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通用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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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依靠当今世界格局和世界发展所提出的融合世界脚步、跟随国际发展的重大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致力于大国外交的基础之上，着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上的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都大力推进了经济发展，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经济，当今国际面临的经济挑战。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等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逐步深化，在带来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还是处于低发展、低效能阶段，经济发展依赖自然开发的程度较大，科技创新程度低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污染、高消耗的粗狂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国际发展要求，科技动力与新能源不足以拉动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的条件下，本国的经济走向便故步自封，难以融入到国际的大背景之下。而放眼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

贸易往来与合作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力量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由此看来，经济欠发达地区与较发达地区发展经济都离不开对外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实现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构建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显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保障。

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中国致力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亚洲经济发展的态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经济发展的倡导者，在和平外交的作用下推动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合作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流背景下，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精神，共同致力于区域经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二

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人类命运的总体思想，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思想要密切关注中的现实社会，并洞穿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也是它被视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重要因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漠不关心，都不能不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背离。

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作为思想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反思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境遇，进而追寻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所要坚持的方向。当抽象思辨从天国降到尘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由现实生活开启的历史任务——切入时代根基去感知历史行进与人的生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情结合之后，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不可推卸。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考空间。

其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时代展现。黑格尔曾将哲学视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精神生活内容的反映，理论一定源自特定时代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倘若伟大理论的诞生只是源于封闭书斋的冥思苦想，无异于在“头脑风暴”中独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仍面临着把现实生活据为己有的任务。依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必定只能从理论与现实的接洽之处生发而来，易言之，它要打通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城垣。在黑格尔那迷宫似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尽管给人一副厚重的历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形象却站立在“精神的沙滩上”。马克思基于现实生活表明理论的来源，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自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视角，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种努力。查尔斯·泰勒曾言：“历史的极致，是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体现自由的共同体。”[2]（p149）共同体原本是“无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因其并未产生私有观念而表现为原生意义的社会；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与交往带来的私有观念，那么意味着原生共同体的瓦解与追寻理想社会的启程。谓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现实中的不理想，因为共同体在向社会的过渡中，私有制的出现使其性质发生异化。例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就是“在没有私人所有的共同体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统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同样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3]（p214）。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似乎并没有退化至穷途末路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最终使得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共同体获得现实依据。因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

其二，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在现实社会中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必然关涉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毕竟社会的总体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发展，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程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实践”概念作为开启哲学革命的武器，马克思在彻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丝毫没有脱离理论形态由以生发的现实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种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正是如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见物不见人”、“经济决定论”等论调，无不显得滑稽与荒诞。

致力于追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自身与时代的强烈共振，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在不断解答社会变化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图景。在现代性特征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存在样式：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所显露出来的一张张“扑克脸”，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在现实社会中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宰制，还原本真的人类生活。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种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全球合作,多层次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区域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主流和本质。习近平主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在同一条船上,分享责任,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这里出现和广泛使用,包括了多层次的范围,不仅从国内到边境边境地区和周围,甚至不断扩展到亚太和整个世界。近年来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和强有力的应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东盟,周边国家,如欧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活动里均反复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g20国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等等。以上迹象说明,“命运共同体”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新的会话标签,与外交战略中时时贯彻的明确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念,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要求。

“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形势中我国外交方略以及经济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适宜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基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围,打开,迫使对方,相互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的华人共同体思想,建立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政治互信为导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经济为目标,军队,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振兴发展的国家,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地区安全共同体思想“命运”、“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思想”的责任。毫无疑问，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为逻辑线索,来观察人类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命运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观察,马克思人类命运和人类发展的独特的视角,共同体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才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断生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显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思想和自由的人。从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体思想,以下的结论可以到共同体思想的原则规定:关节,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本质;民主,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体思想;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个人现实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思想是各种所有制的前提,社会阶级斗争史前史和终极价值取向。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在国际交流,国际事务中,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间发展趋势和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害怕动荡,是稳定的,希望一切都好。“为什么中国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平发展道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强烈强调和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推动和平发展,是基于当前国际社会是一个社会命运的客观认知。“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的基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是一种发展。创建人类命运社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每个人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依据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统一。当代“命运共同体”建设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古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感到最亲切的条件——“小康社会”。实现小康,当然,一些具体的标准,将去大同,世界将来肯定会逐渐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实用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命运”人类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则,因此,实施“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克服和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有助于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积极构建社区的命运,让中国在国际环境的和平安全,从而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党的18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看到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显然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安静、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减缓和压力不受外界干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

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

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

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

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早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就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这一论断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必须要追溯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哲学观念.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明确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要建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必须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存理想,以便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这一命题最初的根本性含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作为19世纪人类生存理想而提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从时间视野上来看,具有“将来时”的本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长期以来,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本人则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关注“改变世界”.这种片面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论包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维度,因而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这一“解释世界”究竟是什么含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解释世界”,主要是指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其中,尤其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绝对真理”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显然,这种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的思维,只是把“世界”的“本质”,即作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反思出来,而哲学也到此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就仅仅是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说明的一种唯心论的做法.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就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了呢?显然不是.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世界”做出的“解释”.问题是,马克思所做的“解释”和以往哲学家所做的“解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不“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怎样解释世界.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解释；第二个层面,是批判现实世界而做出的解释；第三个层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对世界提供了“引导”.对于这三个层面,笔者分别概括为“本质性的解释”“批判性的解释”“建构性的解释”.

首先看“本质性的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在对“世界”做出某种“解释”,但区别是,马克思不再是唯心论的“解释”,而是以对“世界”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世界（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形成的产物,即世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的产物.这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所给出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就本质性的解释维度来看,这是马克思对世界本质的一般性解释,即关于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判断是对“世界之一般”的判断,因而从时间维度上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从来都在其实践活动中对象化人的本质给世界,世界便因而成为“属人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就时间维度看,“本质性解释”是在一切时间之中,亦即“全时间视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释”.马克思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于是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批判性”的解释.更清楚的表述是,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根据第一个层面的对世界的解释原理,马克思进一步进入第二个层面来对世界进行批判性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对物的依赖性”对象化到世界中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世界,表现的是“人对物的依赖性”,这种对象化的产物就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进一步说,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而是掩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质应该是包含“类本质”的社会性本质,并且只有“类本质”才构成人之为人的决定性本质.而资本主义世界显然破坏了人的类本质,进而也破坏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就体现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解释”.这构成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第二个层面.然而,仅仅是对世界的批判性解释还不够,因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即以塑造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理想的方式,对未来世界做出建构和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建构性的解释”.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十八大报告中被首次提出以来,从周边国家延至区域并逐步走向全球,从构想到实施,一个源于中华文明但又符合全球发展潮流的中国世界观已经形成.十九大以来,作为一个基于中国语境的全球公共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将有效助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定位,也是中国语境下全球传播的新使命.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近40年来的社会发展结晶,融合了中国文明和中国语境的道义内涵,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和谐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提炼.首先,中国社会近40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国泰民安的空前盛世,与当今世界各地的混乱和无序形成鲜明反差；在互联网应用、高新技术、环保和军事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步；精准扶贫取得实质性的阶段成效；在文化领域,推动了文化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在这样一个宏大历史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延伸和智慧结晶.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也源于中国历史的“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不仅体现中国的“和合”文化语境,也“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全球观的价值体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和谐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解决中国问题,也要解决全球问题；探索能解决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之道,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共理念.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从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到联合国大会、达沃斯论坛等各种国际场合,不断提出、阐述、充实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公共理念,以天下为己任,同时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政治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安全上摒弃“冷战思维”,确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新前景,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环境保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全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特别强调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样的表述不仅发出了中国声音,也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当然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公共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纵观当今国际秩序,形成于二战结束,发展于冷战之后,变革于新世纪的信息爆炸时代.从民族国家主权的设立,到国际法体系的建立,均是以西方世界为主导,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理论上,都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宰.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战略,“二战”以后这种国际秩序已越来越无法解释或解决世界各地的问题,尤其无法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困难.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急需一种符合当下国际形势新格局的“非西方”的全球公共理念.1.当今世界秩序的维护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了历史新高度,俯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做出的理论贡献.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全球化浪潮进入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在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都表现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曾经的公共理念提供者——西方国家——已经对全球公共服务和公共秩序逐渐失去兴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公共理念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为变革中的世界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因此,继2016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后,2017年10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又把“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纳入联合国决议.这表明中国在维护当下国际秩序和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证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行之有效的,对当下维护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影响着当今新型国际关系重塑.新时代呼唤新精神,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提法指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途径,为国际关系的发展贡献了新理念,提供了新方案.中国强调的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了传统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西方全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极大影响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它体现的是人类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互补、人文上互融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重塑复杂国际局势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或依靠领土扩张而积累财富,或依靠殖民掠夺来争夺财富,零和游戏的规则始终未变.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对内提示国人不要有扩张思想,对外传递中国合作共赢的追求.它打破了西方世界的零和博弈和对抗性冷战思维,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格局已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在欧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度因此不断得到扩大,连日本2018年初也愿意对接“一带一路”倡议.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撑中国的强国之梦.2018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世界各国仍有不同解读.2017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专题：《中国的新世界秩序》,在肯定中国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军事五个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不乏对中国在全球活动的贬低.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只关注国民经济发展,忽略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如果没能建立其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对于外国媒体的指责和不实报道,我们只能被动回应,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已是衡量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讲好中国故事,还要讲好别人愿意听、听得懂的故事.过去,我们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和平的维护者；现在,我们要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极强的“道义感召力、思想穿透力、文化融通力”,可以有效融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念建设和实践,理直气壮地塑造中国的强国之梦.

我国曾经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时期,目前正在经历“失语就要挨骂”的阶段.改变国际舆论场中的被动格局,才能赢得新时代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共同体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会经常讨论国际传播中的“术”的手法：我们设立了专门政府机构负责对外传播、建立了通讯社英语app服务、外语报纸、广播电视台和网络媒体,会“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平台传播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正能量.这些做法为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和反击西方媒体的负面涉华舆情起到了极大作用,已取得巨大成效.但这些国际传播活动始终没有实质性地触动或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也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因此目前国际舆论场和国际信息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挨骂”的被动态势依然延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意识形态框架的中国世界观,正在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王义桅指出：从的“环球同此凉热”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断与时俱进,中国正逐渐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道义高峰,其核心是中国能因势利导凝炼出有利于全人类的公共理念以及与之匹配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才能在战略层面（道的层面）提出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非西方理念.有了这样道义理念的指引,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是值得期待的.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道义高峰,可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由于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理念,基于中国语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极大增强我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主动性,为我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国际传播路径.只有这样,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才会与我们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有效匹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了道义高峰,我国在改变国际舆论场（“道”层面）中就可启动主动而为的“攻坚战”,而不老是被动应对“防御战”,避免“跟着西方媒体设置议题,被牵着鼻子走,而不敢主动地传播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的尴尬.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也为超越西方话语框架和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路径,为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理论打下基础.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助推重塑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世纪曾组织讨论过“国际信息传播秩序”,最终因美国等国家退出无疾而终,但这次理想化的争论之后,西方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和意识形态的框架依旧.因此,我国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全球意义,将有效助推公平和和谐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重塑.首先,理念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信息传播秩序贡献了一套非西方但又不排他的国际传播话语理论框架.这是对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信息秩序最有力的挑战和平衡,使得国际信息秩序和国际舆论场中的多元声音成为可能.其次,文化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中国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其包含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决定了在国际信息秩序重塑过程中肯定、突出“和合”文化,坚持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原则.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国际信息流程不平衡的现象.当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体现大国担当的机会.最后,语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基于中文语境下的全球公共理念,将有助于加快中文在国际信息流动中的应用和传播.这将逐步改变国际信息流动过程中200多年来的“英语强势”地位,有利于不同语言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近年来孔子学院的流行和全球出现的“中文热”就是例证.

总书记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为此,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国际朋友圈,不断提升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有效对外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因此提出如下五大建议：1.深化“元首外交”战略.总书记的“元首外交”在国际场合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取得明显成效,应继续深化这种行之有效的“元首外交”战略.2.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应坚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多元渠道传播模式.政府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等五个领域的哲学内涵、世界意义和发展路径,每年以白皮书形式对外发布,同时推动民间参与和人文交流,尤其要在全球年轻人（通过孔子学院和来华留学生培养）中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高其认可度和获得感.3.突出“非西方”属性.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方文明的全球公共性和其“非西方”的独立属性,可邀请国内外智库和大学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召开高层次国际论坛,收集整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建构新型国际秩序中的创新案例,总结其发展新趋势的理论价值,把中国特色道义高峰理论化和具体化,使其既有哲理高度,又通俗易懂.4.跟踪国际传播效果.不仅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国际会议讲话或其他话题相关的全球性事件）中的动态效果调查,还可以每年开展一次年度世界范围内国际信息传播效果的调查,形成对其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环保等领域对外传播效果的细化评估报告,并用中文和外语同时对外发布和传播.5.成立全国性协调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公共理念,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涉及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保等诸多领域,因此可考虑成立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确保上述相关领域职能部门步调一致,有效开展各自对外传播的规划和具体活动,包括落实上面提及的继续深化“元首外交”战略、促进传播渠道多元化,以及常态跟踪国际传播效果等.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四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话语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和主要内容。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机遇，也肩负着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同时受到西方话语的打压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迫切需要转变话语权薄弱的不利局面，从内外两个层面解决对话话语传播困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向世界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从软硬件上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话语平台本土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并将提升国际话语权摆在了内政外交的突出位置。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工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和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诉求，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中国方案，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本文将其与国际话语权研究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之路。

一、当前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时代机遇。

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发声的“权利”(right)，更是说话的“效力与威力”(power)，即说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国际话语权指一国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包含对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对国际舆论的控制能力、对国际事件的裁定能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能力以及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回顾历史，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话语权基本被剥夺，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获得西方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动塑造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构建新时代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1.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均显著增强，20**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稳居全球第二位。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近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30%，享有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主要对外投资国等多个头衔，是唯一拥有525个门类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在上天下海的尖端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中国不仅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将更有能力为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随之大幅提升，国际角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主场外交精彩纷呈，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我国凸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起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加。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响应，国际舞台上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国时代正在开启。

放眼全球大格局，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调整，各国角力纵横捭阖，多重风险交错堆积，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更为迫切。一方面，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下滑和世界权力的加速东移说明，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消长变化，冲击着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突出。各国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充满争议，关注焦点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1]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通过打造全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根据这一理念，中国将在发展自身、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应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明确日益强大的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核心任务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碰撞也更加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我们做了大量错误和负面的解读，甚至营造负面话语恶意攻击诋毁，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见，提升新时代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当下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紧迫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外交空间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通过时代话语得以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首倡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新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新特征、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出发，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国际国内多达百余个重要场合提及并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外交高频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写入《党章》、《宪法》和联合国决议，成为引领中国对外工作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并进入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要求人类既顺应历史又立足当下，不断超越国界、超越文明，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总的来说，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1.持久和平的外交观。追求和平、永无战争是人们的企盼，习近平着眼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实际，呼吁大国小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不恃强凌弱，出现矛盾分歧要平等协商处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共同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2.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当前全球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客观上日益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而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冷战思维、军事同盟、追求一国绝对安全等做法注定不再行得通。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3.共同繁荣的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这把双刃剑也拉大了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不足，各国更要同舟共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4.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冲突和灾难。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文明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5.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的未来。面对严峻现实，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从根本上看，习近平同志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和共同价值论，回应了中国强起来后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的疑问，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愿景，也为人类社会破解旧难题、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特征。1.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精华和思想要义，尤其以“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协和万邦”的仁礼之道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理念，正是这些思想精髓启发习近平同志对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魂去构建一种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一新理念也继承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展现了拥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因而是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2.广泛的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给出了携手解决疑难杂症的答案，为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指出了发展方向。中国理念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引起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乎各国的根本利益，合国际社会现实之需。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广泛通识性的话语表达诠释世界人民向往，展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诉求并引发全人类共鸣，真正完成了中国与世界在利益、责任、情感、话语上的高度融通。3.重大的价值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变化需要新的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往外交理念的简单重复，其“五位一体”内涵本身就体现了新外交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和新生态观的统一。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不同于旧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同于旧的国际规则服务于少数大国的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思维，不仅涵盖全人类，不以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为目的，也包括社会的各个问题领域，既尊重了各国的差异性，又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是全人类最长远福祉、最根本利益的联合体。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2]，必将书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引领各国人民实现美好蓝图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一些国家的质疑、制度间的竞争、自身的局限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看，深层次的困难有以下几方面。1.国家利益的阻碍。如果唯本国利益独尊，就容易陷入零和博弈思维，进而损害他国甚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诸如近期的逆全球化现象。2.国家实力的阻碍。如果奉行极端权力政治，就难以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存在强国欺负弱国、削弱国际组织效力等现象。3.意识形态的阻碍。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仍十分尖锐，不同文明碰撞和宗教分歧仍是棘手的难题。4.历史因素的阻碍。历史积累下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会导致深层次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化解，使得中东地区等依旧处于不稳定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从国内层面反思，突出的问题是话语能力偏弱。1.缺乏丰富的话语主体。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话语在国际上传播与发展的，仍然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官媒党报等官方性质的话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其他各类话语主体的优势。2.缺乏有效的话语内容。目前绝大多数国际议题为西方国家所提议设置，这种先入为主效应导致我国话语的说服力受压制。即便我们提出了“合作共赢”等体现美好愿景的新倡议，也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和逻辑论述而不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4]3.缺乏过硬的话语平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凭借自身优势，形成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而我国在信息覆盖面、装备技术性、记者活跃度等方面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4.缺乏灵活的话语方式。我国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思维，对于国内所特有的文本、表述风格未能予以有效的话语转换，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也鲜有接受度高的成果，造成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佳，受众不易被吸引反而产生排斥心理。

面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把握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规律，这是制定有效对策的依据。国际话语权的效用首先体现在合目的性上，是由各国普遍需求转化成的共同话语通过利益融合获取认同，通过话语主导引领群聚力量发声。而话语权的现实影响力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托举，即支撑国家按照自身的利益标准传播观点、引领舆论、评判事务的实力资源，以权力保证权利的实现，才能促进综合国力更高效地转化为国际话语权。[6]另外，任何国际话语都由民族愿景升华而来，在充满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舞台上，能否异中求同、达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依靠的是在国内理念转化为世界通用表达的过程中做好话语转化工作，推动话语创新转化为传播优势。也就是说，国际话语权构建要完成三件事：一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多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让多数国家都能理解并相信，这两点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三是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这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远景目标，也是规划纲要，更是解决方法。[7]这一全新话语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是用中国话语表达的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过程又必将加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进度。1.“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国际形势时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主动设置“和平发展、共同振兴”两大国际热点议题，这样的声音符合人类发展特性，必然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积极的实际行动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包括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更公平合理的新模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促进各国平衡普惠发展，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为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奠定了现实基础。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合作为路径、共赢为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出中国正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积极贡献新思路，为凝聚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共识、激励各国共创美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

(一)持续推动发展，厚植话语根基。国际话语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改变话语权薄弱局面最主要的是靠自身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繁荣与真正的全面强大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软实力上的短板制约了国际影响力的发挥。要做强中国实力，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话语基础的首要前提。

(二)弘扬文化精髓，展现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出自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加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凝聚成话语自信的强大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发掘出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才能充实有吸引力的话语内容，进而形成诸如“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等一批体现东方文化的国际新概念，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更有效推动中国理念的海外传播。

(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要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需要提高信息开放程度；让外人全面地看，更需要自己生动准确地说，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以故事打动人、说服人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做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我们拥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资源，好的素材要以小见大、真实感人、反映成就、暗藏道理。既要讲好中华儿女奋斗圆梦的点滴瞬间，也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还要讲好中国与各国百姓之间真诚相处的小故事[9]，这才能吸引西方民众的关注。以“自塑”增强传播效果，修正长期“他塑”形象造成的偏差，向世界传递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积极形象。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五

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从博鳌亚洲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从二十国集团峰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总书记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深刻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清晰而明确地向世界传达了这一理念：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不同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概括地说，就是“五维一体”。***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5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大智慧大格局，也是站在人类进步高度，把握世界发展格局变化趋势，高屋建瓴地提出来的一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中国方略。展望未来，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稳中求进、迎难而上，携手各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新变革，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需要与世界发展总体趋势保持高度一致，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密切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着眼世界和平发展大局，顺应各国相互依存大势，与时俱进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先进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进行国际交往、处理国际事务、建构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六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发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点.早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就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講,其中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指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对这一论断的深入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必须要追溯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其蕴含的哲学观念.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明确自己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要建构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就必须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生存理想,以便从马克思那里获得这一命题最初的根本性含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作为19世纪人类生存理想而提出来的.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从时间视野上来看,具有“将来时”的本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长期以来,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存在重要的误解,认为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本人则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关注“改变世界”.这种片面的理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论包含“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维度,因而实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马克思对以往哲学家的批判,认为他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这一“解释世界”究竟是什么含义?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解释世界”,主要是指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其中,尤其以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世界”是如何符合“绝对真理”的.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哲学.显然,这种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思”的思维,只是把“世界”的“本质”,即作为“绝对精神”的本质反思出来,而哲学也到此为止,完成它的使命.因此,这种哲学在马克思看来,就仅仅是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说明的一种唯心论的做法.然而,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就不再是对“世界”的“解释”了呢?显然不是.

马克思的哲学是对“世界”做出的“解释”.问题是,马克思所做的“解释”和以往哲学家所做的“解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不“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怎样解释世界.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解释”,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对“世界的本质”做出解释；第二个层面,是批判现实世界而做出的解释；第三个层面,是以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形式对世界提供了“引导”.对于这三个层面,笔者分别概括为“本质性的解释”“批判性的解释”“建构性的解释”.

首先看“本质性的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在对“世界”做出某种“解释”,但区别是,马克思不再是唯心论的“解释”,而是以对“世界”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世界（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制度）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而形成的产物,即世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外化；相反,在马克思的眼中,世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的产物.这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所给出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就本质性的解释维度来看,这是马克思对世界本质的一般性解释,即关于世界是人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这一判断是对“世界之一般”的判断,因而从时间维度上看,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从来都在其实践活动中对象化人的本质给世界,世界便因而成为“属人的世界”,而不是单纯的“物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就时间维度看,“本质性解释”是在一切时间之中,亦即“全时间视野”中都成立的.

其次看“批判性的解释”.马克思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于是马克思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批判性”的解释.更清楚的表述是,马克思是以“批判世界”的方式对“世界”做出“解释”.根据第一个层面的对世界的解释原理,马克思进一步进入第二个层面来对世界进行批判性解释.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是人把人的“对物的依赖性”对象化到世界中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世界,表现的是“人对物的依赖性”,这种对象化的产物就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深刻揭露了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进一步说,商品所掩盖的人的本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而是掩盖了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自然性.而人的本质应该是包含“类本质”的社会性本质,并且只有“类本质”才构成人之为人的决定性本质.而资本主义世界显然破坏了人的类本质,进而也破坏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解释,就体现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是对现实的不合理性的“解释”.这构成马克思“解释世界”的第二个层面.然而,仅仅是对世界的批判性解释还不够,因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就进入第三个环节,即以塑造新的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理想的方式,对未来世界做出建构和解释,这就是马克思对“世界”做出的“建构性的解释”.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七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八

摘要：“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马克思的各个主要著作中都有提及此思想。它涉及到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本历史、文明交流、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更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逻辑相一致。在当代，***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联。因此，只有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联系，才会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马克思;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掌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认为：“每一个相互作用的活动范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展，每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会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交往方式而使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彻底消灭，历史也成为了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拓展了世界市场，所以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自然会成为世界性的了。”上述可见，第一、世界历史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联系交往打破已有的原始封闭状态后，使各个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并且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第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根本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启是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各个国家通过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党提出的一个思想理念，是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重要理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着重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我们应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更进一步强调“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愿意尽全力促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2015年***总书记又明确指出：“中国会一直维护和平发展，坚持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构建共赢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同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总书记指出：“为了努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因此，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总书记曾提出“通过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由此可见，伴随着内涵越来越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體，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惠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公平正义的安全格局”“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它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

（一）构筑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谋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理念的创新，其中构筑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应该成为当今时代所应该践行的新公平观，它是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平问题上做出的重新诠释。马克思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世界历史图景是在顺应当时的现实下描绘的，他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批判是一种带有指向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之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它们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承认资本主义用暴力对劳动者进行强迫，由于劳动者在这种暴力威胁下生活而感到长期困苦不安，与此同时他还承认这样的暴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暴力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制度。

相比于马克思提出的安全隐患，***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并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提出了更具有全球性的安全观念，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规律，比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批判更加深刻。对于野蛮的资本主义，***也一直在强调“人类共存之道从来都不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穷兵黩武也不是人类和平之策，零和博弈更不是人类发展的道路。”在了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主张提倡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证国家的安全才是生存发展的前提，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格局。***通过超越零和、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利用平等尊重、相互商量来增进信任，所有的这些共同组成了包含广泛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寻求国与国之间共识的重要行动指南。这既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符合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注入中国力量，更表现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理念如出一辙。马克思认为“任何的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华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所以说当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哲学不光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也会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影响。那时，哲学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哲学，”这样的方式成为了马克思所认为的文明交流方式。***认为想要增强交流深度与包容互鉴，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就必须以是“世界的一般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文明交流。而马克思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的思想为***继续探寻“构建文明交流的具体路径”带来了方法论意义。

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才是生态问题。马克思认为想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就必须休戚与共、相互促进。但是，人与自然原本的关系却被资本主义打破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产生矛盾的根源来自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阻碍了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生态文明不仅仅是追求美好环境的建设，它更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打破人和自然的异化关系，积极的扬弃异化劳动，才可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人和人以及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真正解决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因此，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终极关怀的根本路径，就是打破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完成人的自然化。

***所主张的“绿色发展、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理念是对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见解，也是对于“生命共同体”的认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表明地球上的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一旦崩溃无一国家得以幸免。马克思与***共同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体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即使两人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之上，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提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深刻把握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特色道路，是马克思终极关怀的在当代的诉求。

（一）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

在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世界经济真正的走向了一体化，各国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全球性出现问题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夠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个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各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合作，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是各国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高度提出来的经济共同体，一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发展”，二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中国所主张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标是实现“共赢”的思想理念，推动世界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构建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绝不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自身价值。为了打造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思想主张、成立了亚投行，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欢迎他们搭乘中国的经济便车。可见，中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其他国家。中国在用实际证明中国所倡导的这种全新的全球化，积极的传递“共赢”理念，打造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如今，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独善其身，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在实现自己国家的发展同时一定不要去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积极传播并实践共同利益观，要实现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构建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二）筑牢国家权力观，构建政治共同体。

政治发展多极化的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机遇。世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效避免发生国际政治冲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构建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共同体重要的是推动政治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增强权力意识，筑牢国家权力观。因此，每个国家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努力做到权责一致、内外兼顾，积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互惠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坚持平等协商的原则，并提倡合理公正、有秩序地依照国际法解决国际事务。为各国发展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促进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对打造政治领域的共同体带来了重要意义。

（三）倡导多元文化观，构建文明共同体。

现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以下挑战：第一、在外来文化的融入下，各民族应如何既能积极宣传本民族文化，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又能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促进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第二、各民族为了有效避免本民族的文化被同化，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由此，处于多元化和多极化并存的时代潮流之下，当前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倡各民族文化要实现有序合理的交流互鉴，并以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为原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也要包容共生，促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对此提出：世界是一个文明百花园，“我们只有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兼收并蓄，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才能大同”。正由于不同的民族文明进行汇聚交融，才会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各国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注射强劲的文化动力。

（四）树立生态发展观，构建生态共同体。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生态环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一方面又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生态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每个国家不能仅追求自身发展，还应该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践行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以实现生态社会的良好发展为目标。

总之，建构以合作共赢、互惠共生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大势所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还有利于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时代特征、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有利于推动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共同迎接人类社会美好的明天，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拿出中国药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2003.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九

思想要密切关注中的现实社会，并洞穿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经久不衰的原动力，也是它被视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的重要因由。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就在于，深入时代的根基，将内含于社会现实之中那些最根本的思想任务和实践任务指明出来；因此之故，任何对于社会现实的漠不关心，都不能不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背离。

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作为思想关注的对象，我们需要反思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境遇，进而追寻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所要坚持的方向。当抽象思辨从天国降到尘世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由现实生活开启的历史任务——切入时代根基去感知历史行进与人的生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情结合之后，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不可推卸。为此，在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许能为我们打开思考空间。

其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时代展现。黑格尔曾将哲学视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马克思也将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精神生活内容的反映，理论一定源自特定时代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倘若伟大理论的诞生只是源于封闭书斋的冥思苦想，无异于在“头脑风暴”中独自徘徊和自我陶醉。马克思主义虽然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但它仍面临着把现实生活据为己有的任务。依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生命力，必定只能从理论与现实的接洽之处生发而来，易言之，它要打通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城垣。在黑格尔那迷宫似的思想体系中，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尽管给人一副厚重的历史感，但先天不足的是，这种厚重的历史形象却站立在“精神的沙滩上”。马克思基于现实生活表明理论的来源，并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p72）。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来自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倡导，从追求人类理想社会的视角，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一种努力。查尔斯·泰勒曾言：“历史的极致，是一个完全符合于理性的共同体，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体现自由的共同体。”[2]（p149）共同体原本是“无中介的”、“直接的社会”，因其并未产生私有观念而表现为原生意义的社会；如果其中萌生出分工与交往带来的私有观念，那么意味着原生共同体的瓦解与追寻理想社会的启程。谓之“理想”恰恰表明它在现实中的不理想，因为共同体在向社会的过渡中，私有制的出现使其性质发生异化。例如，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共同体，就是“在没有私人所有的共同体瓦解后，在‘土地所有制’统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为同样立足于私人所有原理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3]（p214）。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似乎并没有退化至穷途末路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当代依然无法克服，最终使得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共同体获得现实依据。因此，在我们追寻理想社会的路途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行动，正以另一种思维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契机。

其二，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之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担当。在现实社会中开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必然关涉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毕竟社会的总体进步与个人的生存发展，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进程中得到统一。马克思在论述“现实的人”时就表明了这一点：“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73）。由于以“实践”概念作为开启哲学革命的武器，马克思在彻底瓦解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后，丝毫没有脱离理论形态由以生发的现实生活，没有脱离“现实的人”及其进行着的物质生产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作为一种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也始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路标。正是如此，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指认为“见物不见人”、“经济决定论”等论调，无不显得滑稽与荒诞。

致力于追求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自身与时代的强烈共振，能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在不断解答社会变化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图景。在现代性特征逐渐深入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存在样式：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法治、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以及资本统治、物化意识、技术理性等现代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所显露出来的一张张“扑克脸”，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在现实社会中抵御现代形而上学的宰制，还原本真的人类生活。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

[摘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话语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大议题和主要内容。当前中国既面临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机遇，也肩负着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同时受到西方话语的打压和国际社会的质疑，迫切需要转变话语权薄弱的不利局面，从内外两个层面解决对话话语传播困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向世界推广，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权，从软硬件上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话语平台本土话语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并将提升国际话语权摆在了内政外交的突出位置。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工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坚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声音和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诉求，也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和中国方案，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本文将其与国际话语权研究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提升国际话语权之路。

话语权的本质不仅是发声的“权利”(right)，更是说话的“效力与威力”(power)，即说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国际话语权指一国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包含对国际议程的设置能力、对国际舆论的控制能力、对国际事件的裁定能力、对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能力以及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回顾历史，近代遭受“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旧中国话语权基本被剥夺，新中国成立后受制于当时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也很难获得西方认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主动塑造和平发展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构建新时代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以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为保障。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下两点。1.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均显著增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稳居全球第二位。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近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约30%，享有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主要对外投资国等多个头衔，是唯一拥有525个门类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在上天下海的尖端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中国不仅能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将更有能力为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随之大幅提升，国际角色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主场外交精彩纷呈，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我国凸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发起了“一带一路”、亚投行等诸多新理念和新倡议，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加。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大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响应，国际舞台上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国时代正在开启。

放眼全球大格局，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的调整，各国角力纵横捭阖，多重风险交错堆积，重塑新的国际秩序的要求更为迫切。一方面，全球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诉求和共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下滑和世界权力的加速东移说明，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消长变化，冲击着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突出。各国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充满争议，关注焦点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由谁来领导、依照什么规则、遵循哪种价值。[1]在上述背景下，中国通过打造全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根据这一理念，中国将在发展自身、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应按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明确日益强大的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身、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核心任务就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愈发紧密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碰撞也更加激烈，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我们做了大量错误和负面的解读，甚至营造负面话语恶意攻击诋毁，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给我国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可见，提升新时代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当下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紧迫任务，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外交空间的必然要求。***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通过时代话语得以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首倡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新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当今世界的新特征、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出发，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同志在国际国内多达百余个重要场合提及并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外交高频词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写入《党章》、《宪法》和联合国决议，成为引领中国对外工作的核心理念与行动指南并进入国际话语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科学完整、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要求人类既顺应历史又立足当下，不断超越国界、超越文明，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总的来说，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1.持久和平的外交观。追求和平、永无战争是人们的企盼，***着眼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实际，呼吁大国小国之间要平等相待、不恃强凌弱，出现矛盾分歧要平等协商处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共同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2.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当前全球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客观上日益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而国际安全形势动荡复杂，冷战思维、军事同盟、追求一国绝对安全等做法注定不再行得通。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合理安全关切，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3.共同繁荣的发展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但这把双刃剑也拉大了国际社会的贫富差距。而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整体不足，各国更要同舟共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与协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4.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狭隘的文明中心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冲突和灾难。各国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文明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5.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的未来。面对严峻现实，各国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从根本上看，***同志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世界秩序观和共同价值论，回应了中国强起来后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的疑问，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愿景，也为人类社会**旧难题、找到新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正确方向。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特征。1.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精华和思想要义，尤其以“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和“协和万邦”的仁礼之道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理念，正是这些思想精髓启发***同志对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的思考，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魂去构建一种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一新理念也继承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展现了拥有悠久文明的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因而是中国对外理念的本土话语表达。2.广泛的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全球化时代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与挑战，给出了携手解决疑难杂症的答案，为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指出了发展方向。中国理念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引起普遍认同和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乎各国的根本利益，合国际社会现实之需。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广泛通识性的话语表达诠释世界人民向往，展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诉求并引发全人类共鸣，真正完成了中国与世界在利益、责任、情感、话语上的高度融通。3.重大的价值超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变化需要新的价值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往外交理念的简单重复，其“五位一体”内涵本身就体现了新外交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和新生态观的统一。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政治和丛林法则，不同于旧的普世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同于旧的国际规则服务于少数大国的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思维，不仅涵盖全人类，不以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为目的，也包括社会的各个问题领域，既尊重了各国的差异性，又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纷争和地缘文明差异，是全人类最长远福祉、最根本利益的联合体。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的历史超越、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系统超越以及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辩证超越[2]，必将书写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在引领各国人民实现美好蓝图过程中必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一些国家的质疑、制度间的竞争、自身的局限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看，深层次的困难有以下几方面。1.国家利益的阻碍。如果唯本国利益独尊，就容易陷入零和博弈思维，进而损害他国甚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诸如近期的逆全球化现象。2.国家实力的阻碍。如果奉行极端权力政治，就难以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共同体权利的关系，存在强国欺负弱国、削弱国际组织效力等现象。3.意识形态的阻碍。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仍十分尖锐，不同文明碰撞和宗教分歧仍是棘手的难题。4.历史因素的阻碍。历史积累下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会导致深层次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化解，使得中东地区等依旧处于不稳定中。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中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从国内层面反思，突出的问题是话语能力偏弱。1.缺乏丰富的话语主体。真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话语在国际上传播与发展的，仍然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官媒党报等官方性质的话语主体为主，未能充分发挥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其他各类话语主体的优势。2.缺乏有效的话语内容。目前绝大多数国际议题为西方国家所提议设置，这种先入为主效应导致我国话语的说服力受压制。即便我们提出了“合作共赢”等体现美好愿景的新倡议，也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和逻辑论述而不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可。[4]3.缺乏过硬的话语平台。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凭借自身优势，形成了一整套强大而稳固的话语平台，掌控了世界的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而我国在信息覆盖面、装备技术性、记者活跃度等方面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4.缺乏灵活的话语方式。我国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思维，对于国内所特有的文本、表述风格未能予以有效的话语转换，在国际学术话语层面也鲜有接受度高的成果，造成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佳，受众不易被吸引反而产生排斥心理。

面对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相对缓慢之间的矛盾，我们首先要把握国际话语权的生成规律，这是制定有效对策的依据。国际话语权的效用首先体现在合目的性上，是由各国普遍需求转化成的共同话语通过利益融合获取认同，通过话语主导引领群聚力量发声。而话语权的现实影响力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托举，即支撑国家按照自身的利益标准传播观点、引领舆论、评判事务的实力资源，以权力保证权利的实现，才能促进综合国力更高效地转化为国际话语权。[6]另外，任何国际话语都由民族愿景升华而来，在充满思想交流和文化碰撞的全球化舞台上，能否异中求同、达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依靠的是在国内理念转化为世界通用表达的过程中做好话语转化工作，推动话语创新转化为传播优势。也就是说，国际话语权构建要完成三件事：一是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动员各种资源、建立多种渠道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让多数国家都能理解并相信，这两点可以归纳为理念贡献能力;三是通过意见表达和提供理念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这指的是政治操作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远景目标，也是规划纲要，更是解决方法。[7]这一全新话语本身就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全球公共理念，是用中国话语表达的价值追求和对外立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过程又必将加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进度。1.“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国际形势时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主动设置“和平发展、共同振兴”两大国际热点议题，这样的声音符合人类发展特性，必然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为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国际社会认同基础。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积极的实际行动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包括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更公平合理的新模式，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促进各国平衡普惠发展，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国力和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为我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奠定了现实基础。3.“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注入了“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以合作为路径、共赢为目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出中国正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合作积极贡献新思路，为凝聚国际社会共同奋斗的共识、激励各国共创美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

(一)持续推动发展，厚植话语根基。国际话语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改变话语权薄弱局面最主要的是靠自身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繁荣与真正的全面强大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在软实力上的短板制约了国际影响力的发挥。要做强中国实力，就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以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话语基础的首要前提。

(二)弘扬文化精髓，展现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因出自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加上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凝聚成话语自信的强大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信心，发掘出传统文化精髓，从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才能充实有吸引力的话语内容，进而形成诸如“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等一批体现东方文化的国际新概念，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更有效推动中国理念的海外传播。

(三)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要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需要提高信息开放程度;让外人全面地看，更需要自己生动准确地说，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以故事打动人、说服人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做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我们拥有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富资源，好的素材要以小见大、真实感人、反映成就、暗藏道理。既要讲好中华儿女奋斗圆梦的点滴瞬间，也要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还要讲好中国与各国百姓之间真诚相处的小故事[9]，这才能吸引西方民众的关注。以“自塑”增强传播效果，修正长期“他塑”形象造成的偏差，向世界传递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积极形象。

(四)参与国际事务，塑造制度权力。目前我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把握外交议程设置的主动，促使国际传播格局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转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勇于承担起大国敢做善为的国际责任，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增进与其他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增加国际话语权的认同基础。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要提高我们的投票权、决策权，学会将影响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尤其在网络、极地、空天等新领域要抢抓议程引导力和规则制定权，必要时创立类似亚投行这样的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新机构，推动新老国际合作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

(五)提高传播能力，搭建有利平台。有力的传播平台和渠道媒介是提升话语影响力的硬件基础，主要体现为传媒平台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软硬件能力，包括采集、组编、播发和宣传评论。当今亟待扭转传统媒体时代我国话语传播范围不广、效果不佳的处境，研究国际信息传播规律，以“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为方向不断拓展综合性传媒，充分发挥包括互联网、广播电视、出版物、国际会议等在内的话语平台作用。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特别是要支持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日报社等实施国际化战略，提高它们硬件网络建设、信号频道、记者站建设、编导队伍的质量，做好传播受众分析，提高新闻信息原创率，在与西方媒体的竞争中提高中国声音的播送度，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辐射范围。要积极开拓公共外交传播新路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寻求联合发声的方式，通过主场外交、首脑外交、智库交流等特色方式，发出自己的倡议，传播自己的话语，把握机会掌握话语主动权。

作者:何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讲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二期。

注释：

[1]吴志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2]吴志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

[3]袁赛男、李丹青：《新时代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构建：意义、困境与出路》，《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

[4]陈鑫：《“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5]周银珍：《国际情怀与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6]史姗姗、骆郁廷：《国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

[7]王灵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涵与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5页。

[8]段光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体系的逻辑建构》，《实事求是》2018年第4期。

[9]秦龙、肖唤元：《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多维考量》，《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澜壮阔。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世界，虽然发展主题和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发展形势与格局却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如何才能引领世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需要提出一种普遍认同并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理念。*****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经受住了时间的磨砺与考验，而且愈加释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成为了引领时代的思想、凝聚共识的智慧、**危局的良方。

这是一种引领时代的思想。一种理念的提出，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概念与倡议，而是要立足时代发展实际，前瞻世界发展格局，要引领和指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然是中国提出来的，但并非只是着眼于中国，而是心怀天下苍生，心系黎民百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思想理念，这是人类思想星空的闪亮之点。2013年以来，*****在一系列双多边场合还创造性地提出周边、亚太、中非、中拉、海洋、核安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中巴、中柬等双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使这一历史性倡议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路径也日益清晰。从近年来的世界重大历史事件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来越成为了一种世界共识，释放了思想引领的动力活力。

这是一种凝聚共识的智慧。百年变局叠加世界疫情，正在深度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版图。越是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越是面临压力与挑战，越是需要一种超越地域与时空的智慧。“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人们对答案的追寻更显迫切。团结与分裂、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两股力量激烈争夺，两种前途迥然不同。变局中，登高望远;纷扰中，洞悉大势。“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这些蕴含东方智慧的话语，洞察历史沧桑的深刻创见，不仅成为深深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因，而且也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大智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局去审视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问题，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能做到从容镇定。

这是一种破.解危局的良方。通过此次疫情，我们更深刻感受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正确选择。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各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光芒与智慧作用。疫情之下，“一带一路”合作迸发出旺盛生命力。2020年前8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达5.86万亿元。截至2020年11月初，中欧班列开行突破一万列，运送集装箱数量同比增长50%以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责任，反映各国人民的深沉追求，昭示了历史演进的基本方向，必将汇聚起强大的文明合力，引领世界向着更美好的明天迈进。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二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于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120多名国外学者和国内知名学者等共1100余人参加了大会。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设十个分论坛和四个高端论坛。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以及厉以宁、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林毅夫等国内著名学者，第三世界论坛**萨米尔·阿明、意大利前总理马西莫·达莱玛以及哈维、科兹、比岱、卡弗、布兹加林、阿尔卡利布、迈弗路德斯、奥尔汉加济、安德森、达莱玛、塞耶斯、胡比耶夫、赛义德、米尔勒、迦凯、奥伊蒂宁、吉乌拉斯、布伦特、舍甫琴科、考普夫、施拉潘托克、哈夫纳维、哈利勒、希梅内斯、德雷等、考普夫等国际学者参加了各论坛的活动。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如下五个议题成为学者们热烈讨论的焦点：

第一，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概括学者们的发言，可以发现学者们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悖论逻辑的框架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和诊断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所谓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是指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不可避免地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来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困境，结果却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为严重的金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所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集中表现，是推动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引擎；所谓金融资本的非生产积累，是指金融资本通过价格的垄断操作、证券投机、信用欺诈、地产投机、国债和主权信用操弄等一系列手段而实现的圈钱机制。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而陷入困境时，金融资本试图以非生产性积累的扩张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结果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深和扩大了危机，这就是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又必然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国际关系危机转化。在过去五六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每当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成为主流；每当核心国家处于下降期时，就会出现矛盾激化、积累中心转移、保护主义不断上升以及国际矛盾尖锐化等问题。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积累中心和霸权更替都经历了相当大的社会动荡，甚至伴随着世界大战。从1970年代起，资本主义就已进入到第二波衰退中。资本主义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局部性危机，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进入长期衰退之中。未来二三十年乃至五六十年，我们将处于一个大动荡、大改组时期。现在美国在全球挑起矛盾的政策，就是美国霸权处于下降期的表现。特朗普政权则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趋于衰败的表现。此次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真正答案是如何逐步走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人类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马西莫·达莱玛、迈弗路德斯、欧兹·奥尔汉加济、阿明、如姆鲁·图阿松、大卫·施瓦茨曼教授、许建康研究员、李慎明研究员、丁晓钦教授、宋朝龙研究员等国内外学者对金融资本的悖论逻辑及其所引起的结构性危机、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做了发言和讨论。

第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与会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体系和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和制度理念。新自由主义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把人理解为脱离生产关系的经济人、理性人、公民和自由意志的主体等；它使人脱离生产关系并进入一个由孤立个体组成的契约社会；它把自由意志之间的契约关系设定为唯一合法的社会关系，而契约关系背后的生产关系，是这种形式主义制度体系难以理解、掌握和应对的。金融资本积累机制是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且不违背契约原则时发生的，因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无法诊断和医治金融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政策放任了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既导致金融贵族的寄生集团势力剧增、产业资本成本增加、制造业转移海外、产业空心化和工人失业，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使边缘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更导致新民粹主义兴起和全球化逆转。在金融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世界体系危机面前，新自由主义所打造的中产阶级支配社会的神话、新自由主义“最小国家”观念、新自由主义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观念纷纷破产。阿明、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马西莫·达莱玛、简·奥托·安、法特稀·阿尔卡利布、宋丽丹和陈人江等学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围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做了发言和研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论。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资本论》提供的分析逻辑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从唯物史观角度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进行了解析和批判，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对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替代问题进行了阐发和研讨。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和交汇，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当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能力、现实化的调教功能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萨米尔·阿明、大卫·哈维、马西莫·达莱玛、博卡拉、欧阳淞、于鸿君、顾海良、李慎明、赵敦华、丰子义、赵家祥、潘维等学者对此主题做了发言和探讨。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方法论层次上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原子论和经验主义世界观；在核心价值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经济制度上强调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和克服其消极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强调既发挥人民民主，又确保国家能力对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调节；在全球化新阶段的顶层设计上，集中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包含着东方大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探索逻辑，以及人类命运反思的探索逻辑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上述逻辑轨道上经过艰辛探索而确立的，這些逻辑轨道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轨道，而中国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和全球化时代多数发展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也为处于西方核心文明区的人们反思西方文明提供了参照。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必然具有世界意义。郑长忠、迈克尔·唐迈、提瓦纳、李玲、许建康、舍甫琴科、特里克·德雷、本纳德·福诺、冯颜利等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确认和讨论。

第五，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失效，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转向，新的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历经从西方到东方、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挫折到重新崛起，已经变得更具解释力和实践力。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对金融资本的扬弃能力，具有带领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能力以及替代新自由主义重塑人类文明的能力。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艰巨的任务。与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资本的统治体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博弈是长期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中坚力量，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关键在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使命型和自我革新型政党。谢里夫·穆罕默德·菲亚德、穆阿塔法·哈夫纳维、莱恩、希梅内斯、迦凯·布伦特、亚当·赫什、亚历山大·布兹加林、阿德汉·赛义德、田心铭、黄蓉生、何怀远、章忠民、邓纯东等学者对全球化转向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必然性、途径和前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讨论。

综上所述，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外学者们对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化的限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践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世界意义、全球化转向以及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在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和全球化转向的基础上，勾画了一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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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依靠当今世界格局和世界发展所提出的融合世界脚步、跟随国际发展的重大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致力于大国外交的基础之上。着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上的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都大力推进了经济发展。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s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经济。

当今国际面临的经济挑战。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等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逐步深化，在带来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还是处于低发展、低效能阶段。经济发展依赖自然开发的程度较大，科技创新程度低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污染、高消耗的粗狂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国际发展要求，科技动力与新能源不足以拉动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的条件下，本国的经济走向便固步自封，难以融入到国际的大背景之下。而放眼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贸易往来与合作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力量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由此看来，经济欠发达地区与较发达地区发展经济都离不开对外合作。

经济财富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导致经济财富下贫富分化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其中主要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贫富分化在发展经济中起到了制约作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难以突破发展模式的束缚与制约，在此环境之下与国际经济难于接轨、难以进行贸易往来、难于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而发达国家的经济态势在融人外交和贸易的基础之上，则扩大了进出口贸易的往来，融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合作发展。经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财富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拉动经济增长，“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

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中国定位不仅仅是本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更着力于外交政策下各国经济的互联互通，从而实现经济的合作发展，共同融人世界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地域之广泛，更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力量支撑。“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2015年，中国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18.2%.2015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2.6%和23.45%.资金融通。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在促进亚洲货币的稳定、信用体制的建设。中国提出的资金同融的方案致力于发展亚洲经济合作，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拉动亚洲经济合作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推动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双边本币的互换，加大了各国之间货币流通，使经济焕发活力。结算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则促进了沿线国家的贸易商品的多样化和贸易的往来规模化。共同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拉动经济增长。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国与国之间的发展，交通运输是实现贸易、资源的运输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新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一带一路”设置三条路线，所涉及国家线路通过铁路、航线、水运等多方式的交通运输，致力于运输多样化的发展，加速贸易、资源往来进程与速度，实现效能最大化利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求实现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构建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逐渐显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保障。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中国致力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亚洲经济发展的态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经济发展的倡导者，在和平外交的作用下推动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合作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構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流背景下，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精神，共同致力于区域经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1]王克群，史书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n].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8-3.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四

流行病，一个中文词，指的是流行病的发生和发展。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甲型h1n1流感h1n1和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大规模爆发发生在更大的地区。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对于大国责任的预期，明确大国有义务和激励提供更加充足的全球公共品，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于大国形象的新认知。近年来，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举办一系列主场峰会外交活动，建设性参与气候变化、金融治理、国际维和、疾病防治等国际议事与实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巩固。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计划与治理制度创新，中国经验为北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一种务实方略。当代发展中国家面对“逆全球化”思潮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需要打破线性发展的思维定式，正确处理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生态保护等的非线性关系，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去年10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党章，今年3月载入中宪法，向世界宣誓了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决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纳入联合国文件，今年6月又被写入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外媒评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整个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联合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近的一次，也就是第二次是在2017年1月18日，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到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今天我向大家汇报的就是第一次，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标题是《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正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

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

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事，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妥善应对和化解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和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相互叠加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

今年6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外交工作所做的所有事情，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现，并不是关起门来发展，更不是要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当今世界各国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历史潮流潮流，回应时代要求，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世界的繁荣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篇讲话的主干有五部分，第一，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第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第三，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第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第五，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正一一对应着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理念。同时也呼应着国内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今年4月，总书记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谈到，“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感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发展进程的高度，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中国领导人的天下情怀和品格风范。

下面我分别汇报五个部分的学习体会。

我们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推动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力。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形成携手并进，共同发展新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

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同非洲国家共谋发展，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发展。其中，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我们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面对美国不断以单边主义行动挑起贸易争端，破坏多边贸易体制的行为，我国在按照自身既定节奏，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坚决捍卫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气魄与担当。15年宣布设立为期十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现在，基金已正式投入运营，将把资金优先用于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提出的和平与发展项目。

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在事实上实现了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给世界安全带来了挑战，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这些问题都与地缘冲突密切相关，化解冲突是根本之策，中国提供2亿人民币人道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全球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去年9月，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问题，首次将发展问题纳入全球宏观政策框架，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也对降低世界经济波动风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改革开放以来，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对于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成功探索出一条减贫与发展相互促进、并行推动的增长之路。1950年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4000多亿元人民币。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今年11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国出口提供新机遇，为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红利搭建平台，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互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全球掀起合作共赢的热潮。2013年至2017年，中国同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为沿线国家与地区创造了数以10万计的就业岗位。

深入推动中国同世界深入交流，互学互鉴，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促进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包容发展。

第五，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总书记为万物谋和谐的使命情怀，贯穿国内国际工作大局，始终尊崇自然，敬畏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去年6月1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体现了大国担当。

实现各国共同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网络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新型犯罪等全球性安全问题愈加难解，安全领域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难以顺利推进。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谈不上和平与发展。”对此，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提出的“四点主张”切中要害，赋予这一时代命题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单者易折，众则难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一要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二要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三要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国与国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四要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

习主席强调：“实现本国发展是对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近年来，在不断推进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中，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中国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还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积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中国坚决支持国际反恐怖斗争，深度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提出责任共担、社会共治的国际禁毒合作方案，联合各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执法行动，全面参与国际和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坚定支持和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五

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冲突和种族,种族和宗教冲突,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但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全球合作,多层次的全面发展。这表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区域合作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主流和本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里，明确提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在同一条船上,分享责任,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这里出现和广泛使用,包括了多层次的范围,不仅从国内到边境边境地区和周围,甚至不断扩展到亚太和整个世界。近年来特别是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和强有力的应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东盟,周边国家,如欧洲中部、中部非洲、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活动里均反复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呼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四国”集团,丝绸之路经济带,g20国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的命运共同体等等。以上迹象说明,“命运共同体”绝不仅是一个口号或者说中国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概念,而是中国政府外交政策里面的一个新的会话标签,与外交战略中时时贯彻的明确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践。“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念,完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新的要求。

“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形势中我国外交方略以及经济贸易战略的指导思想，也是世界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它不仅是一个适宜的宣传口号,而是一种基于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围,打开,迫使对方,相互支持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模式。的华人共同体思想,建立霸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但是为了实现政治互信为导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经济为目标,军队,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目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实现振兴发展的国家,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繁荣,地区安全共同体思想“命运”、“利益共同体”,“共同体思想”的责任。毫无疑问，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为逻辑线索,来观察人类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命运由一系列的和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观察,马克思人类命运和人类发展的独特的视角,共同体思想和其他重要概念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握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涵,才能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生成的，是人类历史上不断生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显示如下:血液的地理,政治和经济“共同体思想和自由的人。从马克思掌握和使用的共同体思想,以下的结论可以到共同体思想的原则规定:关节,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本质;民主,这是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共同体思想;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的社会的前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思想的本质是个人现实和存在的基础,共同体思想是各种所有制的前提,社会阶级斗争史前史和终极价值取向。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中国在国际交流,国际事务中,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思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间发展趋势和我国根本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民害怕动荡,是稳定的,希望一切都好。“为什么中国坚定不移地倡导和平发展道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强烈强调和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推动和平发展,是基于当前国际社会是一个社会命运的客观认知。“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中国主张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的基础。***同志提出的“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是一种发展。创建人类命运社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每个人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依据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统一。当代“命运共同体”建设基于科学基础上的古老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感到最亲切的条件——“小康社会”。实现小康,当然,一些具体的标准,将去大同,世界将来肯定会逐渐走向大同。分析基于实用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命运”人类的眼睛里,包含了新概念和原则,因此,实施“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助于克服和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有助于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和进步,更重要的是,提倡并积极构建社区的命运,让中国在国际环境的和平安全,从而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党的18大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看到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促进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显然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个安静、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助于减缓和压力不受外界干扰。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六

摘要：“世界历史”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马克思的各个主要著作中都有提及此思想。它涉及到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基本历史、文明交流、生态环境五个方面，更与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逻辑相一致。在当代，***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联。因此，只有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把握其中的联系，才会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

如果要真正理解并掌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之间的联系，就必须要理解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的内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认为：“每一个相互作用的活动范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展，每个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会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交往方式而使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彻底消灭，历史也成为了世界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化：“因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拓展了世界市场，所以每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自然会成为世界性的了。”上述可见，第一、世界历史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各个民族和国家通过联系交往打破已有的原始封闭状态后，使各个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并且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第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根本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第三、世界历史时代的开启是资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各个国家通过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党提出的一个思想理念，是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的重要理论。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着重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发展，我们应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更进一步强调“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愿意尽全力促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2015年***总书记又明确指出：“中国会一直维护和平发展，坚持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构建共赢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同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总书记指出：“为了努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因此，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总书记曾提出“通过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由此可见，伴随着内涵越来越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體，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惠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公平正义的安全格局”“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它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人民一起，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

（一）构筑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谋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理念的创新，其中构筑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应该成为当今时代所应该践行的新公平观，它是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平问题上做出的重新诠释。马克思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世界历史图景是在顺应当时的现实下描绘的，他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批判是一种带有指向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之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它们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承认资本主义用暴力对劳动者进行强迫，由于劳动者在这种暴力威胁下生活而感到长期困苦不安，与此同时他还承认这样的暴力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的暴力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制度。

相比于马克思提出的安全隐患，***站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并依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提出了更具有全球性的安全观念，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规律，比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批判更加深刻。对于野蛮的资本主义，***也一直在强调“人类共存之道从来都不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穷兵黩武也不是人类和平之策，零和博弈更不是人类发展的道路。”在了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主张提倡建立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保证国家的安全才是生存发展的前提，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格局。***通过超越零和、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利用平等尊重、相互商量来增进信任，所有的这些共同组成了包含广泛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目前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寻求国与国之间共识的重要行动指南。这既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符合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注入中国力量，更表现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与马克思所主张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思想理念如出一辙。马克思认为“任何的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华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所以说当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的时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候哲学不光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也会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影响。那时，哲学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哲学，”这样的方式成为了马克思所认为的文明交流方式。***认为想要增强交流深度与包容互鉴，推动世界和平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就必须以是“世界的一般哲学”为思想基础的文明交流。而马克思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的思想为***继续探寻“构建文明交流的具体路径”带来了方法论意义。

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才是生态问题。马克思认为想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就必须休戚与共、相互促进。但是，人与自然原本的关系却被资本主义打破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产生矛盾的根源来自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阻碍了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生态文明不仅仅是追求美好环境的建设，它更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只有打破人和自然的异化关系，积极的扬弃异化劳动，才可以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人和人以及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真正解决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因此，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终极关怀的根本路径，就是打破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完成人的自然化。

***所主张的“绿色发展、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理念是对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见解，也是对于“生命共同体”的认同，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然化”思想的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先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表明地球上的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生态一旦崩溃无一国家得以幸免。马克思与***共同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体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即使两人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之上，在世界历史理论框架下提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深刻把握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特色道路，是马克思终极关怀的在当代的诉求。

（一）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

在冷战结束后，和平发展便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高度融合，世界经济真正的走向了一体化，各国之间的利益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全球性出现问题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夠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各个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各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强合作，传播共同利益观，构建利益共同体是各国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站在人类命运发展的高度提出来的经济共同体，一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经济发展”，二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中国所主张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其目标是实现“共赢”的思想理念，推动世界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构建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绝不仅是追求自身利益和自身价值。为了打造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思想主张、成立了亚投行，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欢迎他们搭乘中国的经济便车。可见，中国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其他国家。中国在用实际证明中国所倡导的这种全新的全球化，积极的传递“共赢”理念，打造人类经济利益共同体。如今，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独善其身，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在实现自己国家的发展同时一定不要去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积极传播并实践共同利益观，要实现经济利益的合作共赢，构建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二）筑牢国家权力观，构建政治共同体。

政治发展多极化的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机遇。世界政治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是要有效避免发生国际政治冲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关系，构建政治共同体。构建政治共同体重要的是推动政治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增强权力意识，筑牢国家权力观。因此，每个国家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努力做到权责一致、内外兼顾，积极推动构建合作共赢、互惠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直坚持平等协商的原则，并提倡合理公正、有秩序地依照国际法解决国际事务。为各国发展创造了一个和谐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促进了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对打造政治领域的共同体带来了重要意义。

（三）倡导多元文化观，构建文明共同体。

现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以下挑战：第一、在外来文化的融入下，各民族应如何既能积极宣传本民族文化，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又能很好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促进本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第二、各民族为了有效避免本民族的文化被同化，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由此，处于多元化和多极化并存的时代潮流之下，当前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倡各民族文化要实现有序合理的交流互鉴，并以全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为原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也要包容共生，促进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对此提出：世界是一个文明百花园，“我们只有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兼收并蓄，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才能大同”。正由于不同的民族文明进行汇聚交融，才会共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世界大家庭。所以，各国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注射强劲的文化动力。

（四）树立生态发展观，构建生态共同体。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生态环境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一方面又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生态问题是全球化导致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所以，每个国家不能仅追求自身发展，还应该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践行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以实现生态社会的良好发展为目标。

总之，建构以合作共赢、互惠共生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大势所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所以，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还有利于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时代特征、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有利于推动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共同迎接人类社会美好的明天，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拿出中国药方。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人民出版社，2003.

大二马原论文3000字。

新冠疫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1500字篇十七

————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

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我也相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地位。之前不论g20还是此前的g8，都是欧美玩弄主宰世界的一种富人玩意。尤其是g8，只代表了世界强权政治中的欧美势力，因此，g8在新兴国家中一直没有强大的支持力。欧美出于两方面利益考虑才推出g20方案，希望此举可以令新兴国家消声，但势估不到g20却令美国主宰世界的地位被动摇。纵观g20，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美国，二是欧盟，三是以中国牵头的“金砖四国”。因为有了“金砖四国”加入，才令世界趋向“一超多强”的局面。

当然，靠这些还不够真正与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还要考虑当今的国际局势！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

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尽管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处于低迷状态，但这种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能源问题终究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石油价格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

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仍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其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

自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后，美国对外战略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一些基本特征在中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二，美加强对国际地缘政治中敏感地带控制的方针不会改变。美历来重视地缘政治因素在国际战略平衡中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美针对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正全面、系统地调整其全球战略部署。北约东扩计划、大中东改造计划、亚太军事部署调整计划，是美全球战略部署大调整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其新的霸权战略在地缘上提供更好的依托和保障。

第三，美倚重军事优势加紧争夺国际战略制高点的趋势难以改变。目前，美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美超强地位最突出的方面反映在军事上。美在推行霸权战略的过程中，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在世界新军事革命中抢占的先机，全面加强美军的机动反应能力，扩大美战略优势地位。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斗争的主线。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已成为国际社会一大公害。近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这种现象同美国反恐战略中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

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和全球性军事战略深入调整，西方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冷战后一度减弱的军事安全因素又在上升。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新军事革命蓬勃兴起，世界非拉国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军队现代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出现又一轮“时代差”。历史上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对亚洲的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正在转变为发达国家以信息化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的军事技术优势，世界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失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是全世界人民的焦点，已是世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是冉冉而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每一步就关系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又被全世界人民给予厚望。

然而，中国现阶段还处在自我发展阶段，尽管在此次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相对较为成熟，中国所面临的敌对势力任然存在。如何在激流中勇于前行，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会比我们想的更好更远，我们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