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左传成公十五年心得体会精选(3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推荐左传成公十五年心得体会精选一

但是《春秋左传正义》对于初学文献学的我来说，阅读比较困难。甚至于对上文所提及的“注”、“疏”的含义，我也不甚了解。幸运的是，文献老师前段时间刚好提及“注”、“疏”并讲述了其含义，我方知：对古书的注解叫“注”，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解释就叫作“疏”。

对于此书的注，大多数我不是特别明了，因此我均是借助疏，即《正义》，来弄清文章的大概意思的。但我在书中却看见一个奇怪的现象：书中大多数采用杜预的注，而极少看见其他人所著的注，这个给了我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感觉。之所以会认为这个现象很奇怪，是因为在文选课上，老师通常会用毛传、郑笺、集传等作为比较，然后取最佳解释，而该书却反其道而行。并且据文选老师所讲，对《左传》做过注的大有人在，如西汉刘歆、东汉贾逵、服虔以及隋朝刘炫等，并且也大有可取之处。但为什么孔颖达却极少用其他人所著的注呢?于是我便去图书馆寻找答案，并从一堆书籍中找到了一个我认为说得过去的解释。清人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序》是这样解释的：“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大概是因为唐高祖沿袭了魏晋旧习，所以孔颖达独尊杜注，舍弃了其他人的注解。

众所周知，“疏不破注”是著疏的原则。华中师范大学安敏博士曾对其做过解释：“‘疏不破注’是指在一般情况下，疏必须维护注的观点，以注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解释发挥，但不得对注进行纠正反驳”。文献老师也曾说过“疏不破注”这个原则及其含义，而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的疏证过程中也始终坚守这个原则，这也是此书最大的特点之一。

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则，使得孔颖达独尊杜注，而独尊杜注又使许多前人的有价值的注疏消失、亡佚，使白璧微瑕。

为了坚持原则，所以在知道各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选择了支持杜注。如：“《左传---隠公三年》：‘庚戌，郑伯之车僨于济。’”《正义》曰：“案：‘检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据当时所见，载于《释例》，今一皆依杜。虽与《水经》乖异，亦不复根寻也。’”明知与《水经》的说法不相同，却用“今古或殊”这个简单的理由简单地带过，并且不再找寻资料查证、找出正确的解释，实在是有失偏颇。“不复寻根”的态度也不利于我们读者继续探索、寻求正确合理的注解，此瑕疵之一。

为了坚持原则，所以在知道杜注存在错误的情况下，还是选择避而不谈。如：“《左传---僖22年》：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矣。’”《杜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根据后文，可知“固”乃是“固执、坚持”意，并不是杜注所解释的庄公之孙公孙固;大司马乃官名，这里指作大司马的那个人。但孔颖达却未对其进行修改，甚至未指出杜注的错误。这样使得正义不够严谨，此瑕疵之二。

为了坚持原则，所以在知道杜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依旧言辞隐晦缓和。如：“《左传---庄公三十年》：‘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正义》曰：“杜此注与《谱》并以射师与鬭廉为一人，不知何据也。”“不知何据”说明孔颖达也认为杜注此言缺乏依据，没有材料支撑，但他也只是随便一提，并没有明确反对杜注。这样做显然有失偏颇，缺少客观性，此瑕疵之三。

但又是因为坚持这个原则，使得注释庞杂、内容混乱的局面被避免了。孔颖达当然不是不懂变通之辈，在杜预没有为其作注时，孔颖达也直接采用了前人的有价值的注作疏。这非但没有违背“疏不破注”原则，而且也使得《正义》更加完备、具体、准确、客观。

如：“《左传---桓公九年》：‘享曹大子，初献，乐奏而叹。’施夫曰：‘曹大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正义曰：“服虔云：‘古之为享食，所以观威仪、省祸福，无丧而戚忧必仇焉。今大子临乐而叹，是父将死而兆先见也。’”他把曹大子的哀叹看作是其父将死的先兆，我认为此处孔颖达取服虔注疏是极好的。因为第二年曹大子的父亲曹桓公便过世，曹大子即位，为曹庄公，刚好应了那句“是父将死而兆先见也”。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此书虽然有一些缺点，但在我看来此书的的确确是一部佳作。该书始终坚持贯彻“疏不破注”的原则，完全达到了著疏的标准。虽然在这个原则下存在着一些小缺陷，但那也是各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不管怎样，总体上也是极其好的。并且孔颖达对《左传》中一些杜预未著注处采用了服虔等人的注作疏，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说明，既未违背原则，又取其精华，也算弥补了一些缺陷。

阅读完该书，我对文献学的认识又更深了一步，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典故等也更加的了解，对著疏的原则、方法等也有所涉猎，实在是受益颇多。

推荐左传成公十五年心得体会精选二

《左传》作为史，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所记录的多是礼乐征伐;作为《春秋》的注本，其行文亦不外乎“春秋大义”。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撇开《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不谈，这里只是希望证明在《春秋》《左传》文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思想理念。诚然，“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也”。但史官记录时所秉的原则必然体现了其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左传》中很少提及女性，所写不是可录入《烈女传》的“好女”便是乱伦败德的劣女。再比如《左传》中对管仲知礼的不断描写。当然最着名的例子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因这样的时代，我感受到了史官的无情，“赵盾弑其君”的描述曾让我感到战栗，史笔无情，一言一行都有把尺在衡量，也是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作《春秋》其背后的用心;战栗过后，不禁为其热情所感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信念，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在风云变革的社会，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这种信念，微弱但固执的守望着他们心中的大义。他们在写下“君子曰：……”，内心平静否?写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襄公二十五年)时，是否感到苦涩和自我感动?

“南史氏”一段让人热血翻滚。突然觉得他及他代表的那些史官，是种殉道者的形象。他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也不能许诺什么，能做的只有苦弱的守望。

他们的悲哀是时代给予的。孔子也为赵盾可惜，叹其“亡不过境”，可见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当时渐力不从心。宋襄公留给我们的便是那个已逝时代的背影。如今他看起来是如此的可笑，不知历史的车轮要踏碎多少执着的心。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能引起读者的感触。---十年将传统的根断了，亦将五四以来西学的根断了。块块伤痕挥之不去，中国人陷入文明空城的困境中而不自知。终极追问的冲动没有了，公正道义的界限模糊了，自我修善的意识淡漠了。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危机。这要修复，绝非一两本《左传》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孔子作《春秋》以褒贬善恶，欲以其仁义礼智信来匡正社会伦理纲常秩序，此中大义是值得借鉴的。

有人或许会问，泱泱大国风范，这传承了五千年的难道不是文化么?，若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解释，文化一直存在，甚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会将我们新吸收的外来知识摧毁，只余下当时的激动或新奇。若从狭义上来说，这种文化在今天“拿来主义”的大潮下，已沦为一种工具。

文化同科学技术一样需要进化。中国社会的确需要寻根，需要溯本，但这绝非简单的回归传统。

今天的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与过去不同。古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而今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来面对世界，他的孤独感、空虚感，他的压抑并不是传统的那一套所能够缓解的。

重塑价值体系迫在眉睫，而亟待建立的价值体系应当是一种关心个体生存状况的思想，它应当是一种给与人应对苦难的力量和信仰。当人们心怀一种信仰时，尽管无法改变世界，但世界终究是不一样了。

怀揣春秋大义，《左传》中这些可敬可爱的史官的努力，虽没能改变社会，守住渐渐消逝的三代之礼，但却给那个激荡时代添上一抹不变的原色，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让我们迷茫时，可以找到知音，找到榜样，或者单纯的感动。

推荐左传成公十五年心得体会精选三

一日晚，我还在梳理家里的书橱，不经意翻到一本自身之前的语文书，一时兴起，就坐着地面上翻阅了起來，读到在其中《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生即是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钟爱。先王在世，其母便会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称帝，段又恃父母的'关爱骄横无忌。重臣们恐酿祸患，竞相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并并不是弄不懂段的祸心，但他的防范措施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层宽容的幻觉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军伐京。好，机遇总算成熟了，庄公总算能够顺理成章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除了来源于任何一方的斥责了。庄公有意放肆其胞弟的篡权的心，并而为发挥特长、造就机遇(自然是设定的陷阱)，塑造之，正确引导之，令其案发后再予整理，其居心可以说险毒阴深矣。难怪有的人评述，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络到自身所从业的教育工作中，颇有感触。一些顽皮顽劣的学员，并不是那麼想要征求老师的指责，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诫为儿戏，更有的则果断顶牛，她们对老师的教悔是那麼的抵触。教育者见教育看不到成果，也就会有丧气、怄气的情况下：算了吧，使他去。甚至想，平时里鸡蛋里挑骨头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院校管不了他，未来让社会发展去管他，让法律法规去管他吧。君不见，并不是总算也是有那麼几个人，果然被法律法规管到了吗?

但我窃以为待人接物须当讲为人正直，从师更应尚师德师风，为传道受业而放弃了文化教育的岗位职责，是为失德也。针对班中一些顽劣顽皮的学员，虽然有时候明知道一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务必执行自身的职责。

而学生们尤其是这些常常挨老师斥责的差生们呢，听了这一段小故事，难道说也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说还能开心于老师对自身的无论不谈、或曰害怕管害怕问、或曰不肯管不肯问教生写作文?难道说还能将老师对自身的这类听之任之做为显摆于伙伴的本事?难道说还能憎恨这些勇于教导大家的师长并伺机对她们施加对付?难道说竟期待教育你的老师变成郑庄公?

郑庄公此人，学员莫爱，老师莫学。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读《左传》是特别增加我们学识的，是作为文学院的学生必读的书籍，正好有这次机会，将自己读《左传》的想法做如下总结。《春秋左氏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有关于当时人民起义、战争、诸侯争霸，制军制改革，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以及春秋以前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甚至其以前历史的重要史书。

《左传》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和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夏族和华夏以外的各族的分布以及分支的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以及广泛的通婚，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的大致状况。《春秋左氏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作者重视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注意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的宗教观点，《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特别重视战争活动的记录，它叙述的不少战役的过程都已成为中国战史的有名战例。

《左传》写战争不单纯地写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政治、注重战争的性质，争取与国的援助、战争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表明作者把战争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问题。《左传》在历史表达上以写战争、写辞令尤其突出。如： 僖公22年的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至造成宋军大败的恶果;接着又写出他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愚蠢做法。把宋襄公的迂腐固执描写的淋漓尽致。又如僖公28年的城濮之哉，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草、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所谓的“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的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的右师、左师、中军对垒，最后写晋军先击溃楚国的同盟军陈、蔡的军队，然后一举打败了楚军。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使人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有集中记录一件事的本末原委的，有集中写一个人的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就从郑武公娶妇写起，写出了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矛盾的原委始末及事件的历史结局。而僖公十三年则记录了晋国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经历。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件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增强了历史表述的艺术性。

《左传》是一部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有些瑕疵。首先是较明显地存在多体杂糅。《左传》基本以编年为主干，但同时兼采人物传记、本末记事、以言述史等手法，且于此类人、事、言的记述中常常缺少时间界标以为限制，致使编年体式受到削弱。其次是评论尚未能完全把握历史文体。《左传》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的违合为标准，“礼也”“非礼也”一类论断充斥全篇，还未能通过编年记事，从历史的变化发展和统治的成败得失来立论，读后使人有诵伦理书之嫌，而少观史策之得。最后是过多地收录奇闻轶事和频繁地使用遥体人情的笔法致使闺房私语、个人独自、密至阴谋之类时有所闻。

《左传》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古典著作，它开拓了中国记事、叙史许多新的方式和领域，是值得我们反复仔细学习的。

在《左传》的世界中漫游，难免会遇到神与鬼，与鬼神世界相通的人是“卜”与“巫”。即便尊如王者，也要屈躬以问。

在《左传》中记载的春秋史实现在阅读起来更像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故事”。在这些故事我无意于探究当初书写之人是否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从阅读《左传》的文字中，其实读者能感受书写这些故事的人，对于文字本身所抱有的敬畏感。那么这些故事姑且先信之。

在《左传》中记载的史实及故事中，其实还透漏着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那便是“卜”与“巫”的世界。我们应当相信在中国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神与鬼和人是并行在大地之上的。在人的故事里，神与鬼的出现无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制约力量和智慧来源。

余英时在《先知中国》这本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对于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与文化，需要跳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局限。因为在那时，儒家文化还远远未成型。或者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源头正是“卜”与“巫”的文化。即便在儒家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我们可以肯定，孔子老先生所知道的有关神与鬼的故事并不比我们少，更为肯定的是，在孔子老师所熟知的“春秋历史”中，神与鬼的故事要流传下来的还要精彩。

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实故事中，神鬼之说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量。经由神与鬼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导历史的推进与演变。在文本记载中出现的“卜”与“巫”，往往处在故事转折之前。在一个看似普通的事件中，经由“卜”与“巫”的介入和推演，常常会对之后几年或数十年出现的局面作出预判，更为值得让人深思的是，这些预判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属性：皆验之!

当然这些与“卜”与“巫”有关的言论、说辞，都被谨慎的记录下来，在我们阅读这些卜辞和解惑之语时，往往会面对一大推被我们视为“不知所云”的内容。而这一套卜辞显然具备完整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或者出自《易》，或者出自“卜”与“巫”者才能识别的经验，或者出自“卜”与“巫”对神鬼开示的推演。这些解说卜辞表现出高深莫测的样子。阅读的人都未必能知晓卜辞中到底藏有何种玄机。而对于王者而言，他们通过这些与鬼神相通的“卜”与“巫”，也只能听到自己想到的那部分内容。在“玄之又玄”的背后，不可知的命运设置了多种解答方法。

在“皆验之”的前面，命运向每一个参与的人昭示了它巨大的不可测性。这些神与鬼的提示、卜与巫的预言在与命运相结合之后展开之后，显示了其凌厉的残酷性。而这种残酷性又反过来让每一个参与其中“卜”与“巫”更加的深信不疑。

如果远距离的旁观这些故事，故事中所参与的王者与僚臣更像是卜辞预先设置的棋子，卜辞在应验之时，能恍然大悟的人所剩无几。而“卜者”与“巫臣”只是在一旁冷静的观看着发生的一切，并郑重地用刀笔在竹简之上写上“皆验之”这样的总结性陈词。

这些神鬼之说无一例外的会被人小心的记录下来。在数年或是数十年之后，在验证之时重新被人提起。这些神鬼之说不会一下子打开它的内核，凡是参与的人，都是在事后才能得知这一切均是拜神与鬼所赐。即便这些神鬼之说最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梦，或是一个征兆而已!在未来已经在那时发生了……

在阅读《左传》中记载的故事中，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讲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就会逐步的成为一出又一出的独幕剧。而这些史实又会让人想起金斯堡在《嚎叫》中一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这一句式在春秋一段的历史中被频繁的套用在出现在《左传》所记录人名的命运上。在《左传》中所记录人名多达四千余人。而这部分有记录的人名才是春秋历史的参与者。对于大多数有史记述的历史而言，95%的人都没有参与到历史当中去。而整部《左传》所记载的不过是四百余年间不过区区四千余人的故事。其他的湮没在青草黄土之下了。

《左传》的精彩也正是在这里!在这四千余人的命运记载中，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看到另外一种中国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儒家传统”显然不是一个路径之上的。在《左传》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文化，要更加的刚烈和勇猛。只是这部分传统毕竟距离我们太久了，我们首先遗忘了!

在鲁迅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句话中，当然也包括《左传》所记载的这种传统!

《左传》之《烛之武退秦师》讲述的是郑国烛之武运用自己如簧巧舌，劝退秦国，从而解决了郑国的亡国危机的故事。在烛之武对秦伯陈述利害时，其第一条理由就是“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乍一看，“越国以鄙远”是不言自明的赔本买卖。烛之武都不屑得解释，直接定性“君知其难也”。然则，其真难到这种程度吗?

理清句意：“越国以鄙远”，其意为“越过他国领土，以远方作为自己国家的边境”。领土遥远，力不能及。容易为他人所趁，打下这土地得不偿失。果然难也。既然如此，历史上是否有此“越国以鄙远”之事发生呢?

自然是有的。《战国策》、《史记》都明确记载：魏国被赵国控制的上党郡、韩国控制的河内郡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而上党郡之于赵国，其实就是一块飞地。即“越国以鄙远”之地。因为这块土地的存在，结合河内郡的压迫，曾经强大的魏国顿时首尾不相顾。如果说魏国是“越国以鄙远”政策的受害者，韩赵两国毫无疑问享受了“越国以鄙远”政策的红利。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一定无用处。关键在于，远处的土地能否得到本土的支持。若是能够，则不再是毫无用处“飞地”，反而会成为一颗钉子，深深嵌入敌人的心脏。

除此之外，军事上同样有此“越国以鄙远”的战略战术。《明实录》记载“靖难之役”时不得不提到“死守济南的铁铉”。其坚定的守城意志，灵活的守城方法、无所畏惧的'守城心态，令朱棣困在济南城下，不得寸进。幸亏朱棣孤注一掷，千里绕行，直扑南京，才抓住万分之一的机会，攻下首都，夺取政权。然而，这同时反映出铁铉的战斗能力和济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朱棣并非愿意直接扑向南京，乃不得已而为之。若然一旦到南京，遇到济南城下之进退维谷状，则两面夹击之形势必成。“南京——朱棣——济南”的形势出现，济南之于南京，则是“鄙远”。朱棣幸运而成功，但有差池，此“鄙远”则成为催命之地。

铁铉“不败而败”。朱棣称帝后，其本人被凌迟处死，其妻女入教坊司。亦足见“济南之役”给朱棣的强大阴影。设若此飞地无用，其何必死啃硬骨头，直接绕道即可。正因为“鄙远”太有用，才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故“越国以鄙远”其真荒诞吗?

时至近代，再看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它们多在各省交界处，换言之，土地多不相连。若将各个根据地视作统一的“国”，则彼此之间皆为“越国以鄙远”。但随着战斗的不断进行，互相支持，彼此呼应。根据地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逐步壮大，日成交融。由此可见，“越国以鄙远”并非绝对死路。

今日，“阿拉斯加”仍然是美国的飞地，远离美国本土。至于夏威夷等更不待言。本土影响力才是关键，飞地“鄙远”并非核心概念。推而广之，秦国所谓“远交近攻”其本质上亦可认为是“越国以鄙远”的手段。远交者，互相联络，互不攻打也。既不攻打，虽曰非本国，其亦类本国。毕竟，领土之意，不唯在土地本身，更在于“影响力”辐射范围。

美国飞地阿拉斯加

综上所述，“越国以鄙远”，确有难处，却绝非不通之死路。本土强大，远疆亦安。彼此呼应，瓜藤枝蔓。飞地鄙远，亦可安然。

由此概念往外继续延伸，所谓非本身专业学习的内容是否仍要学习?譬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文学是否“越国以鄙远”，不务正业呢?物理学家精研“小提琴”是否是“越国以鄙远”，玩物丧志呢?或当思之，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