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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 中国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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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 中国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六篇)
2023-01-07 12:41:52    小编:ZTFB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状态。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主题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帝国列强的侵略,清王朝日益腐败,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民族灾难深重,阶级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前仆后继进行斗争,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正确的路线与政策,相继遭到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和巨大牺牲。如:l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1884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结果都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于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到了4月,孙中山被迫辞职,代表地主买办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葬送了革命成果。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扶植军阀,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重新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开始是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继而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深入到工人当中宣传马列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相继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参加党的“一大”的仅12名代表,他们代表着53名党员。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给灾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使中国面目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的28年间,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间经历四个重要时期:

一是实行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新纲领,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掀起了规模空前的革命大风暴,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

二是发动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高举革命旗帜,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岗山根据地的创建;从革命运动的复兴到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从王明“左”倾错误到革命运动的挫折;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到红军长征的胜利,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迎接全面抗战作了准备。

三是实行全面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1937年由日本侵略者制造的7月7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组织、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公文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是进行解放战争,推翻蒋家王朝。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破坏和平挑起内战,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执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组织战略决战,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l949年4月21日,根据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随后,人民解放军分别向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继续追剿残敌。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但坚持敌视和拒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还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我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我国,并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当时还有100多万军队盘踞在西南、华南几个省份和台湾等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反动派溃逃时遗留在大陆的200多万政治土匪、60多万特务分子、反动派党团骨干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同当地恶霸相勾结,在各地进行疯狂的破坏与捣乱,他们还寄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在财政经济方面,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全国大部份地区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财政开支极为困难。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随着西藏和平解放,至1951年10月,全国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外,全部国土获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所未有的大统一。地方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国家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经济方面,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打击了投机资本,统了全国财政工作。自1950年3月以后,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顺利度过了最困难时期,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有办法的。建国初期,仅仅用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愈战争创伤,调整经济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贡献是:一方面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中有一些做法是借鉴苏联的,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有一些是独创的,如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另一方面,进行了艰辛的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在党的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大规模的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使了生产力的发展,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械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的冶炼等,有好多方面都填补了我们国家的空白。

从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先进工业国的迫切愿望。在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中,1955年全国职工提出了53万件发明、技术改革和合理化建议,实施的有23万件。工业战线喜报频传。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重点工程——大型轧钢、无缝钢管、七号炼钢炉等于1953年底举行开工生产典礼,首批竣工投入生产,成为新中国工业化起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随后,包钢、武钢也先后开始施工建设,开创了中国内地建设大型钢铁基地的先河。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投产,揭开了中国汽车制造业崭新的第一页,结束了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制造业的历史。1956年,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首次试飞成功。这种被命名为“56式”(1964年改为歼——5飞机)战斗机的试制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1956年,中国第一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于此同时,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将内地和西藏紧密地联结起来。

“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宏大,发展速度空前。五年中,国家计划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投资总额是766.4亿元,相当于7亿多两黄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在发展速度上,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4.7%,其中现代工业年均递增15.3%,是世界上罕见的高速度。

从1956年社会主义的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也是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

十年间,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准的工业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十年间,我国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科学技术事业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庆油田的建成和“两弹一星”的升空,奠定了大国地位,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1966年,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和全面内乱,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一举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1975年实行了全面整顿,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实践上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摆脱并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之,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以建设艰辛探索的30年,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教训是深刻的。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了建设事业的新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预言家曾经声称:“中国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当时,全国粮食总产仅1亿吨,一块优质钢材、一枚建筑铁钉都得依赖进口,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3:7,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迅速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和粮食、棉花、油料、煤炭、钢铁、水泥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年产量都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

推进了“一国两制”的新实践。中国要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仅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团结,而且不断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

1997年7月1日,历经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澳门也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至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我们坚信,江水滔滔,奔流不息,百折不回,终归大海。

提升了在国际上的新形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们不仅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而且通过派遣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姿态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我们不仅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会议上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而且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现在,五星红旗已在世界l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上空高高飘扬。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在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震救灾,在世界上树立了全新的形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彰显了作为世界金融市场“稳压器”和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中国派军舰赴索马里海域护航,既体现了“外交为民”的执政理念,也树立了履行国际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此次世博会也是由中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总投资达450亿人民币,创造了世界博览会史上最大规模记录。同时超越7000万的参观人数也创下了历届世博之最。它所包含的五个分主题:城市与经济发展关系、城市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城乡互动关系、城市与高科技发展关系、城市与多元文化发展关系。要求更适宜居住的环境,更高质量的生活,这是人类新世纪的梦想。她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真实的反映了人类对城市发展前景的希望和渴求。在走向新世纪的行列里,中国正以她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在世界政治经济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令世人所瞩目。

随便拿一个城市举个例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住——城镇居民走出没有厨房、卫生间,没有下水道的老房子,住进环境优美的生活小区。有高层住宅区、复式楼,有花园小区,还有单门独院的别墅。行——我们已形成了以高速公路、地铁、高速铁路,飞机,实现“市镇公路二级化,镇通镇公路三级化,镇通村公路四级化”的农村公路体系。食——宾馆、饭店、酒楼、火锅城象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不再追求吃饱,而是讲究饮食、考究美食。衣——随着家庭的富裕,人们衣着的理念不断更新,不仅注重款式多样化,而且追求个性化。各类服装、鞋帽、服式用品专卖店遍及城乡,任人们挑选。用——家家户户用上了冰箱、彩电、洗衣机,而且空调、电脑、小汽车也是随处可见。手机、互联网基本普及。

一是坚持和坚信党的领导。我们党已经走过100年的光辉历史,100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选择。当代中国正处在多元文化、多元体制、多元结构、多元市场的高发展,高风险时代,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人民民主制度为根本,党课讲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方向,坚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再多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不能改变,再多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能改变,再多元,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能改变。

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征途上也出现过坎坷起伏,但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新的严峻挑战、新的复杂因素,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逆转,逆转违背规律,逆转就要失败,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我们党所确定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三是坚持唱响时代的主旋律。真正做到“知党、信党、颂党、热爱党、跟党走,不断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理想。我们要爱岗敬业,干一行、钻一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创业,甘愿出大力、流大汗,百折不挠地为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我们革命军人要努力成为具有远大理想的一代、品德高尚的一代、勤奋学习的一代、艰苦创业的一代。

主题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我读了《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的读后感,让我了解了很多,其中,认识了很多重要人物。

翁同和: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光绪帝进行改革,后被慈禧罢黜归家。其主要著作有《翁同和日记》。是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研究清末历史的著作。翁氏家族的藏书在学界也是值得一提的,大概就在前几年被上海图书馆(貌似)购得。

这些历史人物,深深的记在了我的心里,他们的好,我都记住了。

我要像李鸿章那样,为中国的未来做奉献,书上说: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他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这本书对我的收益非凡,从中了解了很多近代时期的历史故事。

清王朝在我以前的看法中,是一个自甘堕落的王朝,然而事实上,它却有过自强的挣扎。

七下历史中,我们有提到过它“闭关锁国”“一口通商”,说这是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形成国人脑中“天朝无所不有”这种错觉带来的产物。的确,清王朝是太自负了。被打之后我们才失掉了自信。此时只有民族的复兴才是通往强国之路。

我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军器,派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去西洋,在国内所建造的有工业化痕迹的制造厂商,建立多所“外国语学校”……其中最大的动机无外乎是国防,我们总不能一直被欺负啊!于是军事建设也占比最多。自强运动的领袖们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性,但他们近代化得不彻底(非常关键)。全国上下先进的东西是变多了,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国人陈旧的心智和国家陈旧的政治。这就像下了极大的决心,却一直在为“表面功夫”而努力。领袖们虽为“领袖”,进行过与外国的交涉,也出过国,但他们所了解的只停留在表面,也只允许他们停留在表面:学军备。然而真正需根除的是旧制度、旧社会。

这就要求领袖们去深入了解外国的政治思想、理念,学到“内核”。这一点,也是孙中山先生与这些领袖的大不同之处。

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们把中国的自强向前推进了一步。

发生在清末的那若干不平等条约,不过是不得已。不得已因军备落后而签,不得已因内部起义(内乱)干扰而无法专心外交而签。唯一对中国有利可寻的条约,是琦善所签。他也正因超时人的外交观念而认作是“汉奸”“卖国贼”。

所以,清王朝的挣扎的不彻底,使致了一个受强者凌弱的形象。我们不是不愿自强,而是不懂自强。

主题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九周年,再过1年,将迎来党的百年xxx。回顾百年历史,风风雨雨,不胜感慨。一句话,党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荣辱与共,息息相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后,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列强贪得无厌,你争我夺,竟然在中国土地上大打出手。而中国政府竟宣称严守“中立”。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仁人志士忧心忡忡,为民族的生存寻找出路。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有人引进西方种种时髦思潮,包括法西斯主义。但是,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幼小的民族工业,经不住洋货、洋资本的冲击。在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教育也难有所为。至于西方思潮,更是不着边际。

中国向何处去?正在中国人民感到迷茫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稳住了阵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很大的震撼和启示,各地人士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下旬,各地代表集合在xxx一家不起眼的房子里,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件事震动全国,它给灾难和迷惑中的中国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好比漫漫长夜,看到东方呈现出一线曙光。早期的共产党人不一定明白共产主义究竟有什么含义,但他们认识到当前最重要任务是把危难中的中华民族拯救过来,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山。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拯救民族危亡作为己任。

还有一个人对十月革命抱有好感,那就是孙xxx。由于两次革命失败,他正寻找新的出路。他认为,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可以成为同盟者;而1923年中共三大也作出决定,与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党代会,通过了联共、联俄的方针,中共代表参加了会议,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员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看起来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不错的开端。

但是好景不常。1925年孙xxx因病去世,留下一句带有遗憾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抛弃了孙xxx的主张,在列强和江南财阀的支持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对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镇压。无数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生存下来的共产党人擦干身上的血迹,从资产阶级手中接过反帝、反封建,后来又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大旗,继续前进。自称是孙xxx忠实学生的蒋介石,至死也不敢放弃“革命”两个字,但谁都清楚他要革谁的命。

历史证明,复兴中华民族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1年,一心要侵吞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第二次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日军迅速夺取东北,向华北渗透。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战。1937年7月7日,侵华战争演变成以夺取全国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取得胜利。但是日本打错了算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战争的结局表明,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收回了或取消了列强夺取的大部分领土或特权,百年耻辱为之一洗。这一胜利终止了民族的继续衰落,走上了复兴的道路。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抗战胜利是如何取得的?xx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我是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这一作用。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战的战略方针,统一了全国思想,并且付诸了实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1935年,在形势日益紧迫的情况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后中共多次题注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在发生xxx事变时,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建议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共合作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各地方军队也停止了相互争斗,在抗战中有良好表现。当时地方军队有100万,超过中央军的80万,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就是在李宗仁指挥、桂军、川军、西北军、鲁军等地方军队参加下取得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国内人心浮动。军队中很多高级将领也意见分歧,有人说抗战必败,中国必亡;也有人说打几个台儿庄战役就可以把日军逐出国门。蒋介石高喊“保卫大xxx”的口号,集中尚存的百万军队,要与日本做最后决战。xxx地处平原,易攻难守,谁都知道难以取胜。在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938年写出《论持久战》一文,在xxx出版,迅速传遍全国。党中央指示周恩来在xxx会见蒋介石,说明共产党关于打持久战的主张。蒋介石接受了这一主张,在xxx外围进行一定的阻击后,有序地把军队撤出,把大量战略物资运往xxx,为打持久战做好准备。

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毛泽东为八路军、新四军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放手发动群众,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战。军队所到之处首先实行“二五减租”,解除了农民群众生存之忧,抗战积极性高涨,形成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核心,民兵队伍协同,广大人民支援的抗战队伍,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只有三、四万人,在民众支持下迅速发展,民兵队伍最多时达二百万。日军陷在人民战争的泥潭中难以自拔。xxx失守后蒋介石曾说今后要以游击战为主,在xxx设立游击战训练班,还聘请叶剑英为教官。但国民党军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遭到失败,蒋介石只好把军队撤回。

全国抗战统一战线、持久战、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的战略方针,是克敌制胜的三件法宝。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从战略高度对战争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它妄言三个月结束战争完全脱离实际。日本军国主义过分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缺乏理性分析能力,具有非理性思维的倾向,这一特点现在还可以在日本右翼势力中看到。很多人认为,在二战中日本不止一次发生严重的战略错误。日本所以失败,战争的非正义性是根本原因,而战略上的失误是直接原因之一。

第二,在全面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日军占领xxx后感到兵力严重不足,已经没有力量继续前进。已占领的华北地区,是掠夺煤炭、钢铁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地方,却受到八路军、新四军的骚扰。1938年10月,日军在东京的大本营做出决定,日军不再占领更多的地方,对华战争以军事手段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把主要兵力调到华北,清剿共产党军队。日军的调整,标志着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结束,转为战略相持阶段。

为了达到诱降的目的,日本近卫首相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呼吁蒋介石和谈,和平解决争端。日本还邀请英美驻华大使为说客,劝说蒋介石接受和谈。日本保证,不会伤害英美的在华利益。所谓和谈,实际上是要中国投降,遭到蒋介石拒绝。但日本还是争取到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敌。在日本用“联合反共”为诱饵,对蒋介石进行诱降的同时,日军把作战兵力的60%左右调到华北,加上几乎全部伪军,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样的兵力部署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八路军、新四军寻找机会主动出击,消灭敌人。1940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出动兵力40万,历时四个月,以破坏交通线为主要目标,对敌人发起攻击。这次战役毙伤日军xx0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这是相持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在整个相持阶段五年多的时间里,正面战场发生大小战役约15次。这些战役规模较小,时间较短,一般都是日军首先进攻,中国军队回击,日军退回原地。除xxx等个别地方,日军没有占领更多的土地,中国军队也没有收回失去的领土,国民党军队很少主动出击。日军进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震慑蒋介石,迫使他投降。正面战场战线呈稳定状态。蒋介石感到对日战场压力减轻,也调整军事部署,从主要对付日军,改为主要对付共产党,除停发军饷武器外,指使军队在各地制造摩擦,使八路军新四军两面受敌。

八路军、新四军顶住了敌人的残酷扫荡,不断壮大自己,兵力已从抗战初期的3至4万人发展到1943年末的50万。到1943年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这时日本国内物资奇缺,没有力量在中国战场增加投入。1943年12月,日军大本营决定停止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意味着战争已经从相持阶段转为战略反攻阶段。从1944年1月开始共产党军委发出局部反攻的通知,到1945年战争结束解放中小城市约一百座。

为了解决国内物资奇缺的问题,1944年春日本发动一次军事行动,称为“一号战役”,目的是打通平汉、粤汉铁路线和越南进入广西的公路线。日军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连克xxx、xxx、xxx、广西等省,日军占领xxx重镇独山,xxx震动。对于这次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国内同声谴责,蒋介石也说是从未有过的耻辱。不过日军已是强弩之末,1945年3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反攻,进入8月,广西全境收复,15日,日本投降。

国际上曾有人否定中国抗战的意义,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如果没有中国吸引着大量日军,太平洋战争将是另一种情况。从上面简单描述的过程看,不难看出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战争中的作用。

第三,在重要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力挽狂澜,保证抗战进行到底。

抗战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惊涛骇浪。在战争过程中,曾经发生一些严重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导致抗战失败。遇到这些事件,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沉着应对,有理、有利、有节,保证抗战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936年12月12日年末,正当日本侵华形势十分紧张之际,发生“xxx事变”。xxx政府中的亲日派组织大军准备向xxx进攻,新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发生内战,就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提供最好的时机。东北军内部思想混乱,有人主张放蒋,有人主张杀蒋。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领导人名义致电xxx政府,建议和平解决事端。16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谈判代表团赶到xxx,向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中共中央的态度。为了统一思想,周恩来在东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达xxx,作为蒋介石一方的谈判代表参加了三方谈判。谈判取得了联合抗战等多项共识。要做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关键是要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周恩来在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下与蒋介石见面,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主张。周恩来耐心说服,终于得到蒋介石首肯。事出突然的“xxx事变”得到了妥善解决。事后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1939年初,汪精卫投敌。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在国民党内部有一定迷惑力。他投敌后,有2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65名高级文官;58名旅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投降日本。有些军队成建制投降,伪军最多时达到一百万。这些高级军政人员大都成为伪政府、伪军的骨干,使日军控制区的政权得以大大加强。为了遏制这股投降风,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在汪精卫投敌前中央就致信蒋介石提出警告,没有得到蒋重视。汪等投降后毛泽东著文,批驳汉奸理论,一针见血指出,投降派理论是“和则存,战则亡”,而我们的理论是“战则存,和则亡”。毛泽东还指出:,所有投降派都打着反共旗号,反共的实质就是向日本投降。由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努力,这股投降逆流得以制止。

从1938年10月至1944年末,共五年多时间,是抗战的相持阶段,是最困难阶段,也是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得失决定了整个战争的成败。在这阶段,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最严重一次是皖南事变。新四军主力约9000人奉命向长江以北转移,途中遭到蒋军近十万人伏击。新四军奋力抵抗,有xx余人突围,其余全部牺牲或被俘,政委项英牺牲,军长叶挺出面交涉被扣。蒋介石做了一件日本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共中央发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叶挺,调查事件真相,严惩凶手,蒋介石不理,封锁消息,禁止中共报纸《新华日报》发行。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的行为,争取到广大人民的同情。蒋介石召开参政会,共产党代表拒绝参加。在中央努力下,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美国表示,如果参政会上没有共产党代表参加,美国将停止提供财政援助。无奈下蒋介石只得在参政会上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发生像皖南事变这样的事情。出于大局考虑,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共产党没有过多纠缠,一场威胁到统一战线存亡的严重危机得以妥善解决。当事变发生时,中央军委迅速做出决定,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重振新四军。经过努力,新四军重新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战第一线。

在共产党努力下,抗战得以克服一个个艰险与危机,顺利到达胜利的彼岸。

以上简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在抗战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国民党始终承担并领导正面战场的战斗,消灭的敌人数量比敌后战场多,牺牲的人数也多。在相持阶段,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诱降,坚持抗战。在反攻阶段,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有出色表现,等等。同时,国民党在战争中也有重大错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方针指导下,对日军侵略不抵抗,步步退让,导致日本军国主义野心不断膨胀,错误估计形势,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相持阶段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几乎使抗日统一战线破裂。他的军队抗战意识下降,导致1944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总反攻的大好形势下出现大溃退的怪事。蒋介石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汪精卫叛国,也没有阻止大批党政高官投敌,对此蒋介石负有领导责任。总之,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也有过,既不能否定它的功绩,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

抗战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由衰到兴的伟大转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由低潮转向新的高潮的重要转折。全面抗战发生的时候,党领导的军队只有四、五万人,到抗战结束,已经发展到百万。尽管军队数量和装备上与国民党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洗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不可能被蒋介石战胜,中国革命必将走向高潮。抗日战争的历史,无论在国史上还是党史上,都是重重的一页。虽然时间已经越过七十多年,但重温这段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仍有重要意义。

抗战胜利,中华民族从此走上复兴道路,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是强大的国家。尽管当时被称为四强之一,其实当时仍旧贫穷落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没有过去。

在此以后发生了复兴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件大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他们是: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成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解放了除xxx等少数地区外的全部国土,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统一,实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为民族复兴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解放后不久,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古老的民族,日新月异。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民族复兴。为什么呢?这是所处的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的任务是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发展经济,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但是中国原有的民族资本十分幼小,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具软弱性,无法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孙xxx奋斗终生,最后发现革命尚未成功,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没有能够实现。蒋介石掌握政权后,既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没有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国际人士在评论中国的发展道路时,往往将它与印度相比。这两个国家国情相近,中国在1949年10月建国,印度在1948年取得独立,1950年1月建国。建国时两国经济总量相近,但按人均计算印度高于中国,印度工业化水平也高于中国。印度建立了英国式的政治体制,被学者们誉为发展中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典范;中国则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们把这两个国家当做两种发展道路的竞赛,很多人不看好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两国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原先印度人均gdp高于中国,1980年两国人均gdp基本相等,xx年中国人均gdp约超出印度近一倍,xx年以后差距继续扩大。建国前两国人均预期寿命都是35岁,现在印度是64岁,中国是73岁,每一个中国人要比印度人多活九年。印度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xx年印度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没有超过第一产业,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都承受着人口的巨大压力。人口问题往往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两国都推行人口控制政策,但是公认为中国取得了成功,而印度则失败了。为什么呢?国外有些人归之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如果印度官员实行中国这样的刚性的人口政策,他就会落选。中国所以成功,是与共产党对人口问题的理念有关。建国初期有人提出,中国的人口极限是8亿,超过此数社会就不能发展。但是人口增长快,一是因为生的多,二是因为死的少。人们可以限制生育,却不可以限制寿命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都有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国建国后农民有了土地,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即使一个不生,8亿的指标也不一定控制得住。共产党对人口问题有自己的理念,不把人多看成是消极因素。毛泽东说,人是宝贵财富,人多好办事;同时说人口也要计划,不能增长过快。中国是最善于利用人口资源的国家,所以发展快,至今还是利用劳动力优势。生产发展了,人民收入提高,人们自然会接受强硬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政策得不到多数群众拥护也是不行的。印度不发展工业,不利用人口优势,贫困的问题解决不了,怎能对生育实行严格的控制呢!

此外,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制定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维护了团结,为民族复兴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也是优于印度的因素。

另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1953年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1950年6月,朝鲜爆发战争,美军在仁川登陆,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对于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要不要出兵,是个严重的挑战。政治局扩大会议长时间讨论,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做出了艰难的选择――出兵!我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有多少胜算,但战争的结果出于全世界很多人的意外。证明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英明的。

美国说,双方打了个平局,但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取得胜利。从现象上看,中国人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从深层次的影响看,战争的结局对新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中国的胜利,终结了百年多来不间断的战乱,保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内和平。抗美援朝胜利后,除了少数边界冲突以外,中国人民免受国际国内战争之苦。这就为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朝鲜战争的胜利成为一种强大威慑,任何外部势力都不敢轻易对我挑衅,也迫使美国改变策略,放弃用军事手段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目标,改为用政治手段,依靠中国内部反对势力促使和平演变。这就使中国创造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

抗美援朝的胜利,也給国内各种敌对势力构成重大震慑,对稳定全国形势十分有利。

其次,朝鲜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趋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美国后院到处着火。战争的结局鼓舞了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促使世界殖民体系迅速瓦解。战争的结局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威信,很多国家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

第三,战争使解放军向着现代化方向迈出重要的第一步。战争的第二年中国空军就出现在战场上。通常,训练一个空军驾驶员到参加战斗一般需要三年时间,战争中的中国飞行员只需要一年,而且取得不错的战果。中国使用的米格15型战机是苏联最新型飞机,性能不比美国差,中国击落的敌机不比美国少。美国人惊呼共产党中国一夜之间变成空军强国。用苏制喀秋莎火箭武装的火箭部队在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战争是军队成长最迅速的时期。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不仅于此。朝鲜战争以及以后的越南战争的失败,大大打击了美国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军队士气低落,民众反战情绪强烈,加上财政困难,美国再也没有力量同时与中苏两个国家对抗。美国做出了二战后第一次战略收缩的决策,主要目标是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日本抢先与中国建交,西欧国家迅速跟进,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9年中美建交,事态发展之快使人眼花缭乱。八十年代被人认为是中美两国的蜜月时期。正是由于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改革开放,大量压缩军费开支,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1990年苏联解体,美国认为中国已经不重要,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民间咨询机构纷纷制定进攻中国的计划,但是终因朝鲜战争的余威还在,美国没有敢动手。

抗美援朝的影响至少维持了四十年,至今美国要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因素。

第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八十年代初成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原因是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当今世界潮流。当今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发展经济。经济全球化就是全世界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各国经济都要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各国的目标不是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世界经济中正确定位,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经济。经济全球化也是给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机遇,有些国家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建立以资源型产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有些国家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以信息产业、软件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选择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很大,吸收劳动力很多,这一选择符合国情。中国改革开放,正值发达国家加速将现代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国由于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发展制造业条件较好,自然成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国。中国成为除美国外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国外资本和技术的进入又促进中国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因此中国很快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发展中国家中领先。有些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源等优势,经济发展一度很快,但因忽略了工业化,因而后劲不足。

中国以制造业为重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制造业本身规模巨大,是使用高新技术最多的产业。例如,大约95%的机器人在汽车制造中使用。制造业是发展其他产业的重要基础,高铁、核电、航天、军事装备等产业无不需要制造业的支持。制造业也促进了软件业的发展。中国的登月工程已经显示出很强的软件能力。美国认为军事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承认软件能力不及中国,对中国的导弹感到忧心忡忡。有人说笑话,说美国需要引进中国教师给学生上数学课。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为今后最终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奠定了可靠基础、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它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民族复兴需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只有在民族发展中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和成长。在前进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也曾经遇到很多困难,也犯过很多错误,有些错误很严重。但共产党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也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这是因为共产党把自身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很高兴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广大海外华人共同目标,并且取得很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的复兴,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我们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任务还没有完成。好比万里长征,现在已经到了xxx,目标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清晰,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前方的道路仍很遥远,存在很多艰难险阻。中国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的战争威胁;国内经济承受着下行的严重压力;还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任重而道远,今后的重任将落在今天的青年们身上。

主题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史记》读后感:读史使人明智

读史使人明智―《史记》读后感

韩师2311班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着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同司马迁的“发愤着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主题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按照政治教育计划,安排由我给大家上一堂党课。我主要结合中央、省市从严治党重要内涵,联系目前办公室内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分析当前我办干部队伍的作风状况、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下面,我围绕四个方面,讲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交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创造了“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深度”等一系列“中国奇迹”,从1979年到2015年的36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仅为2.8%,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这一让国人自豪、世人瞩目的骄人战绩,关键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否则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甚至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伟大复兴也将化为泡影。在这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欧美国家有的至今还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有一些西亚北非国家,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前段时间,我从相关媒体了解到,我们邻国朝鲜目前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由于长期闭关自守,基本上还处于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连民众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多方对照,我们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已经开始彰显。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撰写的《中国震憾》一书中写到:“过去30年中国稳步崛起,而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憾,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从民主发源地的希腊,到金融危机的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问题,而中国依然高度发展”。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再次证明,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此,每个党员都要从现实中看到希望、看到未来,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坚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信心,坚定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筑牢理想信念灵魂,锤炼优良政治品格,真正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

不忘初心,就要心中有党,始终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正是党的崇高理想、党的先进形象,吸引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期待成为其中的光荣一员。既然通过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党员,那么不论何时何地,都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这不仅是自我角色的不断暗示,更是价值取向的反复拷问。唯有忠诚于党,对党的宗旨主义和理想深信不疑,坚定不移,才能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利益统一起来,绝对不做有损于党的利益和名誉的事情!对党绝对忠诚,是“讲政治”的核心,也是办公室的生命线和做好工作的根本点。当前,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影响,我们要善于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从我们党成立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时刻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进一步坚定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捍卫者”。

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省市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省市委和市委的权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和虚怀坦荡的透明人;要始终把党中央这个核心力量,以及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定盘星”“主心骨”,做到思想上同心、行动上紧跟、工作上落实,努力成为推动小康××建设的一份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常扫思想之尘,常补精神之钙,充分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制定“两学一做”学习计划,加强对党章、党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做到学而懂、学而信、学而用,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提升精神区位,把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

三要牢固树立一个宗旨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左传》有句话,“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意思是我们每个干部,一定要把“为民”之事当作农事一样,夙兴夜寐、精耕细作,把惠及民生的事一件件抓实抓好。为人民服务是办公室三个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座各位党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服务员,要牢固树立“一心为民”的情怀,时刻对标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自觉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围绕群众所需所盼所想,带头干、带领干、带动干,共同推动脱贫攻坚、同步小康事业。

要做到“心中有戒”,就必须要搞清楚“戒”的内容和含义。查阅相关资料,有多种解释,但比较公认的、一致的解释是指戒律,“戒”就是要主动、自觉、经常地防止行为、语言、思想等方面的过失。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党派、不同社团可能对“戒”的要求不尽相同,比如佛教上讲的“五戒”,就指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还有“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等,虽提法有不同,但内容大多都有关联性和承继性。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戒”的含义和要求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戒”就是敬畏,就是遵守,就是要从内心深处敬畏纪律规矩,从日常小事上遵守纪律规矩,让纪律规矩约束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让纪律规矩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让纪律规矩保证我们既要干成事,还要保证我们不出事。

一要严守纪律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纪党规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规范党员行为的具体遵循,是刚性约束,是红线。大家要自觉遵守党章、党规,自觉用《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六大纪律,做到在任何时候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党治党没有空白、不留盲区。

二要自觉接受监督。1957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避免脱离群众,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在座各位党员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脱离党组织的监督、脱离党规党纪的约束。

三要始终严格自律。守纪律、讲规矩难在自律。周恩来总理一生不回家乡淮安,也是怕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要回避这一点。还规定“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这种自律境界值得我们学习。作为办公室同志,要树牢自律意识,时刻“三省吾身”,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反省自己存在的失误,将他律变为自律;要在日常小事和细节问题上坚守住纪律“底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四要严守廉洁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尤其办公室承担统筹协调职能,工作中必然有大量人际交往,要坚持原则、划清界限、谨慎交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过程中,不是让大家远离企业,不交朋友,而是坚持“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打交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同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无贪心私心。要始终在规矩的范围内干事,决不能以办公室牌子搞关系、谋私利,决不能打着领导旗号办私事,决不能借工作之便谋私利,全力维护党的威信和形象。要重家教、立家规、正家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上,用“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三句古训以为佐证,警醒广大党干部。我们在座各位要切实在家庭角色中承担起“慈、孝、廉、敬”的责任和义务,管好配偶及子女,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责任是检验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和尺度。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说:“人生于天地间,各有责任。一家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家必落;一国之人各个放弃责任,则国必亡。”由此可见责任对于做人为官的重要性。结合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日常运转工作非常重要,要做到高效、有序、和谐、严密,保证上级政策、领导意图和基层要求顺达、畅通。我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灵敏。无论是办文、办会,还是办事,都要首先考虑政府有什么精神,领导有什么意图,怎样办才更符合政府工作要求和领导意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花再大力气,做了再多的工作,也是徒劳无益。

二是要高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注重时效,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做到及时、迅速、不误事,实现工作的高效运转。要严格把关,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确保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从“文山”、“会海”和一般性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谋大事、抓大事。

三是要有序。办公室的公文处理、会议安排、安全保密、后勤服务等日常工作,应进一步在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上下功夫,努力做到高标准、高质量。

四是要主动。要在被动状态下主动做好工作,就一定要超前思维,把问题想在前面,把工作做到前头,并随着党委工作的进展而推进,围绕党委工作的变化而调整。要积极探索日常服务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始终做到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五是要周密。日常运转十分琐碎繁杂,工作中哪一个环节、哪一个方面做不到位,都会影响党委工作的全局。党委办公室做每一项工作,都要着眼全局,顾全大局,环环相扣,搞好衔接,真正做到周全细致,消灭差错,避免疏漏。特别是对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要提前介入,做好预案,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明确责任,保证各项议程、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六是要有激情。应当充分肯定,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对工作是充满激情的。但是,也确有极少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有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的强调客观、埋三怨四,有的回避矛盾、畏首畏尾,等等。这些不良思想倾向是极为有害的。如果领导交代的事半天都没有回音,干什么事都萎靡不振,无所谓,那是不行的。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有没有激情、愿不愿意、认不认真去干,这是态度问题。大家一定要有“紧起来、等不起,急起来、拖不得,干起来、坐不住”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真正把工作当作一种事业去闯、去拼。

七要讲奉献。办公室权力不大责任大,手段不多工作多,待遇不高要求高,可以说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没有乐于奉献的精神和情怀,就不可能履行好职责。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能够在政府工作,直接为领导服务,是很光荣,很崇高的,也是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珍惜岗位,无私奉献,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办公室的工作既具体繁杂,又紧张寂寞,而且多是台下幕后的工作,客观上也需要同志们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忘我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顶得住诱惑,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全面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特别强调的是,大家离领导近,涉及的人、事和利益关系很多,廉洁自律尤为重要。

八要讲团结。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团结出生产力,团结是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家一定都要树立办公室工作一盘棋思想,同事之间、科室之间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团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把办公室的工作做好。科室之间协作要学会包容、补台。办公室有分工、有制度,但有时交叉内容多,有些科室同志不在,其他同志应主动替补上去,即使不是自己分管的事情,也应主动热情向人介绍。总之,通过主动、积极地协调工作运转的各个环节和功能,使各科室、各部门以及个人之间密切配合,避免出现推诿扯皮,使多数人的力量汇成一股合力,共同完成任务。

主题近代史工匠精神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大革命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党在白区的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阶段,是31年9月至34年底。主要是“九.一八”事变革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但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不但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而且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第四阶段,是35年1月至12月。主要是党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阶段,是35年12月至37年7月。主要是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

(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形成红白对立,国共两党对垒的局面。

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确定秋收起义。会议选举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结果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英勇地打出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正当中国共产党的大批骨干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和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个时候,①红军壮大;②工人运动高涨。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恨,左倾情绪逐渐膨胀起来。他们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盲目地组织工人暴动,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党的一部分力量受到严重损失。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二)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抗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在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于是国民党便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至1931年7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选人‘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者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更于同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但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削弱。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到1933年初,党的临时中央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而迁入中央苏区。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仍然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压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经过将近二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三)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后,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地区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各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也于瓦窑堡召开了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还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也希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蒋介石却仍然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镇压各地抗日运动。拒绝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要求,并准备把张、杨部队调出西北,致激起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主张,并电邀中共代表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党中央冷静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错综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针,并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参加谈判,经过各方的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张学良即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他回南京。从此,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长期扣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时局转为抗日战争的时期。

四、抗日战争时期(31.9——45.8)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采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历史经验,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壮大了革命的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国民政府被迫于八月十四日发表自卫宣言。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就形成了两个战场,即正面的国民党战场和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在两个战场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

在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抗日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对蒋介石集团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积极展开敌后游击战争,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抗战初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后面抗战路线,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挡不住几十万日军的进攻而节节败退,南京政府不得不迁入重庆,并且,出现了向日寇投降的情况。

相反,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投敌情绪,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总部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调动全国所有的军队,向日寇展开了“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党的军队的威望。当然,它也使我军主力损失较大,过早的曝露了我军力量,致使以后日军的主力转为进攻红军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此后,蒋介石也实行了假抗日,真反共的策略。并于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将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进行袭击,新四军军部二千多人全部遇难,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并声明要将军长叶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集中主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连续的“扫荡”,国民党大批将领率部降日,蒋介石又调集数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和敌后解放区。加上华北各地的自然灾害,敌后人民抗战陷入严重困境,解放区人口和八路军的数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党为克服困难,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一二五师三五九旅王震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卫了抗战阵地。

1943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人民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二颗原子弹轰炸后,又绝苏联红军的强大进攻,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五.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5.8——49.1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是想进一步取得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阶段

自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开始,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成果,积极准备内战。中国共产党根据“七大”的方针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开展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交的复杂斗争。为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于45年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赴约重庆谈判。我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的真面目,团结和教育人民,孤立国民党蒋介石,增强我党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我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一方面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实现中国社会的改革;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加强自卫战争的整备,粉碎蒋介石两面阴谋。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于一月十日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三十八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蒋介石的停战协定是一种缓兵之计,他对此毫无诚意,到3月份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四月国民参政会时,他便公然撕毁了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二)人民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

这个阶段,我党在政治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了更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运动战为主,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解放战争的第一年,由于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我军则由一百二十五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敌军兵力削弱,士气低落,人民反对,后方空虚,机动作战力量锐减;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机动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确定了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 第三阶段是从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这个时期,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使中国革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四)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各方面成绩和经验,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变化,我军与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及时作出了关于战略决战的决策。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9月7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从9月12日到11月2日历时52天,歼敌47万;并迫使长春守敌起义投降,解放了东北全境。紧接着辽沈战役,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历时65天);华东和中央野战军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共歼敌55万,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38年12月5日至翌年1月3日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歼敌52万,北平和平解放。至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绝境,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幻想再次玩弄和平阴谋,以便取得喘息时间,保存反动势力,以便卷土重来。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元旦也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宜将乘勇追强寇,不可怙名学霸王”。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声称原意接受我党八项条件求和,经过15天的读判,我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2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读判宣告破产。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面柏坡召开,批准了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从湖口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十月一日,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六、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49.10——56.12)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分二个阶段。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第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除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镇压反革命分子外,在农村扩大新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在老区开始组织互助合作;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开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同时,胜利地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和反对不法资本家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二年底,在国民经济不仅已经达到而且在许多方面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我党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指明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经和步骤,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952年——1956年是第二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经过了一系列由低到高的过渡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时地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前的七届四中全会,还粉碎了高岗,饶濑石反党篡权的阴谋。)

七、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57.1——66.4)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我党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理论上缺乏充分的准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主观指导上发生了失误,历史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方针在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人才。这是我党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5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胜利。(由于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量,过分夸大敌情,在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以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反右派后,党内的“左”倾情绪开始发展了。)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失误,但还是属于局部性质的。

1958年到1960年秋,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我们称它为“五统年”。党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的“左”倾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的公社化运动。稍后,党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同时,陈云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降低计划指标。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但在整个过程将要结束时,仍没有能提出切合实际的纠“左”方案,从苏联访问刚回国参加庐山会议的彭德怀,根据全国农村现实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这封信肯定1958年的成绩后,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这封信大大地触犯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在群众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使整个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把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这场斗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致使“左”的错误更加发展起来。再加上1960年后,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对苏共的账务全部需清还,国内自然灾害又严重,以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1960年冬到1966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61年8月八届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到1965年底,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又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66年5月——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一方面,是1957年以来,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分析的错误。再加上预感到自己的权威与地位的受到威胁。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全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另外,加上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炮打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以毛泽东8月15日在中南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高潮。毛泽东的大字报的内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进行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刘少奇,继之为邓小平。

第二阶段是从“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党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加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其时,由于林彪体质偏弱,毛泽东健康情况良好,于是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便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在这一阶段,一大批党和领导人惨遭批斗、打击,一大批知识分子挨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革委会。全国“斗”、“批”、“改”运动普遍掀起。‘九一三’(71年)事变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彻底破产,围绕批林整风,在党内又发生了分歧和斗争。

第三阶段是从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先是批准江青等人提出的“批林批孔”,当发观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华国锋,叶钊英,李先念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十月的胜利,打倒了江青“四人帮”,从而结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

总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内的领导者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深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九、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六年,是我党领导人民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六年,是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拨乱反正重大成就的6年,是逐步探索和找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六年。

这六年的历史课分为两个阶段:

前两年为第一阶段。由于我们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还很不够,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左”的错误,使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始终徘徊不前的局面。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第二阶段。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就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六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方针任务,阐明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此,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工农业稳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全国人民向小康型社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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