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范文(模板8篇)

方案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和可能影响，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和满足。制定方案时，我们要充分借鉴各方的建议和意见。以下方案的有效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一

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然而，我们是否有考虑过农村这一就业选择呢？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农村就业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农村就业的机会与挑战。

首先，农村就业机会与城市相比有很明显的差距，但这不代表没有机会。农村有很多领域需要人才，比如宣传、教育、农业产业等。同时，农村就业也面临许多挑战，例如收入较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等。就业者需要具备良好的适应能力和创新意识。

第三段：农村生活带来的改变。

相比城市的繁华，农村生活看似平淡无奇，但却能带给我们很多改变。在这里，我感受到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纯真、善良。与此同时，农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让我们锻炼能力和提升自我价值，如做义工、组织普及文化等活动。

第四段：如何更好地适应农村就业。

要想在农村就业有所作为，必须具备一些特质。首先，要拥有坚定的内心和好的态度。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有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其次，要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政策，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与农民、村干部建立良好的关系。

第五段：结论。

农村就业虽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却有人们所需要的职业才能和人才素质的提高的契机，同时也有更多的空间和发展潜力。在农村就业中，我们不仅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更能锻炼自己的生活能力和社交能力，体味到人与自然相处的协调与美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建立和提升。

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二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

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

毕业仅半年的女大学生刘荣华，带领岁数跟她父亲甚至爷爷差不多大的老党员，治理这个800多口人的村子。母亲对于女儿当村官不以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来，结果又回到农村了。”

为村里打了5眼机井，修了一条350米的水泥路与邻村相通。这是女大学生村支书刘荣华上任不到3个月交出的施政答卷。

今年3月25日，这个去年刚毕业的“80后”女大学生，全票当选为唐山市乐亭县大相各庄乡王潘各庄村的村支部书记。

一个年仅22岁的小女生，何以在短期内赢得村民和村干部的认同？刘荣华的上级、大相各庄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你不能只注意看得见的那点成绩，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呢！”

树立威信。

刘荣华当选之后才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负资产的村:没有企业，上届村委修路把村里唯一能卖钱的树林给卖了，村里的集体机动地也租给了别人，目前还有20多万元的债务。

“快栽秧了，再不打井，又该打架了。”上任半个月，有村干部提醒刘荣华。在乐亭这个蔬菜大县，水和交通是农村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具体到王潘村，用于灌溉的19眼机井有7眼经常不出水，村民只能排队浇地，但时间不等人，排在后面的人等别人都浇完地，节气也过了。每到栽秧季节，都是村里争吵打架的旺季。“因为缺水，很多人不敢种蔬菜，只能种玉米，靠天吃饭，而一亩地用来种玉米，收入顶多1000多元，如果种西红柿，少说也得5000元。”1985年曾担任村支书的史少胜说。

在王潘村当村支书前，刘荣华曾在乡里另一个村干过半年村主任助理，对于如何为村里争取资金和项目，她并不陌生。这个村的包村单位是市民政局，刘荣华与代表民政局与村子接触的干部反复沟通，为村里争取到了20万元的支援。能争取到这个数目，除了对口因素，刘荣华的个人努力也不可或缺，郑洪涛说，“在唐山地区，包村单位每年给村里的支援，不成文的‘行情’是10万。”

包村单位“承包”的时间是3年，自从上一任包村单位届满，王潘村还没有新的接替者。在刘荣华上任前，黄新勇为了打井的事，曾通过朋友去找过一些企业，“但你没项目没产业，人家不可能给你钱，你又不是希望工程。”刘荣华只能通过乡里引荐到县水利局和财政局，然后一趟趟地找上门去磨嘴皮子。她发动了从乡党委书记到一般干事在内的力量帮忙游说，直到两个单位合计3.5万元的打井款项汇到村里的账户上。用这笔钱，村里打了5眼机井。一位正在地里浇地的村民说，原来的老井光走字不上水，新井打出来后，浇一亩地的电费从200元降到了40元。

刘荣华的另一个政绩是修路。两个月前，如果从西边滦南县的高各庄村进入王潘村，两村间交界的土路是过往司机最头疼的。这条路是村里往外运输蔬菜的必经之路，“蔬菜怕颠，一颠就坏。”村主任黄新勇曾想自己垫钱把这段路修成水泥的，被刘荣华制止了。

“这条路属于村村通工程，乡里是有修路指标的。”根据这个判断，刘荣华向乡里递了材料争取了一段350米的修路指标，又找同样有修路需要的高各庄村筹了1万多块钱，加上村里收上来的电费作为预付款，把路修了。欠款等工程正式验收完，乡里给的修路款到账后再还上。

刘荣华说，当地干部更多的是困在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里考虑问题，“我的视野可能比他们开阔一些。”

而在村民们眼里，刘荣华的大学生身份显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光环效应。史少胜的话代表了村民对她的普遍看法，“国家有支持大学生下乡的政策，县里乡里对大学生村官也很重视，有些钱我们去要可能够呛，刘书记出面就不一样了。”而村里干过20多年的老支书史井俊，更是把大学生刘荣华比作“金凤凰”，“落在哪哪跟着沾光”。

调和乡村矛盾。

得知刘荣华要参加王潘村的党支部竞选后，史少胜找到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乡里如果一定要派她来参选，至少我不参加选举。”

“他嘴上说是自己不参加选举，实际上的意思是，他这一派的党员都不参加啊。”郑洪涛对记者说。

王潘村的村支书选举，一直是困扰该乡的长期病灶。此前，由于派系矛盾该村已连续两届选不出村支书，今年换届选举之前选了两次也是无果而终。

“每到选举村支书，你这派有希望当选，我这派的人就不到，村里党员人数就那么多，有一派不到就凑不齐人数。”郑洪涛告诉记者。

今年2月，已经是党员，当时正在乡里另一个村当村主任助理的刘荣华听说了这个事情，主动请缨，申请参加这个村支部的选举。正为此事感到头疼的郑洪涛，决定用“公推直选”的方式，把刘荣华的党关系转到了王潘村，参加村党支部的选举。

在老支书史井俊的描述里，现任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的史少胜是个搅局者。每届选举史少胜都要竞选，虽然很少能当选一把手，其派性力量却足以影响一把手的产生。在郑洪涛面前，史少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书记我也能当”。刘荣华确定要参选后，他的对策是，“你不是不从我们这里选吗？你来选了，我们也不到会，让你选不成。”村党支部的两次选举因此而流产。

刘荣华在成为王潘村支部的党员后，开始了她与村民的接触。“走访一些村民，看看村里需要什么。”作为老支书，史井俊也不时向村民打听这个大学生的情况，陆续听说她帮村民收大头菜，给村里的孤寡户留钱，“小姑娘家，心眼可好。”

结果，3月25日选举那天，村里在场的23名党员全票通过，刘荣华当选王潘村支书。“其实史少胜可能也在观望，他知道自己选不上，跟我说，那就让她试试吧”。郑洪涛分析这位搅局者当时的心态。

两个多月后，看到了大学生为村里办事的效率，史少胜开始接纳这位小书记。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段修路的视频上，刘荣华拿着高音喇叭在工地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叮嘱施工队，“厚度宽度都得保证好了，一定要保证质量”。而年纪比她大一倍多，个子高过她一个头的史少胜，跟在刘荣华急促的脚步后，亦步亦趋。

“王潘村有个残疾人，房子破得不能住人了，要盖新房，但县残联只能解决一部分资金，史少胜听说后居然主动借了他5000元，又发动一位村干部的亲戚借了他5000元。”这件事也改变了史少胜在郑洪涛心中的印象，“这要在过去，他当不上支书，只能是捣乱。”

按辈分算，史井俊是史少胜的族叔，两人的家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因为一些陈年旧账，两人20多年没说过话。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完，借村干部一起吃饭的机会，在刘荣华的斡旋下，史少胜当着镜头的面，主动站起来向史井俊敬酒，自此，村党支部内部长达20多年的矛盾被化解了。“他们其实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可能是碍于面子，谁都不想说第一句，两个人就这么较上劲了。”郑洪涛说。

“她是大学生，又不是本村人，在村里没有什么私利的牵扯，说话办事更加超脱。”郑洪涛说，“比起跑资金、跑项目，她在村里更大的作用在于调和村里的矛盾，平衡各方利益。”

村官生活。

刘荣华的家在离王潘村50多华里的另外一个乡，母亲对于她当村官有点不以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来，结果又回到农村了。”

做村官，对刘荣华来说，一半主动一半被动。2008年，刘荣华从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实习期间她曾在苏宁电器做过一段客服，“每天打电话搜集客户的反馈，再录入到电脑里，没什么挑战性。”

因为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之后在网上给一些电子公司投过简历，顺便在6月份参加了河北省统一招聘大学生村官的考试，没达到河北省的录取线，但被唐山市录取了。她在村官培训课认识的一个女孩，因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放弃了已经考上的村官资格。“说实话，如果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谁也不会主动想到回农村。”刘荣华说。

刘荣华以前在学校是学生会文艺部长，她的妆容还能在一张与女友的合照里看到:灰褐色、烫成波浪的长发，剪得整齐的刘海挡住了眉毛。村主任黄新勇在去年12月份去乡里开会，还见过这头长发，等到今年2月份她来村里，已经变短了。以前在学校的衣服也都不能穿，跟同伴去买衣服，颜色以白、灰、黑为主。

村官的生活跟学校差不太多，乡里安排10个大学生住在乡政府的宿舍里。刘荣华和其他3个女生住一个宿舍，墙上糊着报纸，吃饭在乡政府的食堂，一个菜一份饭，菜往往是白菜、土豆、粉条、青椒之类。这里实行中午和晚上定时供水，村官们需要排队接水，保证饮用和洗漱。男生们闲时打篮球，而刘荣华喜欢上网、听音乐。

每天早上8点，她会准时骑着自己的女式弯梁摩托车来到3华里外的村址。农村的事情琐碎而繁忙，统计家畜，植树造林，说服村民参加新农合，计生宣传，任何一个上级单位的任务，到了农村基层都得由村干部来完成。

据史井俊的观察，刘荣华刚到村里时，和村民说话还有些胆怯。郑洪涛也觉得她有段时间有点沉不住气，“村里的自来水井老化该换了，需要20来万吧，她急得不行，拽着村主任往我这跑，村两委班子都来了，这是在向我施压啊！”郑洪涛至今感到好笑，“县委组织部牛部长下乡看望她时，曾对她说过，有困难找他去。结果她真的三天两头去找，牛部长也给逼急了，给我打电话说，让她别再来找了，组织部肯定帮忙，但组织部也没钱啊，帮个两三万还成，到哪去找那么多钱给她？”

郑洪涛说，其实这些钱乡里也能解决，“要集中全乡的力量树立一个典型很容易，但这里有个公平问题，对她太倾斜的话，其他村怎么办？”

刘荣华自己也不好意思老是向上面伸手，她心里也在盘算着发展一些产业。她琢磨，一到冬天，村里全是大白菜，能否加工成韩国泡菜？但转念一想，很多蔬菜大县都是这个路子，这样会不会很没有竞争力？她说，蔬菜包装也许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城里人生活节奏快，没空洗菜，我们洗干净包装好了，做成那种开袋就能下锅的。

记者采访时，刘荣华正在随县里组织的考察团访问江苏，参观包括华西村在内的富裕农村，“说实话，可借鉴的东西有限。”刘荣华希望能有更多与当地农民交流的机会，因为“真正值得学的是当地农民的意识”。此次江苏之行，她拍了很多照片，想用苏南地区农村的繁华“刺激”一下村里人，“虽然达不到这个水准，至少让他们看到差距，提高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我以后的工作也好做。”

前一阵号召村民清理街道时，正赶上插秧，白天干了一天活的村民们，晚上不大愿意再动了，这时候史井俊带着一群老党员把家门口清理干净，其他人也跟着动了起来。受此启发，刘荣华想建一个村民活动中心，把村里的健身器材放进去，让大家有个交流的公共场合。她希望能以此带动村民中的积极分子，“你要改变一个村，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

刚刚上任3个月的刘荣华还处在和各方的磨合中，至于3年后，她说:“我没想未来。”

村官突围。

3个月了，陆成田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平谷区人事局召集区内所有合同即将到期的大学生村官，宣读了一份北京市政府有关续聘的文件。续聘一事，从此前有关部门一直承诺的“想留就留”，变成了“只留20%”。陆成田续聘的打算，很可能要黄了。

这意味着，北京市首批招聘的2000名大学生村官，在距离合同期满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将有80%的人必须再次面临出路问题。

难题。

石景明是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洼里村的党支部书记，是陆成田的顶头上司。石景明至今还记得2006年3月村官汇报自己规划的场面:村干部在下面正襟危坐，村助理在上面神采飞扬。听着一个个气势磅礴的规划，石景明心里直犯嘀咕:“能实现吗？”

陆成田自己有一个成型的规划。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在导师的指导下，种植了一些中药材，颇有心得。现在，他想把这个试验移植到农村。在他看来，这至少有几方面的优势:一是自己是学这个的，又有这方面的实践；二是自己的导师在行业内渠道甚广，销售应该不是问题；三是洼里村土地资源丰富，人均达两亩以上，正适合大规模推广。

来马坊之前，陆成田对村官的定位有二:一是“村助理至少应该算个副村级，在村领导不懂业务的情况下，还不是由你说了算”；二是主要负责发展生产，“带领村民致富”。他记得，当时的宣传中，有两块内容被着力渲染，一是“为副处级干部储备”，二是“为新农村建设加力”。

马坊镇是北京市2006年村官的两个试点之一。当年共招收了30名村官。其中15名来自中国农大，15名来自北京联大。由于上任的时间较北京市其他村官早了3个多月，这些人受到了媒体几乎密不透风的关注。陆成田后来的合作伙伴、马坊镇梨羊村村助理高浮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镇的30位村官，几乎每个人都在媒体上露过脸。

要想推广种植，先要让村民看到好处，陆成田决定先找一块试验田。洼里村书记石景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村里以前曾有过失败的先例，大家对中药材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在当时全民关注村官的大形势下，村主任还是腾出了几分地给他。陆成田于是远赴河北挑选种子，同行的还有他的师姐、梨羊村的另一村官陈娟。

其他的村官也跃跃欲试，马坊镇开始进入第一轮密集的创业期:小屯村的助理程宣辉想办一个家教班，给村里的孩子免费辅导；高浮图想着怎样能将本地丰产的桃，供应给就在不远处的顺义设厂的汇源果汁。

陆成田原来想，这个试验是为村里做的，村干部和村民提供点帮助理所应当。但他很快发现，村民根本不理他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把他们看成一群“不会干农活”的“外乡人”。村官们一腔热血的致富理想，在村民的眼里，只是一个个来自于书本上的不成熟想法。他们满腹狐疑，冷眼旁观。村领导也在撂给他一块地之后，任它生死由便了。

除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电的问题，浇水就要接电，电费谁来出。还有犁地、翻地、施肥等一系列问题。陆成田原来以为，这些杂事都会有人帮他料理，他只需稳坐中军帐，提供点技术方面的支持。这种想法，在当时初来乍到的村官中非常普遍。东店村的大学生村官李丰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心目中的村官定位，其实就是技术员。

洼里村党支部书记石景明说，这一时期村官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想化色彩太浓，“想法很多，但有点脱离实际”。到了第二年，村里又来了一名村官，在石景明看来，踏实了很多，“叫干啥干啥，没事就坐着。”

陆成田说，他本来可以把水管一根一根地扛到地里去，但他不想扛，因为他看到了村民对此漠不关心。这种态度让他意识到，即便自己的实验取得了成效，也会在随后的推广中折戟沉沙。于是，这些被寄予厚望的种子，从下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结局。

陈娟的中药材试验，由于没有一块像样的试验田，最终半途而废；程宣辉的家教计划，最终消弭在漫长的等待中；高浮图专门去了一趟顺义，发现汇源果汁早已有自己的原料供应商，并且非常稳定。

只有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看起来有些眉目。这个日后被广泛宣传的创业典型，为村官王丽娜赢得了北京市“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在其他村官看来，这一项目的成功，除了公认的村官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提供的良好平台。

错位。

陆成田承认，自己以前对农村的理解，有些一相情愿。他想象自己工作的第一幅画面，应该是“很多村民围着我，问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村干部对发展生产也不十分积极，石景明说，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已归各家各户，村干部很少有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上级对村干部的政绩考核，重点也不在发展生产，而在维护稳定。

石景明说，维稳占据了村干部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很难再给生产挤出时间。此事之所以占据了太多的精力，是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已有的问题，还要紧盯其中的隐患。而后者让他们的神经时刻紧绷，因为他们的考评直接与此挂钩。“有上访的就要扣分，扣分就是扣钱”。

但除了户口等一些现实考量外，大学生村官就是奔着发展生产来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马坊镇近10位村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近乎一致，要么是为了自己创业，要么是带领村民致富。

有时候，他们还要尽量避免陷入维稳的漩涡中。“一旦村里有纠纷，他们就躲得远远的。”石景明说，他们管不了，也不愿管。

“村里的水很深。”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纠纷可能涉及几代人的恩怨，一个外来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为自己招来祸端。”一开始，他曾试着用自己的善意介入其中，但在有一次差点把自己赔进去的经历后，从此对这种事敬而远之。

而真正的威信，却又总是在解决此类争端中培养起来的。“得能镇住他们。”石景明说。这就产生一个矛盾:村官要图发展，需要在村民中树立威信，而威信的建立，又往往存在于他们极不愿意涉入的维护稳定问题中。

突围。

但有的大学生村官还是心有不甘。梨羊村的助理陈娟，在种植中草药失败后，又将视线投向了甜玉米。

她是这一拨村官中唯一的硕士。农学出身的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农业项目，在刚来的第一年显得尤为急迫。

但马坊镇工业城镇的定位，正让农业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二条街的草莓项目获批后不久，农业大棚的大门也渐渐关闭了。

在否定了之前的好多想法后，2007年初，陈娟想起了母校的nd413超甜玉米。这是一个早已试验成熟的品种，口感与牛奶相近，推出后在农大很受欢迎。

由于不改变原有土地的用途，这一项目在2007年4月份顺利获批。

此时，由王丽娜和刘亚鹏主持的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早已名声在外，在经过了与农村一年的磨合后，村官们之前受挫的创业意愿再次抬头。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村官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已在过去的一年里渐渐生长。陈娟的合作伙伴、村里的另一位大学生高浮图说，甜玉米项目后来能获得推广，受惠于他们在这一年中所做的两件事情。

一是与村后的铁路货运站交涉，为村里赢得了赔偿。梨羊村紧邻铁路，经常有大量的煤渣倾倒于此。2006年春夏之交，大风卷着煤渣，吹向正处于受粉期的桃树，几成灭顶之灾。村民找到村委会，正值村领导不在，两位村官就把这活给接下来。

货运站领导认定了两位村官只是想出出风头，就以利诱之，说自己跟镇上领导很熟，“说一两句好话，就能给你们评个先进”。两人没理这一套，继续交涉，最终为村民要回了赔偿。

另外一件事，是京平高速施工时，堵上了村里的排水管道，一些村民的东西被淹。他们俩拿着相机，把施工现场的情况一一拍下，最终也要回了赔偿。

这两件事情过后，两人明显感觉到，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村领导拍着胸脯对他们说:以后你们想干啥，村里绝对支持。没有地，挤也要给你们挤出来。

甜玉米第一年试种的5亩地，就是5个村干部一亩一亩挤出来的。第二年推广的350亩，其中的300亩是陈娟从邻村租来的，另外的50亩，来自于村里的“比较可靠”的农户，村干部在其中的斡旋起了很大作用。

这350亩地，陈娟都会和农户签合同，给他们承诺一个保底价。“保底价一般是每穗3毛6钱。按照亩产3000穗算，这已经比原来种植普通玉米的收入高出三四百块钱。”

“如果卖出的价钱高出保底价，多余的部分，在扣除管理费后，还要还给村民。”这样算下来，在推广种植的2008年，农户的实际收入接近每穗4毛钱，一亩地算下来差不多1500块，比原来的收入高出一半左右。

销售始终是个大问题。有人为她算过一笔账，如果甜玉米卖不出去，陈娟和她的合作者高浮图、王丽娜，将不得不支付高达35万元的土地保底价。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由陈娟承担——2007年11月，由陈娟发起成立了“新三农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陈娟任法人代表，高浮图和王丽娜任理事。

陈娟相信，农产品不同于其他东西，只要努力找市场，总能找到销路。“大不了就是拉到市场上去卖嘛！”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2008年的销售渠道中，市场批发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份额。还有一部分，给了一个高端礼品的加工商。私下里他们还在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在镇政府帮忙的高浮图一听说谁要买礼品，就会忙不迭地推荐这些甜玉米。

自救。

全额续聘的希望落空后，摆在陆成田面前的路还有几条:参加续聘考试，挤进20%的行列；参加专为村官准备的公务员考试；再有就是自谋生路。

前两者陆成田不抱什么希望。一是竞争激烈，二是加分因素在其中左右态势。这两场专门针对村官的考试，都制定了各级优秀的加分政策。其中续聘考试的加分幅度尤大:国家优秀加30分，市级优秀加20分，区级优秀加10分。“而试卷本身只有100分，且只按其70%计入总成绩。总成绩的另一部分，就是这些全额计入的加分。”

由于续聘考试距离政策的宣布只有4天，加分因素在这些仓促上阵的考生中几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果然，在平谷区所有续聘的30人名单中，各级优秀占了其中的28位。王丽娜凭借30分的加分，从原始排名的第57位一下子升至第1位。

由于优秀的评选标准不为人知，这些评选的公正性引来一些质疑。高浮图搞不清楚，为什么别人在奥运期间获得的“首都‘迎讲树’活动先进个人”可获20分的加分，自己同为奥运荣誉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先进个人”却没有加分。

今年5月份专门针对村官的公务员考试，加分的幅度相对小一些:国家级优秀加12分，市级优秀加10分，区级优秀加5分。

在主动放弃了上述两次考试后，陆成田开始在网上向用人企业投简历。

他发现，自己在农大时所学的专业技术，早已在过去的3年里日新月异。学弟学妹们现在谈论的热点问题，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话语体系。

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企业解释自己这3年的经历。发了10来份简历，没有一点回音，陆成田有些丧气。但高浮图告诉他，自己发了不下500份简历，同样杳无音信。

程宣辉接到了首钢公司的面试通知。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来自于各大国有企业接到的市里有关安置村官的通告。他的信息在通告上被首钢看到，学食品的他于是顺利地进入首钢的后勤部门。多位村官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时，都提及这个让他们叹为观止的成功案例。

陆成田和高浮图决定不再作无谓的努力。此前他曾为第二轮任期内创业购买了纸箱机，于是在马坊镇敬老院的几间平房里，他们开办了一家纸箱厂。

马坊是平谷的工业重镇，占地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和近2000亩的物流园区或行将破土或已开始招商。在陆成田看来，这些将为纸箱厂提供充足的消费需求。另外，平谷的桃香飘千里，每一家桃农一年也要消费几百个箱子。

对于最终还是选择了自主创业，陆成田说，除了多条路都被封死外，还有始终吸引他的农村对于创业的各种便利。

比如，他们租了5间总共近百米的房子，房租1年8000元；他们雇了两位附近村里的。

“改造与被改造”的践行。

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跟村民们张罗专业合作社的，是大学生王德斌。这是河北省顺平县柴各庄，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最初村民把王德斌当成“北京来的人”。两年过去了，合作社蹒跚着起步，他们也逐渐明白，王德斌和他们一样“无权无钱”。

这个下乡的年轻人多少带有些理想化色彩，大学期间组织社团支农活动，毕业即加入一个叫“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民间ngo，开展农村人才计划。他自诩有着晏阳初、梁漱溟的志向，“愿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八十年前晏阳初骑着毛驴进村，城市知识分子掀起乡村改造运动。他们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

王德斌出生于南方农村，相较“医治”，他更愿意称之为“自治”。两年前，这位有着“农民儿子”情怀的大学生，热忱饱满地回到农村；两年后，他更为明白的是，村民仍是指望着“有权有钱”的人去改善他们的状况。

“北京来的人”

王德斌到柴各庄，村民并不意外。一些村民看过“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带去的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王德斌毕业前夕写的一封家书。他在信中写道:。

“万事开头难，就算没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应该去做。想想为什么占绝大比例的人口却不能过着便利轻松的生活，为什么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劳作却抵不上别人几个月的工作，为什么别人可以拿退休金，而我们却在60岁后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保险，那个保险，而我们生病却不能及时医治；为什么大多人都把眼睛投向远方，而不顾生我养我的地方？”

王德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专业是农村区域管理。“我来自农村，所学与农相关，有责任也有条件回到农村，让农民过上有自信、有尊严的生活。”

这封家书，建立了他与村民间的信任。

早在2003年起，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就对台鱼乡，包括柴各庄、小水村、史家沟等在内的周边六个村进行调研，先后有两名大学生驻村了解当地情况，组织发展当地合作社。村民并不清楚何谓ngo，知道他们从北京来搞乡村建设，称他们为“乡建中心的人”。

乡建中心的前期工作是组建老年协会、文艺队。2004年，各类文化组织相继转型为合作社。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当地已运行了2到3年的六个合作社终于可以改变“黑户”的身份。法律施行的第二天，小水村的葛大爷就找到工商局，但随后的注册跑了两个月，葛大爷明白，合作社缺个“明白人”。

“理论说得火热，实际上农民自己并不明白合作社。”王德斌到顺平县要办两件事，一是让村民搞明白合作社的事，二是搞明白农民如何合作的事。

8月29日，王德斌第一次来到顺平县，协助周边六个合作社的运作。葛大爷到村口迎接，第二天又送他到五里外的柴各庄，转些天是史家沟、东五里岗、南委村。

10月，王德斌返回顺平县城，先后到银行、税务、技监等部门咨询。“后续工作像无底洞，领到营业执照之后还要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逾期一个月罚款。农民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任何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他说。

王德斌就跟着村民跑手续，但这个“北京来的人”并没有尚方宝剑。六个合作社为技监局“逾期罚款1000元”磨了整整七个月嘴皮子。最终免罚款办下组织机构代码证，又在税务上卡了壳。

如此多番折腾，王德斌有些心凉，也越发明白办事不易。他劝村民，“别着急，先做事”。他也在顺平县安顿下来，他的“安顿”，就是流动着住在村民家里，家当是一包衣服，一箱书。

王德斌频繁往返于各村，参加六个合作社的大小会。合作社有自己的理事长，而这个年轻人更像是拿主意的“领导”。他入股柴各庄“闻名柿子专业合作社”，成了社员。“闻名”是顺平第一个在工商部门注册成功的合作社，社员有48户。

村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大学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王德斌眼里，农民最盼望的还是扶贫款，“没有钱也确实不能办事”。王德斌就对他们说，“不能情绪化，把能办的事情先办了。”

王德斌开始着手眼前能办的事。

小打小闹的理想。

农资站销售点的土墙上，贴着一幅大字，“为理想而奋斗”。作者是合作社的会计老靳，他有些拘谨，不像他的字显得有力量。

问到理想是什么，他说就是合作社。而对于这个理想，村民们没有更多构想。

这是一片极为干旱的土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势崎岖，经济作物以果树种植为主，品种主要是桃树、柿子树。柴各庄的四口机井被上届村委班子承包给了外村人，灌溉用水靠购买，一小时60元左右。干旱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口味和质量，也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

与干旱的环境相比，王德斌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心态和农村组织生态。

柴各庄有村民1400人，计300户，到2009年6月加入“闻名”合作社的有69户。柴各庄曾在2004年成立了两个协会，一个老年协会，一个文艺协会。2006年转型合并为合作社时，文艺协会退出。

“当时选举理事，没有选上他们的人，他们就要走。”闻名合作社现任理事长于宝银，王德斌称她为于阿姨，她告诉记者，“我们合作社现在也拉起了自编自演的文艺队，可不比他们差，宣传效果也好。”

“双方已经有些矛盾，以前的文艺协会继续在村子的另一边活动。”王德斌夹在中间为难，“想让村民都组织起来办事太难，他们自己都说，那是人民公社时候的事情了。”

柴各庄没有村长，两次选举都没有人票数过半。2009年初，村支书组织村里一部分人注册了另一个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就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经济互助组织，王德斌想，只要这69户村民认同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他们投票选理事，开会议事就开了好头。王德斌为合作社描绘了发展蓝图，于阿姨为合作社提供场地，花费3000元加盖了两间房屋。

但实际上，这个柿子专业合作社还名不符实，“柿子产、供、销一体化，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做不起来。”

合作社开会讨论，统产统销？需要生产标准化，69户人家的柿子树遍布山坡，王德斌还拿不出生产计划；柿子深加工？村民说，“这坡上产的是水柿子，做成柿子干不划算。”

能立竿见影的是农资统购。“农资是每户的必需品，统购统销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一定的销售量，利润也可观。”

王德斌分析，分散的小农市场交易成本非常高。农户组织到一定规模与厂家直接联系，省去中间环节，生产成本能降低一半。“乡建中心有成功案例，大家一算账，也都同意跟着做。”

2008年3月，由柴各庄、小水、史家沟三个专业合作社组建的农资服务部开始运作，从进货、分货到定价销售、收回款基本由王德斌安排。

“第一年的尝试效果不错，尽管我们在分货和管理上还有一些争吵，4个月的农忙时间利润近万元。”由于利润会按比例分还到社员手中，第二年社员积极性高涨，农资站的一切事项也都交由王德斌管理。

因为涉及行政许可经营，工商税务部门还是会来找“麻烦”，王德斌不管他们，“他们要按红头收钱，我们也按红头办事。他们罚款，不交就是。”

这一年，合作社开展了文艺表演、农资统购统销、无公害柿子种植试验、合作社骨干外出培训学习的活动。

在村民看来，这些事不来大钱，还是“小打小闹”。合作社注册运行两年后，他们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论最多的仍旧是扶贫款的“贪污问题”。于宝银希望“政府派来的大学生村官快点来，最好能做村长，不能做村长，至少也能监督扶贫款”。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宽农村干部来源，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相比大学生村官，王德斌显得“没权没钱”，往后的角色也会更加尴尬。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组建技术服务队，联合附近的农业大学，为柿子产业化做准备。这仍旧是一件见效慢、见钱慢的事。但王德斌坚持认为，一件事不坚持五年以上，看不到成效。

“我之前想告诉农民如何做，现在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坚持的是他们能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在王德斌看来，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能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谋利。“如何为自己谋利，并不需要人教，只要放开让他们自己去做。”

然而直到2009年初，六个合作社才相继跑完所有注册手续。

改造与被改造。

也是2009年初，又有四名大学生到了顺平县。柴各庄两户村民给了他们几间房。乡建中心提出付房租，村民说，一年给个200块吧。

这五个人组成团队，细化合作社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学会打理属于自己的企业。

张可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对几个合作社的财务做了梳理，成为了六个合作社的“总会计”。“合作社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运转良好，尤其是财务记录，每月一次财务通报。”张可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柴各庄的当天，正是农资站的结账日。于宝银负责每日的流水账，张可建立了现金流、应收、应付账本，教村民如何记账。

这些大学生试图改造农村的同时，也被农村的现实渐次影响。

包括王德斌在内，他们曾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学员。2004年起，人才项目每年挑选三十到五十名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与实践培训。

有人无法接受农村现实，中途离场，也有人加入乡建中心，留在农村。至2009年初已有30名学员留下，分布在全国70多个村工作。

乡建中心在小水村办了农场。他们与当地一家农户合伙，计划养羊、养鸡开发农户承包的荒山，吸引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创业。

徐英全今年20岁，培训后期在农场负责放羊，直到7月培训结束，9月回到学校。

“我说服了父母，休学一年，提早看看这个社会。”这一年，徐英全参加了中心的理论培训课程、到深圳的玩具厂装零件、纺织厂剪线头；在小水村，她体验村民的生活、王德斌们的生活。这一年，也将影响徐英全毕业时的抉择。

“或许我们是看到真实世界的一群人，”王德斌说，“农村凋敝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我心不死。”

乡建中心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办公室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村，院子的地种着蔬菜，天上飞着鸽子。

办公室的志愿者招募，针对女生有两个固定面试问题，一是怕不怕狗，二是怕不怕农村的厕所。

“据我所知，愿意长期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很少。”王德斌很理解，尽管他热爱农村，但同样是，“看得还不够清楚，不知路还有多长”。

这个年轻人会在黑夜里哭泣，他是家中长子，他说自己不孝。一次跟村民喝酒，王德斌醉得不省人事。村里的王大爷哭了，他为这孩子的前程担忧。

而王德斌仍旧坚持去做。

柴各庄柿子坡上的雪莲果种植试验失败了，他无法评估一次孤立试验的成效和意义。他站在柿子坡上看天空和夕阳，景色美好，也让人感到空旷无形的孤独。

“新知青”的政府意愿。

由政府推动的一揽子计划正掀起新一轮知识青年“下乡”热潮。

2009年4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将此前各部委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特岗计划”“西部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整合”。

此次统一的政策包括:按岗位统一生活补贴标准，统一各项保险，统一各项计划的服务期满就业的政策等。决策者希望借助此次“统筹”形成一股政策“合力”，拓宽出口，推动大学生服务基层工作的进展。

十几万人的下乡计划。

在一个向往城市的年代，将人才拉向农村的道路并不容易。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试从没有间断过。

2003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毕业生就业问题时，由共青团中央建议的“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被正式推出，当年，中央财政支持500万，选派6000名志愿者赴西部农村，同时也鼓励各地制订地方的西部计划项目。

“到西部，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003年，200多名首批志愿者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出征仪式。培训，学唱志愿者歌曲《到西部去》，以及宣誓和出征仪式，使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带有“理想”色彩。

从2003年至今，西部计划的分项目已达到11个，为农村输入各种知识人才10万人次。2009年，团中央将派遣到西部基层服务的计划上升到1.5万，志愿者服务期也由1至2年调整为1至3年。

共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侯宝森说，早在1996年，团中央联合有关部委实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集中选派、定期轮换的方式，选派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显然，西部计划的探索，为后来一系列“知识下乡”政策提供了借鉴。

2005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国家鼓励青年到基层就业。随后，多个部委陆续出台“下乡”项目:教育部牵头组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

2008年，中组部牵头组织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计划”将“知识下乡”推向高潮。该计划提出，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度，各部委的下乡计划总数已达到十几万人。

相对于中央的强力推出，地方的尝试更早一些。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研究课题组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说，早在1995年，江苏省最先开始招募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南通市如东县为解决大学生资源闲置与农村建设亟需人才矛盾，公开招考了88名大学生村官。同年，海南和浙江省也相续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

据《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13万人以上，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80%的县与县级市。北京市实现了村村两名大学生村官。

胡跃高认为，地方的试点冲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农村的另一个渠道，但仍未摆脱其实验性质。各部委的分项计划将知识青年下乡由“星星之火”推成了“燎原之势”。

政策映照下的现实。

就业压力与农村精英流失的“剪刀差”成为新知青政策的现实背景。

2008年底，教育部在连续多年作出“就业形势严峻”的判断后，再次发出了“2009年更严峻”的重要提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而在4年前，这一数据只有338万。

早在2003年上半年，大学毕业生就超过了200万，加上sars的影响，学生就业压力骤增，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

“当时团中央给中央领导提建议，由中央财政给予支持，从2003年起，在毕业生中招募一批志愿者去西部乡镇一级服务，树立到西部去的导向，并借此推动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侯宝森说，中央决定实施该计划，并在随后几年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计划。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在连续实施了10年的教育产业化之后。政府开始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尝试用行政、财政的手段，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解决就业难题。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和鼓励自主创业，成为最时兴的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的一份对应届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超过57%的人认为“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就业压力下的选择，17%的人把农村当作磨练自己的舞台，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扎根农村的有24%。

与就业压力相对的是农村精英匮乏的现状。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展认为，一方面大学生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农村急需人才，轮流下乡显然为解决就业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对“三农”投入的增加，也为“新知青”创造了客观需求和起码的资助条件。

路向何方？

2006年，正当北京的大学生摩拳擦掌欲在农村一展身手的时候，较早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省却在这项计划实施7年之时宣告失败。

海南省1999年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定安县、临高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文昌市、儋州市、三亚市等市县都先后组织招聘过一批“大学生村官”。但由于地方财力不支、少编缺编、缺乏配套机制和社会保障，至2006年，选拔计划工作已陷于停顿。

出生于80后、90后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具有了明显的利益驱动因素:待遇吸引、优惠政策等。余展说，“经济利益的考量成为了他们行动的源动力。”

作为中央机关的下放干部，余展在农村当过两年生产大队长，他说，当年知青下乡是靠着行政命令和政治理想鼓舞下的被动流动，并未给农村带去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并以知识青年几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终。

余展认为，海南村官计划的破产，一方面有财力支撑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还有退出机制的不健全。知识分子下乡多有服务期限，一般规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机制和通道建设，往往决定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决定可持续性的来自合理的激励机制。”余展认为，在紧张的就业压力下，新知青“下乡”更多是一种被动选择，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对服务期满后工作前景的预期。

4月底下发的《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09年起，到乡镇事业单位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满1年后，在现岗位空缺情况下，经考核合格，即可与所在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的聘用合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及县以上相关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应拿出不低于40%的比例，聘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

显然，中央已试图拿出更多的行政资源解决新知青的“出口”问题，但在行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未为可知。

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三

——54青年队。

暑期社会实践策划书。

目录。

附1：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问卷调查表11附2：54青年队暑期实践活动纪律12。

11126788910。

暑期社会实践策划书。

一、实践主题。

走进传统民间艺术感受民间艺术魅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二、传统民间艺术现状调查研究。

三、实践目的及意义。

为了对南京民间艺术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组员在前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查走访。从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暑假能通过一些实践活动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采访，这样我们就能准确定位问题并对症下药，尽自己所能唤醒市民的那份民族情，呼吁人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保护民间艺术文化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通过对校园同学的简单调查，我们发现民间艺术很大程度上并不受重视，有些南京人甚至不知道云锦。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瑰宝是否会被一点一滴的遗忘流失？我们组员无不满心忧虑。除此之外，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更惊讶地发现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者——民间艺人也具有专业盲区。经过多年的手工艺制作，他们的技术虽然已比较精湛，但艺术层面往往比较苍白，文学和审美的综合素养达不到足够的高度，致使技与艺不能很好的融合，艺术的火花始终得不到迸发。民间艺术正在一点一点沉沦。所以，重视和保护民间艺术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本应当给予民间文化应有的生存土壤。而现实状况却是，由于世界文化的融合和名族保护意识的淡薄，我们的精神家园几近崩溃。如果精神上没有了寄托，那么“中国人被自己毁掉”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

虽然关于改革开放的浪潮势不可挡，但对于民间文化这一民族的根，我们必须坚持自我。中国的城市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几乎被侵噬的体无完肤，而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我们自己的民俗文化也面临着被吞噬的危机。但是，我们坚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必将会构筑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以人为本，民间文化就是这个家园的基石。所以这次实践规模虽小，但却意义深远。当然短短的调查访问不一定能使我们全面认识问题，更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就。

四、实践内容。

走进夫子庙附近民间艺术大观园，云锦路云锦博物馆，深入了解南京古老而珍稀的民间艺术文化，专题调研当地民间艺术文化概况、保留程度，了解它们的发展变化趋势。咨询相关政府部门对民间艺术文化的保护情况。宣传民间艺术文化的传奇与魅力，呼吁人们珍惜和传承民间艺术。

根据前期调查讨论，我们将实地走访民间艺术大师，了解和采集民间艺术文化信息，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安排活动的具体内容，根据已有我们对活动内容的了解，我们对本次活动有如下暂时性的安排：

1、实地走访（近距离接触民间艺术家，感受民间艺术魅力，了解民间艺术。

现状）。

1.1走访地点：南京民间艺术大观园以及云锦博物馆。

1.4后期总结：根据亲身体验以及与艺术家们面对面的交流，对南京民间艺术现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并且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这也为采访相关政府机构人员的活动提供了问题材料。

附：实地走访地点简介：

暑期社会实践策划书。

竹刻、雨花石、风筝等都集中到大观园中，现场表演制作工艺。

2、南京云锦博物馆：位于建邺区茶亭东街240号。（20xx年，南京云锦正式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20xx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xx年6月8日，江苏省金文云锦名人工作室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

2、采访相关政府机构人员。

2.1采访地点：待定。

3、调查问卷（附调查问卷表）。

3.1发放地点：南京新街口；南京夫子庙。

3.2发放数量：200份。

4、横幅签名志愿活动。

4.1活动目的：更好地呼吁人们关注和保护民间艺术文化，了解珍稀民间艺术文化现状。

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四

一、活动主题。

落实政策强化服务关爱襄助推动就业。

二、活动目标。

三、参与对象。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

四、活动时间。

2012年3月—7月。

五、活动内容。

想教育、用人单位引进、毕业生推介和签约、就业困难群体帮扶等为主，学生处对各学院开展的活动给予一定的支持保障。

全校活动包括下列项目：

（一）创新创业篇。

1．大学生创业项目及创业典型风采展。

时间：4月中旬。

地点：东湖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2．现代农业创业校友报告会。

时间：4月下旬。

地点：东湖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3．创业大讲堂。

时间：5月上旬。

地点：东湖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时间：3月—5月。

地点：浙江农林大学。

时间：3月—6月。

6．“创业广场”

时间：3月—6月。

地点：东湖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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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月—6月。

地点：杭州市相关企业。

8．走访农村一线农业创业毕业生。

时间：5月—6月。

地点：浙江省各地。

（二）职业规划篇。

1．浙江农林大学第三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时间：3月—6月。

地点：浙江农林大学。

时间：4月上旬。

地点：东湖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3．浙江省高校职业规划相关课程培训班。

时间：4月—7月。

地点：杭州。

4．职业指导及咨询服务。

时间：3月—7月。

地点：职业指导咨询室（集贤食堂301）。

（三）校园招聘篇。

1．2012年浙江省大学生寒门学子招聘会。

时间：3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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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杭州。

2．浙江省“百名优秀贫困毕业生”就业推荐活动。

时间：3月—6月。

地点：就业指导服务中心、钱江晚报。

3．“勇往职前”校园行活动。

时间：4月上旬。

地点：东湖食堂门口。

4．校院二级校园专场招聘会。

时间：3月—6月。

地点：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站、各学院会议室、教室。

5．大学生校园模拟招聘会。

时间：5月中旬。

（四）就业指导篇。

1．2013年研究生、公务员考试辅导培训。

时间：3月—7月。

地点：东湖校区。

教学。

楼教室。

时间：5月上旬。

地点：东湖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3．大学生“村官”、两项计划、三支一扶等基层就业宣讲活动。

—4—。

时间：5月中旬。

地点：东湖校区图书馆第二报告厅。

4．就业形势、就业政策专题讲座。

时间：5月下旬。

地点：东湖校区图书馆第一报告厅。

5．大学生普通话水平等级测试及全国教师资格认证教育学、心理学考试服务工作。

时间：3月—6月。

地点：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6．就业咨询及团体辅导系列活动。

时间：3月—7月。

地点：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站。

六、活动要求。

（一）“就业创业促进月”活动由学生处牵头并依托各学院开展。各学院要本着对学生高度负责和高度关爱的精神，落实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学生工作分管领导及辅导员精心组织、全程参与。

（二）各学院在积极参与全校活动的同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特色工作，设计和开展有针对性的学院就业促进活动。需要学校支持的，应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鼓励学院间联合开展活动，扩大“就业创业促进月”辐射范围和影响，学院活动要注重实效。

—5—。

（三）各学院需及时整理收集“就业创业促进月”活动期间的活动图片、资料，及时宣传，及时。

总结。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四）请各学院于7月2日前向学生处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报送本学院就业创业促进月活动总结。总结应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全面体现本学院就业创业工作动员与教育、就业创业指导、用人单位引进与接待、院级招聘会、毕业生推介和就业困难群体帮扶、参加全校活动情况、学生签约情况、学院领导及学生工作人员深入就业一线情况、学院就业创业工作经验与问题等内容。学校将把“就业创业促进月”活动开展情况作为就业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之一。

七、未尽事宜，请咨询学生处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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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五

我是来自农村的一名大学生，今年九月又在另一个专业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我的家乡很落后，经济上的贫困如蛇蝎般的缠绕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当我刚考上大学时，父母还有乡亲们都很替我高兴，为我终于跳出了“农门”而感到高兴，为我以后可以“好好享福”了而感到高兴。但高兴之余，我们全家又开始为我的巨额学费而担忧。终于在七拼八凑以及亲戚的帮助下，我才揣着沉甸甸的学费走进了大学，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不觉中，我们毕业了，工作成为了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我们这一届大学生都变得不再高傲，引用我的一个同学的话说就是“谁给我提供一个饭碗，不管工资多少，我都干。”在我们学校的一个招聘会上，不管单位规模大小，每个摊位前都被眼睛中充满渴望和期待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一个岗位有20多个人争抢的情况大家也都见多不怪了。

我当时打算回我们县的高中，因为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想着自己以后能当个高中教师该多好啊！父母听说我的想法后，表示坚决不赞成，他们说回来就把你耽搁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县挺重视人才的，本科生更是特别欢迎，但却不重用人才，你回去后他们就随便给你安排个工作，然后你就被撂倒一边了。他们引进人才只是为了在对外宣传和向上级汇报时，可以说“我们县人才如何如何多，本科多少，硕士多少……”，从而使自己换得上级的赞赏和官位的上升。

明白了这些，我和几个我们县的大学生都吓了一跳。我们的想法是趁着年轻，多锻炼一下自己，我们来自农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所学回报家乡，而并不苛求工资多高，待遇多好，我们只是希望能有一个让自己振翅飞翔的发展空间。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说的是某县公开招聘村官，大学生报名火爆，也正说明了现在的大学生在求职心理上较往年相比已经渐趋理性，他们已不再争着往大城市里挤，他们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一些贫困地区和农村。但现在好多贫困地县尤其是农村，重视人才但不重用人才的情况却是普遍存在着，阻碍着大学生在农村展翅实现人生理想的实现。

一些地方的大学生村官做得很好，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上头”的支持。如刚才提到的那个报道，是某省组织部在所辖的一个乡进行的村官公开招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开展情况都由县里定时向省组织部汇报备案，这样大学生当然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了。但如没有这些“上头”的关注和支持呢？别说县乡了，就是一个村，大学生也很难摆不平那些复杂的社会人情关系！

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六

一份针对“90后”求职的调研报告显示，有52%的应届毕业生选择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作为优先考虑的工作地点；同时，超四成的大学生选择“~4000元”作为第一份工作的期望薪资。

调查发现，城市生源与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率有巨大差异。

家在湖南一个小山村的小李是某普通二本大学中文专业研究生，尽管她现在已经成功找到一份工作，但之前在找工过程中，用人单位的城乡偏见成为她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小李说，她曾应聘一所重点中学教师岗位，顺利通过初筛，笔试成绩也不错，但面试时被刷下来。她通过学长打听，原来是招聘方觉得农村孩子综合素质不如城市孩子，就被一个成绩差不多的城里孩子取代。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小李有同样遭遇的农村家庭出身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最为突出，尤其是农村背景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是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

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都低。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进行比较，发现城市生源与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率有巨大差异。来自城市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为87.7%，而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则只有69.5%，两者就业率相差18.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为困难，30.5%的人难以落实工作，这一比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重点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也存在城乡出身背景的差异，不过，这两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城乡差异要小于普通本科高校，城市生源和农村生源毕业生就业率分别相差5.2和6.5个百分点。

农村家庭出身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仅体现在低就业率上，而且体现在就业质量方面。想要进入较好的工作单位、获取较高的收入，农村家庭出身大学生会遭遇比城市家庭出身大学生更多的.困难。大学毕业生最想进入的工作单位是公有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公有部门的比例（47.8%）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31.1%），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进入外资企业的比例（10.4%）也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5%）高。与此同时，城市家庭出身毕业生的平均初职月薪（3443元）明显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835元）。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普通本科毕业生中，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3505元）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851元）高654元。在重点本科和高职毕业生中，城市家庭出身毕业生的初职平均月薪也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但其差异并不是很大。

据分析，导致农村家庭出身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父母文化水平、生活环境和视野的局限，来自农村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所学专业及其就业前景的了解、对劳动力市场相关信息的掌握都要少于城市家庭出身的学生，这使他们在就业准备方面不如城市学生。第二，来自农村的学生所能动员的家庭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要少于城市学生，这会影响他们进入好单位、获取好工作的机会。第三，由于成长环境的局限，来自农村的学生在社交能力和人格素质培养方面不如城市家庭子女全面，自信心和自我能力表现也往往不如城市学生，这会影响到他们应征工作机会时（比如面试）的表现而失去一些就业机会。

对此，职场专家建议，一方面，农村家庭出身大学生最需要政府和学校的就业扶助和指导，他们应该是大学生就业扶助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另一方面，农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也要在学校苦练本领，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增强自信。

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七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的高薪就业机会不再是大学生的唯一选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投身于农村的发展。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大学生，在回农村就业的过程中，我有了许多新的体验和心得。在这里，我将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悟。

首先，我认识到农村的发展潜力。在大城市，我习惯于享受方便快捷的生活，而在农村，我发现了许多发展机会。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农产品，而这正是未来发展的支撑。在农村，我看到了许多创业者正在开发具有独特特色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到全国各地。这样的机会在大城市是很难得到的。因此，回农村就业不仅是一个回归家乡的选择，也是为了抓住这些发展机会。

其次，我体会到了农村的人际关系。在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冷漠和疏离的，而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家都相互帮助，像一个大家庭。这不仅体现在生活中，也体现在工作中。在我回农村就业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资源，愿意为我提供帮助。他们不仅教会了我许多实用的技能，还给予了我许多鼓励和支持。这种温暖的人际关系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再次，我认识到农村的创业机会。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落地，农村创业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涌向农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项目来实现创业梦想。这些项目不仅能够为农村带来经济效益，还能提升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我回农村就业的过程中，我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创业项目。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农民的支持，我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小项目，并带动了周围的村民一起发展。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创业的乐趣和成就感。

最后，回农村就业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年，我对家乡的记忆逐渐淡化。而回农村就业，让我再次接触到了熟悉的土地、亲切的人民和美丽的自然环境。我重新发现了家乡的魅力和价值，为自己的农村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回农村就业也让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为家乡的繁荣和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总之，回农村就业是一次宝贵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了不一样的人生。我认识到了农村的发展潜力和创业机会，体会到了人际关系的温暖和团结，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智慧，农村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大学生农村就业方案篇八

一、活动目的。

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是小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为了让小学生们亲近社会、学习知识、开阔眼界；为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学习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提高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八里庄小学特举行本次社会实践活动。

二、活动对象。

二年级二班全体学生。

三、活动时间。

20xx年4月4日下午。

四、活动地点。

全体学生所在的社区及学生家里。

五、活动内容：

1、“社区小主人”志愿服务活动。

（1）学生自己组织在社区公共区域、绿化带、马路等场所开展卫生保洁工作，协助社区卫生保洁员清除卫生死角和牛皮癣。

（2）学生在社区广泛开展尊长敬老、助残帮困等其他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2、“家庭小老师”活动。

（1）学生利用暑假，广泛收集、整理文明卫生知识和健康教育知识，主动与父母、长辈一起学习、互相监督、相互提高。

己的贡献。

五、活动要求。

1、家长认真做好学生的辅导，让学生学有收获，保证学生在学习、活动时的绝对安全。学生须遵守纪律，服从学校及家长的安排，确保社会实践的安全和活动的顺利开展，须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要加强自我服务管理意识，培养生活自理能力，锻炼实践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加强对学生生活常规的教育和良好习惯的培养。

2、活动这天，中午12点，下午4点学生必须给班主任电话报平安。

六、突发事件处理原则：

保持镇静、沉着应对；学生优先原则；就地抢救原则；报警、求援原则；维持秩序、迅速疏散原则。

（一）处理外出应急预案。

1．学生必须按规定开展活动，不准单独行动。家长应当始终与学生为伍。

2．教育学生遵守交通规则，不到危险场所玩耍，不攀爬险要，不摸带电的各种器械，不做有危险的游戏，不与陌生人争斗。

3．遇学生受伤的情形。既要冷静又要反应迅速，要视其轻重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拔打120，或送附近医院。总之，绝不能不作为，更不能推诿扯皮。

4．活动前，要教给学生一些避险或受伤后自救的方法。

5．家长要随时关注、提醒要求学生不买、不吃变质和不洁的食品或暴饮暴食，如有学生腹泻、腹胀或食物中毒，应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如上报、救护等），并及时收集相关证据，以备查验。同时，还要注意观察了解其他同学的状况，切忌麻痹大意。

（二）处理人身意外伤害及疾病应急预案。

1．发生突发事件如遇绑架抢劫事件，要以孩子的生命为重，保持镇静，巧妙周旋，尽可能赢得时间，以避免任何成员受到任何人身攻击或其它伤害。

2．出现摔伤、扭伤、撞伤或疾病，应立即进行治疗，如伤情较重应马上送往就近医院抢救治疗，并及时上报病由、病情。

3．如遇公共场所骚乱事件，家长应围成圈，保护好学生。细心、冷静地观察事态发展，不盲目奔跑，不随人流乱窜，待看清形势后再引导学生安全、迅速地疏散。

4．提高认识，随时随地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不能放松警惕。到目的地要视察周边环境，如有施工场地、山坡、河道水塘、凡学生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要分头站岗，并注意学生动态，不允许学生出入危险场地。

5．学生过马路要走人行道，并时时提醒注意交通安全，注意来往车辆，确保学生安全过马路。如遇突发事件不慌张，一定要冷静，果断采取措施。

6．自始自终，活动中不得中途私自离开学生，保证本次活动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