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 西方文论心得(七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对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一

我们认为，语文学科在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不应排斥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因为21世纪的现代社会需要公民具有更多的现代素质，而现代语文学科在塑造青少年学生现代人格的过程中不能袖手旁观，科学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是现代人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和身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使人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获得非与生俱来的灵魂。可以这样说，没有科学的‘教育’，只是培养信仰，而不是教育。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只能称为受过训练，而非受过教育。”(《“第一推动丛书”总序》，湖南汉英夹杂会成为中国语言的发展趋势吗?

——浅谈语文在当代教育中发挥的作用

当今社会汉语出现了使用英语缩写的趋势，比如wto、cpu、aids、pda、dvd、vcd、cd。即使没上过几天学的很多农民嘴里也经常冒出的是vcd而不是影碟机。在中国公司里，使用英文缩写词不但代表着时尚，还是权力的表示。像crm(客户关系经理)和hr(人力资源)这样的词过去在中国闻所未闻，如今被致力于公司发展的商业人在言谈中频繁提及。ceo和mba还有一些词汇来自日本(比如卡哇依)、韩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华人聚集的商业中心。“按揭”的意思是还清抵押，“走秀”指时装表演。这两个词所涉及的生活内容都是从前的中国大陆所没有的。

但是有谁能够把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些英文词组缩写准确的用中文名称表达出来?

经过笔者陆续的调查总结发现，能够将dvd准确的用汉语名词翻译解释出来的不到20%，而能够将dvd与vcd及cd准确用汉语名词表示区分出来的更是不到5%，惊讶吗?是的，这5%里并不包括笔者自己。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参与调查的教师、学生、工人、农民无可回答那?想想充斥在课本杂志广告等等各个角落里的英文，我们就不可不注意到英文词组缩写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骨髓之中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官方对语言做过短期的监督管理，因为长期形成的一些粗俗用语使人们担心汉语终有一天会堕入庸俗。但是今天的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几乎没有官方人士再有勇气来挑战现状。“任何一种语言都要警惕外来词汇，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位语言学家说：“但是现在新词汇涌入的潮流势不可挡。我们会发现很多生活常用词原来都是外来的。”

问题是这种“汉英夹杂”的表述方式是否会永远在中国流行下去?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普遍现象呢?

随着中国的改革步伐，汉语的日常用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学者说每年都会有1，000个新词语诞生——它们是全球流行语、对因特网的创造性使用、西方商业用语和新广告语综合的“混血儿”。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为当代中国的第三次语言革命，这股潮流的脚步如此勇猛，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它。

30年来一直参加编纂《现代汉语词典》一位学者说：“在从中国解放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中，绝大部分新词汇都和政治有关。现在的新词汇则大多和社会、经济、法律有关。”他说：“我们寻找每个人都能使用的词汇。我们删掉的老旧词汇数目远远不及加入的新词汇。这本词典体积越来越大了。”20xx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增添了一个很厚的粉红色附录——48页的新词汇目录。然而汉语辞典编纂人的编辑对象只限于纯粹的汉字，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每个新词汇都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相反，像“email”和“t恤”这样的词都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用字母直接表示的新词汇了。

1949年，由毛泽东发起。这位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发明革命语言的同时也带来了语言的革命。他加速了汉字的简化进程，使汉字“拼音化”，也就是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

而在1958年周恩来同志早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就明确的指出过关于汉字发展的前途的问题：“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代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不忙做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

以上说的是汉字，而关于语言的规范化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知道意义的。观察当代社会的语言发展是不是意味着“被拼音文字代替呢?”

假设在一个重大的中国人主持的会议上，发言人在一连串的汉语中不时来上句英语。请问咱们中国人说的到底是中文还是英语?怕要贻笑大方了。

说到不同语种的夹杂，很多人会想到日语，因为在日文的书面语言上会经常出现很多中文的繁体字。据统计日本直到1981年所公布的常用汉字还有1945个。

但是有谁听到日语发音中不时冒出个中文字来?反观中国呢?谁能保证在普通说话是不夹带个英文?可以保证的人都生活在古代!

关于这一方面韩国完全可以做为表率。他们完全独创了自己国家的语言。

中国呢?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的汉语，在书面文件与日常对话中不断出现英文词汇真的是一件时尚，高雅的事情吗?

所有人都应该想一想了。

为什么会对汉英夹杂的说话方式司空见惯。笔者认为这是教育的问题。

这种说话方式已经成为了习惯，而且是所有人的习惯。可怕的习惯。

半个世纪前，老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论述教育的根本宗旨时指出：“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生以之。以为教育可以把学生所需要的全部给他们，学生出了学校再不用自己探讨追求了。这种认识是根本不对的。”

叶老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学生在学期间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什么是习惯?习惯是“由于重复或练习而巩固下来的并变成需要的行动方式。”这里包含两点，一是长时期里通过重复或练习逐渐养成，二是一旦巩固下来就会变成需要并不容易改变。这就说明，良好的学习习惯经过教育(或兴趣的激发)是可以培养的。

语文学科在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教育，因为21世纪的现代社会需要公民具有更多的现代素质，而现代语文学科在塑造青少年学生现代人格的过程中不能袖手旁观，科学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核心，是现代人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和身体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使人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使人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获得非与生俱来的灵魂。

只要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尤其是语文教学过程中用科学的教育态度来引导学生学习规范的，正确的语言习惯。教会他们那些流行的英文的中文说法。就不怕中文变成“中英文”了。

对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二

浅谈《阿q正传》中的国民性

《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通过雇农阿q的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悲剧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

小说对阿q饱受摧残的遭遇寄予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对赵太爷等反动势力则给以有力鞭挞；并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痛切批判，表达了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热烈愿望。

《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最充分、最完整地体现了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揭出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始终是把暴露国民性的痼疾作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痼疾进行典型概括，意在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自省，同时也是吁请改革者们共同来改造国民性。

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清政府贪腐无能，中国正在走向衰亡，中国社会变得畸形，畸形的社会必然滋生和传染病态国民性。

《阿q正传》所选择环境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滋生和传染了中国病态的国民性，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从而形成。

阿q的生活、生存方式是卑琐陋劣的，无不一一在展现着一个国民的的劣根性。

在卑琐陋劣常态的生活方式下，阿q做稳了奴隶，在自己的小满足里不自觉地活着。

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

而在这种情况下，阿q似乎看不懂、摸不清真心还是假意，只觉得高兴。

对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三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石黎华。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论毛姆作品中的中国[j]。东京文学，2009(5):8.

[2]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c]//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jean-mariecarré。avant-proposàlaliteraturecompareé[m]。paris:puf，1951:6.

[5]吴晓东。毛姆与中国之间的屏风[j]。新闻周刊，2007(2):86.

[6]葛桂录。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3.

[7]威廉•萨姆赛特•毛姆。人生的枷锁[m]。张柏然，张增健，倪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彩色的面纱[m]。刘宪之，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95.

[9]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在中国屏风上[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0]林语堂。吾国吾民[m]。黄嘉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11]威廉•萨姆赛特•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12]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13]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2.

[14]彭养鸥。黑籍冤魂[c]//杨爱群，王维良。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7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98.

[15]葛桂录。比较文学之路:交流视野与阐释方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14.

对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四

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应指原则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中国文化 价值认同 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 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 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 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1] 张汝伦。中国文化的命运[n]。上海：文汇报，2010-08-28.

[2] 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

[3] 帅泽兵。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1)。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09)：3-4.省略

对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五

论文关键词:孝道；家庭伦理观；个人主义；多元 文化；中庸；跨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李安的早期作品《喜宴》中反映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情节，剖析其潜在的文化背景因素，即 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 哲学。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观看反映中西方文化特征的影片是了解、学习不同民族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电影作为媒体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容与符号，通过解读反映文化特征的电影，可使人们更为直观、形象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在香港著名导演李安早期执导的家庭三部曲三部影片当中，反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华人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而产生矛盾冲突的经历与感受，本文选取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喜宴》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矛盾冲突及体现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年届33岁尚未成婚的高伟同和美国人塞门同性相恋。高伟同的父亲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家族观念。高伟同的一所旧屋，租住着一位从上海来美国的女孩郭威威。为了安抚催促高伟同成婚的高家双亲，伟同与威威假“结婚”。最后，伟同不得不向母亲说明事实真相以及自己与塞门同性恋的实情，高母大为震惊。病愈出院的高父跟塞门谈话，他与伟同关系早就被高父看穿了，但高父决定继续保守秘密。伟同和威威把要孩子的想法向塞门和盘托出，请求他答应做孩子的另一位“爸爸”。在机场，高家二老即将离开纽约时，伟同偕着妻子及塞门，目送二老相互扶持着走去。

复杂纠葛的情节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表面纷繁芜杂的现象有着背后深层的必然与文化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剧中反映出来的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

一、中国人的孝道、家庭伦理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伦理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孝文化就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儒家经典著作《孝经》所提出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尽孝成为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孝经》中“人之行，莫大于孝”也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孝文化推崇以孝为本，倡导要格守父子、君臣、尊卑、长幼、上下之序。在家庭的单位中，孝道讲的是尊敬老人、孝敬老人，顺从他们的意志与思想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根据文化学者朱永涛，孝的一层含义是顺从，即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另一层含义是保持家庭的连续性，子女必须按照祖辈的意志，将家族的姓氏、家业、荣誉等代代相传下去。中国人伦关系之间，“百善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文化具有两千多年的 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代，成为世代传承文化。由于各代人对它的认同，因而一直起到融合代际关系的作用。

在《喜宴》一片中，男主人公高伟同的父亲重病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儿子的未婚和没抱上孙子这样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传统中国 社会人人尽知的孝道信条。若让老父带着遗憾合眼，高伟同无疑就是不孝子孙了。所以在他的同性恋伴侣塞门的建议下，高伟同选择了假结婚。虽然假结婚绝非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作为同性恋的高伟同采取这样一个缓兵之计也实在是出于无奈。其动机是好的:安抚重病中的老父，满足双亲的愿望，顺从父母的意志， 实践中国人的孝道。

与孝道密切相关的还有中国人浓厚的家庭伦理观念。在本片中，文化的冲突浓缩到了家庭这一范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异常强烈的，家庭伦理道德与外国的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家庭价值观注重不同辈分的等级关系，强调一家人相互依靠、孝顺服从、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家庭成员很少要求权利或保护自己的隐私，因为长辈具有绝对的权威指挥、安排家的一切事务，了解每一个人的思想动态，子女只能听话、顺从，否则就是不孝”。在这样的家庭观念背景下，高伟同选择以虚假为手段以欺骗为代价来满足父母的意愿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中国人重视血缘、血亲关系，家庭的单位要比西方的核心家庭大，往往是几代同堂的大家庭，虽然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家庭单位正在缩小，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成员对家庭抱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成员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纽带关系，家庭的功能得到强调。正是基于此种观念基础之上，高伟同虽然生活在讲求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但其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使他不可能脱离滋养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违背家庭和父母的意愿做出选择。

相比之下，西方人更注重个人的感受，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较少受到父母、家庭的约束与限制，享受更多自由权利。比如《喜宴》中的塞门，就没有受到父母催婚的压力与烦恼，能够按照个人选择的方式自由生活。自由是指:“控制自己的命运不受来自政府、统治阶层、教会、或其他有 组织的权威的外界干扰的意愿与能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青年人就会较少地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干涉，较为独立地生活”。在学术界，学者们更倾向于称这一概念为“个人主义”，它表示“个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实现自我，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至高地位”。在个人主义这一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下，西方人的生活更加自主、自由，更加注重个人的 体会与感受，较少纪律性的约束与束缚。

虽然同性恋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事务，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就可以自我做主的事情，它也涉及到舆论的影响和社会的关注。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少还是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家庭的压力。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家庭价值观都赋予了其个体更多自我选择的机会和更大的生存空间，使一位同性恋者至少不会受到像高伟同那样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可以归结为塞门能够较为自由地选择同性恋生活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

在《喜宴》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高家父母所期盼的传统的中国式婚姻为体现的。儿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让老俩口抱上孙子是中国人眼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导演却未能让二老如愿，剧中儿子高伟同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伴侣塞门，这与中国传统水火不容的情节安排是本片的一个主要冲突。同性恋这种在美国已被接受的现象在中国则是不能容忍的。当儿子高伟同最终不得不向母亲告知事实的真相时，母亲无法接受，如五雷轰顶，还反复叮嘱不要告诉高父。 由于大多数 中国人对同性恋行为持反感态度，且无 法律明确声明要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利，所以同性恋者在 社会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与欺压。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社会，以农耕 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较为闭塞，很少接触新鲜的 文化和事物，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人的接受能力较弱。片中高伟同是个在美国纽约做房地产生意的 台湾人，收人、事业稳定，还有多余的房产出租，事业小有成就，其同性恋的身份没有影响他生活的平静、事业的 发展。然而，如果高伟同以同性恋的身份生活在中国，那么无论他的能力如何优秀，学历如何显赫恐怕也难以受到认可，只会被主流社会认为是异端，受到排斥，难以求生存、图发展。

而北美人较为开放，较容易接纳新鲜、新奇的事物，文化呈多元性、多样化的特征，与他们移民国家的性质有较大关系。美利坚和共国就是数个不同民族、种族和信仰的集合体，所以“美国被称之为一个‘马赛克夕国家—是由不同颜色的小个体构成的一副图画。表面上是一个国家，但若仔细看，就会发现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个体仍保持各自鲜明的特征，各不相同”。由于各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整个文化呈现出内容迥异、各具特色的特征。所以，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对新生事物及现象能够较容易理解、接受。美国社会认同同性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认可，但是他们深信个人对各自生活选择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因此这种社会的多元以及包容性使得同性恋以较为自由的形态出现在美国社会。

三、解决中西方婚姻矛盾问题的“中庸”处世 哲学

影片充满了微妙的细节，这些细节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文化冲突之后的一种和谐。在《喜宴》的最后，高伟同在一番挣扎后终于向母亲交待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这样的情节在中国的影片当中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同性恋这个在中国社会很难被认同的概念被运用于影片中主人公身上，这是与中国父母所期盼的传统婚姻相对抗的尖锐的事实。中西方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不同观念的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导演李安巧妙地运用影像 语言解决了这样的冲突。在机场送别父母时，郭威威、高伟同、塞门三人百感交集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镜头，这三个原本立场对立的人，怎么会拥抱在一起呢？其实，导演正是通过这样的画面传递这一信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是可以共存的，一种是被尊重的同性爱情，一种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婚姻。

这样的矛盾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中庸思想，即折中、调和不同的思想与意识，使人们的行为、做事不走极端，寻求和谐宽容的氛围。对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就是“和而不同”，只有接纳了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才能和谐共处。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体现了中国人面对差异，面对异己的宽容接纳的心胸与睿智。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具体讲，中庸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度”，是人们行为做事不走极端的合适的行为标准。

“中庸概念对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这个名称不仅仅代表一个地理概念，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掌握中庸这一原则，他们已经发现了哲学所有学派的基本事实”。在中国人看来，掌握了中庸之道，即掌握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前应对自如，它是一个人成熟练达的标志。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讲中庸之道其实就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中庸》中描述了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就是“从容中道”。它是达到中庸后的人的一种高度自觉，不期而然，不有意而为，却无所不为的境界。”这是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成为生命的习惯时，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喜宴》纷繁复杂的剧情反映了中西方各自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它包括中国人的孝道观、家庭观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家庭观；中国相对传统保守的文化特征与西方多元开放的文化特征；以及在解决同性恋事实与传统中国式婚姻的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中庸”处世哲学。透过生动的电影情节和人物的精彩表演，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重要的是对异域文化、风情习俗的了解与认知，本土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对比与感受。电影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实际上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在习得、接受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理解、认知着文化的差异及冲突。因此电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语言学习者可通过观看不同国家的电影，来直观、生动地学习、了解文化的差异，并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意识及文化敏锐性。

对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六

摘要：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比较文学的发展为中学贯彻比较文学教学理念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活动中自觉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引导学生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的意识和胸怀。这样的结合将会为培养初具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提供帮助。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世界性眼光

比较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它适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学科方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宣扬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更显示了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它已步入高校课堂，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考陈惇老师的研究资料：1990年，它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同时还把比较文学列入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高教司在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课设置的意见中还取消了过去多年开设的外国文学，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而在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分别开设的两门课。1998年之后，比较文学开始被列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1]。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经是师范性和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专、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毕业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主要来源。其次，比较文学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衔接变得顺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的蓬勃开展，如教育部组织开设的各种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省培”计划，以及在职教育硕士研究生逐年扩大招生数量，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的变化，高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进入高校为主，不少人都选择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尤为突出，这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存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学，具有指导中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连接途径也变得更加迫切。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引进、介绍到后来的改造、纵深，并在国外比较文学普遍走向危机的情况下，成功接过了学科大旗。在相关学者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尽管关于“学派说”尚存争议，但它起码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较强的学科主体性。在众多国内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中，典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这一定义中的方法论、“世界性眼光”、“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反映了比较文学强化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以及面向世界的学科视野。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导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衔接，把比较文学理念往更高层次推进，显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旺盛势头和新鲜的学术活力，以及与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变迁息息相关的学科敏感性。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是以中学生为授课对象传授汉语基本知识的教学、学习活动，它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外，更侧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根据中学语文新课标的相关规定，语文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人文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学生对人以及生命的尊重。这与比较文学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从倡导理念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视野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就在中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首次运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比较文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的参考教材《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由黄燕尤、葛桂录、赵峻、张晋军四位专家级学者完成。

山东省教育部门于2001年曾召开过全国性的中学比较文学研讨会议。山东寿光一中近年来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为中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进行准备。西北师范大学李晓卫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的题目是“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在论文方面，近年来由高校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完成的相关科研论文大概有16篇，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向：一为理论探讨，如《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运用比较文学拓展语文课堂》《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邹建军访谈录》《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比较文学观念与中学语文教学》等；二为教学实践探讨，如胡亚渝的《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系列。后者为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范例，对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成果来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较文学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关注理论建设，侧重探讨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在学理层面上的衔接；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则从实践出发，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课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性，限制了它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使用限定在对外国文学课文的解读上。在现有的课文解析中，影响研究的阅读方法占据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读的较少。但比较文学真的就不适用于那些与外国文学没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吗？平行研究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真的就没有市场吗？笔者看来，影响研究固然能够体现学科的严谨性，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捍卫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尊严，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毕竟与外国文学课文相比，中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来源。这些课文，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多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联，因而进行影响研究是不现实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实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平行研究，比较文学可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研究者的担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x+y”式的比附，从而歪曲了比较文学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重中之重，而非严格遵守比较文学定义，即使应该遵守比较文学定义，也应该是不同于高校的专业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比较文学理解应该适当放松严谨性，代之以灵活性、开放性，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变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为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增添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自由联想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学现象并没有继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文学现象只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劣质材料。但就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种简单随意比附却可能为教学增添趣味，使得学生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成为可能。尽管比来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点，但在这种“乱联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记忆链，却可以使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尽管这可能偏离了比较文学原意，但它对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能力显然很有帮助。因而，就观念上讲，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应强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教师在解读课文时尽可能采用影响研究，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强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证所有中学语文课文都能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学语文以及中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水平。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因素是语文教师、学生、家长等，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学生。但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中心地位往往会被教师取代。对中学生而言，他们的自学能力尚在培养过程之中，因而，这种取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语文教师对中学生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而侧重教材的编写和教改方式，实际上相比于其他客体因素，占有主导性的教师才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主要考察的对象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具体来说，中学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贯彻到备课、授课、课外辅导等教学实践之中；对学生的要求则是，要学会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去分析具体文本，由此锻炼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形成宽阔的视域。前面已经提到，就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构成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大批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选择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岗位，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好地反馈中学语文课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外国文学的课文较少，中学语文想当然地就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专业）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与比较文学的链接则形成了观念上的想当然，即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外国文学，想当然地以中国文学为本位来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学生如果立志进入中学当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专业必然是其首选的专业课程。这其实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比较文学的最终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文学，它的跨出去和比较视野的中心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它强调的是在多维度、多视角前提下对本国文学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会大大丰富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大都开设在中文系课程里，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中学语文教师要想厘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就不能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这是把比较文学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提条件。

（二）实施策略

如何把比较文学引入教学实践呢？就中学语文教学活动而言，语文教师的主要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课外指导、批改作业等。首先，备课要充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课文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比较文学的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教师备课的时候，除了介绍作者之外，更要强化学生对译者的重视，并由此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不能深入展开，但教师势必要让学生明白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差异，使学生明白文化语境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都直接被当成外国文学作品来讲，这是有问题的。除了翻译问题，同样要讲的还有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等问题。如果课文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并与外国文学有直接关联，那么就可以延续影响研究的思路，寻找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以及产生的中国式变化。如果课文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系，那么教师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扩展学生的思考宽度。比如教师可以用主题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和效果。教师还可以采用类型学方法，探讨不同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里的表达。在备课过程中，教师的思路要明确，即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要足够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扩展备课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备课质量。这就涉及了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较文学方法对相关中学语文课文的解读论文，都可以直接为教师所用，这就能大大节省教师们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也为高校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中学语文课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师的备课和组织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把比较文学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难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可以采用幻灯片和视频资料等方式，教师充分利用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异域文化特色，使他们能够形象地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学差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涉及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文学特色，使之能够明白外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理解和提升对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要适当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也是语文教师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基础知识时，教师应结合具体文学现象，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从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学生形成大致理解轮廓。

比如可以先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白何谓影响，何谓平行，即使这种简单化会使学生产生误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进，讲解翻译研究、阐发研究等。只让学生理解，不求学生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胸怀要宽、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广、眼中有他国。尽管这样的要求有点高，但应该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初步意识。在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这个具体操作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比较文学素养，因而，老师的比较文学素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师在课外辅导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比较文学相关书籍，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进行最为合适。比如，利用一周时间推荐学生阅读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和相关论文，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关于世界文化的书籍，使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可以用推荐的方式减少阅读数量，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起码知道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络等工具来寻找答案，培养学生寻找答案的自学能力。最后，学生除了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观念已经形成。对中国的中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是未来中国的主人，更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决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更宽。比较文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意识，要把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识当成比较文学教学的最终指向。除了学习、阅读之外，有条件的话学生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交换学习，在视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学生。这当然过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到此可以归纳一下。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师。提高教师的比较文学素养，这是核心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学生，促进学生具备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这是落脚点。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具体方式着手：(1)教师培训。中学应有针对性地组织语文教师进行比较文学的培训。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培训政策，组织了相关项目，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培训院校强化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这是强化中学语文教师理解和接受比较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培训过程中，相关研究者应该结合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理念和实践方式。(2)授课环节。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选择国外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3)课外阅读。阅读有益于学生初步接受比较文学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视野和文学的民族空间。

三、结语

比较文学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势必会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全新的理解视域。它将会促使学生形成国际性视野，以包容心态面对文化差异，以更广阔视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对比较文学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它一直纠缠于繁琐的理论讨论上，空谈学科人文关怀和价值，缺乏具体现实指向性，而该问题的研究势必对比较文学提升学科品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结合与应用的逐步深入，培养初具国际化素养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学生将不再是一种空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也必将会有崭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1]陈惇。比较文学教学的回顾与思考：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而作[j]。中国比较文学，2005(4)：14-15.

[2]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81.

对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及收获七

   【摘要】：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

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得既是养生又是战略。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在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察网()摘录自《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注释：

[29]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5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