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优秀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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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一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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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1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二

近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林业的发展，不断加强林业的营造、建立与管理，使林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还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维护了生态平衡。但是我国的林业资源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林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尽快探索一条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是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林业经济发展态势总体良好，特别是迈进21世纪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林业经济的关注力度，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以推动林业经济的快速良性发展，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森林产品多样化经营、林业政策法规的制定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就林业资源面积来看，我国天然林面积、蓄积保持增长态势，人工林面积更是快速增长，林业采伐的重心逐渐由森林向人工林转移，林业个体经营比重也获得显著提高。总而言之，我国林业经济已迈入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

2.1、林分质量较差。

近几年，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略有上升，但人工林体系与天然林体系相比存在着较大的缺点，人工林林分由于品种比较单一，林分稳定性不强，对灾害的抵抗能力弱，一旦遇到较大自然灾难时容易出现大面积甚至全林分的死亡。还有，林木生长周期较长，目前所培育的多是中幼龄林，到这部分森林长到可供人类使用的成过熟林时，尚需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的时间，等待的时间相当漫长，所以我国目前处于一个森林经济的低产期。

2.2、林业产业化水平低。

目前，我国林业产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制约因素，例如林业产业化水平比较低、结构不合理、思想认识上有偏差等。我国部分地区的林业产业化水平比较低，规模比较小，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加之宣传力度不够，影响了林业产业化的总体进程。另外，我国林业产业的结构、布局不合理，基础建设比较薄弱，管理手段比较落后，造成了我国林业产业不能适应现代林建设的局面，不利于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少数干部群众把林业产业化等同于木材加工业，没有正确认识到林业产业化发展的巨大潜力，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林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林业资金的获取渠道比较单一，与林业产业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也很难出台，从而影响了林业产业化经济效益的发挥。

2.3、林业生产技术落后。

我国的林业生产技术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林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比较低，林业生产效率低下，许多林业生产活动还是以人工作业为主。与此同时，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短缺、机械化程度不高，加大了林业生产的强度，对林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一定的难题。生产技术的落后还体现在专业技术人才短缺这一方面，由于没有一支专业技术强、素质高的队伍进行科学的管理，导致林业生产的步伐一直停滞不前。总之，我国林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程度还比较落后，这成为了林业生产快速发展的瓶颈。

2.4、林业管理体制改革缓慢。

我国比较重视林业的发展与管理，对林业的管理体制也进行过多次改革，但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还是严重影响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政企合一是目前我国林业管理体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这种模式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为主体，采用行政手段对林业产业进行直接管理。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林业管理环境，不利于地方林业的经济发展，使得林业企业无法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导致了林业管理水平比较低，林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比较缓慢。

3.1、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合理利用林分并大力提高森林质量。

对于现存的原始天然林资源，应将天然林保护工程落实到底，根据生态平衡的规律，维护和调节我国仅存的原始天然林资源，必须让损失殆尽的天然林资源重新焕发生机。对于目前正在建造的人工林以及人工次生林，更需要学习自然的进化方式，随着林龄增加，及时进行抚育间伐，及时调整人工林林分结构，改变其单一性，增强其抗逆性，从而提高森林质量。同时，改善林分内卫生状况，促进林木快速生长，使其能够尽快地发挥经济效能。对于林木优良种联合攻关、学科思想互补、学科边缘拓展、产生横断学科趋势的产物。针对林业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加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管理与政策、区域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与方法等重点研究方向的研究，加强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林业可持续发展及林业生态建设的管理与政策、森林资源经济、现代信息技术在林业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3.2、实施林业分类经营管理。

我国林业经济改革的主题就是实施林业分类经营管理，我国林业主要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林业分类经营管理可以有效地保护和经营公益林，促使商品林真正地走向市场。林业分类管理的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将林场分为公益林与商品林两大类，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对林场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林应该由国家财政部门拨款管理，通过实行森林效益补偿机制来解决资金投入问题，商品林的资金应该由生产经营者自主解决；三是建立适应两大类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改进森林的经营方式，按照分类经营的要求来制定适应各类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以管好公益林，搞活商品林，同时还要根据两大类森林资源的特点，选择不同的经营方式并进行改善。实施林业分类经营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以及解决木材短缺的问题，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林业的整体效益。

3.3、优化林业产业结构。

林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是关系生态环境的公益事业，也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促进市场经济环境下林业产业的新发展，可以不断地提高林业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优化林业产业结构就必须对树种和林种结构进行调整，在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等环节要结合当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交通状况等来选择适宜的树种、林种。另外还要向深度延伸林业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中林业第二产业是指延长林业的产业链，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研发新产品，更新换代老产品，不断提高林业产业的发展空间和经济效益。第三产业是指森林旅游业，我国的森林旅游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不仅规模小，设施也比较落后，但其发展潜力大，前景十分看好。因此，要加快森林旅游业的发展，加大其宣传力度，多渠道引进资金，将森林旅游业发展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4、科技兴林，依法治林。

我国林业管理体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林业的管理不仅要有行政管理，还要运用法律、经济、科技等手段进行全面管理，这样才能实现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加大林业产业的执法力度，保护好林业环境，健全与林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同时实施科技兴林，加大林业科技人员培养力度，通过科技手段优化林种、树种，提高造林成活率，提高林业建设的科技含量，从而实现我国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林业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既是林业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的需要。为此，必须保护好我国的林业资源，加快林业资源的营建，合理地选择造林方式、方法，统筹规划，提高森林的成活率和成林率，提高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三

我国一直不断地在探索农业经济发展道路，文章总结归纳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四个主要政策阶段，将历史经验与当前实际相结合，总结了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应坚持的策略。

［］。

经济政策；农业经济；发展策略。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改革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农业方面率先成了我国进行改革的重要领域和试点路线。在国家经济飞速腾飞的过程中，我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又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就最为举世瞩目，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施行，推动了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之后的经济改革之路累积了改革的经验，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现阶段我国要想走出一条独属于我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所推行的一系列策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标志着土地改革的浪潮开始在全国掀起，1950年6月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让农民开始当家做主，说明了农业发展应当遵循其生产规律，要协调好生产与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成功，解放了我国农村生产力，提升了农民收入，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到了1952年我国的农产品产量大幅递增，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当时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稳定了物价和社会民心，为我国之后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2）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标志着改革的春风由此吹遍了全国，我国开始将改革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由于当时的人民公社制度作风浮夸严重违背了客观实际的发展，所以在被废除后迎来了由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试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这是我国人民基于现状而进行的一次飞跃。激发了农民积极参与的热情由农民自己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明确了劳动者的责任，消除了农民的恐慌心理。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产品供给量的全面增长，解决了当时很大一部分的农村人口贫困难题，稳定了人心，促进了社会稳定发展。

（3）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确立了中国开始从发展集体经济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政府在农业方面放宽力度，农产品供求开始由市场调节，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以粮为纲的农业单一结构被打破，农业生产开始向商品化、经营化转变。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增加了大量就业岗位，拉动国家工业产值，活跃市场经济。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业的国际地位，活跃了中国的农业经济，使得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中国农业的发展由此进入新时期。

（4）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高峰，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可以结合农村各个地区实际特点，建设专有农业生态休闲旅游品牌和绿色农产品，既宣扬了民族特色文化又可以带动当地旅游观光收入。利用互联网与我国农产品产销进行完美结合，完善“一带一路”经济带的物流链和周边的基础设施，充分借助国际合作平台，节约农产品进出口时间和成本，提升效率，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和我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我国农业与国际接轨的大好时机，应积极学习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立足于当下国情，走出属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中国历史底蕴丰富，农耕技术水平高，劳作经验丰富，且中国国土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广阔，有着各个方面适宜发展农业经济的优势条件。但同时我国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温室效应、清洁能源日益减少、森林植被破坏等农业污染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农业发展目前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在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与当前实际情况结合的基础上，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现阶段应坚持以下策略。

3.1、完善土地政策。

社会在进步，形势在发展，不同时期的土地政策应当与不同时期我国的农业经济水平相适应，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满足社会的新要求、适应中国形势的新变化。应通过不断修订完善《土地管理法》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等，强化农民主体地位，为实现城镇化目标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加强农业生态环境管理，合理利用土地，适度控制土地开发。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促进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3.2、扶持经营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政府想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保障农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深入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小康目标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完善扶持政策，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力量，继续贯彻落实“三农”政策，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提高财政补贴支持农业经营，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一个全社会支持我国农业改革发展的良好氛围。

3.3、坚持“四化”同步发展。

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有的经济模式逐渐显现出了不足，逐渐跟不上我国农业发展的步伐，我国农业经济在遭遇瓶颈之际及时转变了发展思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上提出了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及时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四化”同步发展策略以我党的“三农”政策为指导思想，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着力点，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四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只有在城镇互动中实现同步和协调，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的提出，既是我党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又是促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社会转型的重要机遇。

3.4、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立足于民，坚持走有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有别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是用科学化手段、集约化方法、产业化目标、商品化特征，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以及现代经营方式来发展的新型农业。目前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构建新型中国农业政策体系的重要的过渡期，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我国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核心竞争力，巩固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不断建设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框架体系，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发展、区域化布局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优良的发展环境。应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加大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坚持“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科学规划、以科技兴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道路，才能始终保持决策的科学性、高瞻性、前沿性，达到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1］胡跃高.农业总论［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

［2］传云.2017年中央1号文件解读［j］．农机科技推广，2017(2):10.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四

通过学习改革开放时期历史，使我在感悟辉煌成就、发展巨变中，进一步坚定了信念信心。下面，结合学习思考，谈几点认识和感悟。

回首40多年前，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我们党决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摸着石头过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带领其他16位农民在契约书上按下了“红手印”，约定“定田到户”，搞起了“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从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砸碎“铁饭碗”、取消“大锅饭”，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国际地位逐步提升。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为我国发展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由此带来了中国近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40多年的辉煌成就表明，改革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之路。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综合施治优化发展环境，积极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扎实开展懒政怠政为官不为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大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力度，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严厉打击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人和事，为改革开放开放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民将持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驰而不息、锲而不舍，在新时代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路上，只要我们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懈怠，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奋力谱写出改革开放发展建设新篇章，让xx在x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党员干部“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专题学习研讨发言2时光如白驹过隙。改革开放40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未来，我们心中也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和期盼。改革开放既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担负着从严治党的重要职责，将改革进行到底既是政治使命，更是责任担当。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组织部门必须坚定不移深化党建组织工作改革，始终紧盯、准确把握、不折不扣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要“破”有魄力、“立”有办法，把党建组织工作改革创新推进得实实在在，一个环节一环节抓，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推，通过扎实的过程推动目标实现，不断提高党建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我们的新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国梦想，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足以让我们每个人由衷感到自豪。回忆往事、对比今昔，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我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起自己身上的历史责任，做优秀的新时代国家公务员。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40年的改革与开放、探索与创新、繁荣与发展以及一代代儿女的不懈努力，成就了今天伟大的中国！回首过去，40年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数不清的第一次，雕刻出崭新的社会肌理，彰显了大国荣耀与勇气。恢复高考、下海创业、南下打工、留学海外、取消农业税、教育医疗改革，每一次改革都影响和改善着数以亿计普通百姓的生活，甚至是命运，这一切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每一轮大发展都会为国家面貌、人民生活带来大的飞跃。展望未来，全国各族人民必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头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它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作为一名基层年轻党员干部，我一定要做到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坚定不移地踏上前辈为我们趟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立足本职岗位，拼搏创新，敢于担当，苦干实干，砥砺前行，为群众排忧解难，在新时代建功立业。05古语有云：“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中华民族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我们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党能够从根本宗旨和使命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克服缺点、解决问题、纠正错误，实现自我扬弃、自我超越。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我们深刻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学习党史、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

学好党史国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记忆是自我理解与自我认知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政党，一旦忘却了自己的历史，便会因失去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的基础，而失去自我维系的共同体纽带。国史是维系国家成其所是的根源与血脉。因此，学好党史国史，坚定正确的历史观，维护好我们的共同记忆，筑牢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且关乎全局的大事。我们的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我们的国史，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共同记忆史，是五千多年来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尽管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到近代才开始觉醒，但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已形成并绵延了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不绝如缕的繁衍中，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内化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形成了共同记忆，融入我们血脉之中，铸就了我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伟大力量。学习党史国史，就是要坚定这样的历史观，维系这样的共同记忆，筑牢这样的共同体意识。

学好党史国史，增强爱党爱国意识。历史发展自有其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今天绝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了一时之急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强国富民成为了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两大任务，中华儿女苦苦探索，先后提出了各种发展方案，结果都在实践中一一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这一历史任务，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最终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纪元，这一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充分彰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历史真理。当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到今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也经历了诸多挫折和失败，但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不渝，并能在不断自我革命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学习党史国史就是要通过把握历史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深切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体会到今天的辉煌成就多么来之不易，进而对党情国情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心，增强知党爱党、知国爱国的意识。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五

伴随社会的进步，农村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了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农村能源具有两方面含义：第一，基于能源角度，农村能源指的是基于农村地区的发展需求，就地开采可以使用的能源，这些能源包含了石油，煤炭，核能以及天然气等一些能源，同时还有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以及风能等一些自然性能源。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生物能源。基于当前的发展来观察，一些非常规能源尚且不可以大规模使用，将这些能源称作补充能源或者说辅助能源。基于经济角度来讲，对于农村能源的建设包含有能源的开采与利用，同时还有能源的具体利用问题等。

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能源，能源种类数目比较大，并且分布也较为广泛，这些能源可以再生。基于能源种类数目来看，不但包含有生物能源，例如说生物质能以及非生物性能源，同时还有地下能源，例如说地热能等。基于分布范围来讲，在我国地区到处都存在着一些可利用能源，分布十分广泛，然而由于各地区能源分布得不平衡，因此呈现出地域性。并且，能源具有不稳定性以及间歇性，能源之所以具备这些特性，是因为能源受到了该地区自然条件以及地域环境的影响，所以在开采的过程里，一定要注重多能互补。生物质能源以及自然能源均是可再生能源，这种能源是消耗不完的，并且对环境无污染，例如说太阳能。基于能源互换层次来讲，例如说可以将太阳能置换成生物质能，而水能则可以被置换成机械能。农村地区的能源主要分为如下几类：一，常规性能源，这种能源又可分为可再生能源以及不可再生能源两大类；其中可再生能源有水能与电能等，而不可再生能源包含了煤炭，石油，天然气能源等。二，非常规性能源，这种能源包含了一些传统能源，例如说畜粪以及秸秆等，另外还有太阳能与风能等一些能源。

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同时为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做好了铺垫。但是，农村设施的改善及时地满足了农村地区能源建设的条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对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则会带动农村的能源建设速度，反之，则会阻碍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发展。不仅如此，能源发展速度和消费速度是一种正比例关系，能源消费水平反映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伴随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我国能源的消费量会慢慢减少。

通常来讲，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数量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基于某种时空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系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首先，农村地区对能源数量的需求增长速度比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慢快；其次，农村地区能源数量需求的增长速度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样；最后，农村地区能源数量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一类情况往往产生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较低，管理技术落后，并且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比较高。第二类情况往往会产生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升，使得他们对能源数量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最后一类情况往往是产生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期，在这个时期里，农村地区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并且管理技术也有了巨大地更新，而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量也降低了不少，所以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不需要增长能源需求的数量，甚至有可能会减少。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能源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有着较高的要求，不同类甚至同类的不同产品均有可能会出现质量差异；假如能源产品的质量提升了，那么它们的利用率也就会提升，进而会带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当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时，那么就会对能源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带动了各领域的发展，所以加快了农村地区能源需求数量的提升。

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不但包含了开发使用，同时还有节能以及服务工作方面。农村地区的能源建设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加快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能源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地物质保障，使得农村经济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第二，能源作为农产品结构的一个构成要素，基于本质来讲，农业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能量转化过程。第三，能源建设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确保农村发展保持着平衡态势。第四，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第五，加快了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效率。第六，推动了农村生产技术的更新。

[3]刘洪波.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发展农村经济[j].农民致富之友,2013,09:177.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六

简单分析了韶关市林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韶关市林下经济发展的建议，以期为促进该市林下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韶关市是全国的重点林区，全市林业用地面积为141.9万hm2，占国土总面积的78%，有林地面积126.4万hm2，森林覆盖率为74.38%，活立木蓄积量为8475万m3，是典型的山区林业大市。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林业基础，为林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韶关市大力发展林下养殖业、种植业、采集业以及森林旅游业，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调查发现，韶关市林下经济发展较慢，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市林下经济总量约为40亿元，远低于林地面积相近的清远市，也比不上林地面积小于韶关市的梅州市。针对韶关市林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1规模小、品种单、缺乏主导产业。

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品种大多是地方品种或老品种，引进优良品种较少，品种结构单一，林农的劳动能力和智力投入不足，种养技术多是沿袭传统习惯，管理水平不高，多粗放经营甚至失管，导致农产品数量和品质得不到有效保证，造成成本高，综合效益较差。

1.2市场规模化程度较低。

因在行业协会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林下种植业、养殖业对市场动态信息获取不及时，在品种选择以及种植、养殖技术方面缺乏科学的专业知识指导，且存在一定盲目性，导致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通常以零售为主，规模化欠缺，进而整体效益得不到长足提高与发展。

1.3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低。

由于劳动者在专业技能培训方面欠缺，众多农户仍沿用原来传统的种植、养殖方法，科学技术含量不高，导致养殖成本较高、收益较差，并不足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

1.4流动资金不充足，规模化欠佳。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户对当地林下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在产业初期通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导致启动资金不足，对于一些初具规模的种植户、养殖户来说，在扩大产业规模方面同样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规模扩张缓慢，表现出后劲不足的问题。

2.1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户收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发展林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协调各有关成员单位把发展林下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扶贫开发、科技推广等项目资金有效结合起来，大力扶持林下经济不断发展。财政应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林下经济的发展[1-2]。

2.2搞好宣传，营造氛围。

发挥宣传舆论的作用，对于利于发展林下经济的创新技术、成功模式、典型案例等应当大力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可以通过科普讲座、考察参观、技术论坛等方式不断激发全民对发展林下经济的热情。

2.3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本着野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合理布局，讲求实效，发挥优势冶的原则，科学规划林下经济发展路线，统筹安排经济发展的任务与目标。在规划安排中，应将农业产业化、科技化、无公害化紧密相结合，多方位、多角度地发掘林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优势与潜力[3]。

2.4扶持龙头企业，做好示范带头作用。

在发展林下经济进程中，应将扶持当地龙头企业作为突破口，大力推动野基地+龙头企业+产业大户+农户冶的发展模式，坚持产业化道路，不断深化产业链条，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品牌示范效应，着重抓好林下种植养殖和林下生态旅游业。

2.4.1抓林下种植养殖，促进林农增收致富。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业养殖业，以林药、林菌、林果、林花种植为主，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生产资料，因地制宜地发展林花、林果、林菌，以及林药业。除此之外，利用林下空间大力推广立体养殖技术，涉及林畜、林禽以及林蜂养殖产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把发展林下经济与经济结构调整、扶贫开发、科技推广等项目有效联动起来，发挥野四两拔千斤冶的资金效益。加强技术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为科研：所、高校、企业、农户之间的有效沟通、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步伐。与此同时，积极推动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经营者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2.4.2抓生态旅游，壮大第三产业规模。韶关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数量多，面积大，整体生态环境优良，具备发展生态旅游业的良好条件。要推进以野生态、休闲、养生冶为主题，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为主战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形成林业与旅游相互促进的双赢格局。根据韶关市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和优势，编制高起点的森林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制定优惠政策，开展招商引资。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优势，提升景观质量和生态文化内涵，打造高品位、多样化的韶关特色森林旅游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4]。

2.5强化服务理念，大力推动发展。

2.5.1强化科技服务技能。建议韶关相关部门牵头成立林下经济发展专业技术保障团队，将服务资源高效整合，深入实地进行技术辅导，加大专业技能培训，为农户解决实际中遇到的困难，在农户中培养出科技能人，成为农民技术骨干，带领周围农户共同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注重将林下经济的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生产中，并吸取外地成功的发展经验，最好新技术的试验、引进及推广。

2.5.2夯实资金保障工作。各级政府应当充分重视林下经济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建议每年列支一定的专项资金，为林下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项目予以资金保障。在不违反项目规划及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对扶持资金的整合力度，尽可能与林下经济加以整合、捆绑，从而实现林下经济的长足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应与金融部门联动起来，对林下经济的信贷支持予以重视，并在政策上予以保障。

2.5.3做好市场营销服务。发展韶关林下经济离不开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应加强对市场经济动向的研究，成立专业的行业协会，积极发挥市场营销组织在林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市场行情信息第一时间传送到农户中去，为规避市场风险保驾护航，切实让林下经济做得好，发展得稳。

2.6落实责任制度，严明奖惩措施。

为了切实发展韶关林下经济，在将发展林下经济列为各级政府重点年度工作的同时，应当明确签订目标责任书，将绩效指标明确到个人，实现责任推进，并在年终考核中严明奖惩，力争在未来3~5年的时间里，实现韶关市林下经济的显著突破，切实实现农民增收、经济腾飞的目标。

[3]张光元.云南林下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建议[j].林业建设，2013（2）：7-11.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七

发挥和引导以农户为主体，多渠道投资相结合的格局形成，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及各类股份合作企业。大力促进投资的有效利用，鼓励农民把资金集中起来，利用闲置资金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上，银行机构方面要放宽信贷政策，扩大信贷面以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投资。各级各部门引用资金或发展农业联营项目，向各种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倾斜，对主导农业产品和市场潜力大的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对农业型产业基地加大扶持力度。

2、农业经济离不开政策力度的支持。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政策与体制创新，探索各种农业经营方式，寻找乡镇企业的优势，创造新条件，以优势龙头企业为核心，以本区域现有的品牌为基础，切实培养、组建和壮大符合经济规律的，加强乡镇企业的战略性，使发展较强的优势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3、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参加相关农业技术培训。

农业部门更要支持建立更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农民成人教育体系，组织农民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营的能力培训，加大农业教育基础和体系建设，积极鼓励农村中青年群体抓住参加农大、夜大、电大等技术培训机构的学习机会，扩展教育、深入教育，培养具有现代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新观念型农民，同时，应根据本地区农业特色，有针对性地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并开展多渠道形式的阶段性的技术与教育培训，培养出新一代具有当代先进科学技术与农业知识的新型高素质农民。

4、以市场为导向，加事农业产业化进程。

加速农业产业化的进程，通过对农业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与调整，进行专业化生产，集多种经营方式于一体的经营方式，以市场为依托，带动农业基地生产，与基地农户联合，开成种植、养殖深加工产业，形成以生产、供应、销售为一体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市场化企业运作机制。

5、加大“品牌“效应，大力发展农业经济。

品牌赋予农产品一种与众不同的内涵，反映农产品的特性或功能，带入着农业文化情感，实现着与消费都的沟通，最终成为消费者最愿意接受、最可依赖的东西。农业产业的品牌意义，需要根据农产品的特性、消费都的心理及各种社会因素进行定义，如市场价格导向与文化传统等，塑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头的品牌。目的在于如一提到蔬菜，消费都自然就会想到这个品牌的其它属性，如价格、品种、质量等。建立农民广泛参与一些各种合作组织或博览会，这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及巩固品牌形象有相当重要的熏陶作用，通过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以农业人的身份人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使农民职业化。这种模式是建立品牌声誉制度的有效方式，有利于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6、做好农业技术的推广。

农业科技机构应当通过转换机制和调整结构，建立相关的科研机构，建立高效、开放、协作的运行机制，以从事农业相关的病虫灾害规律与防治的研究，进行农作物高产、高效综合增产技术的开发和农业资源发生、发展的规律等研究，以达到农业技术推广的真正目的。同时，成立以各省市级农业组织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试验示范和开发，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现代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完善技术咨询服务，全面落实其研究、开发、经营、服务等各项职能，积极开展第三产业的建设，以发展农业科技培训，信息技术服务为主。

7、提高土地的多种方式运用。

在农业经济中，提高土地产出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最主要的运用方式，它主要是改良土壤，增加土壤的养分，从各种耕作措施和田间管理等都可以有效改良土壤，也有的地方进行种植植物进行改良土地，以改善土壤，增加土地的营养成分，以达到农民增产增收的目的，以增加土地的产出率利用率，促进农为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更是从根本上有利我国农业长期战略的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各地方、各部门坚持农业经济的状况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八

(一)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现代化农业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要依靠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发展农村经济。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来加快增长农村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的限制，无法实现全面发展。

此外，还受到文化素质、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土地质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限制，我国大部分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缺乏生产技术推广人才，无法推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广泛使用，无法改善农业生产手段，从而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信息滞后，基础设施薄弱。

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要建设基础设施，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通电、通水、通广播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由于没有水电，无法有效灌溉农电，无法扭转靠天吃饭的情况。

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无法及时获取外界的信息，使得广大农民无法及时了解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

因此而出现不增收反而增产的局面，这样以来，会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尽管国家对农业经济发展在不断加大投入，但是由于缺乏责任追究制度，使得大量投入的资金被擅自挪用。

此外，由于灌区水利工程缺少维修，老化现场较为严重，给农民生产带来了困难。

(三)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

第一，土地产权关系模糊，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农村土地所有权，可以是村集体也可是乡镇集体，甚至还可以是村民小组所有。

而农民只是拥有土地使用权，这样就模糊了土地产权关系。

此外，乡镇以上政府对管辖区域的土地，有绝对的控制权，导致土地产权关系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

第二，土地流转机制不规范、不完善，缺乏健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转只在于农户之间，并且以口头形式进行流转土地，没有按照相应的法定程序办理相应的合同。

第三，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

对土地流转缺乏有效监管，无法及时兑现土地流转收入。

(四)农民整体素质偏低。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力强弱，取决于知识分子的质量以及数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文化程度分别占40%、29%、8%左右，其中还有14%的文盲。

由于绝大多数都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使得农民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弱，思想落后。

不能很好的抵御风险能力。

因此，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体力劳动来获得。

二、解决对策。

(一)农业产业结构要及时调整，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首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政府针对不同区域的农业特色，进行合理规划发展，通过配套设施帮助农民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形成具有特色性的农业生产格局。

第二，对农业内部生产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以科技为手段，通过开发新品种、新技术来推广农业发展。

第三，宏观调控农产品市场，由于农民获取信息渠道单一，政府要及时帮助农民获取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来发布最新农产品信息，引导农民生产、销售农产品。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力度，要全面改善农村经济环境。

首先，第一点，加强建设农业基础设施。

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水资源匮乏，为了保障农业发展，政府应当加入力度建设基础设置，大力推行节约用水，灌溉农田。

促进水资源利用。

第二，改造中低产田，建设农田。

我国是人口大国，耕地面积会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发展，逐年增加建设用地，使得耕地面积减少。

政府应当加大改造产田，大力建设农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第三，农村道路建设还要持续加强并不断完善。

农村地区道路因为年久失修，降低运输能力，无法促进地方资源经济的发展。

第四，要建立健全农村水电设施以及网络建设，保证农民能够及时获取相关农业信息。

第五，监督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杜绝擅自挪用现象。

(三)健全土地流转制度。

政府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议，发展多种经营形式。

并大力宣传，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以及法律法规。

促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改革。

要扭转土地规模制度问题而带来的缓慢发展。

(四)加强教育，提升农民素质。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发展农村经济，需要依靠人才。

培养有文化、会经营、懂技术的人才，是现代化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点。

为了促进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政府应当对农民进行素质教育。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传播渠道，开设层次课程，鼓励青年农民自学。

第二，要对农村劳动力加强技能技术培训。

(五)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转变政府职能。

农业发展比较缓慢，在此情况下，要发展农村经济，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有效发挥职能。

然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带来的影响，导致地方政府职能缺失。

因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发展农村经济，需要依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来引导，并且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制定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克服以gdp为导向，避免政府工作人员短期行为。

对绩效考核的针对性、准确性要增强，体现结果的民主性、科学性，一一量化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应对不同条件。

地区的考核，采取不同的考核体系，来体现考核的公正公平。

三、总结。

综上所述，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第二部分主要针对第一部分的相关制约因素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

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小康社会，政府各项职能就必须要发挥其重要作用，加大投入力度，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积极解决各项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经济收入增长。

促进我国农村经济走向快速发展的道路，才能进一步实现小康社。

参考文献：

[1]杨成章.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0.

[2]周双红.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d].中南大学,2011.

[3]霍焰.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互动研究[d].吉林大学,2013.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九

摘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当代中国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抉择，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系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系统的发展，使社会系统在协同变化探索中形成了新的有序结构。而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它是在遵循一定的系统变化条件而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结构，从而促进了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本文拟用系统论视角探寻改革开放的科学合理性与实质精髓。

关键词：系统论整体性目的性开放性改革开放。

系统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具体运用，是研究客观现实系统共同的特征、本质、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它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研究事物，成为各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基础，并提供了新思维、新方法。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很难获得成功，所以系统的分析和看待改革开放。

一、改革是个立足整体，统观全局的系统工程。

整体性是系统思想的核心，系统科学就是关于系统整体性的科学。整体性思想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以系统方式而存在着的，而系统又是由多种要素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对于社会系统来说，系统整体效应的产生，既取决于系统自身的客观条件，又依赖于人的主观运筹水平，我们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以系统方式存在由若干要素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并将整体性观点和要求自始至终地贯彻于认识和改造客体的全过程。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一个由各个部分、各个环节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改革系统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把中国的改革看成一个由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他立足整体，统观全局，从系统整体目标最优出发，去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我国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首要问题也是农民问题。邓小平说：“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其次，农村与城市相比，不像城市人口构成复杂、行业门类差别甚大，而且农村经济结构、经济关系都相对比较单一，管理方式以及劳动方式都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也比较容易成功。正因为如此，所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先把80%的人口积极性调动起来。只要农村改革成功，稳定发展，城市改革就有了支撑基地。

古人云：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每一项改革何时出台，改革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从整体出发，统观全局。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抓住它的重要性而不注意它在整体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会顾此失彼，引发出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

二、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始终是为了达到系统目标而不断进行完善的。

所谓目的性，是指系统在一定的环境下，必须具有达到最终状态的特性，它贯穿于系统发展的全过程，并集中体现了系统发展的总倾向和趋势。一般而言，系统的目的性与整体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干要素的集合，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可以讲，没有目的就没有要素的集合。因此，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首先必须确定系统应该达到的目的，以明确系统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最终状态，以便依据这个最终状态来研究系统的现状与发展。其次，实行反馈调节，使系统的发展顺利导向目的。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如不能推进发展便是失败。发展就必须不断打破旧的平衡与稳定，而达到发展的有序，自然界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都必有一个基本的物质的、时间的或空间的有序化与之相适应，人类社会每发展到一个里程碑，也必有一些制度的、结构的变革与之相对应。系统的改革和系统的目的相互依存并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目的制约着改革，改革突破目的，改革又会引起新的目的。

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大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都是把推动全国发展作为总方针，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方式作为总目标的。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我国又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现些差错。”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在广州、福建两省试办特区。文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区，凡属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首先在特区进行实验和实施，使其先行一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全国的改革进行一系列的超前试验，探索路子，积累经验，在取得实验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广。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虽然手法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经济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目的是不变的，并且一切方针路线的提出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

系统的开放性原理指的是，系统具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功能，系统向外界环境开放是系统得以向上发展的前提，也是系统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一个国家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能离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只有在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中才能加速自身的发展。如果脱离国际环境孤立、封闭起来，“就会失去人类文明的滋养，失去世界的支持和帮助，失去正确的方向，必然误入歧途并陷入长期落后的可悲境地。”所以，邓小平强调，“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

系统离不开环境，只有不断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与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系统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环境选择系统并改造系统，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由此维持着系统的存在，推动着系统的发展。正因为环境影响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改革开放”思想的提出以及实施始终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置身于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随着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从一国范围向世界范围扩展，从封闭到开放，有彼此隔离到相互依赖，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时一个开放的世界。随着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的扩大，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面对这种趋势，任何国家都不能画地为牢、自我孤立，而必须把自身的发展同世界性的普遍经济交往联系在一起，积极利用这种联系为本国的发展服务，在开放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更适合自身的开放。

回顾历史，中国在经历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后，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的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加上我们自己的失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封闭状态，使我们同发达国家一度缩小的差距在20世纪60年代又拉大了。因此，我们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坚定不移的实行对外开放。

我国当前要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要全面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借助外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首先，建设资金不足是我过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必须想方设法利用国际市场的资金；其次，技术管理落后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障碍，必须积极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借鉴和吸引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再次，我国人口众多，解决就业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必须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此外，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置身于国际竞争的舞台，才有利于我国正视世界，正视自己，发现差距，从而激励民族的进取心和创造意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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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4]彭超宇，李伯川。从系统论看改革开放的合理性[j]。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理论专辑。

[5]乌杰。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整体发展[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十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与困难。各级政府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围绕优化市场环境、搞好服务指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科技创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虽然近些年我国在向工业化国家发展，但是农业与农民是则是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农民的生活水平，决定了我国经济的平均水平是否能够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水平。

1.1、农村市场信息闭塞，农产品增产不增收。

市场决定生产，农产品也离不开市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来调配，才能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1.2、农业标准化建设不容乐观。

大力发展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已成为农业经济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据了解，我国现行颁布的2万多项国家标准中，农业方面的标准只占10%左右，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也为与国际接轨带来极大困难，使农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优势。

2.1、建立品牌声誉信任实施机制。

现代社会中声誉信任的取得非常重要，品牌声誉靠质量，必须以农产品质量为根基，品牌才有竞争力。应通过优质产品、诚信交易，将维护品牌形象形成自觉意识，并通过质量追溯系统，深化顾客与农业品牌之间的联系，建立起顾客对品牌的持久信任度，提高品牌的美誉度。

建立农民广泛参与的各种合作组织，有利于提高品质量、巩固品牌形象。当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民组织的声誉相关，而声誉又取决于他所提供产品的质量时，农民为获得较高的收益会参与组织合作，并可通过农民组织形式来约束农民的生产行为，减少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提高农产品质量。

2.2、以农产品特性为基础。

任何一个区域的农业产业总是和其过去的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自然条件、生活习惯和人文精神等都会作为遗传因子影响到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与活动方式。农业产业可以充分汲取当地的历史文化养分，利用所在这种历史形成的优势，通过文化积淀塑造品牌，形成具有一方特色的个性化品牌产品，从而获得市场和顾客的青睐。品牌赋予农产品一种与众不同的内涵，反映农产品的特性或功能，融入着农业文化情感，实现着与消费者的沟通，最终成为消费者最愿意接受、最可信赖的东西。农业产业品牌要根据农产品特性、消费者的心理及各种社会因素如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塑造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

2.3、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体制，做好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科技机构应当通过转换机制、调整结构，建立社会公益及基础型科研机构，从事遗传育种、病虫害灾变规律及防治机制、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及规律、农业资源、生态环境等研究，建立起高效、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建立农业知识、技术转化的新体制，成立以“县为中心、乡为骨干、村为基础、专群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试验示范和二次开发及转化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完善技术咨询中介服务型科研机构，全面落实其研究、开发、经营、服务等各项职能，积极开拓第三产业，重点发展农业科技咨询业、信息业和技术服务业。农业部门建立多层次、多形式、制度化的农民成人教育体系，组织农民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经营本领，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发布农业信息，指导结构调整，研究市场营销等，培养具有现代素质的新型农民。

2.4、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农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是农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最终体现，其决定于农产品的结构构成、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产品的市场体系建设、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卫生水平等因素。发展现代农业要以优质的原材料生产作为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而这一前提条件的要素包括：通过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良种工程和水产良种工程，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进而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种养业良好体系。通过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程、现代农业示范工程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扶持科研单位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构建高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十一

“循环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主导产业链条前后拉伸，实现闭合循环发展，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三个原则。

它是是建立在对物质不断进行循环利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是人们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的创新。

它是一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流程，基本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高收益，即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具体就是通过废弃物或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使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即实现低投入、高效率和低排放的经济发展。

它为资源型生产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

在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下，煤炭企业将逐步摈弃传统的以生产、销售煤炭等基本产品为主的运营模式，将注意力转移至不断改进提高煤炭开采技术，加大回采率，以此来扩大产业范围、拉长煤炭产业链条，进而寻求新的、更具支撑力的收入增长点。

作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发展循环经济问题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新时期经济的重点和关注的热点。

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中，煤炭企业更是有其特殊性和紧迫性。

二、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具有特殊意义。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可取得经济和社会两重效益。

2.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3.煤炭是不可再生性能源。

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煤炭市场经济各种体系不规范，政府监管力度不够，企业竞争激烈，生产方式落后，资源回收率低，全国煤矿企业资源回收率平均水平只有30%-35%的水平，有的小煤矿只有10%-15%的水平。

通过发展煤炭循环经济可最大程度地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在实践中的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希望的高度，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认识不到位、循环经济理念不够深入一些煤炭企业对循环经济认识不够，只从狭义上理解和认识循环经济，没有真正了解循环经济的概念，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和作用不甚了解，同时对这种能同时取得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多赢的发展模式认识不足。

没有认识到当前发展循环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技术、人才、投入、知识等符合煤炭产业循环经济发展要素缺乏各个煤炭企业缺乏专业循环经济的人才，人员专业知识结构不能满足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技术人员缺乏创新能力，企业没有自主的先进核心技术，技术引进和推广、科技开发的资金投入不足;循环经济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不够。

3.企业之间循环发展各自为阵，小、中、大三循环没有实现有效衔接。

4.缺乏推进循环经济建设的法规、机制和政策各级政府、煤炭企业缺乏发展煤炭循环经济的整体规划，更没有能指导循环经济的比如：投入机制、生态环境机制、价格形成、补偿机制、企业资源再生利用机制和节约使用资源等高效能激励机制来指导循环经济的有序、良性发展。

四、发展煤炭循环煤炭企业的应对措施。

要实现煤炭发展循环经济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政府和企业应相互理解、配合采取以下相应有效的应对措施来实现煤炭的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要求煤炭企业构建绿色煤炭体系，实现可持续;煤炭企业要速度与效益并重，这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1.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

(1)首先政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资力度，为煤炭企业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同时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优惠及扶助等支持，为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引导煤炭企业自愿、主动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2)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责作用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构造一个有利于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激励他们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来规范煤炭企业的行为。

政府应该严格制定煤炭企业在生产、废弃物排放、回收利用等环节的科学标准，同时运用财政补贴、行政处罚或是提高准入门槛等手段来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和废弃物循环再使用率，降低对社会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消耗。

2.煤炭企业的主体攻坚作用。

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要按照“四新”原则即新思路、新机制、新体制、新方式的要求，遵循循环经济的流程即“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走深度开采、高效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路子。

(1)企业要牢固树立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将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营造一个使企业员工能牢固树立循环经济、使得循环经济工作能顺利开展的环境基础。

(2)企业通过大力引进、培养高技能人才，通过对清洁生产技术、绿色开采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积极构建以资源节约和环境无害化为核心的煤炭技术支撑体系。

(3)企业间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合理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通过更新煤炭开采技术和生产设备提高煤炭的采出率，并对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有害废弃物进行无害处理，实现煤炭资源的绿色开采;通过改进煤炭生产和使用方式提高煤炭的利用率，实现污染物微排放或零排放。

(4)煤炭企业要在当前煤炭市场不好的情况下要提高经济效益，应该在大力发展资源综合利用方面上下功夫。

要充分利用煤炭企业的资源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大力发展废弃物的回收与循环再利用，充分利用现有的或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粉煤灰、矿井水等废弃物，变废为宝，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提高经济效益。

(5)企业要认真开展环境整治，建设美好生态家园。

企业要做好废弃矿井的无污染处理要从源头上减少环境的污染，主要包括土地复垦、塌陷区回填等措施。

对恢复的土地宜农则农、宜渔则渔，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美好家园。

作者：陈军工作单位：同煤集团企划部。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十二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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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c].***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十三

摘要：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竞争日益激烈，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正在从原先的拼资源、拼人力等传统资源消耗模式到新技术、新思维的精益智能模式转变。行业发展模式在变更，我国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跟不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脚步。中国要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胜出，需要做好经济发展方式要做转变，这也是党的发报告中多次提出的重要战略。经济法作为指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导方针，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经济法角度描述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含义，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之间互动的战略意义，着力阐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法理论完善、经济法实施的关系，以期通过本文为经济法与经济方式的转变提供可落地实践指导。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法。

经济发展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指导方法和手段，其目标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方式优化、经济发展效益提升以及经济效益分配等方式，实现经济的高速、良性发展。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指将出口、投资的“两驾马车”驱动，转变为出口、投资、消费的“三驾马车”协同互补发，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良性、可靠。具体指的是通过先进的理念、技术等改变我国第二产业经济发展方式为传统主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协同发展，将资源消耗，增加物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依靠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型管理发展模式促进调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以传统追求经济的“量”，转变为经济“量”与“质”共同发展，从之前的不注重环境转变为以人为本、追求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中国作为经济体量极大的国家，要想发展为真正的强国，增强我国在国际中的竞争力，科技创新力量提升促进经济方式转变尤为重要，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从深层次影响经济法的制定。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法互动的初衷。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经济科学有序健康的发展，通过将中国经济由点到面的改进，各个难点慢慢击破，统筹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跨越式的转变。中国之前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力度不足导致资源浪费、资金投入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造成了中国经济不协调发展、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而这种不协调发展的路径从根上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解决环境的日益恶化和经济发展同步成为现阶段解决的主要矛盾。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量”的问题，而且已经深入到社会大发展格局中，格局的形成需要每一个经济产业“创新”的格，最终形成经济良性发展的“局”，而经济法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积极引导的作用和意义。经济法不仅可以对经济发展有指导，而且对经济质量严格把关，这就是经济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特有现状的需要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方式以其实践方式反映着社会经济发展态势，而经济法是其发展方式指导思想，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经济法不仅要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能力等，还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上多做文章。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创新模式，即需要以人才和科学的发展路径，以创新的发展模式，提升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从而提升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注重质的提升，经济法的理念，即在注重社会国家效益最大化基础上，实现经济方式的协调互补发展，所以内容外在表现上实现了互动。并且经济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内在契合的。如经济法是以社会人类的发展为主体，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轨迹，从政治、经济等现代化标准建设，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作为整体考虑，着眼于全局、战略，重视区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对外开放发展，考虑整体效益与局部效益的关系，当前效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创造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这些决定了经济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处于重要地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经济法的实行从宏观调控上利于经济的发展，并且还有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经济法约束着员工与老之间的关系，当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时，经济法会维护其权益，进而劳动者具有工作的热情、创造经济的激情，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让体力劳动方式脑力劳动方式相结合，推进脑力劳动的发展，让脑力劳动成为经济转变新模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法的互动，传统的方式是强调要增加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种方式容易造成与市场经济的脱节，消除法律对市场经济的真实反馈，这样会导致国家发布的法律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改善没有任何帮助，而经济法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积极引导的作用和意义。通过经济法对经济发展有指导，对经济质量严格把关，以创新的管理方式调动劳动者工作潜能，经济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特有现状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法理论完善、经济法实施的关系。

1.与经济法理论完善的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法理论的完善密切相关。经济法是对现阶段经济的实践的归纳总结，理论有高度，是指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导方针，并且密切关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自身的'完善。目前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先进，但是与实践节严重，经济法更侧重重大方针政策缺少实施之后的反馈和更新总结，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是对我经济法理论完善（从实践层面）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以理才能服人，无理只是取闹，我们对时代问题、热点问题进行解释、提供对策时能否有理论说服力和政策建议力，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水平。

2.与经济法实施的关系。

所有的法律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经济法是否能够很好的实施，取决于我们的执行力、反馈力，即使这部法律得到官方认可，但是其实践意义不理想，那么修改完善成为必然，不能让经济法就会被束之高阁，当作一成不变的法律。人们需要具有实施这部法律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的改革文件中明确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世界各国进行竞争的唯一途径，是国家战略的强导向，也是通过智能等新技术实现经济繁荣、适应经济全球化下的新模式的重要转变路径。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法实现利益主体的改动，以改革开放的魄力，给在各个私营经济主体带来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经济科学有序健康的发展，通过将经济由点到面的实施，各个难点慢慢击破，统筹发展，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跨越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法相互之间有着无法替代的关系，经济法的完善需要法律先导，需要其长期战略性的正确性，因此计划的制定、详细的执行等方法需要提前规划，其次需要建立经济法实施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效率的衡量，找准改革经济发展命脉，如我们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以及产品技术水平等提升发展创新能力。

结论。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法密切相关，两者的发展路径都是以互动的方式互相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深层次推动经济法的优化，而经济法又从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法在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法理论完善、经济法实施的关系中不断完善，以达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良性、促进中国经济协调发展、共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

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篇十四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对中国社会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25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个人，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就像是一个人的发展社会化。发展社会化是指个体在经历了生命早期阶段的基本社会化之后，为了适应社会文化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而继续进行的社会化。19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迅速增长，美欧各国之间在各方面交流频繁，在它们的带动之下，市场经济流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1978年，经历了“”的中国几乎与世界的发展脱轨，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毫无生气的学术国家的界已经赶不上世界的发展潮流，中国需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世界，因为在当时，与世界严重脱轨的中国，只有与世界各国展开广泛的互动，才能实现发展社会化。在社会学上，所谓社会互动，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语言、表情、身体姿势和其他象征性符号，彼此表达意向，沟通感情，共同行动的过程。当然，在这里的社会互动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的。社会互动是社会化，也是发展社会化的必要，中国对内改革，就使自己有与外界交流的有效符号，对外开放，便使自己有了与世界互动的机会。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文化是相对落后相对闭塞的。“”的十年浩劫，不仅为学术界的发展加上了沉重的枷锁，而且对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造成了永难弥补的巨大损失。社会学所讲的文化要素主要包括物质与精神、语言与符号、行为规范与文化模式、社会关系和组织等。当时的中国在物质与精神方面表现的尤为令人心痛。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为满足人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而创造或加工改造过的产品，都属于物质文化。其中尤以生产工具最为重要。改革开放年之前，中国不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活用具都十分匮乏。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哲学、科学、宗教、艺术、道德等各种思想观念，,以及人们后天学习得到的各种知识技能，其中尤以价值观念为最重要。“”使得人们思想僵化陈旧，也使得学术界万马齐喑。历史上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当时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文化主要有创造性、传递性、共享性、象征性与普同性等特性。实行改革开放，正是顺应了文化传递性、共享性以及普同性的要求。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时期全方位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交流首先是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产品等物质文化开始的，随之而来的是人员、教育、思想、文化、体育乃至军事方面的交流。这次交流是全民交流，双向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吸引外资并对外投资，引进设备和技术，出口产品。大量的外资、先进技术、设备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业逐步增多，中国产品畅销世界各地。第二，人员交流并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由于中国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刮玻璃现代企业的经验，所以采取了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学习和传授西方的管理经验。包括互派留学生、进修生和访问学者以及各种专业考察团，此外，还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劳动力交流。随着物质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的进行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思想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如社会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社会不平等是指社会成员个人和群体在社会中所居的社会地位不同，并由此产生的人们从社会中所取得的报酬不同。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在社会中之所以会有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而不仅仅是有个人的各种素质决定的。社会不平等反映了社会成员所获报酬的不均等，而这些报酬本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多样性，因此，社会不平等是多元的。在改革开放的工程中，人们的职业差异、经济的地区差异日益显著，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再加上性别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社会不平等。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所谓社会流动，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在其社会地位上的变动，即他们从已有的地位向新的地位转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严格的户口制度、劳动力计划安排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的作用，我国的社会流动曾经受到较为严重的限制。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僵化死板的社会分层，为各个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平等的就业、创业的机会，增加了社会流动。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流动状况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首先，对个人来说，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去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只有在由较多正常社会流动机会的社会中，人们的这种愿望才可能正常实现，个人的积极性才会得以很好的发挥。对一个社会来说，社会流动能够有效的缩小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并因此并因此缓和因社会分层而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其次，社会流动有助于社会选拔人才。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才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分布。再次，社会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良性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最后，改革开放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一下三个方面。首先，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学术界不再沉默，国家又恢复了高考，培养了一大批在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些都对社会学的发展极为有利。其次，改革开放刺激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通过人员交流和思想交流，原产于西方的社会学在中国得到很大的发展。第三，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解决方法。社会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是社会学得以存在的生命线，是社会学得以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社会学得以存在的原因。

总之，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毋须讳言，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高，人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充分尊重。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要靠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任何走回头路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参考文献:。

[1]彭华民，《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