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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推荐)一
:科学技术;发展;环境;影响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给社会生活带去了便利,但同时也给环境带去了不利影响,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有义务去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一方面,科学技术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居住环境,改善了交通、通信等等的方式,促进了整个社会向着高科技化方向发展;另外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兴起也让社会环境受到了影响,导致了部分地区出现生态不平衡,动植物濒临灭绝的现象,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出现,因此,这就需要人类合理的利用科学技术,同时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整个的有利和不利影响,以此来起到保护环境和改善生活的作用。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新的发展时期,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和创造的第一生产力。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技已经成为了经济的驱动力,各个国家也在不断的推进科技创新,以科学技术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进步。在我国也是如此,难以离开科学技术的支持,我国在大力支持发展科学技术,并且也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以此来推动我国经济的进步。在现代社会中,社会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科技已经永存在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中,人类也需要利用科技来生存和发展。所以,科学技术作为整个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对于经济、政治、人文、环境等等都有着一定的有利影响。
2、科技发展改善人类生态环境
科学技术不仅仅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合理的利用科学技术可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对于整个社会都是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我国合理的利用科学技术对一些稀缺资源进行开发,增加了我国的可用资源,实现资源的多样化,满足我国经济对于资源的利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也受到了影响,而科学技术就利用较好的科技去改善生态环境,例如在空气污染方面,相关的部门就利用科学技术去改善环境中二氧化碳和尘埃含量;在工业污染较重的地区,也利用科学技术去改善环境和污水等等方面,让人类生活在干净的地球环境中。气候的变化、资源的稀缺浪费等等问题的出现都有利用科学技术去进行改善,利用科学技术可以让人类减少对大自然的索取,从科技方面去探索新的资源,改善整个社会的需求所向,实现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
对于任何事物的兴起和发展都对整个社会起着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对于科学技术也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利用虽然给社会经济和环境带去了有利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给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带去了不利影响。人类过分的利用科学技术去开采地球环境,导致了生态失衡,最终受到影响的还是人类自身,在使用科学技术的时候,的确有给人类带去了好处,但是大多数人都只是看到了好的一面,科学技术对环境的开发给社会带去的破坏远远比人类想象的要多得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使用,科学技术带给整个社会的危害将会大于好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破坏性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农业上使用科学技术,在短时间内的确增加了农产量,让整个社会的人类得以生存,但是从长期上来看,对农产品所使用的农药、化肥等农业科技会让水质、土壤受到影响,而且过于使用农药去杀害害虫的时候也让益虫的生产受到了危害。随着对社会的征服力度增强,对于自身生命的追求欲望也更加强烈,因此,许多的医学院开始利用科学技术研制医药品,以此来保证人类的生命健康,而过于的采用这些技术最终导致了人口加剧增加,人口的增加只会导致人类对社会的需求也将增加,最终就会去对环境采取更加强烈的开采和索取,影响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对于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随着时间的延长不断的展现出来,全球变暖、动植物灭绝、核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等这些都是与人类过分的使用科学技术有关系。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需要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整个社会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如果人类过分的使用科学技术只会导致环境遭受破坏,最终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地球环境与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需要利用科学技术去改善环境问题,而不是利用科学技术去制造更得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必由之路。
[1]何秋洁.科学技术对环境影响的必然性及对策思考[j].绵阳经济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3)
[2]王振军.关于科学技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其解决方法[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03)
[3]王凤珍,熊岳平.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环境危机的凸现[j].齐鲁学刊.2007(03)
有关科技论文作者署名文献人名的书写形式规范(推荐)二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经济制度变迁;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1-0001-11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第二,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典型的二元经济制度),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这种经济制度变迁的启动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邓小平同志指出,与农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3]537“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3]546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是把农民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不断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改善了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变迁。现在回顾起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制度变迁成本最小而变迁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没有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的极大成功,其他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无从谈起。对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无论作怎么样的评价也不会过高。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农民家庭承包“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本,也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4]50-51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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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经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有何异同[n].人民日报,2011-09-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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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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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其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就在这快速发展中却也有不少问题让人思考:在发展时,我们不仅仅要快,也要兼顾到慢。
快,是前进的动力。蒸汽时代的来临,推动了世界工业化的进程。然而这正是因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能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这是战争中取胜的关键。而慢与快的辩证关系大抵也是如此的。
慢是成事的基础,快是前进的动力。快与慢紧密结合,也就为事业成功增加一份机会。要在这信息爆炸、优胜劣汰的社会中生存,尤当要注意快与慢的有机结合。
快和慢到底指的是什么?快和慢的本义当然指的是速度。飞机飞得很快,汽车开得很慢,同时汽车却又比人走路来得快,所以快和慢只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兵贵神速,快速的打战能给予敌人措手不及的伤害。俗话又说:慢工出细活,尽管费时,但稳妥的速度却能打造出辉煌。
所以,快有快的好,慢有慢的妙,处事不能一味的遵循快或慢,而是要灵活的变通,了解情势择优而对。慢是一个精细的过程,能带来快所没有的辉煌。
在无边的学业生涯中,“闪电战”是行不通的。如今我们所看那到的有成就的学者,无不是靠一点一滴的“慢工”积累造就的。享誉中外的《史记》、《红楼梦》等,都是经过作者“慢工”所打磨出来的历史瑰宝。慢,或许没有快的迅雷不及掩耳,但欧洲有句俗语:慢些,我们就会更快。尽管抵达成功的过程漫长,但稳稳重重的做好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一个成功。
慢可以塑造出精致的成果,那么快就能打造出风驰电掣的成就。飞夺泸定桥,凭双脚一天行走200百里,这样的速度让对方失去先机,结果红军从此走出包围,走向胜利。官渡之战,曹操取胜之道也是一天一夜行军百余里,让敌军失去所有的后勤供应,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可见快所带来的优势。在当今科技发达迅猛的时代,因速度慢而落后就要挨打的。
无论是快或慢,都有各自的优点,当然也有缺点。过慢的速度有时会是一种拖累。倘若一个企业发展过慢,那就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过快的速度有时也会令人应接不暇。特别是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无暇关注其他的风景,身心难免疲惫。
当今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快和慢相结合的社会。慢使我们对生活有透彻的理解,快使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生活水平提高。因此,我们也要懂得灵活的变通,用适宜的速度对待生活,对待人生。快与慢的选择不仅是一种速度,更是对生活的态度。
让快和慢的旋律交织,谱出和谐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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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财务报告目标将继续锁定在为企业各相关利益者决策提供快捷灵敏的相关财务信息(这些信息已包融解脱受托经管责任所需的信息),并真正使提供有关现金流量的数量、时间分布及其不确定性的信息这一目标成为可以操作的目标。此时,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仍然要坚持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与可比性,尤其是在可靠性与相关性的权衡中更偏向于相关性。历史(事后)信息满足可靠性,同时也是相关性的基础;未来预测(事前)信息满足相关性,同时应强调对预测信息的规范,尽可能提高预测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达到这样的境界之后,相关性与可靠性的矛盾就减缓了,它们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谁会需要不可靠的相关性信息呢? 至今人们将会计分成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大分支系统。财务会计专司对外报告责任,而管理会计专司对内报告责任。但我们应该知道对内、对外会计信息均由企业会计系统生成,过去只在企业内部报告的预测信息已经对外报告了,这说明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早已不局限于企业内部,财务报告早已“借用”了管理会计信息,正是财务会计利用了管理会计的特长——提供相关性预测信息。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对内、对外分工的界限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在未来两者融合的程度将会越来越大,即管理会计“外化”为财务会计的成份将增加,而且我们不用担心管理会计的消亡,因为管理会计会开拓新的“疆土”。其实,这种行动在财务报告中已有所体现,例如其他财务报告的职工报告、增值报告、环境报告等无一不与管理会计相关,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管理会计研究的内容。当然,其他财务报告中的许多内容仍处于披露的初级阶段,还未成为绝大多数企业的一致行动。未来应改变这种现状,以真正让财务报告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未来的会计才会在学科与职业的“群星”中更加闪烁与辉煌。
为了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未来财务报告的内容将更加复杂与丰富,并随会计环境的变化与要求而不断创新。
1、 坚持财务信息的核心地位,通过非财务信息提升财务信息的价值 未来企业的竞争讲究核心竞争能力,那么会计作为一个职业的话,它的核心竞争能力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就表现在它能提供财务信息,而非非财务信息,这也是会计之所以成为会计的本质特征,是以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资本”,譬如区别于统计。 现在,人们谈到财务会计的局限,势必触及财务会计不能提供非财务信息,并得意于戳中了财务会计的短处与“痛处”,于是开出的“药方”是财务会计要将精力放到提供非财务信息上去,至少也要做到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并重。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 财务会计提供非财务信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信息均出自会计一家之手,其实企业的信息可由企业内各种子系统生成与发布,例如统计信息系统,技术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人事信息系统,甚至利用新闻报道与新闻发布会等。因此,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更多的是实行“拿来主义”,而不是亲自去“生产”非财务信息。现行的做法是,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以及其他财务报告中纳入了大量的非财务(包括定性)信息,人们便误以为财务会计理所当然可以“生产”并报告非财务信息了。而我们则认为,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即使这些非财务信息经会计人员之手弄进了财务报告中,也并不表明这些非财务信息就是或应当由会计来“生产”,会计只是借助这些非财务信息来辅助说明与解释财务信息,帮助信息使用者更准确地理解与运用财务信息,从而最终提升了财务信息的价值。因此,更实事求是地说,财务报告应是企业会计人员与企业其他有关人员“合作”的成果,财务报告中的许多内容是非会计性质的东西。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就认为财务报告只是公司报告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也可以成为解释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信息的报告不称财务报告而称公司报告或年度报告的理由。由此,我们预见未来的会计应在拓展财务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上下功夫,并“拿来”非财务信息为增加财务信息的价值服务(会计在“生产”财务信息时的“副产品”是个例外,如对会计政策的揭示,是会计“自产自销”的非财务信息)。甚至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会计计量技术的进步,如今只能以非货币计量的信息,今后也将能以货币计量。
2、在不放弃历史成本计价信息的同时,以公允价值计价的信息将大大丰富财务信息的内容并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变化,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相互分割的市场正在走向世界一体化,以交易价格为基础的传统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不再是唯一可靠的信息源,公允价值的逐步形成及其所具有的客观性已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承认和运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现行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中,都已开始较为普遍地使用公允价值概念,连我国已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具体会计准则中引入了这一计量属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财务报告中,能用历史成本计价且不失可靠性与相关性的信息仍占一席之地;用历史成本计价但既失可靠性又失相关性的信息,肯定要被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所取代;用历史成本计价虽具可靠性但难保相关性的信息,则可用公允价值计价后的信息作为补充信息同时提供;最终,当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既可靠又相关时,公允价值将全面取代历史成本(或许历史成本也成为公允价值的选择之一)。会计从现在开始就要认真探讨的是,以何种技术与方法来找到公允价值,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概念阶段而难以实际操作。在知识经济时代,当公允价值计量技术得以妥善解决之时,一个崭新的以公允价值为代表的计量属性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系统绝对不再是“纸上谈兵”。到那时,囿于历史成本计量而无法进入财务报告的信息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方式进入财务报告之中,从而大大增加了会计计量的对象,并丰富了财务信息的种类和数量。
3、企业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将成为未来财务报告的重心 工业经济依靠资本和生产型人才,对有形资源的占用和使用是工业社会环境中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之根本,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传统会计系统必须围绕企业有形资源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来展开。随着以技术为动力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必须依靠知识和知识型人才,从而转向对技术和人才的开发、利用和争夺,以创造未来现金流量和企业市场价值来确保竞争优势。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大大提高,而有形资产的比重则相应地大大下降,如美国许多高科技公司的无形资产已超过总资产的一半以上。对此,会计不能漠然视之,必然要转向对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以增强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因而必须实现财务报告重心的转移,及时准确地报告企业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的价值。现行财务报告虽然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报告得不详细、不全面,甚至是有重大遗漏,例如:美国微软公司的市值大大高于其帐面价值,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几乎没有报告微软公司巨大的无形资产与人力资产价值。当然,会计界已在无形资产会计与人力资源会计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进入操作阶段仍有许多难题未解决好,也许这是一个跨世纪难题。会计同仁应迎难而上,在开发未来财务报告模式时,着重解决好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问题,将对企业价值产生重大影响的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通通纳入财务报告范畴,最好是全部在基本财务报表中予以表述。可见,会计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但会计同仁似乎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选择做解决难题的先驱者,总不能拱手相让去做追随者。这也可以说是一场会计阵地的保卫战。
4、突破会计主体假设,同时报告与会计主体信息相关的关联方信息 基于会计信息用于评价经营受托责任用途的考虑,会计主体的确立是传统会计系统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工业时代企业组织垂直控制的特征也为这一前提的确立提供了它所必须的外部环境。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组织的结构正在朝网络化、扁平化甚至虚拟化方向改变。这种改变使得会计主体假设开始失去其既有的合理性。除此之外,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的合理报告在客观上也需要突破单一会计主体的范围,因为无形资产和人力资产的先进性和价值需要与其他企业的同类资产相比较,才可以进行合理的衡量;企业还是社会中的企业,一个企业的失败可能引发“骨牌(多米诺)效应”而泱及相关企业,所以评估一个企业时还需要相关企业的信息,比如该企业上游与下游企业的信息,即对整个企业价值链的关注提出了这种信息需求,借助相关企业的信息,以便更充分地说明一个企业的真实状况。这些改变在客观上要求会计信息的披露突破传统的空间范围限制。因此,如何恰当地提供一个主体及其相关方的信息,也代表着未来财务报告的一个发展方向。
5、增加相对值信息,提高财务信息的可比性 以绝对值信息表述某一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是现行财务报表所提供信息的特点之一。当财务信息的用途更多地偏向用于各种各样的决策而不是局限于财富分配,财务信息揭示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主体,等等,那么以绝对值揭示信息的传统方式就必然会遇到相对值信息揭示的挑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相对值表达的信息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从而能更好地满足决策的需要。在近二十年的财务信息披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证券监管机构已要求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能够直接用于投资决策评价的相对值信息,如一些重要的财务比率(每股盈利、资产报酬率、股东权益报酬率等)。随着财务信息决策用途重要性的进一步加强,随着会计主体范围的逐步突破,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相对值信息揭示的方式一定会演变为未来财务报表发展的主流,当然绝对值信息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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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舞剧作品《妮娜物语》是日本舞蹈界近年来的优秀作品, 舞团探寻了舞者的肢体应当是什么样貌的, 他们的肢体能够强大到什么程度, 并创造出了一个充满了紧张与美感的舞台。本文经过对作品《妮娜物语》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 最终期望把创作及探寻的方向回归舞蹈的本源, 即身体, 艺术的价值, 即个性。
关键词:舞蹈本源; 肢体; 舞台美术; 编舞手法;
《妮娜物语》是日本无设限舞团创作的现代舞作品, 由金森穣导演编舞, 它由独舞《天鹅的梦》 (15分钟) 及现代芭蕾《妮娜物语》 (60分钟) 两部作品构成, 是一部集强大肢体、精妙音乐和炫酷视觉于一体的震撼之作。作品展现出艺术家超越国界的世界性格局与视野, 带领我们感受到艺术的一种新境界, 生命就是不断的探索, 并从中激发出一种能量, 使身体产生一种力量与美的感觉。此外, 它将人的肢体语言传导出来, 对人性进行拷问, 将人类精神中的黑暗面进行外化, 人物会变成物体, 以此来拷问人性。当这些舞者们理解自我的物化之后, 他们就会变成骄傲的祭品。本文以编舞家角度为切入点, 围绕舞者肢体背后、舞台场景呈现以及编舞手法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 侧重探索编舞家在人的肢体语言的设定, 打破传统舞台美术设计以及舞蹈动作设计, 探讨舞者身体的各种可能性。
舞蹈以人体为媒质, 是身体语言的表述和表达;“动”乃舞蹈之核心元素和重要特征, 用舞动的人体去言说, 是舞蹈表现的最主要手段。看了《妮娜物语》首先能感到肢体表现带给人的震撼, 舞蹈语汇十分丰富, 编舞的手法个性新颖, 舞者们的默契和现场舞动呈现出的剧场张力十分强大, 对肢体的控制本事令人震惊。因受到传统的影响, 日本舞台表演艺术家对“身体”有执着的关注, 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或许会感觉像是机器人在跳舞。编导在舞蹈肢体的开发上, 探究舞者在空间中舞动前如何能强而有力地散发肢体的美及力量, 身体又如何接地气以至被推而不倒。当然, 在舞蹈技巧上, 金森穣作为编舞, 他认为, 身体是完美无缺的, 坚定不移的。它是绝对“零”的体现, 不多不少。肢体的背后可能有任何意义或者没有任何意义, 皆取决于观众的思考角度。同时他也试图透过身体, 探讨东方舞者在舞蹈技巧上的控制本事。而这种给予身体的“探讨”, 作为留学欧洲十多年的金森穣, 长期受到西方当代舞训练体系的影响, 在重返日本舞台时, 用东方演员的身体, 加上自我西方现代舞的技法, 东西碰撞之间, 是很有实验性的。在中国的“陶身体舞蹈剧场”, 就是十分注重动作开发与东方文化相结合的舞团, 编舞家及创团人陶冶就是致力探索一种颠覆性的身体运动技术并在国际舞蹈界享有盛誉。舞者在训练中不断开发与挑战肢体的潜能与极限, 突破身体局限与思维的预期。着重对舞蹈本体的研究, 是对身体运动的再造, 专注身体形式的探索和挖掘。所以仅有创造出独具特征的舞蹈运动语汇, 才能成为独具一格、自成一家的身体舞团。这也应当是舞蹈创作者最迫切的自觉行动。
《妮娜物语》这是一部寻求身体“普遍力量”的作品, 没有华丽的舞台包装, 没有喧宾夺主的干扰, 观赏中从一开始到结束, 视线都没有离开舞者身体以外, 所有的表现一切用舞蹈最本体的肢体给人以震撼。除了身体, 这个作品更加重要的是内在的思想性, 和编舞本人对当代人所共同身处的世界的认识, 以及对人性的探讨。作品一开场, 会先上来五个女舞者穿着特制的服装, 他们把自我的身体固定好之后, 如同没有自我意识的提线人偶, 随后突然出现身着黑色服装的舞者试图操控人偶的肢体, 双方博弈的故事就此展开, 开始人偶的一举一动都被穿着西装的另一群舞者操控, 看到了一种现实人群中的无奈。直到最终一幕反转, 当人偶们逆袭穿上西装, 操控了控制者, 这是不是有种被压抑后的畅快, 在这你总能找到一些瞬间和这个故事对号入座, 或许是越来越逼真的机器人, 或许是你自我的经历, 或者是什么历史课本里的某次起义, 也或许是走过不细心踩死的一只蚂蚁。虽然12个人一台戏, 没有舞美的包装, 简约的灯光, 但让观者理解的信息量是巨大的, 带给大家欣赏优质舞蹈作品时那种心灵层面上的领悟, 以及欣赏完之后所将展开的更深刻的内心思考, 这就足矣了。反观我们的作品有时则过分依靠其他形式的包装, 善于造势与滥用包装, 造成“舞不够, 景来凑”, 且舞台美术的设计都趋向于大制作、超豪华, 有时舞美的制作预算占了一大半总费用, 也造成剧目无法演出, 因为成本太高。也所以显得作品资料苍白, 主体创作贫乏, 舞台美术则奢华。有些舞美制作确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可是由于作品的平淡无味, 不但未能起到提高艺术质量的进取作用, 反而更凸显滥用包装的负面效应。
说到日本人, 大抵对之有过一些了解和接触的话, 都会产生那么一点他们挺“严谨”的印象。这种感觉的由来多是因为我们亲身感受到了日本人在日常中表现出来对于细节的执着, 以及体验到了这个国家规则秩序至上的社会大环境。认真的人喜欢将事情做到极致。例如近些年来反复被国内媒体报道和强调的“日本职人”就是很明显的特征。职人精神是日本社会走向繁荣的重要支撑。“职人气质”是指追求自我手艺的不断提高, 并对此持有完全自信, 不会因为金钱和时光的制约而去扭曲自我的意志或做出妥协让步, 只专做自我能够认可的工作, 就算是完全放下利益于不顾, 也要使出浑身解数去完成工作。当他们对工作的严谨放在创作里, 能感受到舞者的每个编排, 每个细节, 是经过多少次再创作和磨合到达的效果。《妮娜物语》主要完成就是五组双人舞的表演, 在双人舞的编排上力量与肢体相互的设计十分独特, 空间处理人与人的接触如行云流水, 双人舞的舞动随心所欲, 让人叹为观止, 相互间配合如电脑编程, 每个衔接都是严丝合缝。我想这也跟他们骨子里的敬业和创新精神有关, 只要是我们能看到的日本团体演出, 质量往往不会差, 不论从观念到舞台呈现, 从导演编排到演员表达, 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耳目一新;也就是, 资深剧场观众的话来说, 我们通常不会“踩雷”.然而, 正是这种精神, 成就了日本科技、文化的发达, 毕竟严谨和创造力才是活力和提高之源。
我们此刻所处在一个十分发达的信息时代, 资源信息随时能够获取, 这时有助于艺术创作者能够更快捷、便利地借鉴到他人的创作经验。可是艺术创作的借鉴有如人体营养的获取, 是需要经过牙齿的咀嚼, 胃肠的消化, 而不是生吞活剥。有时看见国内某些大导演也在照搬他人, 已无所顾忌。但长此以往, 这些快捷的创作不经过创作者独立思考的行为, 慢慢的会割掉艺术家创作才华, 并且也随时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 长期以往对艺术繁荣创作十分不利。此类问题虽然对于大多数编导来说, 主观上也许并非出于“抄袭”的动机, 而是认识---观念上的模糊和创作上的惰性导致求异思维的萎缩。有些手法的雷同化, 也存在“不约而同”的偶然性。但有时, 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 当我们借助多媒体时代的便利开阔眼界, 获取很多信息, 看到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手法时, 倘若我们去认真探索其创作思维轨迹, 去使自我获得触类旁通的启迪, 而不是照猫画虎地翻版, 是否会获得更深刻的认知, 当自我苦心孤诣想出的“点子”在他人率先推出的作品中“英雄所有相同”时, 有宁肯割舍也不重复的气派另辟蹊径, 或许会逼迫自我更上一层楼。这样的要求或许比较苛刻, 这样的创作实践必然很艰苦, 可是艺术的至高境界就是独一无二, 有出息的艺术家就应当这样“挤兑”自我。
《妮娜物语》这部剧, 虽然是十几年前的作品, 但在今日来看依然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同时也透过这部剧反观我们的创作态度和理念。如果作为一名创作者没有独具思想深度的创作理念, 肯定不能产生特立独行的作品和精巧的设计;如果一名舞者没有对高水准的舞蹈素质和精神诉求, 也就不可能构成艺术震撼人心的效应;如果一个团队不具备形而上的追求和引领, 那么艺术灵魂就不会那么庄严肃穆、洁净无暇。所以要记住在创作上核心价值不是在舞蹈的风格上, 也不在舞蹈动作体系上, 而是在对艺术的追求和态度上。才华和灵气是信念造就的, 心灵与精神的升华才能酿出纯真的艺术, 我想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需要的可能是更高精神层面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资华筠.资华筠论文集《探索规律·追求独创》[m].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2]杨美琦.第三代现代舞艺术节的崛起[j].舞蹈杂志, 2018, 44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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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这个风云变换的国际舞台上,中国怎样立足,怎样才能有底气?答曰:拥有并坚守民族文化,最饱满的民族文化。
在行其道的今天,我们疯狂地学英语,但在我们灵魂深处,有着那样一块净土,呈放着永不掉色的中国语言——汉语,这就是中国的底气。它或许填充不了开裂的天空,补不了龟裂的大地,但是它足以称出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分量。
这样看来,中国话定然有着撼动世界的力量。《诗经》中那么多震人心魄的妙语,定要用中国话吟诵,才会抑扬顿挫,感人肺腑。新中国成立之时,******城楼那一声庄严的宣告,也定要用中国话喊出,才能表达出一个民族复兴的全部意义。“静水流深”的微妙意境,或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禅意,倘若翻译为英文或德文,其中的神妙定会大打折扣。
何只是语言,中华民族的文化还丰厚着呢!
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的胸襟,正是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最好体现;李白“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伟大追求,恰恰反映了中国永不落后的决心,勾践卧薪尝胆,正好阐释了中国文化中这样的特点。千年的积累,才沉淀了厚重的文化;千年之后,就积聚了爆发的力量。韩信受胯下之辱,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有一份底气在支撑着他,终于,他成了勇战沙场的大将军。
中国的底所,中国文化的内涵,这些名人将它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还有屈受宫刑的司马迁,为了中国更厚重的文化,用《史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还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屈原,他的纯洁好比中国文化的精髓。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在这个风云变换的国际舞台上,我们依然有底气,依然驻立。
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给了我们最饱满的底气,带着它,我们一路前行,在国际这个大花园中开出最绚烂的底气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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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在这个科技一流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在急剧的发生的变化。
以前的我们,你要吃饱就可以了,只求穿暖和就行了。但现在的人们既要求吃饱穿暖,也逐步注重时尚。在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时逐渐丰富起来,人们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开始逐步的追求时尚,开始赶时髦了。看到别人的时尚生活,觉得挺羡慕,于是就跟风了。
时尚其实实质上就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对美好生活方式的追求。在以前的社会,社会的物质供给极度匮乏,留给人们选择的选项不多。而现代社会丰富的物质生活,意味着人们对如何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对衣着的追求,有的人适合一种款式衣服,适合这种衣服的风格。一旦她穿上这种款式的衣服,成为校园里一道风景线,那其他女生也会纷纷模仿,因为他们觉得这穿款衣服是美的。其实有的人穿着不适合,他们穿了只会适得其反,并没有显出他们的漂亮时尚。
每个人对时尚追求的初衷是相同的,大家追求的是美好的事物。但是每个人的时尚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也许有些人没有搞明白,有些时尚的事物适合于你,但有些时尚的事物并不适合于你。
对时尚的追求,不必刻意的模仿,否则就会闹出人云亦云的笑话。比如觉得欧罗巴的地名很时尚,于是我们的小区就命名为罗马小区,街道就命名为维多利亚大街,这样的现象出现在中国,不觉得可笑吗?
我们追求时尚,真正的内涵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气质,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当然这种时尚存在的前期条件是,它让我们生活变的舒适,他让我们向世人能展示自信心,它让我们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我们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既然追求时尚是人们对美的追求的表现,因此对时尚的追求应该受到肯定。同时我认为,追求时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只有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国家繁荣昌盛发展的时代,才会追求时尚。
今天的中国,初步实现了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今后一个时期内,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进一步提升,社会将会为普通老百姓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享受。到那时,人们追求时尚生活方式更加会丰富多彩。
在品味时尚中,让我们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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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队伍整体的素质较低
当前,畜牧兽医行业相关的从业人员整体的素质比较低,业务的水平也不高,这样不仅影响到行业的实施水平,更是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科技研究开发的工作。因为,畜牧兽医行业的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是比较低的,对于知识的掌握力度本身就是处在比较匮乏的状态,所以就很难会对该行业的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也不会使畜牧兽医类科技得到有效的提高。另外,工作条件太差的情况下是很难吸引大量的专业人才来工作的,这样就走入到恶性循环当中,吸引不到人才,就不能很好的对其科技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就不能很好的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2保障缺乏力度
当前没有很好的制度来为畜牧兽医类科技的发展做保障,这样就很难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导致其发展过于缓慢。没有相应的奖励制度,相关的科研人员就不会有更深的投入,畜牧兽医类科技的更新也就会随之减慢。另外许多的科研人员没有基本的保障,全靠自身来获得研发的资金,这样是很不利于科技的更新发展的。
3加强畜牧兽医类科技发展的策略
3。1增强资金投入的力度
要加强对于畜牧兽医行业资金的投入力度,建立配套的技术设施。资金的投入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研发资金的问题,可以有效的为畜牧兽医类科技的发展做出有力的支持,有了资金的保障,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做出相应机制的转变,研发最新的科技以此来适应市场的发展进程。配套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好的使畜牧兽医行业的工作开展得更加的有力,使其更快的发展。
3。2加强工作人员素质的培养
要加强畜牧兽医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培训工作,使其在畜牧兽医行业工作的同时,也能够为其科技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要注重相关人员创新能力的培养,有了良好的创新能力,才能够提出新的科技发展的方向,促进畜牧兽医类科技的发展。此外还要使工作人员的知识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的更新所需的专业知识。
3。3建立相关的保障制度
建立相关的制度来保障科技研发人员的研发积极性,这样可以更加快速的使其科技得到很好的发展,另外一些奖励的制度建立,就会增强研发人员之间的竞争,有竞争才有动力,这样良性的竞争能使其发展更加迅速。
4总结
畜牧兽医行业的发展将影响到农业的发展进程,优良的畜牧兽医类科技可以促使畜牧行业快速的发展,所以加强其科技的发展,就能很大程度上促使农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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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全面倡导减负增效的素质教育背景下,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对于高中历史教学显得尤为重要。下面,我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与思考,谈谈启发学生思维的三种方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定势思维是指人们思考问题往往沿着合乎习惯的传统方向正向“顺推”,逆向思维是一种常规思维的“背离”,即反其道而行之。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选择地突破教学常规,以史实为依据,对已形成定论的史实,运用悖逆法,设立新情境,交给学生猜测、推导、反证,对改变学生的定势思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讲到必修二《殖民扩张与掠夺》这课时,在分析资本主义列强对亚非拉美进行殖民侵略所造成的影响时,学生对殖民侵略深恶痛绝。我提醒学生:深恶痛绝不能代表对殖民主义的完全评价,侵略的罪恶只能算一个方面。及时启发:如果殖民主义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能轻易征服其他地区吗?当学生作否定性回答后,再提问:那么,殖民者强大的实力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又逆向设问:这种以先进进攻落后,以强击弱,是否也有可取之处呢?学生此时恍然大悟:殖民主义可以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带来先进的制度、生产方式等,也破坏了当地落后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具有建设性作用。原来殖民主义具备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作用。再如在讲选修一《戊戌变法》这课时,我假设了一个观点:“假如袁世凯不向荣禄告密,那么慈禧太后就不会发动政变,去囚禁光绪帝和逮捕、杀害维新派,即变法不致失败。”观点提出后,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批判,最后,在他们争论的基础上,再及时诱导、总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命运,袁世凯告密只是加速了变法失败的进程而已。恰当地启发学生的逆向思维,不失为教与学的好方法。
类比联想,就是通过联想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问题连接起来加以类比,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受到新的启发,得出新的结论。在历史教学中巧妙地运用类比联想方法,通过对所学知识进行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异同中求规律的处理,有助于活化知识、活化思维。如:分析王安石变法的时代政治特征,请学生依此类比联想中国古代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改革,归纳出它们在时代背景上的共同特征,形成对改革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再如:英、法、美、俄四国同为19世纪中期的侵华国家,但它们在侵华的方式、目的和地位上却不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结果学生思考得出:是因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再比如在对必修四“克伦威尔、拿破仑、华盛顿”进行比较评价时,我训练学生进行类比联想,最后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归纳总结评价历史人物的三条标准:
①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②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
③是否符合当时的客观要求。这样进行类比联想处理,既能强化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又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已有知识进行动态组合的能力。
超前意识,大多数教师并不十分重视,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应该在培养学生超前意识方面加大力度,充分挖掘。例如复习美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通过两次革命的根本原因、斗争目标和斗争结果的对比得出结论:①两次革命都是为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②独立战争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第一个障碍——英国的殖民枷锁,赢得国家的独立;内战扫除了第二个障碍——黑人奴隶制,使资产阶级单独掌握了全国统治权。学生对于美国内战后“资产阶级单独掌握了全国统治权”这种观点比较熟知,于是再深挖一步:实际上当时先进的人物已意识到一场大的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工业资本家认为现状不利于大工业的发展,必须迅速废除黑人奴隶制,而农业资本家却满足现状,死守奴隶制。双方矛盾斗争的结果导致南北战争的爆发。接着回顾美国的历史:1860年以前,还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状态,1860—1890年美国通过工业革命,使产值上升9倍,到1880年,它已经是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了,1890年跃居世界第一。最后学生得出结论:美国科技革命的发展、经济的飞跃都跟黑人奴隶制的废除分不开。又如在讲“中国近代国防意识近代化”是中国实现国家近代化的一个要素时,可以启发学生:近代中国国防意识的产生,与主要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一系列的侵华战争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战争,由局部到全面,即有陆路,又有海路以海路,进攻为主,使得一些中国人产生了国防危机感,从而也就产生了近代国防意识。如此经常训练,对学生潜在思维的挖掘定有帮助。
历史教学是生动的,在当前减负增效背景下,我们在教学时最基本的一点应该是将课文讲活。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钻研教材的基础上,运用智慧,找准启发学生思维的切入点,既给学生以思考的空间,激活学生学习的潜力,又使教材的生动形象在课堂中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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