》：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后汉书?五行志一》说桓帝元嘉中，凉州诸羌反，大为民害，“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老百姓男的拼命作战，女的在家生产，而官僚地主们却只不过用剥削得来的钱“买马具车”，这就难怪老百姓要怒形于色了。鼓咙胡，史家解释为“不敢公言，私咽语”，其实其中正包藏着一触即发的怒火。不久，黄巾大起义也就爆发了。

民谣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自具艺术特点。虽形式比较简单，语言也较少加工，但短小精悍，往往一针见血，具有匕首投枪的作用。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有的直叙其事，有的使用比喻或隐语，有的老辣，有的又很幽默。它对后代文人诗也有一定的影响，即如杜甫《大麦行》：“问谁腰镰胡与羌”，一句中自具问答，便是本于《小麦童谣》的。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五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六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版。

《鸡肋篇》。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墨庄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版。

《默记》。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挥麈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七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2009年中国少年儿童初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青少年必读丛书》编委会。该书短小精悍，幽默深刻。通常，它只用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幅情节生动的画面，中国古人的人生智慧也便在这幅画面上得以鲜明呈现。

内容简介。

古代寓言按照思想内容，又可以概括成三类。

第一类是以生动活泼的比喻讲出深刻的哲理，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智慧。中国自先秦开始，就出现许多哲理性很强的寓言，形成中国古代寓言的一大特色，其中有许多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如《杞人忧天》说明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气体;地不过是土块积成的，土块塞满了四方，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土地。因此，凭空怀疑天地将要崩坠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这一类故事当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如宣扬安分守己、因果报应的陈腐观点，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善于鉴别，给予必要分析和批判。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意义的。其中有些是针对时政，痛斥恶俗陋习的，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强取人衣》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的风气;《迂儒救火》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本书所收中国古代寓言，按照思想内容，可以概括成三类：

入本书的《庄子》中的《埳井之蛙》说明世界的广大，人们不可以囿于自己狭小的见闻而妄自尊大。《列子》中的《杞人忧天》说明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体，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气体;《画鬼最易》说明从客观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最难的.，非下苦功夫不可。而远离实际瞎说一气，则是容易的。

还有更多的寓言从反面辛辣地讽刺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种种表现，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些死抱住形而上学不放的各种丑态。《揠苗助长》告诉人们违反客观规律作出的愚蠢行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穿井得一人》说明进行调查研究，只凭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想，就难免不出差错;至于《郑人买鞋》里的郑人，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

第二类是具有“劝善惩恶”性质的，其中也有许多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啮镞法》说明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不惜伤害恩人是很卑鄙的;《何待来年》、《猩猩嗜酒》劝人有错就改，不要借故推托，明知故犯;《蜈蚣自大》、《恃胜失备》教育人们不要骄傲自满，盲目轻敌。

第三类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具有讽刺性的。《强取人衣》、《高昕嗜杀》揭示出世上恶人的巧取豪夺和极端残忍;《更渡一遭》、《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争雁》斥责了那种崇尚空谈，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辩的风气;《黠揉媚虎》、《山魅漆镜》指明了喜欢逢承、厌恶批评都会自食恶果;《迂儒救火》、《傅显》表现出拘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可笑。

此外，还有专讲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以及斗争艺术的，特别有几篇关于伯乐相马的故事，今天读起来更觉得有新的意义。

作品目录。

爱钱如命。

爱驴。

暗室。

百发百中。

扁鹊说病。

鹬蚌相争。

杯弓蛇影。

卞庄子刺虎鲍君神。

伯乐识骥。

不同的评价。

唇亡齿寒。

丑女效颦。

吹管的猎人。

此地无银三百两。

长竿入城。

楚王葬马。

鳄鱼的偏见。

大王降祸。

戴渊投剑。

打草惊蛇。

得过且过。

对牛弹琴。

坟间乞食。

法术。

焚鼠毁庐。

古琴高价。

高山流水觅知音。

哥儿俩。

割肉相啖。

公输刻凤。

公输为鹊。

公仪休嗜鱼。

更渡一遭。

悍牛和牧童。

韩娥善歌。

好酒被捉。

后羿射箭。

狐假虎威。

画鬼最易。

汉阴丈人。

虺

画龙点睛。

画蛇添足。

邯郸学步。

合种田。

河豚鱼。

井底之蛙。

季子投师。

刻舟求剑。

惊弓之鸟。

嗟来之食。

涓蜀梁。

胶柱鼓瑟。

纪昌学射箭。

假人。

桔生淮北为枳。

运斤成风。

棘刺母猴。

枯梧不祥。

可笑的南歧人。

……。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八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0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九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又称《玉壶野史》，十卷，北宋文莹撰。《玉壶清话》是文莹于神宗元丰元年(1078)作于荆州的又一部野史笔记，内容、体例与两年前所撰《湘山野录》、《续录》相仿。本书前八卷近一百六十条，杂记北宋开国至神宗朝百年间君臣行事、礼乐宪章、诗文逸事、市井见闻等;而第九卷《李先主传》、第十卷《江南遗事》，则详细记录了五代后期南唐政权“累世之隆替”、“圣贤治乱之迹”，是研究五代史和北宋史的珍贵资料;其中谈诗论文之语，清曹溶则冠以“玉壶诗话”辑入《学海类编》，显现它的诗话价值。

明初编修《永乐大典》后，逐渐散阙，仅得前五卷流传，天一阁范钦等人抄访得后五卷，遂合成十卷刊行。《玉壶清话》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称《玉壶野史》则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

今有：《玉壶清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年版;《玉壶清话》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年版。

《鸡肋篇》。

宋代考据辨证类笔记，三卷。北宋末年庄绰撰。庄绰字季裕，约宋钦宗靖康年(1126)前后在世清源(今福建泉州)人，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说是太原人(历史上太原也曾有清源之称)，误。生卒年均不祥，约北宋末前后在世。状貌清癯，人目为“细腰宫院子。”北宋末年，历摄襄阳尉、原州通判等。宋室南渡后，历任建昌军通判、江西安抚制置使司参谋官，最高官职是“朝奉大夫知鄂州、筠州”。庄绰学有渊源，是一个考证学家、民俗学家、天文学家、医药学家，对针灸尤有研究。著有《本草节要》、《明堂灸经》、《脉法要略》，皆已散佚;今尚存世的有《膏肓腧穴灸法》二卷和《鸡肋篇》。

庄绰博物洽闻，又喜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广博，《鸡肋篇》中记载了大量全国各地民俗、物产、饮食和医药知识，对我们认识宋代社会以及生产生活状况有一定帮助，如记载“皂荚”的制作过程：“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定州丝绸织花的独特方法：“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当时寒食祭祖风俗：“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湖南沣州“社日”祭祀瘟神，然后装载在船上送走，为之“送瘟神”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二首》诗题可能源于此俗。书中记载的一些医药知识如针灸、偏方也可作为今日借鉴参考。

今有：《鸡肋篇》萧鲁阳校点，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鸡肋篇》上海书店1990年版。

《墨庄漫录》。

记载两宋典章制度、历史故实、诗文的笔记，十卷。北宋末张邦基撰。张邦基，字子贤，高邮人。生卒年、生平事迹均不祥，约宋高宗绍兴初(1131)前后在世。喜藏书;有《墨庄漫录》十卷行於世。

《墨庄漫录》杂录宋代杂事，间有考证，多有见地。尤留意于诗文词的评论及记载，较多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诗词欣赏：着重举出当代人的作品(或完整地举出，或摘句)，并概括评论，评论颇为精当，如如称杜甫《丹青引赠曹霸》诗“微意深远”，王令《假山》诗“笔力豪放”，舒亶“香泛”联“刻削”，韩驹“倦鹊”联“太工”等。评论也颇具见地，认为作诗、读诗、概关于际遇：唐人行役，怀归感叹，故诗多“佳作”;蔡绦身“处富贵”，辄不悟杜甫晚居西川之“闷”;有诗词考释，如谓杜甫玄都坛歌“王母画下云旗翻”之“王母”乃蜀鸟，谓李商隐《锦瑟》中间四句乃形容瑟谱四曲，谓苏轼儋耳山“君看道傍石”之“石”当“者”，或出自个人发明，或祖述他人，往往有独到之处。关于文的评论;如谓苏轼、黄庭坚善题跋，属散文;谓孙觌(仲益)、汪藻(彦章)工四六，属韵文，谓张舜民(芸叟)、秦颧(少游)文法干愈(退之)，属师承渊源。皆可资参考。有文人轶事，如关于苏轼者，即达二十则，除个别则外，皆不见他书。以上四个方面加在一起，略及本书一半篇幅略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许为“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但论诗重“箴讽”，谓元稹《连昌宫词》高过白居易《长恨歌》，以前者“微而显”，后者“终篇无所规正”，未脱儒家诗教窠臼，失诸片面。

《墨庄漫录》十卷，宋代书目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宋诗纪事》称引其文达三十八条。

今有：《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1985年版;《东坡志林》(附老学庵笔记·考古编·演繁录·墨庄漫录)京华出版社20版;《墨莊漫錄》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版。

《默记》。

主要记载北宋时期朝野遗闻的笔记，南宋王铚撰。王铚，生卒年不详，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王铚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是宋初著名学者王昭素的后裔。父亲王萃(字乐道)是歐阳修的学生。家中藏书甚富，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因纂集祖宗兵制，受到高宗赵构的赏识，诏改京官，晚年，遭受秦桧的據斥，罷为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角咏自娱，人稱雪溪先生。王銍少而博学，善持论，强记闻。據说他读书能五行俱下，别人才三、四行，他已尽一纸。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很推崇王铚，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育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質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王铚对北宋一代的历史有著很深的造诣。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书的记载，他曾经编修过祖宗兵制、七朝国史、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著有《太玄经义解》、《国老谈苑》、《默记》《补侍儿小名录》，《雪溪集》、《四六话》。《宋史翼》等。可惜的是这些书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默记》主要记载了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由于王铚“尤长於国朝故事”，所以在他的《默记》中保存了很多北宋时期的遗闻轶事，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于研究宋代的历史有一定的参攷价值。其中如记宋太祖攻取滁州清流关的经过，李煜因思念故国写《虞美人·春花秋月》而被害经过可补史料文学史之缺。其中记人物又颇幽默风趣，如记宋初宰相王溥之父王祚的父道尊严以及被瞎子糊弄的经过，颇为风趣：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

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问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铚熟于掌故，所言可据者居多。但提要也指出：“惟所记王朴引周世宗夜至五丈河旁见火轮小儿，知宋将代周一事，涉于语怪，颇近小说家言，不可据为实录耳。”

今有：《默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默记·燕翼诒谋录》朱杰人点校，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1年版;《默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版。其中中华书局朱杰人点校本较佳。

《挥麈录》。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1127-1202)字仲言，著名学者王銍次子，汝阴(今安徽阜阳)人。自幼继承家学，酷爱文史。孝宗即位之初，以父荫入仕。乾道间奉祠山阴。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杂买务杂买场提辖官。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宁宗庆元元年(1195)，添差泰州通判。嘉泰初(1201)，为浙西参议官。与尤袤(字遂初)、陆游(字敄观)、李焘(字仁甫)等有过交往。王明清以博闻洽识著称于世，其父王銍善治史，著有笔记小说《默记》。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另著有笔记小说《摭青杂说》、《投辖录》、《玉照新志》等。

《挥麈录》二十卷。其中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三录三卷，余话二卷。主要记述两宋典章制度、文人士大夫轶闻，兼及诗文碑铭，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等。如谈及徽宗朝对布衣荐举的不重视和民间对荐举的轻蔑，包括由荐举获得高位人品的卑劣：“本朝以来，以遣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崈、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问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这也可能就是北宋灭亡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谈及当时避讳和世人对此的态度：“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挥麈录》有明汲古阁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本等。

今有：《挥麈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挥麈录》上海书店2001年版。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范本篇十

介绍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类笔记，五卷，南宋赵升编纂。赵升，字向晨，文昌(今属海南省)人。生卒年均不详，宋理宗端平末(1236))尚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赵升生平唯一的最直接的史料，就是赵升本人的《朝野类要序》：“仆自幼入京都，观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然无所知识。求之于书，甚为简略，或无载记，后历闻诸师友老先生指诲。岁月浸久，虽曰强记，终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类要。逮今岁自九江归舍，而旧所记述，间为鼠蠹之余，弃之可惜。又以好事者来需，第须别录。既病且懒，遂移书札之费，增而锓之于木。不独有以应酬，亦足以广四方之见闻。惟其宫禁内职，不复纪录。非曰缺文，实不敢也，观者当察焉。端平重九、文昌赵升向辰识于双桂书院”。端平是宋理宗年号，丙申是公元1235年，可见作者最早死于1235年重阳节之后。

宋代公牍文字和士大夫的一些习用词语，有许多是我们不懂的，如“上庠”、“补混”“捧恩香例”、“进拟”等，以及“诏书”、“制书”、“手诏”、“御札”的区别，“白麻”、“堂剳”、“白剳子”等含义，这部书是可以当作辞典来查阅的。所以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80年代出版的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就引述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宋史》点校本的校勘记，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以及“脚色”、“爵禄”“清要”等，不断被反复引用。以上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出书也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

《朝野类要》的版本见王瑞来《朝野类要的版本与流传》《中国典籍与文化》20xx年1期。

今有：《朝野类要》王瑞来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中华书局20xx年版;研究论文：《朝野类要编撰者赵升考》王瑞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20xx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代记载史事、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的笔记集，18卷。南宋吴曾撰。吴曾，字虎臣。崇仁(今属江西)人。生卒年不详。博闻强记，知名当时。因应试不第，于绍兴十一年(1141)献书秦桧，得补右迪功郎，后改右承奉郎、宗正寺主簿、太常丞、玉牒检讨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后辞官。

《能改斋漫录》共18卷，分为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记事、记文、类对、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十三类。以考证为主，阐释史事制度，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资料丰富，援引广泛，且保存了不少已佚文献。其论诗注重炼字、立意，于前人诗作用典、事实之误，与个别语词之诠释，多所考辨。因而为后世文史研究者所重视。诸家考证之文，往往征引其说。但作者党附秦桧，曲意取媚，在书中亦有所表现。考证也有不少失实处，故曾遭到同时代人普遍指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能因人而废其言：“曾记诵渊博，故援据极为赅洽，辨析亦多精核。当时虽恶其人，而诸家考证之文，则不能不征引其说，几与洪迈《容斋随笔》相埒。置其人品而论其学问，弃其瑕纇而取其英华，在南宋说部之中，要称佳本，则亦未可竟废矣。”

《能改斋漫录》刊刻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间，孝宗隆兴初(1163)因仇家告讦，诬此书“事涉讪谤”，遂被禁毁。至光宗绍熙元年(1190)始重刊版。但新版经过删削，已非旧观。下及元明，刊本又绝。今所见者为明人从秘阁抄出，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

今有：《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能改斋漫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能改斋漫录》台北·广文书局1959年版;《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宋代历史轶事笔记，2卷，北宋叶梦得撰。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哲宗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石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叶梦得是南宋重要词人，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起着先导和枢纽作用。作为南渡词人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英雄气、狂气、逸气)入词的词坛新路。

《避暑录话》撰于南宋绍兴年间，据书前作者自序称，绍兴五年(1135)因酷暑难熬，不能安其室，于是每日早起，即择泉石深旷、竹松幽茂处避暑，与其二子及门生“泛话古今杂事，耳目所接，论说平生出处及老交亲戚之言，以为欢笑，皆后生所未知”。后由其子栋据以择记之，因名《避暑录话》。此书所记虽为泛话闲谈，然多可补史乘之阙，如《咸淳临安志》卷六一《国朝进士表》载仁宗嘉佑二年(1057)科试登第的叶温叟，未见史料记载其人其事，但《避暑录话》下卷则有详载：其人与苏轼同年登第，以及此后两人的交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

但叶梦得为蔡京门人，故论苏轼等元祐党人，语多偏激狭有门户之见，为读者所讥评。

晁公武《读书志》载此书作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为传写之谬，《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皆作二卷。通行本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为二卷，涵芬楼据项德棻宛委山堂本所刊《宋人小说》则分为四卷，且书前有叶梦得自序。

今有：《避暑录话》，2册，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避暑录话》徐时仪点校《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xx年版，《避暑录话》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六卷。北宋蔡绦撰。蔡绦，生卒年不詳，宋興化軍仙游(今屬福建)人，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別號無為子。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之子。年二十，入館閣為侍從。政和中，官至徽猷閣待制，八年(1118)，坐不受道錄事勒停，後復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宣和五年(1123)，以私自撰著詩話，為言者論列，再勒停。六年，蔡京為相，年老不能視事，蔡絛任龍圖直學士兼侍讀，代為決事，竊弄威柄，恣為奸行，中外側目。靖康元年(1126)蔡京败，蔡絛貶竄白州(治今廣西博白)，高宗紹興末(1162)尚在謫所。著有《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今存。又着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前书已佚，后书部分载入《三朝北盟汇编》。

《铁围山丛谈》是蔡绦流放白州时所作笔记。白州境内有山名铁围山，位于今广西玉林西，古称铁城。绦尝游息于此。该书记载从太祖建隆至高宗绍兴年间二百年来朝廷掌故、宫闱秘闻、历史事件、人物轶事，旁及。

诗词。

典故、文字书画、金石碑刻等诸多内容，色彩斑谰，异常丰富，可谓一部反映北宋社会各阶层生活状况的鲜活历史长卷。在众多的宋代史料笔记中，《铁围山丛谈》是很重要的一种，颇受历代学者重视，多为后人所征引。但蔡绦为蔡京之子，故记蔡京事，语多粉饰，挟有个人恩怨之私，亦为读者所讥。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铁围山丛谈》五卷，《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旧抄本六卷。今有明嘉靖庚戌雁里草堂钞本、《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诸本。

今有：《铁围山丛谈》冯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书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以《学海类编》本、《说郛》本参校);《铁围山丛谈》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三编，20xx年版;《铁围山丛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xx年版。

宋代历史琐闻类笔记，三卷。另有《续录》一卷。北宋文莹撰。文莹，字如晦，一说字道温，北宋时期钱塘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真宗至神宗这一段时间。与苏舜钦为诗友，舜钦尝介绍他到滁州谒欧阳修，又游丁谓门下，谓待之甚厚。熙宁中，居荆州之金銮寺。据《文献通考》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文莹是吴地僧人，而《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文献通考》有误，认为文莹在荆州之金銮寺隐居并著成《湘山野录》一书。因书作于荆州金銮寺，故以湘山为书名，约写成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著有《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玉壶野史》十卷.据《四库全书总目》又有《渚宫集》三卷。

《湘山野录》主要内容是记载自北宋开国至神宗时期的历史，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朝章国典、宫闱秘事、将相轶闻，下及风俗风情，主要内容仍是朝廷内斗和高官轶事。《真宗求占城稻种》条记载宋真宗从印度、越南求占城稻种和粒大子多绿豆种的经过：宋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始植于后苑，秋成日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这则为记录中国农业史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宗徽宗崇宁二年(1103)，朝廷下诏禁毁元祐党人书籍，文莹虽不属于元祐党人，但由于《湘山野录》某些记载暴露了北宋朝廷的阴暗面，如朝廷高官陷害种放，宋太祖“斧声烛影”疑案等，使其也上了禁毁书目。太祖“斧声烛影”记载说：是夕，太祖“召开封王(即太宗赵光义)，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拄斧截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今有：《湘山野录》郑世刚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山野录》大象出版社“宋代笔记”第一编，20xx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