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感召心得体会实用 国家政策的感悟感想(4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对于政策感召心得体会实用一

所以在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浅显的认识。虽然只是短暂的几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我平时很少看新闻，很少关注国家政策、社会形势，因此对社会形势政策基本不了解。而《形势政策》这门课，正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帮我们了解和分析形势与政策。

我们上课的形式是老师讲解配合ppt演示。虽然每周只有一堂课，但老师讲的津津有味，同学们得兴趣也很大。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课堂上，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随着世界的不断变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形势与政策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着。而这些形势与政策的变化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名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是必须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发展，形势与政策的变化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发展。大发展决定小发展，形势与政策的变化应该是必须去关注的。我们未来的发展离不开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周围的各种变化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发展之路，特别是形势与政策的变化，这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和约束的体现，这是对我们所选择的道路与发展方向的一个约束和限制，所以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运用政策帮助我们发展，懂得变通，更应该在此基础上来进行创新。同时，我们应顺应形势和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去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不断提高个人能力，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

作为一名在校学习的学生，我觉得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课程的认知出现一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的认知存在矛盾。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不愿意”，个别学生认为大学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专业课的学习，掌握专业技能，这些是硬本领，而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则是软任务，不一定要学；二是“不重视”，部分学生认为专业课学习任务重，时间紧，根本没有功夫再来学习形式与政策教育课；三是“不必要”，不少学生认为要了解形势与政策，看报纸、上网、听收音机就行，不必非要来上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可以看出，同学们对课程价值的认知出现了反差或者矛盾，这种消极的认知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待课程的态度，进而影响到课堂教学效果。

第二个特点：课程要求学生学习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学生自我评价消极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教育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要求学生能在课堂上积极配合老师、主动思考，而事实上当老师提出问题时，绝大部分学生没有反应，上课没有积极性。在周围的同学中，我觉得大多数同学对课程感到满意，但是只有部分同学能够认真听课，经过课堂教学，只有小部分同学对形势与政策有了兴趣和收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课堂教学目前还存在各种问题，部分同学感到未能从课程学习中直接受益，课程讲授也未能真正满足大多数同学希望能从课程中增强政治敏感性、了解形势与政策以及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的意愿。

以上是我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课堂内容的体会，和我对这门课的认识，以及根据周围同学对这门课的认识提出的几点建议。总之，我觉得学习这门课是必要的，要使这门课真正发挥其作用，不仅要从学生自身方面加以认真对待，而且对于老师的教学方式、课程内容方面也应得到完善。

对于政策感召心得体会实用二

经过这几天学习形势政策课及查询资料，使我感触很深！

首先，我上网听了20**年*月25日由国家民委办公厅刘宝明副主任所作的“形势与政策”专题讲座，为我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他滔滔不决的话语，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国家高干所具备的良好素养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因知识的积淀所带来的无限欢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们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容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常言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又曰：“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出生南方属地的刘博士更是见学精要，这充分体现在其讲演过程之中。对2005年关于民族方面的八件大事的精辟叙述，以及对国家民族政策的有力诠释，都体现出作为一名民族工作者精深的专业素养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而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就业形势的独到分析和良好的建言，更增进了我们的感激之情。但是，正因为这些，我们在感慨之余不禁产生了几许遗憾。（不知是否正确请谅解）

第一、全国的贫富差距在继续拉大，特别是广大的西部民族地区长期贫穷落后，并看不到缩小差距的迹象，这对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工作者来说都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用现今国家上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来计算，虽然统计的口径各不一样，结果也存在争议，但查看大多报刊、杂志上散布的各个计算结果，可以肯定，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关于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可以说，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东西部，特别是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贫穷落后。

第二、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还是要促进充分就业？当一国的就业压力大到连作为“精英”的大学生们都无法获得工作时，我们是否考虑过是不是我们的机制出了问题？抑或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偏差？我们有一个通行的想法，那就是把大学生作为人才引向西部，帮助当地建设和致富，但这样做会产生几个问题。一是把他们引到西部会加重西部地区的就业负担，对本已严重的就业形势有如火上焦油。广大的西部地区学历不高这是事实，中专或大专文凭的工作者比比皆是，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们拥入西部，不但会挤掉他们的饭碗，还会给现在正就读的中专或大专学习者以致命的打击，而一旦没有了工作，脱贫致富、小康等各种目标的实现谈何容易。二是把他们引到西部能否该政策的实现预期效果值得商榷。我们都知道，人们在作投资时总要考虑回报，而一旦投资产生无回报或低回报时，便会引起撤资或在下一阶段无法融资，大学生到西部去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投资”现象。所以说，在政府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情况下，将就业压力转移给西部地区未必是明智之举。

第三、过分强调民族性与特殊性，是否会掩盖某些问题的存在和延缓搁置解决现存问题的良策？

1）再就是我感觉我们国人缺少那创新精神，记得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是关于索尼创始人的经历。索尼，是个很为人知的大品牌大公司了，但多少年前他不也是像雏鸟一样吗？她从一个小小的工厂发展到现在的规模，靠的是创新，是过硬的技术！当索尼还是小工长的时候，老板就聘请许多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只要他们有所创新就让他们做，不管出多少钱，结果如何！从录音机创新到随身听多么巨大的进步啊！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精神！不创新，哪来新产品？哪来祖国的繁荣？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大家值得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动手能力较弱的中国人只会学前人遗留的，而很少会在他们的肩膀上站的更高，望的更远！

2）我们大学需要社交能力，也就是会说话，这样到社会上能很好的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很好的了解社会这样我们大学生才能更好的发展自己。

3）我感觉我们国人太认钱，很多有能力的大学生博士生很多都在外国，根本没有我们钱爷爷的爱国精神，他好不利己，为了国家的强大，放弃了荣华富贵，为我们国家作贡献；而切我们国家的设备也不是很高，有很多有用人才在我们国土根本发挥不出来他们的真正水平，这样我们又会失去很多人才。

第四、对现在专业学生就业分析：

1）注重知识积累的同时重视能力的培养．观察了用人单位，需要的不仅是专业知识上的过关，还有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师范类专业的学生，他们需要的不但是丰富的知识来具备教师的资格，还要有更好的能力，这个能力就体现在讲课的方面，讲课的好与坏正是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的第一步筛选，那么做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生，技术尤为重要，那技术就体现在平时的实验中，应重视起来！

2）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积极的心态，就比如刚开始觉得实验蛮好玩的，但做久了，开始感觉到实验的烦琐和时间消耗过多，从现在开始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去思考．在实验中获取知识，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社会淘汰。

3）学习要有一定的目的性．不应该盲目的随大流，对于学习要有针对性，我们现今大学生都缺乏信心和耐性，这样就会使很多大学生失去发展，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就业问题的难度。

4）善于总结．我有较好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这些都归于我经常做总结的好处，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当时也许注意不到的问题在事后发现后应该及时总结并提醒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就能更正，同时还能获得更多的东西。

5）创造自己的可取点勿杞人忧天．每年有很多的大学生毕业，就业率非常的不乐观，那么在其中想获得自己理想的职业的时候就要具备自己的与众不同点．不应太悲观，要努力出击，让自己更为优秀，适应社会的需要。

总之，我们大学生的就业与我们国家发展息息相关，构件和谐社会，必须有人才的发展空间，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并不表示我们无所作为，只要我们本着情为民所系、力为民所用的心态，为国家为自己能更好的发展，增强我们的创新精神、有毅力耐心，脚踏实地，刻苦专研，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欣欣向荣！不断向前蓬勃发展！

以上是我目前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但是他可以见证我以后的成长，从中获取动力．

对于政策感召心得体会实用三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 cohen ）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毛泽东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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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 tentive p 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 ublic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 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对于政策感召心得体会实用四

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为我们当代大学生寻找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势与政策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新世纪的接班人就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面对变化莫测国际形势，我们应有自己的主张。因为只有抛弃过去才能前进。由于知识面的限制，有些观点可能不成熟，还请老师谅解。

先说说中美关系，我眼中的中美关系没那么复杂。国家间利益就是一切，是敌是友只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作为国家领导阶层，其施政思想是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能为国民谋利益就会被推翻。因此，国家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很明显反映出这一点，以前英国是老大哥，美国跟在后面跑，后来位置逐渐改变，英国要听美国差遣。现在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变化，英国开始有自己的声音。同样，二战结束后，日本也要处处看美国脸色，但现在日本领导人开始逐渐摆脱美国的控制。当然，能否真正摆脱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之后再说。

现在的世界一哥是老美，无须质疑。中国以后能否取而代之，不好讲。我认为希望不大，因为国情不同，美国从建国到现在与中国比，太年轻了。也正因为此，负担轻，有能力，有魄力改革。如今各国都有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点不容质疑。贫富悬殊、暴力、等等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中国负担太重，而且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不容易改变，我们总在宣扬传统文化，以悠久的历史为荣，张口四大发明，闭口黄河、长城。靠吃祖宗饭有意义吗?我看不见得。历史应该铭记，但落日的辉煌说多了就要被人笑话。

历史在不停的发展当中，未来如何谁也不敢说。我们活在当代还是说说现在有点实际意义。曾看过一篇报道讲美国的贫富悬殊异常严重，其实中国也差不多，有人穷奢极欲就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没有真正的公平，一切只是相对。社会的黑暗面不如说是人类的劣根性在作怪。我们活在现实的世界就不祈求柏拉图式的天堂，但我们可以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就是合作。国与国之间需要合作，人与人之间同样需要合作。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粉饰太平毫无意义。“重脸面轻实利”要不得，哪国都有自己的问题，总唱赞歌不解决问题。中国的中庸之道由来已久。它有一定价值，但害处也不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人愿当出头鸟，总希望别人来说。今年的两会有何成果在此不做探讨，只是一些代表不涉及敏感问题，竟扯什么“男人节”“女人节”让人捧腹。有问题就解决，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后或许会有办法，但回避绝对不行。有人讲今天的中国还是小家子气，不肯在世界面前承认不足，是因为自卑，对自己的严重不自信。要面子是传统，别人不会理解“面子”对中国人的意义，但有人会利用这一点占我们的便宜，吃亏了还得表现的很高兴。想必也只有我们愿意干了。

中国有实力、有能力左右世界，这是事实。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一件件解决问题，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所谓外交无非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利的最大化，即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化是各国外交不断“博弈”的过程。这一切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中国不能乐观，但也无须悲观。我认为，台湾会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但很可能是有代价的从美国取得。当放手台湾对美国有利时，台湾就是中国的了。那时，日本会是另一大制约中国的因素。同时朝鲜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威胁。

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真正的劲敌是日本。大和民族有其自身优势，我们一贯不把日本放在眼里，曾看过一本书讲述大和民族精神。不管是樱花还是武士道都不可小觑。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强大，民族精神很重要。日本几次能从瓦砾中迅速崛起，难到不可怕吗?只是我们一直不愿承认这个事实。日本的学者大量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难道人家真就对你有兴趣吗?不是!是在准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的教诲，人家应用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用在内杠上。中国人在外有“一人龙，三人虫”之说。不管对错，我们都该警醒了!现在不早做防备，当事实发生了再做事后诸葛毫无意义。

国际关系就是人的关系。只要国民整体素质上去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才有发言权。回归到底还是要抓教育，从儿童抓起。我们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更要珍惜大好时光学习，奋斗。国家的路需要我们走出来，自己的人生之路更需要一步步踩出来。

将减税降费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时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强化政治担当，对减税降费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党委委员结合分管和联系工作，各负其责、盯紧抓实。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形成从党委到支部、支部到党员、党员到企业的一条线工作推进机制。为了积极落实复工复产和防汛救灾税收优惠政策，成立了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税费政策推进落实工作专班，组建服务团队，摸清受灾企业名册，深入企业开展“送政策、问需求、解难题、优服务、促发展”活动。筛选出2308户重点包保企业，具体责任到人，通过电话、走访等方式摸排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需求，建立问题清单和包保工作底稿，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县局积极与县委、县政府汇报，并与财政、人社、医保、发改、审计等部门的协调对接，将减税降费纳入“四送一服”工作机制，主动参与“四送一服”各项活动。在开展政策宣讲、深入企业调研、解决困难问题、强化舆论宣传等方面，加强工作联动，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服务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更好地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利用税收宣传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等契机，注重工作结合，积极切实加强与财政、自然资源、环保、房产等部门的协调对接，注重在信息共享、分析评价等方面形成合力，持续推进税收共治格局。认真落实与纪委监委建立的监督检查协作机制，自觉接受、主动配合各类外部监督检查。非税部门积极与市人社局征缴中心联系，落实社保延长政策和数据核定。加强与人社、财政、医保等部门沟通协作，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合力缓解企业困难，助力相关产业发展，有效应对疫情冲击。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纳税信用评价等级为a、b、m的纳税人名单传递给县金融办和各商业银行，与县农商行召开发挥“银税互动”作用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座谈会，架起银企之间的“桥梁”，为企业申请“税融通”贷款1.91亿元。

运用电话、短信、微信群、在线解答等方式向纳税人、缴费人精准宣传复工复产有关税收政策，并印制《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汇编》和《政策指引》宣传折页放在办税服务厅，帮助纳税人及时掌握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对重点企业实行“一对一”服务，针对性辅导纳税人精准享受税收优惠；摸排对接辖内公共交通、生活服务、邮政快递纳税人，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政策享受辅导台账，指派专人进行服务。税务人社共同在行政服务中心开展减税降费政策宣传，为纳税人发放宣传手册，利用12366短信平台、办税服务厅大屏幕滚动播放减税降费政策、摆放宣传展板、海报等渠道营造舆论氛围，加强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

20xx年以来，我局重点围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开展工作。深入开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实行容缺办、豁免办、延期办，千方百计为企业纾困解难。落实推广新办纳税人“零见面”服务，实现设立登记、财务制度备案、税费种认定、三方协议签订、发票发放等业务一次性办结。及时发布省局更新的“全程网上办”清单，引导纳税人全程、全税种网上申报缴税。

持续更新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全程网上办”清单和办事指南，实现99%以上涉税事项一次办结，95%以上主要涉税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全面推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将正常退税的办理时限压缩至平均5个工作日以内。持续优化发票网上申请、邮寄配送服务，实现网上发票申领率90%以上。

上线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网上查询功能，保障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顺利落地。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减税降费宣传辅导，确保纳税人、缴费人懂政策、知程序、会操作、能享受。贯彻落实降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依托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进一步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事项范围。在县政务中心提供24小不打烊服务，满足受灾企业领用发票需求，目前网上申领发票率达到95%。线上推送电子资料18000份，线下发放宣传材料5500余份，确保纳税人、缴费人懂政策、知程序、会操作、能享受。

20xx年度，xx县税务局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同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相结合，梳理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加强宣传辅导，严格抓好落实，共落实各项税费优惠16589万元，其中20xx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11000万元，20xx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今年继续实施形成减税降费5589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