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总结 外国文学史的心得体会(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关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总结一

前些日子，读两本关于季羡林和鲁迅的书，两位大师在书中谈到读书问题时，都首推中国古典名着《红楼梦》。我除了看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外，居然没有完整地读过小说，实在脸红，于是赶紧找来《红楼梦》看看。

开始有读《红楼梦》的想法，只是想真实地看看小说写得到底有多优秀，竟赢得众多国学大师们一致的好评和首推。谁明白，第一次翻看小说原着之后，我居然立即对它有了一种难以释手的感觉。曹雪芹笔下的情景、人物跃然于纸上，恍惚间自我仿佛置身于小说所描绘的精彩纷呈的世界里，小说人物的悲欢喜怒紧扣着我的心灵，由不得你不紧紧跟随着小说情节往下读。此刻小说已读完三分之一，但其中有个情节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和美感的享受，不把这种感触记下来，只怕哪天遗忘了，就实在枉费了这番功夫。

在小说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椿龄画蔷痴及局外中，贾宝玉因在王夫人房里调戏小丫环金钏儿惹祸后，一溜烟跑进了大观园里。当时正值酷暑正午时分，园内满耳蝉声，静无人语，宝玉却在一处蔷薇架下发现一个女孩子正蹲在花下，一边悄悄流泪，一边用手中的发簪在地上画着什么。

宝玉因这个看起来面熟的女孩眉蹙春山、眼颦秋水大有黛玉之态而不忍离去，只管站一旁痴痴地偷看。看了半天，发现这女孩用簪子在地上一遍遍地画着蔷薇花的蔷字，足足画了几十个，却不知何意。读到那里，不光宝玉不知这女孩子写蔷是为何，我也只以为她正在蔷薇花下练习写字呢

疑惑收起，继续往下看。

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中，曹雪芹才把之前宝玉的疑惑解开。一天，宝玉无聊想听曲子解闷，于是便来梨香院找到唱曲最好的龄官(贾府为迎接元妃省亲，从姑苏城买了十二个小戏子养在大观园里，龄官是其中唱得最好的)，谁知应对全贾府上下最受宠、最帅的公子哥，这龄官根本不买宝玉的帐，一句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我们进去，我还没有唱呢，就让宝玉吃了闭门羹。

原本躺在床上养病的龄官因见宝玉也在她的床沿坐下，便起身躲避，宝玉这才看清，原先这龄官正是之前在蔷薇架下画蔷字，有黛玉之态的那个女孩。生平头一次受到这样的冷遇，宝玉只得红着脸，讪讪地出来，院中药官等其他几个人问明原因，便告诉宝玉，等蔷二爷回来让她唱，她必定会唱的。宝玉问贾蔷去哪里了，众人说，必须是龄官想要什么，蔷二爷想法子给她找去了

正说着，贾蔷拎着个鸟笼从外面回来。原先，他花了一两八钱银子(古时算是一大笔了)，买了一只会衔旗串珠的金丝雀儿来，想给在大观园里天天发闷的龄官开开心。蔷二爷带金丝雀去屋里给龄官表演杂耍，逗得其他一帮女孩子都十分高兴，独独龄官并不开心，仍赌气躺下假装睡着。

贾蔷只得上来陪笑问她好不好，龄官便骂他：你们家把好好的人弄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贾蔷一听这话连忙站起来，又是赌神起誓，又是道歉，最后把那花了近二两银子才买来的金丝雀儿放生，连鸟笼子都一并拆了。

可龄官还是不依不饶，抱怨自我生病咳血，贾蔷不找医生来看却来取笑她，贾蔷一听，又连忙一边解释昨儿晚上我问了大夫，一边就急着要出去请大夫。龄官却又叫他：站住，这会子大毒日头底下，你赌气请了来，我也不瞧。贾蔷只得又站住

宝玉看到此处，猛然才领会那日龄官画蔷字的深意。不光宝玉，每一位读者读到那里，内心肯定都与宝玉一样被深深打动，更会为贾蔷、龄官二人心中那份单纯、朦胧的感情而感动。

曹雪芹以贾宝玉的视角下笔，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了看似平淡的两个场景，情节简单却细致真切，仿佛就是发生在我们自我身边的平常事一般，通篇没有一个表示爱慕或喜欢的字眼，更无任何暧昧意味。

但蔷、龄二人之间相互爱慕、一心牵挂对方的那份纯真、无暇的感情，尤其是龄官在地上反复写贾蔷的名蔷字时的那种少女情窦初开、心灵暗许对方的美丽情感和贾蔷被自我心爱的女孩嗔怒时略显笨拙的猴急态，却跃跃然于纸上，让人回味无穷。

蔷、龄二人之间这种含而不露、于点滴间现真情的感情表达方式，正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民族性格与美学价值观的典型体现：以含蓄、温文而雅为美学欣赏的最高境界。这种民族性格特点与美学价值观伴随着几千年中华礼貌的发展，一代代传承和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核心之一。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前段时光，电视台上播放的一个广告，资料是鼓励我们，就应鼓足勇气，对辛苦养育自我的父母大声说出我爱你!类似的资料也常在各种媒介、刊物上出现。诚然，做儿女的以何种方式表露自已对父母的感情，完全是个私人问题，但在各种大众媒体上反复向人们传递就应张开嘴巴大声说出爱的讯息，也许会在潜意默化中影响和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见面拥抱、亲吻，张口闭口必love，这是西方社会人际交往的习惯，但东方人却没有这样的习惯。每个民族的人际交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是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是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特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自然镜像。正因为东西方历史文化不一样、民族性格迥异，自然使得东西方民族的人际交往及情感表达方式差异很大，而这种差异也正显示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习惯与情感表达方式，说到底毕竟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手段而已，它并不代表内在的本质。西方世界不论家人、朋友还是邻居、同事之间，拥抱、亲吻、张口闭口love个不停，但西方世界并没有因这看似友善亲密的感情而成为王道乐土，历史上西方国家之间相互征战讨伐不断，还有黑暗残酷的中世纪、血腥的黑奴贸易、灭绝人性的殖民扩张、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哪一件西方世界能脱掉干系?

中国人感情内敛，不善言辞，父母、子女、家庭成员之间绝少说爱，但这并没影响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更没有阻挡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的礼貌之邦的脚步。因此，对于不一样民族各自不一样的情感表达和人际交往方式，大可不必厚此薄彼，甚至想用单一某种方式统领全世界。

中国人常说，决定一个人怎样样，要听其言、观其行，不仅仅要听他说了些什么，怎样说的，更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些什么，怎样做的。做子女的感怀父母的养育之恩，对父母尽孝心，说些暖心的话诚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以自我实实在在的行动向父母表达爱与孝。

关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总结二

这是我为祖国六十年华诞献上的一首诗歌，已经在《合川作家》发表了。从1983年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第一首小诗《夜来香》到现在，我的文学梦一做二十几年，真是大梦不觉醒，越梦越深沉。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高一学生的我，很荣幸的加入了当时合川一中的星花文学社，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走进了文学这神圣的殿堂。岁月流逝，我已经执鞭教学二十年，从事语文教学的我，把文学创作当作我的第二事业。在我的心里，热爱语言就是热爱生命。

语言的魅力在哪里?我们常常说，有的时候，语言真是苍白无力，不能够表达我们的内心，但是，除了语言，我们又拿什么来表达呢?白居易用“此时无声胜有声”表达了一种微妙的感觉，而我们却借用他的语言来掩盖我们语言的乏味。毛主席说过，“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丰富的语言，连面目都是可恨的了。所以，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热爱语言吧，孩子们，语言是我们表达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中学生学习语言有最便捷的路，我们的语文书有着最丰富的语言，那是我们学习的经典。比如我们学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看到一个残疾人对生命的追问，他在那苍凉荒芜但是并不衰败是地坛里看到了时间，看到了生命，也思考了生命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该由一些人来承担生活的苦难?他写得多么好啊，那些阳光，那些杂草，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废墟中的小昆虫，仿佛在我们的眼前一一出现。我们在他的文字中接受洗礼，觉得自己也变得有了细腻的感触，有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他用语言为我们开辟的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境界啊。一本语文书有着大千世界，我们在唐诗宋词里感受古代的文明，我们也在外国作品里接受异族的文化，世界因为语言而格外精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让我们领略诗情画意，“我有一个梦想”让我们和黑人一样渴望世界的平等自由。“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让我们体会潇洒，“我答答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让我们饱尝错误的无奈。

我们学习语言要像树叶接受阳光雨露一样，还要像树根吸收土地里的营养一样，在生活中学习，我们会有着更鲜活的语言。

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大胆的写。要从寻常生活里发现别样的美丽，这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还要有一颗敏感善思的心灵。我们不要被简单的生活蒙蔽了，因为生活是一张没有厚度的纸，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折叠起来，反复的折叠起来，生活就会有厚度，我们就会有新的发现!我们要在生活找寻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我们只要还有善感的心，我们就不是麻木的，就能够创造出新鲜的文字和感人的文字。我们来读读我们的熊维鹃老师的诗歌《童年》：

榆钱又挂满了树梢/阳光下牵着手走过的/不是你我是我们 遗失了的/时光/清风吹过/田埂上有紫葡萄的清香/洒在亘古的黄桷树下/是我们的欢笑和/我们的忧伤/橘树上少了我们的脚迹/她还是 枝绿叶茂/校园里消失了我们的声音/她依旧 喧闹着笑//那一方天空/蓝得那么圣洁呵/年轻的你/是否和我一样?/蓝天下/是悄悄吃着零食的课堂/是偷偷打过主意的花坛/是园子里的游戏/是操场上的追逐/还是那条星光中/牵着手走过的泥泞小道?/童年的花/已经失落得太久/总在夕阳西下时/看见你 向我走来/迎着斜阳//儿时的伙伴呵/只有你不变的眼/才是我最灿烂的黎明/和黎明下/最快乐的 童谣!

她谨以此诗献给她最快乐的童年和最纯真的伙伴。我们都有童年，我们也都有相似的经历，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来呢?我们也能够写出来的，只要你大胆的去写。我们再来读廖衍尚老师的诗歌《我们都患甲流了》：

我们的仇恨/ 都没有阻止甲流的传染/风靡全球的甲流/ 无分别地感染了你和我/就让高热来临吧/ 我们早该温暖冰凉的心了/就让咽喉肿痛吧/我们早该降低说话的分贝了/就让咳嗽响起来吧/ 总比相遇时漠然无声强/还有什么也让他来吧/ 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你和我——男人、女人，白人、黑人、黄色的人/东方人、西方人，南方人、北方人/我们很久没有这么相同的症状了/ 现在，我们都患甲流了

看看我们的老师，他们用善于发现的眼睛看到了普通生活里不一样的诗意，所以，今天，我们也期待着，你们也会写出更多更加有时代气息的文章，因为，你们是我们的未来和骄傲。写吧，写吧，用我们的笔写我们的心，写出春花秋月的娴静美好，也写出风雨雷电的凌厉壮烈，写出我们青春的诗意也写出我们求学途中的艰难，写出对明天的渴望也写出今天和昨天的一切，写吧，写吧，让我们等待收获的季节，让我们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赞美你，我的祖国

巍巍的高山已经谱写了你的庄严

滔滔的江河已经欢唱着你的美丽

我回首历史

悠悠的岁月已经把你的苍茫绣为神圣的画卷

那些文明就是华彩那些屈辱成为阴影

我站在世界最高的高原上深情的呼唤你，我的祖国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赞美你

我不能再用李白的诗来歌唱你的雄浑黄河

我也不能再借苏轼的赋来咏叹你的不尽长江

那么多的诗人已经赞美过你

那么多的歌曲已经颂扬过你

我不知道怎样来赞美你

我看见东海的日出

想你就是那喷薄的朝阳

可是也已经有人这样歌咏过你

关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总结三

：

在欧美比较文学出现危机之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却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很多高校建立比较文学教研室，并经常召开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虽然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比较文学的危机之争依然存在，甚至在教学方面也出现了空壳的现象。中国的比较文学欲摆脱危机应从高校入手，致力于培养比较文学专业人才。

：

比较文学；危机；策略；专业性

从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到现在，比较文学是否存在危机仍然是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争论的热点，比较文学起源于法国，主要代表人是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等。之后，美国将其发展壮大，从局限的渊源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扩散到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韦勒克、雷马克和奥尔德里奇等。后来，我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释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等具有我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但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不应该拾人牙慧，应致力于寻找解决比较文学危机的新方法，以发展壮大我国的比较文学。

艾金伯勒在其著名的带有论战性著作《比较不是理由》中，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及其争论做了一个回顾，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作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看作相互依赖的整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点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作是能促进人们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

以一种开阔的研究胸怀，拓展和丰富了比较文学跨越性的范围，设想了理想的比较文学前景。并指出了比较文学中存在着狭隘的地方主义、沙文主义、政治干扰等问题，进而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批评了法国学派忽视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文学的内在规律的倾向，进而对美国与法国学派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勾勒出更为广阔和更注意文学性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规划。艾金伯勒在危机的呼喊中提出了理想比较文学的愿景，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此外，美国学者勃洛克的论文《比较文学的新动向》可看作美国学派对论战所作的总结，一方面他肯定了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机械的研究影响和渊源、事实关系及文学作品之间所谓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使得比较文学在方法和方法论见解方面变成了一潭死水，致使比较文学无法从当代充满活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冲动中得到裨益，从而使比较文学危机不断。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同时应用分析方法和关系方法从文本出发。勃洛克认为，危机不等于灾难，我们应该意识到危机，甚至自愿接受这一危机，从而产生一种创造的努力。在他看来“当前比较文学需要更多的是伟大的榜样，而不是抽象的方法论公式。灵活性、努力的多样性，甚至彻底的主观性都是不可缺的条件”。比较文学定义的纷争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比较文学很广泛，不应该用一个明确的定义给它设限。当前比较文学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应该在理论上兜圈子，而是应该付出行动，创作出优秀的实践上而非仅仅是理论上的作品，从而给广大的学生树立榜样，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去研究比较文学。巴登斯贝格曾设想能通过发展比较文学来“为新的人文主义做准备”，比较文学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它需要研究者具备聪明的头脑、机智的态度，并拥有博大的胸怀及博学的知识，它最终会将人们引向团结、同情与爱。

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应加强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争取成为比较文学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后的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中国学派。纵观国内：中国比较文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兴以来，一直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各大高校招收比较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在增长，而在本科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大学更是不断增加，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也成为国内一级学会之一。此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实绩也日益丰富。目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经费日渐充实，建制不断拓展，学生就业前景也很好。由此看来，“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乐黛云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说法，或许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很多学者已经宣称自己就是中国学派，有学者的著述也阐明了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张隆溪先生曾指出，“学派往往只是一种历史的总结，一般都是文学史家在后来追认的，哪一个学派都不能靠自我标榜就可以建立，也不会因为自己宣布成立了学派就能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强调：“一个学派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并因此形成了某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承认。”要想获得学术界认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拿出高水平，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来，以实现所谓的中国学派。我们必须先发展完善比较文学，而后再建立一个学派。若想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当务之急应从学校、教师、学生入手，以改善教学方式为主，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同样，培养比较文学的后继者是壮大比较文学的重中之重。

黎皓智教授说过，“比较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科，自我更新的周期很快。欲想改变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滞后状态，应该寄希望于青年学子。青年人的思维最活跃，如刘勰在30多岁写成了《文心雕龙》，王国维30岁出头完成了《人间词话》，鲁迅在26岁时写成《摩罗诗力说》”。王向远教授认为：“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视野，超越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局限，以东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视阈与文学研究融合，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融合的方式，形成了‘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形态与特色，也使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6]比较文学应主张多中心、多视角来看待问题，提倡各种理论主张和视域的融合，以此来开拓思维空间。因此，各大高校应从自身的中国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培养学生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的精神，而不是去堕入空洞的“学派”概念之中，用死板的定义禁锢发散的思维。

王向远教授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充实与更新；李伟昉教授提出了比较文学教材内容的改革与更新；王鹏教授提出了国内比较文学教材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学术研究需要个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教材应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通过在学术研讨会上的交流，老师们可以发现问题，更新授课内容与方式，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比较文学，进而促进比较文学更好地发展。若想壮大比较文学还应当从高校入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作为一门学问学科出现。“在1929年到1931年之间，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新批评派的大师瑞恰慈（ivorarm>

有的比较文学的教授们让学生阅读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等各种学科，比较文学界“最热烈的讨论是理论，而不是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自然会很容易迷失方向，不知道“究竟该比什么，怎么比”。比较思维的理念、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被人文社会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所共同使用，其理念与方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科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共享资源。国内各高校纷纷成立比较文学专业，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学校却是打着比较文学专业的旗号设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学与文化”“西方文学与文化”等，如果是沿着这样“文化化”的路子，那么，这个学科或许真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比较文学可以休矣。更有甚者，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开设大量无关文学的专业，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变成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正如苏源熙所言：“比较文学并非是自己历史上的主人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个整体，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并不是要我们否定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在教学的过程，是否应该强调文学的中心性，立足于文学；对于本科生是否更应该讲授比较文学的实例专题，而不是在理论上不停地绕圈子，本科时基础打得不牢，研究生阶段又如何更好地掌握比较文学这个“高级研究”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上的检验，一直围着理论兜圈子，又如何检验理论是否适合呢？比较文学的老师肩负重任，要想培养出优秀的比较文学学生，首先，老师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巴斯奈特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人一开始做的并不是比较文学，然而他们最终都从不同的起点，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旅行到比较文学”中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心理学，甚至神学等领域的老师成为了比较文学专业的老师，这样各有侧重点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未必是真正的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只是打着比较文学的旗号从事着别的领域，这样肯定会使比较文学慢慢退出自己的领域，造成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现象。比较文学研究为不同领域工作的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较文学的危机”确实是“危”和“机”并存，应该抓住“机”，拣选专业出身的教师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文学精神，使学生成为比较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知道分子”，在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还要发挥学生们的胆识与灵活性，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拥有彻底的主观性，并敢于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这将有益于创作出比较文学界的佳作。

[

[1]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a]。干永昌，等。比较文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1.

[2]勃洛克。施康强，译。比较文学的新动向[a]。干永昌，等。比较文学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16.

[3]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6.

[4]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j]。读书，1981(10):132-138.

[5]黎皓智。比较文学的学理基础与学科建设[j]。南昌大学学报，2004,35(3):96-109.

[6]王向远。“跨文化诗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态特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3):53-59.

[7]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1986,12(2):195-211.

[8]梁建东。比较文学的轻与重——与张隆溪先生谈比较文学的发展[j]。中国比较文学，2011(1):64-71.

[9]侯春林。试论比较文学的学派纷争[j]。绥化学院学报，2014,34(3):57-68.

[10]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体系初探[j]。中国比较文学，1995,(1):18-40.

[11]马晓华。“拿来”与“重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教学视点[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16(6):68-78.

[12]王峰。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兼论第四种比较文学观[j]。天津社会科学，2006(1):110-115.

[13]bernheimer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m]。baltimore:the johns hop 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1-2.

[14]saussy ite cadavers stiched from fresh night mares: of memes,hives,and self -parative literaturein an age of globalizaion[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157-159.

[15]basnett 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m]。london:wiley-blackwell,1993:1.

关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总结四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不同。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几乎是同时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外贸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

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

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挣扎，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就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关于西方文学的心得体会总结五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石黎华。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论毛姆作品中的中国[j]。东京文学，2009(5):8.

[2]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c]//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jean-mariecarré。avant-proposàlaliteraturecompareé[m]。paris:puf，1951:6.

[5]吴晓东。毛姆与中国之间的屏风[j]。新闻周刊，2007(2):86.

[6]葛桂录。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93.

[7]威廉•萨姆赛特•毛姆。人生的枷锁[m]。张柏然，张增健，倪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彩色的面纱[m]。刘宪之，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95.

[9]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在中国屏风上[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0]林语堂。吾国吾民[m]。黄嘉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11]威廉•萨姆赛特•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12]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13]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02.

[14]彭养鸥。黑籍冤魂[c]//杨爱群，王维良。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7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98.

[15]葛桂录。比较文学之路:交流视野与阐释方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