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区道路施工协议书 村委会修路协议范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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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村社区道路施工协议书(推荐)一

近年来，县政府坚持把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加快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按照“试点示范、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工作思路，不断强化措施，持续加大投入，积极探索实践，集中开展了以建阵地、优环境、促服务、惠民生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和“设施落差”，使农村生活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实现了城乡和谐发展，建成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和全省农村社区建设先进县，受到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及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明确工作思路，科学合理布局。坚持以农村群众需求为导向，把社区理念引入新农村建设，按照“土地节约利用、居住相对集中、便于管理服务”的原则，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盘考虑农村空间布局、生产力布局、交通布局、生态布局和人口布局，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小区，推进农民居住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平房向楼房转变、村庄向社区转变，提出了居住向小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服务向社区集中的农村社区建设思路。按照城区改造型、镇区聚集型、多村联建型、园区带动型、整村搬迁型五种模式，对现有自然村进行整合，把全县97个行政村规划为45个农村社区,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城乡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2、突出建设重点，稳步全面推进。坚持高起点规化、高标准建设、统一功能布局，依托原有的农村服务阵地和活动场所，采取争取省市补助、县级财政配套和村组自筹的办法，按照服务用房不少于200平方米，室外活动场所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标准，投资7000多万元改扩建农村社区服务中心1万多平方米。抢抓六盘山片区扶贫开发机遇，整合扶贫搬迁、生态移民、危房改造等项目，将各项涉农资金进行捆绑，启动以告别深山区、土坯房、土窑洞、独居户和加快农民向城区、镇区、中心村集中为主要内容的“三集中、四告别”工程，建设大社区，从根本上改善山区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近三年累计对7061户2.56万农村居住群众进行搬迁改造，建成农民进城(镇)居住小区13个、住宅楼65栋3364套，推动了1.35万人进城、进镇、进中心村社区居住，探索出了一条山区县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

3、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功能。根据公益性服务、经营性服务、管理性服务的功能要求，按照“四站四室一院一超市一广场一队”(即：公共服务站、农业科技生产服务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站、计生卫生服务站、村“两委会”办公室、村民监督委员会办公室、多功能室、专业经济组织办公室、幸福互助院、便民利民服务超市，文体活动广场、便民服务队)的建设标准，县人社、民政、卫生、农业等相关部门对口支持社区服务中心配套完善硬件设施，安装室外健身器材393套，娱乐器材132套，配备办公桌椅698套，图书19.7万册，养老互助幸福院床位300多张。所有农村社区都建立健全了公共服务、群众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群团组织、养老互助院等机构，部分农村社区(如草碧镇碧水苑联合社区、高崖农民进城社区)还设有物业管理等机构，对各类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和服务内容都作了明确，为开展社区服务奠定了基础。

4、树立民本观念，构建服务网络。一是构建便民服务网络。实行服务代理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岗位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大力推行“3+x”的便民服务模式，利用便民服务电话、短信群发系统、亲情视频聊天系统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设施，为群众提供产业技术培训、农副产品销售、医疗康复、健康娱乐等全方位服务。围绕民间工艺品、苹果和蔬菜等主导产业，发展农民专业经济协会5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197个，新注册、认定家庭农场32个，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520场次，受训农民群众4.6万人(次)。二是构建社会保障网络。全面推进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积极完善农村低保制度，构建起了以社会养老、社会医疗、社会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体系完善的农村社区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扎实推行“参保登记、保费缴纳、待遇领取、权益查询、生存认证”五个不出村，各公共服务站普遍设置了养老医保、农村低保和证卡服务3个便民服务窗口，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有代理”，深受群众欢迎。三是构建文化娱乐网络。利用建成的文体休闲广场和附属设施，组建自乐班、秧歌队等群众文化组织32个，举办各类文艺演出活动112场次，为农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同时，开展“十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文明社区”创建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农村人文环境。四是构建社会治安网络。在农村社区设置社区警务室和法律服务工作室，及时调解处理群众矛盾纠纷。截止20xx年底，建成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2个，省级民主法治村4个，市级4个，其余村全部建成县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5、健全完善管理，规范社区运行。农村社区及服务中心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领导，主任由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担任，副主任由村文书、团支书和妇代会主任担任，成员由村“两委会”组成人员和各村民小组长担任。设置“三大员”：管理员由村群团组织负责人担任;监督员由本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离退休老干部担任;保洁员由热心公益事业的群众或农村公益性岗位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达到了有组织机构、有管理人员、有管理制度、有活动记载、有经费来源的“五有”标准，逐步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管理机制。同时，建立了社区(村)干部+信息员+户长的管理运行模式，实行一组一册(户主基本情况)，一户一表(家庭成员详细信息)的网格化管理办法，使社区服务中心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群众，真正把农村社区建成一个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综合服务的载体。

我县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使农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彻底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特别是在服务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

1、认识有待提高，观念亟待转变。部分基层干部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什么是农村社区，为什么要建农村社区、如何建农村社区等缺乏基本认识。有的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盖几栋楼、修几条路、挂几块牌子，对有关政策了解掌握不够充分，认识上仍有偏差;有的认为资金少、用地难，存在畏难情绪，工作被动应付。部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概念认识模糊，把农村社区建设当成政府工程，缺乏主观能动性，“等、要、靠”思想严重。加之受传统居住观念影响，广大农民习惯了独门独院式的居住生活方式，入住新的住宅小区生活成本较原来要高，且生产设备和劳动工具存放不便，大多群众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安不下心来，所以对建设农村社区的积极性不高。

2、建设资金匮乏，投入严重不足。目前，资金短缺是社区建设的制约瓶颈。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务服务设施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县自有财力严重不足，县级财政支持扶持能力有限，农村社区建设上级补助资金又比较少，加之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镇村集体经济弱，要想拿出资金发展公益事业很难。大部分镇村资金筹措渠道比较单一，仅靠上级补助和借贷建设，融资难度大，致使普遍存在重住宅建设、轻配套设施，重社区建设、轻产业发展的倾向。此外，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期较长，资金到位慢，而镇村资金压力大，社区建设向纵深推进存在很大难度。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市场化、多元化投资建设农村社区的积极性也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影响了农村社区建设步伐。

3、工作力量紧缺，服务水平不高。首先，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偏低，在职的社区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年富力强的村民不愿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造成社区干部后继乏人。据调查，全县为60个村配备月工资为500元的劳动保障助理员81名，其余37个村各确定了一名公益性岗位人员，每月补助300元，担任社区工作人员，且对任职年龄作了规定。大多数村由文书或其他村干部兼任，如文书兼任的每月也最多只能领取1100元或者900元报酬(文书每月报酬600元)，其很难做到脱离农业生产全天侯坐班。其次，现任社区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服务群众能力不强，工作内容仅仅局限于公共服务，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我服务、互助服务还没有开展起来。再次，对社区干部培训力度不够。任职前普遍没有接受培训，任职后培训形式化，培训内容不全面，培训方式单一，为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的业务培训多、为社区村民服务的培训少。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县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顺应农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为农民幸福安康、农业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稳定多谋福祉，使农民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居住条件和公共服务。

1、加强宣传引导，形成农村社区建设强大合力。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参与支持。首先，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稳妥推进。要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相关制度体系，明确责任目标，形成“县委正确领导、政府统筹推进、部门密切配合、镇村积极运作、农民参与联动”的工作机制。其次，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充分认识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努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主动搞好社区建设的信心，切实克服畏难情绪和等待观望思想，把社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全速推进。通过典型示范、样板引路，用实际案例教育引导群众参与社区建设，使群众从内心深处认识、认同和接受农村社区，努力营造群众踊跃参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良好氛围，形成农村社区建设的强大合力。

2、坚持规划先行，确保农村社区建设科学合理。一是坚持城乡一体，详细规划。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理念，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聚居人口适度、服务半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等原则，以镇村规划、产业规划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规划为依据，结合新一轮行政村撤并，加快研究制定全县农村社区建设的详细规划。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充分考虑当地交通条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因素，使社区建设既要服务方便群众，又与未来区域发展方向相一致。对经济富裕、村庄规模较大的村，直接建设成为农村社区;对村庄规模小、居住分散和设施滞后的村，通过整体搬迁集中到镇区，联村合建社区;对于地处深山区和自然条件差的村，通过移民搬迁，实行联村共建，在县城建设中心社区。三是坚持创新模式，量力而行。将农村社区建设与当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打通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渠道，加快城镇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功能向农村延伸。同时，依据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水平等实际，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不搞大拆大建。

3、整合各方资源，实行农村社区建设多元投入。进一步完善社区建设财政扶持政策，探索市场化融资新路子，多元化筹集资金，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持续有力的资金支持。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在积极争取省市补助的同时，财政部门要列出年度社区建设专项预算，建立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逐年稳步增长机制，重点对工作进度快、聚集人口多的农村社区进行奖补。二是整合涉农项目资金集中投入。按照“用途不变、渠道不乱、捆绑使用、集中投放”的原则，将农村道路、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相关涉农资金集中起来捆绑管理和使用，实行综合配套重点投入，集中用于社区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涉农项目和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区建设。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综合运用土地、补助、贴息、奖励和规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广泛吸引各类社会投资主体参与农村社区建设，逐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4、完善配套建设，拓展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功能。一是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搞好社区道路、水电管网、通讯设施及景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标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二是着力推进便民服务体系建设。以完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就业培训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为重点，加快提升已建成的集“四站四室一院一超市一广场一队”配置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服务水平,使社区服务中心达到内部结构、功能名称统一规范，尤其是在各项待遇领取、保费缴纳等方面最好确定一家金融机构，灵活运用一卡通服务或者现金缴纳保费的方式，方便农村“三留守”人员，从而使各类公共服务真正“落户”农村、“扎根”基层。三是积极完善市场化服务体系。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百货供应、农资供应、餐饮服务、农机维修、邮政通讯、金融保险等服务项目。四是建立健全社区自助互助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农村社区志愿者协会、老年协会、残疾人协会、红白理事会和文艺宣传队等，开展邻里互助等群众性自我服务活动。

5、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一是充实壮大社区干部队伍。通过派、选、聘、考等途径充实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力量，使社区工作人员在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素质能力等方面得到优化，同时，探索建立县镇机关干部到社区挂职任职制度，真正实现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有人办事、高效办事”。二是建立干部培训机制。采取远程教育、网上培训和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强社区服务人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培训，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开展。三是逐步提高社区干部报酬待遇。努力改善基层干部待遇偏低的现状，建立健全奖励激励机制，逐步提高社区干部报酬，调动农村社区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基层干部活力，推动农村社区整体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2023年村社区道路施工协议书(推荐)二

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和改善民生的角度看，农民集中居住确有其必要性，但在建设资金不足、试点政策不完善、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社会保障机制等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具备全面展开的可行性。但不少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利益的需要，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名义，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以地生财”，盲目推动拆村造城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调研显示，全国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村在经历“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其中72.3%始于2019年及以后。从全国范围看，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已经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阶段，建设热点已经从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转向河南、安徽、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建设重点已经从城郊结合部、非农产业发达的农村，转向城市规划区以外的不发达农村区域;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县市基本实现了农村全域社区化。但一些地方拆并村庄后，农民扩大就业问题没解决，生产生活更不便利，不少地方村庄拆并不符合农民意愿。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对策。

事实上，具备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条件的一般是城市规划区、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已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的发达地区，且2019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因此，在实践中，地理上远离城市规划区、农民就业和收入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大规模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问题尤为突出，应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调研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h省进行实地调研。h省的代表性主要体现在：第一，h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粮食主产区。第二，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力度较大，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数量较多，其所表现出的问题更全面和具体。具体到h省，我们将其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每个区域按以下标准选取6个样本社区：一是社区至少部分建成且有人口入住。二是社区地理位置上不在县城规划区内，无明确规划区的需远离当前县城5公里以上(含5公里)。三是社区所在乡镇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四是社区规划搬迁范围内的农民收入以农业为主。按以上标准选取的30个样本的概况见表1所示。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资金已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关键制约因素。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资金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简称公共投资，政府是其主要投资主体。二是社区住宅投资。由于社区住宅属于私人物品，因此，从法理上说，社区住宅投资主要应由农民负担。理论上看，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只需考虑公共投资的承受能力。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包括社区住宅在内的一切社区设施，事实上大多都由基层政府委托企业“统规统建”，且普遍采取bt模式进行建设。企业担当的是垫资者兼建设者的角色，在债务关系中，企业面向基层政府追索建设成本和合理利润，结果导致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的债务风险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

1.基层政府直接面临公共投资债务风险。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公共投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投资规模大。据h省省级部门测算，一个5000人规模的农村社区，其公共投资规模在2500万元左右。30个样本社区中，有10%的社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在1800万元到2019万元之间，有80%的社区在2019万元到2500万元之间，有10%的社区在2600万元到3300万元之间。30个社区的实际投资状况与h省省级部门测算的数字基本吻合，反映了h省的普遍状况。二是公益性强。如h省的“五通六有两集中”建设标准中，只有幼儿园、连锁超市能够通过投资形成直接利润回报，所以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有社会资本参与，一般也以企业或个人捐赠、赞助的方式出现。30个社区中，非政府资金在公共投资中所占比例最高仅为27%，很多社区根本没有社会资本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公共投资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各级政府必然是投资的主体。但由于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规模较大，导致各级政府层层下沉投资压力，普遍形成“乡镇自建，省市县财政奖补，各级支农资金整合支持”的投资格局。在30个社区里，公共投资中乡镇投资超过50%的达到25个，说明乡镇政府是主要投资主体，但与主要投资主体地位不对应的是乡镇微薄的财政收入。30个社区所在的30个乡镇，2019年财政收入最低的仅为350万元，最高的仅为1800万元，有87%的乡镇2019年财政收入在1000万元以下;30个乡镇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与财政收入比率最低的是0.27：1，最高的达到4：1，其余28个社区两者比率均超过了0.3：1。公共投资数额巨大而自身财政收入微薄是h省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突出问题，但30个乡镇的社区化建设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在持续进行。其原因在于公共投资的bt模式容易使人忽视潜在的债务风险。这种“借来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埋下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导致并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不断借债，来掩盖债务责任和风险，并通过利息计入本金而不断放大负债规模。 2.社区住宅垫资风险日益凸显。基层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住宅投资方面的垫资风险，在对30个样本社区的实际调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截至2019年底，只有2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达到100%，5个社区的住宅售出率超过30%，其余23个社区均在30%以下。也就是说，样本社区住宅普遍处于零星购买状态，而因此形成的沉淀投资规模和债务隐患，较公共投资数额更为巨大。调研表明，截至2019年底，30个社区在住宅建设方面的投资最高达1.3亿元，最低为0.8亿元，平均为1.05亿元。使基层政府难以回收社区住宅投资成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住房供给与农民住房需求相差较大。从表2可以看出，30个社区主导的住房形式是多层楼房，但大多数农民喜好的住房形式是单门独院楼房。农民喜好单门独院楼房的原因在于，与农户旧宅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居住地点发生转移、公共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并没有改变农民的住房观念和习惯，且便于农业机械存放和家畜养殖。事实上，基层政府并非不了解农民的住宅偏好，但h省在2019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影响了基层政府的住宅供给决策。2019年，h省出台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标准》提出，“新型农村社区多层和高层住宅占总住宅的比例宜结合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给予适当考虑。”这虽然是为了实现节约用地的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推动了“原则上不建三层以下低层住宅”局面的形成，结果严重影响了农民购房和入住社区的积极性，给基层政府带来的投资浪费和债务隐患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相对于农民购买力水平来说社区住宅价格偏高。30个乡镇全部宣称，以“成本价”面向农民出售住宅。但普遍的事实是，多数乡镇出于缓和自身财政压力的需要，将公共投资成本和开发商的合理利润都摊入了住宅成本中，使其实质上成为商品房开发，导致住宅价格相对于农民购买力偏高的局面。在30个社区中，住宅均价最低的社区是900元/平方米，住宅均价最高的社区是1700元/平方米，30个社区的住宅整体均价是1250元/平方米。按四口之家购买120平方米的小三房、均价1250元/平方米测算，毛坯房的总价基本在15万元左右。而h省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7524，94元，农村家庭平均人口4.08人，社区房价是农村家庭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且需要说明的是，30个样本社区均属欠发达农村，其农民人均纯收入在h省平均水平以下，所以社区房价与农户的购买力差距更大。同时，30个社区中能够贷款的社区仅为6个，且这6个社区的贷款额度每户均未超过3万元;其余24个社区都规定在特定时问内分次缴清，时限一般为1年。这导致不仅大多数农民无力购买社区住宅，而且也无法借助金融杠杆来提高购买力。在购买力和购买意愿均不足的状况下，社区住宅出售率低便是必然的结果，而这将给基层政府带来巨大的债务风险。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最大也是最终受益者应是农民，但不少地方却呈现“政府热、农民冷”的现象，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有媒体报道，个别地方甚至通过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手段，强制进行“株连式拆迁”和“突击式拆迁”。这种不征求农民意见、不尊重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2019年国土资源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查处借增减挂钩试点强迫农民“上楼”等行为。2019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中央和相关部门的政策与行动一方面说明国家对于“农民被上楼”问题非常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该问题已较为严重。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缺乏农民的有效参与问题，结合对30个样本社区的调研，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旧宅补偿偏低引发农民不满。在30个样本社区中，仅有1个社区允许农民购买社区住房不需上缴旧有宅基地，该政策具体规定是“政府免费拆迁复垦旧宅;旧宅复耕后归原有农户永久使用”;其余29个社区均要求“买新缴旧”，即购买社区住房“需无条件上缴旧有宅基地并自行拆除旧房”，其中24个社区要求上缴给原有村集体，5个社区要求上缴给乡镇政府。在要求无偿上缴旧宅基地的29个社区中，有23个社区规定可以在购买社区新房时享受补贴，补贴额度在1万元到2.5万元之间，这实质是对农民退出旧宅基地与拆除旧房的有条件补偿，但其对农民旧宅补偿明显偏低且附加强制性条件，而另外6个社区甚至不予补偿。这实质上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因而导致农民对于人住社区普遍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

第二，不征求农民意见，进行强制性“整村推进”。调研涉及的30个乡镇中，有29个乡镇要求“整村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条件、收入来源、住房状况、思想观念、家庭发展规划等方面呈现多样化特征，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认知、接受程度及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不以征求全体农民意见为前提的整体推进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多数地方政府不仅不正视农户的意见和个体差异，反而通过行政手段强制设置整村搬迁时间表，这自然会引发农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对30个样本社区的300户农户进行的随机问卷表明，100%的农户确认乡村干部在搬迁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其中72%的农户坦诚自已是“被动搬迁”，只有28%的农户是“自愿搬迁”。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一般都伴随着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在30个样本社区中，有28个社区实现了农地的规模化流转。当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集中流转之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等民生问题便更加凸显。调研表明，土地流转未能有效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困境。第一，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没有增加农民收入。实施土地规模化流转的28个社区，其土地流转政策基本一致，土地流转的时间最低为2019年，最高为20年，一般为2019年;农民获取一般状况下农作物(h省普遍以小麦作为参照物)种植的固定收益，即约定的亩产小麦斤数乘以当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标准最低的社区按每年每亩600斤计算，标准最高的社区按每年每亩1000斤计算。以2019年国家小麦保护性收购价格1.12元/斤计算，这28个社区的农民每亩土地年流转收益在672元～1120元之间。但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商品，粮食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再刨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意味着以此计算的土地流转收益并不合理。微薄而且相对固定的土地流转收益与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相比，农民的实际净收益往往是不增反降，说明多数土地集中流转未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多数土地集中流转并未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大多宣称通过农地规模化流转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使农民“既拿地租又拿工资”。但这其实是地方政府有意混淆农业产业化与农地流转的区别。农地规模化流转只是作为催化剂，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一个契机和可能，但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事实上，这28个社区中有27个社区是把土地大量承包给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而这些大户进行的农业生产虽可算作家庭农场，但并没有大量吸收农民就业，因为当前农业“从种到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即使存在少量的人工劳动，依靠承包户家庭成员或短期临时雇工也可完成。种粮大户或者蔬菜、果树种植大户的经营行为，只是生产规模的适当扩大，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所以并不能带来稳定的就业岗位。调研中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并吸收大量人员就业的只有1个社区，该社区将土地规模化流转给大型面粉加工企业，依靠该企业形成了小麦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链条，从而带动了大量社区居民就业。

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即生存和发展问题。虽然农业产业化发展可以形成产业支撑，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很多地区将带动就业的主要着力点都放在吸引二、三产业投资方面。由于县城普遍设立了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依靠优越的区位和优惠政策承接了很多工业投资，所以新型农村社区依靠第二产业形成产业支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在吸引第三产业带动就业方面，由于人口规模小、消费能力弱，新型农村社区也并没有足够的优势。但30个样本社区几乎全部宣称“形成了产业支撑”。对此，我们把这些所谓的“产业支撑”归为二类：一是紧邻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商贸物流业”为支撑，理由是乡镇街区商业相对发达。二是完全不靠乡镇街区的社区宣称以“现代农业”或“农业产业化”为支撑，理由是农地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流转。但深入调研发现，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农民搬入镇区附近的社区居住，并不代表已在镇区“商贸物流业”就业;农地规模化流转也不代表农业产业化已经实现，更何谈农民因此获得了就业岗位。30个样本社区中只有1个社区依靠现代面粉加工企业形成了农业产业化支撑，其他29个社区本质上都是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的农村居住区，农民并没有实现市民化，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加，甚至很多农民丧失了从事传统农业的生存手段，导致一个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边缘群体的出现。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解决稳定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这些农民甚至将遭遇生存危机。

在欠发达农村强制推进新农村社区化建设，是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力发展阶段，以牺牲农民利益降低建设成本，以高息借债或透支未来财政等方式来换得当前发展。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不仅加剧了基层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导致“三无”农民的产生，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冒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尚处于个别地区的试点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当对这些已出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及时纠正，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散和激化。

由于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脱离实际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所以纠正的关键在于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通过政策法规未解决。具体包括：第一，优化和严格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避免使之成为地方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中谋求土地利益的工具，从利益源头上斩断地方政府强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不当激励。第二，严格落实2019年中央1号文件“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的规定。各地应及时调整不切实际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规划，严格限制乃至暂时停止欠发达农村的新型社区化建设。第三，以农民自愿、资金充裕和产业支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启动的前提。第四，鼓励但不强制农地规模化流转。第五，应加强欠发达农村的新型农村社区化试点与小城镇建设的有效衔接，新型农村社区选址最好紧邻镇区，使之与小城镇形成一种相生相长的关系。

2023年村社区道路施工协议书(推荐)三

按照《濮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对我市农村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的调研通知》要求，我县及时组织县委农办、住建局、产业集聚区办公室等部门及有关乡镇召开座谈会，对全县推进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濮阳县共辖6镇14乡，1005个行政村，总人口108.6万人，县域面积1382平方公里，耕地135万亩。20xx年，全县gdp完成192.4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1618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4.4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32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343元，城镇化率达到39.32%；柳屯镇、文留镇跻身河南省百强乡（镇）行列。

《濮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部分明确指出：按照“规划先行、就业为本、量力而行、群众自愿”的原则，稳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城市建成区内现有城中村，加快转变为城市社区，同步推进社会组织形态转变，使村民真正转化为市民。选择工业集中、基础好的文留、柳屯、户部寨、庆祖四个乡镇优先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到20xx年，在县产业集聚区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对不宜居住的村庄

以及弱小村、偏远村实施整村搬迁，统一组织建设集中居住区。“十二五”期间建设40个新型农村社区。

20xx年初，县委成立了由县政协主席曹雪生任组长的强力推进新型农村社区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集聚区内23个村庄合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工作。结合濮阳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5年内拟投资47.6亿元，对涉及的23个村庄实施拆迁，并进行集中安置。该社区的建设以实现中心村聚集为目标，采用投资开发模式运作，规划设计教育、商业、医疗、娱乐等功能齐全。总体设计为南、北2个分区。南区规划在县城濮阳师范东侧、南环路以北、国庆路以南区域，北区规划在濮台铁路北侧、大庆路东侧区域。建成后，南北区共可容纳10万人居住，其中，安置城关镇管辖的大屯、裴西屯、张庄、谷家庄、铁炉、邢庄等15个村，拆迁5000余户、近20000人。安置房建设计划今年9月份实施，拆迁安置从20xx年开始，至20xx年底全部完成。

按照上级党委、政府关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濮阳县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城镇化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根据“全面规划、示范带动、启动社区、整治环境、整合涉农资金、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的工作思路，从经济基础发展较好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中确定了城关镇大屯、五星乡安寨、文留镇王明屯和高庄、庆祖镇郑寨和柳屯镇陈庄等社区提前发展，发挥典型带动作用。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形式主要以中心村聚集、一村一社区型、

融入城镇型为主。五星乡安寨村属于典型的一村一社区型，安寨村已启动“和谐新村”建设，全村共192户，890人，1309亩耕地，新型社区共规划8栋楼房，现已启动建设2栋，社区建成后可节约土地230余亩，节约土地用于村内招商引资；城关镇大屯社区属于融入城镇型发展，依托濮阳县产业集聚区建设，整合可利用土地用于产业集聚区发展用地，由开发商统一开发，村民住宅“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施工”，目前已做好前期规划，正在与开发商洽谈；户部寨乡宗郭庙村属于中心村集聚型， 投资类型属于投资开发型，有三个自然村庄合并成一个行政村，建设“新宗村花园”社区，总投资3500万元，其中村民筹资20xx万元（含拆迁补偿款），土地流转资金1237万元，村民房屋拆迁费用按照一亩4万元的标准进行赔偿，资金用于新型社区建设，入住新户只需补齐差价，如果资金不够，开发商先给予垫付，在以后的食品工业园区就业后偿还。在原村庄宅基地上规划新型社区，占地面积130亩，分三期建设完成，采取先建后拆滚动发展的模式，稳步推进的方式实施，目前已开工建设14栋楼房。

目前，我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已全面铺开，并开始形成强力推进的局面，按照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工作思路。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突出抓好“三个重点”。一是抓好规划布局。按照就近合并、

中心聚集、节约资源、利于发展的原则，全县1005个村庄，规划后形成城中村115个，中心村107个，基层村374个。二是抓好典型培育。坚持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原则，重点抓好以城关镇大屯、五星乡安寨、文留镇王明屯和高庄、庆祖镇郑寨和柳屯镇陈村等为主的新型社区建设，从实践中探索总结积累经验，逐步推广，有序推进。三是抓好农村产业发展。充分结合各村实际，发挥各方面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以农村经济合作社为平台，发展特色设施农业园区。如：五星乡安寨村鑫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昌泰甜瓜种植合作社，众利禽业合作社的成功运作，有效流转土地，促进村集体经济壮大，增加农民收入，夯实新农村建设发展的经济基础。

（二）注重把握“三个结合”。坚持“有序、有效、有力”三个原则，加快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一是与推动市场运作相结合。坚持政府领导引导、村级自主自愿、社会多元投入，把市场化运行机制导入农村新型社区开发建设，解决好基层建设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二是与保护基层利益相结合。坚持政府着眼服务、基层着眼发展，通过新型社区的开发建设，使基层组织在加快发展的资本积累和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上得到实惠，积蓄后劲。三是与促进民生改善相结合。坚持民本为上、民需为先、民生为重，在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引导农民积极趋同、参与新型社区建设，切实改善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推动改造空心村、搬迁偏远村、趋聚中心村、建设新农村。如：户部寨乡“新宗村花园”的建设，村两委与濮阳市卫都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有企业负责投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节约宅基地420亩。节约土地经政府审批后用于兴办食品工业园区，安置本村及周边村农民就近就业，既推动了企业发展，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环境。

（三）着力强化“三个支撑”。一是强化组织支撑。既要发挥好党委政府的领导核心作用，也要发挥好基层“两委”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还要发挥好驻村帮扶、企业帮扶的辅助推动作用。二是强化民心支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最大制约点在于民心是否趋同认可、是否主动接受参与，因此，必须善于通过多种方式方法，促进解放群众的思想观念，赢得民心支持。三是强化投入支撑。重点在政策上倾斜，在资金上支持，在物质上帮扶，在服务上用心，在环境上改善，在设施上用力，想方设法加大公共设施投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发展。

（四）积极推动“二个变化”。一是新村功能社区化。通过多村合并、中心集聚，防止了公益设施的重复性投入，可以高标准实现水、电、路、卫生室、文化广场、幼儿园等设施建设。二是居住环境生态化。通过高品位规划，提升农村环境容貌综合整治水平，打造生态、宜居的新型社区环境，提升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2023年村社区道路施工协议书(推荐)四

我市农村社区建设起步于2019年。2019年被确定为全省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以农村居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为载体，以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机制为重点，陆续出台并实施了一揽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案。尤其是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确立了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协同、村级组织承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有力促进了农村社区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初步形成了目标同向、工作同步的良好格局。主要做法有：

第一，坚持科学规划，合理优化村庄布局。一是着眼群众需求。倾听民意、反映民声、让民做主、为民说话，始终把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放在第一位。二是切合地方实际。依据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水平，以及村庄自然肌理与资源环境条件，有的放矢、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不强求一致，不搞大拆大建。三是符合发展方向。坚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美好乡村建设无缝对接。在执行规划时，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各项创建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在“四百工程”、城乡社区结对共建、“阳光村务”、创先争优、“平安家园”等活动载体中设置和融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标准和要求。同时，及时完善规划，体现群众需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基层干部群众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积极性。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打破城乡壁垒。一方面，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一元化户籍登记管理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全面落实户籍制度改革“1+12”方案，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了城乡低保、养老、医疗并轨，就业和社保城乡一体。目前，全市74万户籍人口已全部登记为“铜陵市居民户口”;办理流动人口《居住证》3.7万张。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市场配置、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1+8”方案的具体内容，在明晰所有权、保障收益权基础上，完善配套政策，实行常态管理，努力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基本完成;农房测绘工作已全部结束，截至目前，累计申请房屋登记76561余户，受理65451余户，发证2623余本。建立了农村产权综合交易机构和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保证保险等运作机制，防范小额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三，坚持政策引导，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在政策引导方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明和谐幸福社区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攻坚。去年又专门下发了农村社区建设“五五工程”计划，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实现农村社区建设日常运行规范化、资产效益最大化、服务组织多元化、村务党务公开阳光化、服务团队专业化。在资金投入方面，几年来，市、县(区)两级结合民生工程，投入资金5200多万元，先后建成133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去年8月份铜陵县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全覆盖示范单位”。同时，结合美好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小区进行综合整治，促进了社区环境明显改善，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在持续加大“输血”的同时，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造血”功能，积极谋划产业项目。近年来，围绕农村发展需求，谋划项目437个，总投资54亿元，其中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50亿元。

第四，坚持民主公开，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扩大公开范围，在广泛征求基层意见、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指导县区编制《村务公开目录》，除国家政策法规统一规范的内容外，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内容纳入村务公开目录，保障农民群众对村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创新公开形式，探索实践村务公开“6+4”工作法，统一财务审批和公开程序，做到常规性工作按季公开，固定性工作定期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真正让群众参与村务管理全过程。同时，建立公开承诺制度，明确办事时限和质量，向群众公开办事程序、办事结果和决策过程。坚持民主管理，对照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要点，统一部署、适时检查，确保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认识基本到位，但观念转变不够。部门、县区、乡村、农民对要不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是较为统一的，但在具体推进中，一些干部对“什么是新型农村社区”理解不深，习惯于凭老经验办事，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和推进，有以“物”代“人”的现象;部分群众对“谁来建新型农村社区”有片面认识，存在“等、靠、要”思想，参与积极性不高;少数部门和干部对“怎样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把握不准，特别是对如何与美好乡村建设相衔接研究不深，忽视乡土文化，以城市规划建设的思维建设农村。此外，受客观条件和经济条件影响，还有少数基层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工作中自我减压、降低标准。

二是规划比较齐全，但具体落实不够。主要原因：一是突出单个农村社区功能而忽视区域及区域间的整合。比如，就单个农村社区的规划来看，有的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甚至是应有尽有，但从整个区域来看，彼此间定位不准确、特色不鲜明、重点不突出，社区间未能形成彼此呼应、相互补位的有效体系。二是少数规划设计缺乏了论证，未能充分考虑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方产业承载能力和实际财力，客观上使基层干部和群众在具体落实中产生抵触情绪。三是由于农村村庄人口少、分布散，且人口素质与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以中老年居多，这些也增加了规划落实的难度。

三是措施相对有力，但顶层设计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城镇化，意义重大。若干年前，在《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中，就曾对相关问题有所阐述。就现实而言，一方面，从市级及市级以下层面，各级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措施十分有力，比如在推进城乡保障方面实行同城同待遇、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加速农村土地流转等措施，都有力促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仍是以“地域性”、“行业化”的特征为主，未能实现更大领域和更高层次的衔接。许多工作仍停留在“单兵推进”层面，需要进一步总结探索。

四是合力已经形成，但要素保障不够。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有两大经济要素：一是资金;二是土地。从资金方面来看，一是政府投入相对不足。近两年全市投入“农林水”的资金达6.8亿元，但投入主要集中在农田水利、农技推广、农资补贴等刚性需求上，投入农村综合改革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份额较小。二是集体经济较为薄弱。2019年全市144个行政村，无经营收益的有56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下的有53个，经营收益在10万元以上的只有35个，仅占25%，难以支撑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维护。三是社会自愿投入有限。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资金投入未能实现多元化。从土地方面来看，农村建设用地审批程序多、指标少;少数农户小农意识强，农村土地流转发展不平衡，局部地区成片流转难度大，影响人口集聚、资源整合和公共服务的延伸，给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困扰。

第一，突出规划先行，构建城乡一体发展的新格局。一是坚持城乡一体、产城联动。以县区规划、产业规划和城市整体规划为依据，做到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四规联动”，确保规划的前瞻性、合理性和统筹性。打通城乡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社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和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有效组合和多向流动。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当地的交通条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等因素，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与周围的自然山水环境有机融合，又与未来的区域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同时，结合村庄历史沿革、村民居住习惯，合理确定社区建设规模，科学规划空间布局，稳妥有效进行合村并点，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效益。三是坚持创新模式、量力而行。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当前绿化提升、“三线三边两小”整治、美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把农村发展与城镇化建设、重大项目布点、重点产业发展统筹考虑。同时，针对村庄不同特点，采取针对性办法。比如，对具有较好经济基础和对外交通条件，有一定建设规模和基础设施相对配套，周边用地能满足改扩建需求的村庄，进行重点建设，打造亮点;对规模小、人口少或因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必须整体拆迁的村庄，进行拆迁新建;对配套设施不完善，但需要保留的村庄，进行旧村整治、改造提升;对具有特殊人文景观(古建筑、古民居)和自然景观，需要保护的村庄，进行特色保护。

第二，突出政策引领，建立多元扶持保障的新体系。一是用足用活土地政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一方面，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增加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拓展农村用地空间。另一方面，采取土地增减挂钩、相邻滚动、合村并点、集中连片的方式，充分整合原有建设用地、空闲地和废弃地，最大限度挖掘农村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二是整合资金集中投入。一方面，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实行“五个一点”，即：通过市、县、乡各级财政安排一点，积极向上争取一点，整合政府资源筹集一点，共建单位协调帮扶一点，发动社会力量捐助一点，解决项目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投入产出比。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率先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同待遇”，真正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医疗、科教文体等方面的权利。

第三，突出产业支撑，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新渠道。一是在科技创新上下功夫。以铜陵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加大科技投人，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的的创新模式，不断加大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加快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体系。二是在产业特色上下功夫。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针对目前存在的生姜、凤丹等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种植规模小、集聚效应弱、加工企业少、产业带动力不强、销售平台单一、市场开拓不够等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发展的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品牌效应，努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三是在规模生产上下功夫。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积极推广“公司+农户”模式，培养一批技术水平高、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企业适应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及时兑现奖扶政策，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合作经营能力，引导帮助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第四，突出配套建设，增强农村社区服务的新功能。一是提升农村社区服务供给平台。一方面，注重硬件的提升，搞好社区道路、水电管网、通讯设施及景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达到硬化、亮化、绿化、美化、净化标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以完善医疗计生、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事关群众日常生活的服务项目为重点，加快提升已建成的集“五室三站两栏一校一场所”配置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使各类公共服务真正“落户”农村、“扎根”农村。二是拓展农村社区服务供给网络。按照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建立起村、镇、县(区)一体的社区服务供给网络。借鉴城市社区的经验做法，发展壮大各类农村社区非盈利型社会组织，对市场和政府职能进行补充。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协调社保、卫生、公安、民政、文化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自身职责搞好相应服务的延伸和覆盖，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事务负担。三是创新农村社区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不断提升政府或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层次和覆盖范围。比如均衡教育向农村区域的进一步延伸和覆盖。另一方面，探索政府采取委托、补贴、购买等方式，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提高服务效率。可以预见的是，当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都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之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被打破时，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的管治，转向平等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的多元关系，农村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必然实现新的突破和提升。这也是xx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题中之义。

第五，突出基层民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模式。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由原党支部书记或从合村并点的村(居)党支部中选拔优秀党员担任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在此基础上，对社区党员重新组合，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产业和行业支部，探索实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合作组织党支部设置模式。拉长基层党支部服务产业和行业的链条，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增强群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根据新的形势与任务，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建立健全农村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党组织议事制度、社区协商议事会制度、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社区居民公约和社区各类专项工作制度，探索开展政府性工作、行政性任务由居民自治组织去完成，从制度上保证社区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居民权益得到保障。

第六，突出工作实效，健全各方协调联动的新机制。

一是加强领导力量。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和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工作日程，推动领导力量从过去的重城市、轻农村转变为城乡一体、统筹推进，切实发挥指导、协调和督导作用，确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序推进。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总结美好乡村村企合作共建机制的经验，广泛动员和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发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采取捐资捐物、献智献力等形式，开展帮扶和互助活动，形成各级各部门乃至全社会各负其责、各尽其能、支持配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浓厚氛围。

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对各县区及有关部门的年度目标绩效管理考核范围，切实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同时加强日常督促检查，不断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通报工作进展情况，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扎实开展，走在全省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