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小故事七君子章乃器抗日救国的故事

章乃器是近代着名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中国资信业第一人，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党史小故事七君子之一章乃器抗日救国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和学习。

“非攘外无以安内”

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着名的“五三惨案”。章乃器在他主办的《新评论》半月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完全为着民族的生存起见，不能不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宣战!”结果，《新评论》在同年10月被查禁。

在以后几年中，又接连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章乃器于1933年间发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等文章，抨击“剿共”内战政策，提出“全国枪口一致对外”“移剿共之师以抗日”。他质问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

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章乃器在一·二八事变后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10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活动，这个组织就是“救国会”的前身。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着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吴玉章等同志从法国把一批印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时报》寄给章乃器，章乃器读后深为赞赏，立即进行散发，并利用各种途径大量翻印，广为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章乃器等人在原秘密小组的基础上，公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又组成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是两者的常务委员，主持日常会务和宣传。

1936年5月31日，全国18省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邨、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扬为常务委员。大会通过了章乃器起草的组织章程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提出了组织救国阵线、促成“统一的抗敌政权”等政治主张。

痛斥“唯武器论”

有一次，章乃器见到素有蒋介石“智囊”之称的黄郛，黄认为日本军事装备的优势无法战胜，还举铁路运输为例说：日本的火车节数、容积与军事单位的人数、士兵背包体积成标准比例，动员起来十分迅速。现在空谈抗日，拿什么去抗呢?甚至说，要救国先要拜日本为师，把抗日救国会改为“师日救国会”。

面对这套荒谬绝伦的亡国理论，章乃器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他说：背包、车厢、机车合于一定标准，这就叫做标准化，但首先轨宽要标准化，这就需要全国统一。而全国统一首先要赶走日本侵略者，否则便不可能是我们的铁道标准化，而是“满铁”的铁道标准化。

黄郛当场被驳得哑口无言。后来，章乃器就创出了“唯武器论”这个名词，用以形容那种迷信“武器万能”，专以武器装备优势推断战争胜负的亡国理论。1935至1936年间，他写了《我绝不悲观》《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四年间的清算》等文章，感情充沛，语言犀利，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中有很大的号召力。救国会的各种文件、宣言，也绝大部分出自章乃器的手笔。他文思敏捷，倚马可待，起草宣言时常常是大家边聚餐边讨论，吃完饭他的文稿也写好了，略加修改即送发表，因此博得了“宣言专家”的雅号。

毁家纾难

“全救”成立后，团结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安。蒋介石曾出面在南京召见邹韬奋，后来又召见并宴请了沈钧儒、李公朴和章乃器，以示笼络，但没有见效。不久，上海市长吴铁城又换上硬的一手：设下“鸿门宴”，当场扣留了沈、章、邹、李四人，强令解散“全救”。吴还用嘲笑的口吻说：“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4人威武不屈，据理力争，坚决拒绝解散“全救”。他们针锋相对地质问吴铁城：“国难深重，市长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市长难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吗?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吴铁城理屈词穷，不得不将他们释放。

吴铁城以为只要把主持会务的章乃器制服，就可以瓦解救国会。“鸿门宴”后不久，浙江实业银行受到吴铁城的压力，不许容留章乃器。章乃器认为救国会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业，既然救国与事业不能两全，便当场辞职。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支付救国会的活动经费，他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又卖掉了洋房。

救国无罪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在上海被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章乃器等被捕后不久即由租界移至上海羁押，不久又解赴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上海羁押时，沈钧儒和章乃器递出一张字条，转交给职业界救国会的周肇基，上面写着：“肇基兄：我们的死生不在乎，却不能使救国运动有丝毫损失，请注意。”

七君子在狱中威武不屈，英勇斗争，坚决拒绝写有损人格的悔过书以换取自由，他们义正辞严地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于史册。”在“苏州审判”中，七君子在国内着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配合下，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把法庭变成了抗日救国的讲坛。

“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慨。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时，代表中共提出了释放七君子的要求，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2日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位爱国领袖和全体政治犯，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亲赴江苏高等法院，请求与七君子一同羁押，使司法当局大为狼狈。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孟禄、罗素、罗曼·罗兰等均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获释。

与共产党人的合作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章乃器转赴香港。抵港后不久，章乃器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前往安徽前线工作。途经武汉时，章乃器到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长谈。周恩来勉励他：到安徽后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方针，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

当时的安徽省由桂系的李宗仁担任省主席(后改为廖磊)，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狄超白以及进步人士朱蕴山、朱子帆、余亚农等都在这里工作。李宗仁原拟请章乃器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因蒋介石不同意，遂改任为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任命为省政府财政厅长。

章乃器上任之日，即大刀阔斧地清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改革税收、发行辅币，短短三个月内，财政就变得收支平衡而略有盈余。他十分重视与共产党的合作，大胆任用李人俊、范醒之等党的干部，并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银元。董必武到大别山时，还特别去同他长谈，就统一战线问题交换意见。

以上就是我整理的党史小故事七君子章乃器抗日救国的故事的全部内容，阅读了这么多，我想你一定收获了很多。如果想要获取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美德网。