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策十四五心得体会及收获 形势政策十四五心得体会及收获感受(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关于形势政策十四五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一）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政治建设统领。

1.强化组织领导，推动责任落实。系统安排部署了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定下发了《2019年度党建工作要点》，明确了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年工作任务。上半年组织党组中心组学习9次，党员干部集中学习21次，准确及时传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会议、文件精神以及典型案例通报，加强教育引导，对于相关政策及上级部署做到了及时学习，迅速传达。

2.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坚持“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工作机制，强化日常监督，坚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上半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与各党组成员和各基层党支部书记开展集体谈话1次，党组成员分别与分管科室负责人谈话1次，听取分管科室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汇报1次。

3.强化督查调度，提升工作效率。修订完善了《人民政府督查工作制度》、《人民政府领导批示事项和重要会议议定事项督查工作规程》和《人民政府专项督查工作规程》，对各旗区人民政府及各部门单位《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政府领导批示事项、重要会议议定事项和全市经济社会各专项工作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与调度。上半年，共督查调度《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2次，督查调度亿元以上项目推进完成情况30余次，印发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落实与反馈》12期，督查调度人大建议与政协提案办理情况20余次，确保了市人民政府各项工作目标顺利有序推进。

（二）集中开展专项整治，持续深化作风建设

1.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正风肃纪，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备公务用车、全体干部职工配备办公用房情况和公务接待等事项进行了自查和规范。目前，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有公务用车12台，使用时能严格履行用车审批手续，公车节假日按规定停库封管，杜绝了公车私用现象。按照干部办公用房面积标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对办公用房使用情况进行了1次调整规范，目前，领导干部和干部职工办公用房在使用面积上无超标使用现象，贴合标准。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公务接待活动一律安排工作餐。严格控制一般性费用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凡属于政府采购目录内物品，按政府采购的相关程序和要求执行。全面推行无纸化办公，提升工作效率，规范办公流程，促进政务办公标准化、节约化、便捷化。

2.集中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四官”问题集中整治。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自治区纪委和市纪委监委要求，及时制定《关于深入整治“四官问题”净化机关政治生态行动方案》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四官”问题整改清单》，梳理了存在问题，明确了整改措施及完成时限，并于4月9日组织召开党风廉政工作暨“四官”问题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各科室和所属单位对照整治重点和整改清单，对存在的问题能够立即整改的，要立行立改，需要时间整改的，要制定方案限期进行整改。针对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深入分析原因，健全制度机制，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项工作、完善一批制度，要推动“四官”问题整治常态化、长效化。截至目前，共整改完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四官”方面问题14条。

3.集中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及时制发《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整治重点，方法步骤及工作要求。要求机关各科室及所属各单位对照整治重点，认真查找梳理问题线索，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确保各类各项问题整治到位。

4.集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市纪委监委工作部署，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力度，组织全体干部进行集中学习，同时，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电子屏幕等媒介，并在办公楼醒目位置制作展板等，集中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营造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浓厚氛围。5月23日，及时组织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工作部署会议，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讲话和会议精神进行传达，并安排部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把握主攻方向，强化工作措施，把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始终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三）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选好用好干部

1.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严格把好选人用人关。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从严规范干部选任工作。2019年上半年，新提拔任用正科级干部7名，调任正科级干部3名，从资格审查到党组讨论决定，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已报市委组织部备案。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规定，对8名副职人选按照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征求意见、查阅档案、了解干部群众以及纪检部门意见建议等程序进行了考察。

2.严格落实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坚决防止“带病提拔”。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按照干部管理权限，25名县处级干部按要求向市委组织部报告了个人有关事项，107名在编在岗科级及以下干部按要求向市纪委监委派驻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报告了个人事项，自觉、主动接受监督。

（四）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高效运转

2019年，对《预决算公开工作制度》、《机关工作人员旅差费报支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下基层工作制度》、《大宗物资购置与管理办法》、《机关工作人员出差及出国审批制度》等多项制度办法等进行修订完善，规范做好人员管理、财务支出等各类各项工作。严格落实政务公开制度，对“三公“经费、预决算、干部任职等按事项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工作，及时制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务公开工作的通知》，编制党务公开目录，成立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对公开内容进行细化，明确了公开范围、方式、时限、程序。

（一）落实主体责任方面

1.部分领导干部思想上认识不到位，“主体责任”需加强。部分领导干部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不想抓，认为经济和业务工作是务实，党风廉政建设是务虚，没有站到全局来看待问题，并简单地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同于个人廉洁自律工作，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学习、不了解，对如何抓、怎么抓不去思考，没有融入到日常业务工作中去。

2.缺乏日常监督。落实责任制主要是靠年初分解、年中督查、年终考核三个时段，经常性督导、检查、提醒制度需要完善。党务、政务透明度略有不足，公开的程度和范围还需加强。

3.机关纪检监察职能不专，作用发挥不明显。目前，机关未单独设立纪检监察机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由机关党委负责，且人员配备不足，党建、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量大且琐碎，导致工作被动，缺乏创新，部分工作还停留在表面上。

4.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明显，落实主体责任弱化。部分基层党组织支委成员责任意识不强，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浮于表面，被动应付现象明显。

（二）执行作风建设有关规定方面

从总体上看，机关作风主流是好的，作风建设的成效是显著的，群众反响也普遍较好。但机关干部作风还有些不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一是有的干部缺乏学习紧迫感、自觉性和主动性，有的知识结构老化，学用结合不紧，造成与实际工作脱节，能力不适应岗位要求；有的干部开拓创新意识不足，思想因循守旧，缺乏锐气，满足于贯彻上级指示精神，不善于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善于适应新形势的变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二是部分干部职工忙于日常行政工作，参与主体党日和集中学习的时间较少，知识更新的不及时。三是有些干部节约意识淡薄，在用水、用电、办公用品等方面仍存在浪费现象。

（三）三重一大事项方面

对“三重一大”各项制度的重视程度不足，集体决策等相关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公开内容与事项还需要进一步丰富。

（四）业务工作领域存在的重要廉政风险方面

党风廉政工作暨“四官”问题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召开后，市政府办公室及时梳理了存在问题，明确了整改措施及完成时限，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填写了《领导干部廉政风险排查及防控措施表》。截至目前，共整改完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四官”方面问题14条。

（一）强化责任落实，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强化与基层党支部的联系，细化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党支部制度规定内容，加强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的督促指导。

（二）完善工作制度，健全运行机制

进一步健全完善信息公开平台和机制，着重推进党务、政务公开提档升级，重点在公开时间的深度、公开事项的宽度、公开内容的详细度、公开覆盖的广度、公开方式的便捷度、公开时机的及时度上下功夫。

（三）强化制度约束，注重日常监督

从严做好干部监督管理和教育。在落实制度规定方面，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紧盯关键节点，发送廉政提醒，提醒干部职工自觉遵守纪律规矩。同时要加强对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从严要求和管理干部，将制度执行情况与干部评优评先和年度考核相挂钩。在日常教育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干部职工廉政教育。在工作运行方面，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规范权力运行。进一步规范各科室工作流程，梳理监管事项清单，查找廉政风险点，制定防控措施，健全完善干部监督管理制度机制，坚决杜绝“懒官、庸官、乖官、巧官”倾向。

关于形势政策十四五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转型升级的紧迫性、艰巨性与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剧变力、震荡力广度交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波三折，贻害连连。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经济大国，无一脱身于危机之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乃至欧盟、美国经济危机影响的冲击力仍在扩大，形势十分复杂严峻。

1.国际环境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受欧美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市场信心普遍动摇，大宗原材料价格起伏跌宕、世界经济增速下降;欧元区以及欧盟的主要大国，救危机无良方，前景叵测;尽管最近美国、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基础尚不稳固，缺乏近期复苏的可持续性。综上所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3个显著特点：一是政治周期、商业周期与地区动荡三者叠加，多种矛盾及利益冲突不断升级，日趋白热化。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在世界经济形势可能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难度加大。

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发达国家政府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难以有效实施重大结构性调整。与此同时，受信心缺失和去杠杆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继续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发达国家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尚未真正启动，新能源和低碳、生物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进展缓慢，制约着经济复苏的步伐。

2.我国国内环境与经济趋势

2.1我国国内环境

从国内环境看，据资料显示，20xx年受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出口增速将明显降低，不排除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还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仍然艰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短期难以根本转变，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明显降低。与此同时，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大，加之成本推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因此，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2.2我国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态势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趋势可以基本确定：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已开始小幅下降;二是物价上涨的内外压力交织并将较长时期存在。

3.我国面临的挑战

虽然我国经济增速预计可以保持在比较合理的的增长，物价涨幅也将逐步回落，但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众多挑战，经济发展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第一，房地产泡沫破裂风险。经过限购、紧缩货币等一些列的房地产调控，房地产价格终于出现了拐点，但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央行公布的房地产领域的贷款占新增贷款的20%左右，国内银行50多万亿元的贷款中，有30%以上的贷款是流向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话，会对银行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因此房地产调控的最理想的结果是实现房地产的软着陆。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教授在20xx《社会蓝皮书》暨社会形势报告会上表示：

“整个房地产业若出现崩盘情况，会对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如何处理新形势下这一“两难”问题成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

”第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20xx年、20xx年发放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集中到期,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应当值得关注。同时，国内企业因全球经济疲软等因素导致出口增长缓慢，国内投资因房地产调控和政府融资平台资金紧张而放缓，扩大内需艰难，通货膨胀也没有完全消除，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垄断行业挤压中小企业利润空间等问题对20xx年的经济发展均将产生很大影响。

4.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对策

我从政府报告的相关资料了解到，我国要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低一点、物价高一点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从长期看，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xx年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关键在于准确、辩证理解和把握好“稳中求进”这一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争取;一味求进，大局难稳;只稳不进，机遇错失。稳是为更好地进，进是为长远的稳;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把握好稳中求进，才能有效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同时力避物价涨幅反弹，有利于疏解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压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5.大学生的责任与义务

作为大学生，我充分认识到祖国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深深感到，我们必须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牢牢把握机遇，好好掌握本领，争取早日为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较快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关于形势政策十四五心得体会及收获三

据我国教育部、人事部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_年毕业生人数有413万人，而20_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95万人，比上年增长19.9%。20_年我国有630万大学生毕业校园，走向社会。预计20_年7月，将有毕业生671万大学生毕业，毕业人数将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仍然十分巨大。

在校生对未来的就业形势持怎样的态度呢？经调查，四成在校生认为通过努力可以找到工作，但认为自己能够找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比例仅为8.4%。

大学生在求职路上遇到了哪些问题？他们期望的薪酬是多少？对于就业，他们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最新20__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近五成大学在校生对未来就业感到担忧，七成应届毕业生认为应该先就业后择业，同时，应届毕业生期望薪酬大幅降低——研究生已逼近本科生。

一半在校生对就业感到忧心

日前，智联招聘发布了《20__年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调查显示，今年近九成毕业生的毕业安排是就业，截至本月，有7.5%（其中6.5%为求职考研两手准备者）的20__届毕业生准备投入到新的一年考研中去。

在校生对未来的就业形势持怎样的态度呢？经调查，四成在校生认为通过努力可以找到工作，但认为自己能够找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比例仅为8.4%；对找到工作感到忧心忡忡的大学生比例达到33.2%；感到就业形势严峻、很难找到工作的比例也达到了15.4%。

职场专家表示，虽然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担忧，但对就业付出的实际行动却并不积极。今年毕业生至今依然有56.7%的人没有职业规划，甚至低于在读生55.1%的比例。

七成毕业生认为应先就业后择业

到底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这个问题一直是大学生比较困惑的。调查显示，有72.8%参与调查的学生选择先就业再择业。

“其实这两个方面并不互相冲突。”智联招聘职业顾问祝红艳说，大学生在就业前就应该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个清晰的目标，在这个清晰的目标下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放低求职期望。对于大学生而言，社会还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行业和职业也只是模糊的概念。在经过社会工作的磨练后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职业发展之路，因此大学生在就业时一方面切忌盲从认定一些热门行业，另一方面也不要期望值过高。凭借大学生目前对于行业和企业的认识，很难根据自己的判断“择业”。因此，在基本确定方向后，建议大学生先就业，在社会的摸索中学会择业。

研究生期望薪酬逼近本科生

20__届毕业生的期望薪酬是多少呢？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的期望薪酬集中在20_至3000元，比例为45.4%。研究生的期望薪酬集中在3000至4000元，比例为34.3%，期望薪酬在2000至3000元的比例也达到了26.4%，逐步逼近本科生。而博士及以上学历的期望薪酬，基本在5000元以上，比例为43.6%。

而大学生毕业后是留在大城市还是去基层？调查发现，大学生就业首选地与其就读的高校所处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京毕业生八成以上想在北京就业，其次是到沿海城市，排在第三位的是广东深圳地区。在上海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首选地九成以上是上海，其次是沿海城市，之后是广东深圳地区。

从城市性质来看，大学生希望在发达大城市就业的比例为32.3%，排首位。其次是较发达的沿海城市，比例为30.1%。县级以下排在最后，仅为0.6%。

大家选择就业首选地的考虑因素都是哪些呢？发展机会较多、较大的原因排在了首位，比例为75.9%，遥遥领先于其他因素所占的比例。排在第二位的因素是良好的文化及教育环境，大家选择就业地的原因多样，比如说能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大学生选择就业地的主要原因。“人生的发展道路是多样的，选择就业地要考虑多方面因素，而不是盲目地跟着大家做决定，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才是关键。”职场专家表示。

职业规划辅导迫在眉睫

随着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大学生意识到了职业规划的重要性。不少大学生都表示，在大四前就要开始进行职业规划。调查显示，大学生最想得到的就业方面的辅导为职业规划辅导，比例达到了34.9%。

祝红艳指出，大学生在低年级时比较难以制定出系统的职业规划，但在进入大学以后，应该逐渐形成一个大致的目标。就业、考研或是出国，无论是哪一种，制定最基本的目标后，就应该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略有侧重。“如果选择就业，则应该开始有计划地考虑自己未来想从事哪个行业或者哪个职业的工作，逐渐摸索自己感兴趣做的事情和能做好的事情，及时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实习工作。”该专家称。

在求职辅导的内容中，大学生认为在就业阶段帮助最大的是职业生涯规划的辅导，其次是职场工作技巧课程，另外，职业素质类课程与简历撰写与求职面试技巧也是目前大学生期望得到辅导的内容。

自主创业缺资金缺人脉缺理念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创业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大学生自主创业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白手起家没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大学生而言，创业从何谈起？大学生创业最需要来自于哪些方面的支持？

参与调查的大学生认为，大学生创业最需要的是资金方面的支持，比例为35.8%。其次是人脉，比例为21.7%。核心的技术和理念排在第三位，比例仅为18.9%。国家今年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大学生创业，对于想创业的大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消息。

祝红艳分析指出，很多大学生在创业前并没有雄厚的经济背景支持，核心技术和理念是吸引资金的关键。创业在近几年越炒越热，但创业并不适合于所有大学生。事实上，上述几种因素，缺了任何一点，都有可能导致创业的失败，相对于有社会经验的职场人而言，大学生创业难度更大，盲目进入创业的潮流并不可取。

总的来说，大学生就业理念正在逐渐趋于理性，体现在对个人发展机会的看重，对待遇的期待值降低，对于自身综合能力尤其是人际交往能力欠缺的认识等方面，但是大学生对于很多信息的不了解，以及就业信息不够通畅也制约了大学生的就业，比如对三线以下城市缺乏兴趣，以及对体制外职业的认知偏见，都成为了大学生就业的瓶颈，很多大学生也因此而延误了工作机会。解决大学生全面就业问题，不仅需要转变大学生职业的定位，同时也需要教育部门、学校的综合努力，在如何全面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放开择业视野，明确职业规划与职业定位等方面进行改进，才能更好的解决大学生就业问。

关于形势政策十四五心得体会及收获四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 cohen ）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毛泽东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2006年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2003年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2003年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2005年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05年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2003年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2005年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 tentive p 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 ublic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 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6年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2003年，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2004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2003年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关于形势政策十四五心得体会及收获五

中国共产党第xx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xx年10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20xx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xx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中共国共产党其中的一员，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认真的学习《准则》的十二条，紧跟党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关于健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立下了规矩。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党认真总结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正是由于我们党上下齐心，认真遵循这些准则，才接连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坚持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好作风。

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而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贯彻这一准则。党的政治路线是一条能够让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变得富强的路线。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内容。我们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要受到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办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纵观全局，了解事情的本质及其来龙去脉，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进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二、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出贡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在加强自身作风、不断完善纪律过程中得出的一条重要党建经验。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比较注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是我们每一个中共党员都必须坚守的原则。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各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谅解，善于合作，大家都要维护集体领导的威信。这样，既保证人人有事干又能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处理问题时也会更全面更准确。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守党的纪律是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履行的义务。身为党员，我们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命令，坚守党的原则。无论在何时何地处理任何事情都要顾全大局，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三、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应该继承前辈流传下来给我们的这一优良品质。我们说话、做事都必须实事求是，不做作，不夸大更不歪曲事实。

党员必须敢于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对社会上的一些歪风邪气，错误和反动的思潮，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和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正确对待那些犯错的同志。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就全面否定他，更加不能歧视他。面对犯错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在对其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应该关心他们，从正面积极引导他们，让他们回到正道上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人无完人、学无止境，通过学习使我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和缺点，更有很多东西是我需要努力学习的。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我们要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不断提高觉悟程度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以求为单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结合党内发展和情况，不断完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全面恢复和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党中央制定了，并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部党内法规有十二条规定，包括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随后，我们党更加注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其真正成为实现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途径。

党的xx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20xx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xx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没有“完成时”，更没有“终点站”。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解决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要锲而不舍把这一党的建设基础工程抓紧抓实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