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思政专题课心得体会和方法 党史思政课活动心得(五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对于党史思政专题课心得体会和方法一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对于党史思政专题课心得体会和方法二

按照校机关党委关于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的要求，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市委、和区委有关精神要求，结合所从事的党史工作实际，深入查摆自身差距和存在的问题，深挖思想根源，明确了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在理论学习方面：学习主动性不够，往往填鸭式被动地学，没有达到真正掌握内涵精髓，使学习入脑如心的效果。学习态度还不够端正，没有按照文件的规定按时按量认真仔细地学习必读篇目，只是把书放在手边，偶尔翻一翻。平时对学习抓得不紧，总是借口没有时间去看去学，本质上是对理论学习不够重视。

（二）在工作方面：业务水平有待于提高，对新区党史资料占量和知识储备量少。工作中也存在懒惰的思想，在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虽然也对业务知识进行了补课，但抓得不不紧，功夫下得不深，导致业务水平提高效果不明显。

（三）在人际交往方面：没有做到积极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在与其他处室有工作联系时，总是习惯找以前的同事，感觉互相比较了解，容易沟通，能比较顺利开展工作，其实是在思想根源还没有真正消除地域界限，使自己融入党校的大家庭中。

存在上述问题，从主观方面深挖思想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党性锻炼有所松懈。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高度和深度不够，没有把政治理论学习上升到提高党性修养，保持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基本前提来认识。

（二）干事劲头不够充足。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工作中有懒惰思想，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没有把本职工作放在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大局中体现自身价值、作出应有贡献的高度来抓。

（三）严守纪律的意识有所降低。对自我要求有所放松，思想根源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干部，有时甚至将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没有以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针对在这次对照检查中剖析梳理出的问题，我将按照即知即改、立说立行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整改。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党性修养。从把握政治方向，坚持政治立身、政治站位，的高度来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彻底摒弃重工作轻学习的思想，对时间进行合理分配，每天专门拿出一部分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做到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对以前应该学而没有学的、虽然学了但学得不深不透的内容进行补课，领会内涵精髓，运用先进理论指导工作。

（二）努力增强大局意识，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工作中的懒惰思想，勤于思考，增强研究工作、规划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深入开展党史研究，特别是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历史研究，即实跟进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程，真正成为工作中的行家里手。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投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新高潮的高度谋划和开展工作。

（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对照“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自身存在问题，进行经常地自我反省、修正提高。坚持把轻名利、远是非、正心态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不说糊涂话，不做出格事，注意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自觉维护大局，维护团结，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注重与同事间的沟通协调。

对于党史思政专题课心得体会和方法三

围绕集团公司党委的总体工作部署，结合自己在党史学习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习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执行党章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就学习和工作情况及思想状况对照检查如下：

1.思想政治方面。一是从思想上没能自我加压，缺乏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政治素质没有得到高度提升。日常忙于其他工作较多，造成了思想认识上存在短板。二是缺乏持之以恒的学习韧劲，政治素质、理论水平、领导能力还不能适应高标准发展的需要。在政治理论学习上没有做到常态化，而是停留在组织学习、完成学习笔记的过程上，对学习的内容没有深度认识，没有精准理解，在开展工作和支部建设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在带头学习党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上没有起到引领作用。面对担保业务上存在的瓶颈问题没有在困难面前挺起脊梁，带领员工想办法、攻难关、谋发展，而是等业务、吃老本。

2.组织纪律方面。日常管理中执行制度不严肃、不认真，存在严不起来，落不下去的问题，好人主义倾向时常存在。对影响工作进度的人和事，总是点到为止，抹不开情面严厉批评，工作落实上不严厉、不督办。

3.履职践诺方面。大局意识作用发挥的不够强，思想上存在着本位主义，认为自己资历老，工作中能够哈下腰来，带头认干，默默无闻守本分就可以了，没有注重宣传，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工作情况和思想动态，缺乏同上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4.实干奉献方面。虽然能够在工作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也能够体现奉献精神，能够以单位为家，但工作实效不显著，业务发展缓慢。缺乏锐意进取，奋勇拼搏的奉献精神。

5.遵规守纪方面。在政治纪律和正规矩方面，能够做到严守底线、不碰红线，在开展业务中严格要求自己。在政治理论学习中、在组织召开党员大会上，告诫党员以史为鉴，以警示案例向大家敲响警钟，加强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教育。在经营上存在不努力、不创新、不进取的问题，表现创业不实，不动脑筋，没有靓点。

6.业务拓展方面。在市场开发、营销创效上，没有新的突破和更好的做法，造成了经营创效没有得到良性发展。

7.工作作风方面。在工作作风上虽然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但也存在情绪化，消极怠工的一面，忽视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1.理想信念方面。日常对政治理论学习还不够，政治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党的宗旨意识不强，政治意识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是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政治理论学习只局限于硬性规定的去学，缺乏广度和深度，缺乏自我学习的主动性，综合素质没有大幅度提升也是存在问题关键。

2.党性修养方面。日常工作在基层，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党员干部，淡化了党的先进性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每天在繁忙且平淡的工作中，淡忘了自己在入党誓词时对党的承诺。工作中虽然积极肯干，热情不减，但突出党的先进性，体现党宗旨没有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自身的党性修养还需通过努力学习得到有效的提升。

3.宗旨意识方面。在党中央提出的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按照党组织的安排，通过不断的学习，我本人在宗旨意识方面有很大提升，在原则问题上，服从于党组织，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政治立场，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1、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提高自身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工作中把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放在第一位。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修养，时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把精力和热情全身心地投到工作中，积极主动地开展好工作，严抓管理，落地有声，充分体现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突出抓好党支部建设，特别是党的政策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公司全年经营指标的完成。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带领干部职工携手同心，挖潜提效，闯出一条提质增效经营的新道路。

3、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个人服从组织，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求真务实，大胆创新，服从组织领导，贴近组织心声，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充分运用辩证方法处理好问题，严抓工作落实，做好本职工作。

4、牢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领干部职工凝心聚力，振奋精神，奋发图强。以先进公司为学习楷模，取之长处为我用，抓好分管的各项工作。

对于党史思政专题课心得体会和方法四

1921年7月，当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启航的时候，全国仅有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为什么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青春活力，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坚持自我革命。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推进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

1.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中华民族自省革新精神、破解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错误面前，一个政党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成为检验一个政党品格的“试金石”。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坚持勇于自我革命?可以从理论动因、文化动因和实践动因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理论动因：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革命。列宁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这种革命，不只是适用于革反动派的命，也适用于革自己的命，即自我革命。可以说，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品质和要求。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理论品格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品格和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了，党能够勇于自我革命。因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文化动因：中华民族自省革新精神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渊源。强烈的自省革新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汤在自己的洗澡用具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箴言，提醒自己要像每天洗澡一样及时反省和不断进行革新。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更是众所周知。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从这些故事和典籍中可以看出，自省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华传统文化“审视其是非，辨识其善恶”的自省革新精神，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以发扬光大，弘扬为自我革命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在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将这种自省文化传统继承好并进行现代化转化。

实践动因：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之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基本的实践品格。1938年7月26日，张闻天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的讲演中就指出：“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而承认这个真理，就是一方面要善于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大禹、商汤善于自我批评，其王朝快速兴盛;而夏桀王和商纣王总是谴责别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其王朝迅速灭亡。在张闻天看来，一个政党要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一方面要善于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我党一直居安思危，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才成为百年大党、世界大党，练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2.思想上高度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正确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

思想上高度重视自我革命。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就没有行为上的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保持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就在于党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自我革命。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为古田会议起草了8个决议案，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在阐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之后，又条分缕析地列出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指明了它的危害，给出了纠正的方法。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缩影，其关于从思想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实践中根据不同问题进行自我革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来进行自我革命。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的土改整党运动，主要是为解决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土地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而进行的大规模整党运动。这场整党运动的主要方法是在党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内容是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三查”“三整”有效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问题，从而使得土地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大后方的基层政权得以巩固，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拥军支前的热情得以充分调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是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开展的，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党的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实践，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而进行的自我革命，有效地改进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自我革命的方法。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党的自我革命也是一样，要想实现自我革命的目标也需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在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方法：

方法之一：经常地进行党内集中教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通过党内集中教育的方法来进行自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47年至1949年的土改整党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争先创优活动，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成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到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在一次次集中“补钙”“加油”中，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

方法之二：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解决党内矛盾、净化党内生活的主要武器。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来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新时代，我们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方法之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重视思想建设，是党的传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越是重视用理想信念强魂健魄，自我革命的骨头就越会硬起来。在百年历程中，我们党一直坚持要求全体党员坚定崇高而远大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解决好“总开关”问题。2018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比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它不是一次活动，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经常性教育的重要举措。在社会思潮日益多元的今天，我们必须用好思想建党这个法宝，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3.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髓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这使得我们党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概括说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其精髓要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修正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纵观党的百年历史，始终体现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修正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这一要义。

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纠正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错误行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向人民负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兴旺起来，就在于党“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比如，2013年6月18日启动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集中解决党的干部队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等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同违背实事求是的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超强的自我革命精神，就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并在实践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靠着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敢于刀刃向内，向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尖锐矛盾。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永远没有暂停键，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更加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另一方面，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但是，我们党只要保持“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决心，继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对于党史思政专题课心得体会和方法五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那时起，志士仁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但先后都失败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科学教育文化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后来的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通过学习，发现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守初心、担使命的实践探索史。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就立下的初心。党的一大就把进行社会革命作为根本政治目的。1925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成功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复兴迎来光明前景。新时代认真学习党史，就是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为人民守好初心、为民族担起使命。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经近百年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四个自信”的概念，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四个自信”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自信回答和解决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思想的最初表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思想形成的开端。经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传承与发展，到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概念。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丰富深化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四个自信”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的概念，论述了“四个自信”的相互关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就是说，文化自信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还论述了“四个自信”的功能。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努力奋斗的不竭动力。因此，我们要把握党史中最丰富的内容，不断从党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