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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方音乐比较的心得体会实用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概念非常广泛,它可以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apir在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一书中就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时表现的较为明显,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了解中西文化内涵的差异及其成因对于学习语言有着重要意义。
一、 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
1、地域环境的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中西文化的差异。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2、历史传统的差异 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也不尽相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其基本特点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中庸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观念,主张对已要“克己复礼,不喜形于色”,处世则“不偏不倚、公正和谐”。在一些俗语和民谚中反映了这一民族观念,如“吃亏是福、与人为善”、“出头的椽子先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天人相分”思想为核心,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我表现自我。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举例说明,“inpidualism”在英语中使用频率很高,常被译成汉语“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就使人们产生曲解,误认其为贬义词,事实上,在西方inpidualism是个褒义词,可译为“个体主义”或“个性主义”,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英文用selfish一词。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尊老敬老,“某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李老”、“张老”、“老先生”、“老爷爷”、“老领导”等。西方国家是不能用“old”称呼老人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在西方,如果见到一位老太太在过马路,千万不要过去扶住她说“you are so old, let me help you.”(您年龄大,我扶您过去)。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社会负担”的代名词,意味着“风烛残年”、“来日不多”。和old相比,他们更愿意被委婉地称作是senior citizens(年长的公民)。再如:汉语中的“凤凰涅槃”、“生死轮回”、“八卦”、“阴阳”、“东施效颦”等,对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人来说必然是一头雾水。 3、风俗习惯的差异
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打电话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习俗。比如打招呼,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说“下班啦?”“您到哪儿去?”“干什么去?”等,而在西方文化里,这不属于问候语,而是真实的问题,他们会觉得:问我“吃饭了吗”是什么意思?你要请我吃饭呀?我到哪儿去,去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比如中国人招待客人时,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自己也要一再地说:“没什么菜,吃顿便饭。薄酒一杯,不成敬意。”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西方人会对此大惑不解:明明这么多菜,却说没什么菜,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行为。而他们请客吃饭,菜肴特别简单,经常以数量不多的蔬菜为可口的上等菜,席间劝客仅仅说:“help yourself.”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 中国式礼貌最大的特点“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与人交际一种美德,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 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4、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 隋唐之前,儒道两教在中国居统治地位,汉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多与此相关,如“太极”、“道”等,其精神也可见于日常语言当中,如“尊天命”、“行孝道”、“听天由命”等。隋唐时期,佛教传入,大量佛教词语随之而来,其轮回报应的思想被儒道思想所接受并被消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盛极一时,随着佛教进入中国文化的主体,汉语中出现了很多与跟佛教有关的词语,如:“阿弥陀佛”、“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 从全球范围而言,对英语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莫过于基督教了,其教徒众多,区域广阔。该教自597年传入英国后,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与此相关的词语陆续汇入英语行列。如angel, monk, creature, deluge, religion, dean等。现代英英语的许多习语和格言出自基督教的《圣经》,比如: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 (心有余而力不足)、a fly in the ointment(美中不足)。又如一些英语中用以表达感情色彩的口语:go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lord blesses me (my soul)! by god! go to hell等等。这些简约生动的习语在英美国家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5、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思维方式表现于语言形式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它也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西方文化由于倡导“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由于中西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使得汉英语言在造字、句法特征、话语组织、语篇结构等方面必然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民族重悟性和辩证思维,西方人重理性和逻辑思维。汉语叙述和说明事物时,习惯于从大到小,由表及里,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到个体;英语则相反。这一差异大量地反映在汉英句子的词序中。如在时间、地点、姓名、称谓、组织系统、位置、人物介绍等排列顺序中,汉语都是从大到小,英语则都是从小到大。还有两个以上的定语修饰名词时,汉英排列顺序相反,如:shanghai i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另外,汉语的词或概念的意义往往是模糊的, 闪烁不定的, 必须靠上下文语境来确定其所指,而不是靠理性的把握。例如:“你吃饭了没有?”“饭”可以指“早饭、中饭、晚饭”,但人们往往无须指明, 因为从说话时间就可推知“饭”的具体所指。而翻译成英语,则须将“早饭、中饭、晚饭”分别译成breakfast,lunch,supper.
6、非语言交际的差异
非语言交际指语言、文字以外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包括手语、体语、面部表情、空间利用、声音暗示、穿着打扮和其他装饰等。据实验结果估计,交际中非语言信息约占65%,而且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相信非语言传递的信息。比如手势在各国有不同的表达意义,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了手势不同的交际功能。中国人竖起拇指表示“好”,伸出小指表示“差”或“坏”;美国人将拇指朝上表示要求搭便车,将拇指朝下则表示“坏”。中国人喜欢轻拍小孩子的头部以示喜爱,而西方妇女却对这种抚爱毫不领情,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在英语国家,盯着对方看或看得过久都是不合适的。许多来华的外国人对此流露过不满情绪。因为有的中国人见到外国人感到好奇新鲜,老盯着人家看,使得老外很尴尬。还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对不会汉语的瑞士夫妇在香港一家中餐馆用餐,点了菜以后,对服务员比划让他给他们的小狗也弄点吃的,服务员自以为明白了比划的意思,把小狗带至厨房,过了一会儿端出来的是一盘红烧全狗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非语言交际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二、中西文化融合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和培养方法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人掀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在对目的语所处文化背景缺乏深入了解的状态下,是很难掌握好一门外语的。有的学习者认为只要学习好词汇、语法、语音、语调就是英语学习的全部内容。长期以来,无论是传统语言学、结构语言学, 还是转换生成语言学,都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语言本身,因此传统的外语教学便陷入仅仅培养学生的纯语言能力的误区,english learners尽管会造出一些合乎语法规则、意义正确的句子,而且具备一定阅读理解能力,但无法进行有效的交际。这些原因导致了大多数english learners的语用能力明显低于语言能力。我们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跨文化交际,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应抱着这个目的去进行英语学习。鉴于语言与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跨文化的交往中,假如我们没有对文化知识的深入了解,只局限地以自己母语文化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习俗观和世界观去和外国人交往,必然会形成不同文化观念在某个话题或论点方面的冲突和不快。记得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刮痧》,是讲由于中国两千年、中医传统经络疗法“刮痧”不被美国认可,造成“虐待儿童”疑案,使得影片中许大同一家被迫服从法律,父子分离、夫妻分居。在中国人看来,明明是对爷爷对孙子的爱而用刮痧的手法为其治病,而美国人却认为是虐待儿童。可见中西文化差异是比较大的,培养英汉文化融合意识的重要性就突显了出来:
1.熟悉中西文化的差异
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有助于提高英语交际能力。谈到中西文化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邀请别人参加宴会或某种活动,时间由邀请方确定,被邀请者视受到邀请为一种荣幸,一般都会按时赴约。而在美国,邀请别人参加宴会或某些活动被视为占用别人的时间,需要双方协商有关的时间。因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风俗传统。在美国收到别人的礼物应当面打开表示对别人的礼貌、尊重,而在中国当面打开礼物是不礼貌的行为。
2. 理解英语文化背景有助于阅读
英语的阅读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要读懂一篇文章,除了要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外,还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文化背景知识。实践表明,在语言难度小时,阅读英语作品有困难主要是因为文化意识的缺乏。这一点许多英语学习者深有体 会。因为英语作品的对文章的背景文化一般都比较熟悉,材料中词语的运用以及文章意义的表达都自然得体,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但是读者不一定了解这些文化背景,这就轻易出现读者熟悉每一个单词,却不能理解文章意义的情况。
3.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知识
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了解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学生可以了解西方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感受异国风情。
三、结语
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应是培养语言应用能力,随着对交际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在语言学习中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交际能力离不开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我们不仅要掌握语言的表面形式,还要熟悉语言深层的文化内涵。学习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培养交际能力的基础,进行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性原因的比较研究,不断探索和实践,就能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培养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最终实现人类交际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sapir, edwar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1 [2]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4] 张公、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关于中西方音乐比较的心得体会实用二
【摘要】: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
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得既是养生又是战略。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在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察网()摘录自《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注释:
[29]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5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关于中西方音乐比较的心得体会实用三
语文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语文是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信息的浓缩,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直接反映着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在不相同。如lo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等。“老张”,“老王”,透着尊敬和亲热,“张老”“王老”更是尊崇有加。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 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的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英美人忌讳莫深的fat一词,见人说fat会令人沮丧不快而且反感。说到fatmeat(肥肉)多半会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该扔掉的废物。而中国人见了小孩子说“胖嘟嘟”“胖乎乎”,表示对孩子的喜爱,对成年男子说fat有“发福”之义,对成年女子讲fat有“丰满”之义,都有赞美恭维之意。日常生活工作中,也经常听到人们说某种东西是块“肥肉”或某差使是个“肥缺”的话语,言下之意是不可多得的东西或是求之不得的位置。中国人不但不讨厌fat,而且对其赞美有加。
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影,看法大相径庭。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东西”“赖皮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说法。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luckdog(幸运儿),love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 a 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除了表现在价值观,习俗差异等外,还与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的不同有关。
1、生存环境方面:
语文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lv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可爱”“温和” “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2、宗教信仰方面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语言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3、历史典故方面
英汉两种语文中有大量的由历史典故形成的。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等。英语中achilles’heel(唯一致使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 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诸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流通,将各个民族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一个企业若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高超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而且需要深入了解对象国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 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作为中学阶段的英语老师,在英语教学中应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学阶段英语学习给学生带来的干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称呼语。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 smith”“auntie brown”,对方听了会觉得不太顺耳。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且后面不带姓,只带名,如“uncle tom”。
又如学生知道teacher的含义是“老师”,也就相应地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汉语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称。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学生的简单理解:王老师=teacher wang.此外还把汉语中习惯上称呼的“唐秘书”“张护士”称为secretary tang, nurse zhang, 英语国家的人听起来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
2、感谢和答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eat / drink?),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含蓄和英语国家人坦荡直率的不同风格。
3、赞美
在英语国家,赞美也常用来作为交谈的引子。赞美的内容主要有个人的外貌,外表,新买的东西,个人财物,个人在某方面的出色的工作等。通常称赞别人的外表时只称赞她努力打扮的结果,而不是她的天生丽质。因此赞美别人发型的很多,赞美别人漂亮头发的很少。对别人的赞美,最普通的回答是:thank you.如,a: your skirt looks nice. b: thank you.
4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如在jefc book 1 lesson 16 中有这样的对话:“how old are you,mrs read?” “ah,it’s a secret!”为什么mrs read不肯说出自己的年龄呢?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精力充沛,青春永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的“你去哪儿?”“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不受欢迎。
5、打招呼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饭,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
6、节日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如,new year’s day)处,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the spring festival,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mid—autumn day.等,英语国家有”valentine’s 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 fool’s day(愚人节),thanks giving day(感恩节),christmas day(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7、词汇的文化内涵
英语词汇在长期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地从词汇本身做出主观评价。比如red一词,无论在英语国家还是在中国,红色往往与庆祝活动或喜庆日子有关,英语里有“red—letter days”(节假日)。尤其在中国,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等积极意义,但在英语中“red”还意味着危险状态或使人生气,如“red flag”(引人生气的事)。还有当看到商业英语中的“in the red”,别以为是盈利,相反,是表示亏损,负债。
在教学中,文化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使他们能主动地,自学地吸收并融入新的文化环境中。比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自觉自然地渗透到教学中。又如: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等。
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口语交际组:用小品表演的形式,展示中西方交际语言的差异。
1、问候语:中国人问候熟悉的人一般会说“上哪儿去?”“吃过了吗?”如果译成英语,西方人可能会误解或困惑,而西方人的问候一般会用“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 ?”
2、称呼语:中西方称呼习惯相关极大,比如小孩子称呼爷爷奶奶为grandma、grandpa在西方是亲切得体的,而在中国称呼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时,往往用“大哥、二嫂”之类的,这些不可用于英语,用英语称呼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一般是直呼其名就行了。
3、感谢与赞扬: 中国人在交往时,更注重委婉、含蓄,而美国人却注重直来直去,更坦率。当中国人听到赞扬后会谦虚地说“不”,不喜形于色,因为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而美国人听到赞扬后会说:“thank you”。
手势语言组:用小品表演的形式,展示中西手势语的学问。
1、右手握拳,竖起大拇指,在中国是表示称赞他人“很棒”,而在西方国家则是表示“拦车”。
2、举起右手,五指合拢,手掌向下朝自己方向招动,在中国是招呼别人过来,在西方国家则是表示“你好”或“再见”。
3、用食指和中指构成“v”型,并且手心面向别人,在中国是表示“2”,而在西方是表示“胜利”。
餐饮礼仪组:用导游解说的形式,介绍中西方餐饮礼仪文化的差异。
1、饮食观念的差异
西方人是一种理性的饮食观念,注重营养,简单明了。
中国人注重“味”,善于调和,但把美味作为第一要求时,往往忽略了营养价值。
2、饮食对象的差异
西方人认为菜肴是充饥的,所以他们专吃“大块肉”、“大块鸡”等硬菜。
中国人认为菜肴是吃“味”的,且爱吃素食,所以中国人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
3、餐饮礼仪的差异
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人们相互敬酒,相互让菜,体现了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但这并不卫生。而在西方,宴会核心在于交谊。
服饰礼仪组:用t型秀的形式,西装、 t恤、牛仔服pk唐装、中山装、旗袍,展示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在平时的市井生活中,倒会看到不少人穿着背心、短裤、拖鞋等不合礼仪的服饰。
展示会之后畅谈感想,思考和探讨:应如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以及如何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的融合。
关于中西方音乐比较的心得体会实用四
摘要 中西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比较分析,可以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 中西电影 差异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一 中西电影中的宗教差异
__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教派,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基督__同时,基督__中东、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成为了少数教派。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和殖民扩张,基督__美洲、澳洲,而后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基督__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作用。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得到了皇室的重视,许多佛经被引入中国,许多印度高僧来华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佛教又衍发出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大多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其它一些哲学思想,渐渐地中国佛教摒弃了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规则与条例,融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带有自己的特色。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美学、政治、文学、哲学和医药等方面,当然也影响着我们的电影。
1 __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__三大教义分别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上帝和其他一些更高的力量,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或来生,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终身诅咒。基督__人类需要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要完全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救赎在基督__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__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它一些电影当中,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有关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是信仰,被救赎是希望。救赎是一场战斗,希望对绝望,自由对监禁。这也是人类尊严与人性的斗争。安迪救赎了他的狱友,因为他坚定的信仰是对邪恶与绝望最好的武器。不同于其它的宗教电影,《肖》中的救世主不是上帝,而是希望,被救赎的是自由。在安迪入狱之前,肖申克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犯人毫无人权可言。典狱长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把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安迪入狱之后,这位不满现状的银行家虽无力改变,但他的出现至少给犯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生命之光。至于安迪,他就是现代版的耶稣。他的受难也就验证了“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强者拯救自己,伟人拯救他人。安迪给其他狱友带来希望,也拯救了他们。
2 佛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佛教教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是引导众生从痛苦走向快乐。佛教的创立者并不是命运或灾难的创造者,而是引导众生寻求祝福、避免灾难。命运与灾难源于因果循环,与个人的前世今生有关。每个人的想法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将在脑中留下印记。一个人的言行也将在他人心中留下印记。这些印象无论好坏,都将累积并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即所谓的业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处可逃,无佛可救。
佛教提供了“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主要采取佛家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而以曹禺先生的现代剧改编的电影《雷雨》也处处可见佛教意蕴。在第一幕鲁大海刚到周公馆就对四凤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侍萍说:“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侍萍得知周萍与四凤之间的关系之后,沉痛地说:“这怪你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可是谁料得到就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碰着呢?妈的命苦,可你们的命……”当得知四凤已怀有周萍的孩子时,侍萍痛苦地说道:“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就当我一个人尝。”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在剧中人物身上很容易显现。
二 中西电影中不同的价值观
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评价,决定人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与言行或许得不到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如电影《刮痧》中许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方法给他的孙子丹尼斯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
1 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独立、自恃、独断独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这些字眼。科本哈瓦却说:“它帮助人们不断向前,是人类本性,身体,感官,心灵,智力的觉醒。”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提倡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再者个人主义更重视民主和平等,同时也重视他人的权利。
电影《克莱默夫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个人主义”。泰德·克莱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广告策划师,努力赚钱养家,但他的妻子乔安娜却要与他离婚。中国观众或许不能理解乔安娜为何要离开她的丈夫?泰德从未虐待过她和孩子,也没有对她不忠,尽量满足她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像泰德这样的男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但乔安娜并不这么想,她说,“我的一生,我感觉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女儿,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你的原因”。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安娜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个性自我的追求。
2 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是用来描述道德上、政治上的思想或社会观,强调团体中成员间的合作,并且个人利益总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注重集体和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整体主义有关,即整体大于部分。集体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相对,特别是这些观点经常在系统中相互结合。那些拥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认真遵守社会或团体的规则,保护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任何影响集体利益的个人行为都将招来批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
集体主义在中国电影中有着明显的记号。中国““””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都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尤其是由中国第四代导演所导的电影,大部分是以革命为题材,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电影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眷恋和深思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集体主义电影”,其中代表作有:《黎明》、《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等。
三 中西电影中的人权
人权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包括公民权和 政治权利,如生存权、人身自由权、言论权、 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 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中西方电影中表现出的有关隐私权、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从而透视、分析中西方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
1 中西电影中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个人或集体把他们的私人信息隔离起来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性的对外揭露。“隐私权的界限和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和个人中虽然不同,却有共同的主题。隐私权可以看作是安全的一个方面,由相关利益集体权衡”。隐私的概念通常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国和北美国家。这个概念并非全球皆有,有些国家是近些年才有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隐私权一说,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隐私既不敏感也不小心保护,相反,美国人更加注重他们的隐私权。这种差异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权利。主角楚门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镜头前面,且一直未发现这个事实。楚门的生活通过成千上万个隐藏的摄像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球直播。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给他制造不同的环境来捕捉楚门的真实表情和行为。为了防止楚门发现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克里斯托弗想尽办法遏制他的冒险精神。后来,西尔维亚闯入楚门的虚幻世界,并和楚门坠入爱河。之后,她发起了一个“还楚门自由”的行动,希望楚门能够从电视中走出来。《楚门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同时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保护隐私权。楚门的生活也启示观众,他们的生活只由自己掌控。中国有一部电影《无形杀》说明了隐私权意识的缺乏,讲述了由于人肉搜索导致一个女人的死亡,这个女人在网上被通缉,因为她和别人有外遇。网友们跟随调查她的情人,认识她的路人都不断质问她。后来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无头尸体,这部电影涉及到了 网络搜索触及隐私的问题。
2 特殊人群的权利
西方国家非常注重特殊人群的权利,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这些权利,但他们对这些平等的权利却有很强的意识。例如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的权利。
《费城故事》是好莱坞第一部涉及艾滋病、同性恋和同性恋歧视的主流电影,改编自吉尔弗雷·鲍尔斯的真实经历。吉尔弗雷是首个因艾滋病受歧视而状告贝克·麦克肯兹公司的律师。这部电影涉及到难以被公众接受的话题——艾滋病和同性恋,披露了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社会隔离和歧视。另一部2008年出品的传记式电影《米尔克》,讲述了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后当选为加州议员的政治家哈维·米尔克一生都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权利的故事。这说明西方人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多艰难,都要为平等奋斗。
中国一部类似主题的电影《喜宴》,反映了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否定、拒绝态度。电影讲述高伟同在纽约的生活。他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和他的同性恋爱人赛蒙关系很融洽,而他在 台湾的父母却不知此事,一直盼着他早日娶妻生子。因此,在赛蒙的同意下,伟同和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薇薇说定假结婚。后来,薇薇引诱醉酒的伟同而怀孕。伟同不得不将真相告诉他母亲。他母亲极为震惊,但坚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的父亲,伟同也不敢告诉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刚中风复原,难以接受这样的打击。最后,薇薇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并希望赛蒙留下来做孩子的另一个爸爸。在中国的环境下,人们很难接受同性恋,特别是对于那些传统的父母来说。因此,同性恋者也不敢让周围人知道,怕他们在背后议论纷纷。
四 小结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随着社会的 发展,两种文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无权威的状态,使得社会问题突出;而中国文化中的“无为”思想,也让中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西方向东方取经,东方向西方看齐,东西方民族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中西方文化重新获得活力和新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两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 文献:
[1] 于杰:《都是刮痧惹的祸——从〈刮痧〉谈中西文化差异》,《山东外语教学》,2003年第4期。
[2] 王俊霞:《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佳木斯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 刘小晨:《关于女性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克莱默夫妇〉的启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4] 王国峰:《从影视作品看中西文化差异》,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 论文。
关于中西方音乐比较的心得体会实用五
慢性胃炎具有病程长,病情反复等特点,单单运用西医消炎,保护胃粘膜的治疗比较单一,长期效果观察疗效较差。总之,只有取长补短,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慢性胃炎才能见效快,治愈率明显提高,同时还要重视生活情志调理。因此在治疗同时,饮食起居,情志精神,锻炼身体等方面给患者耐心细致的指导,对提高和巩固疗效都有很大的帮助。
将病例分别中西医进行治疗,应用中医辨证,按中医分型施治,所用方剂如下:
①瘀血阻滞型:化瘀通络,理气止痛。方用失笑散合丹参饮加味。药用炒蒲黄10g,五灵脂10g,丹参10g,檀香9g,砂仁6g,延胡10g,当归10g,香附10g。若瘀血内阻,血不循经,见有呕血、便血加三七粉3g,白术15g,以化瘀止痛,若气虚血瘀加党参10g,白术12g,茯苓15g,甘草6g,黄芪15g,益气而行瘀。
②肝胃郁热型:疏肝泄热和胃。方用化肝煎合左金丸加减。药用青皮10g,陈皮10g,丹皮12g,栀子10g,黄连15g,黄芩10g,吴茱萸3g,白芍10g。若夹湿浊内阻,苔厚纳呆加川朴10g,砂仁9g,藿香10g,以芳香化浊。
③痰浊阻滞型:祛湿化痰,顺气和中。方用平胃散加味。药用苍术10g,陈皮12g,厚朴10g,半夏12g,茯苓15g,枳壳10g,白蔻仁10g,旋覆花10g,甘草3g。若呕恶明显加苏叶10g,黄连6g,以和胃降逆。
④寒邪犯胃型:温胃散寒止痛。方用良附丸加味。药用高良姜10g,制香附10g,佛手10g,陈皮9g,白芷10g。若寒凝气滞较重,加吴茱萸5g,丁香6g,荜澄茄10g。以温胃散寒,行气止痛。
⑤胃阴不足型:养阴和胃。方用益胃汤合芍药甘草汤加减。药用沙参10g,麦冬10g,石斛10g,玉竹6g,白扁豆10g,生地10g,山药15g,白芍12g,炙甘草6g,乌梅10g。若口干甚加重沙参、石斛用量,以滋阴养胃生津止渴。
⑥脾胃虚寒型:温阳健中。方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药用黄芪30g,桂枝6g,白芍10g,甘草6g,生姜6g,大枣10g,饴糖10g。若泛吐清水加半夏10g,陈皮10g,茯苓15g,以温胃化饮;若泛吐酸水加乌贼骨15g,煅瓦楞子15g,以制酸止痛。
在以上辨证治疗基础上,有些病例适当加以中医电针治疗,选用直径0.35mm,长40mm毫针,针尖斜向脊柱方向,角度70°~80°,在华佗穴上刺入25~30mm,进针得气后,施平补平泻手法,于同侧上下两针接脉中电流,左右各1组,留针30min。针刺1次/d,7d为1个疗程。
胶体次枸橼酸铋240mg,每日2次,早晚餐前30min服,阿莫西林胶囊0.5mg,每日4次,甲硝唑片0.2mg,每日4次。若上腹部饱胀恶心加服吗叮啉片20mg,日3次,反酸吞酸加法莫替丁40mg,睡前口服。
关于中西方音乐比较的心得体会实用六
摘要分析了牛前胃病的症状分型,总结了该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并进行了例析,以为牛前胃病的诊治提供参考。
关键词牛前胃病;中西医结合;诊治
中图分类号s858.2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5739(2008)06-0173-01
前胃病是牛的前胃神经兴奋性降低,食物在前胃内不能正常消化和向后推送,引起消化机能障碍和全身机能紊乱的一种疾病。见于中兽医之胃火、胃寒、脾虚慢草、脾胃不和等。主要临床表现为食欲减退或不吃草,前胃蠕动音减弱或停止,反刍减少或停止。本病在牛内科疾病中占比例很大,据西吉县马莲畜牧兽医工作站2000~2006年门诊治疗统计,共诊治病牛1886例,其中前胃病占55.6%。多年来,为寻求诊治牛前胃病较为理想的方法,在临床实践中,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观点,将本病分为湿热型、湿寒型、虚弱型、外感型、反刍不食型、阴倒阳不倒型,采用中西结合的治疗措施,收到了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1湿热型
多因春夏秋农忙季节,使役不当,饲草料搭配不均及饲喂无规则,胃内有积热而又过饮冷水,冷热相聚,湿热郁结,致脾胃不和。症状见食欲、反刍减弱或停止,左腹部间歇性虚胀,舌红苔黄,口腔粘滑,粪干或干稀不均,尿短少而黄,体温正常,被毛干燥无光。
1.2湿寒型
秋冬季外感风寒,内伤阴冷,久卧湿地或被阴雨苦淋,寒湿之邪,由表及里,伤及脾胃,脾乏不运,胃乏不纳。病牛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耳鼻发凉,口流清水,体温37.8~38.3℃,口色清淡,苔薄。
1.3虚弱型
多见于老弱、怀孕母牛,加之劳役过度,营养不良,草料质量低劣,饲喂饥饱不均,导致体质瘦弱,气血双亏,精神不振,毛焦肷吊,四肢浮肿,行走无力,舌体虚软,口腔滑利。
1.4外感型
此型病牛占很大比例,多因气候突变,正气不足,卫气减弱,外感风寒侵袭,内伤脾胃功能。症见耳鼻四肢末端发凉,被毛逆立,拱背打颤,舌色青白,口津滑利,体温37.9℃。
1.5反刍不食型
患牛倒沫而不吃草,约持续2~5d,多因长期休闲运动不足,饲喂不定时定量,饥饱不均,致使胃不纳脾不运,反刍迟缓,咀嚼无力,粪干尿少,体温正常。
1.6阴倒阳不倒型
饲喂无规则,运动不足,使役忽轻忽重,或长期休闲而突然使役,过劳伤脾,运化紊乱,出现白天磨牙,晚上倒沫。
2.1绝食与给食
对瘤胃积食、胀满坚硬的牛应绝食1~4d,以降低胃内压力,减轻胃内负担,促进前胃蠕动。对瘤胃上虚下实反刍减少或不反刍的患牛,根据具体情况可适当给一点柔软适口性好的饲草,不愿吃草者,可以人工强行填喂0.25~0.50kg草,以刺激胃壁神经,兴奋瘤胃,促进反刍。绝食与给食如果用的恰当,再用药物配合治疗,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中药疗法
以温阳健脾,补中消食,行气宽肠,促进反刍为治则。基本方药:厚朴、枳壳、陈皮、党参、白术、山药、槟榔、枳实、云苓、木香、香附、常山、炒萝卜子、炒二丑、干姜、黄苓、甘草。
(1)湿热型。偏湿者加苍术、赤茯苓、白术增强燥脾去湿作用;偏热者加黄苓、龙胆草、茵陈,以清热利湿,通小便。
(2)湿寒型。寒重加附子、肉桂、干姜、温脾助阳,温中散寒,暖胃进食;湿重加苍术、茯苓、燥脾除湿。
(3)虚弱型。重用党参、黄芪、补气升阳、健脾生津。
(4)外感型。加柴胡、黄苓、紫苏、桔梗、羌活,耳鼻四肢发凉重用桂枝。
(5)反刍不食型。重用山楂、神曲、麦芽、白术、炒仁、健脾开胃,促食欲。
(6)阴倒阳不倒型。属虚火旺之候,用沙参、麦冬、丹皮、滋阴降火,养胃增液;加常山、山药、益智仁、槟榔以促进反刍,开胃进食。
2.3西药疗法
以宽肠健胃、促进食欲及反刍为治疗原则。前胃病不论何型,首先要疏通胃肠。瘤胃积食粪便干燥者,先灌注石腊油1000~2000ml,急性膨气者,瘤胃注射消气灵20ml加常水100~200ml胃管投服。对瘤胃上胀下虚的患牛,即使粪便不干,仍可用石腊油1000ml,大蒜酊60ml、陈皮酊60ml、鱼石脂40g一次混合灌服,以清除胃肠内腐败发酵之物质,兴奋瘤胃,促进反刍。同时,配合运用强心补液,兴奋瘤胃。另外,为了调节胃肠神经功能,可肌注排毒开胃针复合维生素b20ml,对反刍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2002年,马莲乡后庄村马某饲养的1头6岁大黄公牛。主诉:该牛不吃不喝不倒草,在本村医疗站取药灌服打针已4d,无效果。检查:患牛精神欠佳,拱背肷吊,瘤胃空虚,
耳鼻稍凉,粪便稀而有粘液;听诊心跳快而弱,瘤胃蠕动消失,偶尔听到流水音,体温38.4℃,见草想吃而不吃。诊为虚弱型前胃迟缓。治疗方药:党参120g、黄芪120g、厚朴60g、干姜40g、槟榔50g、山药60g、茯神60g、桂枝30g、肉桂30g、常山100g、山楂100g、神曲60g、炒白萝卜子60g、炒二丑60g、砂仁60g、枳壳40g、甘草30g,混合一次煎服。灌药后10h开始倒草,倒草10min又停止,30min后又倒草,持续约20min,听诊瘤胃有蠕动音,持续时间较短,夜间能吃少一点草。第2天,再灌服前方1剂,7d后追访,患牛已康复。
(2)2005年马其沟马某饲养的1头7岁黑母牛。主诉:该牛磨牙白天不倒草,夜间仅倒2~3口,病已6d,吃草甚少,粪便干而少,尿黄量少。检查:体温正常,膘情中下等,触诊瘤胃上虚下实,听诊瘤胃蠕动音微弱。稍进水草,瘤胃膨胀明显。治疗:石腊油1000ml、鱼石脂30g、陈皮酊60g、姜酊60g、大蒜酊60g,混合一次灌服;肌注复合维生素b20ml,静注促反刍液1000ml,第2天膨胀基本消失。中药以疏肝和胃汤加减灌服。处方:柴胡30g、黄芩30g、厚朴60g、枳壳30g、陈皮60g、连子60g、常山100g、茯神30g、槟榔60g、人参40g、丹皮30g、黎芦60g、白术30g、神曲35g、山药60g、炒萝卜子90g、炒二丑60g、益智仁30g、甘草30g,混合一次煎服。第3天开始排稀便,见草想吃,喂柔软易消化饲草少许,第4天早上喂草约1kg,30min又倒草。第5天追访病牛已不磨牙,倒草接近正常,食欲增加,饮水正常。
(1)预防前胃疾病的发生,应重视饲养管理的改善,杜绝可能致病的因素,尽可能地饲喂优质全价饲料,特别是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较丰富的饲草料,以防止异嗜癖的发生,维持前胃正常生理功能。
(2)饲料要妥善贮存,精心加工、防止霉败不洁饲料入口;要合理使役,及时观察家畜饮食及反刍情况,注意每次反刍咀嚼次数,次数不够是前胃疾病的前驱症状,应及早诊治。
5参考文献
[1]李瑞甫,牛献珍.用反刍健胃散治疗牛前胃病28例[j].兽药市场指南,2007(6):40.
[2]郭红斌,张洪德,杜建,等.牛前胃病的辨证施治[j].黄牛杂志,2004,30(3):72-73.
关于中西方音乐比较的心得体会实用七
论文关键词:孝道;家庭伦理观;个人主义;多元 文化;中庸;跨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 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 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电影作为媒体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与符号,通过解读反映文化特征的电影,可使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在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早期执导的家庭三部曲三部影片当中,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华人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经历与感受,本文选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喜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矛盾冲突及体现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年届33岁尚未成婚的高伟同和美国人塞门同性相恋。高伟同的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高伟同的一所旧屋,租住着一位从上海来美国的女孩郭威威。为了安抚催促高伟同成婚的高家双亲,伟同与威威假“结婚”。最后,伟同不得不向母亲说明事实真相以及自己与塞门同性恋的实情,高母大为震惊。病愈出院的高父跟塞门谈话,他与伟同关系早就被高父看穿了,但高父决定继续保守秘密。伟同和威威把要孩子的想法向塞门和盘托出,请求他答应做孩子的另一位“爸爸”。在机场,高家二老即将离开纽约时,伟同偕着妻子及塞门,目送二老相互扶持着走去。
复杂纠葛的情节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纷繁芜杂的现象有着背后深层的必然与文化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剧中反映出来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孝文化就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所提出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尽孝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孝经》中“人之行,莫大于孝”也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文化推崇以孝为本,倡导要格守父子、君臣、尊卑、长幼、上下之序。在家庭的单位中,孝道讲的是尊敬老人、孝敬老人,顺从他们的意志与思想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根据文化学者朱永涛,孝的一层含义是顺从,即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另一层含义是保持家庭的连续性,子女必须按照祖辈的意志,将家族的姓氏、家业、荣誉等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伦关系之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文化具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成为世代传承文化。由于各代人对它的认同,因而一直起到融合代际关系的作用。
在《喜宴》一片中,男主人公高伟同的父亲重病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儿子的未婚和没抱上孙子这样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传统中国 社会人人尽知的孝道信条。若让老父带着遗憾合眼,高伟同无疑就是不孝子孙了。所以在他的同性恋伴侣塞门的建议下,高伟同选择了假结婚。虽然假结婚绝非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作为同性恋的高伟同采取这样一个缓兵之计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其动机是好的:安抚重病中的老父,满足双亲的愿望,顺从父母的意志, 实践中国人的孝道。
与孝道密切相关的还有中国人浓厚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本片中,文化的冲突浓缩到了家庭这一范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异常强烈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外国的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注重不同辈分的等级关系,强调一家人相互依靠、孝顺服从、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家庭成员很少要求权利或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长辈具有绝对的权威指挥、安排家的一切事务,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子女只能听话、顺从,否则就是不孝”。在这样的家庭观念背景下,高伟同选择以虚假为手段以欺骗为代价来满足父母的意愿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国人重视血缘、血亲关系,家庭的单位要比西方的核心家庭大,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虽然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家庭单位正在缩小,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成员对家庭抱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成员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纽带关系,家庭的功能得到强调。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基础之上,高伟同虽然生活在讲求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但其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使他不可能脱离滋养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违背家庭和父母的意愿做出选择。
相比之下,西方人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较少受到父母、家庭的约束与限制,享受更多自由权利。比如《喜宴》中的塞门,就没有受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与烦恼,能够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自由生活。自由是指:“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受来自政府、统治阶层、教会、或其他有 组织的权威的外界干扰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青年人就会较少地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干涉,较为独立地生活”。在学术界,学者们更倾向于称这一概念为“个人主义”,它表示“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在个人主义这一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西方人的生活更加自主、自由,更加注重个人的 体会与感受,较少纪律性的约束与束缚。
虽然同性恋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事务,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就可以自我做主的事情,它也涉及到舆论的影响和社会的关注。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少还是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家庭价值观都赋予了其个体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使一位同性恋者至少不会受到像高伟同那样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塞门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同性恋生活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在《喜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高家父母所期盼的传统的中国式婚姻为体现的。儿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让老俩口抱上孙子是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导演却未能让二老如愿,剧中儿子高伟同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伴侣塞门,这与中国传统水火不容的情节安排是本片的一个主要冲突。同性恋这种在美国已被接受的现象在中国则是不能容忍的。当儿子高伟同最终不得不向母亲告知事实的真相时,母亲无法接受,如五雷轰顶,还反复叮嘱不要告诉高父。 由于大多数 中国人对同性恋行为持反感态度,且无 法律明确声明要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所以同性恋者在 社会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与欺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以农耕 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较为闭塞,很少接触新鲜的 文化和事物,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较弱。片中高伟同是个在美国纽约做房地产生意的 台湾人,收人、事业稳定,还有多余的房产出租,事业小有成就,其同性恋的身份没有影响他生活的平静、事业的 发展。然而,如果高伟同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在中国,那么无论他的能力如何优秀,学历如何显赫恐怕也难以受到认可,只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异端,受到排斥,难以求生存、图发展。
而北美人较为开放,较容易接纳新鲜、新奇的事物,文化呈多元性、多样化的特征,与他们移民国家的性质有较大关系。美利坚和共国就是数个不同民族、种族和信仰的集合体,所以“美国被称之为一个‘马赛克夕国家—是由不同颜色的小个体构成的一副图画。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个体仍保持各自鲜明的特征,各不相同”。由于各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整个文化呈现出内容迥异、各具特色的特征。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对新生事物及现象能够较容易理解、接受。美国社会认同同性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认可,但是他们深信个人对各自生活选择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因此这种社会的多元以及包容性使得同性恋以较为自由的形态出现在美国社会。
三、解决中西方婚姻矛盾问题的“中庸”处世 哲学
影片充满了微妙的细节,这些细节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文化冲突之后的一种和谐。在《喜宴》的最后,高伟同在一番挣扎后终于向母亲交待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这样的情节在中国的影片当中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同性恋这个在中国社会很难被认同的概念被运用于影片中主人公身上,这是与中国父母所期盼的传统婚姻相对抗的尖锐的事实。中西方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不同观念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导演李安巧妙地运用影像 语言解决了这样的冲突。在机场送别父母时,郭威威、高伟同、塞门三人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镜头,这三个原本立场对立的人,怎么会拥抱在一起呢?其实,导演正是通过这样的画面传递这一信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是可以共存的,一种是被尊重的同性爱情,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婚姻。
这样的矛盾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即折中、调和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使人们的行为、做事不走极端,寻求和谐宽容的氛围。对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和而不同”,只有接纳了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才能和谐共处。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差异,面对异己的宽容接纳的心胸与睿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具体讲,中庸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度”,是人们行为做事不走极端的合适的行为标准。
“中庸概念对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个名称不仅仅代表一个地理概念,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掌握中庸这一原则,他们已经发现了哲学所有学派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掌握了中庸之道,即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应对自如,它是一个人成熟练达的标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讲中庸之道其实就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中庸》中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就是“从容中道”。它是达到中庸后的人的一种高度自觉,不期而然,不有意而为,却无所不为的境界。”这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成为生命的习惯时,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喜宴》纷繁复杂的剧情反映了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它包括中国人的孝道观、家庭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透过生动的电影情节和人物的精彩表演,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重要的是对异域文化、风情习俗的了解与认知,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比与感受。电影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实际上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在习得、接受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理解、认知着文化的差异及冲突。因此电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学习者可通过观看不同国家的电影,来直观、生动地学习、了解文化的差异,并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及文化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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